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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梁文道（1）

- 序 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梁文道（2）

- 序 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梁文道（3）

- 序 和李照兴一起看戏 廖伟棠

- 序 李照兴，Made in Hong Kong 毛尖

- 绪论　新新中国城市书写（1）

- 绪论　新新中国城市书写（2）

- 绪论　新新中国城市书写（3）

- 绪论　新新中国城市书写（4）

- 绪论　新新中国城市书写（5）

- 建设还是“拆那”中国（1）

- 建设还是“拆那”中国（3）

- 建设还是“拆那”中国（4）

- 建设还是“拆那”中国（5）

- 波希米亚北京2.0版（1）

- 波希米亚北京2.0版（2）

- 2010世博未来城（1）

- 2010世博未来城（2）

- 2010世博未来城（3）

- 单孩长大了 应该怎么爱？（1）

- 单孩长大了 应该怎么爱？（2）

- 单孩长大了 应该怎么爱？（3）

- 北海怪兽和创意圈子（1）

- 北海怪兽和创意圈子（2）

- 北海怪兽和创意圈子（3）

序 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梁文道（1）

序 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梁文道

在香港政府2007年颁布的财政预算案里头，我找到没有人留意的《创意经济》这一节，总共只有两小段，其中第一段有一句非常令人感慨的话：“香港在创意经济的多个范畴都居于区内领先地位”。但愿这句话不是财政司曾俊华先生自己写的，因为它就像威尼斯宣称自己是今日的世界贸易中心一样好笑。的确，香港曾经是区域内的创意经济龙头；同样地，威尼斯也曾经是13 世纪的世界贸易重镇。

对于不想看太多文字的读者，我可以用一个最现成的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当年张国荣与梅艳芳先后逝世的时候，内地媒体报道的声势之浩大丝毫不逊于香港。最近的“艺人自拍事件”同样也成了全国话题，只是你会在内地的网络论坛上看到有人留下这样的问题：“其实阿娇到底是谁呀？我不大弄得清 Twins 那两个人的分别。”周星驰的近作《长江七号》令很多人感到星爷不再属于香港，其实在其渐渐丧失港味的内容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周星驰的电影制作从幕后到台前终于会有彻底离开香港的一日。从前只有在香港演艺圈混不下去的人才会北上，如今的情势正演变为只有混得好的人才能杀出香港。

然后我又在第二段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去年 11 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马时亨率领本港的创意产业代表团访问上海，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创意产业展览，为业界拓展内地市场。”那次活动在号称“上海牛棚”的“1933 老场坊”举行，恰巧我也在，还碰到不少朋友，有的做设计，有的做建筑，还有的做戏剧经纪人。但他们不是被马局长率领上来的，而是早已在内地打下江山，如今以内地代表身份出现的香港人。甚至连活化“1933 老场坊”这座古迹的搞手也是香港人。当时我问马时亨：“你说怎么办呢？一大批香港精英都走了。”他答道：“放心，他们会回来的。”回来？回来养老吗？

10 年前，荣念曾、胡恩威、陈云和我大概是最早在报刊建议新成立的特区政府要注重创意产业的人，然后又在海峡两岸和他们的官商学界讨论这个当时还算新生的概念，那时不少内地官员只觉得这个念头很有趣。10 年后，从北京到深圳，不只出现了大批专责文化创意产业的单位，甚至还有近百个“1933 老场坊”这类的创意产业园区。而本来在观念上最领先的香港，现在则有这两段财政预算案上含意可疑的文字。

序 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梁文道（2）

他们会回来？他们为甚么要回来呢？直到今日，你都没办法在无线电视上看见香港最出色的音乐录像导演的作品，因为无线电视不愿意再花一笔钱向唱片公司购入版权，它宁愿用自己的导演以最低廉的成本再制作一个专供电视播出的版本。香港每年耗用在文化上的公款超过20 亿港币，其中有多少流向艺术家？又有多少成了公务员薪金呢？你去替香港中央图书馆做一场讲座，车马费不过千元；要是在上海图书馆，“劳务费”起码是 5，000 元人民币。曾经有朋友替任职机构寻觅一群本地艺术家工作，一个官方的人物居然告诉他：“不用给他们太多钱，他们有创作机会就够开心了。”我不知道香港的编剧酬劳特低是否也是这个理由。在香港从事创作就真的要贱到这个地步吗？

我不敢像林夕一样建议政府出钱扶助流行音乐产业，我也怕被人骂，我们都不敢犯下叫政府偏离不干预政策的错误（其实林夕只是说要建一座音乐博物馆）。不，我不想政府再做甚么了，因为一切都已经太迟。就像珠三角各个港口快要取代香港了，港珠澳大桥才打算上马一样。

我不怕香港人才流失，我只怕没有人要来香港。创意产业靠的主要就是人，而这些人，无论是第一线的导演和设计师，还是在后面厚植土壤的艺术家文化人，都很讲究环境。这个环境必须开放包容、多元刺激，有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沟通竞争，有很多不一样的事情每天发生。香港是这样的地方吗？我们不要再骗自己，说甚么香港是个很多元化的大都会了。香港就算不是一个部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大部分的本地华商居民其实都相像，我们喜欢的东西是一样的，我们思考的方式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的电视有惯性收视，我们的周刊长得都一样。从前搞文学的人办垮了杂志就说香港市场小人口少，700 万人真的很少吗？比起北欧国家要少很多吗？光是在纽约，《纽约客》杂志的订户大概就有 16 万，同类的刊物要是在香港又会有甚么命运呢？香港的人口比诸纽约又如何？这其实是一个只有主流没有分众，赢者全赢输者全输的城市。

一个良好的创意环境就算给不了太多的钱，至少要给人尊重。北京的报纸评选年度十大人物，作家和艺术家居然占去一半；在香港当作家要受人重视，或许就得卖燕窝广告。

再说我所熟悉的媒体。一个学者能凭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每周地讲《史记》而名扬全国，香港电视台既有“文化味”又受人注意的居然就是《志云饭局》了。坦白说，最近一年，我不只辞去港台《头条新闻》，在内地《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次数也快要超过香港了，不是为

了那日渐逼近香港的稿费，也不是为了以百万计的发行量，而是为了一种群体理性讨论的氛围。在那里，你或许会遭到很多反驳，但你起码不孤独，而且真有一种我们能够改变现实的感觉。在那里，观念还是被尊重的，观念还是有力量的。

序 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的告白 梁文道（3）

如果这番话的酸味太重，讲点不扮高深的东西吧。去问问那些不只顾着赌球的球迷，香港市面上最好的中文足球杂志是哪一本，他们大概会说是《足球周刊》，一本内地出版的杂志。内地杂志的种类要比香港多，水平要比香港高，这早已不是秘密了。没错，我们拥有言论自由，但是我们怎样利用这个自由呢？有一天，香港会不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全国的媒体中心，全国的舆论基地呢？

每当内地传媒把香港捧成“先锋城市”，要我介绍领略香港文化风味的必游地点时，我都会很心虚。你总不能老叫人去看旺角、兰桂坊、文华酒店、阿麦书房和艺术中心吧。看看李照兴这本新著吧，你就会发现原来厦门有愈来愈多的“乐活族”开了自己的咖啡小店，云南有一年一度的摇滚音乐盛会，重庆有一条任人挥洒的涂鸦街…

李照兴在序言里以一个十分浪漫的说法去形容我们这些在回归前出生的人：“最后一代香港人”。我也要用“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去形容我们这群喝《号外》、《年青人周报》和《越界》奶水长大的文化人，以区别开从《城市中国》、《城市画报》与《新周刊》等内地刊物吸取新知的新一代文艺青年。

终于到了我们这一代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走，还是不走？

我不是在抱怨甚么，我不怨怪政府，不怨怪商家，更不怨怪我深爱的香港人，真的。我只是想客观地描述现实，这个市场的现实，这个社会的现实，如此而已。这么多年以来，我看许多朋友把工作重心逐渐北迁，从余力为（覃樟柯的老拍档）到欧阳应霁，从迈克到刘小康，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走，不是因为不感激香港养育我启蒙我的恩德，而是出道近 20年了，我已经没有甚么可以再为这个地方付出。我们“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可以做的，就是走出香港，然后为接下来的“第一代在香港出生的中国文化人”指路，让他们发现香港以外，世界很大。我想，起码李照兴会明白甚至同意我的意思。

序 和李照兴一起看戏 廖伟棠

序 和李照兴一起看戏 廖伟棠

“遥远”的 2005 年一个夏夜，我和李照兴最后一次在后海喝酒，醉了就唱歌，唱的却是更遥远的 Beyond 和达明。不是因为乡愁，我跟他说我要离开北京返回香港了，他说：“好啊，我来接着纪录这个波希米亚北京。”不久我真的走了，他也没有在此长留，我们还是在中国到处乱走，常常找借口回到北京，常常忍不住作些“遗老”之叹或者是对一个消逝中的中国的“黍离之悲”。现在这个中国这么“潮”，“潮到爆”，所以在潮流之中，它一定不知不觉忽视了很多东西，我们所珍重的东西。

事实上，李照兴比我更早接触中国之变，八、九十年代他就是一个普通话不灵光的神州漫游者，结交崔健、刘元等当时的音乐先锋，以神秘的眼神交流。也许因为语言的关系，更因为身上有更丰富的“香港传统”，他作为旁观者的身份一直保持得很好，这使得他悠游从容地穿州过省、出入各种文化 ／非文化场景而自如。他总是站在沸腾的火锅旁把着一小盅酒微笑.这既是李照兴的现实形象，也是他的象征形象。他比我冷静，更适合做大时代的笔录见证工作，他还可以为时代的活剧幽幽地添上一两句警句式的旁白画外音；而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冲进剧情中去。

李照兴选择的这种姿态有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作派，于是他的中国观察笔记充满了好奇心同时又带着目录学家的一板一眼，巨细无遗。他身上残存的香港“Can do”精神迫使他对中国的所有领域发言，但他向往的巴黎名士风更迫使他对这些领域都保持一种超然，而摩羯座（很巧，他和我都是同月同日生）的性格又使他无法彻底超然摩羯座人总会有一些立场、癖好放不开的，不过他不告诉你而已。

在我们摩羯座的守恒不变外面，却是世界、中国的面貌迅速的更替，于是我们以摩羯座的敬业精神强迫自己兢兢业业地追赶世界的脚步幸好，我们不忘调侃这一切的“新鲜”。重看李照兴这一批文章，它们更新着我的中国记忆，但同时我又知道：这一切在写下的同时就已经过时！因为中国的车轮转得太快了。既然如此，我们还为甚么要纪录呢？其实所有的文化观察都是虚构都市的地质学，为满足我们的癖好而存在我们不是在关注城市们的赛马，我们是在欣赏骑师和观众们奇异的服饰，还有遍地“潮爆”了的烟花纸屑，那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图景啊，就像 30 年代表现主义电影中种种莫名其妙的细节。

有人自豪地说，中国现在就是一场大戏，而我们“甘做神州袖手人”，游荡在片场左看看右看看。“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一只用来寻找光明，一只用来翻白眼。”这是我今天看到的最有创意的一句话，改自顾城的名言，极其幽默地概括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今天看戏时哭笑不得的处境。像李照兴这么悠然的人，面对中国如今世象，有时候都耐不住性子有时讽刺，有时调侃一句。还好，我们都见过点世面，所以翻白眼不是动气的，仅仅是代表我们不想青眼看世界罢了。

序 李照兴，Made in Hong Kong 毛尖

序 李照兴，Made in Hong Kong 毛尖

有一回陈宁到上海，吆喝了沪港台一桌朋友吃饭，坐我旁边的是个大男孩，不怎么说话，就眯眯笑，后来大家交换名片的时候我吓一跳，原来是李照兴！香港和北京和上海重新亲热后，这名字就在大陆文化人嘴上出没了。

后来一直没机会和他深谈，似乎，他身上浓厚的波希米亚气息既是亲和力，也生距离感，彷佛在大陆很多城市已游荡经年。他随身带着的香港却历久弥新，这种感觉在《潮爆中国》中变得清晰、锐利、忧伤。

甚至我想，那个藏在笑眯眯眼神背后的李照兴大概是忧伤的，否则，这个有能力在各行各业吃饭的大男孩一定是饭桌上的小太阳，八千里路云和月，他天南地北的资历比我们都深，但他却引而不发地看我们劈里啪啦说一些意气用事的话。不，他不意气用事，他写我们时代的空间和男女，写新新人类的吃喝与玩乐，高温不过三十七低温不下三十六。收在书中的 50篇文章，以前零零星星在各类报刊读过，这次一口气看下来，有时也不免怀疑，他年纪这么轻，凭甚么做得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用一个球换13亿眼球》这种题目，在我们这种笔墨轻浮者手下，肯定是不得超生了，但李照兴却用淡淡幽默说得既学理又江湖。常常，他的短文里也看到班雅明这样的殿堂级名字，但他绝不掉书袋死去的大师也好，活着的艺人也好，他和他们一律天涯若比邻。

不知道他这种本事是后天的修炼还是天生的性情，但从头到尾，看他心心念念的香港明里出场，暗中浮香，我就觉得，这个李照兴，可以说是 Made in Hong Kong 了。而以我 3 年的香港客居经验，特别喜欢香港的一点，也就是那种“我城是我国，我国是我城”的气派和气场。

在香港读书几年，特别喜欢看香港新闻，前面一条还是小布什和领导人，后面就是牛头角的一对痴男怨女这是当代的道德和伦理。只是，用李照兴的时间表看，在“后香港”之前，这样的举重若轻是快乐；在“新新中国”时代，就变成娱乐原教旨了。

绪论　新新中国城市书写（1）

绪论　新新中国城市书写

０

他走在上海南京路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抬头是闪亮璀璨的化妆品广告，被过多灯泡包围着的大头娇美模特儿彷佛向他微笑而他很快发现，她同时也向着过路的每个人投送秋波。漫无目的，随着人潮，拐到大道尽处外滩转角，百年的饭店正要重新装修。他旁听了几个路人对于旧楼改建的意见，挤出正在拍照留影的人潮中，径自走上外滩大道，只见对岸如太空基地的场景，又或者是在《银翼杀手》电影中早早见过的超巨型大厦外墙电视屏。有时他分不清是讨厌这些，还是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自豪。只差天上的一艘宇宙飞船，这里，近乎未来。

他旁观购物者朝圣般走进好些名店，他抗拒消费主义浪潮的无坚不摧，但依然踏着颇合潮流的外国品牌运动鞋穿越人海。

她走在重新开发的北京三里屯现代化村落，在日本设计师建造的夜店碰杯，忽然想起，但又时而混淆。在冷酷简约的装潢设计空间中，她究竟是在东京、洛杉矶，还是别处？走出街角，一列风吹过，新开张店铺的橱窗展示着最新季的家居摆设，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堂皇的名师设计品。街角的咖啡馆聚满各式人等，在议事，在胡扯，在密谋。街坊老头携幼带少地聚在广场看风景，凑热闹的挤进苹果店中打量的不是水果而是每一台最新型号的计算机产品。商场是属于他们的。而她不仅仅在看热闹，她把周遭的空间据为己有，极力在陌生的环境中寻到所属。

１

如果把21世纪的北京、上海，比喻为20世纪的纽约，又或者19世纪的巴黎，得到的可能是未尽贴切的城市对照，而且某程度上显得急进自大，但那种城市快速变化引发的城市浪游者心态如一：既旁观，又介入。大家共同的疑问在于：这个城市，要变成怎么样了？他好像无力挽留，但又尝试着影响大局如果影响不了大局，他至少在周遭实时的小环境中寻得安稳。

这就难怪，当说到城市文化之兴起，这三五年来，就连班雅明的漫游者(Fl?neur)概念，都以中国速度神速地进入中国城市讨论的脉络。中国城市化引发的思考，以后起直追的高速度，激发着城市理论及城市书写的流行。从班雅明到雅各布斯，中国先进城市还未曾好好适应着现代主义前期的特质，已然更快地进入了盛期现代主义社会的思索。

绪论　新新中国城市书写（2）

中国曾经出现的城市书写黄金时代，可能已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时期所说的城市书写，反映在对日新月异的新潮流新媒体新空间－－那些与现代城市兴起有莫大关系的元素的描述。是畅销报纸营造出来的话题明星，是有关城市街角人情的电影，是生存在租界时期接受外国文化冲击下的见闻。城市书写被最敏感的城市诗人记录下来，他们可能是19世纪的波特莱尔，也可能落实于中国早年的小报写手，抑或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学者与都市作家。波特莱尔写街角上的擦身而过，写浪游城市的游手好闲心境；其后，到上世纪30年代，班雅明将此归纳为一种都市漫游者哲学。这些新城市人，同时是游荡者、密谋者、游手好闲者、诗人、拾荒者、醉汉、人群中的人。他们以商场的空间作为自己的客厅，以咖啡馆的位置作为自己的办公桌。与此同时，中国的都市作家在谈论着茶馆的话题八卦，在记述着电车声、街头众生相；电影导演则拍摄着街头干活的三教九流诸色人等。

都是30年代，由此看来，那个年代，新兴的都市文化开始大规模取代了传统，让敏感和具先见之作家投以新的情感，一种矛盾的爱恨情感那大抵是第一代真的以城市作为故乡，用记录乡愁的写法去书写城市的人。

变化中的城市好写，在于她记录的是一种发展高峰期中的无名状态：经历空间重置、消费狂潮的发展黄金岁月，社会面貌推陈出新，却面对无可估计的未来。如此城市生涯，纷纷启发出作家的灵感。

这里说的对城市的感觉，表现之一在于典型的疏异化：班雅明写人群中的人，意思是面对目迷五色的变幻，他既属于城市又跟城市若即若离。这种爱恨关系，是城市心情的最基础特质。想设法逃离，又无法摆脱；试过离开，终又回来。一种漂浮的状态。一种城市人的处境。

由是，城市书写作为一种记录，它注定零散、片段、多向，对于城市本身而言，它是面碎镜子；对于城市人本身，则是种救赎。

２

对我个人而言，开始以城市作为文本去阅读、拆解、重组，甚至虚拟，可能源于本身文化研究的训练。当时，习惯应用文学理论去拆解社会文化现象，从而也习惯了逐渐把城市变成文本。继而，发现城市作为文本，比文字文本更有趣之处，在于城市的质感更立体，它的变化更多端而且实时互动。

如果城市是一个文本，我更留意的则肯定是她的边缘，她的后记，出现的符号，符号的大众认可解读，以及我刻意的误读。

绪论　新新中国城市书写（3）

归根究底，文本的快感还是书写之乐趣所在。文本的快感，在于快感的文本，城市，就是这样一个快感文本。

远如马可波罗式的记述。

把城市文本当小说一样去阅读。不是说它一定是虚构，而是说，它或者虚构，或者真实，但都不重要。文本用以吸引、误导、提醒、刺激读者去想象一个城市。

马可波罗口中，那是古中国，至于这里的新新中国记录，它开始于篇篇笔记，理应要以游记文本的方式去阅读。

游记，意味着，它不是从城市批判的角度。它只能是某个境遇中的段段碎片观察。

３

新新中国指崛起于这近10年间的中国城市面貌。（再收窄一点，则是2003年以来“非典”过后越发明显的一连串大规模的城市外观改造、媒体生态变化、中国文化影响力的冒升及新人类的成长成熟期。）是比对于我们习惯称呼的＂新中国＂的更新一代的中国：城市的破土开发，街巷的拆建，新样态奇观式建筑的冒起，时尚类杂志配合富裕阶层营造的中国新富式生活，互联网引发的文化，新一代孩子在跟父母辈完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所有一切以超速急迫的中国速度进行。（可以模拟为上海的磁悬浮列车，不惜一切去赶上世界速度。）

新新中国也可作为一种正在华人地区发生的、跨地域的城市文化现象，并因应社会形势的改变（特别是两岸三地的进一步交流），延展为一种视野及态度，而不是身份。随着区域之间的开放，城际的交流变成大势，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的距离拉近，经验互证，共享着对未来理想城市发展的营建责任。

这概念也可用来诠释富裕崛起后的中国城市人的眼界、知识与美学。新新中国的城市人尚未固定，但正要成形。

当下要寻找的，是一种新新中国城市人的面貌，一个健康兴起的新城市文明规律。

文明城市文明人，不再是往日的口号。文明，除了原本意义上的civilized，就是有common sense。要建设common sense city 。这里提到的common sense概念，有感觉、识见、意识、智慧、判断力的意思，也就是一种具基本文明意识的城市，俗语说：有sense。从最基本的不随地吐痰到追求公义、认识自己的公民权与义务，都是common sense。而这需经训练而得，但得到之后，就自自然然成为一种习惯一份教养或者说是一个文明城市人的基础本质。

日本人对于卫生的注重，美国人对于表达自由的自信，都不用多谈的，虽非与生俱来，但早经培养，习以为常。像学习驾驶，开初是训练，习惯之后，就是本能。

绪论　新新中国城市书写（4）

将这标准投进城市发展的脉络，我们在城市的建设上，是像库哈斯般，批判他笔下的那种平庸城市（generic city）的一般化，它使得每个城市的空间建设都变得同质化。但当谈到城市生活基础条件，有些common sense则应到处一致。而这正是一道理想城市发展的方程式：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去到后现代城市。其实就是说，先有原本的城市差异，随后通过文明建设及城市人生活改变，达至每个文明城市有其基本共通的common sense。有此共通的基础下，才再去发展差异性，这差异性，就成为城市的特色。中国城市的问题，是还未有共通性的基本标准，就直接跳了去差异性奇观性。结果，城市只变成主题公园。

Common sense city不易达成，因需经历对不同城市文明的眼界开拓，看到许多世界不同城市的流变，面对全球一体化而临危不乱。那些偏狭言论，空虚单向的热情，都源于见外面的世界太少，极度自卑或自大地自我中心。尤其在这种本身的城市急迫变化的焦虑过程中，很多人不安的情绪也跟着无限放大，将言论推向极端(在网络文化中特别明显)，又或者把对盛事的亢奋升华。一个文明的城市人，一个浪游者，正要对这种种激烈的表达或过度的兴奋保持距离。

只有保有一种大客观，冷眼抽离，才精准见到改变的韵律及其可能引发的疑问。 如何面对、把握、批判、警醒一个新崛起的中国，成为当今知识分子不可不问的大题目。尤其，这个崛起的过程，是如此不平衡、疯狂、光怪陆离、叫人昏眩。我们仿佛有最新最好的，同时有最破最旧的。特别是经历过2008年的风起云涌，无限的亢奋，无情的灾劫，无良的揭发，无耻的伪造。我们更肯定中国崛起的波折重重。而在这个我定义命名为新新中国的国度，我们为什么着紧？

因为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机遇。

我确信，这时候，不仅是中国自己，而是全世界被给予重新选择的最后机会。是选择西方已发展城市的老路，还是另辟新径？这将决定我们未来的命运。由是，新新中国的重要性，在于她处于正待重新出发之境。我们，要认识清楚究竟所处的位置，犯过的错，目前的处境，所以就更要理解当下的社会生态，好好做每个人自己的城市笔记。

记录变成一项任务，在这急迫快速的年代。常常说西方四个世纪的发展，中国一代人，花40年就完成了而说这话之时，我们挂于脸上的当不是自豪。一切压缩在十分之一的时间内进行，这不算正常。中国在赶快追回往日的发展时差，但要提防亢奋的感冒并发。

经济过热，大国心过热。大起大落，热情被一轮天灾冲淡，又被奥运火红起来，继后经济冲击。于此前推后涌的浪潮之中，我们要抱持什么样的态度？

我用的，大抵就是一种既投入又抽离的独立思考态度，迎接着各种可能性。而新新中国有趣引人之处，也正正是这种可能性，这种种城市的活力。她未尽完美，改善可期。

绪论　新新中国城市书写（5）

陈丹青说：“有保留地认可中国处于最好的时代，这个好，是好在大有余地。”

然后，他建议把矛盾、问题，交给市场，交给制度解决。我未必说这是中国“最好”＂的时代，我只能说这是“ 最快”的时代。而确实，很多事都有可能。

那意味着，这里的人有可能选择成为真正的文明人。文明国家。文明制度。

这是一个机遇。当国民真的有了成为世界公民的决心，而非自以为是的盲目热情。

这是一个机遇。当经历劫难，人们开始认真考虑到良心责任感。

这是一个机遇。当城市文化正在兴起，意味着其未成形，同时还可以塑造。

这是一个机遇。当西方国家的浪费放任导致环境及能源危机，中国要问是否有另一条路？

这是一个机遇。当中国美学正在崛起，我们如何重建一种美学观，一种看重中国风格的品味政权。

于是发现，书中记录的新新中国，不是一种镜像反照。其实真正的新新中国 未曾发生，她正在形成。

她可能是真正的民主，不空谈的社会关怀，落实的完善制度，开放的创意，中国美学的回归。

做新新中国人之前，大可先想一想其实应做一个什么人。

一个无身份的人。一个独立思维的人。一个有自己思想又受社会约束的自由人。

４

我以前最怕的就是身处一个自己不属于的地方，你的话语得不到认同，没一种同类的归属感。现在，我像永远身处一个不属于的地方。而这感觉妙极。

苏珊 桑塔格引用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肖普（Elizabeth Bishop）的诗句，多少有她本人的感情与身份投入：

“大陆、城市、国家、社会：

从未能广泛且自在地选择。

这里或是那里......不。我们是否都应该留在家园，

不论家园在何处？”

说到最终，返回自身。你首先是一个先进文明的城市人吧了。

经常见到听到的对于城际身份的争拗，那种上海胜过北京（或倒过来），或者北京、香港身份正在消失的种种，都像是那种未曾真正见识过先进城际生活的人才说得出的一维感觉。该这么说吧，我在美国、中国长期居住过，我的结论是：在先进的城市里生活，基本上可以没有身份的焦虑。大城市人本身就是一种族裔。他可以安全又舒适地生存在任何一个大城市。在这些大城市，他也有回家的感觉。城市人的本质就是；他对城市又爱又恨。离开了，又回来。回来后，又离开。他不论家园在何处，他坚持用先进文明的标准去量度每个作为家园的城市。（于是，这部原本是写给香港的笔记，来到更宽泛的中国语境，就必经过另一番接收的调整：文中对香港的对照式批评，只可读作以他城反省我城的策略式书写，而非一种对他城的毫无保留肯定。）

建设还是“拆那”中国（1）

建设还是“拆那”中国？－－穿越库哈斯的巨环看北京

《城记》是 2005 年中国的头号备受注目书之一，关心北京旧城墙与胡同前世今生的记者王军花了十多年时间做研究及史料复核，借助设计图与实景的重组，还原北京城城墙的风貌，以及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当年的梁陈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 1950 年提出的“梁陈方案”，主旨是保留原北京老城，不清拆原本环绕北京城的城楼，使之作为中国文化的历史见证，同时开拓城楼作休闲步道，而新的办公行政区，则于北京偏西位置重新建立，即复兴门以外，西至公主坟一带，另外在偏南的现西客站一带建设一出商业区），对保护北京城墙及如何发展北京城的先进观点，不单被当年的政府政策忽略，而其方案的重点思维，则正正切合事隔过半世纪，当前北京与中国城市发展最为核心的问题：如何在保住传统的同时迎合发展？如何在建与拆之间取得平衡？北京的年轻人见尽后海如今的纸醉金迷，感叹地说道：“看着北京的胡同数目一天比一天少，日复一日地拆去，就如每天，身上一层又一层的皮肤被逐片割下一样。”而那边厢，外国大师的疯狂建筑已纷纷落成，北京将变成怎么样？

借老外名堂砌“新古迹”

如果要选近 5 年来中国国情最受争议的议题，城市的兴拆肯定是最热门的题目。未来派建筑与过去式古宅，成就当前中国城市两极。新天地将“旧”包装成时髦，杭州、广州和北京都纷纷出现“新古迹”吸引游客，将旧潮化为卖点，一切旧的彷佛都是美的，而且据说会吸引游客。“Copy”就是今天城市商场设计的关键词，就如十多年前每个城市都要有一个兰桂坊。今天仍用“兰桂坊”、“三里屯”等作名字显然就out了，要改用甚么“天地”、“3号”、

“8 号”；楼盘则叫作“托斯卡纳”、“上城”、“尚都”、“ＭＯMA”等才够 in。那其实意味着，模仿香港的年代已成过去，开发商要向国外的符号借镜。 Copy 不了本质，就借个名堂一用吧！新建筑也一样是外借的，有世界级的建筑师作品，城市自然也变得世界级。多项超前的玻璃幕墙，金属化的未来基地，一座座国外名师的新作品，像插旗一般安放在不同的城市。这情况在想进身成为一二线城市的三四线城市尤为显著，看过宁波、天津那种如来自 Wallpaper 杂志介绍的新潮建筑设计，你真的会“哗！”一声。宁波虽然有钱，可是再怎么说，那也不过是宁波呀！眼前所见，怎么可能？坊间因此流传有关新建筑的戏言，说好听点，中国是新世代的万国建筑展示馆；说得不动听，就是全世界最大最快的工地。这似乎又是一个卢浮宫式争议：新与旧能否融洽共处？又或者，矛盾本身才是当今城市美学所在？

建设还是“拆那”中国（3）

然而，漂亮而具野心的建筑无疑是城市景观的一大支柱，同时投射了一个新崛起国家的欲望想象。像 CCTV 这样受争议的建筑，关于它的批评，例如其造价的放任， CCTV作为国家单位在花钱上的不受约束，都应该有所反省。正如不少评论正确地指出，CCTV 的重要性，正是反映出中国真正踏入一种资本与权力的紧扣时期，新建筑已凌驾于经济或实用性的考虑，

转而化为一种权力符号的书写，以及政治经济强势的相应比喻。

明星建筑师库哈斯

“这就是中国现在需要的建筑，我给你们带来了。”库哈斯这句被认为是大言不惭的话，恐怕未被太多人读懂。 2008 年，标志性的北京大建筑纷纷落成：国家大剧院 07年 12 月底开幕，鸟巢与水立方赶迎奥运，而环绕正在兴建的北京东部 CBD 之 CCTV总部大楼的新闻，亦是过去 5 年以来中国建筑界的最大争议（另一议题当然是国家大剧院，但以建筑的造价，建筑背后对一整个新北京中心的建立之野心而言， CCTV 的争议无疑更为分化更为激烈），可说专家有专家的争论，路过的市民有各自的意见。就在各种批判声中，设计中的两端主楼已在空中连结起来了。库哈斯建构出来的不单单是一座建筑或地标，而是一整套他惯常去诠释城市生活及其建筑文化的实践。或者说，他早知这构思是惹来争议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太清楚游戏规则了，当各方评价还只集中在建筑的造价、外形、施工、实用性、成本效益的批判时，他已借这座划时代建筑说了要说的话。的确，中国（或至少北京）现在要的，正正是这座楼，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延伸。

在未成为张曼玉的男友之前，更多人认识的 Ole Scheeren（通常叫他 Olay）之身分是北京 CCTV 新厦的最高监督者与媒体的最友善代言人。他会出现于各种时尚派对，得闲帮杂志拍封面或搞特别造型。他跟合作的库哈斯一样，是明星，现在的专有名词，叫Starchitect 。（对的，现在起码要认识 Frank Gehry 、 Zaha Hadid 、 Rem Koolhaas 这些明星建筑师名字，像当年要认识 Lagerfeld、 Raf Simmons与 Tom Ford。）他们两人会不定期跟媒体会面，透过公司发布建筑进度，他们把建筑物的建筑过程变成一个 event（事件） 。而库哈斯则更进一步，要把每次建筑计划变成对一个城市的考察，就像他的荷兰同辈一样，坚持建筑实践与理论研究并重。

在此之前，库哈斯出版过他有关城市规划的研究，出版过《Context》这本不知算不算杂志的杂志，谈论的是都市设计、人口政策、规划统计数字。他写过《狂谵的纽约－－反曼哈顿宣言》、《S，M，L，XL》等书，提出不少名词观点，如“平庸之城”（Generic City），追求建筑在城市的“脉络环境”（Context），强调“大”的概念，也认为城市空间的留白（没有被建筑占用的空间）比建筑空间重要，城市规划正讲求如何运用这些“白”　种种说法引起不少争议，但敢言与启发性，使他成为思考并建就当今城市的灵感及影响力第一人。

建设还是“拆那”中国（4）

他曾多次出没北京、广州、重庆等城市，研究珠三角的城乡发展，报告集结成《大跃进》。他似乎对未规范化的混乱城市更加迷（这也是他在荷兰时拣选鹿特丹而非阿姆斯特丹作基地的原因）。也许他对北京研究的结果，正正是认为北京此刻所需要的，远比单纯一座电视台新厦更复杂。

反叛破格新建筑

作为他自己推崇过的 junk 建筑的推手，犬儒一点，你当然可以说他花 100 亿（本为50 亿，后者造价是对最终完工的估价）制造一座时款、震撼的垃圾建筑（不是无价值或废物的意思）去跟中国开一个玩笑，不过建筑物本身要说的显然更多。CCTV 的外形是反叛的，破传统的。当然，走在这个追求建筑物慑人效果、要把建筑物当成奇景的年代，这是最起码的标准（巨蛋、水立方和 CCTV 现方案当选都很大程度上基于这原因北京不会再安于一座默默无声的新建筑）。倾斜的两座主楼，在高处变方向接合，你可以想象在最高通道桥上办公的心情。

视觉冲击上，它给予整个 CBD 区作为一个北京中的新北京身份，想象一下一个人从老区胡同 45分钟后乘车走到这儿，城市景观像从清朝去到外层空间基地。库哈斯以“大”、“乱”去冲击一个城市的步伐，在他的理想中，城市拆建得愈快，资本经济流通得也愈快。 2008 ，北京的老一面已被世人知道了，是时候给人一个新北京。 CCTV 及其周边建筑群满足了这个城市在这历史时刻的渴望。

“建筑学无能为力，文明也同样如此，我们所有人都抱怨我们面临千篇一律的都市环境，我们说我们需要去创造美、可识别性、质量和秩序。然而，事实或许是，我们拥有的城市就是我们所渴望的，或许没有任何个性本身就提供了最好的生活脉络环境。”当库哈斯这样说着全球化的无奈之时，却同时尝试着对策之道这不是建一座不平凡的建筑那样简单，而是借建筑作为事件作为试验，去反映整个赖以建就该建筑物的逻辑，去思考城市发展本身。

建设还是“拆那”中国（5）

不错，聪明的库哈斯或者真的用上建设新宏伟建筑的方法去评论一个伟大城市的评论法则（令人想到高达，他拍一部电影去作为影评库哈斯作为城市学者，可说用了同样的招数），它的本质就是惹人争议的。作为一个前卫的城市 ／建筑埋论与实践者，他的构想同样是实验性的。首先，它不是单纯地设计了一个简化了的凯旋门式建筑，或只是盖了另一座中间空心可穿越其中的简单arch巨环式设计， CCTV新厦其实是矩形建构的巧妙运用：像两个崛起的倾斜高楼，外表当然是库哈斯擅长的不平衡、凹凸层迭式结构，两座楼去到某个高度却作 90度双重（纵向及横向）自我屈曲，然后两者接合成一体。它既是硬性的金属构造，但同时有一种生物结合甚至交媾的软性质。至于它霸道的处境与外形，甚至可令人想到暴力美学：那种桑塔格曾形容为一种整洁、断然、雄浑、强硬，令人神往的美学。它的暴力本质在于要排除万难建立一个北京的新秩序，用一个强势的魅力去吸引人民的跟从。它迷惑、催眠、广播、宣传、唯美、振奋。建成后，电视广播大楼本身是个流动的有机体，建筑本身像血液循环系统，整个设计强调开放流动（甚至有防恐怖突袭的功能），地面的大型广场与旁边的配套成了北京单一最广阔而开放的建筑群（也是五角大厦以外全球最大的单一办公楼）。别的奥运新建筑都离开闹市，国家大剧院位处天安门则无从发挥群带效应，而只有这座位于新北京心脏的建筑，可以发挥一种渗透的持续地域性影响力。

最古旧也最未来

库哈斯曾遭不少亚洲评论人或建筑师诟病的，是他对保留传统的质疑：“我们不应该拒绝这种全球化，而应该建立起自己的相关理论。也许我们应该放弃自己的个性，也许这些个性在束缚着我们。”而后，他建议建筑师可以把目前有待改造的城市看成是“一张供我们绘画的白纸”。很明显，北京于库哈斯可以是张白纸，他可以排除各种包袱重新设计北京。但换一角度，这并非如狭隘的民族主义分子所谓的将亚洲传统抹杀。问题是：库哈斯所要创造的，似乎就连他的老家欧洲也欠奉。即是说，他不是以亚洲作为一个复制欧美的基地，而是认认真真开创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年代，达成一种新的建筑美学，筑就一个新的城市。可以这么说，库哈斯深知中国需要的是宏伟的符号，至少在外观上，他给了我们，而他要取回的答案是：未来的城市还可以怎样建就？由此，他选择了一个最古旧，同时最未来的城市作为探讨。再看看 CCTV 身处其中的 CBD 新规划，不由生出一种对未来北京大都会的企盼。那真像一个光荣的未来城市。潜移默化，你甚至慢慢相信它会是未来的世界中心。就是这个大都会未来梦激发着当今一整代人，哪怕机会只是泡沫。每次走过一幢又一幢的未来建筑，哪怕看到的只是工地的沙石尘土，你却无法自已地激动得想哭。库哈斯、安德鲁（Paul Andrew）、荷索（Jacques Herzog）、哈迪（Zaha Hadid）、安藤忠雄（Tadao Ando）都来了，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工地还是未来建筑的乌托邦？胡同小民却在问：“拆了我小巷的厕所，我要往哪里方便？”

波希米亚北京2.0版（1）

波希米亚北京2.0版

廖伟棠在其 2007 年中出版的图文集《我们在此撤离，只留下光》为我们忆述了一个茫然急迫转眼即逝的年代，以前的旧北京从未有过，往后迎向奥运的新北京亦不复存在，所以书的副题是：《奥运前夕的北京》。那大概是几年前新世纪交接的变幻莫测年头，后海刚刚开发，酒吧与咖啡馆重新兴旺。经过了 90 年代的飘摇、艺术家村屡遭逼迁与艺术家的流离失所， 90 年代末至 2000 年却突然面对一个相对开放的处境。在这形势下，陈冠中抛出了“波希米亚中国”一词去形容主要为北京的文化创作界中人：画家、音乐家、导演、蒲吧客、诗人、音乐会搞手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未有过的阶层（或者不过是一个个相熟圈子），身份不定，跟制度若即若离，与大众保持模糊的距离。

黑布派对的火红年代

以前，社会上没有固定岗位的人叫「盲流。在那个世纪之交，这批“盲流”一方面可继续过着“盲流”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可以弹性地促进生产力：画家可以卖画，诗人与作家自由撰稿而且有不错的稿费，地下电影人后来拍出名堂，真是生机勃发，一切都正要开始。长城脚下的公社刚受注目，亦宣告艺术正式融入楼盘生意。 798 还未来得及重新开发， 奥运，离北京还很远。廖伟棠怀念的那奥运前夕的北京，他记在书上，而且再过两年真的陆续撤离。 2004 年，我在北京后海跟他喝酒，说要让我留守接棒，结果两个都离开了。但频密的重访令大家经常被吓一跳，以至于麻木，北京怎的又变了？波希米亚北京依然，却换了新版本。我在 1988 年的圣诞第一次到北京。那时当然没有 Babyface 或愚公移山（两家风格不同但现在都较为火红的北京舞场夜店），我在故宫旁一个由真正宫殿改建成青年宫的地方，造访黑布派对就是用黑帐把窗口封起，用卡式带播着音乐供青年跳舞。 1996年，三里屯开发成酒吧街，我坐在路边咖啡座，看着人来人往，彻底改变了我对北京的印象。一个活泼亦可能更为开放的北京即将到来。再过几年于 1999 至 2000 年间，我已发现自己在漂流的大队中，从上海跟搞派对的人谈黑胶碟探酒吧一直又漂到北京。喂！我们要在长城搞派对，要来吗？那是长城派对未张扬未被狗仔化之前的年代随便吧，那也去了。就在那个北京夜店与波希米亚人第一次火红的年头，彷佛感觉到许多改变要来。

波希米亚北京2.0版（2）

用廖伟棠的话：“我所怀念的是 1996 至2002 年。彼时犹见胡同落日圆，晚风或晨光中人们脚步尚算悠闲。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彼时艺术和文学的地下状态：艺术尚未完全生意化，诗人尚未开始给房地产商作秀，树村仍然存在，杨一天天在美术馆前卖唱，胡吗个还在录那湖北口音的歌谣，我们还有时间和力气去未名湖打雪仗..”今天的北京明显急速得多，十几个大型地盘在赶工，要拆的胡同与小区迫不及待。我们却再找不到起步价 1.2 元的廉价的士。

过往北京的市井普罗街角，如前门一带，拆建得面目全非。第一代波希米亚与波希米亚2.0 版的蒲点改变：三里屯出现了“三三”大型商场，现场演出的圣地由 Jazz Ya 及CD 吧转到后海的“东岸”； 798 开始变成旅游景点；更多的画家进驻了京郊的宋庄艺术村；本来只有一两间酒吧的南锣鼓巷（开始时是“过客”及“那里”），现在是最hit的胡同新店小区；更新的热点有鼓楼东大街（近期最爱是 Paper 由四合改建之小吧 Bed 的新店），波希米亚当然会告诉你现在后海已不能去。“迷笛”由一小规模的音乐会变成每年一度连续几天的露天公园音乐大事。过往小巷里卖老翻及打 CD 的，变成略有装修极有态度的音乐天堂。你总会在摇滚音乐会中遇到几位铁托（死硬 rock 友）或愤青，不过今天的愤怒可能是伪装，摇摆不过是有型。因为那一个真正甚么都容许的年代，真的过去了。气氛变了，这才是除了城市外观转变外，最为根本的变化。

从 2002 开始， 5 年多已过去，波希米亚都变成怎样了？

被市场迷惑的波希米亚族

商业化渗透了波希米亚的地点与人生。在798 你经常可看到广告、时尚大片、MV 的拍摄；当年的波希米亚变成文化名人，赶紧为不同时尚杂志谈生活品味；如果你有幸于2000 年前买到一个后波普风格的中国现代画家作品，现在画作可能已升值 100 倍。艺术创作人，经常结合客户以艺术主题大搞活动及跨界创作。在一个新兴楼盘的定期路演活动上，竟然是找不同年代的诗人来朗诵诗歌。最有趣的文化圈子杂文杂志由一个地产发展商出资。当然，参加国际双年展以艺术之名义出发，回到国内就可以变成最高品味的宣传。波希米亚人 2.0 版似乎在商业与艺术之间找到了最佳的平衡，肯定了自身的位置。

波希米亚好歹因为读书听歌看电影都多，所以一下子可以成为生意人的品味导师。如果海子那一年没有卧轨死去，也许他会是今天第一流的楼盘广告语创作人。画家的画作在各个酒店及楼盘亦有了迫切而大量的需求。

北京的火车将往哪里开？为甚么要撤离？可能今天见到的，都再没有归属感，再不属于我们。可能最美好的时光，已随着胡同之拆卸和诗人的自杀而过去。可能让最美好的，永远保留于光影与记忆就好。可能更害怕将来那惶惶的威胁。可能不过是更想往他方。

“生活在别处，此地无感觉”曾经是那样一句波希米亚流行语，流行到大家信以为真。时代变迁的残酷，不是个个忍见。能够熬得住走过来的，大抵都目睹如今人面全非。是比从前好了还是坏了？那个一代人曾经梦想改变的城市，今天出现了没有？

2010世博未来城（1）

2010世博未来城

2010，以往我们都把它当成是个科幻电影代号，它曾经是那样遥远，而想不到其实只相距不到两年。如果你现在走过上海黄浦江上卢浦大桥两岸，你看到的仍只不过是无数咖啡色的破旧厂房；你完全不能相信模拟效果图上的场景，就是 2010这个城市的真象。当然，你还未能看到飞船在街头上空任意穿梭，不过超大型诱人美女广告大荧幕已经占据全市。高效能的输送带将纵横交错，疏导着往来科幻式建筑的楼层之间。2010世界博览会过后，上海会一如当年的东京、巴黎，从此变成真正的世界重心，还是只不过发了个未来梦？

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

距离世博开幕大约 1，000 日，许多建筑才动工，但似乎没有人怀疑过赶不上进度。我 2006 年走上浦东正在要重新启动的环球金融中心地盘（当然，这大厦不属世博部分），看到它才建成不到三分一，但 2007 年中它的高度已超过旁边的金茂大厦，2008年初就已封顶。杜拜的摩天大厦一定要在2008年尾才完工，是因为要密密监视上海这大厦究竟要建多高，总之杜拜一定要成为天下第一楼。上海的第一高楼梦无望，要寻找另一些地标。巴黎有艾菲尔铁塔，布鲁塞尔城市中心有原子塔，英国伦敦有水晶宫，巴塞隆拿有纪念碑。因世博而生的标志建筑，那上海又会留下甚么？建筑地标不一定要太宏伟，但总希望留下一个未来城的正面印象当然，这又回到对未来城的两种极端预视，是科技圆满干净快速的乌托邦，还是机械挂帅泯灭人性的反乌托邦？世博的最可能浪费的地方，是兴拆临时场世博过后，将有多少会场建筑被保留？据现时资料透露，重点保留的是世博中心，这一个横向延伸的低层玻璃建筑将会成为新上海其中一个地标；另外会保留的是同样位于浦东的世博会主题馆、世博轴、世博会演艺中心和中国馆。这组群中最有趣的是其高架步道的贯通设计，那是高出地面 6 米的行人平台，用来连接世博各园区和室外空间的重要人流通道，非常科幻。

2010世博未来城（2）

世博绿化住宅群

毫无疑问，这类设施将成为商用活动的重点。至于市民可以得到甚么，就要看对岸的世博重点绿化建筑群。

整个世博的建筑构思，大致是以低层开发，于围绕黄浦江两岸近卢浦大桥一带，形成一个环形绿化带。这个环形绿化带大部分建筑都为低层楼，只有中心点的一座塔楼以高度为焦点，其它如住宅等建筑则像楼梯一样由高至低扩散到绿化区内的人工河区域，而人工河中间又有人工岛。计划书中的文字说得像好象楼书一般诱人：

“这个圆形的中心位置正预示着未来建造的中心绿化地带。这些将通过沿人工河两岸种植的两排树木实现。这条过于明显的边界可以通过分散种植的各种低矮灌木植物而扩大其体量至地面高度。步行区域将有辐射状广场铺石。人工河两旁的走廊将种植栾树。道路轴线的交汇处坐落着通向圆形中心的桥梁，种植着鲜艳夺目的花草树木：圆形岛屿区域将种植大量绿地，绿地的焦点是一座建在岛上的人工山丘，这座山丘超出地面高 16 米。山上种植着各类松木。绵延的小路盘曲在山上，一处处凉亭点缀其间。松树林下是一簇簇的矮灌木，逐渐降低的高度使其隐没在远处的草坪之中，通往岛中公园中心区域的行人道也将由花木装扮。人工河河畔柳树成荫。”而事实上，这边又确实将会成为一个住宅楼盘。

简单来说，如果浦东那边的世博中心建筑群将作为新的会议及展示中心，浦西这边以高塔为焦点的绿化区，就会变成一个新的住宅生活区，公园也当然会公开给全上海市民。同时意味着，上海正中心可能南移：由于老上海的中心其实只在淮海路、徐汇区、静安区一带的所谓“上只角”，世博留下的城市南面的绿化带，将成为市中心扩展的必然方向。

如果简单地说，世博留下甚么？是一群商用活动建筑，一个大型沿岸绿化园区与一个楼盘。这种说法是可悲的。世博的口号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它责无旁贷要成为理想城市发展的代言人。

2010世博未来城（3）

科幻上海来得太快

“为甚么要生活在城市？反正已过了那种盲目追求发展的时期。”城市人不断问这句话。而世博中心留下的伟绩，普通市民可以享用吗？以上海传统的区域观念，浦西人不过浦东，上只角不去下只角，新的绿化区亦难以成为区外日常老百姓的生活一部分。但世博中心作为一个未来城市的发展标本，起码可担当以下这些任务：

它示范了节能、注重环保的建设策略重点（世博中心运用了多项水冷、太阳能的环保结构，包括江水循环降温技术、地源热泵、雨水收集等节能技术）；它展示了城市散点绿化的重要性（在不同的区域建设绿化带空间，区域发展以此为焦点散发开去，平衡了建筑与公园的密度）；它也体现了有效率的运输及人流系统，在大型集体运输系统外另辟蹊径（世博组织正研究园区内发展类似巴黎的单车租借计划，将来亦鼓励区内的生活可通过单车来解决集体运输的挤拥和环保问题）。

看.世博那非常科幻的蓝图，似乎塑造了一个城市的典型，像在说：未来城市就一定是这个样子。但所谓城市生活，真的只有这种科幻想像吗？世博园区规划的方便在于它可以肆无忌惮像玩 Sim City 一样从无到有，方法主要是收地拆旧厂房然后兴建全新建筑，而非翻新旧区，所以不涉及复杂的拆迁问题。然而，将来真正要活在其中的人，显然不是在玩“第二生命”。他们将带着对过往街坊生活的记忆，变成另一个人，活在一个陌生的科幻之城，一脸怅惘。同样，由零开始从新打造一个地区是容易的，就像建一个新市镇，但如何改善城市旧区的生活，让公民能够分享城市进步的果实，才是问题所在。

上海的弄堂正在消失，老房子被高价卖去化为高消费的时尚餐厅，这些，都逐渐跟最普罗的上海市民脱离关系。典型的老上海人走出街头，满目工地到处拆楼尘土飞扬，皱一皱眉又缩回自己那不知还可待多久的弄堂院子。他们跟这个城市的发展无关，甚至只等着在弄堂终老。新上海人抬头见日日新的楼盘，想往着有一天搬进江景住宅。也许要等足足一两代人的消亡，才洗擦得去大家对老上海街角伦理的记忆，但上海一切都来得太快。2010 不等人。

单孩长大了 应该怎么爱？（1）

新新。人类 New New Generation

As the saying goes， young people are future pillars of society. The young Chinese

generation born in the 80s and 90s exhibit their own voices and their own attitudes

about life and reality via all forms of expressions such as videos， media and lifestyles.

单孩长大了 应该怎么爱？

发出了征婚启事，年近 30 的女主人，要求简单直接，找的是：男，大学程度，年30 至 40 ，月入起码 5，000 元以上，最好已开始供房子。这样的条件，以上海为例，近 2，000 万的常住加流动人口，当中会有 1，000 万男人。在 1，000 万人之中找对象，看上去不应那么难。

但算下去才知道：1，000 万男人中，只算年龄在 30 至 40 ，又要符合前设要求的，一计下来，才只有 20 万人。抱歉，还未把已婚与未婚分开。又或者就算未婚都不确保一定单身，单身亦不一定爱女人。于是，左扣右减，在国内一个大城市，上述的征婚要求，符合标准的目标人选，可能只有 5 万人。然而，以这类男人为目标的女人，可多达 50 万。于是，中国城市出现了适婚失衡的状况，愈来愈多人选择传统婚姻以外的关系，于是有了男女关系新词典：

周末夫妻

都市闪现着不同的流言八卦。内地的写字楼区，很流行的士司机等熟客下班，或在凌晨时分在商业大厦门口等客。同一区的客见得多，每个人想或不想被知的行程都被司机耳闻目睹。周末，刚好有两个貌似情侣的男女下车。我一上车，司机就自言自语：“又是一对周末夫妻。”周末夫妻有两种，一种是夫妻各自忙得只有周末才有时间在一起；另一种是指那些在周末见面，过.类似夫妻生活的情人。后者可能根本不是真正的夫妻，甚至各有伴侣；然而，他们大多在同一大楼或就近大厦上班，在周末方便以上班作借口相约外出。他们出没的圈子与地点，从不会跟自己真正的另一半出没的一样。他们可能有爱，或者也有性，但当中的爱与性却又不足以令大家突破一切框框，名正言顺真正地生活在一起。这也是我们这年代的残酷写照：我们总是爱得不够。若嫌太沉重，或者可以改为：我们都没有时间好好去爱，所以只好把爱留到周末。

单孩长大了 应该怎么爱？（2）

工作日玩伴

那平日的办公室生活又怎么过？

由于那大锅饭年代已相距很远，都市白领上班时间由过往的朝八晚六改为朝九晚不知多少，简称“朝九晚无”。双休日的实行，令白领们都过.一种“五．二”生活模式，即五天工作中，跟一个群体（如公司同事）生活吃喝，余下两天周末与家人度过。如果没有情人家室，那公司同事自然成为大家见得最多、“玩得最埋”的圈子。

圈子愈有趣愈亲密，朝见口晚见面，办公室暧昧就特别多。

这些暧昧以往会正路地发展成为夫妻伴侣，但现在，对于在职场谋求家庭婚姻幸福，大家似乎都有点戒心，所以会分得特别清楚：这个，是我工作环境中的玩耍对象，我们可以随便互调情，甚至发生亲密关系，但大家都不会忘记彼此的界线。这是一条亲密的界线。若关系成熟，双方又同意，通常会在周末那两天把关系暂停，到星期一又再玩过。与其说这是因为双方爱得不够，或时机未到，不如说是现在都市人更渴望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在努力进修跻身中产的同时，男男女女在假日都宁愿多花时间自我改进和提升。

剩女

这个曾出现在我们的关键词典的名词，有“圣女”的谐音，但用起来通常不无贬义，大意是指有高条件达适婚年纪，但又未找到对象的女子。“剩”就是过剩、剩余，像年尾卖不掉的一盆桔子，快要凋烂，却从未被人好好观赏。

所以现在流行的是剩女自强，高呼：“我是剩女又如何！”剩女未有固定伴侣，但她依然漂亮自足。由此再引发剩女共同社，她们除结伴购物吃喝外，还流行衣饰交换，总之她们发现了没有男人，原来都可以活得多彩的道理与实践方式。

单孩长大了 应该怎么爱？（3）

作者：李照兴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分偶

相对于“配偶”，他们是分开居住的一对爱侣。由于内地城际流动力比香港大得多，所以有情人因短程出差或长期工作而分开居住，或者在同一城市各有住所的情况也甚为普遍。这种较独立的生活状态，是都市新兴的一种关系模式。分偶保持恋爱的关系，同时降低了同住的折磨，是在苦恋、等爱以外，较健康的一种恋爱关系。

爱情期望值

要量化爱情，为爱情成败下结论，人们忙把爱情成功的元素或失败的原因归纳。热爱统计又爱大造新词的内地媒体，就把爱情的成败指针化为数字表述，从而发现现代爱情最大的问题或令婚姻不能持久的最大原因，是人们的错误预期。

今天，婚姻高峰期出生的一代，那个单孩政策实行以后的一代，听过太多父母辈的艰苦坚贞；他们同时也广受外国爱情电影、电视剧的冲击，爱情价值观相对模糊。他们对爱情的期望都是听回来看回来的，并不建基于亲身经历与人与人间的关怀体谅。他们一生下来就是家中的红太阳，为自己想太多，为他人想得太少，不擅与人交际。不错，他们有部分在新开发的商业职场上旗开得胜，但更多可能变成日本人眼中的“下流社会”青年，对生活提不起甚么热情，更遑论用力守护爱情。单孩长大了，应该怎么爱？

北海怪兽和创意圈子（1）

北海怪兽和创意圈子

今时今日的张艺谋及陈凯歌等人再不能代表现今中国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们作品已没甚么令人惊喜的创意，还在于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和今天的中国城市与年青人打交道。而且，他们都没有幽默感观众看他们的电影会发笑，是基于可笑而非好笑。在主流媒体中，也没有那些作品真的对年青人关心，又或者用年青人的目光去看生活。贾樟柯固然是当代的，但也离不开一种纯真的失落，向往乡土的乡愁。哪个导演真正在今天清拆中的胡同生活过？是文艺青年的空想？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这些，我们难以寄望能在上一代发现。要寻找现今的中国城市，聆听城市青年的声音，我们无可避免要走到他们的世界中寻觅年青导演彭磊的电影告诉我们，要找，可能要到北海公园的水底。

“地下怪兽”天马行空

他们是一群 70 年代 80 年代生的孩子，在动漫之中长大，爱好文艺，同时不忘消费。他们有自己的方向，不过同时晓得妥协求存。最重要是：他们的创作纵然天马行空，但意念往往来自千真万确甚至血肉模糊的现实。他们显然是看过太多片听过不少歌的广义文艺青年，不过对于自我的反省从不缺少。是他们及他们的作品让我们认识到 2008年前后的中国城市生活。

若要介绍这部小本制作、土法炮制、彭磊执导的电影《北海怪兽》，单单刊出它的戏码本身就相当吸引：

“《北海怪兽》是一部混合了黏土动画、剪纸动画和 DV 实景拍摄等多种形式的独立科幻片，情节荒诞离奇却和今天北京的现实息息相关：一个外星人被派到地球对人类进行研究，进入了无聊青年塔南的大脑；搞怪科学家李家奇帮助塔南取出外星人，并与他一起召唤出北京地下的百年怪兽，对抗外星人的入侵。男主角在胡同与娱乐场所徘徊穿梭，无力改变现代化对自己成长记忆的侵蚀，北京的旧貌新颜撩拨.这个浪荡青年复杂的感情，一种朴素的愿望以神怪的方式来呈现。

“它表现了中国现代城市艺术青年的思想生活现状。他们盲目的追随不切实际的艺术，他们的物质生活无法与精神生活平衡，只能用一些低级无聊的想法和行为使生活充实。本片假设了外星人对北京的进攻，以及庞大的怪兽会生活在北京的地下。在影片中纪录了很多已被拆除的北京胡同风貌，同时也通过影片折射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人的影响。

北海怪兽和创意圈子（2）

“《北海怪兽》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特摄科幻片。同时也是一部绝对现实主义影片。”

“毫无疑问本片将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现实的生活和现代中国的年轻人。”

我要说的，是一种北京生活形态、一种创意圈子的萌生，以及如何把对时代的看法转化为创作。这是一件在过分稳定与追求实时回报的社会中，被视为不可能的事，但北京青年却有能力去达成，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激发了他们特有的思路，他们的生存条件尚有弹性空间。

彭磊甚么圈子都能混

彭磊是乐队“新裤子”的成员， 1976 年生，但最初留意到他，是因为北京的小巷钱粮胡同。北京有三条巷的名字惹我好感，也是我常流连的，分别是南锣鼓巷、烟袋斜街和钱粮胡同，它们的名字经常惹人联想到历史与其巷的本身文化特色。其中，钱粮胡同是最低调的，隐没于美术馆后街附近，绝不起眼。常去，是因为有一家香港摄影师开的小咖啡店，还有一家专卖铁皮玩具的小铺，叫“发条怪兽”。店主正是彭磊。彭磊专收集国产铁皮玩具，有些是 50 年代的绝版货，收集得多，索性开铺。钱粮这边的店，都不见得有生意，但因为铺租低，可顶得住。就是这些形形式式兴趣小店维系了老区的生活环境。因为有店，所以有人集结；有人集结，所以有搞作。北京的词典中，有一个重要词叫“圈子”。圈子中人互相认识，叫做“混”，虽未必很熟，不过有事找来，哥们从不“甩拖”。

北海怪兽和创意圈子（3）

彭磊可以音乐圈、动漫圈、玩具圈三栖，现在则栖身于独立电影圈或广义的文艺青年圈。所以新作很容易找来春树助阵主演。片名叫《熊猫奶糖》。灵感来自春树的前作《两条命》，也谈女与女之间的关系，或者应该说，是时下年青人对爱恋追求的模糊，甚至对自身的不清。而综观整个北京年青人圈子，这种情况比比皆是：他们有足够的自由，没太多的金钱；家庭较为稳定，不过城市变化太快。恋情可以快来快去，但未肯定爱的是男是女。

打怪兽的慈禧　到城市圈子狂人

这种关注北京青年的心态，在《北海怪兽》中已充分表达，不过其表现形式甚男性化，片中充斥男孩的幻想：土制外星人，超人式怪兽，男人的无聊晃悠，大玩中国的传统 icon 。骤眼看去，《北海怪兽》是部 MV 式的招牌作品：最会模仿科幻片的固然是北海公园中，怪兽与外星人的对决，但之前一段解释北海公园到底为何有怪兽，从而把整个恶搞版的中国历史说出来，出动慈禧太后打怪兽，直至新中国成立，毛主席红太阳升起，再谈到环境污染、城市问题，试问又有哪个导演会做同样的事？

彭磊圈子的优势正在于他们取材的正是大家的焦点：北京。而他们本身天才横溢。他的故事以北海与皇城作背景，他的人物在老胡同中流浪、吃烤羊串、喝燕京啤，叫人看电影之余，也可代入一个更大的城市脉络。而那种年青人的虚浮与爱情的迷失寻见，也正是这时代的一种呼喊。低成本的制品，比一亿元的大片更可观。

春树和彭磊等圈子中人所以值得介绍，除因为他们的作品有时代人物的代表性，还因为作品反映出他们所处的社会，还有一点点空间。人有足够的才能去创作，圈子有不同的力量凝聚起来做点事，生活条件有合乎人性的包容度，不须时时想着赚大钱。理想与现实之间似乎还有很多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