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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 引 子（1）

- 引 子（2）

- 引 子（3）

- 引 子（4）

- 引 子（5）

- 1. 美国人之死（1）

- 1. 美国人之死（2）

- 1. 美国人之死（3）

- 1. 美国人之死（4）

- 1. 美国人之死（5）

- 1. 美国人之死（6）

- 1. 美国人之死（7）

- 1. 美国人之死（8）

- 1. 美国人之死（9）

- 2. 血腥钱财（1）

- 2. 血腥钱财（2）

- 2. 血腥钱财（3）

- 2. 血腥钱财（4）

- 2. 血腥钱财（5）

- 2. 血腥钱财（6）

- 2. 血腥钱财（7）

- 2. 血腥钱财（8）

-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1）

-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2）

-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3）

-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4）

-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5）

-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6）

-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7）

-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8）

- 4.散布谣言 （1）

- 4.散布谣言 （2）

- 4.散布谣言 （3）

- 4.散布谣言 （4）

- 4.散布谣言 （5）

引 子（1）

1994年4月30日，黄昏时分，春天的步伐已经踏上了萨里郡（Surrey）1的沃金（Woking）2。巴斯布里地区（Barnesbury Estate）只是一个相当普通的居住区，但是在南英格兰这样的地方还是很有生机的。夜幕逐渐降临柳林路（Willow Way），这是一条安静的小路，路两边是鳞次栉比的房屋，此时，家家户户的汽车已经驶入车库，屋里的人们也已坐在餐桌旁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着周六晚上的电视节目。

晚上9点钟，一辆红色丰田车在31号院子外面停下，一名男子从车里出来。他手中托着一个蓝白相间的扁平盒子，信步走到大门前，抬手轻轻敲门。33岁的地球物理学家凯伦·里德（Karen Reed），以分析地震数据谋生，正在屋里端着白葡萄酒杯喝酒，一边还在同一位朋友聊天。突然，她听到窗外传来模糊不清的男人的声音。“你预订比萨了吗？”那个男人问道。凯伦起身来到门口，打开门，而送比萨的男人却掏出一把38口径手枪，冷静地朝着她的头部连开数枪，然后迅速跑回车上，疾驰而去。

凯伦·里德并不是杀手当天晚上的目标，但是，他之所以搞错是有原因的。杀手的真正目标是凯伦的姐姐，艾莉森·庞婷（Alison Ponting），英国广播公司对外节目部的制片人，当时正和凯伦一起居住，但是那天晚上碰巧外出不在家。这次谋杀活动很有可能是车臣共和国总统贾尔·杜达耶夫（Djokar Dudayev）指使的。

在1986年，艾莉森嫁给了一位胖墩墩的但是却很迷人的亚美尼亚人卡西特·奥冈尼扬（GacicTer-Oganisyan），他们是几年前在大学学习俄语时结识的。他们的婚姻却引发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事情，并导致了八年后的谋杀案。把北高加索（North Caucasus）的民族斗争、内战、石油、黑帮集团和民族主义斗争，全都带到了沃金这个宁静的小镇。

在凯伦被害前18个月，鲁斯兰（Ruslan）和纳扎尔别克（Nazarbeg）兄弟二人作为杜达耶夫总统的特使抵达伦敦，他们此行的使命是协调新独立的车臣共和国印刷护照和纸钞的事宜。鲁斯兰是反复无常的杜达耶夫最为信赖的顾问，在复杂的派系斗争中主张走强硬路线。他的弟弟是一位武术高手，担任他的保镖。他们此行的公开使命是印刷新车臣国的相关文件资料，此外，他们还肩负着一些秘密使命：从一位美国商人那里获取2.5亿美元的贷款，用于车臣国内炼油厂的改建工作；同德国能源公司斯廷思（Stinnes AG）进行谈判协商，按照国际油价迅速出售车臣的原油；同时，调查者后来发现，他们还有一个使命，那就是购买2000枚地对空毒刺导弹。为了使如此复杂的谈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车臣政府的使臣需要一位水平高超的翻译和中间人。鲁斯兰想起来他曾经接受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制片人艾莉森·庞婷的采访，因此，向她求助。艾莉森推荐了自己的丈夫卡西特，也许是希望他的丈夫能够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在伦敦期间，艾莉森的亚美尼亚丈夫逐渐成为一个老练的投机分子。卡西特到处欺骗，然后销声匿迹，不见踪影；走私、设立空壳公司进行洗钱，并且，当他短暂的犯罪活动结束后，他甘愿做一些卑微的工作来掩饰自己。开始时，这三位高加索人臭味相投，相处得还很不错，一起举办嘈杂的聚会，召来成群的应召女郎助兴。毫不奇怪，艾莉森对她丈夫以及这两个车臣人的行为日益感到不满，比肯豪尔大厦（Bickenhall Mansions）那些富有的业主们也对乌特西耶夫（Utsiev）兄弟二人日渐生厌，因为他们就住在这座大厦的一套公寓中，该大厦距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的家，著名的贝克大街221B号（Baker Street 221b）只有一箭之遥。

引 子（2）

一段时间之后，亚美尼亚人和车臣人之间的关系恶化。后来，英格兰的国立检察厅声称，卡西特发现这批毒刺导弹是阿塞拜疆（Azerbaijan）所订购的，并且是针对他自己的祖国阿美尼亚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毒刺导弹确实是运往车臣的，并且乌特西耶夫兄弟二人和卡西特在佣金上产生了分歧。可以肯定的是，卡西特向亚美尼亚的克格勃的高级特工透漏了这一消息，以及乌特西耶夫兄弟二人的活动，几名职业杀手奉命从美国的亚美尼亚移民聚集的中心洛杉矶启程赶往伦敦。

乌特西耶夫兄弟二人被残忍地杀害了（鲁斯兰的尸体被肢解，然后被运往伦敦北部郊区哈罗1，在运送途中从袋子中散落出来）。现在，因为他们被谋杀，卡西特被判无期徒刑，正在监狱服刑，而同案的另一被告人，亚美尼亚克格勃的官员，在等待审判期间，在贝尔马什（Belmarsh）的监狱中上吊自尽了。

当我看到这个案子时，十分震惊，并不是因为我发现艾莉森和凯伦的父亲是大卫·庞婷（David Ponting），布里斯托尔大学戏剧学的讲师，我在那里上的本科。当我在那里学习时，他表演的关于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独角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大卫曾经教过我广播节目制作，后来我之所以成为英国广播公司中欧广播中心的记者，就是因为我会这门技术。

在凯伦被谋杀后，艾莉森接受了证人保护计划。失去儿子的大卫，移民到了美国，在那里他当过一段时间的演员。后来，也不知所踪了。

庞婷一家人十分有礼貌，特别谦逊。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家庭会卷入到前苏联的政治黑手党之中。但是，正如一位参与办理乌特西耶夫兄弟一案的官员当时指出，“我们突然之间要面对这样的犯罪活动和政治斗争，来自世界上这样一个地方，坦率地说，在大都市或者萨里的警界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听说过这个地方。我们对那里的战争，犯罪活动和政治斗争一无所知——说实在的，我们全都是两眼一抹黑，茫然不知所措。”

在世界各地，一种新型的国家正在兴起——失败国家，而它所产生的余波首次冲击到了英国。

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开始解体，但是新的秩序却没有形成，相反却发生了一系列似乎毫无关联的事件：日本汽车工业的迅猛崛起；共产主义的匈牙利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秘密接触，寻求加入该组织成为其会员国的可能性；印度经济的停滞不前；南非前总统弗雷德里克·德克勒克(F. W. de Klerk)率先谨慎地同被囚禁的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进行接触；中国在邓小平的率领下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英国的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贸易工会的运动。

孤立地看，这些事件和其他的一些事件似乎只是反应了日常政治活动的跌宕起伏。实际上；最多也只能看作是对世界秩序的调整。事实上，在这些力量背后还隐藏着一股强大的潮流和趋势，激发了一系列的经济危机和机遇，尤其是在西欧和美国势力范围之外的广大权利真空地带，这也将对我们今天所谓的全球化的出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在美国以及它在欧洲的首要盟友英国，却形成了一股坚定的发展势头。世界已经朝着国际金融和商品市场的自由化迈出了第一步。美国和欧洲的公司与银行已经开始抢占一些国家的自由市场，而当时这些国家却仍然对外国投资和货币兑换采取严格的控制。

接着就是1989年共产主义的溃败，首先是在东欧各国，然后是强大的苏联自身。由于思想僵化，资金短缺，在科技竞争中备受打击，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在瞬息之间就土崩瓦解了。这一系列翻天覆地的巨变，同全球化的进程遥相呼应，激发了黑色经济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增长。这些庞大的经济和政治转型影响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引 子（3）

从整体来看，全球范围的贸易、投资和财富的积累都出现了急剧增长。然而，财富的分配却极其不公平。许多国家都发现自己被抛进了苦难之中，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转型期”，国家版图随着边界的变化而改变。在这些不毛之地，人们要生存都极其困难，常常是只有拿起枪，大肆掠夺，才能存活下来。

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之中，当然，这对西方世界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从每一个方面都显示了民主制度对共产主义独裁统治的优越性。欧洲国家迎来了两德的统一和东欧国家的解放。而新诞生的俄罗斯似乎也十分满意，心甘情愿放弃在该地区的军事控制，解散了北约往昔的对手，华沙条约组织。最初的时候，莫斯科还有些不太情愿，但是后来也允许已经名不符实的苏联共和国的其他民族独立，成立自己的国家，满足他们的民族愿望。

回过头来看，这几年正是我人生中最为巅峰的时刻。在青少年时代，我就参加了西欧的一些组织，大力支持东欧各国那些备受打击和迫害的反对派组织，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我从事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小到翻译文件，大到走私复印机，将复印机的零件拆卸掉，然后偷运到铁幕背后，送到持不同政见者手中。1989年11月，在布拉格文塞斯劳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的露台上，我站在捷克斯洛伐克道德领袖瓦斯拉夫&#8231;哈维尔（Vaclav Havel）和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身后五六米远的地方，亲自聆听他们的公开演讲，当时，我的心中既涌现出了一种真正的成就感，同时也对欧洲和世界的未来保持着谨慎的乐观态度。

然而，最初的欢呼雀跃很快就成了过眼烟云，很显然，那些十分偏僻的地方发生的一切就暗示了这一点，新的和平的世界和民主很有可能要面对一些全新的问题。在俄罗斯南部边境的高加索地区，仅仅是一个巴掌大的地方，但是在新闻中经常看到零星的冲突发生。在非洲的一些地区，如安哥拉，美国和前苏联所支持的代理战争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停止——反而更加激化了。然后是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引发了一场残忍的内战，呈现在新的联合的欧洲面前的是一个他们所难以接受的挑战。

面对全新的形势，旧的国际机制已经无法发挥作用。每个人都必须随机应变，没有人能清楚明白自己的行动会牵涉什么。

但是，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巨大动荡、希望和不确定之中，有一群人，却看到了里面蕴含的千载难逢的机遇。这些人（偶尔也有女人）敏锐地嗅到了一个信息：西方国家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不断增加的贸易活动和逐渐高涨的移民浪潮，以及许多政府管理国家能力的极大削弱，将会糅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金矿。他们就是犯罪集团，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无组织的，但是他们也都是一流的资本家和企业家，严格遵守供需规律。同样地，他们也十分重视规模经济，同一些跨国公司一样。并且，他们也不断寻找海外合作伙伴和市场，积极发展工业，完全和那些大公司如壳牌、耐克和麦当劳如出一辙。

他们首先在俄罗斯和东欧的一些国家暂露头角，但是他们同时也对一些遥远的国家施加影响，如印度、哥伦比亚和日本。我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时发现他们的，当时，我是英国广播公司中欧中心的记者，正在前南斯拉夫报道当地的内战，那些准军事部队摧毁了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城镇和村庄，然后带着大量的战利品回到家中，并用这些战利品作为启动资金建立起庞大的黑社会帝国。这些黑社会帝国的头子们很快就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不久之后，他们就获得了进行走私的特权，开始把世界各地的非法货物和服务运往欧盟的消费天堂。

作为《巴尔干半岛》一书的作者，我多次受邀参加各种会议，讨论这一地区战争灾难背后的政治问题。不久之后，我就开始接到邀请，参加一些研讨安全问题的会议。政治家们、警方人士和非政府组织的人士都希望弄清楚在巴尔干半岛和世界其他地方有组织犯罪背后的庞大力量。然而，人们对于全球犯罪新浪潮的认识大部分都是道听途说的，没有人真正见识过。

引 子（4）

最开始时，我主要研究巴尔干半岛地区犯罪组织的网络和动机，但是很快我就认识到为了更好地研究那里的犯罪活动，我必须把研究范围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比如那些非法货物的生产地，如俄罗斯、南美洲、非洲、印度和中国；以及他们的消费地，如欧盟、北美、日本和中东地区。

苏联解体的后果之一就是形成了一条宽广的不稳定地带，从巴尔干半岛开始，一直延伸到整个高加索地区，也就是前苏联中亚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并且一直到中国的西部边疆地区，和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

这是一条新的丝绸之路，一条多通道的犯罪高速公路，把这一地带同其他的动乱地区如阿富汗连在了一起，通过这一通道，亚洲地区的人口、毒品、现金、濒危物种和珍贵木材被源源不断地迅速运往了欧洲，甚至美国。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在先前的俄罗斯帝国南部的外围地区诞生了一系列不稳定的新国家。并且，由于在新丝绸之路权力的争夺日趋白热化，需要花费比以前更多的资金来收买政治影响力。在失败国家中，那些心怀野心的人们需要这片狭长的领地进行三种相关的交易：将现金运往西方，通过银行和不动产将其合法化；将非法货物和服务运往欧盟、美国，甚至日本进行销售；在前苏联境内购买和销售军火，并且出口到世界上的动乱地区。

在距离白宫几个街区之遥的豪华办公室里，乔恩·维纳（Jon Winer）告诉我说，“在1993年到1994年时，我开始在执法部门工作，并且认识到全球化将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作为克林顿政府有组织犯罪战略的策划人，维纳比许多人更早发现了这些新的发展迹象。“萨尔瓦多就是一个范式，”他继续说道。“在战后，人们决定利用他们的武器库同黑帮集团进行交易，换取现金。之后，我们还发现右翼的准军事部队和左翼的游击队开始协同工作！盗窃、汽车绑架、盗窃汽车……”

维纳无意中发现最初旨在调停失败国家战争冲突的一些东西却成了和平的最大威胁。当外交人员成功地使交战双方停战后，迎接他们的却是当地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以及一个被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所控制的社会，而这些人突然之间全都失业了，但是他们却都习惯了为所欲为。如果你想要持久的稳定，你就必须找到一些有用的工作使他们繁忙起来。否则的话，这些年轻人很容易受到诱惑，重新加入犯罪集团。回顾往事，维纳认为，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问题相比，萨尔瓦多问题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其他冲突的影响简直就不足挂齿：“在萨尔瓦多，主要的税收来源不是汽车绑架或者毒品，但是到了巴尔干半岛或者高加索地区，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却是犯罪分子。现在，出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模式！”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日益加深的联系增强了社会动乱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如苏联的解体就是如此。在这一剧变之后的前几年中，没有人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大量的矿物资源和犯罪分子的利润突然注入了合法经济和黑色经济之中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有些人确实注意到世界的运转方式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是他们也常常会陷入困惑之中。对于一个在枝繁叶茂的沃金地区巡逻的警察，我们怎们能期望他对高加索地区的残忍内战有所了解呢？

学者和研究人员早就开始投入巨大的精力来研究“合法的”全球化的进程，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调控和量化的。但是，一方面，随着国际金融和商品市场自由化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共产主义的衰落，都导致了黑色经济的异军突起，并且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不断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以及欧洲和北美研究机构的研究表明，它现在占全球贸易额的15%到20%之间。

引 子（5）

当然，这包括各种各样的犯罪活动，比如，避税，就不能归为跨国犯罪活动。但是，鉴于黑色经济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如此重要的一股经济力量，而我们却投入很少的精力来系统地研究它是如何运转，以及它是如何同合法经济联系在一起的，这真是太令人吃惊了。这个黑色世界决不是与合法世界毫不相干的，它本身常常是十分模糊不清，导致人们可能会疑虑重重，同时又希望深入了解。在银行业务和商品交易方面，犯罪分子的运作比我们所想象的更接近日常生活。

那片巨大的不受约束的经济区是一个温床，蕴含着丰富的营养物质，孕育了大量的安全问题。当然，在这里也滋生了国际恐怖主义，但是，就引发的死亡和灾难来说，恐怖主义还是一个最为原始的，相对微不足道的新生物种。过去20年的事实已经证明，犯罪活动和对金钱或者权力的追逐所造成的危害更是无与伦比。集中巨大的资源与恐怖主义斗争，而忽略其他的安全问题，这是长期管理不善的后果，在乔治·W·布什总统领导下的政府尤其如此。伊拉克所有的民意调查显示，自从美国入侵之后，腐败和犯罪已经同恐怖主义并列为市民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一发现确实很惊人。即使在恐怖主义消亡以后，腐败和犯罪的影响——不仅仅是在伊拉克，而是在整个中东地区——都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从我所熟悉的巴尔干半岛开始，我进行了一次环球之旅，试图追寻过去20多年来有组织犯罪惊人的发展历史。在旅行中，我遇到了许多很有魅力的人们，他们智力超群、朝气蓬勃、勇敢顽强、机智聪慧和精神焕发。许多都是犯罪分子，有些是受害者，还有政治家、警察或者律师。几乎所有的人都很乐于告诉我他们那奇异、可怕，甚至是有趣的故事。这一话题的性质决定了许多人都只愿意匿名接受采访，因此有时候采用了化名。在此，我特别向所有接受我采访和请教的那些人表示谢意，谢谢你们无私奉献自己的时间和深邃的真知灼见。

我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揭开有组织犯罪的谜团，弄清楚它们是如何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生存和发展的。我也希望他们提供的线索，能够帮助政治家和警方关注这些问题，避免更多的男男女女，像凯伦·里德那样，成为这个黑色世界的受害者。

1. 美国人之死（1）

钟声持续不停地敲了15分钟，人们抬着水晶棺缓步走进内德利娅教堂(Nedelya’s Cathedral)。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马克西姆主教（Patriarch Maxim），保加利亚东正教的首领，他的身后是好几千名悼念者。2003年3月的一个星期五，寒冷的狂风怒吼着，似乎是整个索菲亚1的人们都倾城而出，来向伊利亚·巴甫洛夫（Ilya Pavlov）表达他们最后的敬意，这个人使他们认清了20世纪90年代的本质。

葬礼的最后，死者最亲爱的30位兄弟，来自共济会分会（Masonic Lodge），the Antient Free and Accepted Scottish Custom，关上了教堂的门。这些人全都穿着黑色西装，怀抱白色鲜花，为自己的兄弟举行了一个秘密的送别仪式，祝愿他们的“巴甫洛夫兄弟早日抵达东方的极乐世界”。他身上穿的套装、手上戴的的手套，以及共济会的徽章，“全都伴随着巴甫洛夫兄弟前往宇宙中最伟大的建筑师那里”。

一位政府部长带来了总理西美昂·萨克森—科堡哥达（Simeon Saxe-Coburgotski）的唁电。他是保加利亚的末代国王，身材瘦小但是十分文雅，在2000年的大选中，他所领导的政党大获全胜，但是他放弃重建王权，而是决定领导他的国家和政府走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困境之中。“我们要永远记住伊利亚·巴甫洛夫，”国王在唁电中说，“因为他在困难时期为许多人提供了工作，帮助他们的家庭渡过了难关。我们要永远记住他的商业精神以及他那超人的毅力。”

国会议员、艺术家、最重要的石油公司和银行的老板、两位前保加利亚小姐以及保加利亚索菲亚足球联队（CSKA）的全体人员（对保加利亚人来说，这是曼联队和扬基队的融合），都参加了葬礼，并且向悲伤的巴甫洛夫家人深表同情。当然，他所认识的一些知名人士也来了，对保加利亚的民众来说，更熟知的是这些人的绰号：“颅骨”，“鸟嘴”，“消灭俄国人”和“医生”。

然而，美国驻保加利亚的大使吉姆·帕迪尤（Jim Pardew）却没有出席葬礼。在一周前的3月7日，大使馆曾经紧急询问过此事，当天晚上的7：45分，伊利亚·巴甫洛夫正在自己公司的总部大楼外面打电话，突然遭到一名狙击手的暗杀。这样一位声名显赫，富可敌国的美国公民在外国死亡，通常都会引发美国政府和使馆的严重关注。

但是，巴甫洛夫从来没有受到过白宫的垂青，因为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不过他仍然自豪地加入了庞大的移民美国的大军之中。巴甫洛夫热切希望获得美国国籍，但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是，连续两任驻索菲亚的美国大使都强烈反对他加入美国国籍。两位外交官还亲自跑到华盛顿，竭力阻止巴甫洛夫进入美国，更不用说授予他美国国籍了。但是，巴甫洛夫在美国也有支持者。尽管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过他过去的活动，再加上9·11之后，美国对安全问题更为关注，但是巴甫洛夫还是收到了美国护照。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保加利亚紧随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之后，是欧洲最为痛苦和压抑的地方。我想起来曾经在索菲亚浓雾弥漫的大街上，拖着沉重的步伐，从一座灰色建筑走到下一座，到处寻找饭店或者咖啡厅，希望能够缓解一下心中的苦闷。作为一名外国记者，总是有两名或者两名以上国家安全局的陪同人员（DS，保加利亚类似克格勃之类的国家安全机构）跟随者，他们会陪伴着我到任何地方。由于他们的出现，使得我很难说服普通民众同我交谈，最多也只能期望着和他们谈谈无关痛痒的天气问题。

但是，慢慢地我明白了，在这种即将消亡的遵从背后，有许多逆流活动，有些还十分活跃，滋生了更为有趣的生活方式——同那些勇敢地与不公正的共产主义作斗争的知识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痛苦遭遇完全不同，那些人却通过意外的发现或者好运，找到了办法来操控这一体系的某些部分为他们的利益而服务。

在20世纪70年代，伊利亚·巴甫洛夫逐渐长成一个生龙活虎的青少年，他有一项独特的技能，使得他从同辈人中脱颖而出——他是一位熟练的摔跤选手，实际上还是保加利亚他那个等级的冠军。如果伊利亚非常聪明或者是一位天才摇滚吉他手的话，他可能就会身陷麻烦之中，因为这些天才人物常常会引领年轻人走上反抗和不服从的道路。但是，在保加利亚，伟大的英雄人物不是足球运动员或者网球选手，而是那些身强体壮肌肉发达的人。在共产主义没落之前，东欧国家最流行的体育运动是举重、摔跤和拳击，这些国家通常会在一些有潜力的运动员们身上注射大量的类固醇，希望他们能够在奥运赛场夺取金牌。

1. 美国人之死（2）

实际上，一位职业运动员，如成功的摔跤选手可以获得公众的拥戴（以及额外的福利如随意随时嫖妓）、金钱、公寓和汽车（后两者只有荣获最高荣誉的年轻人才能获得）。巴甫洛夫被挑选到了索菲亚的文化体育机构，这是保加利亚培养未来奥运选手的精英机构，他也就有了这种期盼。

伊利亚具有双重的优势，因为他的父亲在索菲亚经营着一家餐厅和酒吧，他也在这里工作。埃米尔·库伊莱夫（Emil Kyulev）毕业于警察学校，同巴甫洛夫是同一时代的人。他解释说：“在那时，酒吧的侍者或者服务员，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的身边聚集了许多身强体壮的家伙，并且那些人也都很尊敬他，通过这种方式他也开始接触安全机构的人员。

对于像巴甫洛夫这样没有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国家安全局并不像西方人所描绘的那样，是奥威尔式镇压反抗的工具。对于一些保加利亚人来说，它是一条通往地位和权势的康庄大道。正如许多人所声称的，如果巴甫洛夫是国家安全局的秘密线人的话，他就会期盼获得奖赏。他最大的奖赏就是一位漂亮的少女托妮·切格兰诺娃（Toni Chergelanova）的出现，并且在1982年她接受了他的求婚嫁给了他。比这位女孩更为重要的是她的父亲，彼得·切格兰诺娃（Petur Chergelanov），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伊利亚通过婚姻而进入了秘密警察的行列。

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局因为高效和可靠而受到了其苏联主人的特别青睐。通常不是很明显，但是当它需要吸引公众注意力的时候，它从来没有失手过——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局精心策划了暗杀保加利亚持不同政见者乔治·马科夫（Georgi Markov）的行动，当时，他正在英国伦敦，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1978年的一天，他正要走过滑铁卢大桥时，被蘸了毒药的雨伞刺伤而身亡。

用勒卡雷1的方式消灭国家的敌人仅仅是锦上添花的掩饰行为。保加利亚特工部门最重要和最赚钱的工作是走私——毒品、武器和高科技。保加利亚著名的政治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告诉我说：“走私是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的国家总是摇摆于两种意识形态之中，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互相之间充满了敌意和猜疑的国家，但是对于许多希望在戒备森严的边界从事跨界贸易的人来说却是个天堂。在巴尔干半岛，我们知道如何消除这些边界，我们能够穿越波涛汹涌的大海，翻越陡峭险峻的高山。我们熟悉每一条秘密通道，此外，我们还知道每位边界守卫的要价。”

在高度集权国家力量的帮助下，国家安全局充分利用这一浪漫的传统。早在20世纪60年代，它就建立了一家名为金特克斯（Kintex）的公司，垄断了保加利亚的武器出口权，并且在世界上的问题地区，如中东和非洲，寻找买方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家安全局建立了“秘密过境”局，扩大了金特克斯公司的规模。它首要的任务是走私武器到非洲的动乱地区，但是很快，这一渠道也被用来非法走私人口、毒品，甚至艺术品和文物。

其他公司主要销售保加利亚生产的安非他明2、苯甲锡林（Kaptagon）3到中东地区，那里有大量吸毒的人，因为所谓的精力充沛的天性所致。此外，就是到西欧地区。从土耳其运往西欧的海洛因，80%要经过保加利亚的卡比坦·安德烈耶沃（Kapetan Andreevo）进入其境内，并落入国家安全局的手中。通过这种方式，保加利亚不仅仅大赚一笔，而且通过向资本主义的西欧以低价大量倾销海洛因，极大地削弱了其实力。

在欧洲、中东和中亚之间的货物和服务的非法走私活动中，保加利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都是国家安全局的功劳。在阻止其他人干预该项贸易时，他们十分坚决果断。保加利亚的边防军十分残暴，任何人如果没有授权就从事毒品或者武器走私活动，一旦被他们抓住，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种果断并不是出于严格执法（这种观念是安全部门最深恶痛绝的）的本意，而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部门的经济垄断。

1. 美国人之死（3）

据苏联集团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的指令，莫斯科命令东欧各国按照“社会主义的国际劳动分工”协同工作，保加利亚是电子工业的中心，捷克斯洛伐克集中精力制造电站的涡轮，波兰则负责生产化肥。

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保加利亚（东欧经济体中最为贫穷的国家）就发展成了前途未卜的磁盘和电脑工业中心。布拉维特（Pravet）诞生了——这是欧洲第一台社会主义的电脑，是在距索菲亚东北25英里一个叫布拉维特（Pravet）的地方制造的，并且，这里也是保加利亚执政多年的独裁者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的出生地（并非巧合）。

莫斯科指示国家安全局公然违背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的规定——这是由美国牵头成立的监察机构，成员国包括西欧各国和日本，目的是为了阻止可能会被运用到军事上的敏感的高科技设备的出口，以免被偷运到铁幕另一侧的苏联。

国家安全局召集了保加利亚的资深科学家，目的是为了研究遭受巴黎统筹委员禁运的先进技术，供保加利亚和苏联使用。两年后，它在海外成立了一些秘密公司，通过非法技术转让的收益高达10亿美元。

其中，最为重要的意外收获就是内存磁盘公司（也称为DZU），在这里，包加利亚开始打造一批由天才的硬件和软件工程师组成的研发团队。这是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据我们的客户估计，”一位前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后来承认说，“例如，在1981年到1986年间，科技情报活动的收益每年大约是5.8亿美元，如果我们要花钱去购买这些技术的话，恐怕也要花这么多钱。”

所有的三个方面——毒品、武器和高科技——对保加利亚政府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走私活动的中心控制机构是军方的反情报组织，国家安全局的第三局，他们控制了保加利亚人的边界。军方反情报机构的领导是彼得·切格兰诺娃，正好是伊利亚·巴甫洛夫的岳父。

1986年，随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逐渐巩固他的政权，西方国家的领导并没有意识到苏联正在逐渐丧失对东欧盟国的领导权。但是保加利亚国家安全部门对自己所制定的体系却没有抱任何幻想。作为经验丰富的苏联事件的观察者，国家安全局的领导们估计到共产主义不会持续太久了。

在戈尔巴乔夫的迫使下，保加利亚共产党通过了《56号条令》，在一夜之间放开了在保加利亚开办私有公司的限制，并允许成立股份公司。许多党内人士，特别是强硬派，对这一发展趋势十分震惊，这好像打开了资本主义大门的缝隙一样。但是，国家安全部门早已经把意识形态让位于对权力的追逐，对此十分镇定，从容不迫。

斯坦尼米尔·瓦格勒诺夫（Stanimir Vaglenov）是一位保加利亚记者，专门负责报道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他说：“当我查看1986年公司注册记录时，我十分震惊。在《56号条令》生效一个星期之后，国家安全部门就成立了第一家公司。在第一年里，新成立的股份公司中，90%都是由国家安全局的人员创建的！”广大的保加利亚人民，不仅长期遭受着苦难的折磨，而且还被迫唱着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和永恒未来的赞歌，但是，该政权最高级别的代表现在要教他们如何赚钱，并且还是赚大笔的钱。45年来，秘密警察机构一直在向普通保加利亚人灌输着资本主义的邪恶，现在，他们却迫切地要在现实中展示那些恶魔。

1988年，共产主义垮台的前一年，伊利亚·巴甫洛夫自己也注册了一家公司，万艺文化公司（Multiart），专门从事古董和高雅艺术品的进出口业务（使用国家安全局通过金特克斯秘密过境局建立的销售武器的秘密通道）。公司的生意十分兴盛，不久之后，伊利亚就成了街头巷议的热点人物。他也常常带领一群绝色少女突然出现在一家新开张的私人饭店——沉湎于花天酒地的生活之中。“万艺公司实际上是一团乱麻，”巴甫洛夫后来回忆自己早年的经历时这样说，“我们建立了整个公司体系却没有任何框架结构。”万艺公司的主管之一季米特·伊万诺夫（Dimitur Ivanov），也是国家安全局第六局的负责人，他把伊利亚介绍给了安德烈·卢卡诺夫（Andrei Lukanov），保加利亚共产党改革派的领军人物。伊利亚·巴甫洛夫，这个往昔的摔跤冠军，无恶不作的恶棍和风流成性的花花公子，即将开创一个全新的职业生涯。

当我们在审视1989年后那乱糟糟的议会活动时，安德烈·卢卡诺夫调皮地笑了笑。“这都进展得很顺利啊，不是吗？”我大惑不解，反问他：“但是，你难道不担心普通人反对像你这样的共产党员吗？”他用标准的英语反驳我说：“哦，不会的，米沙，你不要危言耸听啊。我总是想着变革，并且事情就要好转啊。”

1. 美国人之死（4）

除了面孔有点儿消瘦外，卢卡诺夫还是很有魅力的（同许多共产党的其他高级领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有人，包括我在内，第一眼看到他都会对他产生好感的。卢卡诺夫出生于莫斯科，通晓多种语言，政治理念温和，在莫斯科建立了广泛而牢固的关系网。1989年11月，在推翻独裁者托多尔·日夫科夫之后，他当选为总理，同伊利亚·巴甫洛夫和他在国家安全局的朋友们一起，他计划控制保加利亚的经济。他们的势力几乎囊括了所有的部门——卢卡诺夫控制着政治机器；季米特·伊万诺夫掌握着安全部门；伊利亚和他的打手们则出人出力。

唯一所缺乏的就是民主反对派的支持。在1989年的革命后，民主力量联盟（Union of Democratic Forces）在美国大使馆经济和政治上的慷慨支持下成立了，它在保加利亚的政治斗争中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它十分敌视共产党员，认为他们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巴甫洛夫和他的同事们与共产党政权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他们需要化解任何反对的企图，以免他们的商业计划遭到阻扰。

在1990年，伊利亚想出了一个方案。他的一个好朋友是支持劳动联合会（Podkrepa）的副主任，这是保加利亚强烈反对共产党人的独立工会，同时他们也接受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巴甫洛夫极力劝说支持劳动联合会的领导，使他们相信普通工人的真正敌人是大国有企业那些由共产党任命的厂长。

45岁左右的博伊科·波利索夫（Boyko Borissov）很有权威地说：“伊利亚的策略十分简单”。他是保加利亚内政部的前部长，空手道黑带高手。在成为西美昂·萨克森—科堡哥达总理的保镖之前，他也从事过保险行业。这个高超的捕猎者现在成了猎场的看守人，他非常熟悉保加利亚犯罪活动的内幕。他说：“这被称为蜘蛛陷阱计划。伊利亚走进保加利亚最大的钢铁厂克林米克沃特斯钢铁厂（Kremikovtsi）的厂长办公室，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实力最强大的工会的领导之一，以及季米特·伊万诺夫，这个人直到最近还是国家安全局第六局的头头。他们坐下后，对厂长说——‘你要做出一个选择……同我们合作，或者被我们打垮！’”

巴甫洛夫告诉厂长说从现在起他不能按照补贴价格直接从俄罗斯购买原材料，而是必须按照市场价格从他的一家公司购买。同时，他也不能将最终产品直接出售给消费者，而是必须按照低价卖给伊利亚的另一家公司，该公司再将产品销售到公开市场。他控制了工厂的生产和销售——这就是蜘蛛陷阱计划。

这一体系既简单又高效，巴甫洛夫十分高兴。卢卡诺夫的政府继续为这家公司提供了多年的补贴。埃米尔·库伊莱夫，曾经是保加利亚最富有的银行家之一，在2005年10月被暗杀之前他这样说：“企业不会立即垮掉的。你把一头羊挂在了钩子上，然后将它的脚砍掉，它会慢慢地死去，因为它身上的血是一滴滴地流失——它的痛苦也会持续多年。巴甫洛夫和他的朋友们创建的这些控股公司，几乎遍及保加利亚的各行各业，经济、农业、交通、工业、能源等等，凡是你能说得出的都有。这些公司同支持劳动联合会的分支机构遥相呼应——只要有劳动联合会的地方，伊利亚就会创建一个控股公司。”

在1989年的革命之后，保加利亚的社会保障体系崩溃了，只留下了贫穷和匮乏。整个国家猛地从黑暗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了耀眼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时还难以适应这种转变。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多亏了国家的高额补贴，工厂才勉强存活下去，同时苏联贸易集团的存在也确保了他们那些劣质的产品能够在东欧市场销售。当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保加利亚的市场也就随之崩溃了。

1. 美国人之死（5）

随着工业陷入无可挽救的危机之中，而农业——经济中传统的支柱——被认为是更为重要的，但是这一部分，也出现了问题。欧盟一点儿也不愿意增加保加利亚农产品的进口配额，因为这会逐渐摧毁共同农业政策所建立的贸易保护壁垒（CAP）。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开始鼓吹全球化的革命意义时，他们忽视了它所存在的矛盾。当一些国家开放市场，期待着同强大的西方经济体合作时，欧盟、美国和日本却要求这些新兴的市场接受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商品。同时，他们坚持要求东欧各国实行较低的公司税，以获取在当地进行新投资的机会，比如时髦的产品“外包”业务，目的是为了控制劳动成本，因为西方公司中普遍存在劳动成本过高的问题。

在共产主义崩溃后几个月之内，士力架（Snickers）、耐克、斯沃琪（Swatch）、喜力（Heineken）和梅赛德斯公司就开始了势不可挡的东进计划，仅仅几个星期的时间就征服了东欧大片地区，而这些地区曾经使拿破仑和希特勒铩羽而归。东欧各国的人们（仅此而言，非洲和亚洲也是一样的），全都被西方这些生活必需品新颖的样式和上乘的质量所吸引，慷慨解囊，拿出他们仅有的现金去购买新身份的象征。

在国际贸易中存在一个举世公认的普遍真理：如果你进口货物和服务到你的国家，你就需要出口其他的东西，这样才能获得外汇支付你所进口的东西（越是贫穷的国家，这种需要越是迫切——对于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积欠荒谬的债务要便宜很多）。要恢复保加利亚那遭受重创的经济，高质量的无核小水果、棉花、玫瑰、葡萄酒和谷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商品也许能够抵消西方国家新产品在市场上泛滥造成的损失。不幸的是，这些机会也被一些协定严格限制了，如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它阻止了农产品在西方国家的销售。保加利亚的生活消费品在设计风格和耐用性上仍然延续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也就是说，十分丑陋，不便使用），因此根本就无法同西方的生活消费品竞争。所以，如何支付日益增加的西方进口产品的问题依然存在。

当大多数保加利亚人的生活水平突然降低，正在饱受痛苦之时，一小撮人却充分利用了这种混沌状态。到1992年时，伊利亚·巴甫洛夫就已经成了千万富翁，正在朝亿万富翁的步伐迈进，这都是通过蜘蛛陷阱策略，不断地将国有资产转化为私人流动资本而实现的。在他刚刚三十出头时，他就在美国弗吉尼亚的维也纳创建了一个姊妹公司，就在华盛顿特区的外面。通过在美国的大型公司，他购买了巴拉圭的两家赌场。

在国内，巴甫洛夫雇佣了几家公共关系公司，把自己宣传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成功商人和爱国主义者——他成了新保加利亚的骄傲。在整个国内，他都是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功绩在报纸和电视中连篇累牍地报道。能够受邀请参与他的一些社会活动，如8月6日他的生日——按照惯例一般都是在黑海旅游胜地瓦尔纳（Varna）1最豪华的酒店举行——现在都都成了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因为受邀人能够获得机会接近全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最为显赫的精英人士。仅凭与伊利亚的一张合影就能很容易获得银行的大笔贷款。伊利亚的万艺集团（Multigroup）和遍布全国各地类似的特大公司，开始接纳那些急需金钱和工作的保加利亚人，开始是好几百，接着是好几千，再接着是数以万计。很自然地，许多人都不赞同巴甫洛夫的方式。还有很多人都是嫉妒他的竞争者，互相勾结串通一起同他竞争。在保加利亚这个新兴的市场经济体中，鱼龙混杂，通常很难区分合法的、灰色的和违法的经济活动。但是，有些人则把他看作一个智力超群、精力充沛和讨人喜爱的企业家，心中装着保加利亚的利益，在一些按照马克思的预言国家已经出乎意料和悲惨地消失的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1. 美国人之死（6）

他的新公司万艺集团的总部，就在苏菲亚郊外，比斯特里察山 (Bystrica Mountain) 的一座大厦里，保加利亚工会主义者的头头们曾经在那里度假。这座建筑是英国媒体巨头罗伯特·马克斯维尔（Robert Maxwell）以低廉价格购买的，他几年来一直苦心栽培苏联和保加利亚的共产党领导人。马克斯维尔的社会关系展现了那些贪婪的西方商人们是如何迅速地同东欧那些最初的寡头政治执政者勾结在一起，在新民主制度下进行国际化的资产剥离，侵吞国有资产。马克斯维尔是一种犯罪活动的先驱者，这种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控制、泛滥成灾——这就是洗钱。同卢卡诺夫总理一起，马克斯维尔设法将20亿美元从保加利亚转移到了西方的避税港——后来保加利亚政府无法追踪到这笔现金的下落，尽管我们确实知道它并没有进入到《每日镜报》的养老基金中，并且在同一时期，马克斯维尔也从这些养老基金中偷走了数亿英镑。

对大部分的保加利亚人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形势十分严峻：整个国家都失去了市场；巴甫洛夫和他的朋友们把所有值钱的经济都侵吞了；没有人想购买保加利亚的产品；甚至，由于保加利亚成了新生的民主国家，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立即要求索菲亚政府履行义务，开始偿还100亿美元的欠款，这是奢侈浪费的共产党政权所挥霍掉的。

同时，为了获取民众的拥护，继任政府开始大量精简警察队伍，开除了成千上万的警察。各种类型的警察都失去了工作——秘密警察、反情报官员、特种部队士兵、边防卫队士兵，以及刑事警察和交通警察。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包括监视、走私、杀人、建立情报网和敲诈。到1991年为止，共有14000名秘密警察失业，需要重新寻找工作，而国内的经济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萎缩。然而，有一个部门却在经历着空前的扩张，并且这个行当是这些失业和心怀不满的警察最理想的收容所。这一部门就是有组织犯罪集团。

另一群刚刚被剥夺了特权的人也发现自己陷入了同样的困境之中——这就是那些摔跤、拳击和举重运动员们。由于预算大幅减缩，再加上自由主义的时代精神要求大量精简国家警察人员，全国体育协会都变成了小规模的私人保安机构。这些人身强体壮，同时又互相信任，他们组成了黑社会组织，并逐渐将小毛贼和街头混混统统收归麾下，开始向商号收取保护费用。截至1992年时，在保加利亚的主要城市，摔跤选手们几乎陷入了无法生存的困境之中，尽管在有些地区他们要面对前警察和安全人员的竞争，但是他们有更大的优势，因为他们兼备两种职业技能：运动员的强壮体魄和警察的关系网络。这种杂合而成的组织机构逐渐操控了全国的经济运转，这两家司——安全保险公司，简称SIC（Security Insurance Company），以及瓦西里·伊利艾夫安保公司，简称VIS（Vasil Iliev Security），成了市场上势不可挡的领导者。

SIC和VIS把自己乔装成保险公司。一位索菲亚的出租车司机解释说：“在1992年六月，我购买了一辆梅赛德斯车，很自然地，我要到国有公司上保险，这样可以少花钱贿赂交警。那时候，我们没开几英里，就会无缘无故地被交警拦住，罚款。但是如果你违反了交通法规，比如没有上保险就开车，你就必须交双倍的罚款。但是，不久以后，一群不好惹的家伙走到我身边——你知道，就是那种留着平头，刺字纹身，身穿皮夹克的家伙——他们告诉我，我必须在SIC上保险。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了——我不想和他们纠缠。但是有些司机拒绝了——几个小时后他们的车就被偷了，并且只有向SIC支付了保险费后才能要回来……当然，要收利息的！”

这不算强行勒索。如果你的车购买了SIC的保险，然后被偷了，这些家伙会努力帮你找回来的。他们的服务名副其实（虽然带有胁迫性的），并且他们严格排挤那些试图侵占他们地盘的人。

SIC，VIS和后来的TIM，生意都做得很大，在各行各业有许多分支机构，合法和非法的都有。常常似乎是这些人真正统治着国家，而不是政府。一位欧洲的外交人员愤愤地说： “我们不仅仅是指那些粗脖子上戴着金项链的，在最喜欢的饭店占着最好座位的家伙。他们十分厚颜无耻，胆敢阻断索菲亚市中心的整条大路，只是因为他们在吃午饭时不希望被来往的车辆打搅！”话语之间，心中的厌恶之情不言自表。

一些政治寡头经营的公司，如万艺集团，会把他们的一部分安全保卫工作外包给SIC和VIS。有些人则喜欢组建自己的保卫机构。后来，伊利亚·索菲亚非常小心地同那些黑帮分子脱离了干系。但是，在早些时候，他同几个最臭名昭著的黑帮头子都是好朋友。特别是，他同SIC的一个头头，姆拉登·米哈伊洛夫（Mladen Mihailev）（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马达厚Madzho）一起工作过，并不是因为马达厚开始时曾经给伊利亚开过车。指责伊利亚·巴甫洛夫选择这样一种生活，走上严重腐败、大盗窃罪和有组织犯罪之路，是不公平的，他并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在保加利亚政府几乎崩溃时，他抓住了机会。人们会发现，在整个东欧地区，当国家在崩溃并发生转变之时，法律总是第一个被践踏的。资本主义直到1989年才开始存在，并且那些完全由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变来的绝望弱国，根本没有能力去界定什么是“合法”，什么是“非法”。他们既没有钱，也没有经验来监管新生的商业汇兑业务。那些在共产主义结束后的前三年中身居要职的人们，常常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的尝试中制定着美丽新世界的各种规则。

1. 美国人之死（7）

那是1991年一个明亮而又温暖的春日，我把车停在了萨格勒布（Zagreb）1市中心卡耶瓦大街（Gajeva Street）的埃斯普拉内德酒店（Hotel Esplanade）门前。从维也纳一直开四个小时到这里，对我那辆黑色的四轮驱动的奥迪来说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毫无疑问，这是我所开过的最棒的车，比英国广播公司的标准配车要稍胜一筹，但是在1989年的革命期间，在东欧那更加不可预料的道路上，在暴风雪中，我经历了几场惊心动魄的旅行，因此我坚持要求配一辆四轮驱动的汽车。当我走下车时，一位陌生，并且稍微有些紧张的门童向我要钥匙，以便帮我停车。这是埃斯普拉内德酒店的常规，因此，我把钥匙交给了他。

各种中间人如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和戴维·欧文勋爵（Lord David Owen），以及来自该地区、欧盟和美国的多位部长，来来往往进出于埃斯普拉内德酒店。他们接下来要宴请雇佣兵们，满屋子都是这些人，他们都期盼着有利可图的战争。或者要宴请那些背井离乡的克罗地亚年轻人，他们来自加拿大的埃德蒙顿（Edmonton）或者美国俄亥俄州（Ohio）的克利夫兰（Cleveland），这些人都随时准备为一个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祖国而献身。

第二天早上，我到车库寻找我的奥迪车，却不见了。我还不知道，我的车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经历了一场神秘的旅行，最后抵达200英里外的西黑塞哥维那（Hercegovina）2的首府莫斯塔尔（Mostar），在一个旧车市场里等待着新主人。到那时，我已经获得了保险公司的赔偿（幸运的是，奥地利保险公司还没有把南斯拉夫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已经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排除了），因此，我再也没有见到我心爱的奥迪车，此时，肯定已经被波黑某位新兴的军阀霸占了。

因此，我也成了欧洲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汽车盗窃的受害者。每个月在北欧的大街上都有数以千辆汽车被盗，然后通过非法渠道出口到东欧和巴尔干地区。1992年，在破旧不堪的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港（Durres）3，我看到一艘巨大的货轮，正在从船舱中卸货。在锈迹斑斑，遍布碎石的码头上开走了几十台宝马、标致、本田，尤其是大量的梅赛德斯，多数都是200系列，这是德国、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出租车司机最钟爱的型号。海关官员几乎一直在打盹，而那些一脸兴奋，满是灰尘，浑身脏兮兮的人们则是大摇大摆地将车开走，原来的车牌号码都还在，除味的圣诞树和家庭照在车前的镜子上晃来晃去，在后座上还躺着原来主人的旧香烟盒。

在共产党执政时期的阿尔巴尼亚，只有官员才有权使用小汽车——并且建造的公路也十分狭小，每天只能容纳少量的卡车行驶。除了少数国有车队的司机可以学习驾驶外，其他人都不允许。在共产主义政权分崩离析的混乱之中，洪水的闸门打开了，任何人都可以驾驶一辆（偷来的）汽车，随意驶入具有地中海风情的公路上，尽管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开过车，也没有人管。到处都乱成一片！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巨大，而又致命的碰碰车场，并且任何车辆都是窃贼猎取的对象（因为这些车本身就是偷来的，因此很难判定车辆的所有权是否合乎道德规范）。除了供阿尔巴尼亚人使用外，其他的车都被销往了马其顿、保加利亚、俄罗斯、中东地区、高加索地区和前苏联的中亚地区。

当时，我对自己的小车被偷还不太在意，没有往深里去想。我没有看到犯罪的冰山正在迅速堆积，因为它们被掩盖在了革命、自由、民族主义和暴力交织成的波涛翻滚的大海下面，并且整个东欧地区都已经被淹没在了这片海洋之中。许多人在忙着算旧账，有些人却在努力维护旧制度赋予他们的特权，但是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主义”在突然之间成了令人忌讳的字眼。

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组织，如SIC和VIS都和汽车走私活动密切相关。由于这种贸易具有跨越边界的特点，所以保加利亚那些正在兴起的犯罪集团必须同巴尔干和东欧地区其他国家类似的集团建立联系。每一个国家都专门发展某一方面的贸易，并各自形成了规模效应，以此而著称。例如，前南斯拉夫是武器和香烟，保加利亚是汽车，乌克兰是流动劳动力以及妇女。当然，每个国家都在走私麻醉毒品。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新的犯罪网络中具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它们紧邻德国和奥地利，并且在过去的十年中同这两个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和商业联系。但是，作为先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仍然同东欧的其他国家保持着签证互免的制度。哈萨克人（Kazakhs）、格鲁吉亚人（Georgians）、保加利亚人、摩尔多瓦人（Moldovans）、南斯拉夫人和拉脱维亚人（Latvians）都可以轻松地在这些国家短暂停留。

当然了，俄罗斯人也是可以的。

匈牙利成了大部分洗钱活动的早期中心，在那里出现了一个极其活跃的货币兑换市场。因此，这里是跨国犯罪活动的理想之地，吸引了许多组织把这里作为其基地，不久之后，俄罗斯势力最强大的黑帮也选中了布达佩斯4作为他们在中欧的前哨基地，因为他们意欲向西扩张。保加利亚人被迫转移阵地。保加利亚有组织犯罪问题的权威专家。尤沃·尼考洛夫（Yovo Nikolov）解释说：“当俄罗斯人来到时，他们把保加利亚那些新生的黑帮集团都赶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最开始时，这些黑帮集团仅仅从事汽车走私活动。但是，紧接着，这些家伙就注意到一些其他的东西。”

1. 美国人之死（8）

那些其他的东西就是耻辱之路（Silnice Hanby或者Road of Shame）——一条连接德累斯顿（Dresden）1和布拉格（Prague）2的高速公路，这条公路途经捷克斯洛伐克重工业中心北波希米亚地区3。在经济萧条、市场混乱的非常时期，由于生活所迫，年轻的捷克少女们开始在E55号公路4上卖身赚取零花钱。有时，为了一顿饭钱，这些少女们就会献身，去满足那些来往于波西米亚和萨克森州的司机们，有些是开着宝马，有的是开着超载的卡车，成群结队，川流不息。

据德国《明镜》（Der Spiegel）周刊报道：“整个东欧地区的人们都来到了这个‘富裕的边界地区’，目的就是给那些成年的德国男人们提供年轻的妓女。”这个民族在性方面的东进运动（Drang nach Osten）更是增添了人们对这种卑鄙贸易的关注，因为许多嫖客都是东德人（因此，在众多宝马车流中，也有夹杂了许多特拉比车（Trabant）5以及那些浑身是汗的司机们）。

总的来说，在耻辱之路上工作的妇女是自愿选择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她们的经济状况迫使她们不得不做妓女，但是完全没有人逼迫她们这么做的。只有一少部分人受到了个别妓院老板的逼迫而从事这一行业，但是绝大部分都是自愿工作的，她们要靠这种方式生存。大部分都是年轻的吉普赛少女，并且要面临双重的歧视，因为她们是妓女，再加上她们是吉普赛人。

在布拉格和北波西米亚周围活动的保加利亚恶棍们注意到，对这种自发产生的性贸易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监管。并且潜在的市场十分巨大——众所周知，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德国男人飞赴东南亚和加勒比海地区，其实就是买春旅游。如果在德国边界地区，就能提供年轻貌美的少女，并且价格还要更低，同时比E55号公路上的环境更加舒适，为什么不利用这种优势，满足他们的需要呢？因此，这些保加利亚的犯罪集团在北波西米亚地区购买、建造或者租赁廉价的汽车旅馆。为了尽可能地获取最大的收益，他们需要一些温顺，并且和当地社区没有太多联系的妇女。因此，他们把魔爪伸向了同胞身上。然而，同当地的捷克妇女相比，这些保加利亚妇女都不是自愿从事这一行业的——她们根本不知道等待她们的是什么。在保加利亚北部多瑙河畔遭受严重污染的鲁塞港（Ruse），19岁的史黛米娜（Stanimira）同别人共住一套灰暗破旧的公寓，她的室友提议共同摆脱这种贫穷的生活。“她告诉我说她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是作售货员，并且我也能找到一份这样的工作，每个月大概可以挣到3000德国马克（在当时大约相当于1000英镑——对任何没有工作的保加利亚人来说，这简直都是一笔天文数字）的薪水。”从保加利亚出发，我们途经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直接来到了捷克共和国的切布（Dubi）。当我们抵达居住的公寓时，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所有的窗户都被护栏封死了。

这座大楼位于捷克北部的切布镇，紧挨着耻辱之路，属于一位先前的保加利亚运动员茨维托米拉·白拉切夫（Tsvetomir Belchev）。他四十出头，毕业于保加利亚的拉兹格勒(Razgrad)体育学院，在从事犯罪活动之前，其人生轨迹也是人们所熟知的传统路径。19岁时，他因为谋杀未遂被判12年徒刑，在刑满释放后不久，又被抓回监狱。他在保加利亚内政部的档案中这样记载，并且称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囚犯：“然后，在他的监牢里，他创建了一个政党叫‘复兴党’，目的是维护囚犯的权益。在整个1990年，他都在监狱中组织囚犯举行罢工、暴动和抗议活动。接着，在第二年他还参加了总统竞选。”随着他的政治生涯逐渐结束，白拉切夫搬迁到了捷克共和国，寻找商业机会，同时也是为了摆脱了保加利亚警方的监视。他的妈妈却在国内帮他物色少女。

史黛米娜刚一抵达，就被告知不是来作服务员的，而是要作妓女。最初，她直截了当地拒绝合作。她说：“白拉切夫把我打得遍体鳞伤，就在斯波特酒店（Sport Hotel）对面的亭子里对我又打又踢。他穿着带钉的鞋子踢我，他踢我的背，也用椅子砸我。他用无线电话机把他的同伙卡拉斯（Krassi）和‘布莱克（Blackie）’召集过来，命令他们也打我。我被带到了地下室里，这两个家伙继续对我拳打脚踢，主要是踢我的肚子。布莱克紧紧抓住我的头，用拳头狠狠地揍我。当我昏过去时，他们就往我身上泼冷水，当我再苏醒过来时，他们就把我的一只手绑在暖气片上。我受到了他们残酷的折磨，整天都被铐在那里。然后，在乡下的一间房子里，白拉切夫强奸了我。”

截至1997年夏天警察突袭切布的妓院时，白拉切夫和他的党羽已经折磨并强奸了40名妇女，后来都被警方解救了出来。在这些妇女被囚禁期间，她们每个月必须挣到2000英镑（很显然，她们永远也见不到这些钱）。没有完成要求的，就会遭致毒打，?有不从也会被毒打（在这些妇女当中，白拉切夫还物色了几个告密者）。拒绝同该集团成员睡觉就会遭致毒打和强奸，并且捷克的调查人员怀疑至少有一名少女已经被谋杀了。几年后，当白拉切夫被捕后，警方在妓院的地下发现了一具被埋藏的尸体，证实了他们当初的怀疑。这些妇女常常是十分年轻，惊恐不已，护照被扣押，又不会讲当地的语言，除了陪客人睡觉外，被剥夺了一切活动，只能完全依赖这些恶魔才能生存下去。

白拉切夫一案十分罕见，因为他居然被逮捕，非法买卖也被取缔，这些妇女也被解救出来（令人震惊的是，白拉切夫继续在监狱中管理三家妓院，通过他的律师私自带给他的手机遥控指挥）。但是，在其他地方，在柏林墙的尘土还没有散尽时，犯罪分子和投机分子们就已经开始铺设走私妇女的巨大网络通道，几乎遍及欧洲的每一个角落。由于保加利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使得这些保加利亚的黑帮集团迅速在这一行业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每一处边界都提供了利润丰厚的贸易。通往希腊的南线，是进入欧盟最快捷的线路——一旦穿越了边界，这些妇女们就在欧盟畅通无阻（英国和爱尔兰除外），不会受到任何一个关卡的阻拦。通往土耳其的东南线是专门用来向中东地区尤其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贩卖妇女的，这一地区的贸易增长十分迅速。西线是为前往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走私犯所准备的（后来也包括了科索沃），随着1994年联合国预防性部署行动（巴尔干内部的大部分非法活动都是同联合国维和人员和国际公务员有关）的实施，第一批维和士兵部署到位，这些地方的需求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在北线，这些犯罪分子把妇女运送到捷克共和国和德国境内，然后，再开着偷来的汽车回来。

1. 美国人之死（9）

有些犯罪分子既走私妇女，也走私汽车。这两者的路线和代价都是一样的，但是警方一般是分开调查的。通常来说，走私妇女一般是由较小的犯罪团伙执行的，他们把货物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根本不知道买主会在哪里接手这些货物。而大规模的汽车盗窃则更加复杂，需要由规模较大、组织更加严密的大集团来实施。尽管多数的货物和服务有重合（尤其是他们所经过的路线），但是这些工作是由大集团或者小集团来执行和实施，通常取决于货物本身，以及其原产地和目的地。

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妇女是入门级的货物，因此很有吸引力。她们可以合法地穿越边界，并且她们不会吸引缉私犬的注意力。偷车活动，需要一部分的启动资金；走私妇女的间接费用最低；并且作为服务的提供者，这种货物（一名被走私的妇女）可以反复产生利润。仅一名妇女每个月就可以为走私者赚取3000到6000英镑。这种计算没有考虑多次强奸和被剥削的可怕现实。但是这些供货人（这些黑帮分子），以及消费者（富裕的西欧人）都没有考虑这种关系中的其他任何东西，他们只关注经济问题。前者，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规范和监管的社会里——如果他不走私这个妇女的话，别的人也会。后者，则明显是违背了自己的良心，把良知与他的帽子和大衣一起抛在了衣帽间里。

整个东欧地区的警察都发现向资本主义转变是极其困难的。许多人斥责他们，因为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他们作为帮凶打压反对派。在新的民主制度下，警察的生活十分乏味辛苦，同先前那些同事们的花天酒地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那些人帮着缔造了巨大的犯罪帝国。在新的市场环境下，一个警察的发薪方式十分可笑——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后的几年里，每次我开车通过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或者罗马尼亚时，都必须至少交30英镑的非正式罚款，给那些赤贫的交警补贴家用。法治对于重建信心至关重要，但是，在这些四面楚歌的社会里，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接着——不是最后一次——西方国家做出了一件真的十分愚蠢的事情。在1992年5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通过了757号决议（原书为754号决议，经查证资料应为757号，请编辑再核实——译者注），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实施经济制裁。巴尔干半岛——这个饱受战争蹂躏、极度贫穷、备受打击和创伤的地区——即将转变为一个走私和犯罪的机器，这在历史上几乎是没有任何时期能够与之相匹敌的。当整个世界在为南斯拉夫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而不知所措，坐卧不安时，巴尔干半岛的黑帮集团已经开始撇开他们的种族差异，团结一心，致力于惊人的犯罪活动的大合作运动。

附图：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走私路线图

地图省略，请找相关的中文地图替代。

2. 血腥钱财（1）

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Sandy Berge）厉声说到：“迪克，5分钟。他可以和总统谈5分钟，不能超时。”迪克·斯卡拉（Dick Sklar）很失望，他感觉美国的总统应该给黑山共和国的总统米洛·久卡诺维奇（Milo Djukanovic）1更长的时间。但是伯杰断然拒绝了。

斯卡拉曾经作为克林顿的代表，在幕后不知疲倦地做了多年的调停工作。他对总统在巴尔干问题的观点十分清楚，但是当他听到只给这位年轻的久卡诺维奇总理这么短的时间时，他大吃一惊。无可否认，黑山共和国的总理代表了巴尔干地区这个不知名的山地小国，这里曾经是许多作家笔下的笑谈，从约翰·巴肯（John Buchan）2到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3都取笑过它。但是，在科索沃战争期间，它却是北约最坚定的支持者。1999年6月中旬，克林顿和他的随从来到了斯洛文尼亚，这是一个坐落于阿尔卑斯山地，夹杂于巴尔干半岛和中欧之间的小国，他们的心情十分轻松愉快，因为科索沃战争取得了胜利。

几周前，南斯拉夫军方提出了停战的要求，克林顿和他最亲近的助手们全都感到十分欣慰。这是一场艰难的战争，并不像战前一些政府高官所预料的那么轻松，对方也不是等闲之辈。现在，总统亲自来到了欧洲，向美国的18个北约盟国和其他一些坚持到底的支持者表达感谢之情。

在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中，同塞尔维亚的那些善变而又残暴的老大哥相比，黑山只能算是个小兄弟。尽管在科索沃战争期间，黑山的机场、港口和边界是由南斯拉夫的军队所控制，但是这个看似柔弱的黑山总统却强烈反对塞尔维亚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成了他的眼中钉。久卡诺维奇不仅仅支持西方的政策（尽管从1992年以来，黑山也遭受了联合国严格的经济制裁），并且他也为米洛舍维奇的反对者提供安全的庇护所，确保塞尔维亚持不同政见者不会遭到杀害。米洛舍维奇威胁和恐吓久卡诺维奇，但是这位黑山人从容不迫，沉着应对——这需要很大勇气的。

久卡诺维奇的立场确实让他十分尴尬。在这一战争中，北约轰炸了黑山的几十个目标，然而，他却支持外国的侵略军袭击他自己的共和国。

斯卡拉感觉到这些冒险是代表了西方国家的利益，并且也为久卡诺维奇赢得了5分钟的非正式会晤的机会，使他在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北部的布尔多堡（Brdo Castle）可以同美国总统会晤。两位总统见面后一坐定，斯卡拉就放心了：克林顿总统立即对久卡诺维奇产生了好感，把约定的计划抛到了脑后，两人一直谈了一个小时，涉及到各个方面的话题：米洛舍维奇、战争、科索沃和巴尔干半岛的未来。久卡诺维奇后来兴奋地称赞克林顿对黑山历史的了解——像往常一样，美国总统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但是当他们涉及一个话题时，久卡诺维奇则一反常态，含糊其辞，吞吞吐吐，这个话题就是香烟。也许对于像克林顿一样不吸烟的人来说，提出这个话题，确实有些奇怪。但是，后来他就被告知香烟是久卡诺维奇最大的恶习，并且他也感觉到很有必要向黑山总统表达对他健康的关注。

在20世纪9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久卡诺维奇的国家，这个只有60万人口的黑山（被巴尔干其他地区的人们认为历来都很懒惰），是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犯罪产业的焦点，他们的收入来自美国、中东、中亚、马格里布4、巴尔干和西欧。

一周接着一周地，好几吨非法的香烟会在这个国家的两个主要机场降落，然后被迅速地转移到巴尔港（Bar）5。在1996年的春天，我记得在黑山空旷的大路上驱车飞驰，热切期盼着映入眼帘的优美景色，然后一直抵达斯库台湖（lake shkoder）正北方的亚得里亚海岸。在沿海的公路旁，浅黄色的悬崖足有几百英尺高，陡峭地耸立在那里。这片亚得里亚海湛蓝湛蓝，同亚得里亚海西北海岸完全不同，这里没有被意大利工业企业所排放的废物污染成墨绿色。但是，当我从这个地方俯瞰巴尔港时，我也看到好几百艘很小的快艇挤满了整个码头。正在等着装载非法走私的香烟，一旦装满货物，它们就会开足油门，飞速跨越130英里的奥特朗托海峡（Otranto Strait）6，抵达对岸的姐妹港巴里港（Bari）7，意大利的黑帮分子们早已在那里等着卸货了。

每一箱香烟都必须缴纳“通行税”，这是米洛·久卡诺维奇设立的。在贝尔格莱德的米洛舍维奇曾经采用多种方式大幅消减向黑山拨付的联邦基金，久卡诺维奇认为，这些“通行税”就是保持他这个小国继续生存，摆脱塞尔维亚压迫的唯一办法。

在巴尔干半岛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地区是非法香烟贸易的中心。在1991年，前南斯拉夫战争爆发之后不久，六岁大小的小男孩就开始偷偷摸摸地出没于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和萨拉热窝的饭店之中，他们的脖子上挂着木制的托盘，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最优质的西方香烟。在人行路上，到处都是满脸沧桑的老年人，很明显都是长期烟民，他们每隔25码一个，向路人兜售云斯顿（Winston）和万宝路（Marlboro）香烟，每条10盒。在伦敦，这样的香烟要卖75英镑，在纽约，可能是40美元。但是，在整个巴尔干半岛，只用10块钱。这种差价使得吸烟完全成了一个能够负担得起的坏习惯，甚至在战时的恶劣条件下，依然如此。在巴尔干半岛，大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吸烟——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我有一个固定的供货小贩，一位胖乎乎的老太太，来自贝尔格莱德，乱蓬蓬的棕色头发，她的名字叫米科（Micko）。（亲爱的读者，请放心我早已经戒掉了烟瘾。）同你的香烟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关系十分重要，因为有两种非法走私的香烟，用肉眼很难区分，但是却完全不同。一种是用当地低等级的烟草制作的，然后伪装成西方的产品。它看起来就像真品，但是味道却很难闻，就像是锯末混合着羊粪一样。

2. 血腥钱财（2）

第二种是高级的香烟，由西方的烟草公司生产，作为免税商品，专门用来出口的。批发商直接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烟厂批发过来，然后被送到欧洲的两个自由贸易区，荷兰的鹿特丹和瑞士的楚格（Zug）。从这里，它会被销往第三方国家，通常都是高度腐败的国家，也许是埃及，也许是乌兹别克斯坦。在经过的每一个地区，官员和犯罪集团都要征税，那些打算运往欧盟市场的香烟会在黑山作最后的停留，然后通过快艇重新被运回到欧盟。尽管每个人都用这种方式克扣一点儿（埃及的海关官员、罗马尼亚港口的主管等等），但是香烟的价格仍然要比意大利或者英国黑市上便宜50%以上，因为这些国家对烟草征收的税率太高。

在经过18年的调查后，检察官于2002年10月提起讼诉，指控两家美国公司雷诺烟草公司（R. J Reynolds）和菲利普·莫里斯公司（Philip Morris）涉嫌香烟走私活动。不过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在2004年同欧盟达成了协议，解除了公司的法律责任。并且，它也同意和欧盟合作共同应对黑社会集团对烟草业的渗透。雷诺公司却否认了指控。

2002年的指控十分广泛，包括指责巴尔干的香烟贸易帮助哥伦比亚毒品走私犯洗钱。律师们详细分析了黑山政府是如何通过走私获取数以百万美元的利润。两家黑山的公司，均是由久卡诺维奇和情报机构控制的，对每一箱香烟征收20英镑的过境税。欧盟提交的诉讼书中写到：“这些钱被黑山的官员们瓜分了，他们全都与这一贸易有牵连，并且控制着通过黑山运送香烟的许可证。”欧盟的文件中称：“第二家公司，名称就很直白，黑山塔巴克过境公司（MTT），是由黑山人和意大利人共同拥有的，因此，同时受到了欧盟、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的调查。MTT是由黑山的政府官员同某些犯罪集团成员联合创建的。这家公司经过黑山外国投资局的授权批准，并且在米洛·久卡诺维奇总统的特别保护下经营运作。”

早在1994年欧盟就获悉，同久卡诺维奇合作一同走私香烟的黑帮集团，每年仅造成的税收损失估计就高达40到60亿英镑，主要受害的就是意大利和英国。意大利的检察官迫切希望以走私罪起诉久卡诺维奇，然而，在同时，美国却向罗马的意大利政府发出了秘密的信息，要求意大利人先不要对久卡诺维奇下手。因为在同米洛舍维奇的较量战中，华盛顿需要黑山总统的支持。

久卡诺维奇却声称，从烟草贸易中获得的年收益只有2000万英镑，并且有了这些钱，他才得以保证其政府的运行。在1998年，当意大利人考虑起诉久卡诺维奇时，迪克·斯卡拉代表西方的巴尔干盟友被派遣到罗马去斡旋。斯卡拉提出了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问题。“你们为什么不给他2000万英镑然后让他取缔这一贸易呢？”意大利人拒绝了（十分不合逻辑的）。但是到克林顿同久卡诺维奇会晤之时，已经是1999年的夏天了，科索沃战争已经胜利，因此，黑山总统也不再是一个特别有价值的盟友了。现在华盛顿方面告诉他，如果他想同北约和欧盟保持更为密切的关系，那就是该取缔香烟贸易的时候了。迪克·斯卡拉解释说：“在同克林顿总统会晤后，我告诉米洛他现在最好是穿上一件干净、笔挺的衬衫，并且必须不能让那些肮脏的公司弄脏了衬衫。”到2001年10月为止，英国的情报机构最终报告说黑山政府已经对快艇贸易商施加了严格的管制。久卡诺维奇领会了其中的含义，并采取了行动。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西欧与东欧的巨大贫富差距逐渐显现。众多西欧人（大约有75%）不仅仅摆脱了贫穷的困扰，而且生活的相当安全和舒适，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随着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普通民众对移民到欧盟的劳工的强烈憎恨，富裕的西欧国家是否还能维持高昂的福利体系，一时间众说纷纭。东欧那些新兴的经济体表现出的活力甚至使得这个问题更为严峻，因为这些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和其他的人都愿意为了更少的工资而工作更长的时间，他们极力想弥补消费者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近半个世纪的痛苦。在柏林墙倒塌后，东欧各国的增长率开始急速提升。德国也开始忙着将其工业基地扩建到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而欧盟的扩充计划也意味着要投入巨额的地区发展基金，用来帮助东欧地区摆脱贫穷，建设民主制度。那里的普通民众抱怨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依然十分困难，不过，生活水平在最初的下降之后又开始提高。

由于战争、制裁以及不成熟的重建和发展计划，巴尔干半岛人民的收入锐减，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从文化上看，他们不仅仅感觉自己像欧洲人一样，并且他们也被其他的欧洲人所包围着。他们看欧洲的电视节目和电影，收听欧洲的音乐，并且他们完全意识到他们的邻居是多么富有。然而，如果他们偶尔有幸去西方的邻居旅游时，常常会面对那些移民官的羞辱。最后，他们不得不接受人们对巴尔干人的偏见和批评，他们被描述成是天生的杀人犯，只有在切开他们邻居的喉咙时才会高兴。处于一片悲惨的荒漠之中，失业泛滥，经济萧条，暴力横生，却紧邻一片极其肥沃的天堂，我们不禁会想谁能摆脱这诱惑而不参加犯罪组织呢？

黑山政府同犯罪团伙的勾结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前南斯拉夫局势恶化并陷入可怕的兄弟自相残杀的内战之中，这里的警察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勾结比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都更加紧密。犯罪集团控制了独裁者、反对派的政治家、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然而，更为震惊的是，这些助长他们各自民族之间战争的人，在私底下却是朋友和最亲密的合作伙伴。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的有钱人和犯罪分子之间关系真得十分亲密。他们购买、销售和交换各种各样的货物，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之间的高度信任远远超出了短暂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激情。他们在普通民众之中煽动这种激情实际上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私利。正如一位评论家指出的，这个新兴共和国的统治者是“一个垄断集团，由执政的共产党、警察、军队、黑社会集团以及共和国的总统组成，其中总统就是这张蜘蛛网的中心……部族民族主义是这些垄断集团平息其部属不可缺少的方法，并且是确保国家机器不受干扰私有化的掩护。”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由于受到巴尔干半岛战争、制裁和腐败的影响，这个前南斯拉夫联盟转向支持犯罪分子来负责军事行动的后勤工作，不久之后，犯罪集团就控制了经济、政府和战争。任何人只要有政治抱负就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暴力手段。

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是一个具有典雅的巴洛克风格1的城市，1991年的2月，我正在市中心和朋友们在一起，当时，大家都还没有听说过“种族清洗”这个词，并且外部世界也都还没有听说过科索沃。此时，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焦虑之情，因为可靠的谣言正在蔓延，南斯拉夫的军队即将发动一次政变以阻止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在南斯拉夫联邦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当局宣布当晚的正常电视节目暂停播出两个小时，听到这一消息，他们的焦虑变成了恐惧。主要的国家电视台暂停播放正常节目，目的是为了播出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控诉国内一起重大的犯罪阴谋。同南斯拉夫那些恐惧的四分五裂的人民一起，我看到电影中的一个场景，一台隐藏的黑白摄像机捕捉到三个人含糊不清地嘀咕着，并在一个陈设简陋的厨房的木桌旁坐着。南斯拉夫军方的反情报部门（KOS）专门添加了字幕，清楚地表明这三个人中的一个是原克罗地亚政府的新任国防部长，克罗地亚民主主义者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的亲密合作者。其他两个人，据推测是匈牙利的军火商。但是据那个卖给克罗地亚大量武器的人声称，他并不是匈牙利的军火商，而是塞尔维亚人，是反情报部门的密探。

2. 血腥钱财（3）

南斯拉夫军方情报机构也派遣这个人秘密潜入万艺集团，伊利亚·巴甫洛夫在保加利亚的大型公司，并且，这位密探也是其董事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在东欧，反情报部门无可匹敌——早在1990年，反情报部门就打入了邻国如保加利亚的新兴犯罪组织，这充分表明了它的势力和影响十分强大。

这部电影是反情报部门的宣传片，目的是要表明图季曼总统正在策划武装暴动。米洛舍维奇的塞尔维亚和图季曼的克罗地亚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但是在克罗地亚人，以及后来的波斯尼亚人为了摆脱南斯拉夫的压制而谋求独立的战争中，他们必须迎接一个巨大的挑战：南斯拉夫引以为豪的由塞尔维亚人控制的南斯拉夫人民军（Yugoslav People’s Army，JNA），世界上排名第四的军队，拥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武器，只不过是有些老化了。人民军中多数的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军官都转向了当地政府，为了脱离联邦而战斗。但是这些新生的武装部队急需武器弹药。在1991年6月的战争爆发之后三个月，联合国对所有南斯拉夫的共和国实施了武器禁运，这一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为了获取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克罗地亚，接着是一年后的波斯尼亚，必须摆脱国际禁令，找到进口武器的办法。

克罗地亚在新世界的移民从来没有引人注目过，不像它地中海的邻居，如意大利人、希腊人或者甚至是阿尔巴尼亚人那样。他们虽然默默无闻却很高效，并且极其爱国，特别是加拿大中部、美国俄亥俄州、澳大利亚的克罗地亚人，南美的移民更是如此。南美的移民团体是所有移民当中民族主义最强烈的，因为在二战结束时，许多克罗地亚法西斯分子纷纷逃到这里避难。1991年联合国实施武器禁运之后不久，阿根廷政府就立即将6500吨武器通过巴拿马运河秘密地销售给了克罗地亚。这些货物实际上是通过克罗地亚国有货轮转运到克罗地亚的。接着梅内姆总统（Menem）就第二次秘密授权，卖给玻利维亚价值4000万美元的武器。据阿根廷官方调查后来披露的秘密条款显示，销往克罗地亚的武器包括：8000支自动步枪，18架155毫米口径的加农炮，2000支自动手枪，211000颗手榴弹，3000枚帕姆佩罗火箭弹（Pampero rockets），30000颗枪榴弹，3000枚地雷，60架迫击炮，以及好几百万发子弹。

一年之后，由穆斯林控制的波黑政府发现自己陷入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两支基督教大军的夹击之中，因此，它也向穆斯林国家求助，希望获得它们的帮助，打破联合国的武器禁运，向它提供武器以保卫自己。在1992年和1995年之间，沙特阿拉伯、伊朗、土耳其、文莱、巴基斯坦、苏丹和马来西亚各国纷纷慷慨解囊，向维也纳一家穆斯林慈善机构的银行账户存入了3.5亿美元，之后，这些钱都被用来购买武器。

在建设通往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走私渠道的过程中，武器禁运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很快，毒品也伴随着武器沿着同样的路线输入进来。但是同联合国对残存的南斯拉夫实施的全面的经济制裁相比，这次的禁运简直是小菜一碟。对南斯拉夫的制裁影响深，地区广，包括塞尔维亚（问题省份科索沃，涉及大量的阿尔巴尼亚人）和黑山。联合国在1992年7月实行制裁的，因为塞尔维亚在帮助波斯尼亚的塞族军队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先前的决议。

同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不同，塞尔维亚和其在波斯尼亚的盟友不缺武器。但是随着禁运的实施，贝尔格莱德需要确保石油供应，同时，它也需要出口商品以支付战争的开支。塞尔维亚允许来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武器，途经塞族的领地运往其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的敌人手中，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也乐意这样做，并且他们更高兴，因为可以把石油卖给他们的塞族敌人，从而赚取额外的利润，这都是由于制裁而产生的。这些利润在各政府之间进行分配，然后被用来购买更多的武器，这也是那些日益壮大的黑帮集团的财源，其中就包括弗拉基米尔·凡甲·博卡（Vladimir Vanja Bokan）。

在漆黑的咖啡厅里，我采访了凡甲·博卡以前的一位生意伙伴。1985年年仅30岁的凡甲·博卡就已经开办了一家汉尼拔（Hannibal），是贝尔格莱德第一家私人流行女装精品店。我采访的这个人提醒我说，如果我把他的身份透露出去的话，他很快就会被暗杀的。“并且，他们可能也会杀死你的，”这位X先生特意强调了一下。但是，在这严肃的开场白之后，他就开始热心地向我介绍。“开始时，我们到意大利，并大批量购买名牌时装，然后运回汉尼拔销售。但是接着，凡甲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我们把它称为以假乱真（Dazzle）。”他接着解释说：“他会从罗马尼亚订购服装，请人代为加工，质量也很不错——同那些意大利的真品根本分不清——然后，他会以假当真，按照高价在商店里销售。但是有些人为了买到像先前那?的商品，就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钱到意大利去购买。”

博卡活泼好动，精力充沛，聪明机智。他的母亲是一个儿科医师，他的父亲曾经是联合国的工程顾问，因此，凡甲是在充满异国风情的印度尼西亚和南美洲长大的。他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学家，除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外，他还会讲希腊语、意大利语和英语。博卡满脑子都是主意，是一位天生的企业家。最初他在贝尔格莱德和诺维萨德1（Novi Sad）开流行女装精品店，后来，他的连锁店遍及整个巴尔干地区，他也成了一个典型的资本家，抓住了共产主义垮台的机会，投入到西方的怀抱之中。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就扩大了公司的经营范围，采取了多种方式，既进口各种货物到南斯拉夫，同时也出口南斯拉夫的各种货物。他的经营完全是合法的；他在打造一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同欧盟的经济联系，同时他也在为政府创造税收，为员工谋取利益。

但是，在1992年的波斯尼亚战争以及联合国制裁的影响下，他的经营环境改变了。对南斯拉夫的禁运一经投票表决，博卡所有的贸易在国际法的层面上就成了非法的，因为塞尔维亚正是他商业帝国的中心。

禁运对欧盟和美国的影响微不足道。大部分的西方公司都能承担得起同贝尔格莱德停止贸易的损失，尤其是当他们的政府威胁要实施强硬惩罚时，就没有人敢以身试法了。塞尔维亚是所有巴尔干贸易路线的中心点——其市场和道路不仅仅对塞尔维亚至关重要，对于其邻居也几乎同样至关重要。当然，联合国警告过周边的国家，提醒他们必须切断同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所有联系。对于巴尔干半岛的国家来说，制裁就是一场大灾难，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违反制裁的。

即使是保加利亚政府也不能再正式同塞尔维亚做生意了，但是像伊利亚·巴甫洛夫之类的商人却感觉限制更少了些。南斯拉夫军方反情报机构，利用自己在万艺集团中的影响，鼓励巴甫洛夫从政府借用机车，用来运送数以百万加仑的汽油到塞尔维亚去。他们由SIC的成员护送，这是保加利亚两个最大的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组织之一，在经过海关时，海关官员们还向他们挥手致意，他们的薪水十分微薄，这就意味着很容易就能用钱买通他们。当时美国驻索菲亚大使，比尔·蒙哥马利（Bill Montgomery）记得，该国政府从一开始实际上是如何牵涉进来的：“一天晚上，使馆的一位官员碰巧要穿过西部的边界，突然他注意到有许多警察拿着手电筒照来照去。他停下车，想看看发生什么事了。突然，他看到灯光里出现了油罐车的身影——100辆，他一一数了数——整个晚上都在隆隆作响，然后直接在保加利亚警察的指引下穿过了边界。”

保加利亚通往欧洲其他地方最主要的路线就是通过塞尔维亚。当联合国安理会对巴格达实施制裁时，就已经告诉过索菲亚，别指望挣萨达姆的伊拉克那10亿美元了。现在，联合国又告诉保加利亚不要让卡车经过塞尔维亚。这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该国出口西欧的最重要的产品都是很容易腐烂的。比尔·蒙哥马利解释说：“保加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为100亿美元，其中仅水果和蔬菜的收入每年就损失10亿美元。我提议我们应该允许保加利亚每周经过塞尔维亚运送一次货物，联合国派遣车辆监督，一辆在前，一辆在后，中途一直不停，直接从塞尔维亚穿过。联合国同意了，欧盟也同意，但是里昂·弗斯（Leon Furth），副总统艾尔·戈尔（Al Gore）的顾问却反对这一提议，并把它冻结了。没有人能说服他，这真是令人沮丧啊。”更糟糕的是，这助长了有组织犯罪的发展，由于短见的政策导致经济陷入困境，而犯罪集团却利用这一机会获得蓬勃发展。

南斯拉夫的邻国没有收到一分钱的援助或者赔偿——他们都要自己承担国际社会道德义愤的代价。因此，他们唯一支付自己退休金、工资和医疗保健的方式就是允许犯罪集团来帮助国家控制主要的贸易路线，以及国家不知道或者没有能力提出的索赔要求，或者既不知道，也没有能力提出的索赔要求。随着经济危机的深入，这种政治和犯罪共生所带来的危害也越来越深。

2. 血腥钱财（4）

在塞尔维亚国内，服装店老板凡甲·博卡，迅速安排运送石油和金属到南斯拉夫，整个地区的犯罪分子和商人们都兴奋地协同合作，编织更为密集的友谊和联络网络，以破坏禁运。几乎在一夜之间，联合国安理会下令制裁的表决把整个巴尔干变成了一个犯罪集团，势力强大，范围广泛，诡计多端，惟利是图，贪赃枉法。

美国政府内部的一些人士曾经警告过克林顿总统其严重后果。美国财政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告诉我说，“我们清楚明白地向白宫的同事们解释通过制裁是打不跨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不仅仅物产丰富，不缺食物，并且占据着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地区经济的中心，周边邻国肯定会继续同他们开展贸易活动的。”但是对于许多会产生有害影响的制裁，他们的警告都被忽视了，这次也不例外。

很快，人人都开始仿效凡甲·博卡，向塞尔维亚销售石油，无论采用什么方式，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得手就行。罗马尼亚人通过驳船运送品质极为低劣的石油，船上装的满满的，几乎都快要被压沉了。一位美国情报官员的报告称：“在阿尔巴尼亚，进口的石油在北部边界通过输油管道运送，在斯库台湖通过油轮运送，在陆上通过汽车额外的油箱运送，在山地通过驴子托着油桶运送……据估计，在1993到1994年间，运送的总油量据平均每天能够给阿尔巴尼亚带来100万美元的收益。”尽管阿尔巴尼亚是塞尔维亚最严厉的批评者，但是却在为贝尔格莱德供应石油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报告继续写到：“乌克兰的石油产品通过驳船运送过来，多瑙河上的油轮吸引着塞尔维亚海盗的注意力，他们整天在河上搜寻可以被劫持的油船……罗马尼亚的石油产品通过公路、油轮运送，在蒂米什瓦拉（Timisoara），一家罗马尼亚的炼油厂还通过地下输油管道输送石油。汽车被不断加油，一次甚至可以运送500加仑的汽油。”

这次制裁而引发的经济狂欢盛会，对每个人都是个机会，俄罗斯商人当然是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的。他们的石油公司也同塞尔维亚签订了易货协定。贝尔格莱德用多余的粮食库存，每年可以换取1亿到2.5亿美元的石油。

等到石油最终抵达贝尔格莱德消费者那里时，其价格已经是欧洲其他地方的四倍。我会在兹盟区（Zemun）的路边加油。小贩们坐在自己那些五加仑装的汽油罐和装满了汽油的大油桶上（坦然地在嘴上叼根燃着的香烟），汽车就在他们身边停下，不论是什么样的油，司机都会加上两三加仑。我只在来自兹盟一个叫斯蒂夫（Stevo）的人那里加油，作为回报，他确保我能加到来自匈牙利或者保加利亚的高质量汽油，而不是来自罗马尼亚的劣质汽油，据说这些劣质汽油在几小时内就会让你的发动机熄火。

在前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之后，各共和国的经济也全都被毁坏殆尽——公司常常依赖的供应商却是来自他们正在交战的国家；出口工业产品到东欧和西欧的贸易也崩溃了。但是，每个月，他们仍然进口数十亿美元的武器、石油、食物、消费品和奢侈品。尽管大多数平民百姓一天天逐渐变得越来越贫穷，但是一大群富裕的由大企业主和黑帮头子们组成的新兴阶层却出现在了巴尔干所有城市的街道上。法拉利、保时捷、梅赛德斯和多功能跑车充斥着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地方的街道。偶尔，在黑色玻璃窗后面也能露出一些带着墨镜，脖子粗壮的家伙。我清晰地记得马其顿首都斯科里普一家饭店的店主，当时，他满脸恐惧，要求我赶紧付钱，并把我的桌子迅速清理干净，因为有些特殊的客人即将来临，而他又不愿意让他们失望。出门时，我看到一群身强体壮，满脸冷酷的保镖跨入饭店，我注意他们甚至都不是马其顿人，而是保加利亚人——他们把外国也当作了自己的国家。

这些人带着枪，但是却不会受到惩罚，他们炫耀自己特殊部落的民族徽章——塞尔维亚的四C，波斯尼亚的百合花，阿尔巴尼亚的老鹰或者是克罗地亚的方格板。因为，尽管他们很乐意同敌国领土相应的黑帮集团进行贸易，但是多数都同作恶多端的军阀勾结在一起，这些军阀都在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战区忙着屠杀平民百姓。在波斯尼亚，有一次，塞尔维亚的军队在围攻中曾经封锁了萨拉热窝，但是他们并不是城里唯一的暴徒。波斯尼亚自己的穆斯林军阀控制了城里的整个经济，同塞尔维亚的围攻者进行贸易，然后通过逐步提高基本生活品的价格把同胞的最后一分钱也榨干，而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从联合国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偷来的。

不管怎么样，这种战争和过度消费的恶果必须要付出代价的。前南斯拉夫共和国不能再靠传统的出口贸易保持平衡，因此他们决定用其他的方式来支撑战争。并且，现在因为制裁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泛巴尔干地区的有组织犯罪网络（其成员惟利是图，没有任何的民族忠诚感），政府解?这一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黑帮的业务：毒品、军火、石油、武器、妇女和人口。一个犯罪工厂的基石已经垒好了。

作为一个诡计多端的生意人，并且以违反制裁而赚钱，必然要冒风险的，这是凡甲·博卡后来发现的。在前南斯拉夫，非法市场的竞争十分激烈，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山的首都，经常会发生黑帮或者商人被暗杀的恐怖事件，人们都习以为常了。博卡的财富和市场足以使他成为一个暗杀目标。但是他却还有一个原因使他更容易招致暗杀——他不喜欢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塞尔维亚最大的老板，并且，他也不遮遮掩掩，常常会公开告诉人们。

博卡的前伙伴，那位X先生回忆说，有一个夏天，在贝尔格莱德，“我们正在革命大道（Revolution Boulevard）行驶，突然一辆黑色吉普车出现在我们旁边，车里的人掏出半自动枪，朝着我们猛射。”那人打了5发子弹，有3发击中博卡的肩膀。该出去躲避一下风头了，因此博卡和他的家人搬到了希腊。这里证明是一个理想的基地——希腊人十分同情塞尔维亚人，该国北部的港口萨洛尼卡湾（Salonika）是日益增长的违反制裁贸易中最重要的枢纽之一。凡卡后来承认说：“希腊当局使出浑身解数给违反禁运提供便利，例如，他们从来不要卸货单（Letters of Discharge）……他们认为禁运是不公平的。”博卡通过其在希腊情报机构的联系人在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希腊的国籍，并且很快就成这个国际大舞台上的一颗闪耀明星，自从共产主义垮台之后，雅典就成了一个国际大舞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希腊的首都挤满了格鲁吉亚人、匈牙利人、阿尔巴尼亚人、俄罗斯人、波罗的海东南岸地区的人（指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等等。所有的人都很富有，都是被希腊腐败堕落的公务员吸引而来的，许多人都声称有希腊的血统，因此自动有权获得欧盟的护照。

凡甲也把注意力转向了塞尔维亚的姐妹共和国，黑山。很巧合，凡甲·博卡的经历同保加利亚人伊利亚·巴甫洛夫十分相似，他的黑山岳父，也是军方反情报部门（KOS）的三大巨头之一。他把博卡介绍给了该国的政要和商人，包括雄心勃勃的年轻总统米洛·久卡诺维奇。两个人都具有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很快就开始寻找可能合作的机会。博卡，这位著名的黑海盗，最近刚刚购买了两架伊尔-76（Ilyushin-76）运输机。最初，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很糟糕的投资，因为北约已经在塞尔维亚和黑山上空划定了禁飞区。但是博卡发现了一个漏洞，飞机因“机械故障的原因”可以在黑山降落。在博卡黑山新朋友的帮助下，他提出了可以赚取数十亿美元的想法——向意大利的黑帮集团销售免税的香烟。

2. 血腥钱财（5）

博卡是这样计划的。他用庞大的伊尔运输机直接从美国和西欧的各大烟厂合法进口香烟到欧洲的免税区（鹿特丹和瑞士的布赫斯），尽管有时飞机也会在中东或者中亚地区搭载一些货物，在那里他们的出口文件很容易丢失。然后他们会继续飞到马耳他或者欧洲其他一些明显没有恶意的目的地，但是会因“技术故障的原因”在黑山停留。博卡在2000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从美国得到香烟，然后用完全合法的渠道把它们运送到鹿特丹。他坦诚地补充说：“这些香烟表面上看运往罗马尼亚的，但是我会把它们转到黑山，然后再没给意大利。飞机会在地面做短暂停留。它们一降落，就开始卸货，然后再次起飞，而香烟则被运到了仓库或者直接到港口。”

在港口，它们被装运到快艇上，并且每天晚上一大群小船嗡嗡地飞跃亚得里亚海，抵达意大利的阿普利亚省（Apulia）1。这里是一群最年轻，更混乱，但是毫无疑问却是意大利最好斗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老窝，该集团就是萨克拉·柯罗纳·尤尼他（Sacra Corona Unita，SCU）。一位密切关注这一贸易的塞尔维亚记者说：“最开始时，意大利的警方和海关完全束手无策。从安科纳港（Ancona）2一直往北直到巴里——大概有300英里的海岸线！——他们的快艇只有两艘能够赶得上黑山的快艇，在这一片海域，每天晚上都有几十艘快艇成功穿越！”

德国的一位检察官写道：“自从1992年以来，黑山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走私香烟的市场。”他从1994年以来，就一直在调查整个贸易活动。当然，这些贫穷的国家之所以会牵涉进来，是因为欧盟的男男女女都不喜欢为香烟支付高额的关税，并且准备着以身试法，在街边的小贩手中购买走私香烟。在伦敦北部繁华的霍洛韦大街上，西夫韦超市的外面，你可以从一群库尔德人和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手中买到大量的走私香烟。一包仅卖1.5到2英镑，同含税的香烟相比，几乎可以节省3英镑。尽管这些香烟走过了坎坷的行程，从美国经过鹿特丹，抵达地中海东部地区，然后再穿过巴尔干半岛返回来，但是那些从事走私活动的许多人都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因为香烟的出厂价只有0.3英镑每包。对巴尔干的许多人来说，这是最基本的无受害者犯罪——在巴尔干地区，人们不认为吸烟是个可耻的坏习惯，唯一有所损失的就是欧盟各国的财政部长们。除此之外，谁还关心呢？

博卡只能在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同意下才能从事香烟贸易，这就意味着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已经同意了。凡甲的岳父，即反情报部门的将军后来承认说：“他同意了一切。”当然，南斯拉夫强大的秘密警察机构（政府的UDBA和军方的KOS）也同意了。同所有其他的东欧国家都不同，由于民族主义独裁的建立和前南斯拉夫陷入内战之中，这就意味着不用解除秘密警察的权力了，同保加利亚情况完全不同。在整个南斯拉夫，有组织犯罪集团同秘密警察狼狈为奸；确实如此，常常很难分清他们。因此，南斯拉夫的犯罪活动超过了东欧其他所有的国家。结果就是暴力横行，破坏严重。

克罗地亚人、阿尔巴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和塞尔维亚人的合作十分顺利，成功地将各种违禁品、毒品和妇女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由政府和安全部门颁发“许可证”，他们各自建成对等的组织，然后再组成一个横跨几个国家的垄断集团，战斗力十分强大。其中一家大垄断集团和土耳其的海洛因犯罪集团相互勾结，并且同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垄断集团共同走私海洛因，把产于阿富汗的海洛因大批量地运进西欧地区。在千年之交的科索沃和马其顿战争期间，这一垄断集团仍然运转顺畅，即使战火把走私路线正好切断也没有关系。

尽管同国家敌人的合作证明是十分容易，但是在犯罪分子国内的地盘上，他们却要面对同胞的严酷竞争。从1990到2007年，在巴尔干半岛地区就发生了数百起同黑帮团伙有关的谋杀案，多数都是同胞之间的自相残杀——塞尔维亚人对塞尔维亚人或者克罗地亚人对克罗地亚人，几乎每天都会有暴力事件发生，人们都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在塞尔维亚最血腥的暴力事件中，有一次就是因“香烟战”而激发的，当时，两个新出道的家伙决定插手凡甲·博卡的业务，从而导致了火并。这两个人都是十分危险的家伙。其中一个是斯坦科·凯恩·苏伯蒂奇（Stanko ‘Cane’ Subotic），他最开始只是博卡的雇员和地位低下的裁缝，最后却成了欧洲势力最强大的走私贩，居住在瑞士，办公室却设在迪拜。凯恩利用博卡极其吝啬的弱点插手黑山的香烟贸易，拿出自己的一部分利润给合伙人。

第二个人是一位业余赛车手，他模仿迪斯尼乐园建造了斑比乐园（Bambiland），地点在其家乡塞尔维亚的波扎雷瓦茨（Pozarevac）3。此人叫马科（Marko）?是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儿子，因此，也控制了一股势力。塞尔维亚的打击有组织犯罪机构已经详细查明小米洛舍维奇在塞尔维亚边界是如何敲诈其竞争者的免税店的（这些商店是香烟的重要销售渠道），该机构也调查了米洛舍维奇的妻子，米里亚娜·马科维奇（Mirjana Markovic）或者巴尔干的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揭露了她是如何说服海关总长允许她儿子进口和出口违禁货物，却不受任何惩罚的。

1997年，随着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和黑山总统久卡诺维奇之间政治斗争的爆发，两家相互竞争的垄断集团也出现了。在这两个人统治的国家中，有组织犯罪集团都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占据关键位置，并且政治家都是用安全部队和暴徒来威胁反对者的。但是久卡诺维奇认识到，西方国家不可能对米洛舍维奇的不断刺激和挑战而无动于衷，最终一定会有所表示的。久卡诺维奇利用其活泼、现代的方式，宣称他想效仿前南斯拉夫其他的共和国，也从塞尔维亚独立出去。

在几周内，同这两位总统关系密切的人和牵涉到香烟贸易的几乎所有重要的领导人，都在光天化日下遭人袭击。塞尔维亚内政部副部长在贝尔格莱德一家新开张的饭店“妈妈咪呀”（Mamma Mia）进行调查时，这里距英国大使馆仅几步路，突然一个不知名袭击者取出冲锋枪，把他打得浑身是弹孔。他是一位思想守旧的暴徒，并且深受米洛舍维奇的器重，这位副部长之所以被暗杀，据说是为了保卫700，000德国马克的现金（据说是香烟贸易的利润）。他在塞尔维亚安全部队的同事惋惜地说：“他只是太贪婪了，他只想为自己攫取更多地的钱，但是却从不考虑别人的想法。”紧接着就是久卡诺维奇的安全主管，也深深地卷入了这一贸易之中，被发现在家中遭人暗杀。因为他的手枪仍然在枪套里，根本都没有来得及拔出来（在平时，它总是扣着扳机，随之准备开火），多数人认为，他肯定是被他信任的人所谋害的。在米洛舍维奇倒台后，塞尔维亚的一位部长回忆说：“人们下达杀人的命令就像是要咖啡一样平常。”但是，尽管死亡名单不断延长，但是香烟贸易却在继续进行，金钱也随之滚滚而来——甚至当米洛舍维奇和久卡诺维奇成了死敌时，他们的代表仍然设法找到暂时妥协的办法来分配香烟的利润，不过，他们的分赃偶尔也会被不期而遇的葬礼搞得更复杂。

2. 血腥钱财（6）

像塞尔维亚这样被暴徒掌控的国家，天生就不可能稳定。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巨大差异变得极其明显；效率低下吞噬着国家的经济；腐败蔓延滋生；而米洛舍维奇这样的领导人又很容易就被人说服而草率地采取军事冒险，最终却是弄巧成拙。1999年科索沃战争的失败动摇了米洛舍维奇背后支持他的黑帮集团。有迹象表明一些主要的寡头执政者和黑帮头子厌烦了这种动荡不安，因为他们自己的暴民统治也被动摇了。并且随着米洛舍维奇的妻子和儿子的崛起，他们也成了一个大垄断集团的老板，这激发了广大普通民众和竞争者的极大憎恨。接着，在科索沃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在贝尔格莱德发生了一起暗杀事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000年1月15日，星期六，天极其寒冷，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冷的一天，城市几乎整天都被冰冷的浓雾笼罩着。随着夜晚的降临，温度急速下降，一直降到了零下。只有洲际饭店（Hotel Intercontinental）发出的强烈的深绿的灯光划破漆黑的夜幕，这是一座四方形的大楼，孤零零地坐落在新贝尔格莱德的萨瓦河上（Sava River）。在大楼的里面，一群看着就不好惹的人正无精打采地蜷缩在接待区的沙发里，这些沙发都是20世纪70年代的杰作，丑陋无比。他们一边讨论着足球，一边还在填写赌注单。在下午5：04分，一位贝尔格莱德的前警察，杜布劳萨夫·噶乌里克（Dobrosav Gavric）从电梯里出来，并朝他们走来。但是，当走进接待区时，他突然掏出一把枪，开始射击。大厅里一下子就乱开了，不过混乱只持续了大约两分钟，坐在那里的人立即开始还击。噶乌里克的被击中了背部，但是却被同伙冒死救了出去。他的同伙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出现，拖起他，穿过门口的旋转门，上了一辆轿车，迅速开车逃跑了，消失在浓雾之中，飞速朝他们的集结地奔去，然后换上另一辆车逃走了。

回到洲际饭店，血流满地，哀声遍野，其中有一个已经奄奄一息。这就是有许多追随者的黑帮老大，现在已经只剩最后一口气了。他的头上被三颗子弹击中，其中一颗直接从左眼穿进去，射入了大脑中。这就是阿尔钦（Arkan），他注定是要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结束生命的。这位贝尔格莱德最臭名昭著的黑帮头子，曾经因谋杀和武装抢劫而被整个欧洲所通缉——正如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令上所写的：“他侵略成性，全副武装，并且极其危险。”海牙国际战犯法庭也准备以种族屠杀罪起诉他，甚至十分邪恶的塞尔维亚独裁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早在一年前也称他为“我最大的敌人”，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的南斯拉夫战争中，阿尔钦曾经为了米洛舍维奇还浴血奋战过。

但是阿尔钦也有许多朋友，实际上还有无数的塞尔维亚人把他尊崇为该国最富有魅力的名流之士。在暗杀发生时，佐兰·金吉奇（Zoran Djindjic），西方所支持的反对派领导人，也是米洛舍维奇最为头疼的人，后来塞尔维亚民主政府的第一任总理，他强烈谴责了暗杀活动，并宣称阿尔钦是他的亲密朋友。金吉奇后来解释说：“在科索沃战争期间，是阿尔钦提醒我逃到黑山的，因为米洛舍维奇打算谋杀我。”（确实，如果考虑到塞尔维亚民主政治的未来的话，是阿尔钦安排了金吉奇的撤离，并且为此付出了代价。）黑帮分子、反对派人士、演艺界人士、米洛舍维奇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足球流氓和商界同仁，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阿尔钦的追悼会。他的名气甚至扩展到了意大利。他曾经作为中间人促成了几起球员的转会，将塞尔维亚一些最好的球员卖给了拉齐奥队（Lazio），因此意大利的球迷们曾经还打出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向阿尔钦和他的老虎军团致敬”。

在1995年，阿尔钦同赛卡（Ceca）结婚，这是一位漂亮的歌手，以演唱一种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塞尔维亚流行歌曲而著称，这种本地的摇滚音乐流派很受塞尔维亚放荡不羁的年轻民族主义分子喜爱。在他们的婚礼上，阿尔钦身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将军制服，从圣萨瓦大教堂出来。有一张他的照片十分流行，几乎受到全世界照片编辑的青睐，当时他穿着准军事部队的制服，站在一辆坦克前面，手中握着一只小老虎（米莉卡Milica，从贝尔格莱德动物园租借的），检阅他那些残酷无情的塞尔维亚志愿卫队（Serb Volunteer Guard）也就是“老虎军团”的同志们。后一幅照片是经过精心制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塞尔维亚民众之中灌输对他的钦佩之情和对战争的狂热之情，同时也是为了使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村民感到恐惧，这些人都是他所打算屠杀或者“清洗”的对象。早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我记得被迫躲到靠近萨拉热窝机场的一家酒店里，受到了塞尔维亚军队的长期围困，不过相对来说没有什么伤害。在受到围困期间，我们注意到所有穆斯林的村民都把自己的行李打好包，准备逃命去。他们匆忙地向我解释说：“我们听说，阿尔钦和老虎军团正在路上，即将来临。”就种族清洗而言，没有什么比阿尔钦更可怕了，即使传言他即将来临就会引发极大的骚动。

阿尔钦，1952年出生，原名泽利科·拉日纳托维奇（Zeljko Rzanatovic），父亲是南斯拉夫人民军空军的高级将领。他是在一个相对优越的特权环境中长大的，但是在青少年时期却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暴徒。17岁时，就因盗窃罪第一次被投入贝尔格莱德的监狱。同其他的东欧国家不同，那些国家在冷战期间都是苏联的盟国，是《华沙条约》的成员国，而南斯拉夫却公开宣布保持中立，并且在其社会主义制度下允许保留少数的资本主义企业。再者，苏联集团的大部分公民都被囚禁在自己的国家中，不能到西方旅行，但是南斯拉夫人却可以自由出入西欧地区。无数人到德国、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去从事一些低贱的苦力活，这就提供了一个机会，如果需要，那些失意的南斯拉夫人就可以躲避起来，从警察的监控中消失。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拉日纳托维奇从贝尔格莱德监狱中被释放后，他决定到更广阔的世界碰碰运气。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的臭名远扬，因为他在整个北欧地区到处抢劫、敲诈和谋杀。因此，他蹲过瑞典、荷兰、比利时和德国的监狱，至少成功逃脱了三次，常常是在假护照的帮助下逃走的。

保加利亚内政部的部长博伊科·波利索夫（Boyko Borissov）将军解释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保加利亚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刚刚初露头角时，在战争开始时，他们第一次同南斯拉夫的同伙取得联系。当他们来到后，十分震惊。我们国家的这些人组成黑帮集团只是为了玩玩——南斯拉夫人却是在欧洲真刀真枪地盗窃和杀人，并且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他们直到今天还十分无法无天，如果你想在保加利亚杀一个人，要确保这项工作圆满完成，并且花钱最少，那你就雇佣塞尔维亚人。他们是最好的杀手。”

在1983年，阿尔钦被指控谋杀未遂贝尔格莱德的两名警察。在正常情况下，这就意味着终身监禁。但是，在他接受审讯时，却发现他是UDBA的特工，这是东欧地区最使人畏惧的秘密警察机构。似乎，阿尔钦已经把他的灵魂卖给了摩菲斯特1。谋杀未遂的指控被撤销了，两伙人开始了深入而又富有成效地合作。在接下来的17年间，阿尔钦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漂亮的美女、权力和名望。一直到这个寒冷的冬夜，摩菲斯特在洲际饭店把他的灵魂收回为止。

2. 血腥钱财（7）

阿尔钦的杀手被找到，并且经过审判，关进了监狱，但是，他们只是受人雇佣的。一直到今天，这一谋杀案还是一个谜，没有人知道是谁下的命令，为了什么原因。但是，这一事件的影响却十分深远，因为一月的暗杀事件在塞尔维亚黑帮之间激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自相残杀，这后来被称为2000年的血腥春天。在阿尔钦死后不到一个月，南斯拉夫的国防部长也遭到了暗杀，当时他正在贝尔格莱德一家餐厅吃饭。从那以后，暗杀和袭击几乎每周都有，因此，米洛舍维奇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开始有点像一幕伊丽莎比时期的复仇悲剧1。

2000年10月7日的清晨，一辆梅赛德斯500轿车在雅典一座别墅前停下，凡甲·博卡从车中出来，正要回家，突然几个人冲过来举起半自动机手枪就是一阵猛射，凡甲的脸被打成了筛子一样，一共中了29颗子弹。他成了动荡时代的牺牲品。两天前，近50万人走上贝尔格莱德的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支持反对派，群众的怒火淹没了南斯拉夫议会，执政13年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被迫下台。博卡在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贸易也受到冲击，他被排挤出来，感觉十分沮丧，因此他开始向希腊的媒体透漏一些内幕消息。 惊人地详细，他开始揭露香烟贸易中的秘密，并且暗示他准备把所有的内幕抖露出来，还要指名道姓。出于种种原因，这些犯罪分子们都不愿意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的丑闻——但是，博卡却选择了一个尤其糟糕的时间打破了缄默的原则。

在2000年1月阿尔钦死亡之后，发生了许多谋杀事件，从大部分的事件都可以预料到米洛舍维奇的垮台。那些犯罪集团的头目、寡头政治家和秘密警察全都两面投机，以防政权更替。正如继任的民主共主义总统佐兰·金吉奇承认的，在米洛舍维奇垮台前，几位黑帮集团的大头目就谨慎地同他和他的反对派领导人建立了联系。所有影响深远的政治家都一样，无论民主与否，都要游弋于灰色和黑色经济区之间，寻找资金来支持自己的政治活动——金吉奇也不例外，尽管他声称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引领塞尔维亚走向光明。他也意识到，仅靠几双干净的手和诚实的人，是不足以击败米洛舍维奇和他的犯罪网络。因此，在米洛舍维奇政府垮台前，金吉奇同几个犯罪团伙的头头们也达成了协议，这些人不仅仅从事卑鄙的勾当，并且他们的双手也在波斯尼亚、科索沃和其他地方的战争中沾满了鲜血。新总理对这些事情十分坦率。“这些黑帮集团，”他解释说，“已经失去了米洛舍维奇的政府，因此正在寻找一个新的政府。”

贝尔格莱德迅速崛起的大佬是一个极其残忍的暴徒，名字叫杜尚·斯帕索杰韦斯（Dusan Spasojevic），是兹盟区的黑帮首领，该帮是用贝尔格莱德的一个郊区命名的，他在那里建造了一个十分荒谬的暴发户大厦。斯帕索杰韦斯出生于塞尔维亚南部靠近威力肯·特诺瓦克（Veliki Turnovac）的地方，该城镇的居民主要是阿尔巴尼亚人，近几十年来一直是巴尔干地区海洛因走私贸易的枢纽。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斯帕索杰韦斯逐渐垄断了贝尔格莱德地区的海洛因贸易。据当地的警方称，“他每月销售的毒品大约在100千克——这能给他带来数以千万美元的利润。”

千年世纪之交，塞尔维亚的大混乱就是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区不稳定的真实写照。随着持续了近十年的残酷战争走向结束，该地区现在到处是精力旺盛的失业男青年，常常都是全副武装。这些战争和冲突也造成无数的难民，大部分都已流落到西欧地区，在那里建立了高效的流通网络。

很自然，穿过巴尔干地区运往欧盟的货物，不仅仅只有香烟。同时，也不仅仅只有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垄断了这一贸易。巴尔干半岛正好坐落在欧洲最薄弱的腹部，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逐渐成为一个理想的过境区，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法货物和服务都在寻求进入有史以来最为富裕的消费市场——欧盟。欧洲人有各种各样的消费品可供选择，以丰富自己的生活，填补空闲时间。除了有无数合法的消费商品可供选择外，许多人（包括富人和穷人）还在寻找合法市场之外能够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在巴尔干地区，有组织犯罪是一个回报非常高的行业，因为普通的西欧人正在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下面这些活动上：嫖娼，购买走私香烟，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工资雇佣非法移民，贩卖象牙和柚木家具，购买发展中国家贫困人民的肝脏和肾脏。

由于没有了战争，前南斯拉夫的准军事部队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非法贸易中，把海洛因、香烟、移民劳工和妇女运进西欧。在科索沃战争中联合国和北约的监督机构十分软弱无能，没有办法控制来自科索沃解放军的阿尔巴尼亚战士，导致这些人把科索沃建成为了一个新的海洛因销售中心，把海洛因从土耳其源源不断地运往欧盟。其他地方，如波黑，也陷入了丑闻的困扰之中，并且还牵涉到了联合国维和人员和走私妇女，这里逐渐发展成了一个著名的地区洗钱中心。马其顿即将陷入内战的危机，几乎完全是因为黑帮集团的纠纷而激发的，他们为了争夺横穿该国的非法香烟走私路线而大打出手。

走私海洛因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斯帕索杰韦斯，他想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因此他打算走私另一种毒品：塞尔维亚研究有组织犯罪的权威专家米洛斯·瓦斯科（Milos Vasic）说：“可卡因是富人的毒品——富人，也就意味着更高的利润，因此斯帕索杰韦斯也想要在这个蛋糕上分一块。”斯帕索杰韦斯很快就意识到他挖到了一个金矿。可卡因在欧洲每个地方的使用量都在激增，同时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这个新兴的重要市场已经开放了。斯帕索杰韦斯很快就明白不只他一个人想利用巴尔干残破不堪的基础设施，还有一群人已经开始密切关注这里了，这些人住在遥远的哥伦比亚。

2. 血腥钱财（8）

有一条300英里长的铁路，从巴西的边界一直向西，穿过玻利维亚东部浓密的亚马逊森林，这就是著名的死亡列车（El tren del muerte），因为这条线路上的火车不断遭到强盗袭击，经常发生许多奇奇怪怪的案件。这条线路上汇集了各种各样的小偷和骗子——许多都是臭名昭著的惯犯，常常冒充国际刑警，抢劫毫无戒备的外国游客。如果抵达圣克鲁斯，你以为可以轻松一下了，那肯定会更加震惊，因为在玻利维亚首都东部的大部分房屋竟然同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郊区中产阶级的房屋很像。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里发现了丰富的天然气储量之后，就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来到该地区，圣克鲁斯的富饶似乎同这里的懒惰和贫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个拉美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是非常贫穷。

除了能源之外，圣克鲁斯还是玻利维亚农业经济的中心，其蔬菜和食用油出口到世界各地。2003年7月下旬，圣克鲁斯一家进出口公司的经理最终敲定了两批货物的出发日期，其中一批是发往马德里一家诊所的，里面包含78箱的药用粘土。第二批货物是770箱粉状的土豆泥，正在被装上卡车，打算运往智利。

早上9：30，几十名玻利维亚特种缉毒部队的警察包围了一架巴西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架飞机首先要飞往巴西，然后再飞往西班牙。几小时后，他们拦住了一些卡车。隐藏了两吨可卡因的医用粘土相对容易发现，但是，政府的药剂师们用了三天的时间才弄清楚这些土豆泥中被掺入了三吨的可卡因。使玻利维亚人更为困惑的是它的目的地——它从智利出发，计划运往黑海，抵达保加利亚的港口瓦尔纳。

这次圣克鲁斯大逮捕是“月光行动”的高潮，参加行动的各方包括英国情报机构、保加利亚警方、美国毒品管制局（DEA）、西班牙警方和玻利维亚特种部队。很有意思的是，保加利亚和玻利维亚的内政部长都不明白他们在这次行动中的任务，直到逮捕行动实施后才获悉。在行动时，玻利维亚政府内政部长耶尔科&#8226;库考克（Yerko Kukoc）说：“这是玻利维亚有史以来破获的最大的跨国走私团伙，并且也是查获可卡因数量最多的一次。”

这一案件起始于一年前，当时一位英国的情报官员给保加利亚警方传递了一个手机号码。索菲亚负责该案件的警官说：“坦白地说，这没有深入调查的价值。”但是保加利亚人逐渐将一些情报整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同凡响的故事。一个哥伦比亚的垄断集团（几乎肯定是来自麦德林的）偷偷地将一位顶级的药剂师偷渡到了保加利亚，然后在那里住了好几个月。他继续补充说：“这位哥伦比亚人首先使用真护照抵达希腊，然后同该团伙的某个人接上头，偷偷地非法穿过边界进入保加利亚境内。他的工作是培训保加利亚的药剂师，并且，他的工作干得很不错。”后来调查显示，在土豆泥事件之前一年，这些药剂师们就已经从一批大豆油中提取了200千克的可卡因，这些大豆油就是通过圣克鲁斯——瓦尔纳这条线路运送到普罗夫迪夫（Plovdiv）1的。

自从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垮台以后，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向欧盟进口可卡因的中心：西班牙和荷兰。西班牙曾经是南美可卡因走私贩选择的入口，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经济繁荣的黄金时代，出现了许多雅皮士，走私贩利用这些人吸毒的恶习赚取了大量的现金。理由很明显——拉美和西班牙在语言和文化上的联系，使得很容易在这里建立一个强大的集团来接受和销售毒品。并且，西班牙的海岸线辽阔，警方很难监管。但是，随着欧盟警方力量和美国毒品管制局合作的加强，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欧洲地区可卡因使用量的急剧增加，这就意味着西班牙这条路线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了。

阿姆斯特丹，对哥伦比亚的毒贩也十分重要，因为这是销往北欧的中心枢纽，这里的毒品大都来自西班牙、意大利和西非。不过，一个新的大门正在打开。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的可卡因市场已经十分饱和，并且继任的美国政府投入几十亿美元用来消灭可卡因，打击毒贩。运送到美国市场的价格一年比一年低，因此，为了应对市场的萧条，哥伦比亚生产商开始寻求新的市场，并采用了新的销售战略。他们的研究不仅仅表明，欧洲市场仍然没有完全开发，并且，他们也意识到，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在东欧和俄罗斯，一个新的中产阶级正在迅速兴起，这些人年轻而又精力充沛。他们想通过改变销售渠道增加进入这些市场机会。而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就代表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这里的海岸线疏于监管，并且腐败横行。此外，哥伦比亚人还可以利用巴尔干地区共产主义的一个遗产，高水平的教育，从而将其生产外包。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有许多高水平的化学工程师，因此，现在就可以在离其目的地更近的地方提纯可卡因了。

自从1999年?索沃战争结束以来，巴尔干在这一贸易中的角色已经转变了。一位保加利亚警官解释说：“欧洲进口的可卡因几乎有一半仍然是从西班牙进来的。但是，在过去的四年里，巴尔干地区几乎把其余的全都吸收了进来。”警方在土豆泥中找到的三吨可卡因正是打算运往保加利亚的，这一数量十分巨大，月光行动总共没收了价值3亿多美元的毒品。

这确实是一次真正的多国联合行动。英国和意大利的警方在一艘停泊于的里雅斯特（Trieste）2的船上发现了三吨丙酮，该船的目的地就是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港。伦敦全国犯罪情报管理局巴尔干分局的负责人说：“需要这么多的丙酮，那就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从古柯中提取可卡因。”

接着，在2003年，加勒比海的阿鲁巴岛（Aruba）3，一位显赫的保加利亚黑帮头子在五星饭店索尼斯塔饭店（Sonesta Hotel）熙来攘往的门厅被打爆了头。据奥腊涅斯塔德（Oranjestad）4警方称，这一谋杀活动被酒店的监控系统录下了，画面显示杀手是拉美裔人。保加利亚警方怀疑这个黑帮头子被暗杀，可能是因为他在1999年偷走了600千克的可卡因，而这些毒品则是属于塞尔维亚某个可卡因毒贩的。很明显，这一事件也把阿鲁巴的哥伦比亚人搞得很不安生。

回到巴尔干地区，前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国的黑帮分子都卷入了这一贸易，他们要么大赚一笔，要么死于非命。在2002年的夏天，法国警方和美国毒品管制局认为他们已经基本摸清哥伦比亚和巴尔干之间的主要走私渠道，因此，他们制定了一场联合突击行动计划。但法国和美国的官员们却大吃一惊，当时斯帕索杰韦斯被从一架即将从巴黎飞往波哥大的飞机上带走了，因为塞尔维亚政府以涉嫌谋杀下令将他引渡回国。到目前为止，克罗地亚准军事部队的将军们、斯洛文尼亚的商人们以及保加利亚一半的黑社会团伙都卷入了这一疯狂的新行业，其利润远远高于巴尔干地区传统的毒品，如海洛因和安非他明。许多人都从这一走私活动中赚了一大笔钱，但是大部人到现在都已经死了。当然，这一贸易还在继续着。

仅仅在15年前，巴尔干地区的走私活动仅限于各国共产党领导的警察力量。尽管，战争和制裁导致这里成了世界上犯罪活动程度最高，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但是，其深层的原因还不在于此——而是在俄罗斯。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1）

60页地图文字：（地图没有翻译，请找相同的中文地图替换）

阿特劳（Atyau）和里海（Caspian）——哈萨克斯坦石油和鱼子酱贸易的中心

阿特劳城横跨乌拉尔河（Ural River）的两岸，以土质疏松而著称，因而所有的自然排水系统都被堵塞了。冬季，河水上涨，淹没了公路和人行道，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淤泥。刚一踏上这个只有6万人的小城，我就不得不挽起裤腿，惦着脚在大街上行走，希望能够保持裤子干净。但是仅仅15分钟后，我就放弃了。然后，就像别人一样，在这些淤泥面前认输，因为我的鞋、袜子、裤子和外套上面已经沾满了泥水。苏联时代的房子外墙之所以涂成黄褐色，肯定是有意的，可能就是为了同这淤泥相匹配。走进大楼里面，肮脏的走廊和电梯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尿臊味。

在前苏联的许多小城市，这种破旧不堪的建筑比比皆是，但是，到了阿特劳，当你逐渐进入市中心时，你会发现这种房屋突然消失。一排排乳白色的房屋矗立那里，代替了那些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大楼。闪现在你眼前的是具有美国郊区风格的小区，高高的围栏后面，身穿蓝色制服的保安在巡逻。在这一封闭式社区的对面，矗立着一座后现代化风格的办公楼，其正面是闪闪发光的窗户，还略微有些倾斜。这里是效率、进步、干净和财富的源泉。但是，这个全新的阿特劳不知怎地似乎仍然像它所取代的那些破旧不堪的苏联贫民窟一样，缺乏灵气，没有生机。

阿特劳位于哈萨克斯坦的西北部，尽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荒凉和萧瑟，但是这里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后苏联时代的荒地。从经济角度看，它可能是前苏联十大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主要是因为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大约占哈萨克斯坦总储量的50%（并且，这也是为什么在这里出现了许多西方风格房屋和办公楼的原因）。这些石油和天然气就在100英里之外的里海下面。那里的海岸距乌拉尔河三角洲仅仅20英里远。然而，多数的阿特劳居民都会提醒你，90%的居民一生都没有见过里海——在前苏联时期，围绕着阿特劳的整个地区都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禁区，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1991年，哈萨克斯坦没有费吹灰之力就独立了，责任不在它，并且它自己本来也没有这种愿望。只是因为苏联解体了，并且俄罗斯放弃了对欧洲和亚洲大片土地的直接政治控制。其中有一片地区就是这个几乎不为人所知的中亚国家，它比整个西欧的面积还要大，但是却只有1500万人口。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就是通过《波拉特（Borat）》这部电影。在电影中，英国喜剧家萨卡·巴伦·科恩(Sasha Baron Cohen)扮演了一位滑稽可笑的哈萨克斯坦电视台主持人波拉特。电影中的哈萨克斯塔，到处都是驴子和妓女。现实中，这是一片具有重要地缘战略地位的地方，受到了俄罗斯、美国和中国等的青睐。在哈萨克斯坦独立的同时，人们也突然意识到这里潜藏的石油储量可能十分巨大。不久之后，一些强国和大公司就蜂拥而至，来到了阿特劳，因为他们嗅到了这里的财富，并且以提供科技知识为由更快地榨取尽可能多的能源。

今天的哈萨克斯塔所面临的问题是，要么新的或老的精英们（前共产党员变成了哈萨克斯坦的爱国人士）计谋超群能够成功挫败“石油的诅咒1”，要么新生的民主制度就会被人类贪婪的欲望所吞没，这种贪婪是伴随着矿藏宝库的发现而生的。除了民主制度外，还有一种主要由腐败所控制的制度。这是一些国家的命运，如安哥拉、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地区都是因为发现了地下财富而饱受痛苦的折磨，不过沙特阿拉伯除外，这个国家仍然保持着原先的，可能也是坚不可摧的模式。

到目前为止，很少有迹象表明这位被选举出来的专制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有能力公平地分配财富，尽管这个国家只有这么少的人口，并且他和他那些专制的朋友们确实有机会这样去做。

石油税收所培育的腐败统治体系也造就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从而滋生了世界上最具毁灭性的犯罪行业的繁荣。我没有到阿特劳调查过石油的价值，但是我却调查过该城市另外一种著名的“黑金”。乌拉尔河是俄罗斯白鲸惟一仅存的产卵地。沿着乌拉尔河一直走到三角洲，阿特劳逐渐消失在远处，只剩下一条大路连接着贫穷荒凉的地方。衣衫破旧的渔民穿着水靴，愁眉苦脸地在几个荒凉的村落之间来回奔波。他们非常不情愿谈论鲟鱼的贸易，不过有个人还是告诉了我实情，“我们把鱼子酱卖给政府时，每条鱼可以卖到3美元，但是一年比一年艰难，鱼也越来越少了。”当死雌鱼的卵经过长途跋涉从乌拉尔河抵达纽约或者巴黎最精致的餐桌上时，它们的价格已经是每千克6000-7000美元。涨价幅度达到了100，000%，这一惊人的涨幅足以诱惑那些最奉公守法?人去铤而走险。并且，收获鱼子酱也不需要昂贵的钻井设备，惟一需要的启动资金就是一张网和一把刀。

一方面是里海鱼子酱产量的锐减，另一方面却是前苏联地区黑手党一项利润最高的业务的增长。在过去的15年间，里海鳕鱼的数量急剧减少，在2004年，里海沿岸各国捕获的鲟鱼仅仅为760吨，而1985年却是26，000吨。这是人类对一个古老物种所发动的最为疯狂的进攻所导致的灭绝后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从那时起，它开始平静地面对自从恐龙灭绝以后最为严峻的进化挑战。在共产主义垮台之前，在里海沿岸只有两个国家——苏联和伊朗。但是，随着苏联的解体，里海沿岸出现了四个新的国家——阿塞拜疆、土库曼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包括动荡不安的达吉斯坦共和国）。除非伊朗和这四个新出现的里海国家采取果断的补救措施，否则的话，到2010年前苏联地区五种主要鲟鱼就会面临最后灭绝的危机。

根据官方的规定，到阿特劳参观的游客可以购买100克的鱼子酱，这是哈萨克斯坦政府和《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the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所规定的个人可以购买的微量配额。当地渔业保护机构的官员坚持称，除了由政府监管的专卖店外，几乎不可能找到出售的鱼子酱。走进这些商店，就像踏着时光的隧道，把我送回到了20年前，去真实地感受苏联时代在零售店购物的经历。可供选择的货物很少，而且摆放在不太显眼的地方——就好像在躲避那些绝望的顾客们的注意力一样。在陈列柜里，似乎放着几张羊皮纸，结果发现原来是脱水的鲫鱼，上面散放着四五小罐的鱼子酱。

但是离这里仅一百码之外，我漫步走上一条狭窄的通道，来到了这座城市的大集市。这里有几十个摊位，上面摆满着五颜六色的蔬菜、香肠和奶酪。商贩们热情地叫喊着，极力称赞他们货物的优点，但是我没有停下来，一直不停地走进一个空荡荡的屋子，里面有五个哈萨克斯坦老年妇女正坐在那里聊天。我问其中那个脸上皱纹最多的妇女是否有鱼子酱出售。“当然了，”她简单地回答，一边把盖着桌子的布掀开，露出了几桶新鲜，但是非法的鱼子酱。“你想要什么样的？新鲜白鲟的，还是闪光鲟鱼的——这种的这时候最多了。”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的货物，在西方，这些至少要值好几万（如果不是上百万）英镑。“请给我来一千克白鲟的。”当她在把我买的那些“黑珍珠”装进一个方形塑料沙拉盒时，我问她，“你能给我开一个收据让我在机场过海过时用吗？”她不耐烦地解释说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却飞快地写下了一个号码。“拿着，给这个人打电话——他叫努尔兰（Nurlan），是机场海关的主任。”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2）

当天晚些时候，我把这些非法货物从它原来的盒子里转移到了一个结实的玻璃瓶里，并且用盖子紧紧地密封住。我要乘坐飞机返回阿拉木图，该国的经济首都，距中国边界仅100英里。但是哈萨克斯坦国内的许多航班都是安排在了凌晨两点，真是让人费解，这次的航班也不例外。尽管我已经是精疲力竭，但是我仍然想看看如果我不让努尔兰保护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因此我没有给他打电话，而是把鱼子酱装在行李中，一同放在了X光检查仪上。

当我的行李经过机器时，停了下来，冷漠的警察仔细检查着我的包。

“这是什么？”他怀疑地问道，一边还用手指着鱼子酱。

“我买的一些鱼子酱。”

“别动，”那个警察一边说着，一边把我的护照和机票装进口袋里，然后他把我请进后面的一间屋子里，我差点都要被逮捕了，此时，我觉得是时候了应该给救兵打电话了：我拨通了努尔兰的电话。那位警察接过电话，笑了笑；过了片刻，他把我的电话、护照和登机牌都还给我，并用流利的英语向我告别：“祝你旅途愉快，格兰尼先生。”

这样就顺利通过了。购买鱼子酱共23，000坚戈1（一千克大约价值175美元——当时的兑换价，这可是世界上最收欢迎的鱼子酱啊——但是，相对于其收购价这个涨幅已经很高了，从河里捞出来时是3美元一千克，而市场距河边仅10英里之遥）已经包括了通关费用。这就是它的坎坷命运——从渔民手中直接抵达巴黎餐厅的买主手中：除了可怜的鲟鱼外，每个人都要分得一分羹。

同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世界上所消耗的大量的鱼子酱相比，我这一千克只是沧海中的一粟。（虽然我说的是世界上，但是美国占到了总量的三分之一，而西欧则消耗了38%，剩下的大部分都被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的国家所消耗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里海的两个国家——伊朗和苏联——都是在有节制地生产鱼子酱。阿图尔·沙哈纳拉里安（Artur Shakhnazarian）解释说：“接着，在1977年，苏联政府发布命令大批量地增加鱼子酱的产量和出口量，因为他们急需硬通货，而这是最容易赚钱的方法了。”沙哈纳拉里安，骨瘦如柴，满脸严肃，一双敏锐的蓝眼睛直刺人心，他看起来不太像一位反黑手党的活动家，不过他的勇气不应该被低估——苏联周边所爆发的两次战争他都参加过。同他那精力充沛的妻子欧凯桑娜·马蒂奴克（Oksana Martinuk）一起，他们已经为了阻止鲟鱼的灭绝而战斗了十多年。欧凯桑娜说：“他们大肆过度捕捞，以至于把铁路上所有的火车全都用来出口这些鱼。值得赞扬的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停止了这种过度捕捞的行为，加强了特别保护队的力量，这些人专门负责保护鲟鱼。”

在极短的时间里，武装保护和休养生息的计划就取得了明显的积极作用，鲟鱼的数量增加了许多。但是，在1989年之后，这个恐吓了许多人几十年时间的极权国家突然动摇并消失了。阿图尔回忆说：“刚开始时，偷猎者在晚上来，用武力强攻到河边。接着，船只开始出现来海面上，渔业成了一个大规模的产业。”黑帮集团开始把鱼子酱出口到土耳其、中东和莫斯科——卡车、轮船、火车都被用来运送，甚至还用飞机运到了迪拜。阿塞拜疆陷入了同阿美尼亚的痛苦冲突之中，急需资金来支撑战争。而阿塞拜疆的油田要么是没有完全开发出来的，要么就是已经荒废无法开采了，因此鱼子酱就成了换取外汇的最重要的货物。俄罗斯联邦的达吉斯坦共和国2陷入了无法无纪的混乱之中，并且目睹了俄罗斯海关和边界守卫同最残忍的走私鱼子酱的黑手党进行着一场必败的战斗；先是每年20，000吨，30，000吨，然后是40，000吨鱼子酱被捕捞出来，因为莫斯科那些暴发户们贪婪地吞噬着黑珍珠，并且把剩余的卖到西方，以赚取高额的利润。

1998年，在俄罗斯寡头政治家们的大肆掠夺和破坏下，金融体系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银行最终崩溃。数千万的俄罗斯人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成了穷光蛋，由于通货膨胀，他们所有的存款都被吞没了。卢布一文不值，美元统治了一切，但是只有那些已经通过犯罪行为或者剥夺国有资产而发财的人才能获得（如果确实如此的话，这些都是互不相干的现象）。鱼子酱，这种永远不会贬值的硬通货，现在更加珍贵了。

鱼子酱从里海地区出来，跨越边界，朝着四面八方飞去。在俄罗斯黑海沿岸的诺沃西比尔斯克港（Novorossiysk），黑手党每天通过轮渡运送好几百人到土耳其的萨姆松（Samsun）。每个人都携带着法律规定可以获得的250克鱼子酱。一旦抵达土耳其，这些鱼子酱就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成了土耳其的合法产品，可以不受重量的限制而随意出口。因为往返的船票只有10美元，因此对每个人的利润都十分可观，并且谁也没有违反法?规定。这些鱼子酱只有很少一部分流落到了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的餐厅，大部分都被送到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来到那些极其豪华，按照超五星新标准兴建的的酒店里，供那些富裕的西方人和阿拉伯人挥霍。但是如果同真正的贸易中心相比，这条南部路线就相形见绌。80%的非法鱼子酱被走私到了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供当地的富人吞噬或者出口。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3）

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有组织犯罪正在以几何级数迅速增长，而苏联的垮台则是惟一重要的原因。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人们为了财富和生存而陷入了混乱的争夺之中。从高加索的激烈战争到城市中的致命枪战，危机丛生，因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正在利用权力的真空地带，在大肆抢夺工厂企业，袭击国家的保险库。再加上挥霍无度的消费和颓废堕落的行为，几乎每一个公民都被卷进了暴力的漩涡之中，这种情况正是一个世纪以前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所亲眼目睹过的。甚至像克格勃和红军这样强大的机构也迅速卷入了这一轰动一时的噩梦之中，其影响跨越苏联的疆界一直波及到世界各地，因为大量的资金从这个国家流出，到处寻找可以落脚的安全港。这些震撼人心事件的中心就是莫斯科。

尽管伴随着震惊、恐惧和威胁，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莫斯科也是一个十分激动人心的地方——如果你被不长眼的子弹误伤那就另当别论了。1993年，我到莫斯科进行一次短暂的采访，当时的大街上已经开始子弹横飞，并且年老色衰的妓女也已经面不改色地在公开场合拉客，最具异国情调的食物和昂贵的美酒高高地摆放在餐厅的柜子里，等着那些俄罗斯新贵们去享用，夜幕降临时娱乐场所的灯光耀眼夺目。那时，我已经适应了南斯拉夫战争的混乱无序，血腥的逻辑虽然令人生厌，但是却无所不包。那莫斯科呢？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我已经到过苏联的首都两次，每次总能看到那里的人们似乎生活得十分苦闷。现在，它已经难以辨认，同我1991年最后一次到这里完全不同。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风采依旧，但是突然发现的能源和喷涌而出的财富，多得让人难以相信，不知从何下手。这是一个梦幻般的俄罗斯。我在一个全新的餐厅吃了晚饭，所有的食物都可以荣登《米其林餐厅指南》。我每吃一口都大吃一惊，简直都不敢相信这就是我所记忆中的莫斯科，吃着硬邦邦的黑面包，嚼着如橡胶般的煮鸡蛋和喝着光可鉴人的稀汤。惟一没有改变的就只有过于自负、粗鲁无礼和对除俄罗以外任何事情的漠不关心。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莫斯科就变成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罪恶之都，到处都是枪支、冒险、金钱、暴力和享乐。

弗拉基米尔·卢沙洛（Vladimir Rushaylo）将军摇了摇头，同情地朝着坐在他对面的商人微笑一下。

“我不能逮捕他的，阿提姆·米哈洛维奇（Artyom Mihailovich）。”

“为什么不能？”

“首先，没有人给我下命令这样做，也没有人给我们掏钱让我们这样做。其次，除非是当场抓住，否则的话，我们就必须进行一次漫长而又乏味的调查，这恐怕最后又会是不了了之。”作为莫斯科打击有组织犯罪机构的负责人，卢沙洛深表歉意，但是也看得出来，这不关他手下人的事，他不愿意卷进这起案子当中。卢沙洛的下属趁机插话说：“如果他朝你开枪或者绑架你的话，那我们就会逮捕他的！”

阿提姆·塔拉索夫（Tarasov）十分清楚这是什么意思：血溅大路时才可以请动警察的。但是仅仅是恫吓呢？在这混乱不堪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如果这些绝望的警察花费过多的精力仅仅是去调查恫吓案的话，那他们就会忙得要死，其他什么案子也都别想再管了。塔拉索夫叹了口气。似乎他必须继续孤立无援地应对一场不愉快的纠纷，这是同他先前的一个生意伙伴之间发生的，那人要求赔偿几百万美元。他只不过是千百万被敲诈勒索的俄罗斯人中的一个。

回过头来看，塔拉索夫认为自己很幸运，还能保持着一份纯真质朴。他若有所思地说：“鲨鱼只有在嗅到猎物的恐惧时才会出击，并且我认为，我也不是很清楚在这个时候同这些暴徒搅和在一起事情会有多么严重，因此，我的心也就平静下来，不再像别人想象的那么恐惧了。”

塔拉索夫和蔼可亲的样子掩饰了他那特殊的生意头脑，因此，在1988年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允许私营企业运作之后，这种能力也使他从一个共产党的官员转变成了俄罗斯的第一位百万富翁。“我们最开始的业务是修理西方的电视机。没有多余的配件，因此我们必须用俄国生产的来凑合。并且它们还能工作——但是，如果人们看看电视机里面的话，他们就会发现一个十分奇异的怪物：我们没法得到真正的配件，因此我们必须自己修补。之后，我开办了一个婚姻介绍所。在一周之内，我就赚了好几千美元，但是警方几乎立即就把它查封了，罪名是可能会违反道德规范。这使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些服务的市场十分巨大。”

在1988年，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推行了一部关于合作社的法律，允许像塔拉索夫这样的人在俄罗斯创办企业，这是60年来的第一次。企业家们发现，只要企业创建起来，开始经营，并且赚了钱，就一定会引来竞争的。他释说：“并且竞争对手会采用各种手段侵占你的市场，甚至包括暴力手段。”

求助警方的保护是没用的。卢沙洛将军同塔拉索夫之间坦率的对话就表明了这一点，警方（从传统上来看是俄罗斯当局最前沿的权利机构）已经向恶魔屈服了。他们既没有聪明才智，也没有经济能力，以帮助他们适应资本主义的出现。因此，政府，慢慢地，但是却很重要地，开始把控制暴力的特权拱手让给了那些所谓的街头黑帮集团。这些人——阿富汗的老兵、街匪路霸、武术高手、前克格勃特工，每一个人都无比残忍——他们不仅仅只是无政府混乱状态的先头兵，他们也是资本主义必不或缺的接生婆。

像塔拉索夫一样的商人意识到，这些街头的黑帮集团实际上是民间的执法机构。同那些与之相对应的国家机构如内务部和克格勃完全不同，这些灵活自治的黑帮集团本能地觉察到，在新兴的商人阶层中，存在着巨大的需求，需要他们的“保护”或者保险服务。商人们不是给政府缴税（政府也不知道该如何对这些小规模的新兴私有企业征税），而是更愿意把他们营业额的10-30%交给当地的暴徒，作为交换，这些人会确保他们可以继续做生意，不会受到他们竞争对手雇佣的黑帮集团的骚扰。一位来自鄂木斯克（Omsk）1的商人声明说：“我们准备同那些集团合作，因为它只收取10%的费用，而政府的税收要拿走90%，罚款则更多。”

收取保护费的黑帮集团的出现是俄罗斯有组织犯罪三个发展阶段的第一阶段，它起源于微小的犯罪活动，然后逐渐壮大，最后形成一个强大的跨国势力集团，在全球经济中寻求一个稳定的地位。

随着国家的垮台，安全机构也被颠覆了，无法再监管合同法的实施。塔拉索夫解释说，只剩下同犯罪集团合作这一条路可选择了。最重要的是，他强调说，多数的商人都必须给自己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保护伞（krysha）”，而且还必须是在一个有效的“党魁”的领导下。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4）

要想理解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就必须明白“保护伞”和“黑手党党魁（vor）”这两个词，正如要了解戈尔巴乔夫时代就必须弄懂开放（glasnost）和改革（perestroika）这两个词一样。保护伞（krysha）的字面意思是“屋顶”，是俄语的收取保护费的机构或者团伙，同西西里语中“黑手党（mafia）”意义完全相同。“vor-v-zakonye”是苏联时代出现的一个词，意思是罪犯（thief-in-law），指那些犯了罪的囚犯（同政治犯不同），被他们的同伙“加冕”为首领的人。黑手党党魁必须遵守一些奇特的行为规则（例如，他们不能结婚），而下属们则要听从他们的话，如果囚犯之间出现了纠纷，他们的话就是最后的裁决。彼得·格里尼卡（Peter Grynenko）认为：“多数的黑手党党魁（vory）也都是受到克格勃控制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是纽约的一位警察，俄罗斯有组织犯罪问题专家，后来在拉脱维亚从事咨询工作。格里尼卡解释说，通过这种方式，政府来监管和控制罪犯的世界，不仅仅是在监狱中，同时也是在监狱外。

有些黑手党党魁十分残暴，但是大部分人都只是逢场作戏，吓唬人。当莫斯科斯拉夫人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松采沃兄弟会(Solntsevo Brotherhood)在1991年异军突起之时，他们邀请了一位黑手党党魁邓泽马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哈奇茨（Dzhemal Konstantinovich Khachidze）加入他们当中。名义上，邓泽马尔应该是松采沃兄弟会的大当家，但是他对这个团伙的作用仅限于他作为黑手党党魁的身份。20世纪90年代负责美国联邦调查局俄罗斯有组织犯罪问题的专家博比·莱文森（Bobby Levinson）说：“这个家伙是个酒鬼，吸毒成瘾，但是他们把他的不良习气都改掉了，并且教他如何使用刀和叉，不过，没有把他的毒瘾戒掉。但是他们打造他的目的是为了公关，并且把他提升为幕后的主事人，可以说确实如此。而且他也开始以收取保护费为基础，逐步控制那些毒贩。”因此，这些黑手党党魁对初期那些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集团证明是十分有用的，帮助他们开拓了市场，但是他们并不一定都能起到有效的作用。”格里尼卡说：“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坐在监狱里当黑手党党魁，他们没有一个人实际上干过严重的杀人或者之类的大案子。”

一直到1991年的冬天，这些犯罪集团确实还是十分温顺的。那些暴徒主要是一群尚未成年的街头混混，见到警察和克格勃特工都要四散躲避的。克格勃因为策划了1991年8月强硬派那场失败的政变，其威信和能力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虽然政变失败了，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权也摇摇欲坠，在几个月后就垮台了，苏联迎来了更为野心勃勃的改革家——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不久之后，叶利钦率领他这个年轻的团队，迈出了最为激进的一步。在1992年新年的前夕，他宣布俄罗斯政府将放开所有商品的价格（一些关键的商品除外）。仅仅这一项举动，就使得70年的中央集权制度，一下子陷入了10年的休眠状态，在这种集权制度下，政府的公文能刺透到人们生活中积满灰尘的角角落落。俄罗斯仅仅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就陷入了可怕的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中，成了荒凉的东方。

叶利钦自封的“神风内阁”的领航员是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和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在“撤消管制”口号的指引下，他们把飞机开进了苏联社会契约的机舱里，这个机舱已经确保了70年的稳定——还多少有点令人可怕的——飞行。贸易部的要员奥列格·达维多夫（Oleg Davydov）解释说：“我们把一切都粉碎了。在缺乏任何控制机制的情况下，我们开始了自由化运动。”

价格自由化，一个干巴巴的经济术语，是把过山车的乘客带到未知世界的发令枪。对于那些蜂拥到莫斯科政府部门的美国经济学家和顾问们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成了一个巨大的佩氏培养皿1，供芝加哥学派2的经济学家们培育市场经济。但是，在他们忙着培育的培养菌中，有一个弗兰肯斯泰因3，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实验室的门缝中溜了出去。

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改革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可怕的异常事物。价格关系到数以百万普通俄罗斯人的生计——换句话说，就是面包和租金——自由放开了，而那些关系到少数胆大妄为之人商品的价格却没有放开。盖达尔有一次曾经轻描淡写地谈到了一个“错误”，改革团队竟然控制了俄罗斯巨大的自然资源的价格——石油、天然气、钻石和金属，这实在是令人费解。一群新生的商人仍然可以按照苏联时期的优惠价买到这些货物，常常比世界市场的价格低40倍之多。这简直就是印刷钞票的许可证。

同时，政府也同意改革苏联时期实施的各种货物和商品的进出口国?垄断制度，对这些贸易进行私有化。按照原来的垄断制度规定，外国公司的业务必须同作为中间人的莫斯科外贸部合作。当洽谈合同时，外国公司不是直接同购买或者销售产品的个别企业接洽。外贸部以优惠价从西伯利亚购买钻石矿和油田，例如，一桶油一美元。然后，它再按照全球市场的价格卖给外国的买方，并隐含了其中的差价，把利润装到了政府的金库里。

一方面是世界市场上原材料的高价，另一方面是国内市场的优惠价，通过利用其中的差价，政府赚取了高额的外汇收入，从而弥补了苏联计划经济的轻率、低效所带来的损失。外贸部的垄断是推动苏联实际运转的少数几种方式中的一种。 它是支撑苏联经济的墙壁：在没有找好替代物之前就把它推倒，房屋肯定也要倒塌的。而“神风内阁”正好把它推倒了。

私有化的外贸机制同最低优惠价特权的结合，在几个月内就催生了一批全新的强盗式资本家——俄罗斯的寡头。这种人的逻辑十分简单：以一美元一桶的价格从西伯利亚购买石油，然后以30美元卖给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公民。政府不再从中截取利润。相反，这些利润全都进入了个别人的腰包。

仅仅四年时间，就出现了好几百极其富有的男男女女，而这些超级亿万富翁的内部集团形成了一个铁网，对总统叶利钦施加了更加坚定的政治影响。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层，最上层是这些寡头们，最下层是千百万极度贫穷的人们，中间是一少部分软弱无力，恼羞成怒的中产阶级。

这种致富的过程简直就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盗窃，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任何能与之匹敌的。新俄罗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看起来很负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因为这样才能吸引外国投资。而那些最有权力的资本家们则大肆掠夺国家的重要商品（几乎是不可估量价值的矿产资源），并且拿这些东西去换取美元，然后把这些资金转运到国外，资本外逃的规模也是史无前例的。一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以稳定经济，支撑卢布，而另一边，这些金融寡头们却向世界各地的秘密银行转运更大数额的资金，从瑞士到太平洋的岛国瑙鲁都有，这些资金只要被转运出来，几乎立即就会被复杂的，令人费解的洗钱计划所吞没。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据，活生生地展现了在一个缺乏监管机制的社会，贪赃枉法、目光短浅和愚蠢总是有可能获胜。

那些仍然执政的官员们不明白如何监控、管理和评判商业汇兑的原则。结果就导致“为了适用的目的，执法机构自身放弃了保护私有商业结构的职责，”新俄罗斯重要的社会学家奥尔加·克里斯塔诺瓦斯卡亚（Olga Kryshtanovskaya）解释说。警方，甚至是克格勃都无能为力，不知道如何执行合同法。而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组织和黑手党党魁却不是这样无能为力——他们在新俄罗斯的经济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们确保签署的合同能够顺利履行。他们是新生的执法机构，那些金融寡头们需要他们的服务。这些金融寡头和黑手党协同合作一起制定了新俄罗斯的司法体制。在1991年到1996年间，俄罗斯政府完全丧失了对社会的监管，合法和非法，道德和邪恶之间的区别几乎荡然无存。在任何贸易中，没有严格的界定什么是有组织犯罪、洗钱或者敲诈，言外之意就是，所有的商业买卖同时既是合法的，又是非法的。这适用于一切商品，毒品、妇女、汽车、香烟和石油。如果在当时的法规还能够生效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些金融寡头的行为就肯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5）

政府机构在学习同新的商界进行合作的时候，一些坏种子也开始萌芽。虽然苏联的旧刑事司法制度可能没有能力去监管自从1992年出现的繁荣的商业活动，但是个别的官员还可以通过不经审查就批准来自中央银行的及时贷款，或者颁发一份重要的出口许可证，促进这种制度的继续生存。当时的口号就是“资源”——歹徒的“资源”就是实施令人信服的暴力的能力。金融寡头可以利用他的“资源”以非常便宜的价格骗取整个工厂的所有权，然后用它们换取更多的资金。官员的“资源”就是他的橡皮图章，随时放在抽屉里准备着使用。每一群人都把自己的“资源”卖给他人。列弗·吉莫弗耶夫（Lev Timofeev）是一位数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解释说：“在苏联时代，那些官员很会做生意。他十分清楚自己是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在苏联时代总是缺乏各种东西，一位官员可以利用他的影响来帮助个人克服这种短缺。然后就是20世纪90年代至关重要的转变时期，当时，个人——也就是说，商人们——接近这些官员，并且提出同他们合作。”

金融寡头、官员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三方阴谋十分简单，但是却被恰当地隐藏了起来，主要是因为在莫斯科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大街上，每天都在上演各种激烈的闹剧：猖獗泛滥的卖淫嫖娼、挥霍无度的炫耀财富和令人费解的政治阴谋。尤其是，残暴的黑帮火并事件，更是掩藏了他们的阴谋。

阿提姆·塔拉索夫一边微笑着，一边讲述他第一次同黑帮成员见面（strelki）的情景。他说：“那一天有许多黑手党人出现——多数都是格鲁吉亚人。他们的使命十分明确：从我身上敲诈几百万美元，或者是失败的话，就绑架我。”Strelki就是一个商人的保护伞洽谈业务的过程，他的保护伞会同另一个保护伞协商咨询，目的是为了解决合同的纠纷。在90%的案子中，这些保护伞会达成协议，双方的商人都必须接受他们各自保护伞的建议。但是，在一次，塔拉索夫险遭不测。

“两边出现了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大概三四十人。这群凶狠成性的杀手占据了莫斯科塔干卡区（Taganka）的沃罗佳·塞玛高俱乐部（Club Volodya Cemago）。他们在耀武扬威地挥舞这他们的武器，这就足以使任何普通人惊恐不已……”

塔拉索夫和他的私人保镖被关到了隔壁的屋子，等待他的保护伞马利克（Malik）和沙玛德（Shamad）的来临，同来自其他团伙的黑手党党魁进行谈判。突然，响起了疯狂的嚎叫声：

——你为什么来这里？你和这些家伙混在一起干什么？

我们的人对那些黑手党党魁喊道：

——他只是有点卑鄙。你到底认为你是谁啊？

——我们是黑手党！他们大喊着回答。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武装到了牙齿，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的问题。我被带进了大厅，这就像一场黑帮电影一样——完全像是做梦。”

掂量了一下处境后，塔拉索夫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逃走了。也许作为第一个金融寡头，或者至少是第一个金融寡头，塔拉索夫十分幸运，成功地从谈判现场逃了出来。对于处在冲突中心的商人来说，他们一般是不会出现在洽谈现场的。保护伞们代表各自的商人坐在在一起反复磋商合同执行中的困难，这几乎都成了日常的业务。大部分的这些洽谈活动都是没有伤害的——保护机构合理地运作，争取避免他们个人不必要的损失。但是，根据它的特殊性质，这种洽谈也有可能变成子弹横飞的枪战（razborka）。

瓦季姆·瓦尔考（Vadim Volko），俄国率先研究“暴力企业”的学生，正如他所描述的，“任何人都不能忽视或者错过这种洽谈活动，如果没有出现在洽谈会上，不仅仅自动表明失败，同时它也会损害你的声誉……这些洽谈会最显著的特色就是它的象征意义。进行洽谈时，参与的人并不需要协商许多细节问题，有一些微妙的符号……所有的暴力企业对这些符号都非常敏感，并且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因为那些读不懂的人，就不会活得很长。最为重要的是，人们必须能够预测出现暴力后果的可能性，并且相应地做好准备。要带多少人去参加这次的洽谈会？他们都应该带上武器并准备好开枪吗？……这次的冒险值不值？”

塔拉索夫同他的保护伞的关系大体上反映了金融寡头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联系。离开了保护机构的保护，这些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是不可能赚到这么多钱，也不可能存得住这么多钱的，而这些黑帮集团的繁荣也要归功于金融寡头对安全的需要。金融寡头越富有，他的保护人就会越强大和富有——相互确保创造财富。

同意大利南部或者纽约和芝加哥的传统黑帮集团相比，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黑帮集团有三方面的不同。

1.它们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尽管俄罗斯黑帮也有谋杀和枪战，但是在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他们实际上确保了一定程度上的稳定。当然，从正常标准来看，你可能认为敲诈、绑架和谋杀构成了一个相当严厉的治安机制；并且多数人可能也会发现很难赞同盗窃汽车，贩卖毒品或者走私妇女是合法生意的观点。然而，俄罗斯不是处在正常的情况之中。除了严厉打压的社会外，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免受有组织犯罪的困扰（毫无疑问，北朝鲜有组织犯罪的程度十分低，它的国家预算主要依赖同周边国家的犯罪集团进行毒品贸易）。但是在一个像俄罗斯这样一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大国，你用一种制度（自由市场）替换了另一种制度（五年计划），并且还是在这个全球经济进行划时代转变的时候，那么这种巨大的变化肯定会给那些才思敏捷、势力强大或者十分幸运的人（金融寡头、有组织犯罪成员、从国家控制的权力中突然脱离出来的官员）提供罕见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到迄今已经转瞬即逝了。可以肯定地说，叶利钦的政府犯了一些十分可怕的错误。但是，他们是在极大的经济压力下，那时候苏联正在崩溃的制度无法再确保给人们分配食物，并且通货膨胀（甚至在价格放开之前就出现了）已经达到了至少150%，而且还在继续上升，因此，必须采取一些措施。

据俄罗斯政府估计，截止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经济的40%到50%都是灰色或者黑色经济，因此，俄罗斯和外部的世界要在这种大背景下来理解这种有组织犯罪的现象：它从一种混乱的局面中出现，并且十分残忍，但是它的出现是对一个非常异常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合理反应。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6）

2.同传统的美国和意大利的黑手党不同，俄罗斯黑帮集团的成员不是严格限定在家族的忠诚上。在俄罗斯原始的资本主义中，黑社会的规则（授予荣誉和接纳成员）仅仅持续几个月。

不久之后，黑手党党魁（vor）的头衔就公开出售。不用在监狱中浪费多年的时间来争取这个头衔，你可以通过金钱购买一个。这降低了黑手党党魁的权威，在面对街头混混和有组织犯罪网络时，形成于苏联时代的监狱中窃贼之间的严格等级制度崩溃了。

在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出现的最为残暴和令人畏惧的黑帮集团就是车臣的黑手党。他们以无畏和残忍而著称，仅仅说你雇佣了他们作为你的保护伞，那就足以让你的对手胆战心惊或者说服一个商人履行合同。但是他们的成员不仅仅只限于高加索人，更不用说车臣人了。马克·加利奥迪（Mark Galeotti），在人生最后的15年全都致力于研究俄罗斯的黑帮。他说：“车臣的黑手党（不要同车臣战争中战斗的游击队混淆了）成了一个品牌，一个特权——如果你乐意的话，也可以说是超级黑帮。他们会把‘车臣’的名号卖给其他城市的一些收取保护费的机构，当然，这些机构必须付费，并且总是信守他们的承诺。如果一个团伙声称同车臣有关，但是却不履行自己的承诺的话，就会损害这个品牌，而那些真正的车臣人就会来惩罚他们。”因此，俄罗斯的黑手党不是依靠家族忠臣而发展起来的，而只是通过交易。多少钱？给谁？对我有什么利益？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发展完全是不可预测的，往往是变幻莫测，极其危险。

3.同美国五大家族的科萨·诺斯特拉（Cosa Nostra）1相比，在俄罗斯有好几千个这样的组织。

截至1999年，登记在册的“私人保安公司”有11，500家，雇员人数超过了800，000人。在这些人当中，几乎200，000人持有携带武器的执照。据内务部估计，至少还有一半以上的保安公司没有登记注册。毫不奇怪，武器的扩散导致了谋杀和暗杀活动的激增。截至1995年，整个俄罗斯每年有好几千人被谋杀，尤其是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特琳堡和其他主要的商业中心。除掉一个竞争对手的费用“在1997年如果对方没有保镖的话是7000美元，如果带保镖的话就要涨到15000美元”。但是荒谬的是，如果你没有同生意或者保护产业有牵连的话，你在莫斯科会比在其他主要城市要安全很多。莫斯科最严谨的研究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编年史家阿列克谢·穆克黑（Alexei Mukhin）说：“松采沃(Solntsevo，莫斯科郊区的一个地区)是俄罗斯最安全的地区之一，在这里你不会被人抢劫的，因为这是松采沃兄弟会的大本营，并且他们由衷地为自己的发源地感到自豪。”

在莫斯科大约有20个主要的黑帮集团，还有几十个比较小的黑帮集团，有些是斯拉夫人，有些是高加索人。尽管在所谓的族群和斯拉夫集团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但是双方都十分警惕对方的影响和火力。在前五年，松采沃兄弟会是最大的斯拉夫集团。同其竞争对手伊兹迈洛夫维奇（Ismailovskay）和鲁云伯特司（Lyubertsy）一样，这个兄弟会也是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还是有组织犯罪的第一个阶段——收取保护费的团伙——并且迅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对货物和服务的垄断控制。它从一个私有的执法机构变成了一个羽翼丰满的有组织犯罪的垄断集团。

在莫斯科松采沃地区那光秃秃的市中心外面，有一条小路通向一个名为费多辛叶（Fedosinye）的小村庄——从自然位置上来说，它非常接近喧嚣的大都市，但是从精神上，却更接近托尔斯泰笔下的农夫的世界。这里的生活十分朴素，但是却很有规律，颜色鲜艳的教堂十分显眼，教堂的钟声不时敲响。在教堂九个钟的中心（对这样一个小社区来说确实有点多了）是一个响亮的低音圆顶，上面雕刻着“由高级牧师、乌切斯特叶慈善基金会、CB控股公司和松采沃兄弟会捐赠”。

最后三个机构都是谢尔盖·米哈依洛夫（Sergei Mikhailov）的独创。他于1958年2月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在松采沃地区长大成人。在少年时代，米哈伊洛夫在莫斯科市中心的苏维埃酒店（Sovietskaya Hotel）接受培训担任总管一职，该酒店正好在莫斯科迪纳摩（Dynamo）体育场的正南方。这份工作十分有影响力，因为，作为一家专门接待外国人的酒店，它是莫斯科少数几个可以销售酒类的地方之一，在晚上9点之后就可以销售了。米哈伊洛夫先前的一位同事说：“别忘了，在这个国家，即使仅仅收集西方的空啤酒罐就被认为是件时髦的事。在一段时间里，能够接触到真正的酒，不仅仅给了你一定的影响力，同时也是一种赚钱的机会。”

在1986年，米哈伊洛夫因为利用自己的摩托车骗取保险而被拘留了几个月。在监狱刑满释放后，他回到了松采沃，全身心地投入了他所酷爱的摔跤之中。内务部当时的报告详细地记述了他的发展经过，他同一个先前的囚犯，维克多·阿沃林（Viktor Averin）组建一支力量，并且开始一起控制松采沃的街道。一幅莫斯科地图显示了大多数最有影响力的黑帮集团是如何从战后的工人阶级社区兴起，而这些社区就在M-KAT（莫斯科的环城公路或者类似欧洲的25号高速公路）的外面。松采沃逐渐成了环城公路西南角的一个毒瘤。城市中心的世界居民们从来都没有把这些贫穷的地区看作莫斯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从来没有留意到居住在这里的工人阶级。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黑帮集团开始逐渐向城市中心渗透，他们把自己的暴力行为出售给一些商店，对于那些拒绝出钱的人就把他们摧毁。像松采沃这样的地方拥有收取保护费集团发展壮大最为关键的资源——许多残忍野蛮、无所事事、轻狂好斗的年轻男子，很容易辨认，他们一般都穿着最钟爱的宽松的运动服（有时候还拿着棒球棒），短平头，精致的纹身。

但是松采沃不仅仅盛产这些打手，向西一英里就是莫斯科最大的机场之一，伏努科弗机场（Vnukovo）。绕着环城公路再往前走一点儿就是另一个机场，多莫德多弗机场（Domodedovo）。再接着往前走一点，同样是一个诱人的地方，南港口（Yuzhny Port），内河上的巨大码头，俄罗斯各地的货物都要从这里运进莫斯科城。通往莫斯科的公路，经过松采沃，并且将俄罗斯的首都同乌克兰和黑海沿岸的各港口连接在了一起。莫斯科城大部分的商业活动都集中在这里，不久之后，兄弟会就同伏努科弗机场的盟友建立了垄断，同样，第二个机场、谢列梅捷沃机场2号候机楼(Sheremetyevo 2)，以及南部的港口都被他们控制了。当兄弟会在发展其保护生意之外的第一笔贸易时，这证明是十分有利的，这一贸易就是进口汽车。由于一些寡头们开始把巨额资金放进自己的口袋和公司，对汽车的需求突然增加，不仅仅是西方的轿车，更是那些豪华的轿车。在短时间内，梅赛德斯600系列成了俄罗斯新贵身份的象征，而松采沃则控制了首都大部分的汽车走私业务。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叶，莫斯科梅赛德斯600系列轿车的数量已经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7）

1989年12月，米哈伊洛夫、阿沃林和兄弟会的其他两个主要领导因为涉嫌敲诈勒索被逮捕，并且被拘留了一年多。同当时大多数类似的案子一样，目击者只是提起诉讼，或者就消失了，经过了很长时间才开庭审判。但是，松采沃兄弟会的头头们在一个关键的时期被监禁，正在市场即将开放之时。等他们回来后，发现自己的领地已经被其他的团伙抢占了。车臣的黑手党是松采沃兄弟会最大的威胁。这些车臣人同高加索的部族军阀勾结在一起，从他们里获取武器、人员、资金，同时还有他们作为残忍斗士的恶名。

从1992年开始，斯拉夫黑帮与高加索黑帮的火并就淹没了莫斯科，整个战斗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人们常常称这是由于两个团伙之间的民族憎恶而引发的。根据这种普遍的观点，高加索和松采沃之间的这场血腥火并尤其展现了斯拉夫族群的爱国主义（尽管其他高加索族群如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人，以及其他的莫斯科斯拉夫兄弟会之间也时有火并发生），当时俄罗斯军队和车臣叛军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日益恶化。

在高加索黑帮和斯拉夫黑帮之间也许确实存在民族主义的仇恨因子，但是在这些振奋人心的华丽辞藻背后是可以预见的经济利益动机。从1988年到1990年，车臣人成功地从松采沃兄弟会的手中夺走了对南部港口的部分控制权，以及一些重要的汽车经销商。两个黑帮之间最臭名昭著的冲突发生在1993年的夏天，当时，松采沃兄弟会的人在哈萨克斯坦电影院同车臣的匪徒发生了枪战。松采沃兄弟会的一名传奇人物，独眼巨人（Cyclops）在战斗中被击毙，但是，逐渐地，米哈伊洛夫和他手下的人重新夺回了莫斯科的控制权。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莱文森说：“松采沃兄弟会同其他黑帮的运作方式不同，这也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因素，每一个小队的头头都是自治的，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每一个小队组织自己的收取保护费的团伙，并自己进行敲诈勒索活动。这些钱不用上交给领导层——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允许人们有自己活动的余地。最顶层的领导们，包括米哈伊洛夫，被称为著名的四大头（Big Four）。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意，但是他们把利润分成四份。至于他们的会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较小的团体提供免费的服务作会费。如果在不同的小队之间出现纠纷时，需要四大头之一来调解——那么利润就必须在米哈伊洛夫和那些产生纠纷的人之间进行分配，作为解决冲突的费用。

松采沃兄弟会的势力不断增加，从汽车贸易和酒吧开始，它逐渐扩展到了酒店和超市。它也控制了莫斯科市中心的三个主要的市场，以及至少三个主要的火车站。米哈伊洛夫似乎本能地感觉到，他必须同这些团伙公开的犯罪活动脱离开来。因此，他拒绝担任党魁的职位，相反，他一直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商人。

早在1992年，该组织就决定，它需要像其竞争对手一样，开始控制一家金融机构。”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财政部关于俄罗斯经济方面的专家马克·梅迪什（Mark Medish）解释说：“当时俄罗斯多数的银行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它们不经营存款和信贷业务；相反，它们只是通过管理政府的交易轻松地赚钱，以低利率借贷国家资金，然后购买回报高的短期政府债券，赚取超额利润。”

进军银行业的举措使得松采沃兄弟会和高端的犯罪集团更加接近那些寡头们。他们一起制定了新的无聊标准，来庆祝他们刚刚获得的身份，跻身世界超级富豪之列。

有许多炫耀财富的方式，其中一种就是举行奢侈的聚会。2004年夏天，在巴黎郊外一座乡间别墅里，一位显赫的石油寡头举办了一场怀旧的苏联聚会。这是讽刺旧体制的奇特的庆祝会，而这个石油寡头正是借助这个垮台的体制才收敛了巨额的财富。法国农民装扮成20世纪30年代苏联集体农庄的工人，开着拖拉机围绕着别墅前面的喷泉转来转去。扩音器中放松着苏联时期那些雄壮的歌曲，这都是当时为了激励工人阶级努力工作增加产量的。客人们外面穿着奇特的大衣和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制服，里面却是最优秀的设计师设计的时装。别墅的前面悬挂着两个巨大的标语，几乎把别墅全都遮住了，在标语中间精心摆放着雄伟的锤子和镰刀，迎接着前往大厅的客人们。

大厅里面，摆满了香槟和可乐（已经被小心地打开，可以随时饮用），穿着超短裙的美女两腿叉开，露着屁股，偶尔还伴随着“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卫国战士们”的行军节奏扭一扭。列宁、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的画像和半身雕塑似乎在怒视着这些非无产者的大酒宴，这是他们坚决反对的东西，现在却在出现了他们的面前，对他们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啊。

仅仅这次的聚会就要花费好几十万美元——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大笔钱，同样对于大部分的俄罗斯人?说更是一笔难以想象的财富。除此之外，还要花费一笔巨额资金雇佣两架巨大的包机，在聚会的当天把大多数的客人从莫斯科接过来，然后在两天后送回去。在这个聚会上有严格的等级，多数的客人都可以参与不同房间的不同娱乐活动，但是只有极少数特权人士可以进入最核心部分。在这里，严禁摄影师拍照，同时也不允许摄像师录像，因为里面的寡头们都在思索着他们数十亿的资金，并且谋划着如何进一步积累财富。

苏联的怀旧聚会仅仅是狂欢盛会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这些狂欢盛会经常举行，以供这些寡头和他们的随从享受——包括家人、朋友、律师、要人、合伙人、政治家、演艺界人士。直到今天，这些聚会仍然还有，他们不断变化地方，从马赛到迈阿密，从雅典到阿什克隆（Ashkelod），从东京到塔希提岛1，只是为了追寻更加令人震惊的刺激。

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对俄罗斯资产的掠夺对全球经济的低迷影响极大。这些寡头们不仅仅成功地颠覆了俄罗斯，而且他们的活动也对其他各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整个西欧地区、美国、地中海地区（尤其是塞浦路斯和以色列）、中东和非洲、远东。他们的活动根本不是他们所说的为了帮助监管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他们的影响比大部分俄罗斯有组织犯罪集团更具毁灭性。

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幸存下来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头头们顺利地进入了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其中好几个人都遭到了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并且也因为犯罪活动而遭到了西欧或者美国的通缉，但是莫斯科政府似乎根本无意引渡他们。谢尔盖·米哈依洛夫，松采沃兄弟会的头头，一直坚称他是一个合法的商人，现在主要在中国从事贸易。而追捕被指控的全球黑手党成员并不是北京的当务之急。其他的一些黑帮成员现在主要靠收取佣金赚钱，他们在俄罗斯和其邻国、西欧各大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之间周旋，为他们的客户，同时也为自己赚取相当可观的利润。但是，许多人都仍然在从事私人保安的业务。普京总统已经重新恢复了克格勃的权力和声望（现在新的简称为FSB，即国安局），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被出其不意地推举为了俄罗斯的总理，在此之前，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工作的。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8）

在普京的领导下，克里姆林宫已经剪断了几位最有权势寡头的翅膀。有的被驱逐到西方，有的被投入监狱，像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之类的寡头都警告说新总统就是斯大林的再生。但是他并不是。他已经构造了一套新奇的体系，将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结合在了一起——市场专制体制。这些寡头们极力想把普京描绘成新的斯大林，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的主要责任，因为是他们把自己和俄罗斯都带进了混乱无序之中。

在“不义之财”时期之后，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代名词，这些寡头们可以提供非常吸引人的回报，以至于可以买通他们想要的任何人。当克格勃/国安局和内务部的高级官员们发现他们的影响力在逐渐下降，而那些寡头们的权力和财富却在逐渐增加时，许多人决定倒戈。俄罗斯安全局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就经历了几次跌宕起伏，有些成员在国外创建了公司为工业谍报活动和洗钱作掩护。有些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在1992年，克格勃的财物状况进一步恶化，甚至到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以至于有些官员被迫从总部鲁比扬卡监狱(Lyubyanka)的办公室窃取灯泡和手纸以换取钱财。

几乎所有主要的寡头和商业集团都开始雇佣克格勃的前雇员为他们保驾护航。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媒体巨头，也是早期最具重要影响力的寡头之一（在得罪普京之前），任命菲利普·鲍勃卡夫（Filip Bobkov）作为他卫队的头目。鲍勃卡夫在20世纪80年代时就已经臭名远扬了，他是克格勃第五局的前负责人，主要负责处置苏联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阿提姆·塔拉索夫在他莫斯科的办公室里告诉我说：“现在，每个人都在这样做！我正在同我的老部下维克托·维克塞尔伯格（Viktor Vekselberg）谈话——你知道，就是大型石油公司俄英合资秋明石油公司的老板。他告诉我说，前几天他刚刚将20位前克格勃的特工收归麾下！”

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之死，暴露了克格勃同私人保安服务公司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他是克格勃的前高级官员，2006年下半年在其驱逐地伦敦被毒死。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利特维年科受聘保护寡头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而当时他仍然在为克格勃工作，在他被谋杀后，最主要的嫌疑人就是另一个前克格勃的官员，此人开了一家私人保安公司，曾经也为别列佐夫斯基提供过保护服务。

通过这些人，寡头们就可以对残存的法律和秩序的效力施加影响，来主导众所周知的“深层力量（deep state）”，也就是在混乱的表面现象背后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并且，由于克格勃高官和内务部人员联合加入到寡头们的随行人员之中，更是加强了他们的影响力，同时也激发了俄罗斯安全部队的私有化。在20世纪90年代期间，苏联最具象征意义的两个机构，克格勃和内务部，完全成了另外一对互相竞争的私人执法机构。从本质上讲，这同松采沃兄弟会（solntsevskaya bratva）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们的服务只对出价最高的人。

结果，俄罗斯安全部门的不同分支机构会发现自己陷入了相互的斗争之中，各自代表不同的寡头自相残杀。1994年12月2日，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注意到他被一大群可怕的蒙面人跟踪了，当时他正开车驶往他位于诺维-阿巴特大街（Novy Arbat）1的办公室。他主要政治赞助人是莫斯科市的市长尤里·卢日科夫（Yuri Luzhkov），也是鲍里斯·叶利钦的政敌。作为最具影响力的独立电视台（NTV）的老板，古辛斯基也跻身于最有影响力的寡头之列，但是同样也受到了其他寡头的嫉妒。

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属于最早的一批寡头，他曾经劝说叶利钦总统应该教训一下古辛斯基。11月下旬，在支持叶利钦的报纸上登载了一篇题为“正在下雪”的文章，文中声称古辛斯基的品牌公司正在“计划夺取权力”。如果这只是一个警讯的话，那么12月2日就是一场全面的猛击。这些蒙面人开始对停车场上的古辛斯基的保镖大打出手。从办公室中看到这一幕之后，古辛斯基惊恐万分，他立即给克格勃内部反情报机构的联系人打电话。这些人立即赶到，一场枪战爆发了。但是，在有人受伤之前，其中的一个克格勃特工发现他们的对手竟然是总统安全局的人。因此，他们决定撤退。寡头们的权势越大，他们对手的危害就越大。这既嘲弄也强化了保安部队内部的分裂。

一位巴尔干情报机构的前负责人告诉我说：“当克格勃和内务部之间的冲突开始爆发时，所有来自情报系统的人都震惊了。”此人从小就是在对克格勃的深深钦佩中长大的，因此，看到这些事件后十分震惊。“然后我们就意识到俄罗斯的局势已经失去控制，我们不能再依赖他们——这就像突然失去了父亲一样。”

克格勃的官员和关系网，把服务延伸出去，组成了金字塔的中间地带，来支撑顶部那些极其富有的寡头们。这些安全部门为国家提供了关键的环节。在金字塔的底部，支撑整个结构的是一群来自各行各业被称为“保卫者”的人。这包括律师、公关公司、记者（少数几个寡头，他们控制着整个的报纸或者电视台）——并且任何人只要能为保卫寡头的利益出力就行。然而，最核心的“保卫者”还是那些“保护伞”——收取保护费的机构或者暴徒。克林顿总统的助理国务卿乔恩·维纳，也是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主管（用华盛顿地区通俗的话说就是指毒品和犯罪活动）。他说：“因此，俄罗斯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特点是至少形成了三层无缝的网络，在敲诈者与保安公司之间……在合法与非法贸易之间……在犯罪分子与政治精英和高级官员之间。在这些无缝的网外，形成了犯罪、贸易和政治的三角关系。这种关系是极其强大，并且充满活力。”

但是，寡头和最有权势的黑帮集团之间的最后纽带是共同的利益——洗钱的需要。松采沃兄弟会和莫斯科的车臣黑帮，以及其他较大的黑帮，如圣彼得堡的塔姆鲍乌斯卡亚（Tambovskaya）和叶卡特琳堡的瓦勒马斯（Uralmash），都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正在朝着超级全球黑帮迈进：他们都已经全部或者部分控制了某一商品或者货物的垄断权。在全世界，毒品贸易都是利润最高的犯罪活动。在前苏联所有主要的犯罪集团都插手了这一贸易，他们的兴趣十分广泛，制造安非他命和摇头丸，进口可卡因到欧洲，尤其是从中亚往东欧、西欧、美国运送和销售海洛因。

这些寡头们本能地感觉到俄罗斯的局势变幻莫测，危机丛生，把几十亿美元放在这里并不安全。他们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为很容易控制普京总统，这是他们选来替代叶利钦的，因为叶利钦年老体弱，容易操控，并且还酗酒。但是，他们的直觉大部分都很准确——就像一份保险单一样，他们不仅仅需要把钱转出这个国家；更需要这些钱能够干净抵达目的地。那些有组织犯罪集团也是如此。每个人都需要洗钱。但是在此之前，他们必须先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自助洗衣店，他们所有人——无论是寡头还是暴徒——都需要在国外立足。这些犯罪集团现在走上了其发展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第三个阶段：移师海外。

4.散布谣言 （1）

1999年8月，当托马斯·马查锡克（Tomas Machacek）刚一抵达布拉格的鲁济涅（Ruzyne）监狱，他就向监狱长提出请求，希望能够把他单独监禁。他解释说：“我别无选择，他们会把我给杀了，毫无疑问的，因为这里有许多俄罗斯人。”

马查锡克的下台十分彻底。5年前，他还被认为是捷克共和国最有前途的年轻警察，当时他年仅26岁，就被任命为了ALFA的负责人，这是新成立的打击俄罗斯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机构。现在，他却被监禁在这个孤零零的监牢里，这里曾经是捷克斯洛伐克前共产党领导人监禁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1的地方。一位诚实的警察遭遇了腐败的体系，马查锡克就是现实中的阿卡迪·伦科（Arkady Renko），这是马丁·克鲁兹·史密斯（Martin Cruz Smith）小说《高尔基公园（Gorky Park and Stalin’s Ghost）》中聪明能干的侦探，不切实际地致力于同更黑暗和强大的势力做斗争。

马查锡克的垮台可以追溯到他最为成功的时刻。在1995年5月，ALFA接到一份情报，称黑手党正在计划一场谋杀活动。当时身为大校的马查锡克，指挥50名警官对一家名叫尤赫鲁伯（U Holubu，意为鸽子餐厅）的饭店进行突袭检查，该饭店位于布拉格的安德尔（Andel）区，曾经是十分破旧的工人阶级聚集的地方。当天是松采沃兄弟会的二当家维克多·阿沃林的四十岁生日，有250名客人前来给他庆贺生日，正当客人们在享有寿司时，马查锡克却下令他的手下人突袭检查，扫了他们兴。

在检查过程中，马查锡克不安地注意到，这些俄罗斯人似乎既不吃惊也不担心。他说：“没有一个人反抗——他们都知道要发生什么，并且顺从地躺在地上接受检查。没有一人人带枪，但是据我们的情报显示，他们的保镖从来都是随身带枪的。”马查锡克浑身直冒冷汗。“我们在几个小时前才决定去突袭检查，但是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这就十分清楚——捷克警方的某位高官正在替俄罗斯的黑手党工作。

没有一个客人被指控，但是ALFA确实收集到了足够的证据，可以禁止俄罗斯黑手党的重要头目如松采沃兄弟会的谢尔盖·米哈依洛夫在10年内不准进入捷克共和国（大部分人都迅速转移到了匈牙利）。马查锡克解释说：“至少我们能够给他们传递一个信息，他们不能把布拉格作为一个跳板，从这里跳到世界其他地方，控制他们各种各样的毒品和军火贸易。时间到了，先生们，请回吧！”

这对俄罗斯人既是一个打击，也是一个侮辱，因为布拉格，尤其是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Carlsbad旧称“卡尔斯巴德”)2的温泉小镇，已经成了俄罗斯新贵们在中欧最喜欢的休闲娱乐地（卡尔斯巴德的哈普斯堡皇室那富丽堂皇的城堡有五分之四都被俄罗斯人买走了）。

整个欧洲的警方全都对马查锡克的成就大家赞扬，在到华盛顿出差时，他还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路易斯·费里（Louis Freeh）的盛情款待，费里指出，对尤赫鲁伯饭店的突袭检查，为世界各地执法机构的警官们提供了松采沃兄弟会以及其同伙们的第一手详细文件和照片。马查锡克仅仅二十几岁，他期待着更大的成就。

尽管尤赫鲁伯饭店之所以知名是因为它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黑手党和商人们聚会的地方，但是，不仅仅是这些人喜欢利用这里。酒店的主人，安托利·卡特利切（Antoly Katrich）的照片更是增添了其吸引力，马查锡克回忆说：“他同捷克的政治家、商人、演员和其他名人合影。例如，有一张照片是卡特利切同……部长们的。在我们的要求下，内政部长扬·鲁梅尔（Jan Ruml）告诉内阁成员不应该经常出入于尤赫鲁伯饭店，并且要断绝同这些人的交往。他们对他根本都不放在眼里。”

一封匿名信促使托马斯·马查锡克在1995年5月对尤赫鲁伯饭店进行突然袭击。信的主人声称，在生日聚会的当晚，松采沃兄弟会的领导们计划谋杀肯定要来参加宴会的西蒙&#8226;莫基列维奇（Semyon Mogilevich），这是一位势力强大的寡头，并且同松采沃兄弟会的关系十分密切。但是也有传闻称莫基列维奇和米哈依洛夫因为一笔500万美元的款项发生了纠纷。

但是，当天晚上莫基列维奇并没有出现，或者至少他是在马查锡克突袭检查之后才抵达的。莫基列维奇后来回忆说：“等我到达尤赫鲁伯饭店时，里面已经炸开了锅。因此，我走进隔壁的一家酒店，在那里的酒吧一直坐到第二天早上五六点。”如果莫基列维奇真的是——正如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警察机构所声称的——俄罗斯一切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总头目（capo di tutti capi）的话，那么在每次的博弈中，他都是很幸运，总是比别人早了一步。

在阿沃林的生日聚会之后不久，一些捷克的政治家和几家报纸开始质疑这次突袭背后的动机，并且逐渐成了一项运动。评?家和反对派的政治家声称突袭尤赫鲁伯饭店是“对当晚那些合法商人的极大侮辱”。一个编造的故事开始流传（在网络上仍然可以轻松地找到），警方采取了兰博式3的突袭，突然撞破天花板，从绳子上跳进大厅。谣言四起，称马查锡克和他最亲密的同事都不值得信赖，并且非法收受贿赂。

他解释说：“对匿名威胁和电话我早就习惯了，一般都置之不理，并且也处理好了送给我妻子的猥亵照片。”但是事情似乎就要解决了，在8月的一个早上，当马查锡克刚到办公室，就被警方内部调查机构的警官突然逮捕。他的武器被解除，他也被拘留了起来，被一个腐败的海关官员以渎职罪指控，而这个人他从来没有见过，所谓的作案地点也是他从来都没有去过的地方。

哈布斯堡王朝是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4两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城堡（The Castle）》和《审判（The Trial）》的创作灵感源泉，在书中，他塑造了一个权力极大，但是毫无道德观念的官僚，没有一点仁慈之心，也根本不讲道理，追寻着令人恐惧的个人声誉。在斯大林于1948年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推举为“领导力量”之前，这个人只存在于卡夫卡所虚构的世界里。在四十年中，布拉格基本上都在忍受着共产党的控制，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时刻担心着当局的大人物会突然敲开大门亮出一张逮捕证。1989年11月的“天鹅绒革命”5意味着所有的这一切都结束了。

4.散布谣言 （2）

尽管在革命后，卡夫卡笔下的官僚体制可能已经消失，但是它却仍然在悄悄地作祟。苏联的影响已经渗入到了东欧的每一个角落——政党、军队、工业、秘密警察、文化机构等等。在这种制度下，对于大多数没有参与政治抗议活动人，生活虽然很乏味，但是却很稳定。并且这种稳定也加强了许多个人和机构的联系，使华沙成员国的精英们形成了稳固的联盟。

由于马查锡克的被捕，他感觉到了这些隐藏机构的强大力量，因为他受到了公开的诽谤和辱骂。并且捷克政府的声誉也受到了损害。当马查锡克仍然在监狱时，他的电脑和文件都被查禁，他的整个密探和卧底网络都可能被暴露。他的遭遇极大地打击了马查锡克的亲密同事们，他们也开始纷纷离开有组织犯罪局和其他的情报部门，到私营公司去工作。其他的警察也很受打击。在共产主义制度的培养下，警察们都习惯作顺从的公民，现在却都怨声载道，抱怨自己不公正的待遇。有个警察说：“我们的工资很低，装备很差——犯罪分子的车比我们快，钱比我们多，并且出了事，他们的内线官职更高。”

最后，法院认为马查锡克是被冤枉的，无罪释放，并且恢复公职，想做什么都行。“我拒绝了，我不能再回到那里工作了，因为我知道肯定会碰到那些出卖我的熟人，这些家伙贪赃枉法，无法无天，但是我对此却无能为力。”

在公共机构威信很差的地区和国家，有组织犯罪和腐败往往都很猖獗。要想把一个卡夫卡式的独裁国家改造成一个民主国家，就必须提高公共机构的责任心和透明度，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这是一个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经济的不稳定更是增加了这种转变的难度。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消失了，人们突然之间被抛进了一个陌生的丛林之中，通货膨胀、失业、没有了养老金等等之类的问题，全都需要自己去应付。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在共产主义时期建立的密切的个人关系网就变得更加重要。红军从东欧的基地撤走了，但是同样有效，甚至更加诱人，并且十分重视个人忠诚和承诺的力量，在这里崛起，对整个转变过程施加着强大的影响。

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是俄罗斯寡头和松采沃兄弟之类有组织犯罪集团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他们很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并且在前两个国家，语言障碍也比西欧国家更容易克服。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使得这三个国家从其他的东欧国家中脱颖而出——它们加入欧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而这却是通向彩虹后面黄金之地的最快捷的路线。《商业周刊》的文章称：“这些国家都是西欧的大门，它们日益增长的经济，以及同欧盟接壤的有利地理位置，给这些地区的公司提供了最为珍贵的便利——合法性。”再者，在这些国家也有钱可赚，其中一个商品尤其赚钱：石油。

1998年7月2日，就在正午之前，塔马斯·鲍罗斯（Tamas Boros），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老汤姆（Big Tom），同他的律师正在布达佩斯的街上行走，正当他们要经过一辆波兰菲亚特500汽车时，有人引爆了藏在车底的8磅TNT炸药，冲击波几乎把他撕成两半。这次爆炸和引发的死亡极大地震惊了匈牙利。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匈牙利的首都已经发生了几十起黑帮谋杀事件，但是都没有引发无辜的伤亡——这些杀手的命中率已经证明是十分精确。公众对这些黑帮之间的杀戮甚至是默默认同，一般都会说“世界上又少了一个暴徒，有什么不好的呢？”但是这次完全不同。爆炸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并且距布达佩斯最繁华的商业街瓦西大街（Vaci utca）仅仅几步之遥，到处都是人。有三个无辜路人和老汤姆一起被炸死了，几辆汽车被炸成了碎片，导致二十多人受伤，其中还有外国游客。公众愤怒之极，要求当局立即公布事情真相。

匈牙利有组织犯罪机构的侦探根据几条线索开始侦破案件。不然的话，他们的嫌疑人名单就会太长了。在过去的一年中，鲍罗斯一直在向他们散布其同伙的谣言。现在，鲍罗斯被谋杀了，他的地盘引来了至少六个犯罪团伙竞相争夺，有几个人成了主要的嫌疑犯，警方对他们展开了多年的调查。

不久之后，匈牙利警方就把目光转向了东边的俄罗斯，这是鲍罗斯自己提供的线索，警方从他的公开声明中发现的。他曾经说过，“当这个叫塞瓦大叔（Uncle Seva）的俄罗斯家伙出现时，所有的都开始了。”在鲍罗斯被谋杀时，“赛瓦大叔”，也就是西蒙&#8226;莫基列维奇已经被匈牙利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且被捷克共和国内务部禁止入境10年（在尤赫鲁博突击搜查之后对他实施的）。

警方继续调查发现，鲍罗斯还牵涉到了20世纪90年代欧洲最大的一宗诈骗案——民用燃料油丑闻。当时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向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供应民用燃料油，从事这一贸易的供应商获取了一定的特权，此类产品可以免税，因此这种油的价格比汽车用油的价格低很多。但是，一通过边界后，犯罪分子们就对这些油进行了简单的化学加工，使它也可以供汽车使用。然后这些油被卖给加油站，但是这些犯罪分子把税收全都私吞了。捷克共和国当时的内政部副部长马丁·芬德利奇（Martin Fendrych）解释说：“只要在处理石油产品加工的法律上在多加两条规定，就可以解决燃料油丑闻案。我们向财政部指出了这一点，但是他们搁置了两年。为什么？去问问他们吧！”

仅仅三年的时间里，犯罪分子就通过这一方式从这三个国家的国库诈骗了几十亿美元。这一贸易的利润十分巨大，因此也引发了几十起谋杀活动，所有这三个国家的商人、海关官员、警察和政治家都想在其中分得一份利润。据匈牙利的警方称，鲍罗斯之所以被谋杀，就是因为他指责莫基列维奇插手了这一贸易。

很不幸的是，一牵涉到西蒙·莫基列维奇（或者教父，这是俄罗斯犯罪分子对他的称呼），警方所掌握的资料都是推测的。全世界的执法机构都在调查莫基列维奇，试图对他提起诉讼，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0多年了，但是这个人十分狡猾，从来不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从来没有给警方留下任何把柄。在特拉维夫的一家咖啡厅，莫基列维奇的主要律师之一泽夫·戈登（Ze’ev Gordon）告诉我说，“莫基列维奇也许有罪，也许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狡辩道：“但是为了查明真相，你必须找到能够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证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做到这一点，甚至连一点进展都没有。”

在互联网上可以检索到大量关于莫基列维奇罪行的报道，不过都是猜测的，并且对他的指控也都没有确切的证据。以前警方对他指控的罪行是武器贸易和从妓女身上收取保护费，但是现在已经不是如此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列入了通缉要犯名单，但是通缉他的理由只是同一起大规模的诈骗案有牵连，他被指控通过多家公司诈取了加拿大投资者数千万美元，该案件也被称为YBM Magnex丑闻。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确实警告说莫基列维奇持有武器，十分危险，但是他们不打算以非法持枪和贩毒而逮捕他，因为在私下里，他们声称他是十分负责的。

确实，无论是私下里还是在公开场合，西方各国打击有组织犯罪机构的执法官们大都认为他可能是俄罗斯活着的暴徒中最有权力的。英国政府在对他的商业活动进行了深入调查之后声称，他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之一，”并且禁止他入境。克林顿政府打击有组织犯罪机构的负责人乔恩·维纳坚持说：“我可以告诉你西蒙·莫基列维奇是我所调查过的最危险的犯罪分子，并且我可以肯定他应该为几起有预谋的谋杀案负责。” “他杀了谁？”我想知道。他却回答说：“我不能告诉你是谁。”

这就意味着西方政府所掌握的情报资料是不能为法庭所接受的。西方警方定期发布关于莫基列维奇、米哈伊洛夫和其他俄罗斯黑帮大头目的警示，但是他们似乎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在法庭上指控这些人。在1996年，由于瑞士的检察官卡拉·德尔蓬特（Carla Del Ponte）（后来在海牙的南斯拉夫战犯法庭上举世闻名或者臭名昭著，就看你是怎么看的）的失误，因洗钱罪而对谢尔盖·米哈依洛的指控以失败而告终。尽管有许多一流的证人(包括一位俄罗斯的执法官员，他还被迫在瑞士接受目击证人保护)，但是整个审判都被搞得一塌糊涂。不仅仅米哈伊洛夫被撤销了所有的指控宣判无罪，而且瑞士政府还因为错误地监禁他赔偿了50万美元。

从那以后，米哈伊洛夫和莫基列维奇就再也没有踏入西方的土地一步（尽管莫基列维奇仍然持有以色列护照），但是他们全都在莫斯科愉快地生活着，俄罗斯政府似乎对他们毫不感兴趣，并且显然也不想去打扰他们。

4.散布谣言 （3）

自从资本主义的赌场在东欧各国开业之后，谁能算清有多少赌徒去那里碰过运气呢？大部分人都是空手而归。故事总是类似的，只要有一位能干的企业家在短短的5年里缔造了一个商业帝国，那就会有许多人在竭尽所能之后仍然一无所获，最后都被迫回到劳务市场，辛苦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2002年12月，当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Eural Trans Gas，ETG）在匈牙利开业时，多数的商业分析家都会把它归入毫无希望之列。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的资源很少，并且位于卡萨布迪（Csabdi）一个极其不起眼的小地儿，距布达佩斯西20英里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名义上的股东几乎都对商业一窍不通。露易丝·卢卡卡斯（Louise Lukacas）是一位失业的演员，来自特兰西瓦尼亚1的克鲁日（Cluj）2。二十年前，当她担任《女孩之泪（Tears of a girl）》的主角时，几乎就已经达到了职业的顶峰，该电影代表罗马尼亚参加了戛纳电影节，并且获得了一个奖项的提名。露易丝解释说，她同意担任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的股东是因为这家公司可能会给她报酬。她说：“至少能够支付我的电话费，每个月我的电话费都不止35美元”。

露易丝招聘了两个同样的创始人加入这个新兴的投机市场：一位IT工作者和他的伴侣，一位护士，这位护士同她的母亲住在一间狭小的公寓里。同露易丝一样，他们也都是极其贫困。

第四个股东就是泽夫·戈登，莫基列维奇的特拉维夫律师，也是个明显很奇怪的人。他在这里干吗呢？这个公司里的每个人都是干吗呢？该公司的注册资金只有12，000美元，并且在卡萨布迪的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戈登告诉我说：‘我只是接受了一位乌克兰商人，德米特里·菲尔塔什（Dimitri Firtash）的邀请，代他充当股东。这是一种服务，仅此而已。”

他当然给菲尔塔什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在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运营的第一年，它就从一个只有12，000美元的公司发展成为一个营业额高达20亿美元的公司，税前利润高达1.8亿美元。还不错，是吧？

但是，接着公司的CEO，安德拉斯·科诺普（Andras Knopp），共产党执政期间匈牙利的前教育部长，其最近一份工作是德国大烟草公司雷斯马公司（Reemtsma）驻莫斯科的高级代表。在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获得巨大成功之后，科诺普接受了一次采访，他坦白说：“严格地讲，股东是三个罗马尼亚人和一个以色列人，但是真正的主人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和乌克兰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Naftohaz Ukrainy），NAK）。”他暗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天然气公司在12月31日之前没有收到在匈牙利注册公司所必须的文件，这是新公司在匈牙利获取合法海外身份资格的最后截至日期（可以极大地减免纳税义务）。作为替代办法，为了获得减税优惠，不知情的三名特兰西瓦尼亚人和泽夫·戈登被空降到了该公司，作为公司成立初期的中间人。

这种解释似乎十分合情合理——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直到2005年的税率都仅仅为3%，而不是18%，这一年正好是它的两份合同到期的时间：一份是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另一份是同乌克兰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合同是关于从土库曼斯坦（里海地区最为可怕的独裁国家）经过俄罗斯和乌克兰运送天然气到西欧的各国。合法避税——说得很对。

但是为什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乌克兰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断然否认了与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的隶属关系呢？乌克兰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公开声称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只是他们的“承包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也回应称是乌克兰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选择的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但是，这一业务他们自己毫不费力就可以完成，为什么他们还要找一个承包商呢？为什么他们要拒绝能够给自己或者股东带来收益的业务，而是通过匈牙利的一个小村庄的空头公司来操作呢？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是一个庞然大物，其年营业额高达300亿美元，几乎占到了全球天然气产量的三分之一，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8%，几乎是俄罗斯总税收的四分之一。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逐渐成为——并且非常可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最有影响力的能源公司（如果还没有成为的话）。在前苏联垮台前，苏联天然气工业部的部长是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后来被任命为俄罗斯的总理，他在1989年把苏联巨大的天然气资源的所有权全都集中到了一家国有公司。四年后，这家公司被私有化。它有效地垄断了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系统。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或者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只要想运往西欧的市场就必须经过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管道，这就给俄罗斯提供了一个巨大杠杆可以左右其竞争对手。近几年来，它已经成了俄罗斯外交战略中?个冷酷无情的工具，对前苏联的一些共和国如格鲁吉亚施加压力，甚至也对其最大的客户西欧地区。

那么，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给另外一家表面上和它没有关系的公司出钱，用来运送其自身的天然气，而且还是通过它自己的管道，这是为什么呢？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借贷给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7000万美元，并且为它提供担保从银行借到了2.27亿美元的商业贷款。无论怎么说，这似乎都没有道理啊——也许，除非那些陌生人都是伪装的好朋友。

2000年，当弗拉基米尔·普京成功替代鲍里斯·叶利钦成为俄罗斯的总统时，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人数虽少，但是却敢直言不讳的私人投资股东们的耐性正在减弱。最使他们恼火的是一个位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的神秘海外公司的影响正在增加，这家公司就是伊特拉国际能源公司（Itera International Energy Corporation）。

最为顽固的私人投资者就是威廉·F·白劳德（William F. Browder），美国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人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先生的孙子。白劳德的公司，静寺资产管理公司（Hermitage Investment），也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有投资，并且他想知道为什么这个能源巨人要把价值几十亿美元的业务承包给伊特拉公司，而其自身就能很好地完成这些业务。利用公开的文件资料，他研究两个公司之间不同寻常的支付方式。他发现公司的高层人士在组织巨大的转移活动——并且，不仅仅是沿着运输管线的人。白劳德说：“这些人十分傲慢自大，以至于根本都不加掩饰。但是，这对我们却很有利，因为这让我们能够画出一幅精确的图片。”

伊特拉公司其中一项最为赚钱的合同每年能给他们带来1.2亿美元的利润，该合同是从土库曼斯坦的气田向乌克兰运送天然气的。但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小股东，如比尔·白劳德（Bill Browder），想知道为什么他们被剥夺了这些红利。再者，也没有人知道是谁从这些利润中获益。

普京总统一执掌政权，就向人们显示了他不打算容忍这些窃取行为，并且他选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作为靶子，开始下手。普京迅速履行自己的承诺，撤换了该公司声誉不佳的CEO，让他在圣彼得堡克格勃的朋友出任，他的动作让许多人都大吃一惊。

伊特拉充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宠儿的日子屈指可数。在2003年年初，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宣布，不再同它续签合同，尤其是从土库曼斯坦到乌克兰的天然气运送合同。该公司的副董事长厉声谴责：“为什么伊特拉公司要利用俄罗斯天然气公司的设施获取超额利润呢？”他继续称，今后公司要自己经营运送业务。

4.散布谣言 （4）

只可惜它并没有这么做。

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即将履行其公开的承诺，实行透明化和规范业务之前两个月时，它的老板们同微不足道的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签署了秘密的协议，这是该公司在匈牙利注册后的第二天。同样的，其合作公司，乌克兰国有天然气公司也同这家新公司签署了协议，授权这家新成立的公司独家经营从土库曼斯坦经乌克兰向西欧地区运送天然气的业务。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同许多国家的影子公司建立了奇特的关系，这些公司来自塞浦路斯、土库曼斯坦、摩尔多瓦、塞舌尔、法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地方。总部位于巴黎的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内部备忘录称，这些公司和机构可能同西蒙·莫基列维奇有牵连。

自从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被公开曝光之后，西方的记者和警察就开始穷追不舍，希望能够找到莫基列维奇可能同这一丑闻有牵连的确凿证据。罗马·库普钦思科（Roman Kupchinsky），自由欧洲广播电台（Radio Free Europe）负责报道有组织犯罪新闻的记者，经过坚持不懈地努力，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他公布了俄罗斯打击有组织犯罪机构副局长的一封信，信中明确地将安德拉斯·科诺普同莫基列维奇联系在了一起，指责他们参与了香烟走私贸易。然而，几周后，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通过俄罗斯的法官发表了一封宣誓书，声称那封信是伪造的。这一指控立即失败了。

从两个方面来看，无论是否能够找到莫基列维奇与此案有关的证据都无关紧要。首先，巨额资金流入一个所有权完全模糊不清的公司，这样的公司从一开始都不应该获得合同。第二，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每年的营业额高达20亿美元——并且这些账目没有受到适当的监管，各种各样的资金都可以进入该公司，很多都不一定同乌克兰天然气贸易有关。如果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就是一个巨大的洗钱机器的话，没有人会知道的。由于该公司失去了土库曼斯坦——乌克兰的合同，它的作用也就随之消失了，而被另一家不必要的中介公司所替代了，这就是俄乌能源公司（RosUkrEnergo），也是由德米特里·菲尔塔什部分拥有，据泽夫·戈登解释说，此人正是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的幕后主人。

为了让这一有悖常理的商业运作取得成功，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无论它代表谁）都需要获得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乌克兰国有天然气公司领导层的绝对支持。同时，它也需要获得俄罗斯政府和乌克兰政府的双重保护（并且间接地受到了土库曼斯坦独裁者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Saparmurat Niyazov）的保护，这位臭名昭著、自负的总统现在已经病故，他的极度贪婪也是这一丑闻背后的主要动机之一），因为这两大天然气巨头的能源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的丑闻仍然神秘莫测，无法查清。究竟是谁谋划的这一切，注定要石沉大海的。很难确定这是严重的腐败还是仅仅是犯罪，或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究竟如何界定。不过，这一丑闻也肯定地说明，如果一个垄断机构能够说服一个大国，获取它的默许或者合作，那么它就已经找到了进入阿拉丁山洞的1秘密暗号。如果没有得到政府支持的话，任何犯罪分子都不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反之亦然，如果一位黑帮老大失去了政府的支持，那就会不堪一击。2008年1月，莫基列维奇也亲身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时他在莫斯科市中心被毫不客气地逮捕了。因为避税，他被监禁了几个月。然而，在俄罗斯和美国，有大量的推测称莫基列维奇的突然垮台是同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政治有关。多数的评论家认为，天然气巨头莫基列维奇是克里姆林宫强硬派“西罗维基”(Siloviki)2支持者。他们认为一旦弗拉基米尔·普京任命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的前董事长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imitry Medvedev)作为他的继任者，那么莫基列维奇和他那些缺乏透明度的商业活动就会成为首要的打击目标。其他一些同莫基列维奇一样榜上有名的重要人物在他被捕前后都被收拾了。

这一事件的影响，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实际意义都不应该被低估。在20世纪90年代，寡头和黑帮分子完全控制了克里姆林宫。在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时代，他有条不紊地利用公众对这些人的憎恨来收拾他们，以加强他的总统地位，情况完全逆转：现在是寡头和黑帮分子的利益要受到国家利益的制约。但是普京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继续打击这些犯罪分子或者清除腐败的规则。相反，他们比以前更为兴盛，但是现在都受到了更加严密的控制。当然，经常是很难说清究竟是谁在操纵局势——好比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2000年的冬天很晚才来到乌克兰的中部地区。如果像往常一样，在11月初就下雪的话，那么塔拉什察（Tarashcha）镇附近肥沃的田野和茂密的森林就会被大雪所覆盖，山毛榉木林边一堆新鲜泥土中伸出的手臂也就不会被发现了。当时，两位当地人正在返回他们村庄的路上，突然发现到了一只手臂，他们立即报告了警方。

当地的一位法医认定受害者在死前曾经遭受过毒打。然而，很难确认他的腿上没有皮是怎么回事，也可能是毒打造成的，也可能是埋在这里后被动物咬的。尽管如此，法医在验尸报告中称，“皮肤被剥露出的腿部肌肉就像是被解剖过一样，很有可能是人工所为。”

尸体上有黑帮杀戮的标志。死者的身份也很难确认，因为头部不见了，但是当法医接到基辅的命令后，案情变得更加复杂了，因为上级命令不要将尸体运往90英里外的首都。他抗议说塔拉什察没有冷冻设备，但是乌克兰内政部坚持要把尸体留在当地。紧接着乌克兰的首席法医亲临当地，从尸体上取走了一些器官，然后命令当地的法医将尸体处理掉。

直到现在，塔拉什察的法医才明白他所遇到的案子十分敏感，这并不是黑帮之间的杀戮：牵涉到了更高职务的人。从这种情况来看，乌克兰政府本身就是黑社会组织。负责有组织犯罪和腐败问题调查委员会的国会议员，赫里霍利·奥梅利琴科（Hryhory Omelchenko），曾经在乌克兰议会发表演讲，声称该国的黑手党头目不是别人正是总统本人，列昴尼德·库奇马（Leonid Kuchma）。作为工业重镇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南方机械厂（Yuzhmash）的前老板，库奇马是一位著名的“红色主任式（red director）”的领导——也就是说，一位为了生活而工作的共产党员，而不是那些为了向上爬升而入党的投机分子。基辅的西方各国外交官们都希望库奇马的年轻和活力能够把乌克兰从毫无生气之中解脱出来，摆脱其前任第一位非共产党领导人列昴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的执政特色，而此人实际上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同其他人一样，这些西方的外交人员也犯了个很大的错误。

奥梅利琴科，这位斗志昂扬、令人钦佩、留着八字胡的议员，在国会简明扼要地陈述了他的观点。他说：“正是在这一时期，政府变成了一个犯罪的政治黑手党。在库奇马的控制下，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都在寻求获取绝对的权力，把国家变成一个专制的独裁政府，从而利用权力为库奇马的家人以及他身边的寡头获取无尽的财富。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和他的身边的人不害怕采用任何方式，包括最肮脏的方式，甚至采用最残暴的人身攻击。”

同多数的乌克兰人一样，塔拉察什的地方法医完全了解自己所居住的这个毫无法治可言的国家。因此，他要鼓起极大的勇气才能违抗基辅的命令。但是，他确实这样做了：他甚至把尸体保留了下来，尽管他没有冷冻设备，尸体很快就开始腐烂。过来一段时间后，他的压力得到了缓解，一群记者从从基辅找到了他。他们告诉他，这具尸体的主人是乔治尼·贡嘠兹（Georgi Gongadze），一位33岁的调查记者，两个月前失踪了。

4.散布谣言 （5）

乔治尼·贡嘠兹拥有一半的乌克兰血统和一半的格鲁吉亚血统，通过其调查文章，开始揭露库奇马政府的贪污腐败丑闻。慢慢地，事情逐渐水落石出，乌克兰政府已经抢夺了司法、警察、军队、秘密安全部门和工业部门——总之，这个中央机制的国家——成了一些地区党派联盟收敛财富和权力的重要助手。当然，就像其他的“家族”集团一样，也常常有出局的，并且这一体制确实在2007年12月被击垮了，当时库奇马的前盟友，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和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领导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颠覆了贪赃枉法，腐败透顶的政府，重新把法治树立为政府的指导思想。

但是到那时为止，乌克兰的经历并不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在叶利钦统治下的俄罗斯，当寡头们对克里姆林宫的影响最大之时，在政治和经济进程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距离，更不要说个人的野心了。但是在千年之交的乌克兰，寡头和政府成了一体，通过超级胶水&shy;——独立后的情报机构（SBU）融合在了一起，但是有时候，这种超级胶水的粘合性并不像其主人所希望的那样极其坚固。

2002年10月30日，尼古拉·梅利尼琴科（Mykola Melnychenko）真是太幸运了，因为情报机构竟然休息，这真是太罕见了，当时，他正好在申请出国旅游的护照。也许是因为那些官员们正忙着思考到哪里处理乔治尼·贡嘠兹的尸体。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也就是在记者的尸体被发现的那一天，乌克兰内政部给梅利尼琴科颁发了护照，不久之后，他就申请到了捷克共和国的签证，三周后他和他的家人就离开这里前往捷克共和国。

情报机构应该对梅利尼琴科的意图更加关注。在他收到护照前一个星期，他刚刚从情报机构辞职，他曾经是这里的总统护卫，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十分接近库奇马或者就是在他左右。在之前的12个月里，梅利尼琴科少校一直在秘密窃听总统办公室的谈话，并且录下了库奇马和他主要的高级官员之间的对话。他们讨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讨厌的乔治尼·贡嘠兹）。当梅利尼琴科经过华沙前往捷克共和国时，他的行李中包括1000小时的数码录音记录。库奇马和他的朋友听到这些东西肯定会非常不安的。

奇怪的是，当梅利尼琴科公布了几个小时的录音资料后，这位前总统立即承认说，确实是他的声音。但是库奇马坚持说有人或者某些机构篡改了谈话内容，或者是断章取义地摘取了一部分。库奇马拒绝议会调查录音带一案，但是却委托克罗尔安全咨询公司（Kroll Inc）对贡嘠兹的死亡展开独立的调查。

克罗尔公司的报告称，它可以证明这些录音资料是被篡改的。但是记者们和梅利尼琴科一致反驳这份报告，指责对录音资料的关键技术判断失误。美国联邦调查局支持梅利尼琴科——这些录音资料是真实的。

这些录音资料十分具有爆炸性，双方都动员了强大的盟友就其真实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不过，所有人都认可了库奇马的坦白，这声音确实是他的。比内容更有启发的是库奇马和其同事的语言风格（就像最普通的谈话，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因此听起来有些不连贯）

虽然多少有些文化的不同，但是我们听起来有点像是《盗亦有道》（Goodfellas）或者《黑道家族（The Sopranos）》中的一段。库奇马并不是第一位在录音中使用脏话的总统，但是同他相比，那理查德·尼克松听起来就像是一家瑞士女子精修学校（Swiss finishing school）的校长了。

库奇马（打电话中）：听着，现在他们只是给我看看报纸。垃圾——报上写的全都是一派胡言。嗯，赫里霍利·奥梅利琴科还在报上写文章。（停顿）。嗯，你在瞎扯什么？呃，不行，不行，9月15日，他又出版了一期报纸。（停顿）……《自由报（Svoboda）》(一份报纸)，这堆臭狗屎还在出版……上面还有讽刺画，并且完全是侮辱，在总统头上拉屎。（停顿）因此请尤利娅（季莫申科——后来的橙色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我X！你们邀请尤利娅，并且问她：“亲爱的，你在胡说什么呢，婊子？你想让我们把屎从你身上弄走或者是别的什么呢？”你可以加一句：“你们为什么要资助奥梅利琴科？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你都不知道你工作的本质是什么？世界其他各国的事情都是怎么做的？因此，如果他们他妈的一点都不害怕你的话，那就X你妈。嗯，你干嘛这样啊？为什么你要害怕？他们害怕我们的特工……是我任命的你……

关于贡嘠兹一事——库奇马也许并没有下令谋杀他，但是你肯定能够发现是电话另一头的不知名的人帮他把这位讨厌的记者除掉了。

库奇马：……《乌克兰真理报》（Ukrainska Pravda），嗯，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厚颜无耻，杂种，狗屎。格鲁吉亚人?格鲁吉亚人，贱人。

不明身份之?：贡嘠兹？

库奇马：贡嘠兹。嗯，谁会资助他呢？……

不明身份之人：嗯，他常常和那个（议员）毛罗茨（Moroz）搅和在一块儿，还有那份报纸《Hrani》。

库奇马：也许，送他上法庭。哼，人民的议员。让那些律师送他上法庭。这要有人告发，对吧？真是狗屎……还有点限制，狗娘养的，呸……把他赶出去，这个婊子，把他赶到格鲁吉亚去，把他妈的扔到那里去。

不明身份之人：把他驱逐到格鲁吉亚，把他扔到那里去。

库奇马：车臣人需要先利用他，然后再把他抛弃的。

谈话的风格揭示了他的个人野心，他十分蔑视政府机构，只是用这些制度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库奇马和他的朋友霸占了政府，他们收敛的权力和财富恐怕远远超出了乌克兰5000万人民的想象。对于库奇马和他的朋友们来说，政府仅仅是帮助他们获取权力和财富的工具。但是，也不足为奇，这给整个国家造成了长期的严重问题。为了在世界市场上参与竞争，乌克兰需要同俄罗斯（首先）建立良好的关系，并且也要同欧盟、美国和中国（这是其大量钢材和其他原材料的销售地）处好关系。然而，原始的家族制政府天生就不稳定。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小企业家阶层的兴起，而这确实是过渡时期一个国家经济多元化和灵活发展的关键因素。就乌克兰而言，贪婪、无能和寡头之间的斗争最终会激化，即使不会导致彻底的崩溃，那么也会导致政权的更迭。

贡嘠兹被谋杀和梅利尼琴科的录音加快了库奇马政权的倒台。但是，现在就断言乌克兰的新统治者能够成功地让民主和制度在这里生根发芽还为时过早。在橙色革命之后不到一年，新政府就垮台了，因为革命领导人之间互相指责，闹得不可开交，而这次革命的目的本应是清除这个黑手党的政府。同时，那也寡头们也开始东山再起，为他们的财产和影响免遭侵犯而战斗。确实，一些西方的情报官员声称，证据越来越多，打算调查欧洲天然气运送公司的决定导致了尤利娅·季莫申科政府的垮台。

有组织犯罪集团已经在乌克兰扎下根，并且在远离基辅以外的地方，国内和国际所关注的一些热点地区，大犯罪分子的利益继续处于统治地位。亨利·希尔（Henry Hill），《盗亦有道》中的主要人物回忆说，其他的犯罪集团开始积累财富的时候正是纽约的美国东部海岸最大入境港口之一开始投入使用之时。“当他们在艾德威尔德（Idlewildj）建立了机场之后，现金就开始滚滚而来，”这是肯尼迪国际机场原来的名字。嗯，当共产主义崩溃时，乌克兰一个古老的港口，敖德萨也突然开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