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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创新的力量

- 由改革到社会创新

- 创新——新保守主义吗之创新风险

- 创新——新保守主义吗之规划还是无规划

- 专家和管理者

- 组织中的权力和责任

- 管理学

- 组织的原则

- 中产阶级社会

- 教育革命

- 扩展的范围

- 对社会的影响

- 社会资本投资

- 经济学上的分析

- 何以支撑教育

- 教育的对象

- 社会风险

-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 从实践中学习

- 教育的社会责任

- 发展的新领域

- 希望和风险

- 经济发展可能吗

- “起飞危机”

- 农业问题

- “社会资本”支出

- 态度问题

- 建设工业社会

- 资本的角色

- 我们面临的问题

- 变化的东方

- 西方：胜利还是失败

- 东方的变化

创新的力量

创新可以增加但不可取代。它不可能也不会代替天才的创造性活动和对“尤里卡”（Eureka，即新发现）的突然洞见。创新也不会提供对知识进行细化和适应的组织性工作。

相反，创新会被适当地用来增强天才灵光一闪的能力和对改良、适应和应用进行持续地去伪存真的能力。可以说，它捕捉到了个人洞见中光芒闪耀的瞬间——闪过地平线的那一刻，并把它变为永恒的光照。同时，它能为改良工作提供方向；在现有知识的扩展中，当细微和乏味的思考踏进新的想象力之门时，它可以进行感知。实际上，创新可以进行组织工作以实现这一飞跃。

抗菌素的故事可以说明这样一种力量，它将天才的灵光一闪转变为系统创新。弗莱明（Fleming）发现青霉菌具有杀菌特性正是天才的灵光一闪。这一创新来自于弗莱明的深刻洞见，得自于对未知领域的条理化组织过程，是生物体有机化学反应的一种全新观点，也是用“抗菌素”治疗疾病的一种全新方法。这花费了10时间。但是一旦成功，几乎在一夜之间，它使得如下方面成为可能：为发现新的抗菌微生物而进行的系统研究；关于这些抗菌微生物的知识的进步；对它们的化学反应和使用风险的理论把握。

创新对目前知识改造产生影响的一个例子是它发展了变化理论，这个变化就是从不发达的前工业社会的静态经济转向日益先进的工业经济。10年前并没有这样的理论。今天我们有一种公认的既粗糙又原始的理论，但已经足以在经济学家中赢得普遍的认可，不论经济学家还持有其他观点，也不论他们为铁幕阵营的哪一边效力。然而，不同于其他主要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不可能归功于某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毋宁说它代表着一种方法的成功：确定目标，明确我们必须知道的东西，分析大量细微的为改进而作的努力以确定从适应到创新的关键点。

创新并未改变人类生存固有的限制。创新在这些限制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树立一个超越人类目前能力和知识的更高目标，确定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并组织工作将其完成。而且，创新无处不在——这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创新仅仅是我们能够系统地去做过去只有天才才能想到的事情，是我们能够组织普通人去完成过去通常只有极少数天才才能完成的事情。

创新有两大主要领域：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有技术创新，即发现对自然的新认识并将这种认识转变为人类新的控制能力，预防能力和生产能力。还有社会创新，即分析社会需求和机遇以及发展出观念和制度来满足它们。在这两大领域中，创新给了我们新的能力。它使技术变得没有局限，超越了社会中的改革和革命。

由改革到社会创新

“租借法案”的出台让所有的新式武器都相形见绌，它帮助盟军取得了二战的胜利。它使一种凝聚的战斗力成为可能，能够在核心政策的引导下最大限度地进行生产。它还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创造力，实际上民族自豪感和创造力是以之为基础的。同样，正是马歇尔计划而非原子弹使西方世界得到了复兴。这些都是社会创新，它们对我们这代人生活的巨大影响如同技术创新一样。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力量出现不是靠技术，而是靠社会创新，比如五年计划和作为经济发展工具的全民教育理念。今天已经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的经济发展理念是另一种社会新观点，即社会创新。

发达国家经济在近25年或50年发生的重大变化主要来自同样的社会创新。卡特尔和反垄断法都是社会创新。在美国，通过养老基金和投资信托，工业中大规模生产、分销、研究和所有权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变化。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社会创新而非技术创新，正如政府在经济社会中的角色的新观念一样。“生产力”是一种社会创新，尽管生产工具至少在部分上是属于技术性的。

整个世界（苏联亦是如此）出现了新的机制——企业和管理，后者使人力资源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作一番近距离观察，许多在过去30年或60年内成功地从一个街边小店发展到商业巨子的企业都是基于社会创新理念。英国马克斯斯宾塞公司或美国西尔斯公司都是基于规模市场的愿景；大众汽车公司是基于欧洲交通革命的愿景；IBM是基于一种信息组织和办公组织的愿景；荷兰飞利浦公司则是基于世界经济及其生活新需要的新概念。

社会创新也是那些引人注目的个人成功故事的标志，例如那些让民众倾倒的“百万大亨”们。从20世纪初的普雷斯·洛德（Press Lords）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到今日的希腊油轮大亨——这些油轮大亨能积累大量财富是因认识到世界能源经济已经成为交通运输中的新亮点，所有这些人都起家于对社会因素的全新配置，得益于关于社会机遇和社会需求的新观点。然后，他们创造出所需要的技术，设计出新的金融手段或者销售和服务的新方式，等等。

因此可以说，社会创新并不是什么新奇事。一直以来，它至少像技术创新一样重要，至少像技术创新一样具有广泛的影响。要不是因为17世纪晚期保险业这种社会创新，我们甚至很难想象工业经济的出现，因为如果我们不得不在毫无保护的状态下去承担来自自然灾害、火灾或洪涝以及船只失事或暴雨冰雹的经济风险，那么我们就无力再担负来自经济变化的经济风险。社会创新在过去几十年里已经变得更频繁、更迅猛和更“常态”。

今天，在每一个大型企业、大型工会和政府机构中，我们组织起来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创新。极少有企业已清晰地意识到这点（我仅知的一个是通用电气公司，它特意组建了总部幕僚致力于社会创新）。但是，所有的大型公司和许多小公司都在一个或几个领域内从事着社会创新，这些领域包括组织结构或市场营销、技术研究的管理、物流成本或金融政策、人际关系或数据处理，以及管理学教育或国际经济发展。同样，政府和大学以及医院和军队都在致力于社会创新。

如果不是我们正在获得系统的、有目的和有效的社会创新能力，那么，所有的社会创新都没有意义。我们或许还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新能力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的确知道，它是一种方法而非天才的灵光一闪，是科学的想象而非艺术性情，是一种有组织的努力而非偶然巧合，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能使我们树立目标并组织工作实现目标的方法。

这一进展的标志就是独立的新研究机构有意识和有目的地将社会创新和技术创新融合到一起，而这些新研究机构自二战结束以来在这个国家变得如此引人注目。斯坦福研究院、理特管理学院和兰德公司（美国空军的一个分支）都将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整合在一起。它们的员工包括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管理和营销专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与物理学家、地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和数学家一起工作。

仅在20年前，这还是不可想象的。例如，当美国农业部——美国最古老、最庞大和最广泛的研究机构——在30年代重组和扩展研究工作时，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还是泾渭分明的。南部和西南部非常成功的地方研究机构的研究项目仅包括原材料、产品和工序方面的物理研究。然而，战后的研究机构都将其非凡的成长和成功准确地归功于对社会创新的囊括。

社会创新的影响与技术创新的影响类似。它使社会组织更开放，使向新社会目标的有序迈进成为可能，使依照要求对社会新工具和新机制的有组织开发成为可能。通过现有的方法和机制，创新使得我们可以选择实现社会目标的方法和将要实现的社会目标。

在25年前的工业社会中，我们只知道一种可以提供现代医护费用的方法，那就是政府运作的国民义务健康服务。似乎仅有的问题是：这是否会有故障。很明显的证据是，现代医学的发展使得广泛地接受医护治疗成为令人向往和可能的事情，但也确实为富人以外的所有人引发了医疗费用问题。每个欧洲国家都遵循着这一理论逻辑进入了政府运营的国民医疗体系。

美国一旦理解这种“逻辑”也将会这样做。相反，我们认为的问题是：要使所有的人支付得起看病的直接费用。我们认为的要求是：医疗费用必须预付，风险必须分担。我们轻易建立了一个机制使二者都切实可行，因为疾病的可能性分布是可以预测的。我们认为的具体规划是：保证病人能够自由地选择医生，维持二者之间的职业关系，允许医生在职业道德的限度内自由地确定费用，以及确立地方和私人控制的原则。然后，我们策划出一个又一个新的理念和方法：自愿医院保险，开始主要针对职工阶层后来包括整个社区人员；自愿医护保险，主要针对“常规”疾病；主要医疗费用保险，针对非常规的、费钱费时的重大疾病；等等。我们已经建立了像“蓝十字”和“蓝盾牌”这样的自愿社区合作社机构，它们与医护计划和保险公司处于自由竞争之中。这些发展中的每一步都实现了部分的特殊目的；而每一步都与普遍的整体范围的最终目标紧密相连。

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问题是：具体的规划不可能完全实现；为了达到对每个人实行经济保护的目标，有些边缘领域还需要政府的资助，包括对老年人这样的边缘群体的基本医疗风险的再保险，以及病期漫长的精神病患的护理、治疗和开支。那些非常贫困的、不定期失业的群体不可能涵盖在保险范围之内，但是他们必须享受免费医疗，就像慈善团体的病人那样，或者得到政府救济基金的资助。我们还不知道如何提供保险给那些要抚养小孩的离异妇女，除非她们有一份工作。就像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存在弊端一样，我们也不例外。

但我们坚信我们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我们已经解决了其中的大部分，而花费并不多过一个最有效的政府体系的开销。我们是通过增强社会价值观来实现的，这些我们正确地或不正确地认为有价值和重要性的社会价值观包括：职业独立、地方自主、自我管理和多元竞争。

我们着手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是欧洲面临的问题，二者目标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设计“产品”所使用的资源是我们本土的自然资源，即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和习惯。

也有一些例子，使用同样的资源却设计出不同的社会最终产品。例如，马歇尔计划所使用的贷款、专家建议和跨国管理委员会都不是新事物，但是，“产品”的确是新的，是为了满足一种真正的创新观点而有意识地进行设计的结果。另一个例子是目前建立的一些跨国企业——既有欧洲公司建立的也有美国公司的——在欠发达国家开设制造业公司是通过非常古老的方法如贷款、专利特许权和投资，而非特殊的技术和生产线。这些制造业公司在当地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它们的繁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欧洲统一的前景不是通过征服、俾斯麦（Bismarck）诡谲多变的外交手腕或革命的爆发来实现，而是通过有计划的设计和发展共同债券、特殊功能的共同机构（如钢铁共同体、共同市场或欧洲原子能机构）、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经历来实现。用来建立欧洲联邦的资源恰恰是曾经导致欧洲长期分裂的民族利益、民族忠诚感和民族传统。

在今日世界上那些贫穷的农民社群里，人们为了共同的进步，在一个较小的但或许是非常重要的范围内，努力创造一种自愿协作的习惯。这些社群的确有着非常强有力的协作传统，但仅仅是为了维持习俗而已。传统上，新事物只能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这么多该做的事情是如此简单，比如挖一口井、铺设引路和使用更好的种子。这些简单的事情所产生的影响远超出人们为之付出的努力。然而，要完成这些工作需要社群相互协作的习惯，这种习惯曾经阻碍变化和抑制主动性，现在却倾向于促进变化和提高主动性。创新取决于将农民的旧传统转变为他们开创新事业的途径，通过这些途径他们可以获得新的观点和力量。

我想，最后要举的例子说明了社会创新不同于产生社会变化的旧方式，即改革和革命。不同于改革，是因为社会创新的目的并非纠正不足，而是创造新的事物；不同于革命，是因为社会创新的目的并非颠覆旧观点、旧信仰和旧制度，而是利用传统的观点、信仰和习惯来实现新成就，或者是利用能更好地改变习惯和信仰的新方法来达成旧目标。但是，社会改革也尝试着做一些既非改革也非革命所能做的事情：赋予我们一种方法，既能确定可能的和需要的目标，也能确定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做的事情。

与技术创新相比，我们更需要社会创新。后现代世界的新领域都是创新的领域。改革和革命都无法解决这些大问题，只有真正的社会创新才能担此重任。

创新——新保守主义吗之创新风险

创新即冒险。现有的资源是对未来结果的承诺，尽管未来结果难料。目前的活动和行为也从属于未来现实的一种潜在性，尽管未来现实还尚未被知晓和理解。

创新最好的界定是：人们通过承担风险和创造风险，力图在他们的思想和周围世界中创造秩序。它也可以被界定为，通过系统地——实际上是有意识地——寻找风险来取代现代社会之前的盲目（例如文艺复兴中人们对主宰人类命运的神灵福尔图娜的信仰）和取代较为新近但仍然落伍的“必然的进步”之观念。这两者都认为不存在偶然性和风险。

创新是大胆的且非常大胆的举动。这要承担巨大的风险不是一个，而是三个：被创新赶超的风险，可以称为创新暴露的风险；创新失败的风险；创新成功的风险，此为三者之重。

（1）被创新赶超的风险（创新暴露的风险）

创新几乎能在一夜之间改变现存秩序，使昨天看上去还无懈可击的事物变得陈旧荒废，使昨天还占优势的事物变得微不足道。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今天的大型企业有一个内在动力使得它特别地在效率和出色管理方面更有优势，并且当其不再有进取精神和竞争力时仍然非常强壮、有力和庞大。这里有玄机可谈。然而，30年前的美国前100家最大的制造业公司如今已经有一半以上从名单上消失了。一些公司完全不存在了，而另一些则已成了明日黄花。这些公司的地位已经被那些在30年前尚不存在或微不足道的公司所取代。新上榜者现在的地位并非归功于财务管理，而是归功于新技术、新工序或新产品——最重要的是归功于创新。

创新暴露的风险改变着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本质。这里经常可能出现突然变盘，彻底改变了各种力量的国际布局、地位和平衡。或许是发生在世界经济、世界资源布局和世界交通布局中的变化，或许是政治博弈的变化、军事或工业力量平衡的变化以及民族政策的变化，所有这些几乎都能在一夜之间改变整个国家甚至是最庞大和最强大国家的国际地位。

当然，如此戏剧性的变化曾经发生在历史过程中——但是极为少见。原因可能是不可思议的历史事件，可能是一个民族活力的衰弱或另一个民族创造性力量的突然爆发，也可能是外族的入侵或者商路的突然转移。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变化是新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引发的结果。但是，在过去很少成为“转折点”的事件，现在却成为自始至终的危险因素，曾经的副产品现在却具有深远的影响，换句话说，曾经的福尔图娜现在却是风险。

这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它完全适用于一个国家和一种经济体系内的各种机构、群体和力量。每一项技术、每一种行业和每一个企业都在风险中生存，可能未有任何预警就变得陈旧过时，可能被技术创新或社会创新摧垮或毁掉。

这种风险不可避免。相反，任何阻止创新的企图，甚至任何无视创新的企图，都只增大风险。风险不可小视为“都是日常小事”。我们必须接受它并为之做好准备。

（2）创新失败的风险

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讨论创新中的这一风险。

创新必须展望未来，并且把资源、努力和命运诉诸这种展望之中。但没有人能预知未来，更不要说控制它。因此，创新必然有着很高的失败率。创新的失败或许是因为认识上有缺陷、筹划不足或时机尚未成熟，或许是因为不能达到预期结果或者没有在既定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结果，或者是因为——很可能是最残酷也是最普遍的风险——创新的努力获得了出色的成功，但仅仅当其完成时已经时过境迁，被新事件和新知识的发展所取代，变得不再适宜了。所以，30年前最显要和前途无量的人物的医学发现很少能为今日医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这两大风险产生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结论。仅仅是更多和更快的创新就能够应对被其他创新所取代的危险。而这必然会促使我们将更多的资源在冒险中孤注一掷，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成功的可能性。

（3）创新成功的风险

不论是暴露的风险还是失败的风险，与第三种风险即创新成功的风险相比都小得多。

创新并未制定出新的自然规律，甚至与寻找这样的规律都毫不相干。它的目标是按人类的需求和愿景来引导自然力量和社会的价值观、信仰、制度和人类资源。

除了我们所期望的之外，一个成功的创新还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它会导致什么出乎意料的新变化？它将会对社会结构、人类信仰和社群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举一个小例子，有效杀虫剂如DDT的发明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这是一种真正的创新，它使对一些耐疾病的、破坏性大的害虫的控制成为可能。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新的杀虫剂既有效地杀死害虫也大量地杀死益虫，既清除了耐瘴气的蚊虫也消灭了蜜蜂。这一意想不到的结果不仅威胁着那些食用了有毒食物的鸟类，也威胁着溜有通过昆虫来传粉的花草树木，其中主要是果树。

这样，创新不只是机遇，也不只是风险。它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责任。由于没有人为风险负责，人们对风险无计可施。一个人只能做的是对不可避免的进步表示欢迎或哀叹；至多也就试图延缓它的速度。然而，创新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我们必须为它的结果负责。

我们必然要在价值权衡中做出选择，这既与目的相关，也与方法相关。正是因为它使技术和社会结构变得开放，创新提出一个经久不变的问题：创新的价值何在？我们的目的是加强我们的传统还是削弱它们？我们应该定一个更高的目标还是采取一种权宜之计？

但对于所有的社会创新来说，不可避免的是一种价值判定，它与目标、限定性的要求、建立的机制和选择的方法相互关联。每一种社会创新——不论由政府、学区（school district)、企业还是工会主导——都表达出一种观点，即人类和社会是什么，他们应该成为什么。

因此，创新通常是伦理学范畴——它是知性的过程和对美学的理解。它非常需要伦理学（正如近来一本非常有见地的书所指出的那样利斯（W.A.R.Leys）的《决策伦理学》，纽约，1952。）来判定哪些价值是恰当的，哪些是正确的。传统伦理学，不管哪一学派，都在寻找对既定状态的正确反应。今天我们需要伦理学致力创造一种正确的情景。大多数哲学家认为伦理学自斯宾诺莎（Spinoza）以来已经变得相当枯燥，尽管对这方面著作的需求几乎很少。“必然的进步”的氛围与一门认为“选择是恰当的也是理性的”的学科格格不入。现在，或许我们可以期待基础伦理学新作的出现，我们确实需要它们。

创新——新保守主义吗之规划还是无规划

创新的风险和责任本身就要求重大的创新。第一个风险，即创新暴露的风险使规划成为必要。而第二个风险，即创新失败的风险则抑制集中规划，需要局部规划的多样性竞争。第三个风险，即创新成功的风险，则需要社会变化的新态度和新政治。本质上这需要新保守主义。

25年前，一个英国社会经济学家芭芭拉·伍尔顿（Barbara Wootton）写的一本小册子《规划还是无规划》在公众和决策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至少在英语国家是如此。她的理论非常简单：规划是一种必要。

这一论点即便在当时也有着相当多的错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但是就在短短几年前，诡辩论中出现了一个几乎不证自明的道理。目前，美国经济界也在分享这种观点。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首度试图通过全国复兴总署（NRA）和狂热的经济支持来克服大萧条，这实质上就是为整个国民经济自上而下地制定集中规划。

今天，我们所见之处皆有规划。制定长期规划是今天企业家们的核心主题。每天我的信箱里都会有来自著名公司关于长远规划的演讲稿或文章，有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荷兰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或日语的。越来越多公司建立起长期规划部门，越来越多城市也开始这样做。

多数大学着手制定长期规划，多数医院和学区、研究实验室、专业协会、报纸和杂志、国际机构、军队、政党、政府部门和律师行也是如此。实际上，制定长期规划将成为一种流行。来自华盛顿的一则笑话包含着真知灼见：“我们不想做这工作，所以就再搞一个长期规划研究吧。”

在许多情况下，规划并不太理解具体工作和所用方法。有一种倾向，混淆了规划和那种试图渗透商业周期波动的徒劳无功的尝试。还有一种倾向，力图将过去的趋势置于未来，以此进行规划，可惜，规划的出发点却是时刻意识到未来将是另一番天地。人们普遍认为，规划会减少风险——这是最危险的错觉之一，因为规划既产生风险也承担风险。

但是，人们越来越理解规划的本质和功能，越来越清楚适当的工具和方法。我们逐渐认识到规划与预见和预测的不同，以及我们能见到的所要发生的事情和我们能力图使之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异。我们逐渐认识到盲目的赌博和在知性判断基础上对风险的理性选择之间的不同。我们还认识到，规划的目的不是使现在变得永恒而是期望和促成新事物。目的在于创新。

更重要的是，我们逐渐认识到，在创新过程中唯一能抵御暴露风险的保护措施就是创新本身。我们可以通过采取积极的攻势来保护我们免遭不断被新的创新所取代的威胁。对这一态度最经典的说法或许来自经济领域：改变公司运营所采纳的经济理论和对公司的特色、功能、目标、产品、市场和组织进行创新的最佳时机，就是公司最成功和盈利最多之时。每一种经济理论都会变得过时。如果一个公司只是等待而不求改变直到开始走下坡路，它往往浪费了太多时间。

这一创新过程需要一种非同寻常的态度。它需要人类最鲜有的洞察力：自愿检讨自身的成功。这是使承担创新风险有利可图的唯一态度，实际上也是使创新风险变得可以忍受的唯一态度。例如，当一国外交政策失利时人们很容易会对其进行反思——社论人都可以做到。但是，当外交政策高度成功时，很难再去创造一个新的理念。然而，这却是防止失败的唯一方式。长期规划的目标就是在有组织的、系统的和持续的创新努力中使这种态度变得有效。

专家和管理者

这也是一个直接取自《天路历程》的寓言故事。不过，这个例子首先说明了新的组织能力所带来的转变。被雇用的专家们很快成为具有权威和责任的核心人物，也是我们社会成就的象征。

有两种受雇用的专家，一种是技术专家，另一种是职业管理者，他们相互依赖。他们只有存在并相互合作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同一个人在其工作中或许能完成两种不同的任务，但这和前面两种职业功能之间的差异是不同的。

技术专家是某一知识领域的专业人才。今天，与当今组织无关的人类知识和活动的传统领域几乎不存在，所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如此，包括工程学、数学、逻辑学、法学、写作、教育、建筑学、经济学、军事艺术和新的商业学科如统计学、营销学和生产科学。它们中的每一个其本身就是一门学科，是一个成长中的知识组织化和成就系统化的庞大领域。每一门专业和今天的众多组织都需要具有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的人才。

一个专家必须像一个职业人士一样运用他的知识。这意味着他不仅要擅长自身的业务，还要不断尝试着做得更好。他更要对其自身的行为和付出担负责任；因为只有奉献知识的人才能真正衡量他自身的努力和付出。

这里有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在阿富汗的荒野上，美国游客的汽车发生故障无法启动。没有人能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连工厂代表也不得不放弃。正当这位游客准备丢弃这辆汽车打道回府时，有人记起了一个老铁匠，他居住在50英里外的偏远山区，他年轻时曾经做过修理发动机的工作。绝望之际，游客派人去请他。3天后，这位老人骑着一头骡子出现了。他看了一下汽车并要求拿一把锤子来。他在引擎的一处轻轻敲了两下，说道：“发动吧。”引擎轻轻作响就像它刚刚离开试车台一样。

“我该给你什么报酬呢？”游客感激地问道。

“100美元。”

“什么，用锤子敲了两下就值100美元？”

“好吧，我给你列一下账单。”老人说道：

“用锤子敲两下——10美分；

搞清症结所在——99美元90美分。”

在技术专家的工作中，捶打花费的10美分很容易估量到，而“发现症结所在”的知识、贡献、创造和责任的价值是很难估量的。

因此，技术专家离不开管理者。专家只是在某一知识领域和成就范围内工作，知识和成就确立着自我目标，在每个领域都一样，不论是工程学或是化学、销售或是应用建筑。管理者的工作就是将这些领域整合在一起，使它们相互融合，有效地发挥作用。管理者的专业知识就是组织能力，他当然依赖于专家，但专家同样离不开管理者。

这就是为什么职业管理者已经成为社会规范、社会道德和个人期望的新焦点。管理者的地位是由其工作的客观需求决定的，他的威信来自其学识和成果。管理者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财产所有者或民选代表人的“代理者”，他很少受到他们的控制。换句话说，管理者的地位是一种职业地位而非财产或政治地位。并且，与医生或律师这样的传统职业不同，管理者必须通过他人来行使其权力。他的决定不仅影响到个人而且影响到社会。

管理者既是经济发展的代理人也是社会发展的代理人。缺失或缺乏管理者是欠发展国家的致命缺陷，而能够提供管理者则是发达国家的重要资产。因为管理者是新的组织能力的承载者。

如果管理者不是受雇人而是所有者的话，那也同样如此。他必须像专业人士那样作为，必须为了管理工作而将其自身的所有者利益和权利屈从于整个组织的需求。否则，这个组织将会失败。

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亨利·福特。他拒绝成为一个职业管理者或允许其他人来管理，他固执地扮演着所有者的角色，结果差点儿葬送了自己的公司。公司在1945年他去世后才得以复兴，这主要得益于公司审慎全面地引进系统的专业管理制度和雇用大批职业管理人员，这些管理者尽管是被雇用者却被赋予充分的权力和职责。

技术专家和职业管理者的出现创造了新的机遇。它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机动性；创造了一种新的发展阶梯；创造了一种新的成就理念和新的权威，它还创造了一种新的教育机会和教育需求。但是，它也产生了关于权力的职责和公正性的问题。

组织中的权力和责任

我们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组织既需要职业管理者也需要技术专家，其权力的执行必须通过他们来实现。管理者和专家必须信守其观点和愿景。组织不是他们实现个人目标的工具；组织具有其自身的目标——客观的和非个人的目标，个人必须通过组织的目标来引导自己的愿景和努力。并且，管理者和专家都有彼此不同的、必要的工作，但他们相互依赖才能完成。二者又都离不开组织。

组织、管理者和专家三者每一个都是一个权力中心。

组织必须借由组织中的人才能获得权利。然而，西方社会绝不能容忍个人仅仅是社会目标的一种工具，也绝不能容忍任何权力凌驾于个人之上，除非权力对社会的功能和作用是绝对必要的。它也绝不能容忍这样一种危险的错觉，即宣称对个人的效忠和拥戴，除非确保他是创造性的和负责任的，社会可以受益于此。

社会中的每一个组织只发挥着部分功能，只能满足人类众多需求中的一个，例如国防或经济生产。即便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它也只行使着部分权力，更不用说在西方社会中。组织绝不能拿局部利益换取公众福利，例如，绝不能只要求和期望一个人工作却不顾其责任——不管是丈夫、父亲、公民、教士还是职业成员。

总之，不应该把组织与个人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水火不容的结合；人们必须将组织视为仅为特殊目的而存在，是可以进行重新组织的。卢梭的深刻洞见，即移民权是抵抗暴政的最后一道屏障，或许更适合于新组织而非其他群体，这恰恰是因为新组织是部分的、有限目的的组织。无论何时，只要一个组织限制这种移民的权利，它就是在滥用权力。

今天，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工会中我们正经历着严重的（也是可感知到的）腐败、欺诈和剥削。但是，欺骗不是什么新事物，法律通常也与之齐头并进。更危险的是“体面”的工会宣称完全效忠于它的成员，并控制某个行业和产业的进入门槛。例如，美国和英国的工会越来越多地诋毁封闭工厂封闭工厂，指只招募特定工会成员的工厂。——译者注，驱逐反对现任工会领导的成员并以此断绝他们的生计。今天，许多法律赋予工会的权力已经变得不可容忍。

但是，某一行业通过奖金、养老金和优先认股权可以反向惩罚辞职行为，以至于管理者想要“移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掌控权力，并实施反社会的对流动的限制。管理者的奖金往往以10年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而非所得税那样整个一次性扣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结果是，如果一个管理者为保有其已挣得的红利而在10年内不辞职，那么对纳税问题的担心则会成为压在他身上的反社会的负担。这些羁绊仍然令人无法忍受地阻碍着对个人利益和需要的追求。

职业管理者也执掌权力——必须执掌权力。但这种权力不得超出其工作需求，不应该成为他凌驾他人的个人权力，更不要说逾越个人的操纵、“调整”和制造的权利。

不论管理者对固有权力的滥用是隐秘的还是公开的，不论它是对认同的野蛮压迫还是温和操控，都没有什么不同。不论管理者的动机是自私的还是真正的利他，不论是渴望自我扩张还是枉费好意，也都无济于事。如果管理者的目标是权力而非负责任的表现，这就是滥用职权——如果不是独裁专制的话。

管理者要对其同事人负责。他有责任建立一个组织使得人们都能取得最大的成效，他有责任在组织中为每一个技术专家找到用武之地。他必须有效地利用专家们所具有的全部知识和技能，使他们的判断力有着广阔的发挥空间。他必须使专业人士知道他们共同奋斗的目标；也要使自己清楚专业知识的发展所产生的新的潜在的作用和表现。换言之，他有责任为技术专家们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得到最大的发展和取得最大的成绩。他还要对个人和组织负责，要求他们有更出色的表现，对碌碌无为者进行指责。

组织和管理者的权力和职责问题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和分析。但是更重要的问题，即组织中独立的技术专家的权力和职责问题，才刚刚受到关注。

到目前为止，我们最担心就是技术专家的职责。

“我们如何管理科学家？”这是我经常问的问题。

当我说：“只有你告诉我你想从科学家那里得到什么，否则我无法回答。”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吃惊。

近来，美国国防部从某大公司引进了一位高级管理人员来负责导弹工作，国防部强调他们看重的是他与科学家相处的能力而非他利用科学家成果的能力。

技术专家被认为是古老而熟悉的事物，例如小镇上的律师或家庭医生这样的独立职业者。但当他加盟组织时，这就完全变为一种法律形式：他是通过雇用合同而非委托关系进行工作。实际上，当一名专家成为组织中的职业雇员时，他就从与社会分离的和纯粹个人职责的工作转向一种社会权力和社会责任的工作。

技术专家必须甘于奉献，但不能任意地贡献。他也享有权力——他的努力、知识和意志，或用有效方式传播知识的能力，以及对决断的执行，这些决定着其他人的能力和成就。他要对其知识领域负责，他必须成为一名专家而不仅仅是一位技师。他也要对组织负责，因为没有组织他就不会有机会发挥他的专长和学识（并取得相应的报酬）。他还有责任使他的工作最有效率地和最有效果地促进协同合作与合作成果，引导其自身的愿景和工作转向整体的目标。

因此，新的组织需要一种组织伦理学——为组织本身、职业管理者和技术专家。这样一门伦理学需要自尊、自律，并且要与新的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职责相符。它必须是操作性的而非“布道”式的；它必须使人们敢于实施、决策和判断自身行为以挑战那些被广泛接受的准则。新的组织能力为新的伦理观念和新的伦理原则、特别是新的责任行为的践行创造了需求和机遇。

无论是权威还是责任的界定都离不开法律。

庞大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已经建立了由圈外人组成的独立董事会以听取员工对工会领导决策的意见。大型企业大陆罐公司规定每个员工有权针对晋职、工作分配、降职或开除所做出的管理决策直接向总裁反映。福特汽车公司则建立了一个由公司管理者和经销商组成的混合委员会以听取针对经纪人授权的诉求。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发展“习惯法”而建立的司法程序。工会合同中的申诉程序也是如此。实际上在美国主要行业中，合同委任的仲裁者们有意识地通过他们的决策来试图建立一种相互连贯的普通法体系。但是大型组织的组织规则——不管是公司、政府机构还是军队——也是一种“法律”文件，一种原始的体制；逐渐地，这种文件不仅界定了权威的界限，也为冲突的解决提供了组织程序。

正像所有的法律史学家所知道的一样，这通常是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形成的方式。然而我们对此未能清晰理解，原因在于一个与历史事实背道而驰的现代误解，即把“法律”视为“至高无上的政府法令”。我们新的组织法不是也不绝不能是这样一种公共规则。它在起源、领域和范围上都必然是隐秘的。

政府立法可以提供井然的程序，但这不是组织法的实质。政府制定的组织法能够要求制定针对权力滥用的内部防范措施，能够提供内部决策的司法检测。但是过犹不及，力图为新组织的内部权力关系大量立法，将会导向强制道德的法律，即节制性立法，而这通常是无效的。力图在管理上规范组织内部的权力关系必然会导向专制官僚体制，这不仅是无效的而且会在最终颠覆法律。

我们所需要的法律必须解决权力的界限和功能，必须是公法而非私法。大体上来说，我们所不知道的自中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法律都是自治实体的公法。除了教会法典和军事判例法典，我们几乎没有法学理论，没有先例，也没有例证。然而，这种组织法很可能会成为今天习惯法中发展最快的领域。换句话说，这才是真正非个人的、客观的、普遍的法律，是“平民的法律”而非“法学家的法律”。

管理学

数千年来我们就一直在进行组织活动。然而，我们却鲜有（倘若有的话）关注对组织的系统研究。即便是在军事领域，我们往往强调领导力，即个人影响，而非强调管理，即系统的、有目的和有组织的持续工作。而在过去50年中，随着新组织的出现，管理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这方面的著作已经多达数千。那些允诺要开设经济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学院是我们所有的教育机构中发展最迅猛的，比其他比较传统专业的学院吸引了更多的学生。或许更重要的，我们将要开设更高级管理者教育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让那些经验丰富和功成名就的管理者返回学校，在某地接受一整年的教学。现在所提供的高级管理教育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20年前甚至仅仅10年前，这或许会被蔑视为一种狂热的美国运动，代价昂贵，产生的影响却不会比旗杆运动大多少。今天的管理教育——不论是为年轻人还是为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开设——在欧洲、美国、拉美国家、澳大利亚和印度飞速发展。英国、瑞士、德国、荷兰、意大利、智利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已经建立了高级管理学院。在印度，管理者教育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教育。

然而，当管理培训的机构成倍增加时，它们所要传授的学科知识仍然是初级的。

我们依然需要一门有着完整的知识体系，能够通过系统的研究工作进行教授、学习、拓展和改进的管理学科。这是一门新学科，一种后笛卡儿式世界观。它的主题是一种过程。它一开始的目的就是获得成就。无论我们能够计量多少，基本现象仍是定性的——变化和创新、风险和判断、增长和衰弱、奉献、观念、回报和动机。我们力图自管理知识获得的最终产品能够影响个人和社会的价值决策。

以“经营研究”为例，当它将一种数学的、统计学的量化方法应用于企业形势分析时，其目标是能够清晰地识别出管理者可以选择的风险价值决策，目的是启发他的判断力和培养他的想象力，而非在笛卡儿式世界观之下用僵硬的、量化的“事实”替代判断和想象。

我们需要的管理学不应该是技术学科——尽管它涵盖了许多技术领域。例如，它甚至不应该是像物理学这样的专门学科。管理学必须真正是人类学的——人们有着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观，为共同的目标而工作，但仍然是独立行事。它必须将信息、知识、判断、价值、理解和期望集中于决断、行为、表现和结果。它必须将人类看作是有思想、有行为、有感情和有判断力的动物，因此必须将他们知识的、情感的、审美的和伦理的知识汇总起来。因此，管理学——在重要方面与医学相差无几——必须既要吸收人类经历的所有知识领域的精华，反过来也要为所有这些领域提供新知识。

管理学需要探索的核心领域是组织如何发挥作用。在一个组织中有数百人——倘若不是数千人的话，每个人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做着其本职工作，而其最终的结果是共同合作。他们必须知道将他们的工作导向共同目标的是什么？关于工作和知识，其他人又必须知道些什么？必须采取什么样的决定？何时何地？如何把这些决定传达给所有那些付诸行动而使决定生效的人？

新组织——不论军队或企业——首先是信息和决策系统。信息、观念和问题既来自外部环境中也来自内部人员。它们不仅必须被理解和传递，而且那些相关的东西必须与那些仅是有趣的东西分开来。有人必须做出决策，决策必须回到那些能够将其付诸有效行动的部门。信息和决策系统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每一个生命体都是这样一个系统，每一台机器也是如此。但是，组织很可能是最复杂的系统。首先，它是由人类而非由生物器官或机器零件组成；其次，与其他任何系统不同，组织的反应和目标主要取决于内部，能够通过有意识的决策发生变化。知识和决策体系研究很快成为一门核心学科——新世界观的综合学科之一。管理学最棘手的问题和最大的用途所在将会在新组织中体现出来。

很明显，新组织将现有资源托付给了未来，其结果高度不确定。于是，决策期间就产生一个长期的问题。实际上，组织中的每一个决策——针对部队中的新武器或单位新安排，针对新产品或新培训方案，针对新补助金或新税收计划——都是一种长远的规划。通常情况下，决策完全付诸实施要花费数年时间，在这期间只有付出没有回报。几年以后，决策开始赢利，但还必须确保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如何制定决策？必须知道些什么？什么是最佳时机？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对这些人如何进行教育？他们应该知道什么和应该做什么？如何对他们进行鼓励、衡量和奖励？

新组织也受限于它自身的病理：自身的缺陷和局限以及自身的老化期和衰败期。例如，它天生就容易滋长官僚作风诺斯科特·帕金森（C. Northcote Parkinson），英国经济学家，曾做过政论家，最近在其著作《帕金森定律和管理学的其他研究》中列举了官僚体制弊病的几种主要形式，同时，这本著作极为有趣又极为严肃。。在此病理中，重点从达成某些社会和经济目标转向相反。

官僚作风的一些常见表现是：误将效率当效果，比如衡量邮局工作是通过其处理信件的数量而非速度和成本；将“与人相处”、无休止的会议和团队合作相混淆；误将规模当重要性，例如在标准的华盛顿话语中：“这不可能很重要，因为它花费不多”；误将“我们的方式”当正确的方式——这派管理的理论是“我们通常就是这样做的”；误将管理（这只是组织内部的工作）当商务；而又误将“忙碌”（塞满的公文包、漫长的工作时间、办公桌上的四部电话和助手的杂乱无章）当公司、职责和工作。

当一个公司中的员工认为职位晋升比完成他们的工作更重要时，这个公司就应被列入病员名单了。当一个公司更关注如何避免错误而非承担适当的风险，更关注弥补其成员的缺陷而非培养他们的力量，那么，这个公司也生病了。一个公司如果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比工作和业绩更重要，它也同样有病在身。

诊断一个公司是否生病并不是很难，仅听一下其内部的话语及风格即可。当员工用“执行”代替“进行”，用“结束”代替“完成”时，这个公司正在发烧。但是预防和治疗方法几乎还尚不可知。

组织的另一个病理是生长和衰老。在生物学、心理学、结晶学和经济学中，科学家会谈及“正常成长曲线”——一个生长、成熟、老化和死亡的过程。由修昔底德（Thucydides）到汤因比（Toynbee）的历史学家已经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对各大文明的研究中。这也适用于新的社会组织吗？它适用于某项技术、某个市场和某种产品，但不适用于整体。知识领域（例如法律或天文学）和所有的艺术一直在成长；动物物种也是如此。那么，组织属于什么？创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企业的成长曲线——例如使它青春焕发或至少延缓它的衰老？要做到这些我们需要知识。

新管理学需要界定组织的界限。组织并不适合所有的工作。它只是为新任务创设了新的机制。但是，什么样的工作是组织所胜任的？什么工作最适合团队来完成？什么工作最适合个人来完成？更加直接重要的是，组织的规模和复杂性有什么界限？

这个国家将要建立的那些容纳50 000名学生的大学过于庞大。可我们应该做什么？让他们停工？或者说，容纳25 000名学生的大学更易于管理？还是容纳5 000名学生的大学更好更有效？我们应该只保留“大学”的行政和生活管理的职能，而将大学中的每一个学院——如医学院、法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商学院、工学院、牙科医学院和神学院——当作自我管理的机构来运作吗？我们应该跨“院系”——如历史学和基因学——组织自我管理的单位机构吗？

美国国防部的机构一直以来不能进行有效的联合行动，除非废除国防部长的连任制。但这是因为它太庞大吗？或者，它还不够大——因为我们仍然保留三大军种而没有将其整合为一个？难道只要我们用业绩导向的和成果导向的新机构代替陆军、海军和空军三大传统军种，我们就能够管理好服务的规模和多元化吗？我倾向于后者的观点，但还无法证实它。

或许庞大的学校和军队所产生的问题根本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多样化。任何组织都必须专长于某些职能以运作和生存。如果没有那些将组织撕得支离破碎的紧张、冲突和内部矛盾，一个组织将会出色地行使多少职能啊！无疑，美国二战以来兴盛起来的一些多元化企业已经超越了这一界限。但界限何在？哪些因素决定着界限？

组织的原则

管理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新组织的本质及其管理原则是什么？

最近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强调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物理学博士以士兵的身份被转调到了军队的一个研究部门。对于主管科学家来说，他是一个“博士”；而对于发号施令的将军来说，他是一个“士兵”。他在技术会议上坐在将军的旁边，却不与将军一同用餐。

前面气象学家和将军的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个人地位的问题。但这里也存在一个关于组织的问题。权威是必要的，它必须得到认可，即它必须具有等级。组织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整体决策中心；一些人必须承担风险，另一些人才能够采取行动。在工作中，每一个专业人才都运用技术、知识和判断力制定决策，影响他人。但是，组织中有高层工作，有并且必须有最终决策。有对整个组织最终负责的人，他必须被赋予最高权威。

我们仍旧通过典型的组织结构图来表述权威、责任、功能和等级的结构，根据结构图显示，最高执行官在顶层，次级的执行官代表最高执行官行使权力。习惯上，人们仍然认为组织的存在是因为有更多的个人无力承担的工作需要完成，所以他只有将实际是他的一部分工作委托给其他人。

不过，这在现代组织中是毫无意义的。那些独立的具有技能、知识和判断力的人不可能运用其他人的权威或知识。他们只是运用自己的知识，拥有利于创造自身贡献的那些权威。正是工作决定着工作者的权威和职责，这种原始权威是基于履行职责的客观需求，而非上级权力。高层必须具备的权力是决定某项工作是否需要去做，这种决定越来越必须是根据组织的客观需求做出的客观决定，而非权力决定。

然而，还尚未确定的是，高层管理者只是其下属的“仆人”，他主要的工作是保证其下属正常工作，即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知识、信息和工具。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其下属能够最出色和最有效地完成工作，但是，他也有离不开权威的真正责任。

现代组织中的任何职业人士，不论他是一个管理者还是独立的专家，都具有三大同等重要职责。每一种职责都需要各自的权威。他有责任保证下属最有效地工作；他要对整个组织负责；他还要对那些与他没有任何权力关系的人负责，这些人在其他领域从事着其他工作，他们仍然需要他提供知识、信息、建议、观点或指导。

有一种微妙的组织结构。组织的等级、权威、功用和报酬是全然不同的，而非以往那样不可分离。这种结构并非适用于已知的机构规划；它有自身的模式。它既是模式的、过程的新世界观的结果，同时也是世界观的一个主要部分。

在问及新组织的原则时，我们应该问一下人类社会的原则。新结构——在这里我们应该称作是“新组织”——的元素是人类。它的过程是人类的奉献、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的努力。它的目的是人类价值的创造和满足。因此，组织的原则必须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人的愿景。

中产阶级社会

历史上几乎没有预言可以比卡尔·马克思启示录般的预见有更大的影响。他预测资本主义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弱和被取代，到那时除了大量“受剥削的无产阶级”和一小撮“剥削者”之外，资本主义社会将一无所有。重要的事实是一个既非资本家也非工人的新阶层的出现，他们很快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成为主导性力量，他们就是受雇用的中产阶级职业管理者和技术专家。

正是这一阶层而非资本家掌握着权力和控制着社会（如罗伯特·R·扬的故事所说明的）。资本家是那些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他们必须像管理者一样有效地工作。越来越享有这种所有权的是新中产阶层而非资本家。在今天的美国，重要资本家是那些产业托管人，他们只受托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投资信托公司这样一些机构的储蓄金、养老金和投资。

同时，这一新阶层正在从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内吸收工人。今天的工人加入了受雇用专家组成的中产阶级，他们不再是一名无产阶级，他们有着自己的兴趣爱好、生活方式和美好愿望。

总之，这就是从事工作的阶层。在发达国家，我们可以轻易地构想出一个没有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一个完全由受雇用的专业人才组成的中产阶级社会。这是事实而非幻想，一个完全自我管理的大公司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公司的安全由机构管理者来负责。在今天的美国有许多公司非常符合这种描述，每个公司都雇用了数十万人。无疑，这些公司工作效率很高。

甚至人们将这一新阶层理解为介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中产阶级”也已经不再准确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或至少说这将是明天的社会。

人口普查是对社会进程的一种粗略和滞后的估测，但它们却非常清晰地表现了社会发展。

60年前的美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国家，一半人口以土地为生，过着农耕生活。25年后，产业工人即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成倍增加；从一个人口普查期到下一个人口普查期，工人急剧增加，既是数量的增长也是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上升。然而到了1925年，这一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再增加；到了1945年，甚至在总体数量上缓慢缩减。下一个迅速增长的群体是白领阶层，主要是办公和销售人员。这一职业群体的数量仍在增长，尽管非常缓慢；但截至1940年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已经到达了峰值。

而自1935年开始，我们所知道的“管理的、专业的和技术的”雇员数量增长最快，且增幅不断加大，既是数量上的也是在总人口中的所占比重上的。从事管理的、专业的和技术的受雇用者已经成为美国劳动群体中最大的一支队伍，超过了1955年产业工人的数量。20年后他们的数量将很可能与所有其他非农业人口的总和等量齐观。我们最大的受雇用群体是教师，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教师，他们本身就是非常出色的专业雇员，并且被聘请来负责将其他人培训为专业雇员。为了满足对教师职业的工作需求，在未来20年内这一职业群体的增长速度将是我们劳动人口中其他职业群体增长速度的3至4倍。

美国的发展或许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它的发展是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实现的。但所有发达国家都在发展，如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和日本。快速发展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墨西哥也是如此。在这些国家，经济每增长1%，从事管理的、专业的和技术的职业群体即被雇用的职业中产阶级的数量会增加2%或更多。

这是一种后现代世界的发展，它源自我们的一种新能力，这一新能力能使技能、知识和可靠判断力在组织中变得有效。

然而，在社会结构问题中，价值观要比数字重要得多。职业中产阶级成为社会领导者，这一事实成为衡量社会转变的真正标准。人们对这种价值观转变的关注远不如对那些为了获得认可和接受而斗争的少数群体的关注。因此，美国黑人价值观的转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例证。

当最初从奴隶制解放出来时，美国黑人表现出了前工业社会的农耕制旧南方的传统价值观；而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个政治家、律师或牧师。之后，大约在1900年左右，一股强大的动力促进了黑人资本家的出现，特别是银行家。今天，黑人为获得认可所进行的努力，其焦点在于为其黑人种族成员争取大型组织中的专业和管理工作而进行的斗争，这些工作包括政府、军队（在那儿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实验室、医院、大学和企业的高级职位。

30年前，我所住郊区的黑人群体是由律师和牧师来领导的。今天，最出色的黑人领导者是一位受雇于某大工业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另一个郊区现在的黑人领导者则是一所庞大的白人大学的财务主管，他的妻子是受雇于镇上的社会福利工作者。当道奇队的杰克·罗宾逊（Jackie Robinson）——全美职业棒球联盟的第一位黑人选手也是黑人的英雄——退役时，他并没有像早期的黑人运动英雄一样开一家自己的餐馆，而是加入了一家白人的连锁餐馆，成了一名人事副总裁。

或许对于这种转变及其意义最经典的评论，来自美国最激进的工会之一，也是唯一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有“工人阶级意识”的庞大工会的一位领导人。“我们明天的领导者将从哪里来？”他在最近的一次工会会议上问道：“今天的领导者已50多岁。25年或30年前他们刚出道时，工会职务对年轻工作者来说是最容易获得和最有前途的职业。而在今天，一个有着同样干劲和能力的人在晚上去大学上课，让自己接受一些教育，很快成为管理实习生或工程师。5年以后他已经忘记他曾经是一名工会成员。他的思维特点、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都像一个管理者。”那么，有什么补救措施吗？“工会领导必须成为职业的管理工作者。”

当然，那些“在自己的企业中”的资本家还没有消失，不仅有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大亨，还有希腊的油轮贵族。在这个国家，与任何可比较的历史时期相比，越来越多的人在过去10年间为自己的企业打拼，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个人奋斗成为律师、牧师或医生等等。那些新组织本身不断创造出独立的新企业家和新专家，例如各个领域中的大量顾问或者汽车制造厂和飞机制造厂周围的小型独立模具制造商。然而，油轮贵族们从大型投资机构如保险公司的名不见经传的管理人员那里筹措资金；财政大权掌握在这些管理人员手中而非那些百万富翁手中。而且，企业家只有作为管理者那样工作才能成功；一份接一份研究表明，对于新企业来说，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管理不当。

“贫穷者”也没有消失。但在一个发达国家中他们不再是“多数”，毋宁说他们组成了支离破碎的有着特殊问题的群体。在这个国家，贫穷的主要群体包括：黑人、波多黎各人和西南部的印第安人，他们都是缺乏教育、遭到歧视的少数种族；广泛分布于偏远贫瘠地区的小型农场主，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改良农业，也没有接受足够的教育从而在城市中找份工作；那些无依无靠的孤独的老人们，还有抚养小孩的单身母亲，这些必然地是“无法被雇用的”人群——如果仅出于歧视的话，他们并非“贫穷”人群。应对措施应该是消除歧视或帮助个人发展而非进行社会或经济改革。

当然就地位和收入而言，中产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他们获得的机遇越来越平等，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越来越雷同。大型公司中的总裁或许会有一份很高的收入。但除非他在二战前上升到公司高层，也就是说他今天至少已人到中年，否则他不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因为收入所得税使然。他估量自身的财务状况更多地是通过他的人寿保险和退休金，而非他的财富。或许，他很可能像我们最大型企业的总裁那样，在工作中环绕着帝王般的光环，居住在郊区的九套间别墅里，当仆人不在时他会帮助妻子刷盘洗碗，会当一次临时保姆照看外孙，这样，他的女儿和丈夫——一个年轻的化学家——可以去电影院看电影。支撑这些奢侈生活的不再是私人财富，而是他所工作的大型组织或并非太大型组织的支付账户，有相关“办公室”在支付这些账户。

即便他拥有可观的股份，大型企业的总裁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位资本家。他把自己看作一名管理者，社会也是这样来看他的。即便那些完全没有取得成功的专业雇员——他们没有超越过自己的一开始工作时的职位——也并不把自己视为一名工人，他们把自己看作一名专业人员或一名管理成员。

这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新社会使大量真正的平等机会成为可能；因为所有的人，只要接受过足够的教育，符合工作要求，都在争取机会。实际上这是一个要求机会均等的社会，仅仅是因为我们利用的有知识的专业人才越多，我们就需要越多。100年来我们不断告诫自己——但我们很少付诸行动，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是对基本正义的否定，也是对所有美国生活价值观的背叛。但是我们认识到，倘若白白浪费美国黑人的专业能力和技术，我们将无法补偿这一损失。这一认识在最近短短15年内改变了人们对黑人的普遍态度和黑人所获得的机遇。实际上，较之于非专业性工作如产业工人，今天的黑人在专业雇员职业上可能更先获得大量的平等机会。这或许是对人类的一种讽刺，但也是衡量社会结构转变的一种标准。因为，在专业雇员的社会中，机会平等不再是个人对社会的要求，不再是理想的社会公正。社会公正已经成为社会的自身需求，成为社会有效运作的衡量标准。

中产阶级社会并非是没有问题和缺陷的社会，而是存在着新的问题。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我曾谈及后现代世界的社会问题，即组织中受雇用的专业人员的地位问题。相应地，在更庞大的社会中，他的地位和功能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之前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拒绝向雇员给予专业人才的地位，至少是对某些绅士行业——如教会、政府、大学和军队——的雇员限制给予。当然，这都是势利眼，但即便是势利眼也有原因可寻。一个受雇用者能够成为专业人才吗？或者他将成为一个纯粹的技工——一个绑着工具的野蛮人吗？尽管被雇用，他能够成为一个考虑大众利益并为之效劳的公民吗？或者他只看到他所依赖的东西，狭隘追求自身利益，以及秉持“有益于质量控制工程师的也就是有利于社会的”教条吗？

我想起了美国一所大型大学的校长，他在1933年春天目睹了一个新上任的纳粹部长接管一所古老而著名的德国大学。“那家伙，”我的朋友说：“用最狂暴、最没教养的语言有条不紊地侮辱有高级职称的教员，并公开蔑视知识、思想诚实和大学所代表的任何事物。但他提问时，一个接一个的教授站起来问道：‘还有钱可以建一所生物实验室吗？’‘我们可以建一所更大的法律图书馆吗？’‘我们能配备更多的助手吗？’当他们确定有足够的钱可以满足任何愿意‘合作’的人时，他们全都沾沾自喜地坐下来。”

“让我困惑的，”这位大学校长继续说道：“是这样一个问题：我自己的教职员工在相似的情境中会有不同表现吗？在解决问题时自由和勇敢吗？或者他们也仅仅关注自己的如意算盘，只看到自己的事业，以及只为自己的观点负责？”

这一问题自始至终都要回到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第一次赞美“中产阶层”的美德，第一次指出了成为一名中产阶级的公民应该具备的特殊品质。但是，他界定的“中产阶层”既不是受财产支配的富者，也不是为生计而工作的贫者，更不是受雇用者。任何一个为生计而工作的人都不能成为一个公民。我们所界定的新中产阶级既为生计而工作也受雇于工作。

今天我们中的多数人都会认为，亚里士多德太悲观了。但他提出的问题是非常现实的，不能因为过分地强调社会责任而弃之不理。它是后现代社会中关于“美德”的一个特殊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陈述表明，缘自我们的组织能力的新社会规模已经如此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的性质。因为这一问题不再像旧的“现代”社会中的问题那样是关于“社会力量”的。它是一个关于个人价值观和行为举止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在社会和经济改革中，而是在教育体系的理念中、社群的精神特质中及其领导者的鲜活例证中。这不是关于社会公正和经济机遇的问题，而是关于权力和知识的意义和责任的问题。总之，这一问题不再是为民主社会谋求胜利，而是要使特殊职责的有着贵族气质的价值观在一个有着普遍机遇的民主社会中发挥效力。

教育革命

大量地和越来越多地提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是我们这个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它也迅速成为民族生存的一个条件。要紧的不是有如此之多的人长达数年地接受正规教育，尽管这是最近的一种趋势。新的基本事实在于如果人没有通过教育充分发挥其潜能，那么一个发达的社会和经济也不会非常有效。因为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很快成为经济累赘，一事无成。今日社会要想进步、发展甚至生存就必须是一个“知识型社会”。

社会知识的含义和影响已经发生了迅猛而激烈的变化。因为我们现在能将那些有知识和高技能的人组织起来并通过负责任的判断达成协同合作之目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已经成为今日社会的核心资源，提供这种人才已经成为今日社会经济、军事甚至政治潜能的衡量标准。

这是大约50年来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直到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才能支撑一小部分人接受教育；因为他们在受教育期间不能进行生产性的活动。

美国如今最大公司之一的首席执行官在1916年申请第一份工作时都不敢承认自己拥有经济学高等学历。“我告诉雇用者说我自己14岁就已经是一个铁路工了，”他说：“否则我会因为学历太高而被企业辞退掉。”甚至是在20年代末，当我开始在英国和美洲大陆开办公司时，我仍然在雇用一个中等学校毕业生做初级职员时非常犹豫。

这通常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一个人即便接受了一点点教育便开始放下锄头和陶工的转轮，不再依靠双手工作。毕竟我们所说的“学校”以及欧洲话语中的“学校”，都源于一个希腊词语，意为“悠闲”。

如果没有严厉的政策使这些知识分子从事工作或放弃教育的话，为了支撑比最低限度更多的知识分子，社会需要对“生产者”进行整体剥削。伯里克利（Pericles）时代的雅典，其短暂的教育繁荣是建立在奴隶数量扩展的基础之上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和艺术之所以熠熠生辉是因为农民和工匠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突然降低了很多。

为了打破这一“铁则”，理想主义者试图将体力劳动和教育融合在一起，这一传统可以回溯至圣本尼迪克特教规，它将农作和学习结合在了一起。这种传统的最好例证是，据说在19世纪中期爱默生（Emerson）所在的新英格兰，农民一边耕地一边阅读古希腊语的《荷马史诗》。当然，这没什么效果。本笃会修士很快把农耕留给了隶农和农奴，转而潜心学习，因为那危及到了他们对人类恒久福祉的拯救。早在爱默生离世以前，那些喜欢农耕的新英格兰农民早已不再读《荷马史诗》并离开了新英格兰，去到了土壤肥沃的中西部地区，少数那些喜欢荷马并脱离农耕的人后来成为了律师、牧师、教师和政治家。实际上，只要人力仍旧是真正的生产力，“铁则”就是不可逃避的。

和所有美国人一样，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对高等教育和平等理念充满信心。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是建立弗吉尼亚大学和起草独立宣言，而非当选总统。不过在其基本教育计划中，他建议高等教育应仅限于一小部分天才。很明显，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从体力劳动中脱离出来。

今天，前殖民地地区高等教育人才的匮乏产生了障碍，障碍本身也是对殖民主义的恰当谴责和帝国主义者“丑恶嘴脸”的证据。即便在50年前，教育也不是首先在社会需求的范围内出现的；像防洪工程、边界勘测、公平征税、改善农业、发展铁路和廉政管理都要比教育在社会需求中的地位更重要。如果当时的殖民者在教育问题上受到谴责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强制太多人接受教育，摧毁了本土文化，却创造出一批不宜被雇用的、文化程度过高的无产阶级。那时受过教育的人仍然是一种奢侈的而非必需的需求，接受教育也是为了高贵的享受而非为了生产性的工作。

在40年前我还是个孩子时，学校人人认为教育就是为了“不再工作”。但是他们宣称受过教育的人不应该轻视忠实的劳动者，就像在第一个世纪中塞内加塞内加（约公元前4年-公元65年），古罗马剧作家，晚期斯多葛学派的代表。——译者注（Seneca）时代的学校所宣称的一样。

扩展的范围

30年前，只有1/8的美国工人上过高中。今天，有4/5的美国高中适龄青年在高中就读。20年后，当今天的中产阶级退休时，实际上每一个美国工人都将是高中毕业生。我们已经有超出一半的人具有高中文凭。

进入学院和大学读书的人增长更多。30年前，还仅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4%或更少的适龄青年在大学就读。今天，这一数字在全国已经达到35%，包括几乎对上大学一无所知的南部地区的黑人群体和“贫穷白人”群体。在美国的大都市，甚至是在工人阶级占大多数的底特律，大学入学率已经几乎达到一半。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在未来半个世纪中整个国家的大学入学率也将达到这一水准。到那时，美国大都市中2/3的年轻人会接受高等教育，几乎不论他们的收入、种族和性别。

在美国30年前的劳动力中，至多也就有3%的劳动者上过大学。而今天这一数字已经达18%；20年后这一数字将达到25%，甚至更出乎意料的是，上大学的普遍性将比不上它今天在都市人口（2/3的总人口）中的普遍性。

最主要的是成人教育正在勃兴。50年前，只有那些在童年时代没有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成年人才会重返学校。成人教育针对的是教育层面的下层社会，如那些来自南欧的想要学习英语的移民或者那些从14岁就开始工作、现在想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人。在英国，成人教育由“工人教育联盟”和“家庭大学”来承担，它们都为工人和成员提供标准的学校课程。而德国的业余大学也起着同样的作用。

在过去15年里，这个国家的成人教育比大学教育发展更快。现在，成人教育越来越意味着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更高级教育。那些经验丰富和功成名就的物理学家每隔两三年就返回学校接受高级培训，这几乎成为惯例。有50多所大学外加十几个大型公司和专业管理机构为企业的中高级优秀职员提供高级管理课程，这些人往往已经具有大学学历——如果还没有高级学历的话。而在二战前只有两门这样的管理课程，二者都是新开设的，都为自己的招生而发愁。

教育革命在苏联更具爆发性。30年前，具有基础文化水平的人仅限于少数——很可能比沙俄旧制度下的低水准还要低。直到30年代中期，教育得以推动。由于苏联人口众多，那些接受初级或高级教育的年轻人所占的比重仍然比美国要低，但其绝对人数正在迅速接近我们。

教育很明显已经成为苏联社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重要资源。苏联的成就完全来自其集中大量的资源、时间和努力来建设一个知识型社会。

在小国中，瑞士和墨西哥这两个突出的成功案例除了出色的教育发展以外并无其他共同之处。瑞士是一个在过去30年中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的欧洲国家。自30年代中期以后，墨西哥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将国民收入花在国防上和把教育作为第一要务的国家。在西方世界的主要国家中，英国和法国正经历着二战以来最艰难的时刻，同时，它们也是教育革命进展最慢的，尽管它们培养的知识分子素质高，但其比例却并不比1930年甚至1913年多，难道这与它们遭遇的困难完全是巧合吗？在英国，考虑到如此之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移民国外，它所能提供的高级人才很可能会更少。

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教育革命，因为从商品和服务的角度来看，知识工作不再是非生产性的。在新组织中，它成为具有特殊的生产性工作。那些主要或完全靠双手工作的人则越来越成为非生产性的。在今天的社会和经济中，生产性的工作是运用眼光、知识和观念的工作，主要靠脑力而非体力。

因此，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永远都不会供过于求。相反，这样的人才越多，对他们的需求也就越大。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一个发达社会的“资本”。可以这样说，用物理学家代替理发师得到的直接影响是，发现某种需求、机遇和未知领域，导致对更多物理学家以及更广泛的医学和化学研究的需求。在其他任何领域也会看到同样的情况，它们在生产与分销的经济领域有着特殊的影响力。每一个工程师、化学家、会计师和市场分析家都直接为更多的人创造出机遇和需求，使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领域及相关的领域中运用他们的知识和理念。

这或许听起来是很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它又是如此新颖以至于尚未被认识到。例如，我们的会计师仍然将其术语和衡量标准建立在18世纪的原则之上，即体力劳动创造了所有价值。他们仍然称之为“生产性劳动力”；却把脑力劳动者的工作称之为“非生产性劳动力”或者“费用”，以此来表达一种道德谴责。当经济学家谈及“资本”时，他们很少把“知识”包括在内。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本形式，他们的数量、质量和使用是衡量一个国家财富创造力最有价值的衡量指数。

对社会的影响

今天所说的“自动化”，即知识和理念的工作迅速取代体力的工作，这是一个知识型社会受到的第一个冲击。自动化的本质是取决于特殊的机械和技术观念，还是取决于工作本质的基本观念，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是毫无疑问，自动化的动力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那些接受了12年或16年正规教育的人对工作和职位的预期中，体力工作无论报酬多么丰厚，都是不适合的。他们越来越要求能够运用他们知识、理念和体系的工作。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拒绝那些不能学以致用的工作，换句话说，即不能运用他们思想的工作。他们或许满足于一份需要一点技术的工作——有很多这样半技术性的工作，但他们更期望能获得运用脑力而非体力的工作。

在美国，大部分大城市的青年至少是高中学历，装配线生产已经过时了。装配线所必需的劳动力也变得稀少了。具有高中学历的年轻人不愿像机械的工具那样工作。此外，把具有学位的人用于装配线的半技术的和非技能的体力工作中将是对有价值的、昂贵的、稀有资源的巨大浪费。

将来每一个人——或许实际上已经如此——会接受以前上层阶级所享有的教育，也会获得同样的机遇。然而，仅有一小部分人能够走在前面，不论他选择什么样的工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必须使每一种工作都有意义并能有效地满足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新组织必须创造出一种关于功能、等级、报酬和责任的有效关系，不是仅为他们的专家，而是为所有从事知识性工作的雇员。

这些期待有多新，这一点可以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中得到体现。还不到50年，产生于一战期间的这门学科的理念和假设就已经过时了。它的原则、规则、实践和过程都代表了非技术的或半技术的机械工人的经验结晶，主要是在钢铁行业。今天，即便是制造业的大部分雇员也不再是此类劳动力了，而是知识劳动者，但是非技术的。实际上，我们的人事管理理论有多少真正用在了先前的机械工人身上，尚不可知。在管理将来的受雇用者和知识型社会的产品方面，这些理论很可能已经非常不适宜了。

教育革命对世界经济有着同样的影响力。和自然资源、工业企业一样，教育能力成为国际贸易、经济发展和经济竞争的核心因素。总之，教育发展已经成为贫穷国家的一个核心问题。

今天，许多这类欠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用于教育的比重比美国还要大。我们抱怨我们还有1/5的年轻人没有高中毕业，而许多欠发达国家则仅仅保持适龄青年中1/5的初中入学率。他们还没有财力担负一个识字型社会，更不用说一个知识型社会。

这种教育上的不平等是一个严重的国际和国内问题。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使不平等的差距扩大，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对于国际援助和合作来说，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有发展前景的领域。资助欠发达国家财力以应对迅速膨胀的教育，这既是需求，同时也是机遇。各国需要系统合作以培训和教育人才，特别是那些未来的教师。帮助欠发达国家思考它们所需要的教育目标、教育结构和教育方法，这既是需求，同时也是机遇。总之，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需要制定国家政策，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教育。

社会资本投资

新教徒能够阅读圣经是为了获得救赎；因此，初级文化水平对普通大众来说是必要的。人文主义者能够阅读和书写古典时代的语言，是他们个人卓越和成就的基础；因此，高等教育对于上层人士来说是必要的。尽管已经淡化了很多，这两种教育方式仍旧支配着我们的教育思想。

但是，在一个知识型社会中，高等教育对普通大众来说也是必要的。它是一个社会繁荣和成就的基础，如果不是其生存所需的话。

对于新教徒和人文主义者来说，教育的成果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或经济的。教育尽管是必要的，但它是一种文化上的成本，是社会的费用而非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

然而，在一个知识型社会中，教育是一种投资；多数其他投资方式的有效性和产出力取决于它。

教育者通常不信任对教育所作的经济上的讨论。他指出的原因是，个人的才能、知识和责任——而非商品和服务——是教育的“产品”，人们的理念和准则才是其真正的衡量标准。他指出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怀疑那些“给教育打上美元符号”的人实际上是企图使教育贬值。

个人的才能、知识和责任必须是教育的目标，人类的理念和准则是其真正的衡量标准。教育成为可控制的投资方式只会加强这种优先性和价值观。教育由费用向投资的转变意味着对其功能、需求和贡献进行经济学上的分析是恰当的。然而，对费用的经济分析往往暗含着这样的问题：难道不是太多了吗？而对投资的经济分析往往问道：难道这就够了吗？

经济学上的分析

较之于所有其他开支（国防除外），一个社会的基本投资必须被给予国民收入的优先使用权。所有的经济学派都赞同此观点。这种投资不能被延迟，一旦被延迟，时机消逝，也就是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贡献就此东流。

一种投资如果被错误地视为一笔经营费用，它最终会被认为是一种日常性花费或对不确定效用的一种额外补偿。它只会“花费”而不会“回报”任何东西。今天的教育处处都是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必须在未来收益的预期下来考虑投资，没有投资也就不会有未来收益。今天多少的教育投资对未来15年或20年的收益才算是必须的？除非遵循着这一问题来引导教育发展，否则，通过主流投资原则要么是花费太少，要么是浪费太多，只有少量回报或没有回报。我们接受的“培训”至多也就在以前的二流技术中还具有竞争力罢了。

今天，教育已经成为投资的最高级形式。投资越高级，就越具有生产力，其回报率也就越高。但是，投资越高级，投入与完全产出之间的周期也就越长。投资越高级，要想有成果，对初始的最低投资要求也就越高。

一个生产工人的教育投资或许已经远远高于他身上的任何其他投资。美国工业在过去30年里，对每一个工人的厂房和设备投资由远不足1 000美元上升到远超过10 000美元。同时，教育投资也由原来的约1 000美元上升到今天的25 000美元，原来的约1 000美元意味那时一个工人接受5年正规学校教育的金额，而今天的25 000美元则意味对如今完成大约16年正规学校教育的高层次毕业生的投资。如果他从14岁而非21岁开始工作，可以多产出15 000美元。把这15 000美元作为花费核算到经济体中，那么教育投资的总数达到40 000美元，这是对每一个工人的厂房和设备平均投资的4倍。（当然，对学生的物质支持必须加入教育总成本当中。然而，它不是教育投资的一部分——因为无论如何他都必须吃穿，无论接受教育与否。）

同时，作为一种高级投资，教育投资的生产力也是最高的。40 000美元中约有一半用于高等教育——既包括教育的实际花费也包括这几年未工作的生产损失。然而，拥有大学学位可以平均使一个人在毕业后的30年中多挣200 000美元。没有任何一种其他投资能够保证在30年内有10倍的回报率，也就是在30年的投资期内平均年回报率30%。

当然，这是一种衡量教育投资生产力的非常粗略的方式——但它只是低估了投资的实际经济回报率和真实“效用”。在知识型社会中，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受益者不再是那些推动经济发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是那些普通工作者，特别是那些工会中的半技术产业工人。

只有当知识分子的财富创造力在毕业后的约20年间不断提高，教育投资的超高回报率和超长产出周期才能实现。如果财富创造力很快停止增长，投资很可能转变为一笔损失——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而非一笔利润。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必须通过它创造的收入来衡量，远不能如此衡量。但是，如果教育不能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更重要、更优秀、更有奉献精神和更卓越的人——即一个产出性更强的人，那么我们担负不起这样的教育。如果教育不能使知识分子的能力转化为贡献，那么我们也担负不起任何这样的教育。

无论什么，只要无助于提升特长和贡献持续增长的能力，那么它就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是有害的。这种或那种学科，只要有助于提升个人找到工作或在工作之初表现出色的能力，那么它就并非是不相关的。但是，如果用它来衡量一种长期的高级投资的有效性，它或许是最不切实际的标准，或许在实际结果方面也是耗费极大。在知识型社会，衡量教育的切实可行的标准在于它是否在为受教育者毕业15年以后的工作需求做准备。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创新的时代，具有实效性的教育必须为一个人从事那种目前尚未出现或不能清晰界定的工作做准备。一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学习才能够做到这点。他必须意识到他还需要学习多少；必须掌握基本的分析、表达和理解的工具。总之，他必须有一种自我发展的欲望。

目前，尚没有教育体系依照这些标准来出色地完成一项知识性工作。

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什么教育是具有生产性的，因此也是真正切实可行的。

何以支撑教育

因为教育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投资，其财政支持也就成为一个主要议题。即便是在最富裕的国家，教育的年度经费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仅超过以前在教育上的所有花费，还会超过除国防以外的任何一项国家预算。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教育经费将会迅速和稳定增长，同时，入学人数会扩展，教师薪资会提高，物质设施会增加。

另外，还有两个要求必须得到满足：

第一，教育基金，特别是高等教育基金，必须面向社会大众而非某一社会阶层。

第二，教育不能完全地甚或主要地由政府来资助。

这两个要求都是由教育作为一种高级投资的特征决定的。同时，教育所需要的投资总数实在太多而不能靠一个社会阶层来提供。

在美国这样教育革命已经发生的国家，这一点非常明显。今天，那些非公立学院和大学——不论是私人基金或者是教会所属——从企业那里获得的资助数倍于曾经从私人富豪那里获得的捐赠。然而，这一资助来源很明显，甚至已不能满足他们今天的需求。随着入学人数的翻倍和工资翻倍的教师队伍的翻倍，无论私人资助多么慷慨，都无法满足未来的如此需求。

在西欧那些教育革命尚未开始的国家，高等教育的花费是由纳税人承担的。但是，由于国家资助太少以至于高等教育停滞不前；欧洲的征税制度是否能够担负起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必要费用值得怀疑。

然而，西方社会愿意让他们的政府控制这一重要投资吗？甚至它能够容忍这种做法吗？甚至政府行为的忠实拥护者——如美国新政改革者或欧洲社会主义者——愿意如此吗？或者它既威胁着社会也威胁着教育？

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对于初级教育来说，政府很明显是适当的代理人——仅有的问题是，应该由中央政府来承担还是像英语国家那样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但是，高等教育又怎样呢？初级教育侧重技术，而高等教育侧重思想和知识。西方社会能允许政府独自控制思想和知识吗？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回答往往是“不能”。

然而，问题的关键很可能在于经济领域。人们应该将主要投资委托给政府吗？任何人都不能接受由政府完全控制社会核心投资。所有的经验表明，这与自由经济不相容，与整个西方社会不相容。

此外，它与有效的政府也不相容。这是一项如此巨大的工作，必须进行分权，否则，政府会因自身的大规模、复杂性、教育政策、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向等问题而瘫痪——所有这些都是政治或者官僚作风的败笔。

最后，政府控制教育——例如教育完全依赖政府的财政支持——对教育来说是非常糟糕的。我们需要新的观念、新的教育政策、新的潮流和新的方法。我们需要创新；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尝试。但是，任何一个政府，不管它有多么明智，除了强迫顺从还能做别的事情吗？

令人向往的东西很容易被确定：在美国和英国，政府机构、宗教派别和纯粹的私人基金在高等教育领域相互竞争，这样的传统多元主义是令人满意的，应该得以维持。当然，高等教育绝不应该以私人盈利为组织基础——它的盈利必然是社会的盈利，它的功用必然是社会的功用。但是，教育也绝不应该完全被政府控制；必须有庞大而有前景的私人组织参与进来。

在其他西方国家，类似的多元主义的产生将是令人向往的，这意味着在中等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中自主管理的非政府机构的出现。与这一变革密切相关的是应该鼓励私人机构勇于尝试，从而取代由现在的教育部——例如在如今的法国和意大利——完全控制教育的局面。

一个西方社会不会通过契约劳工的形式为教育提供财政支持。它不会控制个人的职业选择，除非是一种最短促的战时政策。高等教育具有非常高的也是非常确定的回报率。在这个国家，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量如此庞大，以至于他们不再具有稀缺价值，但大学学位使得毕业生的赚钱能力10倍于其教育花费。在其他国家，上大学还未普遍，大学文凭的增值回报会更高。因此，期望毕业生在数年内以美元形式偿还其教育费用，即他消费的教育投资，既是可能的，也是公平的。这只是一个很小的负担——还不到其年收入的2%或3%。这一政策不会削减教育对政府资助的需求——或许会以再保险的形式获得贷款——尽管在任何发达地区，这种需求可以透过现有的银行和保险机构轻易地得到实现。

这一政策将是一种激进的创新——在其初期将极不受欢迎。但它会一锤定音地解决高等教育的费用问题，同时预防政府控制经济中的重要投资。它将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知识型社会的重要投资形式，因此它不能再被视作一种奢华行业、社会服务或文化装饰来进行投资。

这几乎不可能一招见效。但表明这一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尽管并非是正确的和唯一的解决方式。

教育的对象

“为何而教育是一个错误的问题。”一个老师将会——或许应该会——这样说。教育是为某些人，而非为了某些物。教育的结果不是知识或学问；不是技术、能力、美德、工作、成功、美元或商品。教育的对象通常是人，是他获得知识、技术或美德，是他得到工作和收入，是他生产商品。

只有个体能够学习，也只有个体能够被教授。每一个教师都知道，多年教学，他得到的真正回报是对那些珍贵时刻——“一个学生突然间悟到了什么”——的追忆。每一个“前”学生都知道，教育是他自身要求的而非教师给予的。甚至是以摧毁个性和培养千篇一律的机器人为目标的教育体制也必须对个体进行教育。

因此，在知识型社会中，教育的目的首先意味着：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成为什么？为了取得最大成就、做出最大贡献、实现最大的成功和使自己得到最充分的发展，他必须学习什么？

社会风险

然而，一旦有了学校，教育也就是社会的，教育是为了社区和社会。如果没有学校，仅仅是苏格拉底（Socrates）和他的一个信徒坐在橡树下，那么可以想象，教育的出发点可能是个体及其才能和需求。同样可以想象，教育的目标可能是个体作为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卢梭笔下的爱弥儿（Emile）梦想着以此作为理想的教育；但是，爱弥儿如果不是享有最广泛的自由，是不会允许接近学校的。

进步主义的教育宣称，教育必须符合个人的能力和爱好。但是，即便是在其最古怪的尝试中，它仍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够获得同样的基本技能，不管个人的能力和爱好如何。只要是缺乏老师，这种教育就不得不限制孩子们对课程的自由选择。它强调个体时，往往忽视（作为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做法）个体的压抑和通过调节来适应组织的集体主义。

学校必须树立知识分子的共同理想典型。它必须根据理想的社会来进行教育。它的教育政策、课程设置、教育结构和教学方法，往往表明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以及它想成为什么样子。当学校重复“Non scholae，sed vitae discimus”（意为我们不是为学习而学习，而是为生活而学习）这句古拉丁谚语时，人们会质疑他们的真正用意；这很少成为主导教师讨论会或课程要求的精神。但毋庸置疑的是，学校是为社会而教育。

正如教育学家经常指出的，教育远不是社会的基体。教育还没有那么有效，它至多也就是一种无计划的建议。此外，每一个社会都有工作的其他塑造性影响因素——如家庭和朋友、教会和书籍以及艺术和自然。这些因素是可以被限制的，主要是在孩子年幼时就开始教育，特别是在家庭中，就像从斯巴达到苏联的集体主义者经常尝试的那样。但是，这些影响因素绝不可能被完全剔除。实际上，或许正是消除它们的企图制造了信念的温床，而一旦遇到任何出乎意料的事情，这种信念就会枯萎。

最后，教育不是社会的绝对模式，因为个人独立地对教育做出反应；这意味着他做出的反应和其他人是不同的。“没有人和耶稣会士一起上学而走出校门时又对他们不理不睬”，经常有这样的说法，“他既非永远地喜欢他们也非永远地憎恨他们。”如果这是真实的，它将反映出一种高级的教育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与刻意的影响力不同。当然，耶稣会士不会把按反教权主义者的模式塑造的社会作为他们想要的。

教育仍然是一种主要的社会力量。“让政治远离校园”是一种过时的要求。只要政治意味着党派关系和物质资助，这就是一种正当的需求。但是，政治作为社会结构的信仰，它的价值观和政治历程不可能摆脱学校教育；因为它主要是在教育体系中和通过教育体系形成的。

二战后，在美国军管政府的统治下，德国和日本的再教育企图已经趋于失败了，尽管从事再教育工作的教育家理应知道他们应该如何去做。外国占领军很难被当作教授和平与民主的适当材料；对自我优先权的臆断也很难成为教导别人不要做民族主义者的恰当基础。但是，再教育者在这一前提上是正确的，即社会需要一种维持其价值观的教育体系。

因此，每一种教育体系，无论它如何强调受教育者，都表达了一种社会目的。

现代西方世界的三大教育体系主要是由他们的社会目标所分开来的。为培养统治者而进行的教育，这是英国公立学校的社会目标，直到二战还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主要社会目标，这一目标承载着个人的自制、责任和特点。为培养有责任感的积极和有效的公民而进行的教育，这是美国学校自殖民时期以来的社会目标，它重视首创精神、尊重他人和与他人共同协作。

乍看上去，欧洲大陆的学校似乎没有社会目标；它似乎一方面要培养人文主义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如同欧洲大多数的大学教育一样）也要为个人将来谋生做职业准备。但是，人文主义者有一个社会理想，即致力于自己的工作和固守自身的意识形态，并让他人承担起肮脏工作的“教育对象”。

因此，当知识型社会问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应该是什么样时，它实际上是在问什么是社会必需的教育？作为知识型社会的因素和力量，教育的对象是什么？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

数年来，教育的国内外争论都围绕着同样的话题。教育应该着重培养通才，还是我们需要高级专家？我们应该强调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我们应该着眼于知识还是操作能力？是在学习中学习还是在实践中学习？教育在价值上应该是文化的还是政治的，或者是为了维持生计？

这些话题已经不再真切和有意义，尽管它们仍然被热议。今天的知识分子需要接受通识教育；在专业领域内，他既是一位高级专家，同时也需要最大限度地接受通识教育。他既要学习人文科学也要学习自然科学——他需要学习人文科学的一门系统课程，需要科学领域的人文主义方法，需要理解科学上的哲学基础、逻辑和价值观。他需要系统知识，这种知识只有通过系统学习才能够获得。但他也需要很高的运用知识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实践——也就是“做”——才能够获得。

的确，他既要成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要通过在工作中做出实际贡献来维持生计。

对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争议通常作为学科上的一种讨论来进行的。学科本身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专业的。例如，没有什么比盎格鲁萨克逊语法更专业的了；而电流学则是一门融合了大量的物理、技术、数学、逻辑、认知理论和信息理论的非常综合的学科。不过，前者通常被归类到通识教育，而后者却被当作专业或技术培训。问题不在于是综合学科还是专业学科，而是如何来教授这门学科。

我听说莎士比亚教授过一门专业的“螺钉和螺母”的课程——实际上，他的戏剧通常是这样来教授，而非作为伟大的戏剧文学来教授。我所接受的最具通识性的教育是在一门高级技术课即海事法课程中，讲师上课时主要展示西方社会、技术、法律思想和经济方面的资料，除了案例的特别细节，概不讨论其他。尽管我个人曾经教授过哲学和历史，15年前我则开始在通识教育方面做一些尝试，当时我开始教授管理学——通常被当作一门专业技术类课程，实际上却可以当作一门关于人类价值观、行为、社会秩序和知识研究的综合性学科来教授。

要想在知识型社会中成为一个有效用的人，每一个人——不管他的职业如何——都需要某种基本常识。他需要一些关于人类、人类的伟大与卑鄙、人类的个性、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常识。他需要在我们称之为“科学”的系统知识研究方面打下基础，即掌握它的方法、它的历史、它的基本假设和它的主要理论。他需要最基本的能力来想象、分析、阐释、解释和表达我们所称之为“语言”的思想——当然，这也包括数学。他还需技巧来想象、理解、阐述、解释和表达我们称之为艺术的经验。他还需要在一个特殊领域做得非常出色。这意味着专业化，因为一个人很难在多个狭小领域做得非常出色。这意味着教育必须为职业服务，即实践型教育。

总之，作为新组织的专业人才，其专业技术会在工作中并通过工作变得有效。然而，只要专业人才有足够的知识将自身及其工作与之联系起来，他在组织中就有用武之地。因此，要想有所实践，他就必须有通识教育的基础，并且必须能运用那些普遍的而非专业的思想方法和经验方法。

工程院校和经济学院并没有设置越来越多的人文课程，这仅仅是因为这些课程是“文化的”。最缺乏实践的人是那些经过高级培训的工程师——他们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是因为他们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或者是那些经过高级培训的会计师——他们不能判断数字之下的那些假定。今天，这两种人在欧洲和美国的普遍存在令人担忧。

因为15年后的工作很可能和今天大不相同，需要新知识和新能力，代表着新机遇和新挑战，因此，实践型教育对于一个人学习新知识、培养新能力、增进理解和促进成长是非常适合的。正是一个人打算赖以为生的实用型专业，才最需要用普遍性知识原则甚至哲学原则来教授。在未来15年中，毕业生很可能逐渐走出他们最初选择的专业，这会使通识教育更必要。

比如说，教授学生如何进行“工时测定”，将会立刻给他一种细微但却适用的技术。但是，除非将这种技能的基本假设和原则作为基础学科被运用于对生产的理解中，否则，其局限性和悬而未决的问题以及学生所接受的训练都将成为时间上的浪费，甚至从庸俗的意义上讲，它也是不切实际的。这使得他不适合学习晋职所需要的知识，甚至不适合学习几年后保住饭碗所需要的知识。

到目前为止，我们并非在教授专门学科的同时不顾及综合学科。我们仍然把它们作为技能而非知识来教授，强调曾经的解决之道而非未来面临的问题，仅仅以第一份工作——而非从第一份工作到最后一份工作的全过程——为目标。我们越来越重新认识中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师圣·波拿文都拉（St.Bonaventura）在700年前展现出的智慧，他说，每一种知识?每一门学问都来自对终极真理的认识和热爱，并最终回到终极真理。

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传统的关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之间的争论就不再有意义。我们既需要实践型的、促进个人效率的通识教育，也需要普遍性的、促进个人成长、发展和责任感的专业教育。

从实践中学习

我们的大学都教授音乐史和艺术欣赏，但鲜有学校教授拉小提琴和绘画。尽管人们都在说从实践中学习，但这种工作原则并不被我们的大学教师认为是合适的或是值得尊重的。在今天的知识型社会中，知识分子需要一些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的知识——即来自手工艺的考验。

艺术本身通向经验。如果将艺术从教育中剔除——或者更糟糕的是容忍它作为一种文化修饰品，这将是一种反教育的蒙昧主义。那些书生气的和势利眼的古希腊人早已使我们先入为主，他们认为艺术表演只适合奴隶和女人。

在知识型社会中，急功近利是一种威胁，因为人们在成年之前都要呆在学校里。如果他们只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他们将对手工技艺的规则一无所知。在书本知识中，学生只能做他分内的事情。可以衡量的仅是他学习成绩的高低而非他能力的优劣。他所能展示的只是前途罢了。

在美国，这一威胁被一种传统所削弱，即年轻的学生不管经济地位如何，都会在课余时间、周末或假期从事真正的工作。我们对手工劳动的尊重和对学校工厂和家庭地下工坊的重视，使之进一步升温，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我的一位年迈的老师曾经说：“当你在钢琴边坐下来时，就不要再找任何借口——你要么弹得很出色，要么弹得很糟糕。你和最伟大的钢琴家在做一样的指法运动，尽管你绝不会像莫扎特弹得那样出色，却没有托辞可以说明你为什么不能像莫扎特那样去弹。”

在艺术中，最低级的初学者能够通过专业标准来衡量自己。那种认为几乎没有学生会成为或应该成为艺术家的观点是不恰当的。很少有学习几何或化学的高中生会成为或应该成为数学家或化学家。

把艺术视作一门实用型学科，这有失全面。没有艺术家会同意这种观点。艺术当然应该当作“艺术”来教授，它是对人的经历的直接表达，是对秩序的创造性表现。在知识型社会中，即便艺术的有限的实用性贡献是艺术生对手工技艺的需求和回报的唯一满足，这也会使他们在受教育者中居于较高的地位。

教育的社会责任

现在或许是我们回答最基础的教育问题的时候了：在知识型社会中，社会对教育、受教育者和教育者的要求是什么？

首先是责任。教育不能什么都传授；抱此期望会使教育陷入危险境地，正如近来美国高中的发展历程所显示的那样。但在西方社会中，教育必须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它必须使人甘于自我克制并勇于为社会行为承担起积极责任。这是社会对教育的第一个要求。

社会也必须要求知识分子将教育看作一种责任而非权利，教育越高，责任越大。社会必须要求知识分子做出承诺和贡献，秉持一种“我能奉献什么？”而非“我能得到什么？”的态度。

最后，社会必须要求教育者承担起责任。在知识型社会中，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占据着广受关注的和有着象征性影响力的职位。今天的大学教师非常担心“大众文化”。或许，他们更应该担心“大学文化”，因为它可能成为明天的大众文化。我不确定他们会发现它理应成为的样子。

在这个国家，人们最早的抱怨是：美国是“反知识分子的”。在这个国家，指责国家未能重视知识和教育，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教育体系有诸多不当，其最大缺陷在于它在所有事情上都浅尝辄止，而非深入地只做一些必要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反对或蔑视知识和教育，那么，为什么每个人都尽可能多地接受教育呢？为什么我们已经如此接近知识型社会呢（至少从数量是这样）？为何那些实业家、那些经营着大公司的商界人士如此慷慨地为学院和大学募捐和支持？为什么他们将那些各个知识领域的高等教育人才吸引到企业中并且大量地重用大学教授作为企业顾问？最后，他们为何对教育者如此深信不疑，将他们未来的管理决策大量地留给了教育者和他的决断与评定？“我们从著名大学的毕业班的前1/3中挑选我们的管理实习生”是今天非常典型的经济政策。这并未表现出我们对知识和教育缺乏重视。

但是，在这个国家，人们被责备未能尊重“知识分子”。这种责备不无道理。因为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经常遭到质疑——不是因为他的知识和教育，而是因为缺乏社会责任并自认为有特权地位。我们从未接受过笛卡儿式世界观——分裂于创造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我们接受基于贡献而非基于地位的主张。但是，欧洲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美国模仿者秉持笛卡儿式世界观，对人们生活和工作的、简陋而混乱的世界漠不关心。他也宣称有特殊的地位，实际上，他在现代世界中的特权和中世纪的“教士特恩权”教士特恩权，又称教士特典，指在教会法庭上教士可以通过诵读一段《圣经》而免除罪行和惩罚。——译者注相差无几，因为他关注的是“思想的事情”。

一个意大利朋友，也是一个彻底的“教授”式人物，最近对我说起一个时尚的罗马女主人，她把一位客人介绍成一位“天才诗人”，那是一位著名的律师，他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翻译了法国的象征派诗歌，仅仅是聊以自乐。她还把另一位客人介绍成“著名的艺术评论家”；那是铁路管理部门的一位官员，当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就曾发表过两篇关于现代建筑的文章。我的朋友继续略带轻蔑地谈论这位知识分子，那人还真把自己的工作当回事儿。“甚至是那位律师、医生或公务员，”他说：“尽管作为专家他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如果对他来说，他的工作比成为文学的、艺术的或别的思想的涉猎者更重要的话，那么他会被我们认为有点缺乏修养和思想偏执。”

美国人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肯定有其危险性。这会导致轻视观念的力量，会产生放弃未了解的事物的风气。但它并不是蔑视知识和教育，或蔑视具有知识和受过教育的人。这种观点只是认为，教育并非赋予个人特权而是给予个人责任，并非证明个人主张而是鼓励个人贡献。

在知识型社会中，必须要求职业教育家具备这种信念和责任。

我们必须从长远的视角看教育的功能。教育必须给自身的目标、严肃性和产品质量——知识分子的素质——树立高标准。这是社会对教育的第二个要求。

人们抱怨今天美国学校的标准在过去30年或50年里下降了，因为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大众教育。赞成和反对这种抱怨的证据有一些让人困惑——仅是因为人们并未在衡量标准上达成一致。但有两点很清楚。

第一点，不论发生怎样的教育水准下降，这都不是大众教育的结果。在没有扩大招生的地方，教育水准也在下降；而在几乎爆炸性地扩大招生的地方，教育水准却仍然保持稳定。不论出现怎样的退化，这都是教育者行为的结果：他们强调“调整”，试图在每个方面都蜻蜓点水，拒绝认真对待学生和社区，以及由此有意识地降低对教育的要求和期望。因此，教育水准的下降并非来自受教育者数量扩大的压力。最近几年，有些地方试图提高教育水准，例如，他们在英语教学中得到家长和学生的全力支持，并未因为学生人数的增加而影响他们在教学上的成功。

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不再有人试图提高教育水准，因为教育已经普及化了。公众的教育水准在持续上升，人们对下一代的教育期望和其自身的教育能力也在水涨船高。

有人认为大部分人——那些智商在100或以下的人——不具备上大学的资质，因此，要想普及大学教育必须降低其标准。这听起来似乎有道理。毋庸置疑，个体能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就像在每一个工作和每一个等级中，有些人必须更努力才能做到，而有些人即便努力也根本做不到。同样毋庸置疑的是，高度竞争的压力不是教育的目的。经常有法国学生在中学毕业考试前自杀，这不是我们教育高标准的体现，这是野蛮的表现。

这仍然是一种谬论。如果我们在100年前或50年前知道智商测验的话，我们将会明确地认为大多数人不具备学习读写的智力水平，而人们普遍的识字能力必将摧毁小学教育。（这在当时的确是普遍的争论，尽管还没有现在的测验技术。）智商测验并非衡量某个特定的智力禀赋的潜能，按照惯例来说，它只是表明人们对某个智力禀赋期望达到的水平。

认为过去的大学教育仅限于少数的天才人物，这是一种错觉。并没有证据表明，有一个富有权势的父亲就意味着有一个更高智力水平的儿子。相反，有证据表明，家庭对知识和教育的支持和尊重对孩子——不管其智商如何——的学习能力会产生差别。例如根据纽约的历史记录显示，第一代犹太移民年轻人虽然过着极度贫穷的生活，却一如既往地尊重教育。在知识型社会中，广大学生在能力方面与早期的基于等级的教育体系下的学生是相同的，但他们有着更大的动力，社会本身也对学校期望更多。

学习禀赋的自然的不均等，可能在高等教育中要求替代的但却是类似的教育方式——甚至是不同的进步速度。但所有的教育方式都应该是高等教育，都应该有高标准。

要想提高任何庞大群体的水平，必须同时提高平庸者和杰出者的水平。今天只有杰出人物能做的事情，明天的平庸者也能做。今天看来是平庸无奇的表现，正是明天杰出者奔向成功的跳板。不管水平如何，二者之间的差距总是存在的。因此，在一种锯齿运动中，要想提高整体水平就必须使二者的水平都得到提高。

运动记录和医学教育及实践都证实了这一原则。今天的杰出医生与平均水平的差距，并不比150年前的杰出医生与那时的平均水平的差距要大，如乡村理发师的水平。我们所获得的医学进步，既来自杰出医学领袖能力的提高，也来自普通医学从业者水平的上升。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从杰出者的识字教育到大众教育——中也证实了这一原则。今天最聪明的学生当然并不会比苏格拉底眼中的“超级神童”费德鲁斯（Phaedrus）更聪明。不过，虽然我不确定费德鲁斯会否写字，但可以肯定他不会乘法运算。

然而，社会对教育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教育要树立一个关于完美的人、完美的生活和完美的社会的理想典范；教育必须树立一个关于什么是成功和失败以及目标和成就的崇高而纯粹的理想典范。

几十年前，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威廉·多德（William Dodd）博士，也是罗斯福总统派往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第一个使节，怀着极大的反感在日记中写道，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Goebbels）是一个有着博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让多德吃惊的并不是戈培尔这个人，而是造就这个人的系统在价值观上的匮乏。他突然吃惊地意识到，他一生向往的德国的大学仅仅是在准备工作和职业罢了，而非体现对价值观的理想和追求。这的确是一种彻底的堕落；与多德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法国人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称之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叛逆”（La Trahison des Clercs）。

在知识型社会中，教育必须是美德的教育，教育的目标必须是创造出对美德的向往。倘若不是致力于培养“优秀的人”，教育将是低级的和玩世不恭的。在知识型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仅掌握高超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博学多识，收入丰厚，而且还拥有强大的力量成为一种威胁——如果不是成为怪物的话，除非他品学兼备。知识分子必须具有高尚的伦理观念，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没有不轨企图的奉献精神。他需要具备的精神价值观必须基于这样的认知：关于人的不可靠性和死亡性的，关于人的不完美性和孤独性的，以及选择一位真正的或虚伪的雇主，这既是一种自由也是一种责任。

到目前为止，这一讨论并非是要对建立知识型社会做出判定。知识型社会是一个社会臻于完善的必由之路。成就知识型社会是每一个想在经济、军事和政治领导地位上保持竞争力的国家的必然选择。这也是每一个欠发达国家谋求进步的必然选择。必须大力优先发展知识型社会及其需要的教育体系。争论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社会或哀叹它所存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毋宁让我们小心避免教育需求不足。

但在做出结论的时候很可能有人会问：知识型社会是美好的和令人向往的吗？

当然，知识型社会充满了困难、疑虑甚至极大的危险。尽管人们怀疑人类的幸福是否取决于高等教育或人类的成就是否取决于毁灭人类的能力，但他们并非就必然地成为反知识分子的人。教育的扩张?好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知识本身正在成为一种威胁，掌控知识成为一个抽象的和精神的问题。未来20年中，我们大学的招生数量将会扩大1到2倍，这本身就会提出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有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和勇气吗？这当然需要艰难的工作，需要摒弃古老而珍贵的习惯和传统。如果我是一所大学的校长，我的感触会和一位罗马主教在蛮族入侵时的感触相似：蛮族是上帝对帝国罪恶的公平而必然的惩罚；他们是基督徒或者是接纳真正信仰的人，然而他们将要洗劫熟悉的城市。这位主教或许已经只身离开并祝福入侵的主人，但是，我恐怕他的心还徘徊在古城中。

毕竟，新的知识领域已经开辟。在这里，教育、教育的价值观和教育的价值已经深入人心。在这里，人们在挣脱铁的规则和获得的解放过程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一铁的规则数百年来剥夺了除极少数人以外的所有人学习知识的权利。在这里，前途一片光明，我们要高瞻远瞩，勇往直前。

发展的新领域

“这里丝毫没变。”美国一家制造业公司的曼谷分公司经理对一个年轻人这样说道。这个年轻人刚刚从芝加哥公司总部赶过来进行一项远东市场变化的研究。“这里将丝毫不变。”他继续说道：“这些人缺乏积极性，没有抱负，没有远见。来自芝加哥的所有的对新产品、新方法和新理念的推动都十足地愚蠢。”

这两人在一条城市主街上的一家餐厅里坐了下来，年轻人悠闲地望着窗外嘈杂的小汽车、巴士、卡车、摩托车和自行车。这位分公司经理是个较年长的人，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远东为美国公司工作——他继续谈论着没有转变和没有希望的本地社会。但年轻人已经置若罔闻，他正凝望着窗外的交通。突然，他扭头问道：“现在你们是如何将产品送到客户手中？”

“大约90%的货物通过卡车运送，剩下的通过摩托艇；在这个城市我们拥有最先进的运输体系。”他马上回答到。

“当你20年前初来曼谷时，那时是如何运送的呢？”年轻人继续问道。

“噢，大部分都是靠苦力用竹竿挑着运送。”他回答道。

“我想，那时你们在这个城市也算是拥有最先进的运输体系吧。”年轻人嘀咕道。

这样一则故事，如果稍加改动便适合所谓欠发达国家中的每一个城市，例如比属刚果的利奥波德和

罗得里亚的索尔兹伯里，或者亚马逊河口的贝伦和高踞安第斯山脉的拉巴斯，或者接近北极冰带的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或者中亚安纳托利亚的科尼亚，或者黎巴嫩的贝鲁特和波斯的麦什德，或者孟买、巴格达、仰光或高更保罗·高更（1848—1903）是后期印象派代表画家，1891—1901年间曾生活在法属南太平洋热带岛屿塔希提。——译者注（Gauguin）的塔希提。然而，从亚伯拉罕时代到机器时代，从菩提树下的布道者到广播电台，从木制锄头到钢铁厂重达50吨的熔炉，这里也发生了一夜间的骤然巨变。

不过，真正的变化不是物质的变化，并不体现在卡车、收音机和机械工具上。真正的变化甚至也不在于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由生活在前印加石器时代的秘鲁印第安人突然转变为机械化造纸厂技术娴熟的技工，或者由蒙古利亚过着迁徙生活的牧人突然转变为簿记员。

真正的变化在于观念、信仰和期望的转变。

在人类历史上，整个世界第一次联合与统一起来。考虑到报纸头版头条每天充斥的那些自杀性战争所带来的冲突和威胁，这或许听起来有点古怪。但是，尽管存在着冲突的现实和危险，今天的人类分享着同样的观念、同样的目标和同样的希望，甚至坚信同样的手段。

这种观念从整体上进行高度简化就可以被称为经济发展。这种观念认为，人能够主要通过成系统、有目的和有方向的努力来改善经济状况，既是个人的也是整个社会的。这种观念认为，人们通过自身努力可以任意使用技术的、观念的和社会的方法来提高自身水平，至少达到虽在西方国家看来是贫困的但在世界多数看来却几乎是惊人的奢侈水平。

这一观念是重要的核心现实。它不是个人财富的观念，而是生产型社会的观念。它是自由的观念，要把人类从对需求的屈从和经常遭遇到的来自物质匮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它的目标不是奢侈，仅是一种温饱的生活水平，即人们的生活不再受到饥饿的威胁，不再受到所有大雨、冰雹或干旱的威胁。人们希望他们的孩子永远不要为了添补匮乏的家庭物质而被迫去当童工，而是有机会去学习和发展。人们希望永远不要为下顿饭的饥饱而愁苦，而是把物质的东西作为更高的人类目标的手段，放到一个合适的次要地位。

这确实是一种物质观念，但目的不是个人在物质上的满足，而是个人和社会在物质上的独立。今天，外部世界对美国的印象不是我们的富人们如何生活——人们之前见识过更宏大和更炫耀的层面上的富足。外部世界的印象是这个国家的穷人如何生活的。

对广阔的世界愿景和进步来说，“应对贫困”是一个适当的口号。

希望和风险

对工业社会力量的全面衡量是其激发想象的能力。即便是在偏远的西藏和安第斯山村，经济发展的希望也会赋予人们拥有几乎弥赛亚似的预见力。他或许还不能意识到这样的预见力，但他相信一旦获得这种预见力将释放出无穷的力量。

但是，这种预见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国际经济的不平等。它引发了新的危险，即贫穷的欠发达国家和富有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的和种族阶级的战争。

包括我们的加拿大朋友和邻居在内的整个北美大陆，人口只占世界的10%；但我们的收入却约占世界的75%。相比而言，占世界人口75%的国家，人均年收入低于125美元，它们总收入可能还不到世界的10%。

20个最大的欠发达国家生产了西方世界一半以上的工业原材料。但是他们自身消费的原材料还不到产出的5%。除巴西以外所有这些国家都是“有色人种”国家。

不平等在加剧。在1938年，平均来看，有着最高生活水平的15个发达国家（除日本外都是“白种人国家”）的人均收入是20个最大的欠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7倍。到1955年，这一距离已经扩大为8∶1。而在战争期间，主要发达国家还遭受了大规模的破坏，而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的原材料生产却空前繁荣。这种国际收入的不平等与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高度平等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在我们国家，我们正在证实工业社会并非必然出现极少数富有者和大量贫困者的极度紧张关系。过去的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和经济上的紧张关系现在已经迅速演变为国际的，不幸的是，这也是种族间的不平等和紧张关系。

现在，我们忙于经济发展的希望和世界范围的国际阶级战争之间的一场较量。经济发展是这个时代的机遇，阶级战争则是威胁。二者是我们这个工业时代必然的经济现实。我们是否能意识到这种机遇抑或是屈从于这种风险，这不仅决定着世界经济的未来，或许也主要决定着世界精神的、知识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未来。

经济发展可能吗

新的形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发展可能吗？只是一个幻想吗？

疑问的理由有许多。任何人想要寻找导向经济发展的科学证据，都将徒劳无功。在过去50年中，大多数人几乎都证明不了有这样的运气。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例如在印度，实际上还会出现经济恶化。在大多数“有色”种族居住的最不发达的农村地区，人口增长比经济增长要要快得多，以至于那里的经济面临崩溃的危险。

在当今世界的多数地方（包括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被各种各样的经济迷信和幻觉严重阻碍，而这些迷信和幻觉却被当作福音式的真理。或许，最危险的是机会均等与收入报酬均等之间的混淆。前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而后者是经济发展早期的一个致命毒害。但是，很少有人理解这个教训。

然而，尽管经济发展既非轻而易举也非自然促成，但它是可能的。

过去25年中，拉美国家——特别是墨西哥、巴西和哥伦比亚——的经济发展更鲜明地证实了经济发展是可行的。或许更有意义的是土耳其和波多黎各，在极其不利的自然条件下，这两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切实的进步。

但是，最好的例证还属老牌国家日本。一个世纪以前，日本还处于封建混乱中；它是当时最贫穷和最落后的经济体之一，同时也人口已经饱和。在40年内，它已经转变成一个有极大增长潜力的现代经济体。显然，它本能地做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必须做的全部事情。因此，在许多方面，日本，明治维新的日本，应该成为我们的模式。

现在，我们第一次用一种验证过的理论来描述日本一个世纪前的发展状况。自二战结束后，不仅经济发展成为国内和国际政策的主要目标，研究经济发展也成为经济理论的核心。

对经济发展及其给予我们的新能力的理解取决于新的世界观。我们能够理解经济发展是因为我们将其视为一种有目的的过程和一种模式，而非一种机械装置。我们能够组织经济发展要得益于我们的创新理念。经济发展的产生并非依靠演进式地模仿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经济发展并非依靠从重商主义向蒸汽机“外加工”体系的转变，也非依靠从手工制作必需品向机器生产必需品的转变。它是从初始状态蛙跳到发达经济。新组织则是促进经济腾飞的引擎。将有技能和知识的人才组织起来的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资源，反过来，缺乏这种人才——如技术专家和职业经理人——则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不过，这不是仅有的障碍。感谢我们创新的新逻辑，我们可以预见到将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起飞危机”

第一个可预知的困难是经济发展自身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这是每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所遭遇的危机。

渐进的改善绝不会带来经济发展，必须有经济腾飞才行。经济学家称之为“起飞危机”，必须产生他们所说的“自持链式反应”才会有经济发展。他们将其类比为物理学中的“临界物质”。

他们的意思是，经济发展是一种“门槛现象”——科学家的一个术语。除非用于经济发展的那些努力达到一个特定的水平，否则都是浪费；经济发展不会发生。一旦越过这个界点，那些努力就会变得有效。如果那些努力能够多达数年地保持在这个界点以上，那么经济发展就开始自我支撑和自我发展。

这一门槛能用相当精确的数量关系表达出来：总体看来，除非至少1/10的国民收入被用作生产性投资，此外，还必须有投资被用来满足有着相同生活水平的不断增长的人口，否则就不会有经济发展。投资的可能性有着广泛的选择；对于学校、道路、住房、糖果加工厂和原油基地是否应该优先发展或者如何在它们之间进行平衡，还存在广泛的争议。但是，不管投资政策如何，这个门槛都大致相同，在门槛以下就不会有经济发展。所有的欠发达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在一个贫穷的国家获得这么多的资本。

答案是，如果不从外部获得部分资本投入，起飞危机就无法克服。

尽管有着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19世纪美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依靠欧洲的大量资本，特别是在铁路上。甚至更重要的是——虽然不可能估量：那些移民到此的都是卓越的成年男女，他们的母国在很长的时间里花费了很大笔的投资用于培养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即便是在19世纪最贫穷的西西里岛，一个16岁的男孩也必须花费500美元来保证他的成长和吃穿。因此，在一战前的40年中，每年来到这个国家的百万移民是对我们经济发展的一种资本贡献，每年至少2.5亿元，可以用于老幼病残的补助金。

日本的经济起飞也是大量依赖外国资本。但是，外国资本扮演角色最重的国家是苏联。他们接管了世界上最好的铁路系统之一——它是如此精良，在二战期间也没有进行太多的增补，不过是最低程度的维护罢了。这一铁路系统几乎全部由外国资本修建。在1913年之前的20年里，沙俄从西欧国家获得的资本总额几乎与美国在马歇尔计划中用于欧洲复兴的贷款总额差不多。甚至在革命以后，苏俄仍继续引进资本；20年代的“外资优惠”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资本基础。

因此，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否需要外国资本。在经济起飞阶段，如果完全不依靠外部资本，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需要多少资本，在多长时间需要，从哪里获得资本以及如何使用这些资本。

经济发展的问题不是只要克服起飞危机就算解决，也不是就仅限于工业化。几年前，大多数人认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同一个问题；今天，欠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仍然认为，为了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建造工厂和培训工人是他们的唯一任务。相反，经济发展需要四个部门的平衡的和同时的变化，它们是：农业；“社会投资”——如道路、交通、通信、水电、学校和医院等；工业发展；有效的分销和信贷体系的发展。已经有如此之多的文章和言论讨论了工业化，在此无需赘言。不过，其他三个领域仍然需要较之以前的更多关注。

农业问题

经济发展遭遇的最困难挑战实际是在农业领域。

农业技术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飞速发展。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耕作方法、改良的种子、新的农作物和新的工艺，这些远比一个世纪前的农民所知道的任何科学知识都更有生产力。此外，由于农业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如此落后，因而投入适度资本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是可能的。世界半数以上的庄稼收成甚至没有被送达消费者那里，而是被毁在了半路，被雨水泡烂，被昆虫和啮齿动物啃噬，或在加工过程中腐烂和被浪费掉。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连接农产品和市场的道路与简便的市场体系能够使农业的实际产量翻倍。

但是，技术的发展或许仅是恶化了农业中存在的真正问题，这一问题是社会性的。改善农业意味着使人们离开土地。农业人口过剩本身就是导致农业低产的一个主要原因。农业人口过剩会鼓励——实际上也要求——人们集中到较低产的农作物上，而这通常会提供大多数的工作。

保加利亚肥沃的土地种植的烟草质量低劣，几乎卖不出去。它们很适合种植急需的蔬菜或食用油。但是，安置农业过剩人口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致无法从高度劳动密集型但价值低下的烟草种植业转向价值较高的高级油料作物种植业。

土地上的人口过剩也抑制了现代化工具的使用。这就产生了不经济的小块土地和一块块独立的地产的分散分布。如果欠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在一夜之间减半，那么其农业产量可能在一两年内增加一倍，并且不需要很多的激励、改变和资本投入。

因此，农业人口过剩阻碍了食物和原材料生产的增长，而这种增长是工业扩张的必然要求。否则如何供养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和为日益增长的工业提供新的原材料？

农业人口过剩也阻碍了经济增长，因为这使得所需的劳动力尽管辛苦却缺乏生产力。总之可以这样说，供养一个城市家庭所需要的土地上的人口数量既是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标志，也是其继续发展潜力的标志。

法国仍然需要一半的人口劳作在土地上，这是法国经济遭遇困难的主要原因，远不是政治无能或国际事务所致；同时，这也是法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相反，在过去30年中，如果没有减掉我们一半的农业人口，美国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可能的。这既为日益发展的工业提供了工人，通过农业总产量超翻番也提供了稳步增长的人均食物量和工业原材料。

但是如何在避免大规模变动的情况下将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呢？仅仅让他们离开土地是不够的——甚至即便给他们安排了工作也是不够的，必须激励那些留在土地上的人产出更多。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方法绝不能强加以新的僵化和冷酷的农业组织，这种新组织会转而阻碍经济发展。

从长远来看，它使农业人口长期过剩。在很大程度上，它使得劳动力被迫束缚在土地上，收入低，产出低。

至少有两个国家做得好，尽管是通过极为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一个是70年前的日本，另一个是今天的墨西哥。在今天的墨西哥，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来到城市，为日益发展的工业提供了劳动力。而由于农产品需求增长的刺激，留在土地上的农民也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力和产量。

但是，减少农业剩余人口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不能损害留在土地上的农民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制造失业这一社会毒药。

“社会资本”支出

如果没有大量投资于经济学家所说的“社会资本”领域，或者少数饱学之士可能称为的基础设施领域，如道路、供水、供电、码头、住房和学校（学校放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那么快速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长期投资。大约10年或15年之后，这些投资才会以消费者商品和服务的形式开始产生经济回报。同时，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通常是由那些昨天还仅能糊口的农民和完全游离于货币经济之外的人组成。这是每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强调基础建设的一个原因——提供就业机会。但是，这同时也使新货币流通到那些极其贫穷的人手中，他们会立即想用这些收入购买以前他们绝对买不起的商品。然而，这些商品会还没有生产出来——因此，经济发展过程总是产生持续的多余购买力，最明显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这不是健全的金融政策可以克服的事情。健全的金融政策会认为，基础设施根本没有得到投资，或者顶多是极其有限的投资。但是，如果投资太少，经济发展就是不可能的。也不能对这一问题满不在乎，从而扔出这样的老话儿：“为什么要担心通货膨胀呢？通货膨胀时建造的房子在经济繁荣崩溃之后仍然原封不动啊！”通货膨胀将资本投资误导向非生产性领域。它摧毁了一个国家获得国外发展资金的能力。通货膨胀制造了危险的和持续的社会苦痛。在快速的通货膨胀下，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每个发展中国家都长期处于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在基础设施上投资不足，经济发展就会被拖累；另一方面，如果投资过多，则会出现通货膨胀，会把经济发展完全地扼杀掉。

态度问题

没有公众的支持，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存在。一方面，经济发展是一项重大努力，因此需要急切的行动、改变的渴望和成就大事的意愿。另一方面，结果不会在一夜之间出现——实际上，越是重要的投资，产生结果的时间也越长。因此，这又需要耐心和公众精神。

为争取公众对经济发展的支持，需要一个象征——一个可以捕获人们想象力的“宏大工程”。在美国，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田纳西河域管理（TVA）。10年或更多年后这一巨大工程才会对中南部地区人们的经济生活真正产生影响。但是，从一开始它就象征了新的未来。它调集了能量，在曾经充满痛苦和短视的贪婪之地创造了新的希望和远景。

但是，田纳西工程也说明了宏大工程存在的问题。多少的不经济的努力对于象征和情感上的收益是恰当的？

埃及的阿斯旺大坝可以被看作一个宏大工程吗？大坝将来的供水取决于尼罗河发源地国家的欠发达状态，一旦这些国家自身也开始发展，阿斯旺大坝的供水就会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宏大工程在伊拉克会不会不合理呢？在那里，睿智的和缜密计划的经济发展的努力——如果按计划实施就可以在未来10年改变1/3人口的极度贫穷状况——也会因为之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觉醒标志而面临被驳斥的危险。

态度问题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因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态度与大多数人的执迷不悟和感情用事是背道而驰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印度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较之于美国政府是多还是少，这种对比是没有相关性的。真正相关的是，印度政府尽管完全知道有必要在一个庞大的经济领域中发展私有经济，但却不愿意或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它不愿意或不能把私有经济看作是可取的。它至多也就是把私有经济看作一个必要的罪恶，而当其一旦不再完全必要时就要压制下去。

不过，经济发展也需要大规模的政府行为，特别是在起飞危机阶段。无论一个人如何执着于自由经济体制（我就是会为之坚持一生的人），他不得不接受对一个积极政府的需要；他不得不将大规模的政府行为视作可取的。

另一个态度问题是，欠发达国家混淆创造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危险倾向。所有这些国家都急切需要工作机遇。但是，在创造就业上的不经济的投资通常会耗尽国家的资源。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失业是一种威胁，但经济停滞是更大的威胁，接下来会导致更多的失业。

如果民族工业在发展初期不能与高度发达国家的工业相抗衡，就必须得到保护。但是，如果经济民族主义长久地鼓励不经济的发展，那么，它对经济发展就构成了威胁。发展中国家需要仔细考虑，哪些工业预期最终可以独立壮大而应该被鼓励发展，哪些工业最好不要放到小的、贫穷的经济体中。

例如，一个欠发达小国在原子能开发上的投资很可能就是一种浪费。而在很多国家，原子能开发可能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原子能开发可以通过地域的或国际的合作来实现。

智利的钢铁厂在起步阶段需要国家的保护，它有着可资利用的优质煤炭和铁矿资源，并且接近廉价的交通系统。但是庇隆（Peron）在邻国阿根廷建立的钢铁厂简直就是一个败笔——没有铁矿，没有煤炭，没有通往遥远市场的交通系统。这两国间的钢铁共同市场，一方面可以从智利的钢铁厂向两国提供廉价钢铁，另一方面也转而将阿根廷的粮食过剩和智利长期的粮食匮乏结合起来，由此实现双赢。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利润的态度。在世界大多数地方（包括美国的大部分地区），利润是一个肮脏的词。人们普遍认为有办法在没有利润的情况下使经济得到运转。这是毫无意义的想法。利润是经济活动特别是高级经济活动的必然要求。因为这种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将当前的稀有资源寄希望于未来高度不确定的结果，以及产生与承担高风险。利润对于补偿这些未来的风险是必要的，否则这些风险就会成为损失，即破坏经济体的资本投资和财富创造力。当然，利润也是未来经济扩展追加资本的来源，是经济发展真正花费的来源。绝不能取消对利润的需求，当经济发展基于集中规划时，利润是最重要的。但人们只有在真正转变态度之后才会普遍接受这个观点；同时，在任何地方，抵制利润将会危及经济发展。

建设工业社会

当今核心的经济假设不是经济成熟而是发育不全，核心的经济问题不是停滞而是增长，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不在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

1957年秋，经济发展委员会——一个研究经济问题和制定经济政策的美国商界领袖团体——请了全世界50位非常杰出的人物，包括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领袖，就“下一个20年美国将面临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是什么”各写一篇文章。不管他们的国籍、背景和专业兴趣有何不同，整整1/3的作者一致认为：最重要的问题将是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个题目下的每篇文章都强调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来说是机遇而非麻烦。

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来说，“应对贫困”是同等的经济增长机遇。对那些在过去200年间克服了起飞危机和开始了经济增长连锁反应的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不再有经济停滞的危险。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远景给发达国家创造了新的领域。它能驱散发达国家对自身经济衰退的恐惧，带来至少又一个世纪的有效产出和持续增长。

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来说既是机遇也是必然。只要前者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后者所面临的经济停滞的威胁就真实存在。因为只有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才能提供投资和贸易的主要机遇。

整个印度次大陆的5亿人口从美国发达产业购买的商品并不比人口不到500万的高度发达的小国瑞士要多——况且我们还是印度的最大商品供应者。在过去10年中，尽管有美国政府的强大支持，美国在印度工业的所有投资不过是同一时期美国在瑞士工商业投资的1/3。

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工业国家获得增长的原材料供给的唯一方式，这些原材料正是他们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这进而也是工业国家获得更大的工业品市场和由此获得更多的原材料支付资金的唯一方式。

因此，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来说，欠发达地区迅速而持续的经济发展是同样的关注焦点。美国、英国或德国的国家政策应该像印度、巴西或罗得西亚的国家政策那样，对此给予同等的关注。支持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并非是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而是对发达国家自己未来的“投资”；这并非出于博爱而是出于自利。

那么，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又对西方发达工业国家有什么要求呢？

资本的角色

经济发展需要资本供给——因为经济的起飞需要资本投资；“社会基础成本”开支——如学校、道路和交通——需要资本投资；通货膨胀危机或收支平衡危机带来的不可避免地增长的痛苦需要资本投资；最重要的是，农业、商业和工业中的生产性投资需要资本。

经济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并不主要在于有多少资本可支配。筹集资本也并非核心的问题。

首先，能够有效利用的资本数额非常少。把1/10的国民收入投入经济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比重，但欠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如此之少，这使得国民收入的1/10对发达国家来说只是一个很小的数额。专家一致认为，欠发达国家每年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外部资本不超过60亿到80亿美元，总计还不到美国国民收入的2%，仅是整个西方世界国民收入的1%。

相比之下，大不列颠在1880~1913年间的海外投资只占国民收入的很一小部分，平均4.5%。大不列颠在1909~1913年间的海外投资上升至国民收入的8.5%。但这些年正是英国经济最繁荣和发展最快的时期，更是英国工人成长最快的时期。

此外，我们已经向欠发达国家提供了他们生产用途所需的资本。仅美国每年对这些地区的资本输出就已多达60亿美元，其中2/3是私人投资。

欠发达国家已获资本需要正确方向和有效使用。

首先，这需要发达国家方面做出承诺——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的清晰、明确和持续的支持政策与领导政策。

这还需要明确外国资助优先用于经济发展。提供贷款、投资或援助的标准必须是：这些资助是否有助于该国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

美国在埃及阿斯旺大坝项目上的投资政策将以典型败笔被载入史册。但是失策不在于突然撤回贷款，而在于用贷款来贿赂埃及政府断绝与苏联的经济关系或承诺不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即便阿斯旺大坝被视作有效投资，但在专家看来，由于它不能被视作对埃及经济发展有实际贡献，因此这一投资是愚蠢的。

有效利用发展性资金是一个与政府开支特别密切相关的问题。

对稀有的资本资源最糟糕的浪费莫过于将它用于有着可疑军事意图的扩军备战。但是，对于阿根廷或哥伦比亚力图在西半球建立最大的二流陆军和空军，或者对于智利将资金花费在轻型巡洋舰而非用于改善极度落后的农业和粮食供应，又该如何评价呢？即便是完全没有军队，印度也仍然需要外国贷款。但是，印度五年计划的危机主要是扩军所致。同样浪费和同样普遍的是把资金用于建设庞大的、毫无效率的和人员工资低廉的政府机构。

这就立即引发了棘手的民族主权问题。最好公允地来对待这一问题：依赖外部资本会限制活动自由。从银行贷款缓解周期性存货资金的企业家必须接受对自由商业活动的限制条款，至少他必须用存货销售收入偿还银行债务而非扩大工厂。家族公司的管理层在公开出售股份时就要接受限制条款，至少提供公司每年的公开会计报表。

同样，接受外国资本的国家必须接受对活动自由的限制条款。不论资金是一份礼物、一笔贷款还是一项直接投资，不论捐赠者或接受者是政府还是个人，也不论资金来自美国还是苏联，都没有什么不同。这里面必然附加有条款，感恩并非衡量这一关系的标准，用对外资助买人情的美国国会议员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但是，责任是这一关系的本质所在。

因此，我们需要倾听世界民众的观点以制定必要的限制条款和确定必要的保护措施。总之，我们需要确定，这些限制条款被公平地、客观地执行，欠发达世界得到最好的独立发展。

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这些国家的政府。例如，生活在智利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地知道，国家自身的最大利益在于削减海军、增加农场道路、裁减政府工作人员和扩大就业机会。但谁敢公开说呢？几乎所有欠发达国家政府都需要有外部权威将那些逆耳忠言说出来。可是，即便是来自“富豪叔叔”的劝诫也不被接受。例如，当美国自身致力于建造超级航母时，美国建议智利削减军队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安托瓦内特，法国路易十六的王后，当有大臣告知她法国百姓穷得连面包都吃不上时，她说道：“为什么不让他们吃蛋糕啊？”——译者注（Marie Antoinette）的“为什么不让他们吃蛋糕啊”极其相似。外国投资者没法说这些，也没法被接受，他所能做的就是决定不再投资。但是，有足够例证表明，投资者可以通过外部专家来有效表达，既不用磨刀霍霍，也没有利润风险。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正在建立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发展理论。美国的银行家、德国的工业家和西方的政府官员或许都会被怀疑为“资本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但是，同样的质疑会发生在西印度群岛的W.A.路易斯（W.A.Lewis）身上吗？他是一位出色的发展经济学家，现任加纳政府顾问。再如印度的社会学家马萨尼（Masani）呢？阿根廷的普雷维什（Prebisch）呢？一个波多黎各人呢？一个土耳其人呢？一个伊拉克人呢？而所有这些人都会赞同这些要点。

对于西方在经济发展中的有效领导地位，传播这些知识、经验和认同是一个重要要求。当然，有效、公允的建议也有助于西方政府改善国内事务以及与立法机构和选民的关系。总之，这些建议（它们不应该是外部的决定）或许能帮助我们创造出今天所缺乏的东西：坚信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能够在彼此的自我利益、共同的远景和共同的目标下联合起来。

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工会权力、地位和功能的政治问题。今天，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承认工会对于工业社会来说是必要的和合法的。但是，它应该有怎样的权力和功能呢？工会在任何发达国家都不再是其自身政治辞令迫害下的失败者。法律和习俗赋予它特权、权力和法律豁免权，例如只能赋予需要特殊保护的弱势的、无权的少数群体的法律豁免权。它享有向民众施加压力的权利——不论是以关闭工厂还是限制学徒期的形式，甚至享有控制工会成员的个人生活和政治观点的权利。这些至少需要在公共利益上进行管理，需要通过对个人自由和法庭的监督来进行控制。在多大程度上允许非公组织享有罢工的权利——哪怕是有益的？难道不需要明确区分那些反对雇主的罢工和越发频繁地向公众施压的罢工吗？

在所有发达国家，工会第一次呼吁分享企业利润。如果完全不被允许，这就要求工会对成员的经济行为和团体的经济福利承担责任。那些反对剥削的“落魄者”会对这样的要求不屑一顾，而坚持维护可以决定经济政策的权利和力量的工会领袖不会那样。

在每个发达国家，工会已经认识到工会成员的工作和福利取决于企业的福利和管理工作。25年前，美国劳工领袖独到地认为，工会需要自由企业就像鱼需要水一样。今天，由于经历了企业国有化，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会领袖都认识到了这点。但是有多少人敢于承认呢？换句话说，有多少人是在考虑们的职责而非特权，是在考虑他们的贡献而非要求，是在考虑他们未来的影响而非过去的苦痛？

这是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所有欠发达国家都在发展，也应该发展工会组织。但是贫穷、落后国家的工会所要求的却是富裕、发达国家的工会所获得的那些；当他们是在“反对”而非“支持”时，当他们是经济发展的障碍而非动力时，他们不过是在遵循发达国家工会的老样子而已。他们需要一个有效、负责和建设性的工联主义的新典范。

发达国家的工会领袖仍在积极思考社会经济中的工联主义问题和强有力的、可接受的工会的角色。他们有这样的能力，这在一些美国工会领袖对马歇尔计划的贡献中有明显表现。但是，他们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想象力和足够的勇气吗？或者，这样的工作只有通过立法来限制工会才能做到吗？就像西方社会为了最终反对某些以权谋私却不服务公众的群体而一贯采取的社会行动那样？

工业社会的另一个问题是管理、分销和服务领域的有效性问题。与工联主义不同，这是一个新问题。

我们知道如何在农业和制造业中提高工作效率。我们知道它的含义不是工作更辛苦而是工作更有效，我们知道提高效率的因素是更先进的工具，特别是机器，以及更科学的管理方法。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提高效率以及如何衡量其他工作的有效性，特别是在分销领域；我们已经对管理工作有了更多了解，但还远远不够。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每年提高3%，也就是在过去20年里总共提高了80%。农业部门的生产率或许提高的更快。然而，几乎没有人认为管理、销售、渠道或服务领域的工作效率也有很大提高。如果人们在圣诞购物时的普遍感受是一个指标，那么零售业的生产率的确下降了。

同时，这些部门的员工收入以及制造业的员工收入，都已经随着制造业生产方式和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50年前，这或许只是一个小问题。那时3/4的美国人在制造业或者农业中工作。然而现在，农业和工厂的劳动力总和还不到整个劳动力的一半。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在管理、分销或服务领域工作。因此，伴随制造业生产率提高而来的所有劳动者总收入的增加不断引发通货膨胀的压力、成本上升和愈发的经济混乱。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过程。

解决这一新问题不能靠古典经济学家的药方：用降低商品价格而非提高工资的方式传导生产率提到所带来的收益。这只会转移而非缓解经济混乱的影响。我们需要做的是迅速提高落后领域的生产率。像自动化新概念和电子计算机新工具这样的最伟大创新正是发生在这些领域而非制造业。

对于欠发达国家，这一问题甚至比发达国家更重要。他们需要迅速发展管理、分销和服务领域。但是，他们的经济基础无法承受经受大的经济失衡。因为发达国家没有任何标准，所以他们完全没有准绳可以借鉴；因此，他们倾向于建立鲜有贡献甚至没有贡献的庞大的管理和分销队伍。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经济储备，他们只能支付给这些人员极低的工资；同时，整个经济低迷不振，被拖入他们无法承受的通货膨胀中。

经济发展的共同远景意味着整个世界都致力于商业文明。企业是商业文明的基本生产单位——无论在苏联还是在美国，无论在英国还是在刚刚兴起的拉丁美洲。

结果，我们这个世界的政治和道德观念上的基本选择很可能形成于对企?及其价值和表现的判断中。在真理与谎言之间的核心道德选择很可能取决于我们商业文明的价值观。

那么在这个经济发展的时代，企业必须主张什么样的价值观呢？它必须向世人表明，尽管它只是一种经济手段，被设计用来经济地为人们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但它也能够服务于建立更美好和更公平的社会社会目标，服务于发展越发机会均等的、更全面和更负责个体的社会目标。它必须以物质作为通向更仁慈和更人道社会的工具。

这并不意味着经济绩效居于从属地位，一个企业的首要职责是经济有效地创造产品和服务。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企业和商业文明的最终评价不是它们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最终的目标不是利润——那毋宁说只是一个生存的必需品和条件。企业和商业文明的最终产品必须是人。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信条是在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和企业利益之间建立一种融洽的关系。

这或许并非什么新鲜事。这是人们在谈论过去20年里发生的，特别是在美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所指的意思。如果西方世界能够说服发展中国家这就是商业文明的真正含义，那么它就赢得了胜利，它就把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传递给了发展中国家。

但是要说服别人我们必须要说服自己，必须将我们最好的知识和信念付诸于真实的行动。

变化的东方

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

两个平行的世界永远不会交汇。

正当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英国桂冠诗人吉普林（Kipling）这样写道。成千上万的人虽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都熟知这行诗句。

人们总是轻率地对未来说“绝不”，吉普林才去世30年，今天“两个平行的世界已经交汇”——在混沌的、无序的、扩张的和普遍的世界混乱和世界文明中。“东方”和“西方”几乎仅仅是地理方位而非政治、文明或文化含义的术语。“联邦”取代了“帝国”；英联邦会议上的主导角色尼赫鲁（Nehru）直到1964年去世都是一个彻底的东方的西方主义者：既是热情高涨的印度民族主义者，也是英语散文大家；既是有高级种姓的骄傲的婆罗门成员，也是不可知论费边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既是印度农民的偶像，也是重工业的热心支持者。

不过，吉普林眼中的西方和东方的确没有交汇，19世纪欧洲权力体系的西方和村寨部落与孔雀王朝的、赶着氓牛用木犁耕作的农民的，以及死记硬背研习古老经文的儒教官员的神秘东方没有交汇。

但二者都已消逝。

仅仅50年前，欧洲权力体系大体上仍然是欧洲宗教战争结束以来的情形。当时的非欧洲强国——日本和美国——直到一战才被完全接纳为盟国成员。250年来，所有强国都在欧洲；当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第一次建立了欧洲权力体系时，除沙俄以外的所有强国都是其成员。

这是自奥古斯都·凯撒时代以来世界上最稳定的权力体系；它也是最强大的权力体系。自1700年来，欧洲强国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整个国家及其数百万人口的政治统治和经济控制可以通过条约方式来馈赠或转让，这都被视为理所当然。实际上，美国第一次成功挑战了这一体系（1823年的门罗宣言和1902年约翰·海的门户开放政策阻止了欧洲强国之间对中国的瓜分），但就种族和文化来说，它自身也是欧洲的。

在70年前稍早一些，比利时国王——一个欧洲小国的统治者——主要靠家族关系而个人占有整个非洲大陆的1/4，没有人认为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情。20年后，他理所当然地可以在最后遗言和遗嘱中处置整个刚果的领土及其居民，甚至一战也几乎没有削弱欧洲权力体系。胜利者们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瓜分了战败国的非欧洲领地，根本不顾及当地居民的意愿。

直到20年代中期，在全球可居住的土地中仅有一处领土没有被欧洲人或他们的后裔控制，那就是日本。可以肯定，只有7个非欧洲国家被认为享有主权和独立：中国、暹罗、阿富汗、波斯、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和海地。但在这些国家中，利比里亚和海地是美国的被监护国。暹罗、阿富汗和埃塞俄比亚是大国领土之间的“缓冲国”，大国出于缓冲目的才刻意保留它们的独立。尽管从官方来讲波斯享有主权，但实际上也被分裂为英国和俄国控制的势力范围。

有时候，历史上的小丑比悲剧演员告诉我们更多。英国一位退役陆军上校就是这样一个小丑，他大约在1920年宣称发现了“大金字塔的秘密”：英国真正是以色列的迷失部落，因此永远是世界主宰的合法继承人。他相当严肃地提供的证据是上帝允诺给以色列人丰饶的土地；英国不能控制世界上的石油和橡胶吗？当然，他是一个疯子；但在大英帝国、自治领和美国，数以千计的人拿他的胡言乱语当真——这在1940年前后的加拿大农村地区仍然十分高涨。

即便二战也是在欧洲权力体系的威势下进行的。二战中的一个重大决策是将美国的主要力量投到欧洲战场而非太平洋战场。这一决策既是艰难的也是危险的，这不难理解。在英国促成这一决策的人看到，这很可能意味着英国对印度统治的终结。但是，这在当时不可避免。

罗斯福总统认为，世界和平能通过恢复1914年前的欧洲同盟——使欧洲摆脱德国入侵的威胁——建立起来，这不再正确，而是肯定的大错特错。但迟至1943年或1944年，世界大战仍然只能作为欧洲战争来定输赢。

有人甚至会说，在二战后的最初几年里世界仍然在欧洲权力体系的控制之下。对传统欧洲国家来说，这是一个10年的衰弱和权力收缩期。但是在这10年中，美国的军事和经济霸权填充了由此导致的真空地带。这一形势不再延续——霸权也从不曾如此。认为霸权能够延续甚至应该延续的政策，只是西方的幻觉，特别是美国的幻觉。但的确是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美国不仅垄断了核武器，还控制着世界经济，不过西方控制的旧世界仍然轮廓清晰可辨。

到现在，它们几乎消失殆尽。日本对欧洲远东殖民地的占领、印度独立、朝鲜战争和苏伊士战争，其中的每一个都是埋葬欧洲权力体系废墟的又一次山崩，同时也创造了新的世界版图。最后一步将是欧洲联合——既承认欧洲传统权力制衡体系的终结，也可能向新稳定和新秩序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欧洲权力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世界冲突就是两个西方白人国家超级强权——美国和苏联——的冲突这种当下被接受的观点可能很快就会过时。西方世界获胜的能力——或许生存的能力——很可能取决于印度这个新独立的非欧洲国家维持自由政府、实现经济扩张和社会稳定的能力。

西方：胜利还是失败

欧洲权力体系在自身的成功中衰亡。每一种摧毁它的力量都源于西方，都在西方滋长和繁衍。民族主义正是西方自己的坏孩子。反殖民主义运动仅仅重复着欧洲和美国自由主义者那代人的观点和口号。这样的运动在每个地方都是由在西方接受过训练和教育的人来领导。在30年代，据说只有获得牛津或剑桥荣誉学位的印度人才有资格为了反对英国统治而蹲大牢。今天，经过变动之后，这已适用于西方权力统治下的所有现存殖民地。

将要继承欧洲权力体系的世界秩序很可能是反西方的，但它的的确确又不是非西方的。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新独立国家——包括那些尚未摆脱殖民地地位的国家——都把西方发展起来的理论、机制、科学、技术和工具视作转型工具。

吉普林和他的那个时代几乎预见不到这样的发展。

对他们来说，非西方人反对西方的制度、理念和原则是显然的。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合理的假定。

以美国黑人为例。他们是所有非欧洲人中最彻底地与自己的本土文化分离的群体。他们最长时间地和最彻底地接受了纯粹的西方文化传统。一战前后，当布克·T·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最初的承诺“隔离但平等”被证实是幻想时，美国黑人的第一反应是将反西方转变为将标语变更成“隔离但必须真正地隔离”。30年前，像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的批驳白人世界的观点、制度和传统的运动在美国最大的非欧洲群体中有着最广泛的号召力。他们转而提议建立一个立足非洲基础的彻底独立的美国黑人文化和一个完全远离和脱离白人世界的社会。

今天，这些运动都已经荡然无存。当南非的布尔人（Boer）在“种族隔离”的名义下谈论同样的观点时，他会被所有地方善良的人谴责为耻辱和威胁。然而，仅在30年前这还被视作有远见的进步立场。在白人社会中号召黑人解放和平等的组织，如有色人种进步全国联合会（NAACP），被指责为“胆小的”、“保守的”“调和者”。

事实证明，西方的理念和制度不仅对马库斯·加维的梦想有强大影响，而且对所有在自身非欧洲基础上建立新的、独立的非欧洲社会的计划也有强大影响。不管他们的传统多么久远和精致，今天所有非欧洲群体都像美国黑人一样认可解决问题的答案既非“隔离但平等”也非“隔离但真正地隔离”。

吉普林时代的第二个假设也已经被反驳，它认为非欧洲人无法获得西方的方法，特别是无法精通西方工业和军事技术。

在二战初期，人们认为日本人天生不能驾驶现代飞机——“他们的眼睛有问题。”他们这样说。我们却很快发现日本的战斗机飞行员首屈一指。还有一个陈旧的迷信认为印度人不能培养出高效率的产业工人——因为种姓制度。尽管这个迷信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被实践完全批驳，但却仍然存在。

50年前，北大西洋沿岸地区实际垄断着工业和军事的技术、知识和技能。延续这一垄断的假设在当时看来可能也并非没有道理。毕竟，技术并非靠自我产生，它是价值观、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的产儿，而所有这些显然都是西方的。然而，日本首先证实了非西方国家获得工业和军事技术要比获得西方政治或社会的信仰和制度要简单得多。在全世界范围，非西方国家的人民正在迅速实现工业化和建立西式军武力量。北大西洋国家对技术的垄断已经被永久打破。

东方的变化

欧洲权力体系已经崩溃，但同时东方也已经变化。

考虑到东方理念（更确切说是非西方理念）今天在西方产生的强大影响和唤起的高度兴趣，这或许看上去是矛盾的。它始于高更（Gauguin）以及稍后的原始黑人雕刻艺术对现代艺术的影响。它在音乐上的重要影响是导致了爵士乐的出现。同时，甘地（Gandhi）对西方自由主义与和平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今天，人们对非西方的西方人——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和他们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的古老文明怀有极大兴趣。

日本对美国文化、建筑和设计产生了影响。人们对最东方化的形而上学——禅宗——也产生了的兴致，而它与我们新世界观有着密切关系。

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强调“世界历史”并不简单地是“欧洲历史”的扩展。这样，我们现在越来越把古希腊看作东方的伟大的古老文明之一而非孤立的西方文明。

无疑地，西方已经丧失了古老的确定无疑的优越性以及古老的地方主义。

这不是投机，这是经验。古老、发达和富裕的非西方文化——日本和印度——都曾力图在传统的、非西方的基础上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但都归于失败。

现代日本超乎寻常地致力于在自身传统的精神和社会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在现代世界中生存的社会，现代日本也正是成长于此。目标就是通过采用西方的形式和工具来维持日本的实质。

在三四十年里，日本人将停滞、僵化和士气低落的日本——1857年最后一届幕府统治下的日本——转变为充满活力、组织有序和令人自豪的日本——1900年的日本帝国，几乎没有人比他们更能干、更有奉献精神和更头脑清晰。在某些范围内，日本取得了彻底成功。1857年的日本连对抗一只外国炮艇和保护内陆港口的能力都没有。50年后，日本能决定性地击败俄罗斯帝国的陆军和海军。1857年的日本几乎人人是文盲。50年后，日本的识字率能与许多欧洲国家媲美，并且日本的年轻人很大比例在中学和大学读书，这一比例与德国一样。1857年的日本是世界上最落后和最贫困不堪的经济体之一。50年后，它的人均收入在所有非西方国家中最高，它在重工业上真正自给自足并且能在世界市场上参与竞争。

实际上直到今天，19世纪晚期的日本也是欠发达国家经济迅猛发展的鲜明例证。它的成就和发展速度比苏联自1917年以来的成就和发展速度更大和更快。日本必须克服原材料有限和人口过多没有空旷处女地的障碍。

但是，日本在自身文化、社会和政治基础上建立现代国家的企图归于失败。它制造的紧张和不安产生了对下一代人（二三十年代人）的自控和理智的自我毁灭式的偏离。当它陷于挫折和羞辱，消失的不是西方的形式和工具，而是维持非西方本质的企图。

最严重的失败或许是印度的甘地。与日本人不同，甘地不满足于东方和西方的融合。他的目标是在精神基础上建立一个更美好、更纯洁和更强大的社会，这个社会对西方和东方来说都是典范和鼓舞。

很显然，这是最伟大的愿景和最深刻的理解。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一位神圣而聪颖的政治领袖。他对印度人民的影响或许比2500年前的王子佛陀之后的任何人都要大。不论是受过教育的人还是那些生活在烘制泥屋中的无望而孤独的下层大众，都被他的愿景所吸引和打动。在他的道德热情感染下，甚至是暴力或理性都不曾削弱的贱民制度和地主所有制都表现出了融合的迹象。

英国的统治在甘地面前陷于崩溃。印度独立首先是他的成就。现在印度的每个领导者都宣称是他的信徒——大部分实际上也是。不过在他去世后10年，他的那些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教义几乎荡然无存。今天，印度把国家拯救方案诉诸快速工业化、钢铁厂、化肥厂、水电站和卡车运输——而非甘地纺车下的自我否定和严厉的反工业主义。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支柱是完全西式的武装而不是非暴力抵抗运动。

目前的印度政府——尽管由甘地最亲密的朋友组成——似乎异乎寻常地不被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力量所打动，例如它曾使英国统治陷入彻底混乱。印度独立后的最初10年比英国统治下的最后10年有着更多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印度警察和军队被命令向示威者开枪。目前的印度政府只会屈从于暴力叛乱，没有一次——就像英国当局常做的那样——屈从于道义力量。印度当政者把他们的社会理念、经济理念和政府理念立足于纯粹西方和纯粹世俗的观念而非甘地的精神基础，例如尼赫鲁时期就采用了英国1919年的费边社会主义原则。唯一的例外是正统的印度教徒——但是他们的理想是清除掉印度的所有变革，不管是甘地的还是西方的。

我相信甘地对印度有持久的影响——除非独立的印度确实陷入了混乱、内战、极权主义或成为外国入侵者的征服品。但是不可能有尝试可以实现甘地的社会理想，这个后现代梦想是对西方基本理念的?践，胜过西方国家所有的经历，而且它是立足于印度自身精神传统的非西方基础。不过这个努力已归于失败——尽管有着它的高贵和普遍诉求。

就身处非西方世界的西方代表而言，这恰恰是它吸引人的地方。那些殖民者——印度的寇松(Curzon)、摩洛哥的利奥泰(Lyautey)、尼日利亚的卢格德(Lugard)、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和吉普林自己——都与他们的西方世界格格不入，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是异类、反叛者或不顺应环境的人。他们把东方传奇化，把东方的强大和保护东方免于西方进攻视作己任——1906年寇松异想天开地试图在印度“大皇宫”重建莫卧儿帝国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但绝不是唯一的一个。这说明他们竟然不可思议地不能正视——更不要说理解——西方培训的律师、教师、记者或政治家的影响和重要性。在殖民统治的最后，西方殖民者固执地错误认为这些人是“糟粕”以及他们对“大众”丝毫没有影响，这实际上是批判了这些人。

在关于欧洲东方统治的一本最深刻的著作——前殖民者菲利浦·伍德罗夫（Philip Woodruff）的《统治印度的人》中，这仍然是一个反复讨论的话题。但这本书写于1953年，即“麻烦制造者”强迫降下在印度的最后一面英国国旗的6年后。类似的幻想也是法国的北非政策的基础。它决定着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许多政策，说明了我们在那里犯下的最糟糕的错误。

非西方社会的传统和价值观永远也不会消失。在古老而发达的文化中如此深厚的传统不可能永远乏力、迟缓和无效。只要非西方国家成功地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会，它们的传统将再次成为鲜活的力量。这是非西方国家自己学到的教训——从印度的尼赫鲁到阿拉伯国家的纳赛尔(Nasser)和布尔吉巴(Bourguiba)以及加纳的恩克鲁玛（Nkrumah）博士。

这些人彼此之间对价值观和制度的看法并不一致，但他们都坚信现代的强大和专业的中央政府。他们不同意经济组织的原则，但他们都接受把工业化、有组织的大企业、经济福利和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的主要目标。他们都接受和发展出版社与交流宣传的大众媒介。他们都实际上尊重教育和它培养出来的职业律师、医生、科学家、官员和技术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