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第1节：亲属手足情拒绝后门——丁文江与丁文渊

- 第2节：冷却的手足情——鲁迅与周作人

- 第3节：光耀史册的黎氏兄弟——黎锦熙与黎锦晖(1)

- 第4节：光耀史册的黎氏兄弟——黎锦熙与黎锦晖(2)

- 第5节：光耀史册的黎氏兄弟——黎锦熙与黎锦晖(3)

- 第6节：未了的姑侄情——汪静之与曹诚英

- 第7节：子承父业的小说家——陈蝶仙与陈小蝶

- 第8节：仕途蹭蹬结金銮——李鸿章与张佩纶

- 第9节：我国儿童电影的代表——郑正秋与郑小秋

- 第10节：无可挽回的遗憾——陈歌辛与陈钢

- 第11节：伦敦大学的校友——伍光建与伍蠡甫(1)

- 第12节：伦敦大学的校友——伍光建与伍蠡甫(2)

- 第13节：对女儿“无为而治”——杨荫杭与杨绛(1)

- 第14节：对女儿“无为而治”——杨荫杭与杨绛(2)

- 第15节：斗争前沿的“父子兵”——闻一多与闻立鹤

- 第16节：婚恋灵犀相通的知己——丁玲与冯雪峰

- 第17节：夫唱妇随的恩爱夫妻——梁启超与李惠仙

- 第18节：“发乎情，止乎理”——梁启超与何蕙珍

- 第19节：“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胡适与韦莲司

- 第20节：牵心动魄的爱——胡适与曹诚英

- 第21节：擦出爱的火花——胡适与徐芳

- 第22节：未能如愿的闺中密友——胡适与洛维茨

- 第23节：偶然邂逅的恋情——梁实秋与韩菁清

- 第24节：母亲包办的婚姻——鲁迅与朱安

- 第25节：单恋的悲哀——吴宓与毛彦文

- 第26节：“又爱又恨”的“怨偶”——梁宗岱与沉樱

- 第27节：“你是我的感情归宿”——胡风与梅志

- 第28节：闪电婚姻不久长——郁达夫与王映霞

- 第29节：延续了姐姐的“情”——郭沫若与于立群

- 第30节：“佩玉锵锵，洵美且都”——邵洵美与盛佩玉

- 第31节：表兄妹结为连理——罗烽与白朗

- 第32节：没有真爱的结合——徐志摩与张幼仪

- 第33节：身陷囹圄，夫妻离散——谢冰莹与符号

- 第34节：婚礼上咬破手指写血书——谢冰莹与贾伊箴

- 第35节：一枚胸针定了情——萧乾与文洁若

- 第36节：心存感激，以身相许——杜月笙与孟小冬

- 第37节：亡命私奔的同居——徐悲鸿与蒋碧微

- 第38节：“大慈大悲”的心迹——徐悲鸿与孙多慈

- 第39节：“约法三章”定情缘——老舍与胡絜青

- 第40节：奉父母之命的“娃娃亲”——茅盾和孔德沚

- 第41节：没有亲自保存的合影——茅盾与秦德君

- 第42节：相濡以沫的夫妻——巴金与萧珊

- 第43节：暗礁潜伏的爱情之旅——曹禺与郑秀(1)

- 第44节：暗礁潜伏的爱情之旅——曹禺与郑秀(2)

- 第45节：“更知何日重逢君”——石评梅与高君宇

- 第46节：完美婚姻秘诀：“给”与“受”——林语堂与廖翠凤

- 第47节：“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卞之琳与张充和

- 第48节：同舟共济的伴侣——李金发与梁智因

- 第49节：同事一夫的历史遗迹——马寅初与张桂君和王仲贞

- 第50节：情书铺就百年之好——罗家伦与张维桢

- 第51节：“秋风”与“萧萧叶”的默契——朱生豪与宋清如

- 第52节：夫唱妇随，其乐融融——张友鸾与崔伯萍

- 第53节：“秋迟”铭刻心头遗憾——张大千与李秋君

- 第54节：如胶似漆的忘年恋——刘海粟与成家和

- 第55节：爱，要道合，还要志同——李苦禅与凌嵋琳

- 第56节：“我的事，我做主”——徐迟与陈松

- 第57节：覆水难收的婚姻悲剧——叶浅予与罗彩云和梁白波

- 第58节：义演中迸发出爱的火花——叶浅予与戴爱莲

- 第59节：“人天无据，灵会难期”——费孝通与王同惠

- 第60节：苦命鸳鸯成眷属——鲁藜与刘西颖

- 第61节：伴山伴海的情谊——冯亦代与黄宗英

- 第62节：颠沛流离中的伴侣——萧红与端木蕻良

- 第63节：父亲认可了他们的恋爱——钱钟书与杨绛

- 第64节：友朋为公义不徇私情——丁文江与胡适

- 第65节：偶像的坍塌——梁漱溟与章士钊

- 第66节：弥留之际的友情——萧红与骆宾基

- 第67节：情绝于利——林语堂与赛珍珠

- 第68节：志趣道不同的同乡同龄人——陶行知与胡适

- 第69节：为抗日组建“老子军”——张一与李根源

- 第70节：“始终不渝的朋友”——巴金与萧乾

- 第71节：“实秋最像一朵花”——冰心与梁实秋

- 第72节：反对派里的同情者——梅兰芳与胡适

- 第73节：艺术无国界——梅兰芳与泰戈尔

- 第74节：志趣相投——梅兰芳与张謇

- 第75节：戏观一致——程砚秋与徐悲鸿

- 第76节：工作中结成挚友——程砚秋与吴祖光

- 第77节：胡适——张学良

- 第78节：合说相声演“帽戏”——梁实秋与老舍

- 第79节：附庸风雅的黑老大——章太炎与杜月笙

- 第80节：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友情——彭真与萧军

- 第81节：相交相忆五十年——曹聚仁与周作人

- 第82节：雪中送炭的情谊——老舍与赵家璧

- 第83节：他们一起编教材——沈从文与杨振声

- 第84节：落魄时的忘年交——陈独秀与台静农

- 第85节：友谊之路不平坦——陈砚秋与俞振飞

- 第86节：“爬翁”启发他写小说——鲁迅与钱玄同

- 第87节：同声相应的作家——鲁迅与茅盾

- 第88节：胡适爱才，一厢情愿——翁文灏与胡适

- 第89节：是挚友，也是诤友——洪深与郑正秋

- 第90节：“和稀泥”的朋友——赵清阁与沉樱

- 第91节：有朋自爱俪园来——柯灵与李恩绩

- 第92节：难得的知己——马叙伦与章太炎(1)

- 第93节：难得的知己——马叙伦与章太炎(2)

- 第94节：师生“实在只有先生一人”——章太炎与周作人

- 第95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作人与俞平伯

- 第96节：“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与冯友兰

- 第97节：两度求师——吕凤子与徐悲鸿

- 第98节：心有灵犀一点通——胡适与吴景超

- 第99节：师生、朋友和论敌——胡适与瞿秋白

- 第100节：是师生，也是同仁——胡适与废名

- 第101节：注意分寸的交往——鲁迅与马珏

- 第102节：先生鼓励她写作——鲁迅与陈学昭

- 第103节：道不同而与之相谋——鲁迅与废名(1)

- 第104节：道不同而与之相谋——鲁迅与废名(2)

- 第105节：拳拳难忘的师生情——郁达夫与刘大杰

- 第106节：培养了我国第一个女编剧——洪深与赵清阁

- 第107节：受到无辜的株连——胡风与绿原

- 第108节：给老师当红娘——丁玲与瞿秋白

- 第109节：拜师学诗——苏曼殊与章太炎

- 第110节：不骂不相识——章太炎与黄侃

第1节：亲属手足情拒绝后门——丁文江与丁文渊

亲属

亲属手足情拒绝后门——丁文江与丁文渊

丁文江26岁那年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在上海教书，从此他开始取得个人收入，并立即担负起赡养父母和教育兄弟的义务。他的四弟丁文渊正在德国留学，经济完全靠他负担。

丁文渊先是在瑞士楚里西大学，后来到德国学医。在瑞士的时候，丁文江的同学好友曹梁厦先生任留欧学生监督处的秘书，主动对丁文渊说：“令兄不是有钱的人，不应当让他独自担负你的学费。照你的学历，你可以申请官费。现在教育部和江苏省的官费都有空额，你不妨写信给文江，要他设法给你办官费。他和留学生监督沈步洲、教育部次长袁希涛、高等教育司司长秦汾都是老朋友，你又具备资格，你申请一定会被核准的。”丁文渊深知哥哥担负他留学经费的困难，故把曹先生的好意致信其兄丁文江，要他去设法办理官费留学。

然而丁文江却回信告诉四弟说：“照你的学历和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当然有资格去申请。不过你应当知道，在中国，比你更聪明、更用功、更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他们就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能替他们担负学费，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他们有请求官费的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应当细细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为此事费心。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的事，你只要安心用功读书就行了。”

亲情厚谊成美谈——冯友兰与冯沅君

1915年，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同时还兼听文学系名教授黄侃的课。冯友兰喜欢诗词，放假回到家里还经常诵诗读文，这引起了辍学在家的小妹沅君的兴趣，就请求大哥教她。冯友兰就学着黄侃先生的样子，选写诗文，给她讲，教她念。小妹沅君绝顶聪明，一个暑假下来，她已经不但会讲、会念，而且还会写出像六朝小赋那样的小品文。待到第二年暑假回家，大哥发现小妹的学问更是大有长进。这时，正逢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招生，沅君听说后坚决要去报考，她对母亲表示：因上学用钱，将来出嫁的时候不要嫁妆。结果，冯沅君到了北京果然考上了，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道路。冯沅君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考进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后来又到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博士，成为中国第一个女研究生和第一个巴黎大学文学院的女博士。冯沅君是20世纪初最早从事文学创作的女作家之一，与丁玲、凌叔华、苏雪林齐名，后专门搞学术研究和教学。

冯友兰、冯景兰、冯沅君兄妹三人感情甚笃，互相尊重、互相牵挂。冯沅君从北大国学研究所毕业后，河南中州大学曾邀请她去任教。当时冯友兰已经在中州大学担任教席，从教课的效果看，小妹的文学要远比大哥的哲学讲得精彩。为了体谅大哥的处境，免使大哥面临尴尬，小妹毅然拒绝了中州大学的聘请。冯沅君留学归国后同丈夫陆侃如一直在山东大学任教。1973年冯沅君不幸罹患结肠癌，大哥冯友兰闻讯后心急如焚，四处寻医问药，并派子女宗璞、钟越赴济南探视。冯沅君不幸去世后，由作家、冯沅君的侄女冯宗璞起草唁电，最后由冯友兰、冯景兰兄弟定稿。冯沅君去世10周年，冯友兰为此写了一篇题为《忆沅君幼年轶事》的纪念文章，无限深情地忆及小妹幼年的往事，寄托哀思。

第2节：冷却的手足情——鲁迅与周作人

冷却的手足情——鲁迅与周作人

鲁迅本名周树人，与周作人、周建人是同胞兄弟。1919年2月，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了一所大四合院，将母亲接来，与周氏兄弟三人同住。当时，鲁迅的母亲年迈，夫人朱安不识字，鲁迅就提出由周作人的日本籍妻子羽太信子管理家务。鲁迅作为大哥，就主动将每月收入，除留些零用钱外，都如数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这种安排本来是出于对羽太信子的信任，可是她一朝权在手，便变得肆无忌惮起来。她花钱大手大脚，讲排场，摆阔气，丝毫不考虑这些钱是大哥的血汗钱。因而鲁迅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

周建人是经羽太信子搭桥，与她的妹妹结婚的。因为有着这层关系，羽太信子将自己的妹妹和妹夫当佣人一样对待，指使他们干这个干那个。鲁迅知道周建人老实，不甘心他在这个家里受人支配，就给蔡元培写信，请求帮助给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找个职位。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

羽太信子变相挤走了周建人还不满足，她还想独占这所四合院。于是就设定阴谋向鲁迅开刀了。1922年7月的一天，羽太信子又哭又闹地对周作人说，鲁迅从后窗户偷看她洗浴！周作人本来就是对羽太信子言听计从，唯唯诺诺，听到她的诉说，也不细问根究，就气呼呼地给鲁迅写了封信，信中写道：“以后你不要到后院来！”鲁迅接到此信十分诧异，亲兄弟在前后院住，怎么忽然写起信来了？他就想问个明白，可是周作人却拒绝与他见面，更不用说弄明白原委了。无奈，鲁迅一家就搬出了八道湾，鲁迅的母亲也跟着他一家去住。这样，羽太信子就独霸了八道湾这所四合院，达到了她的罪恶目的。其实，羽太信子诬蔑鲁迅偷看她洗浴，完全是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的陷害，八道湾后院的房屋，北窗户很高，外有泄水沟，沟外还栽种着花卉，是根本无法靠近窗户往屋里看的。江阴的“刘氏三杰”——刘半农与刘天华和刘北茂

被誉为“江阴刘氏三杰”的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三兄弟，是我国的现代文化名人。他们是江苏江阴澄江镇人。“刘氏三杰”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城镇居民家庭。他们的祖父英年早逝，祖母夏氏很年轻时就守寡。自己孤单一人，就从丈夫的堂兄膝下过继了一个男孩，取名刘宝珊。以自家微薄的财力培养他读书识字。几年后的一个冬天，夏氏外出时，忽然听到河边有婴儿啼哭，她觉得很蹊跷，到河边一看，原来是包裹得很严实的一个女弃婴在啼哭。看样子出生也不过一个月左右，就抱回家抚养。这个女婴长大后，就成了刘宝珊的童养媳。又过了几年母亲给他们圆了房，刘宝珊夫妇先后生养了三个儿子，长大后都成为教授级的名人——刘氏三兄弟。

大哥刘半农生于1891年，本名刘寿彭，后更名刘复，字半农，号曲庵。12岁开始读小学，15岁进入常州中学读初中和高中。学习勤奋，爱好文学，造诣很深。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停办，他中断学业，参加军队作文牍工作。第二年来到上海，担任《中华时报》和中华书局编辑，并开始为《青年》（即《新青年》的前身）写稿，因此受到陈独秀的重视。陈独秀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后，于1917年举荐刘半农为北大预科教授，并成为《新青年》的编辑之一。在教学之余，他积极投入新文化运动，发表了很多批判旧礼教、旧文学的文章，同时也创作了一些白话诗。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做了很多工作。但因为他没有高深的学历（差一年没有高中毕业），被胡适等人看不起，处处与他为难。为此，他于1920年赴欧洲留学。1925年他获得了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继续担任北大国文系教授。刘半农是个多才多艺的学者，他的白话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开创了白话诗的新流派；他的《汉语字声实验录》是我国现代汉语语言学的奠基之作，曾荣获康士坦丁语言学大奖。他是我国第一个获此国际殊荣的语言学家。另外，他还在摄影、戏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1934年他准备按着法国语音地图的方式，编一套《中国方言地图》。6月份他与白涤洲、沈仲章等人带着语音仪器，到包头、百灵庙等地考察方言。不料在返回途中染上回归热，病故于北平协和医院。

刘天华是刘氏老二，生于1895年，自幼喜欢音乐，1909年考入常州中学，被选进校军乐队，开始接触到军乐和乐器。辛亥革命爆发后，常州中学停办，他回到江阴。为维持生计，他曾在中学当音乐教员。1915年父亲去世，他自己又患病在家，花两毛钱买了把二胡，自学二胡，创作了二胡曲《病中吟》。第二年他被聘为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音乐教员。此时他对民间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向民间艺人学习二胡、琵琶和古琴，还到处寻访民间艺人采集民间音乐，获得了很扎实的积累。

1922年刘天华被聘为北大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培养了很多有才华的学生。1930年梅兰芳应邀赴美国演出前，为了准备出国演出音乐资料，经京剧编剧齐如山介绍，梅兰芳请他帮助记录京剧音乐曲牌。他用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将梅兰芳的京剧唱腔以五线谱的形式记录下来，印制成书，以便带到美国散发。这本《梅兰芳戏曲谱》在美国很受欢迎，美国音乐界开始认识刘天华，随即邀请他访美。为了准备访美事宜，他累病了，不幸染上猩红热而不治，于1932年6月8日去世，年仅38岁。

刘天华是我国第一个用西方五线谱记录整理“国乐”的音乐家，他大胆借鉴西方音乐，改进、提高民族音乐，创作了很多首脍炙人口的二胡曲，如《病中吟》、《良宵》、《空山鸟语》、《光明行》等不朽的二胡曲，使他成为我国二胡学派的奠基人。他还是民族乐器的革新者，对传统的二胡和琵琶都进行了技术改进，扩展了音律，拓宽了表现领域，为这两种古老的民族乐器赋予了新鲜生命。

三弟刘北茂，原名寿慈，字寿元，生于1903年，是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他从小喜欢音乐，特别是在两位兄长的影响下，在读中学时就掌握了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技巧。

192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燕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先后在暨南大学、北京大学等大学任教。北平沦陷后，他拒绝日伪政权的高薪聘请，毅然放弃英语教学，到重庆国立音乐学院教音乐。由此，他开始转入音乐事业，决心继承和发扬二哥刘天华的“改进国乐”的遗愿，献身于国乐的改进、提高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和安徽师大教授。到晚年，双腿瘫痪，于1981年与世长辞。他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首二胡曲，像《汉江潮》、《小花鼓》、《流芳曲》等二胡独奏曲，都成为广为流传的代表作。他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位多产的作曲家，是刘天华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和发展者，被誉为“民族音乐大师”。

第3节：光耀史册的黎氏兄弟——黎锦熙与黎锦晖(1)

光耀史册的黎氏兄弟——黎锦熙与黎锦晖

湖南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古往今来，涌现出很多杰出人才。单就湖南湘潭县的石潭坝乡长塘村来说，就有一个书香门第——黎氏家族，膝下的八个孙儿个个都有出息，都是在现代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人物。

黎家的祖父黎葆堂，是举人出身。他的儿子黎松安是秀才出身。黎松安和他的妻子黄赓，生了八个儿子：老大黎锦熙，老二黎锦晖，老三黎锦曜，老四黎锦纾，老五黎锦炯，老六黎锦明，老七黎锦光，老八黎锦扬，被称为“黎氏八骏”。

黎松安是个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为了让这些儿子得到很好的教育，他辞官不做，回到家乡办起了一个新型学校——长塘杉溪学校。这个学校不只是讲授《四书》、《五经》，还传授算学、格致、博物、音乐和美术等新型课程。黎氏八个兄弟在这所新型学校里，接受了很多新知识、新学问，也培养了他们独立思考的进取精神。这就为他们卓有贡献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哥黎锦熙，字劭西，号鹏庵，生于1890年，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1911年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毕业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1915年被聘为教育部教科书编员，到北京任职。从1920年开始在大学任教，先后在北京女子师大、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大等校担任国文系教授、主任等职。

黎锦熙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师。北平解放后，毛泽东从西柏坡来到北平，听说黎锦熙还在北京师大任教，十分高兴，就驱车到和平门外的北京师大去看望老师。他们相别30年，今日相见，都很激动。这天中午，毛泽东自掏腰包让工作人员叫来了两桌酒席，款待老师和几位知名教授。此后，毛泽东还邀请黎锦熙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议由黎锦熙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七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锦熙被选为常务理事、副主席，兼方案委员会副主任和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第4节：光耀史册的黎氏兄弟——黎锦熙与黎锦晖(2)

黎锦熙从事语文教学70余年，发表研究论文300多篇，出版专著30余部。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推广普通话和改革汉字，建立语法体系和语言教学，词典编纂。从1916年开始，他就著文倡导“国语统一”，参与拟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并提倡白话文，推广共同语（即普通话）。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制定汉语拼音方案，1970年还不顾80高龄自创了汉语双拼方案。他这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国语运动史纲》、《中国文字与语言》、《文字改革论丛》等著作中。

黎锦熙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开始汉语语法的研究，他于1924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是我国第一部白话语法著作。这是在借鉴英人J?C?纳斯菲尔德的《英语语法》和继承并修订《马氏文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语法体系，成为我国现代语法的奠基之作。

黎锦熙很早就有编纂辞典的愿望，1917年他在教育部任职时就提出过编纂《国语辞典》的建议。1932年他与钱玄同共同担任《中国大辞典》的总编纂，尽管这部鸿篇巨制未能完成，但也为他以后主编的《国语辞典》、《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中华新韵》、《汉语辞典》、《同音字典》等多部辞典奠定了基础，为促进汉语规范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黎氏二弟黎锦晖是一位卓有成就的音乐家。生于1891年，四岁时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在读完小学、中学之后，于1910年考入长沙铁道学堂。但因自幼喜欢民间音乐，学会了多种民族乐器，就放弃了工科学业，转入长沙高师就读。在校期间，他就被湖南省教育会聘为乐歌教员，在“湖南单级师范教练所”为进修的老年教师讲授西洋音乐知识。1912年他从长沙高师毕业，经亲友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并到北平的《大中华民国日报》担任编辑。后因这家报纸拥护孙中山，反对袁世凯复辟而被查封。黎锦晖只得回到长沙，在几所小学担任音乐教员。1916年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之后，他又回到北平，协助大哥黎锦熙做“国语研究会”的工作。在推广国语运动中，他发现利用音乐来推广国语是个极好的手段，但没有机会进行实践。1921年教育部在上海创办“国语专修学校”及其附属小学，聘任他担任校长。由此他开始实践用音乐推广国语的主张，他着手编写实验教材，加强学生的课外文娱活动，为推广国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了推广国语和开展学生的课外活动，他开始探索儿童歌舞音乐的创作，在短短的十年间，他创作了二十多首儿童歌舞表演曲，还有十余部儿童歌舞剧，这就使他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歌舞音乐的拓荒者。如今很流行的童谣：“摇呀摇，摇到外婆桥”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1927年2月，黎锦晖创办了中华歌舞专门学校，这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所培训音乐人才的学校。学员们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就参加了中华歌舞大会的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从1927年开始，为了筹措资金，也为适应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有钱人的精神需求，他开始创作“家庭爱情歌曲”，如《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桃花江》等，并很快得以广泛流传，于是，黎锦晖的音乐追求开始转向适应社会需求，将自己的音乐活动转向追求娱乐和经济效益。1930年他与七弟黎锦光一起创办专业演出团体——明月歌舞团。这个歌舞团吸纳了好几位艺坛名人，如聂耳、王人美、黎莉莉、周璇等。黎莉莉本是早期共产党员钱壮飞的遗孤钱蓁蓁，田汉将她交给黎锦晖抚养，更名为黎莉莉。在黎锦晖的悉心呵护与培养下，她成为明月歌舞团与王人美、薛玲仙、胡笳齐名的“四大天王”之一。后来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聂耳等进步人士离开明月歌舞团，红极一时的歌舞团开始步入了下坡路。1932年他接受田汉的建议，离开上海，回到长沙。他又重操旧业，在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继续做音乐教材的编写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二十几首抗日歌曲。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来到重庆参加进步文艺活动，担任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编导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音乐师，直到1967年病逝。

第5节：光耀史册的黎氏兄弟——黎锦熙与黎锦晖(3)

黎氏兄弟老三叫黎锦曜，生于1895年，读大学时攻读采矿专业，曾任矿学社主事和《中华矿学杂志》主编。解放后回到湖南担任省工业厅高级工程师。1953年响应中央的号召到海南岛探矿时不幸病故。

老四叫黎锦纾，生于1898年，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1954年调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同年病逝于北京。

老五叫黎锦炯，生于1901年，1927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造桥工程系。毕业后在京奉铁路担任主任工程师。1894年由詹天佑设计修建的滦河大桥，到30年代已经严重老化。在1936年决定重修滦河大桥新桥时，比利时人承担设计和建设的费用很高。他却主动请缨担任当新桥的设计和建设。经过艰苦努力，他与其他桥梁专家一起完成了滦河新桥的设计和建筑工作。抗战胜利后，他来到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担任解放区铁路局副局长，主持修复了京张铁路的康庄大桥。新中国成立后在铁道部担任总工程师。从1965年开始，他就拟订修筑西藏铁路的计划，但因1981年病逝而未能如愿。

老六黎锦明，生于1905年，是位作家。他毕业于北京师大英语系，1924年开始发表作品。1926年他在广东海丰地区从事农民运动的文教宣传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到上海投奔哥哥黎锦晖和黎锦光，并完成了中篇小说《尘影》的创作。这是较早反映党领导的农民运动的文艺作品，曾经得到鲁迅的好评。30年代初，曾在北平中国大学、保定河北大学和浙江大学担任讲师和教授。抗战爆发后，他回到湖南从事教育和抗战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湖南文联委员和湖南政府委员。他的一生中出版短篇小说集11部，中篇小说四部，还在翻译外国文学和理论研究上做出了贡献。

黎氏老七是黎锦光，见本书《黎锦光——李香兰》。

黎氏最小的弟弟黎锦扬是位华裔作家，生于1917年。在他六岁时，大哥黎锦熙将他接到北平，让他与他的侄儿侄女一起读书。在读汇文中学时开始对西洋文化产生兴趣。20世纪40年代初，他到重庆投奔大哥黎锦熙，大哥随即送他到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比较文学。毕业后在加州的一所陆军语言学校教中文。教学之余，于1956年他根据自己在美国的经历写成小说《花鼓歌》，出版后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很快就被一个电影制片商以五万美元买断了版权。从而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亚裔的畅销书作家。

第6节：未了的姑侄情——汪静之与曹诚英

未了的姑侄情——汪静之与曹诚英

著名湖畔诗人汪静之与胡适的红颜知己曹诚英都是安徽绩溪人，也都出生于1902年。

汪静之出生于茶商家庭，家境殷实，是当地颇有名气的富户。当年流行爱好做亲的风俗，汪家与乡里富户曹家，关系不错，常有往来，而且家境实力相当，门当户对。双方家长就相约指腹为婚：若汪家生了儿子，曹家生了女儿，或者相反，就结为亲家，以便延续两家的友谊。结果，汪家生了儿子汪静之，曹家生了女儿曹秋艳（又名初菊）。这就自然而然地将他们定下了终身。由于汪曹两家往来较多，汪静之与曹秋艳也经常有在一起玩的机会，他们可谓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不料曹秋艳自幼身体不好，经常患病，虽然她的父母到处求医，为女儿治病，但也没有挽救了女儿的生命，在她12岁时，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人间的美好和未婚夫的温馨，就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在曹家，与曹秋艳同龄的还有一位与她祖父同父异母生的小姑母，这就是曹诚英。每逢汪静之到曹家时，经常在一起玩的小伙伴中，除了曹秋艳之外，还有曹诚英，因此汪静之与曹诚英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伙伴，不过长大后，他们则以姑母相称。

1918年汪静之到屯溪安徽茶务学校读书，开始接触新文学。或许是青春的躁动，他写了首情诗寄给曹诚英，表达了他对曹诚英的爱慕之情。虽说曹诚英对这个小伙伴的印象不错，但在当年，她也是被指腹为婚者，不敢超越雷池一步，就以辈分不同而婉辞拒绝了。在这一年，16岁的曹诚英与指腹为婚的乡里富户之子胡冠英举行了婚礼。婚后进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读书。

1919年夏天，汪静之考取了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虽然不能与心上人曹诚英结为伴侣，哪怕是常与她会面，也是精神上的最大的安慰。敏感的曹诚英意识到了汪静之的思想动机，就想为他介绍个女朋友，来分散他的纠缠。于是，每逢汪静之与曹诚英约会时，她都带一位女同学一起来，以便给他们搭搭桥。不料汪静之个头矮小，几个女同学都看不上他。

这时的汪静之经常发表诗歌，在1922年还与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等人组成湖畔诗社，成为诗坛上享有盛名的“湖畔诗人”。他们以创作爱情诗为主，在现代诗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得到过鲁迅、胡适等新文化先驱者的赞许。这顶诗人的桂冠，终于使他赢得了爱情。曹诚英经过几次为他搭桥失败后，她仍然关心着这位小侄子，又为他物色了一位叫符竹因的同学。本来符竹因也是嫌汪静之个头矮小的，但是她很欣赏他的创作才华，很喜欢他的诗歌，就答应交往。符竹因貌美异常，端庄贤淑，汪静之为之倾倒，全身心地追求她，他的爱情诗集《蕙的风》，就是为符竹因写的情诗。这对情侣终于在1924年结为伉俪。

1922年曹诚英与胡冠英离婚后，在一次汪静之请她聚餐时，她情绪亢奋，饮酒过多，终于向汪静之吐露心声：“离婚后，真想答应你的求爱，一想到你和竹因，我不能夺人所爱。”这句酒后吐的真言，道出了曹诚英的心声。不过，曹诚英的心，半年后就被胡适所截获，在杭州烟霞洞与胡适坠入情网。她与汪静之的关系仍然是长辈与幼辈的关系。1930年曹诚英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汪静之途经南京去看望她，她的屋里只有一张床，曹诚英以长辈的口吻说：“你睡这头，我睡那头，你给我暖脚吧！”他们丝毫没有产生杂念，汪静之对这位姑母一直是很尊敬的。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院校调整时，曹诚英被分配到沈阳农学院任教。1958年退休后，回到安徽绩溪定居。“文革”开始后，她的身体日渐衰弱，她到杭州的汪静之处，将自己的日记、书信等资料集成一包交给汪静之保管，并且嘱咐汪静之在她死后焚毁。后来有人向汪静之问起这包资料，汪老说：“1973年我得到曹诚英的噩耗后，就按着她的嘱托，烧毁了。”曾有人怀疑这包资料没有烧毁，完全是出于杜撰。试想，在那个大革文化命的年代，谁会有勇气保存这些资料呢！汪静之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更不会有远见舍命保留的，除非那些八代赤贫的无产者才会有这样的勇气！

第7节：子承父业的小说家——陈蝶仙与陈小蝶

子承父业的小说家——陈蝶仙与陈小蝶

陈蝶仙是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鸳鸯蝴蝶派小说家，也是“无敌”牌牙粉的创始人。

陈蝶仙本名陈嵩寿，字栩园，又字蝶仙，别号天虚我生。1879年出生在浙江杭州的一个中医家庭。从小天资聪慧，饱读诗书，曾考取晚清贡生。曾做过幕僚，当过监狱工艺指导员，还在浙江镇海县当过知事。1912年他到慈溪访友时，发现海边到处是渔民扔掉的乌贼鱼骨。他认为这种鱼骨可用来制作牙粉，就给上级打报告，申请经费制作牙粉，以便与充斥市场的日本牙粉竞争。不料上级误会他是想趁机发财，严词拒绝。为此，他愤而辞职，来到上海，经好友王纯根的举荐，当了《申报·自由谈》的主笔。

早在18岁时，陈蝶仙便受《红楼梦》启发，创作了长篇小说《泪珠缘》。这部描写儿女情长，家事纠葛的小说使人耳目一新，印行后风靡一时。在《申报·自由谈》任职期间，他开始在王纯根主编的《礼拜六》上，发表长篇小说《孽海疑云》。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出版了《满园花》、《郁金香》、《新官场现形记》、《新泪珠缘》等十多部小说。这些小说语言文白相间，大都写才子佳人相悦相恋，柳荫湖畔，像一对蝴蝶，一对鸳鸯一样分拆不开的故事，属于典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这种小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夕，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学意义。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妄图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限愤慨，掀起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陈蝶仙此时在上海立足稳定，也有了一定财力，制造牙粉抵制日货的想法又萌生起来。1918年他放弃了《申报·自由谈》的工作，成立家庭工业社，依靠在监狱担任工艺指导员时学得的新知识，继续研制牙粉。经过反复的试验和多方的努力，终于研制成功，取名“无敌牌”在包装上还特地标明“中华国产”，这种牙粉很快就打开了市场，成为我国牙粉的驰名商标，大长了国人的志气。

陈蝶仙的长子陈小蝶，不仅是赓续父亲未竟事业的继承人，在文学创作上也不让乃父。父子二人曾合作创作了《弃儿》、《二城风雨录》、《嫣红劫》、《柳暗花明》等共11部长篇小说，其中的《柳暗花明》还被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拍成电影。他自己独自撰写了《塔语斜阳》、《香草美人》等小说，内容风格上都沿袭其父的鸳鸯蝴蝶派传统。此外，他在绘画理论研究及诗文方面也很有造诣，出版有多种论著。

上海“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陈蝶仙经营的家庭工业社遭到毁灭性破坏。他面对打击并不气馁，带着儿子陈小蝶到大后方云南、四川继续办厂。到1939年陈蝶仙积劳成疾，由陈小蝶陪伴返回上海，第二年就病逝了。此后陈小蝶无力力挽狂澜，父亲开创的实业逐渐萎缩。后来他在杭州开了一家饭店，根据当年的电影著名女明星胡蝶和徐来的名字，取名为“蝶来饭店”，在开业那天特地请来胡蝶和徐来剪彩，一时间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新闻。1937年他更名为陈定山，专注于美术事业，曾与吴湖帆、钱瘦铁等画家在上海名噪画坛。1949年初他赴台定居，在台北以作画为生，于1989年病故。

父亲劝她不必上大学——林语堂与林太乙

林语堂有三个女儿，二女儿玉如最为机灵聪慧，从小就效仿爸爸写稿。当年文坛发表文章多用笔名，玉如就让爸爸给取个笔名。林语堂给她取了个“无双”的笔名，谓其聪明才智举世无双。可是玉如觉得“无双”不吉利，总是单打一，还能嫁得出去？林语堂经女儿一提醒，觉得是这样。那天他正在翻阅《吕氏春秋》，忽然发现了“太乙”两个字，觉得用作为笔名很不错，就对女儿说：“叫‘太乙’如何？”玉如觉得这个名字很新奇，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林语堂给她解释说：“你看，《吕氏春秋·大乐》里有‘太乙’这个词，它是指形成天地万物的元气。”出于好奇玉如就接受了这个笔名。

林语堂很重视对女儿的教育，主张她们从小就多接触社会。女儿们三五岁的时候，林语堂就领她们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文学聚会，好让她们增长见识。那时候，文人聚会都习惯找几个三陪女助兴，称作“叫条子”。林语堂就让女儿们在花名册上画钩，点三陪女。等到三陪姑娘到来时，太乙就说：“你们是我们叫来的。”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在一般人看来，这种行为对孩子们来说多有不雅，可是林语堂却不在乎，他觉得通过这样的事情，能让孩子们分辨出社会的不公来。

在太乙姐妹小时候，林语堂就鼓励她们写日记，告诉她们写日记不要写成流水账，也不必像作文那样拘泥，平时想到什么，看到什么，就写什么。要紧的是个“真”字，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来。后来赛珍珠读了林太乙幼时的日记说：“从她的文笔和行事观察，都看得出她刚毅的性格；她聪明、活泼，却从不自觉高人一等。”

1936年林太乙已经10岁了。这一年林语堂携家离开上海到了纽约，不久他们全家又到了欧洲。太乙她们姐妹虽然在外国的中小学读书，可是林语堂总是教她们学习中文，向她们介绍?国文化，为她们打下了厚实的中文基础。在林太乙13岁时，就与姐姐和妹妹一起合写了一本《OurFamily》，在美国出版了，后来这本书被译成中文叫《吾家》。在林太乙17岁时，独自创作了英文小说《战潮》。第二年太乙中学毕业时，林语堂劝她不必考大学，父亲对她说：“你已经养成了自学的习惯和能力，有了这一点，什么学问都可以学得到。”于是林太乙高中毕业后，就以高中的学历应聘到耶鲁大学中文系去当教师了。

后来林太乙与他父亲一起创办过杂志《天风》，还应邀出任过《读者文摘》的总编辑。她在业余时间孜孜不倦地写作，相继出版了英文小说《金盘街》及《丁香遍野》等三本小说，被译成八种其他文字出版。

父亲对林太乙的影响，不单单是在文学创作上，更重要的是怎样做人。林语堂常对她说：“孔子所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可见行为的重要在文字之上。文章做不好没有关系，人却不能做不好。”林太乙不负父望，承继了父亲的事业，在写作和传扬中华文化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她受联合国文教组委托，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镜花缘》译成英文，在美国、英国出版。

第8节：仕途蹭蹬结金銮——李鸿章与张佩纶

1988年林太乙提前退休，与丈夫黎明定居美国，专事写作。她除了创作小说之外，还写了《林语堂传》，编纂了《语堂文选》和《语堂幽默文选》，并将林语堂曾经畅销欧美的作品《生活的艺术》重新整理出版。在林语堂的三个女儿中，林太乙最为杰出地承续了林语堂的事业。

仕途蹭蹬结金銮——李鸿章与张佩纶

李鸿章与张佩纶的关系，起始于李鸿章与张佩纶之父张印塘的旧交。张印塘是道光十五年（1835）进士，曾任安徽按察使。1853年太平军大军入皖，李鸿章父子受命回安徽办团练。李鸿章与张印塘是在共同镇压太平军时结为患难之交的。1854年张印塘与石达开作战期间，病死在徽州，李鸿章出于对老友的怀念，资助张印塘的儿子张佩纶护送父亲灵柩回到河北丰润县。

张佩纶，字幼樵，号篑斋，生于1848年，河北丰润县大齐坨人。同治十年（1871）进士，27岁时擢升为“侍讲”。张佩纶为人刚直不阿，经常议论时政，上呈奏章，与陈宝琛、张之洞、吴大澂等人合称“清流派”。李鸿章很欣赏张佩纶的才华，张佩纶的庶母病故时，李鸿章也曾资助他白银千两，作为运灵柩回乡安葬和守孝之需。

在张佩纶故乡守孝期间的1879年，李鸿章邀请张佩纶来到天津充当幕僚。张佩纶同李鸿章的另一幕僚薛福成一起，为天津海防建设出谋划策，讨论了组建海军、修筑铁路和加强天津海防等问题，对李鸿章推行洋务很有启示。1883年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与李鸿章的关系更为密切，经常通信往来，互通消息。当时李鸿章推行洋务遭到守旧派的反对，张佩纶、张之洞和吴大澂等人却极力鼓吹办洋务。清廷最高统治者批准成立海军衙门兼管铁路事务、组成开平铁路公司、收购唐胥铁路、扩修胥各庄到天津的铁路，以及在台湾招商引资，修铁路等举措，都与张佩伦等人的多次上书奏章有直接关系。1884年张佩纶被派往福建办理海疆事务。他到福建时，法国军舰已经进入马尾港停泊。张佩纶与船政大臣何如璋抗法心切，将陆战战法生搬硬套到海战上来，集结战船兵力，冀图孤注一掷而取胜。结果，开战不到半小时，福建水师战船几乎全被法舰击沉。战后，张佩纶遭到弹劾。年仅37岁的张佩纶被遣送察哈尔、张家口充军三年赎罪。

1888年，张佩纶结束了三年的充军生活，返回天津。正当张佩纶仕途蹭蹬之时，李鸿章再次接纳他为幕僚，主管文书。当时，张佩纶的妻子病逝不久，李鸿章遂将自己的千金李菊藕许配给他。当年，张佩纶40岁，李菊藕22岁。他们婚后住在天津直隶总督府，度过了一段夫妻恩爱，如胶似漆的日子。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准备出任前敌统帅带领军舰迎战，张佩纶出于他的马尾失败教训，坚决阻止，结果两人闹得如同路人，甚至这个郎舅竟然想杀掉妹夫。后来李经方联络御史联名上书皇帝，要求弹劾张佩纶。因此张佩纶只得携妻南下南京。第二年清军战败，李鸿章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张佩纶闻讯给李鸿章写了一封长信，直陈自己的反对意见，却没有被李鸿章所接受。此后，李鸿章两次保荐他回京任职，他都坚辞不就。于1903年在南京因患肝癌病故，安葬于故乡大齐坨黑山沟，终年56岁。“文革”初期，红卫兵挖开张佩纶夫妇的陵墓，他们的遗体还没有腐烂。红卫兵用锹镐将他们夫妇的遗体捣烂，令人惨不忍睹。

第9节：我国儿童电影的代表——郑正秋与郑小秋

我国儿童电影的代表——郑正秋与郑小秋

郑正秋原名郑芳泽，号伯常，祖籍广东潮阳，1889年生于上海的一个富裕家庭。在上海这个开风气之先的都市，他在读中学时就接触到新文化，对刚刚传入上海的新剧产生浓厚的兴趣。1913年他与张石川一起编导了电影《患难夫妻》，成为我国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此后，他创办新民、大中华等剧社，在上海、武汉等地演出，积极推进新剧活动。还与张石川一起创办明星电影公司，由他编、导、演的影片达到50多部。

他的儿子郑小秋，原名郑鸿彬，生于1910年。1922年其父郑正秋导演《劳动与爱情》时，需要几个孩童在一个水果摊前跑跑跳跳，小秋就被选中。这次演出虽然没有一句台词，却成了他进入电影界的敲门砖。

1923年正当明星公司陷于困境时，郑正秋和张石川编导了一部儿童影片《孤儿救祖记》，由郑小秋担任主角，饰演一个12岁的儿童余璞。他不负众望，将一个纯朴、机敏的儿童表演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公演时不仅他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赞誉，也为明星电影公司赢得了丰厚的利润。因此当年有“《孤儿》救（明星）公司，《孤儿》救（中国）电影”之说。从此，他的艺名郑小秋就替代了郑鸿彬，成为电影界的一颗童星了。

《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也鼓舞了郑正秋。从1923年至1926年，他又相继摄制了12部儿童影片。其中的《小朋友》、《好哥哥》、《一个小工人》、《苦儿弱女》等都是由郑小秋主演的。因而郑氏父子被誉为我国早期儿童电影的代表性人物。

随着年龄的增长，郑小秋开始介入成人角色。从20世纪30年代初，他相继主演了《火烧红莲寺》、《空谷兰》、《碎琴楼》、《红泪影》、《啼笑因缘》等影片。他还与著名影星胡蝶、宣景琳联袂主演了影片《姐妹花》。在这部影片中他塑造的农村木匠桃哥的形象，质朴、忠厚，给观众留下极深刻的印象。1933年夏衍加盟明星公司之后，郑小秋主演了夏衍根据茅盾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影片《春蚕》，他的演技得到进一步提高，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勇于向封建观念挑战的农村青年的形象，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他的表演水平也达到了新的境界。

1935年7月郑正秋病故后，郑小秋子承父业，开始担任导演。他起初作为张石川导演的助手，导演了《压岁钱》、《女权》等影片，这是他导演生涯的处女作。

抗战爆发后，明星影片公司毁于战火，他无力重振父业，但作为长子，只得承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他相继受聘于国华影业公司、金星影片公司为导演，拍摄了《碧玉簪》、《夜明珠》、《新美人计》、《花溅泪》等影片。在日寇统治下，艰难度日，维持全家的生计。抗战胜利后，他为大中华和大同等电影公司导演了影片《秋水伊人》、《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与洪深联合）、《欢天喜地》、《热血》、《梨园英烈》等影片。他导演的这些影片思想健康，体恤民生，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面；同时在艺术上很注重在脉络清晰的故事结构中，创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分配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他开始致力于科教片的导演工作。我国的电影界没有制作科教片的经验，但经过郑小秋的积极探索，摸索出一套宝贵的制作经验。他先后导演了40多部科教片。其中的《水土保持》（与方徨合作）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奖；《中国武术》获得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保养耕牛》、《粮仓典范》等科教片获得国家文化部颁发的为农业服务奖。

第10节：无可挽回的遗憾——陈歌辛与陈钢

无可挽回的遗憾——陈歌辛与陈钢

《玫瑰玫瑰我爱你》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行一时的歌曲，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也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曲目。他们分别出自一对父子之手，为前者谱曲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作曲家陈歌辛，而主创《梁祝》的是他的大儿子陈钢。

陈歌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音乐才子”、“歌仙”之美誉，到新中国成立后初期还被推为“中国的杜那耶夫斯基”（苏联爱情歌曲《红莓花儿开》的作者）。他1914年9月出生于上海，原名陈馨砚、陈昌寿，从小就喜欢音乐和诗歌，曾从师德籍犹太音乐家弗兰克尔学习音乐理论和声乐、钢琴、作曲及指挥。他很喜欢民歌，经常到浦东农村去听农民的车水号子、打谷号子和打夯号子，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歌辛”，意思是“为辛苦的劳动者而歌”。因此，他创作的歌曲，大多洋溢着江南水乡的浓郁风情。

陈歌辛毕业于上海的格致中学，没有受过正规的专业教育，音乐完全是靠自学。从1932年开始，在上海洋泾中学和复旦附中等校教音乐。1935年在上海乐剧训练所兼任教职时，结识著名舞蹈家吴晓邦，两人携手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剧《西施》。从1937年开始进行电影音乐创作，先后为艺华、国华、大同等电影公司摄制的影片谱曲。他创作的《春之消息》组歌及《渡过这冷的冬天》、《不准敌人通过》等抗日救亡歌曲，以及《蔷薇处处开》、《玫瑰玫瑰我爱你》、《凤凰于飞》、《夜上海》等，供周璇、白光、姚莉、龚秋霞等歌星演唱，使他名动一时，成为海派流行音乐的杰出代表。其中很多歌曲至今仍在海外及港、台、澳等地盛唱不衰。

陈歌辛在上海女中教书时看上了女中的校花金娇丽，金娇丽对风流倜傥的年轻老师也极有好感。为了试探金娇丽，陈歌辛在新年时给她寄了张贺卡，上面没有祝福的贺辞，却写了“无法无天”四个字。孰料，金娇丽却非常喜欢他这种“无法无天”的勇敢。他们于1934年结为伴侣，如胶似漆的爱情更激发了陈歌辛的创作灵感，他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如《玫瑰玫瑰我爱你》等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上海解放后，陈歌辛受聘于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专业作曲。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送往安徽白茅岭农场劳改。

他四个子女中，大儿子陈钢是唯一子承父业的一个。他从小就耳濡目染，接受了音乐的熏陶，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钢琴。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年仅14岁的陈钢参加了解放军。由于他的钢琴弹得好，被分配到文工团。1955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作曲。1959年新中国建国十年大庆，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系的何占豪、俞丽拿、丁芷诺等人向院党委申请了几个献礼节目，其中之一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得到院党委书记孟波的赞赏，校方还抽调四年级的尖子学生陈钢参与创作，并责成由陈钢与何占豪负责完成这部协奏曲的创作。

《梁祝》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时间全国上下，都在播放。陈歌辛在安徽农场得知这个消息，对儿子的成就感到非常欣慰，跟妻子说：“告诉陈钢将《梁祝》的签名总谱给我一份。”可是迫于当年的政治压力，陈钢并没有满足父亲的愿望，而1961年，陈歌辛便在安徽农场去世，这件事情成为陈钢一生的无可挽回的遗憾。另一件遗憾是陈钢在参与创作《梁祝》时认识了一位姑娘，二人情投意合，却因家庭出身不同不能结为伴侣。当年，陈钢到北京看望女友，二人相约在北海公园的白塔下，白塔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放《梁祝》，而他们却无言以对，亲身演绎了1600年前的爱情悲剧。

第11节：伦敦大学的校友——伍光建与伍蠡甫(1)

伦敦大学的校友——伍光建与伍蠡甫

伍光建和伍蠡甫是父子，都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们是广东新会人。

伍光建，字昭扆，生于1867年。1881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后，在老师严复的影响下，对英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就读。1891年回国到母校任教。他在教学之余，喜欢读文学作品和写作。20世纪初《中外日报》创刊，伍光建应主编汪洛年之约，为该报撰写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稿件，并尝试着用白话翻译西欧小说。他将法国文豪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和《二十年后》翻译成中文，译名为《侠隐记》（今译《三剑客》）和《续侠隐记》，于190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翻译的法国经典小说，也是伍光建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成名作。

伍光建翻译的小说，与当时很蹩脚的白话文不一样，语言俗如口语，明快轻盈而别具风趣，还有节奏感，给人以清新之感，很受读者的喜欢。茅盾对伍光建翻译的《侠隐记》评价很高，他认为伍光建的译本不是全译，但他删节得很有分寸，没有损伤原著的精彩内容，书中主要人物的不同个性，在译本中非常鲜明，甚至连说话的腔调也有个性。因此，茅盾在1924年将这两本译作收入《万有文库》，后来被教育部列为中学生补充教育读本。此后，伍光建一发而不可收，成为当时的一位热门翻译家。商务印书馆、新月书店等大书局竞相邀请他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夏洛蒂·勃朗特的《孤儿飘零记》（今译《简·爱》）、斯威夫特的《伽利华游记》（今译《格列佛游记》）、狄更斯名著《劳苦世界》（今译《艰难时世》）、塞万提斯《疯侠》（即《堂吉诃德》）等名著都是他首次译介给我国读者的。1957年3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三个火枪手》，就是伍光建的子女伍蠡甫和伍孟纯根据伍光建的《侠隐记》译本缩写的。

伍蠡甫是伍光建的儿子，出生于1900年。他本来在复旦大学学的是文科，却非常喜欢绘画。上中学时就拜在国画大师黄宾虹门下，学习绘画，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青年画家。1923年从复旦毕业后，他并没有从事绘画工作，而是受聘于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担任文科教授。

父亲的遗传基因和家庭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伍蠡甫对外国文学情有独钟。从1929年起，他先后创办了《世界文学》杂志，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还独译，或者与友合译，翻译出版了歌德、欧·亨利、泰戈尔等外国著名作家的五六本译著。特别是1932年他将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取材中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大地》，编译成《福地述评》出版。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述福地”，复述了《大地》的情节故事；第二部分是“评福地”，对《大地》进行了评析。这部分评论部分，分析深刻，鞭辟入里，对后来赛珍珠的这部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着积极的作用。

出于对外国文学的喜爱，1936年伍蠡甫步他父亲的后尘，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学的是西洋文学。国内抗日战争爆发后，伍蠡甫中断学业，回到重庆，担任了西迁重庆的复旦大学的文学院院长和西洋文学教授。

伍蠡甫的绘画造诣很高，出版过谈绘画经验和体会的《谈艺录》及研究中国画理论的《中国画论研究》，但他一生的主业还是子承父业——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他主编的《西方文论选》，是我国最为系统地介绍西方文艺理论的权威性的选本，成为高等学校中文专业的必修教材。一次痛打，改“邪”归正——钱基博与钱钟书

江苏无锡，地灵人杰，奇才辈出，钱基博与钱钟书父子就是这块土地哺育出来的著名学者。

钱基博，字子泉，号潜庐，生于1877年。钱基博家学渊源，从10岁开始从师于伯父仲眉，学习《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16岁就发表了《中国舆地大势论》和《说文》等学术论文，充分展示了杰出的才华。1905年开始学习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和日语，接受了新学的熏陶。辛亥革命爆发后，为发展地方文化教育，他进入教育界，从小学教起，继而中学、大学，曾先后任圣约翰大学国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和浙江大学教授。抗战胜利后，受聘于武昌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大前身），直到1957年病逝。他的一生著述甚丰，其主要著作有《经学通志》、《现代中国文学史》、《古籍举要》、《文心雕龙校读记》、《骈文通义》、《版本通义》等近二十部著作。这些著作为他赢得了著名国学大师的称号。

他的学术成就，与他的长子钱钟书相比，其名气和影响则略逊一筹。不过钱钟书作为他的生命的延续，儿子的成就与其父的教导和影响是不可分的。

钱钟书是钱基博膝下的男孩，生于1910年11月21日。恰巧这一天有位乡里给钱家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钱基成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对这个侄子寄予的希望很大，就从这部“先哲丛书”受到启发，为侄子取名“仰先”，字“哲良”，寓意是“仰慕先哲”。在钱钟书周岁“抓周”时，他从众多的物品中，抓到一本书。为此他父亲钱基博就给他取名“钟书”，“仰先”就成为乳名。伯父钱基成对钱钟书非常喜爱，视若己出。在钱钟书4岁时，就由伯父基成教授蒙学。可是，伯父对他采取放羊式教育，管教不严，每天下午授课，上午则带着他上茶馆、听说书、品民间小吃，钱钟书玩得非常开心，逐渐染上了晚起晚睡、贪吃贪玩的坏习惯。父亲钱基博为此很是担心。气得他想惩戒一下钱钟书，但又担心兄长不满，于是就提出让钟书进入新式小学读书。在家里，钱钟书没有学过数学，进入小学后跟不上班，钱基博就为他“恶补”数学，可是，无论他怎样讲解，儿子就是不开窍，气得他拧儿子的皮肉，用以惩戒。后来钱钟书的伯父去世了，没有人护着钱钟书了。钱基博这才放开手脚，大胆地管束儿子，终于使儿子改变了坏习气。钱钟书才思敏捷，只要静下心来读书，几乎是过目成诵，一旦与伙伴们玩耍时，就信口开河，臧否古今人物，父亲担心他养成不良习惯，就为他改字“默存”，取意于《易·系辞》中的“默而成知，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意思是告诫他少说多做，以防口生祸端。

第12节：伦敦大学的校友——伍光建与伍蠡甫(2)

钱钟书15岁时，钱基博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父亲北上，母亲贤惠，钱钟书又不专心读书了。他将很宝贵的时间用于读“闲书”，学业成绩每况愈下。暑假钱基博回来时，发现儿子很不争气，就将钱钟书痛打了一顿。不料，这次痛打竟然起了作用，钱钟书只得收收心，开始起早贪晚地读书。钱基博为他安排自修科目，指导他学习了《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古文选本，为日后成为国学大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学习父亲的文风学写文章，父亲很是喜欢。1930年，国学大师钱穆的《国学概论》出版前，要钱基博给他写篇序文，钱基博就将这件事交给儿子来写。儿子写完后，钱基博通读一遍，无懈可击，很高兴地写上自己的大名就交差了。

1929年钱钟书考进清华大学之后，他父亲经常给他写信，告诫他“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还在信中写道：“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心尤慰！”并希望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父亲的嘱告对钟书的立身行事帮助很大。

1938年秋后，钱基博参与创办湖南蓝田师范学院，并担任国文系主任。当时钱基博劳累过度，身体衰弱，就写信给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钱钟书来蓝田任教，顺便照料父亲的身体。钱钟书就惜别妻女，来到蓝田，担任了英文系主任，一面执教，一面尽孝。在蓝田师院任教期间，钱基博坐拥书城，心忧天下，笔耕不辍，著述甚夥。面对日寇的长驱直入，他专门开设《孙子》的选修课，传授兵法常识，以唤醒国人救亡图存。他的《孙子章句训义》就是根据他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这期间钱钟书与乃父钱基博毗邻而居。除了教学之外，钱钟书一边服侍父亲，一边埋头读书或著书立说。他的《谈艺录》的前半部，就是在这里完成的。长篇小说《围城》，也是在这里构思出来的。1941年暑假，父亲身体康复后，钱钟书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教学之余继续写作，在1944年到1946年间，他完成了《谈艺录》和《围城》的写作。

第13节：对女儿“无为而治”——杨荫杭与杨绛(1)

对女儿“无为而治”——杨荫杭与杨绛

无锡人杨荫杭和杨绛父女都是文教界的精英。

杨荫杭生于1887年，字补塘，常用笔名老圃。1895年考入天津中西学堂（即后来的北洋大学），在他读二年级时，学校里因伙食不好，部分学生闹事。当时学堂的主管是外国人，追查带头闹事者，一个广东籍的学生挺身而出，其余的闹事者，都缩着头不敢出声。杨荫杭本来没有参与闹事，可是他是个很有正义感的人，意识到如果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这场风波就不能平息，于是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地站出来说：“还有我！”就这样，他就被学堂除名了。他本来出身于寒素之家，依靠公费读书。被开除后，就投考提供公费的南洋公学继续读书。由于杨荫杭学习成绩优秀，第二年被派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在日本很快就接受了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思想，于1900年的春天，发起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从事反清爱国活动。1902年他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与留日同学蔡文森一起组织理化研究会，学习新知识、新思想。后来，励志学会和理化研究会的会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无锡光复活动。他们的反清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被列入黑名单，准备缉捕他。杨荫杭得知讯息后，于1906年出国，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法律。

中华民国建立后，杨荫杭先后出任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和京师高等检察长。杨荫杭任职期间，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旧政府的司法与官府一样腐败，根本没有公道所言。他的以法治国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在失望之余，他转而研究音韵学和古钱币及梵文。抗战爆发后，他到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诗经》和《楚辞》。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因病逝世，终年67岁。

杨绛，又名杨季康，是杨荫杭的四女儿。1911年生于北平。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后到英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先后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任教。

杨荫杭有个偏见，认为女孩子身体娇弱，用功过度，会损害健康。他有一次对女儿说：“他教的女学生中，有的整天死读书，实际上是个低能儿。”杨绛的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父亲从来也不责备她。上高中时，她还弄不懂平仄声，很着急，问父亲怎么办？父亲却满不在乎地说：“不必急，到时候就自然懂了。”结果后来真的会分辨四声了!有天晚上，父亲在她的窗前问她某几个字是几声，有的杨绛答对了，父亲很高兴；对于没有答对的，父亲也不批评她。这种无为而治式的循循善诱，反而使得女儿的学习学得主动，学得积极。

杨绛读高中时，学生的社会活动很多，班里经常推举女同学到街头演讲。有的女生不乐意去，就推说家长不同意。有一次推举到杨绛演讲，她回家时也希望父亲答应她不参加街头演讲，可是父亲却说：“你不乐意去，就直接说嘛!”鼓励女儿勇敢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在杨绛考上东吴大学，学习一年后要分科，老师希望她读理科，她自己因为各科学得都很平衡，没有特长，也拿不准主意。就问父亲该学什么？杨荫杭说：“什么该不该？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就是自己的兴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她遵照父亲的教导，选择了文科。父亲的言传身教，对杨绛的未来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恐怕是她以后成为作家的一个根本缘由。

祖孙三代的辉煌——陈宝箴与陈散原和陈寅恪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生于1831年正月。传说他出生的那天晚上，村民们忽然看见陈家的屋后红光一片，以为是失了火，大家纷纷前去救火，结果并没有失火，却听到了婴儿落草的哭声，那片红光也随之不见了。传说终归是传说，不过他的父亲陈伟琳对这个孩子还是寄予了厚望的。

天资聪敏的小宝箴，不负长辈厚望，他20岁时参加了南昌的乡试，金榜题名，中了举人。这一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领了永宁县。宝箴的父亲陈伟琳效法曾国藩组织乡勇创办了义宁团练。陈宝箴帮助父亲操办，由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陈伟琳病故后，义宁团练由陈宝箴带领。在与石达开作战时虽然义宁失守，他的团练损失严重，但他还协助湖南的官军收复了失地，陈宝箴因此受到咸丰皇帝的嘉奖，也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将他奉为上宾。1865年在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前夕，保举陈宝箴进京接受皇帝接见，被皇帝授予知府官职，到湖南候补。光绪即位后，陈宝箴在二十年间，由浙江、湖北按察使，升任到湖南巡抚，成为地位显赫的封疆大吏。

在他主政湖南期间，支持戊戌变法，湖南成了主张变法的基地，谭嗣同、梁启超都是他的好友，就连他的儿子陈散原也参与了变法的行动。不料，陈宝箴却受到戊戌变法的株连。当时，光绪皇帝的老师文廷式，因反对慈禧垂帘听政而被驱逐出宫。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后，下令缉拿文廷式，文廷式从江西逃到湖南，陈宝箴假意捉拿，实则派人通报消息，令其逃匿。这样陈宝箴就以“滥保匪人”的罪名，被革职了。1898年陈氏父子回到南昌西山（今?建县）岘庐隐居，自号“神州袖手人”。1900年夏历六月二十六日，慈禧派闳炯率兵弁到西山岘庐宣太后密旨，赐陈宝箴自尽。陈宝箴北面匍匐受诏，然后自缢殉职。随即闳炯令兵弁取其喉骨，奏报太后。慈禧之所以在幽禁光绪，通缉康梁，处决“六君子”之后，还对陈宝箴下毒手，是因为外国舆论胁迫慈禧让权，慈禧恼羞成怒，不仅派人铲平了康有为和梁启超家的祖坟，还对同情变法的高官予以追究。陈宝箴就难逃厄运了。

陈宝箴的儿子陈散原，名三立，字伯严，散原是他的号。生于1852年。少而博学，诗文俱佳，思维机敏，愤世嫉俗。30岁参加乡试时，不按八股文应试险遭淘汰。幸好主考官陈宝琛审读了他的考卷，为其才华所感动，从落第试卷中抽出，补为举人。36岁时，在会试时中进士。

第14节：对女儿“无为而治”——杨荫杭与杨绛(2)

1895年秋，父亲陈宝箴任职湖南巡抚时，他奉诏辅佐父亲推行新政。他协助父亲创办《湘报》，办时务学堂，算学馆，还广为交游，结识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新派人物，集思广益，以求“三湘富强之道”。当年被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即，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散原、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户部侍郎徐致靖之子徐仁寿和世家子弟陶菊存）。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散原父子受到株连，俱被革职，回到南昌。父亲死后，他定居南京，不问政治，热衷于办学，延请外国教师，传授新知识。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携全家逃往上海，并污蔑武昌起义是“作乱”。这期间，他的思想很矛盾，他既不认可辛亥革命，又留恋清王朝，但也不参加清朝遗老的复辟活动。1934年陈散原全家定居北平。卢沟桥事变后，日军派人游说，希望他能像他的好友郑孝胥那样，出面辅佐溥仪政权。他坚辞拒绝，并痛骂郑孝胥是“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十分鄙弃这样的民族败类，随即将再版的《散原精舍诗》中的郑孝胥为他写的序文撕掉，从此不再与之往来。后来为抗议日寇密探的骚扰，绝食而死，终年85岁。

陈散原工于诗歌，多为与友人唱和之作。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华时，还专程到杭州拜会了他。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续集》、《别集》，死后合编为《散原精舍文集》17卷出版。

陈散原有五个儿子，有三个儿子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大儿子陈衡恪是书画家，二儿子陈隆恪是诗人，三儿子陈寅恪是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的国学专家。四儿子陈方恪是诗人，五儿子陈登恪是教授。

陈家老三陈寅恪，生于1890年。他从小就背诵《十三经》，在家办新式学堂学习日文。1902年跟随大哥到日本求学。后因足疾辍学回国，进入复旦公学继续读书。1910年考取留学欧洲的官费生，先后在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和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此后又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在1925年回国前，他已经精通了梵文和巴利文，并能用蒙、藏、满、日、英、法、德和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文字阅读资料。

1925年回国时适逢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院长吴宓很器重他，称他是“最博学的人”，研究院的导师梁启超也很欣赏这个博学的后生。第二年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起，被誉为“清华三巨头”。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担任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这是这所大学聘请的第一位中国汉学教授。当他从昆明的西南联大动身前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们全家只好滞留香江，在香港大学任客座教授。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香港后，日方出资40万元日币，请他出山主持东方文学院，他没有接受。随后携家出走香港，到桂林的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他再次应聘到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治疗目疾。新中国诞生后，他中断聘约，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后来在院校调整时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他一生勤奋治学，对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以及梵文、西夏文、突厥文和佛教经典都有精湛的研究。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等多部著作。特别是晚年，双目失明，还以口述方式完成了《柳如是别传》的写作。1962年胡乔木去看望他时，很关心他的著作的出版，他说：“盖棺有日，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着回答说：“出版有期，盖棺尚早。”随后与有关部门打招呼，将他的一些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等文集出版了。“文革”期间，陈寅恪惨遭折磨，大量书籍、文稿被洗劫，终于经受不住摧残和打击，于1969年10月逝世。

第15节：斗争前沿的“父子兵”——闻一多与闻立鹤

斗争前沿的“父子兵”——闻一多与闻立鹤

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是湖北浠水人，生于1899年，在1946年被暗杀。五四运动发生时，他正在清华学校读书，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被推举为学生代表出席学生联合会会议。1922年毕业后，赴美国学习美术和西洋文学。192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红烛》。1925年回国后，加入“新月社”，并与徐志摩、梁实秋创办《新月》月刊，同年出版诗集《死水》。此后主要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相继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任教。

闻立鹤是闻一多的大儿子，生于1927年。在他很小的时候，闻一多就教他学习陆游的《示儿》、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过零丁洋》等诗篇，教育他学习这些忠贞报国的先贤的伟大精神。闻立鹤于1945年考入西南“联大”。这一年的12月初，闻一多父子都参加了震惊中外的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闻立鹤和同学们参加了学生罢课、游行活动。他们在街头发表演讲，演出话报剧与合唱，宣传反对内战。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特务，殴打罢课师生。闻立鹤的腿被军警打伤，当他拖着一瘸一拐的腿回到家时，母亲让他好好在家休息几天，再到学校去。可是他却说：“妈，我是闻一多的儿子，这个时候哪能休息呢！”

1946年暑假期间，闻一多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的邀请，还可以带家属同行。但闻一多面对百孔千疮的祖国，不想离开，决定放弃这次讲学的机会，留下来坚持斗争。7月11日，李公朴被特务暗杀，闻一多也被列入黑名单。闻一多没有因此而退缩，他冲破了特务的监视，和同志们一起为李公朴料理了后事。在这危急时刻，闻立鹤始终陪伴着父亲。有个特务装扮成女疯子，经常到闻一多家骚扰。每次这个女疯子来闻家，闻立鹤都出面与她周旋，不让这个女特务见到父亲。

1946年7月15日，昆明的进步人士在云南大学举行悼念李公朴大会，闻一多在会上发表了即席演说，慷慨激昂地宣告“民主是杀不死的”！在会场上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下午，他又参加了在《民主周刊》社举办的李公朴被害记者招待会。闻立鹤很担心父亲的安全，他到会场几次观察动向。在闻一多离开《民主周刊》社回家途中，闻立鹤在父亲身后为父亲瞭望。当他们走到离家仅有几十步的地方，突然从后面闪出两个暴徒，对着闻一多连开两枪，其中一枪打在闻一多的后脑勺，他立即倒地。闻立鹤连忙扑到父亲身上，大喊：“凶手杀人了！”此时又有两个暴徒对准闻立鹤开了两枪，打断了他的小腿。此时闻一多的夫人高真一直担心着闻一多的安全，听到枪声飞一般冲出家门，发现他们父子都倒在血泊之中，当场就昏了过去。幸好“联大”附中的庄任秋经过这里，找了辆人力车，将闻氏父子送到医院。闻一多当场去世，闻立鹤伤势很重，经过治疗终于转危为安。只是留下残疾，走路时右腿有些跛。

闻立鹤出院后，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复学。残酷斗争的锻炼，使得闻立鹤更加嫉恶如仇，他通过学生社团活动和学生会组织，积极开展地下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将他锻炼成一名共产党党员。1948年夏天，奉党组织之命，他辗转来到解放区接受培训。1949年初，天津解放后的第二天，闻立鹤参加铁路接收组，进驻天津铁路部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从此沉沦到底层。历经磨难，屡遭打击，直到1979年才得以平反。不过，他的身体已经垮了下来。他计划把闻一多的诗歌译成英文，然而由于疾病的缠绕，未能如愿，却在1981年54岁时，永远地离开了他久久期盼的政治清明的春天。

第16节：婚恋灵犀相通的知己——丁玲与冯雪峰

婚恋

婚恋灵犀相通的知己——丁玲与冯雪峰

丁玲和冯雪峰相识于1927年冬天。当时丁玲在北京写完《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觉得很寂寞，经朋友王三辛介绍认识了冯雪峰，跟他学日语。其实只学了一天，以后就谈论起文学和社会来了。在接触中丁玲对冯雪峰的印象极好，特别是得知冯雪峰是共产党员之后，丁玲对他更是崇敬有加，将他视为心目中的知己。

1928年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后，冯雪峰正在上海，他给丁玲写信，说自己读了这篇小说感动得哭了，还批评小说带有虚无主义色彩。冯雪峰的直言让丁玲很不高兴，不过也从中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感情。1928年4月，丁玲和胡也频来上海找到冯雪峰。他们表示要到杭州专事写作，冯雪峰就提前到杭州为他们租了房子。此时，胡也频对丁玲与冯雪峰的关系心存芥蒂，冯雪峰发觉后，采取回避态度，回到上海，参与筹建“左联”的工作，与丁玲的联系就中断了。

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找到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要求介绍她到苏区去。冯雪峰向洛甫（张闻天）请示的结果，是让丁玲负责编辑左联刊物《北斗》，由冯雪峰直接领导。此时的冯雪峰已经结了婚，但对丁玲一直怀有好感，十分关注她的处境。1933年丁玲被捕后，冯雪峰找到沈从文，请求他托胡适营救丁玲，但未能如愿。后来听说丁玲遇害的消息，冯雪峰将丁玲在1931年和1932年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用以表示对丁玲的怀念。在丁玲给他的信中，丁玲责怪冯雪峰没有胡也频那样的热情和勇气，不然，她是会随冯而去的。她写道：“你为什么在那时不更爱我一点，为什么不想获得我？你走了，我们在上海又遇着，我知道我的幻想只能成为一点幻想，我感到我不能离开也频，我感到你没有勇气，不过我对你一点也没有变，一直到你离开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种态度，一种愿意属于你的态度，一种把你看得最愿信托的人看。我对你几多坦白，几多顺从，我从来没有对人那样过，你又走了，我没有因为隔离便冷淡下我对你的情感。”还写道：“我真正地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这个“男人”指的就是冯雪峰。

1936年丁玲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张天翼找到丁玲，将冯雪峰写的一张字条交给她，告诉她由张天翼帮助她来到上海。后经冯雪峰请示党中央将丁玲送往延安。1946年冯雪峰在国统区为丁玲出版了一本《丁玲文集》。

丁玲和冯雪峰的情谊，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而未曾中断，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们一起被打成右派，都经历了一段沉入谷底的惨淡生涯。在冯雪峰逝世之后，丁玲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就在她逝世前不久的1986年的大年初一（2月7日）清晨，垂危的丁玲听着街上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感叹地自语道：“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可见丁玲临终前仍然怀念冯雪峰这位难得的知己。

情到深处甘为妾——康有为与何旃理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作为改良派领军人物的康有为流亡海外，于1907年逃往美国。康有为在美国华侨中组织保皇会，到处讲演，宣传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和实业救国等主张。

他到美国的第一次讲演是在西部的菲士那，有很多远近的华侨前来捧场。其中有个叫何旃理的姑娘听得十分专注，她为康有为的爱国热情所打动，十分敬佩这位学识渊博，风度儒雅的人。在康有为讲完之后，何旃理走近主席台，大胆地对康有为说：“南海先生，您讲得太好了！我冒昧地向您请教：您主张变法维新的根据是什么？”康有为见到这位靓丽的姑娘不由得眼前一亮，就单独为她讲了中国社会的痼疾与弊端，以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果。何旃理听得有滋有味，更加敬佩这位变法维新家。

几天后，康有为要到美国其他地方讲演，很需要一个能通晓中英两国语言的助手。于是他就找到何旃理的父亲，希望能让何旃理帮助他完成各地的宣讲任务。得到何父的允诺后，他们就开始了美国的宣讲活动。

过了段时间，康有为要到欧洲宣讲自己的主张，发展保皇会组织。此时康有为心里很矛盾，通过几个月与何旃理的接触，他很喜欢这个活泼、热情，又通晓四国语言的姑娘，可是自己已有两房妻室，何家肯定不会把自家的掌上明珠给人家做妾。无奈，只好与何旃理忍痛分别。临别时，康有为没有料到何旃理当即表示：“我不离开您，我也跟您到欧洲去！”就这样何旃理冲破了家庭的阻拦，与她相差30岁的康有为结成秦晋之好。

1913年康有为结束了流亡生涯，带着何旃理回到上海。不料，第二年何旃理就因染上猩红热而魂归西天，年仅24岁。

第17节：夫唱妇随的恩爱夫妻——梁启超与李惠仙

夫唱妇随的恩爱夫妻——梁启超与李惠仙

1890年梁启超17岁时，参加广东乡试，榜列第八名举人，受到主考官李端棻的器重。李端棻从这个穷书生身上看到了未来发展的潜力，就主动牵线搭桥，将妹妹李惠仙许配给了梁启超。

第二年三月，梁启超参加京城会试，不幸落第。通情达理的李惠仙并不嫌弃他，而是如期与梁启超完婚，婚后一起回到梁启超老家广东新会。梁启超的父母务农，生活并不宽裕。他带着新婚妻子回到家，连一间新房也没有，只好与邻里借了间房作为新居。广东沿海地区气温高，湿度大，李惠仙刚从北京来，生活很不适应。但她并不计较这些，尤其可贵的是，她虽是出身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仍主动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尽守妇道，从无怨言。梁启超的生母早年病逝，其继母只比李惠仙年长两岁。但李惠仙对继母孝敬有加，开口闭口以母亲相称，从无半点不恭行为。因此梁氏家族无不称赞其美德。

梁启超参与戊戌变法初期，光绪皇帝很欣赏梁启超的文采，但在召见他时，他一口广东方言，让光绪大为扫兴。为此，梁启超在爱妻的帮助下，努力学习官话。不久就能用官话表达思想和参与社交了。

梁启超追随康有为的“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只身逃亡日本。不久李惠仙到日本与梁启超团聚。1901年李惠仙为梁启超生了个儿子梁思成。但因梁思成从小身体羸弱，为了香火有传，李惠仙准许将她从北京带来的侍女王桂荃纳为妾。后来王桂荃为梁启超又生了六个子女。

1913年梁启超携妻妾回国后，于1915年参加了护国战争，无力照顾家小，心中多有愧疚。可是李惠仙却鼓励他说：“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勿反顾也！”爱妻的深明大义给梁启超极大的鼓舞，但同时贤妻也为自己加重了负荷。1924年9月，李惠仙因积劳成疾，不治而逝。梁启超悲痛万分，写了篇《祭梁夫人文》，表示对爱妻的哀悼：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从这篇祭文不难看出，梁启超与爱妻是一对夫唱妇随，互相扶助的恩爱夫妻。李惠仙病故后，留给王桂荃九个儿女。贤惠的王桂荃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任劳任怨地照顾丈夫，抚养子女，极尽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他将梁启超的九个女子，都培养成才，其中梁思成、梁思永和梁思礼都是院士。

第18节：“发乎情，止乎理”——梁启超与何蕙珍

“发乎情，止乎理”——梁启超与何蕙珍

在1899年冬天，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应康有为的邀请，到美国檀香山宣传成立保皇会，组织海外华侨支持光绪皇帝的变法维新。

尽管梁启超很有辩才，是一位宣传变法维新的鼓动家，但是到檀香山之后，他才发现宣传变法维新，不应只是面对美国的华侨，还应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可是他不懂英语，使他一时很犯难。在何氏侨商为他接风的家宴上，他提出了这个问题，请求大家给予帮助。他的话刚一落音，何先生就让侍女唤来自己的宝贝女儿何蕙珍，并介绍给梁启超说：“这是小女，从小在美国长大，英文极好，可以给你做翻译。”梁启超十分高兴，就请她坐在自己的身边。何蕙珍也很大方，操着一口标准的国语，更让梁启超听得十分快慰。

第二天，在演讲大会上，很多华侨和美国人出席，梁启超心情振奋，慷慨激昂地讲述了变法维新的见解，以及组建保皇会的意义。何蕙珍小姐为他做翻译，流利晓畅，准确通达，很受听众的喜欢。在口译过程中，何蕙珍对梁启超有了更多的了解。她不仅拥护梁启超的变法维新，更敬慕他的演讲口才和翩翩风度。演讲结束后，何小姐陪同梁启超步出演讲大厅时，她很大方地说：“我十分敬慕梁先生的才华，但愿来生我们能走到一起。请先生赐我一张小照，此生足矣！”事后，梁启超赠给何小姐一张小照，而何小姐则将一把亲手编织的小扇，给他做纪念。

梁启超对这位助手印象极好，在美国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何小姐给他当翻译，他几乎寸步难行。当时，慈禧降旨，以十万两白银悬赏捉拿梁启超。美国的一家英文报纸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对这种攻击几乎是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几天后，他听说有家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回击那家英文报纸的文章。这些文章以犀利、尖锐的笔锋，深刻透彻的论辩将那家英文报纸批驳得哑口无言。不久，梁启超得知这些文章是何小姐撰写的，使他从心眼里产生了对何小姐的敬意。接着，他请何小姐帮助他学习英语，何小姐很愉快地当起了他的英文老师。他们间的接触越来越多，感情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有个朋友建议，将待字闺中的何小姐娶进家里。梁启超的内心很是矛盾，何小姐年轻、漂亮，才华出众，是位难得的知音。从工作上考虑，他也很需要这样的助手。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1900年5月24日，梁启超给在日本的妻子李惠仙写了封信，表述了自己的心境。在信中，他介绍了何蕙珍的为人之后，写道：“余归寓后，愈益思念惠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酒阑人散，终夕不能成寐，心头小鹿，忽上忽下，自顾二十八年，未有此可笑之事者。今已五更矣，提起笔详记其事，以告我所爱之惠仙，不知惠仙闻此将笑我乎，抑恼我乎？”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来信，表现得很大度，给他回信时表示这件事要请父亲大人做主。因为她料到公公是不会认可儿子娶个美国华侨做妾的。梁启超接到李惠仙的来信，急忙回信劝阻爱妻不要让父亲知道此事，并表示：对于何蕙珍的关系保证做到“发乎情，止乎理”，今后绝不再谈此事。当然，梁启超当时的处境也不允许他沉溺于儿女私情。他流亡在外，慈禧降旨通缉他，怎能让这位年仅20岁的小姐跟着自己受牵连呢！于是他婉辞谢绝了朋友的好意。

不过，这件事也触动了李惠仙，她考虑要设法牵住这头不安分的“小鹿”，于是在1903年，就将她的陪嫁侍女王桂荃给梁启超做了妾。

遵从母命的婚姻——胡适与江冬秀

胡适与他的结发夫妻江冬秀的婚姻是他的母亲一手包办的。胡适的父亲胡传是秀才出身，因几次应试未能中举，就进入上海龙门书院，成为著名学者刘熙载的学生，学的是辞章义理和程朱理学。后来进入政界，曾在广东、河南、江苏、台湾等处充任幕僚或地方官佐，官至台东直隶州知州兼统镇海后军，是台东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他一生娶妻三次，前两任妻子先后病故后，与比他小32岁的冯顺弟结婚，这就是胡适的生母。

在胡适三岁零八个月时，他的父亲病故。年仅23岁的冯顺弟将全家的希望寄托在胡适的身上。她希望儿子能以他的父亲为榜样，走仕途之路。虽说她和丈夫只是共同生活了六年多的时光，但她对为官的丈夫崇拜、尊敬得五体投地。为了子承父业，她对儿子管教很严。当时胡适家乡的蒙馆（私塾）的学费很低，每年只收两元钱，因此先生不负责任，误人子弟。胡适的母亲为了激励先生的积极性，第一年付给先生每年六元钱的学费，第二年又翻了一番。这就使得胡适得到“偏肥偏水”，另眼相待，对胡适未来的发展受益很大。

在胡适13岁时，随同父异母哥哥到上海读书。临行前他的母亲为他订了婚。未婚妻是邻县旌德的望族江家的小脚千金江冬秀。胡适本来对这门婚事不感兴趣，可是他对母亲非常孝敬，不敢违背母命，就默认了。到了上海之后，胡适逐渐接受了新潮思想的影响，对封建礼教和包办婚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开始用笔作武器，撰写文章，抨击封建?包办婚姻，呼吁女性解放，以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但是母命不可违，他没有勇气走出自己的包办婚姻的怪圈。

1901年9月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母亲在信中反复叮嘱他“男女交际尤须留心”，为他“打预防针”，防止他的思想发生变故。胡适给母亲写信时，则提出要江冬秀放开小脚，读书识字。江家也担心发生变故，遂请塾师教江冬秀读书识字。后来江冬秀真的能亲自给胡适写信。尽管她写信的语句和字词都用得令人不敢恭维，但是毕竟不用他人代劳了。此间，胡适的母亲几次催促他回国完婚，他都借口“儿决不以儿女婚姻之私，而误我学问之大”而推托。

1917年秋天，胡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同年12月，胡适尊奉母命，在老家与比他大一岁的江冬秀举行了新式婚礼。较老式婚礼多了主婚人、证婚人和伴娘、伴郎等新内容。江冬秀的伴娘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曹诚英。

胡适是个勤奋的学者，终日研究学问和撰写文章，而江冬秀对胡适的勤奋，却不以为然，不懂得丈夫读书的乐趣、研究学问的意义和社会的影响。她经常找来同伴在家里打牌，家里闹哄哄的。对于他们能一起共同生活四十五年，一直被人奉为美谈。但个中情状，也只有当事人自知了。

第19节：“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胡适与韦莲司

“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胡适与韦莲司

胡适1910年到美国留学后，遵从母亲“男女交际尤须留心”的叮嘱，有四年的时光不与女同学交往。可是在1914年6月的一次偶然机缘，他却认识了青年画家韦莲司小姐，并且成为与他交往48年的红颜知己。

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胡适与康奈尔大学教授亨利·韦莲司毗邻而居。或许是出于同校师生又毗邻而居的关系，胡适经常得到韦莲司夫人的关照，因此胡适与教授家的过从较多。1914年6月18日胡适应邀参加一个婚礼派对时，邂逅了教授的小女儿，从纽约归家探望父母的韦莲司。韦莲司比胡适大六岁，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他们一见如故，彼此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胡适的心目中，韦莲司是个新女性的理想典范。认为她“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胡适在他的日记如此说道。

韦莲司也很喜欢文质彬彬、学识渊博的胡适，由此他们开始了个人交往。在这年秋天的一个周六，他们相邀沿着凯尤卡湖边散步，他们一直走到数英里之外的艾特纳镇，才又绕道回到绮色佳，走了三个多小时，一点也不觉得劳累。他们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只要在一起就觉得心里很愉悦，因此他们几乎每天约会，一天不见面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

在这一年的感恩节，胡适受到韦莲司母亲的邀请到她家吃饭。当时，韦莲司到外地写生去了，胡适没有见到她。晚上回到居室就给韦莲司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几个月前，胡适与韦莲司散步时见到一株柳树，胡适告诉她，中国有“折柳赠别”的习俗，韦莲司领会其意，在回纽约前，就特意给胡适拍了几张柳树的照片，给他留作纪念。如今他们已经分别了好几个月，胡适面对窗外被寒风吹光叶子的柳枝，心里非常怅惘，便给韦莲司写信，述说了对她的缱绻深情。

1915年的1月，胡适到纽约看望韦莲司，他们在韦莲司的寓所畅谈到深夜。事后，韦莲司母亲得知他们单独在屋里相聚的事，很是反感，一再追问胡适有没有别的朋友在场。因为当年美国社会男女自由约会时，一般都在客厅里，要是外出或在居室里，都要请一位已婚的“监伴娘”当夹心饼干。韦莲司的母亲之所以对胡适与女儿独处一处的事这么重视，是因为当年美国有“反杂交法”，反对异族通婚。不过，韦莲司并不在意这些。她认为，男女交往密切，并不意味着他们在谈恋爱，他们也许是在追求心灵的交会；而这种心灵交会的火花，才是两性交往最高目的。

在他们后来的“独处”时，“几近狂狷”的韦莲司，的确对胡适有过情不可遏，动手动脚，欲行不轨的举动。这可吓坏了胡适，连忙将他已订婚的消息告诉给韦莲司。事后韦莲司给胡适写信时还埋怨他不够开通，不懂风情。哪里是胡适不懂风情，他是真心爱着韦莲司的，他们之所以未能如愿，其因由一是母亲的叮嘱限制了他的勇气；二是韦莲司的母亲反对异国通婚。

此后，身处异地的胡适与韦莲司，就借助于通信来互传情谊。从他们相识到1917年胡适回国前，他们通信不下百余封。起初，胡适写给韦莲司的信，多是表达他对韦莲司的敬慕和感谢她的帮助；到1917年行将分别时，他才鼓起勇气，给韦莲司写信，述说了他曾“企盼他们能举行婚礼”的愿望和不得不遵从母命的难处。胡适结婚后，他与韦莲司有几年没有联系。直到1923年韦莲司失恋以后，心情沮丧，才想起给她留有美好印象的异国蓝颜知己胡适，于是就给胡适写了封信，述说了他们别后的情况。胡适当即给她写了回信，表示希望旧情复燃，有机会重温“年轻的日子”。

异国的思念，更使他们魂绕梦牵，鱼雁的往还，更让他们衷肠不尽，心心相印。1933年胡适作为文化使者应邀访美时，这对有情人终于有机会相聚，在绮色佳共度了几天美好时光。

1939年6月10日胡适出于对韦莲司的思念，在给她的信里，将几首诗词寄给韦莲司，告诉她，这是为她写的。其中有《临江仙》云：

隔树溪声细碎，迎人鸟唱纷哗。共穿幽径趁溪斜。我和君拾葚，君替我簪花。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有树相遮。语深浑不管昏鸦，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

将一对恋人戏耍、游玩时的情景和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此后的几十年，胡适重任在身，无力分身呵护韦莲司。他们像柏拉图的精神恋爱那样，将鱼雁的往还作为延续感情联系的纽带。1958年夏天，韦莲司为祝贺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特意定做了一套银质餐具作为赠礼。在附信中深情地回忆了他们间的深厚情谊。胡适在回信中也表示“这份友谊长久以前开始，一直维持到今天，对我们的一生有多方面的影响，这个影响是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我一向珍惜这份友谊。”后来，他们垂垂老矣，但是每年都写信问候，相互慰藉。直到1962年胡适逝世后，韦莲司也没有嫁人，一直独守着她与胡适的那段感情。

第20节：牵心动魄的爱——胡适与曹诚英

在韦莲司的衰暮之年，她将胡适与她数十年的通信、电报等，制成副本，寄赠给胡适遗孀江冬秀，请她交给胡适纪念馆，也算是为她与胡适的恋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牵心动魄的爱——胡适与曹诚英

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上。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被请来为江冬秀做伴娘的。

曹诚英，乳名行娟，又名曹珮声，1902年生于安徽绩溪。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是胡适异母三哥的妻子。她父亲生前将她与邻村的富户指腹为婚，17岁时嫁给这家富户的公子胡冠英。婚后，曹诚英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但因曹诚英结婚后三年仍无身孕，胡冠英在母亲的安排下纳一小妾。为此，接受了五四新思潮洗礼的曹诚英愤而提出离婚。

胡适对这位比自己小11岁的伴娘很有好感，曹诚英也很景仰大名鼎鼎的年轻学者胡适。此后，他们开始通信，曹诚英给胡适写信，请求胡适指导她写诗和修改诗作。1921年在杭州女师读书的安徽籍学生拟编辑《安徽旅杭学会报》，曹诚英自报奋勇，请著名教授胡适为她们编辑的写发刊词。胡适很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研究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休会期间胡适到杭州游玩，顺便看望已经离婚的小表妹曹诚英。这次胡适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诚英始终陪伴左右，使他们的感情发生了飞跃性进步。临别时，胡适写了首《西湖》，在诗的最后一节写道：

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

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

不敢正眼看伊了。

这首诗明写西湖，暗喻恋人。敏感的曹诚英当然是心领神会的，这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之后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会议复会，胡适回上海出席。此间两人书信不断，胡适也缠绵于小表妹的绵绵情意之中。于是在会议结束后，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来到杭州，在烟霞洞的和尚庙租了房住下。当时杭州女师也放暑假，曹诚英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一室。

三个月后，胡适回到北平，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便只有委曲求全，不敢再提离婚之事。曹诚英也只好将她与胡适的爱情结晶堕胎。从此曹诚英再也没有嫁人。曹诚英毕业后，经胡适举荐，进入东南大学（后更名为中央大学）农科就读。193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这期间，胡适多次因公出差到南京，顺便与曹诚英相聚，还有时他们在上海亚东图书馆相聚，住上几天，但都为时不长。

1934年曹诚英的一篇学术论文发表在美国的学术期刊上，胡适很高兴，就与中央大学联名推荐曹诚英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曹诚英去美国时，胡适还特地给韦莲司写信，请她多多关照她的小表妹曹诚英。韦莲司也的确尽到了呵护、照顾的责任。1936年胡适到绮色佳看望韦莲司时，事先写信给韦莲司，要她不必在他到来时，让曹诚英来她家住，并说他与曹诚英并不很熟悉。不料痴心恋着胡适的曹诚英没见到胡适，竟因相思闹了场大病。后来韦莲司发现了胡适与曹诚英的暧昧关系，并不恼怒，反而更加体贴入微地关照曹诚英。

1937年曹诚英取得硕士回国，在安徽大学任教授。而恰在此时，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国大使。曹诚英感到她与胡适的恋情无以为继，也就不再抱有幻想。后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大学讲授，曹诚英还算满意。不料江冬秀从中作梗，拆散了这桩婚姻。曹诚英因此悲观绝望，就想到四川峨眉山万年寺出家。她的哥哥知道后劝阻了她。此后的几年间，胡适与曹诚英通过朋友中介沟通消息和传递诗歌，一直没有机会见面。直到1949年2月，胡适经上海准备离开大陆时，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请胡适吃徽州饼，请来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曹诚英作陪，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曹诚英劝胡适留下来，胡适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听从她的劝告，还是追随蒋介石到了台湾。

第21节：擦出爱的火花——胡适与徐芳

擦出爱的火花——胡适与徐芳

风流倜傥、学识渊博的胡适是很有女人缘的。胡适在北大担任文学院院长期间，就有一个小女生，对他爱得如醉如痴。她就是江苏无锡籍姑娘徐芳。

徐芳于1912年出生在北平，1931年考入北大文学院攻读中文，与布衣学者张中行、历史学家杨向奎都是同学。徐芳聪颖好学，成绩优秀，深得顾颉刚、傅斯年、胡适等教授的器重与赏识。或许是出于对文学的兴趣与爱好，徐芳对胡适更是敬慕有加。她喜欢诗歌，更钟情于白话诗创作，而这正是胡适所倡导和努力实践的，因之他对这个女弟子也很欣赏。当年，徐芳很勤奋，在北平的文学刊物和天津《大公报》副刊上，经常可以看到她的诗歌作品，一时间成为闪烁诗坛的耀眼新星。

1935年徐芳北大毕业前，她撰写的毕业论文是专门研究现代新诗的。事先，她拿着自己的论文提纲，找到胡适征求意见。胡适对她的选题颇为赞赏，除了提出部分修订意见之外，还主动承担了她的指导教师。这篇长篇论文论述了从1917年胡适倡导白话诗起笔，一直写到1935年的新诗创作现状，涉及三十多位诗人的作品评价，特别是对胡适的评价更为客观和中肯。她指出：胡适的白话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的妇人”，“未能尽脱文言窠臼”，不过，“头一个放脚人的功劳，对于后来是深而且大的”。这种评价客观而公允，准确地把握了新诗发展的脉络。胡适对这种评价也很满意。

1935年夏天徐芳毕业后，留在文学院研究所做助理。为了让徐芳学习诗歌创作，胡适让她主编北大文学院歌谣研究会的诗歌刊物《歌谣周刊》。

胡适的关爱，兴趣的相投，难免为这个小女子擦出爱的火花。从1936年初开始，徐芳就与胡适开始书信往来。在信中，徐芳称胡适为“美先生”，这个称呼的缘由不得而知，如果杜撰一下，恐怕是对胡适的尊称。在她心目中，胡适是长得美，文笔美，是她心目中的美男子。她写给胡适的信，热情而真挚，坦率而大胆，很直露地表白了她对胡适的恋情。信中称胡适是她“最爱的人”，称自己是“你的孩子”。1936年8月，徐芳寄给胡适一张自己的小照，在照片背面写道：“你看，她很远很远地跑来陪你，你喜欢她吗？”热情似火的语言，活画出一个小女子对胡适大胆的爱慕感情。最为热烈的，是在胡适1937年8月赴任驻美大使后，她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你这人待我是太冷淡，冷得我不能忍受。我有时恨你、怨你；但末了还是爱你。反正还是那句话，我要永远爱你，我永远忘不了你。你在那边的生活如何？大约是很快乐吧？说不定又有了新的朋友。不然，怎么会不理我？我最美的先生，你要再跟别人好，我可饶不了你。等你回来了，咱们再算账！你也许不爱听这些话。可是我就这样儿，你不爱听也得听。你的芳就是这脾气。”

胡适离开北大后，徐芳经孔祥熙举荐，到中国农业银行工作。1941年4月，徐芳又给在美国的胡适写信，要求胡适帮助她到美国深造。当时胡适虽然不讨厌这个比自己小21岁的学生，或许是因为徐芳表现太热烈了吧，他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不敢再触动这根神经，便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徐芳的联系，也没有帮助她到美国留学。陷于绝望的徐芳，遂于1943年9月，与当时在陆军大学任职，兼任陆军参谋学校校长的徐培根（左联五烈士殷夫的哥哥）结婚。1949年徐芳随同夫婿移居台湾生活至今。

第22节：未能如愿的闺中密友——胡适与洛维茨

未能如愿的闺中密友——胡适与洛维茨

正当小女生徐芳如醉如痴地恋着胡适的时候，胡适却奉命于抗战爆发后出任驻美大使。由此胡适摆脱了徐芳的纠缠，不料在美国又结交了一位新的女友。

这位女友叫萝德芘·洛维茨（RobbyLowitz），犹太人。在大学读书时就很崇拜著名学者杜威，与杜威有着书信的往还。1936年她定居美国，被杜威聘为秘书，负责处理杜威的日常事务。胡适1937年10月6日到达纽约，稍事休整后，他就去看望恩师。这是他与洛维茨的第一次见面。他们一见面，彼此都有亲切感，谈话投机，互相赏识，特别是洛维茨对这位杜威的得意门生，更是尊敬和爱慕，几个月后就成了互相约会的好朋友。常常一起吃茶、吃饭、看戏、聊天。本来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的任务，是利用他在美的关系和影响，宣传抗日，筹集抗日款项，可是从胡适的日记来看，公务之外的时间，几乎都交给了洛维茨。

1938年的7月12日，胡适要到苏黎世出席世界史大会，临行前他与洛维茨一起吃了晚饭后，驾车游览了赫贞江。途中，胡适联想起与韦莲司一起游览赫贞江，与曹诚英一起西湖赏月的往事，不胜感慨。之后因为事务繁忙，也就没有多少闲暇时间与洛维茨联系了。

1938年12月5日，胡适因心脏病住院。在他住院七十七天中，洛维茨经常来看望胡适，就连胡适病房的护士小姐都与洛维茨混得很熟了。这段时间，他们难得有机会到外边去，洛维茨开始给胡适写信。在洛维茨给胡适的信中，关切地提醒他注意身体健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可以让她去办。她还在一封信中说：“对你(指胡适——引者注)来说，以有一个真正的管家为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在我回家时，有孩子们在。……我知道，这必得结婚，必须对这个家付出我的一切。我曾答应我的在非洲的朋友，在今年底以前给他答复。但下这决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还写道：“要作的决定使我很伤脑筋，有许多事情我喜欢和你说说，并征求你的意见，……给我写封长信吧，现在就写！”显然，这是在试探胡适的想法，可惜并未得到胡适的回应，她就于1939年9月，与那位非洲男友RoyGrant结婚了。

不料，这位Grant先生命运乖蹇，结婚后仅仅一年就撒手人寰。洛维茨重新陷于孤寂之中，但她与杜威相处十年，也有些日久生情，终于在1946年12月42岁时，与87岁的杜威结了婚，成为杜威的第二任夫人。此后胡适与她虽有通信联系，但昔日密友，现在已经是学生与师母的关系了。

“长相思，泪难干”——梁实秋与程季淑

梁实秋本名梁治华，字实秋，北京人。他在14岁时考入清华学校，从中学一直读到高等科（大学），于1923年毕业后赴美留学。

1921年秋天，梁实秋还在在清华读书，当时程季淑已从北京女高师毕业，在北京女子职业学校教书。她有个叫黄淑贞的同学，与梁家相识。黄淑贞觉得程季淑虽然比梁实秋年长两岁，按当年的风俗，还是相当般配的。于是她就到梁家为梁实秋提亲。梁实秋的父亲是个开明人士，觉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年轻人追求自由恋爱，家长最好不要包办，要给年轻人较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尽管如此，他还是让夫人和大女儿到程季淑家借故串门，相看了一次。她们相看的结果十分满意，随后他父亲就将程季淑的“八字”写在一个红纸条上，放在桌子上：“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引者注）二月十七日寅时生。”

梁实秋周末回家时，无意间读到了这张红纸条，自然联想到这是家里在给他保媒。虽然这张红纸条只是提供了对方的基本情况，可是不知怎么回事，梁实秋对此事并没有抵触情绪，而是充满着好奇与期待。过了些日子，黄淑贞约梁实秋和程季淑在女子职业学校见面。两人见面时，只谈了大约半个小时。程季淑不健谈，还有几分矜持，梁实秋很识趣，在恰到好处时，就约定下次在中央公园的四宜轩见面，程季淑欣然允诺。自此他俩多次约会都是在公园里，并且在公园里定下了终身。

1923年梁实秋清华毕业后被送往美国留学。临别时，梁实秋约程季淑在劝业场的玉楼春就餐话别。梁实秋与程季淑约定三年后结婚，并且送给她一块手表，而程季淑则亲手为梁实秋绣了一个绢手帕，上面绣的是“平湖秋月图”。在美国期间，梁实秋朝思暮想地思念程季淑，没有等到拿到硕士学位就于1926年夏天回国了。

第二年初春梁实秋与程季淑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尽管程季淑学有专长，但在婚后她并没有外出工作，主要精力都放在相夫教子上。无论是梁实秋在上海、在青岛还是在北平，她都任劳任怨地照顾三个孩子和丈夫。特别是梁实秋到青岛大学担任了外文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之后，社会活动较多，程季淑就提醒他多钻研些业务，少涉足政治。起初梁实秋听不进去她的劝告，她就鼓励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变相地引导梁实秋多钻研业务。

1937年7月北平沦陷后，梁实秋的朋友偷偷告诉他，他已经上了日本人?黑名单，以先走为上。而此时程季淑的老母亲又重病在身，于是他只身离开北平南下。夫妻一别就是六七年，直到1943年程季淑的母亲病故后，她才带着孩子们来到重庆，与梁实秋团聚。此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分离过，无论是在战后的北平，还是漂泊于离岛台湾，抑或是定居美国，他们都相伴相随，相濡以沫，程季淑总是像大姐姐一样呵护着梁实秋。梁实秋的生日是在腊八那一天，每到这一天程季淑都在他的耳边说：“腊七腊八，冻死寒鸦儿，我的寒鸦儿冻死了没有？”这本是梁实秋小时候过生日时他母亲说给他的，出自程季淑之口，越发显示出他们的恩爱情深了。

退休后，梁实秋在程季淑的鼓励下继续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到1967年才翻译竣稿。这部“全集”从20世纪30年代程季淑建议他翻译开始，先后延续了将近三十年，其间既凝聚着梁实秋的心血，也烙印着程季淑的默默奉献。在梁实秋翻译书稿时，程季淑在书房外为他整理、装订书稿，付出了很多精力。因此梁实秋说：“翻译莎翁著作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在这漫漫长途中陪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

1972年梁实秋夫妇投奔女儿，到美国定居，不料在1974年4月30日，梁实秋夫妇到市场购物时，市场门口的梯子忽然倒下，砸中了程季淑，不幸罹难。这对梁实秋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为了纪念相濡以沫五十年的程季淑，写了《槐园梦忆》一书，表达了他对亡妻“长相思，泪难干”的悼念之情。

第23节：偶然邂逅的恋情——梁实秋与韩菁清

偶然邂逅的恋情——梁实秋与韩菁清

梁实秋与韩菁清的恋情缘起于一次偶然的邂逅。梁实秋的夫人程季淑意外辞世后，他怀着极度悲伤心情写了《槐园梦忆》一书，交给台北的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出版。这家出版公司的老板浦家麟先生借故邀请他到台北校对书稿，其实是想让他回台北散散心。于是在1974年11月3日梁实秋飞回台北，朋友们将他安排在华美大厦下榻。

11月27日这天早上，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刚开门，台北“立法委员”谢仁钊就与台湾有名的歌星韩菁清来到书店。原来韩菁清是谢仁钊的干女儿，她有本《远东英汉大词典》，谢仁钊有时借来用。韩菁清与他开玩笑说：“你怎么不自己买一本？”谢仁钊说：“我还用买？不信，我可以跟老板要一本来。”于是他们就约好这一天来到远东图书出版公司。老板浦家麟与谢仁钊相交多年，自然马上奉送他一本精装的《远东英汉大词典》。谢仁钊与梁实秋也是朋友，接过大词典时，不胜感慨地说：“我与这个老朋友已经好多年没有见面了！”这时浦家麟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他就在台北，是我请他来的。”于是谢仁钊就带着韩菁清来到华美大厦拜会梁实秋。

谢仁钊见到梁实秋十分热情，寒暄过后，就邀请他到附近的统一饭店喝咖啡。他们多年不见，有说不完的话，韩菁清插不上话，只有旁听的份儿。恰在此时，谢仁钊的另一个朋友来喝咖啡，健谈的谢仁钊又拉着这位朋友坐下，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这时被冷落的梁实秋和韩菁清自然就有了说话的机会。梁实秋问她叫什么名字？韩菁清告诉他叫“韩菁清”。梁实秋说：“这个名字怎么这么拗口呢？是谁给你取的？”韩菁清说：“是我自己取的，《诗经·唐风·烟杜》里有一句‘其叶菁菁’，我便取了‘菁菁’作艺名，后来发现很多艺人都用，我就改成了菁清。”

不知怎的，韩菁清与梁实秋接上话茬后，总觉得有什么要倾诉。她将自己的身世一无遗漏地告诉给了梁实秋。她告诉梁实秋，她祖籍湖北黄陂，父亲在上海经商，她1931年出生在上海。7岁时，她在上海儿童歌唱比赛中夺得一等奖，14岁时就成为上海滩众人注目的歌星。1949年，她随父迁居香港，出演了电影《樱花处处开》。她回到台湾后，自编、自演、自唱、自己制片的电影《我的爱人就是你》，还获得了金马奖的优秀演员奖。后来，由于皮肤对油彩过敏，退出影坛。如今已经43岁，正在电视导演班进修，想导几部电视剧，以便摆脱婚恋失败的苦恼。在不长的时间里，韩菁清将自己的情况介绍了这么多，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

自此以后，梁实秋开始失眠了，他的脑际总萦绕着韩菁清的影子。每到晚上十点多钟韩菁清进修班下课的时间，他就到电视台门口等她。韩菁清已经意识到梁实秋的用意，在一次会面时，韩菁清对他说：“我给你当个红娘吧！”不料梁实秋却脱口而出：“我爱红娘。”两个人的心里秘密已被点破，韩菁清第二天就给梁实秋写了封委婉的“打退堂鼓”的信，可是梁实秋却立即发起了进攻，直接表白了自己对韩菁清的爱。此后，梁实秋每天给她写一封信，谈爱情，谈家庭，谈事业，并且还经常聚会，吃饭，逛公园，他们都陷入了爱的漩涡。但是，韩菁清的思想也是有矛盾的，使她对梁实秋的爱犹豫不决。因为毕竟梁实秋比她年长28岁，而且听力不好，还患着糖尿病。最终还是梁实秋的一片热诚冰释了她心头的疑虑，接受了这份感情。

1975年1月7日，梁实秋回美国处理妻子索赔事宜。在此以前梁实秋给女儿写信时就提到过韩菁清，但女儿一直没有表态。这次梁实秋回来又详细地介绍了韩菁清的情况，得到女儿的理解。在时的韩菁清也面临着社会舆论的压力，但她并没有气馁和退却，反而更加燃起对梁实秋的爱火。

1975年3月29日，梁实秋提着一皮箱韩菁清写给他的书信，飞回台湾。这对“相识五个月，相思六十天”忘年恋人终于在这一年的5月9日举行了婚礼。此后他们相携相伴度过了12年的恩爱生活。

第24节：母亲包办的婚姻——鲁迅与朱安

母亲包办的婚姻——鲁迅与朱安

朱安是鲁迅的元配夫人她比鲁迅年长三岁，是个心地善良，恪守妇道，没有文化的姑娘。鲁迅本来不同意这桩婚事，可是他母亲却坚持成全此亲事，几次催他回国成亲。鲁迅总是拖延、搪塞。1906年的7月，鲁迅的母亲给他拍电报称：“母病速归。”鲁迅只好立即回国。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为他举行了婚礼。在婚礼上，鲁迅面色阴沉，听从摆布，并没有什么反抗的举动，她母亲以为儿子认可了这门婚事。晚上入洞房时，鲁迅见到揭开盖头的朱安，一句话也没有说，在洞房里静静坐了一夜。第二天和第三天晚上，鲁迅都睡在她母亲屋里，第四天便东渡日本，直到1909年8月才回国。

鲁迅回国后，先后在杭州师范学校、绍兴浙江省五中和绍兴师范学校，担任教务长、学监和校长。此间，他住在学校，很少回家。1912年蔡元培担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之后，聘任鲁迅到教育部工作。鲁迅自此离家。留下朱安陪着母亲苦度生涯。1919年鲁迅在北京八道湾买下一所宅院，将母亲、朱安和两个弟弟全家接来居住。后因与周作人反目，鲁迅搬到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此间，他和朱安依然分居。朱安陪伴着母亲，管理家务。

朱安是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的女子，鲁迅把生活费用交给朱安，日常生活由她安排。她为鲁家做饭菜，缝洗衣服，每天晚上为鲁迅铺好被褥。尽管鲁迅不同意她这样做，但是朱安仍然不改初衷。平时，两人为了尽量不碰面，不说话，她准备了一只箱子，将鲁迅换下的衣服洗好放在里边，让鲁迅取用。这就使得单身的鲁迅始终能穿上干净的衣服。在朱安患病时，鲁迅也很关心她，陪伴她到医院治疗。鲁迅还定期为朱安的娘家寄钱。这对没有爱情，却又无法摆脱封建桎梏的婚姻，就这样延续了30年之久。

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与27岁的许广平同居。朱安安于天命，对此并无怨恨，而且还对许广平以妹相称。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朱安给周建人写信，要他转告许广平：欢迎许广平母子到北京和她一起居住，“同甘共苦，扶持堂上，教养遗孤”。1947年朱安孤独地辞别人世。爱，在水到渠成时——鲁迅与许广平

许广平祖籍福建，生于广东番禺。1917年考入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1922年毕业后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更名为北京女子师大）国文系读书。

许广平读二年级时，鲁迅到女高师给他们兼课讲《中国小说史略》。当时的鲁迅已经发表了小说《狂人日记》，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女高师的学生们听说鲁迅给他们讲课，都很仰慕，特别是女孩子们更想看看他是怎样一个人。不料，前来给她们上课的却是一位个头不高，表情严肃，衣着陈旧的人。学生们敬重他，可是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又有些惧怕。他以浓重的绍兴口音的“官话”讲课，常在讲义之外讲些大家闻所未闻的事，讲得很幽默，逗得满堂大笑而他自己却不笑。

许广平是个好学的学生，每次听课她都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地听课和记笔记，有时有了不懂的问题，还敢于向老师提问。课间休息时，她还主动去擦黑板，也常与老师说几句话。特别是对于鲁迅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更是从心底里敬仰。鲁迅也对这个勤学好问的女生颇有好感。

1924年5月，北洋政府任命杨荫榆担任女子师大校长后，推行奴化教育和封建教育，引起学生们的不满。在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思想激进的许广平是学潮中的骨干。面对学校复杂的形势和面临毕业的选择，许广平陷入思想苦闷之中。毕业后何去何从，心里苦闷，无法解脱。她想把心中的苦闷说给自己敬重的老师，以得到指导。她大胆地给鲁迅写了封信，述说了学校状况、人生道路，以及自己的苦闷，并且要求老师给予“无时地界限”的指导。鲁迅在收到来信的当天，就给她写了回信。这让本来惴惴不安的许广平激动不已。之后，他们书信频仍，虽然每周听课时能见面，但他们觉得通信便于思想交流，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之后，许广平去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家拜访，见鲁迅事务繁忙，便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杂事。这样，她逐渐成了鲁迅家的常客，不仅帮助鲁迅处理一些稿件或生活的琐事，还常劝导他多休息，少吸烟，戒掉饮酒。这自然使鲁迅对她的情谊逐渐加深。1925年10月20日这一天，许广平在鲁迅家一直待到晚上，鲁迅坐在书桌边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鲁迅书桌旁的床头。他们谈得很投缘，谈得激动之时，许广平顺手抓住了鲁迅扶在藤椅上的手，鲁迅反手就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两颗心终于跳动在一起。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政府列出通缉名单，鲁迅被列入其中。为躲避通缉，鲁迅于同年8月来到厦门大学任教。而许广平则回到家乡，在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任职。两地分隔，他们间的通信更加频繁，更加强化了他们的感情系念。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的中山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四一二惨案”发生后，鲁迅因校方营救被捕学生不力愤而辞职，同年的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来到上海，46岁?鲁迅与29岁的许广平开始同居。此后，许广平一直陪伴在鲁迅身边，直到他逝世。

第25节：单恋的悲哀——吴宓与毛彦文

单恋的悲哀——吴宓与毛彦文

吴宓是陕西泾阳人，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学成后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教授。全国解放后，他在西南师院任教授，直到病逝。而毛彦文是浙江江山人，曾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南京金陵女子大学。1929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执教于复旦大学等校。

吴宓在清华读书时，有两位要好同窗陈烈勋和朱君毅。他们同住一室，志趣相投，谈话投机，又一起到美国的哈佛大学留学，关系非同一般。朱君毅有个姑表妹毛彦文，由双方家长立下婚约。每次毛彦文给他来信，他都给同室的吴宓和陈烈勋看，吴宓感服于毛彦文的才情，对她颇有好感。

1918年陈烈勋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而陈心一与毛彦文是杭州女子师范的同学，于是吴宓就通过朱君毅让毛彦文帮助了解陈心一的情况。这样，吴宓就与毛彦文有了接触，并在她的帮助下，与陈心一结合。

此间，由于朱君毅觉得近亲结婚会妨害后代子女健康，一直不想与毛彦文完婚，毛彦文请吴宓劝说朱君毅，不要轻率地解除婚约。吴宓也尽心竭力地劝说过，但朱君毅仍然不改初衷，一直拖到了1928年，才果断地与毛彦文解除了婚约。吴宓本来就很喜欢毛彦文，得知朱君毅与毛彦文解除婚约后，不顾膝下的三个儿女，与陈心一离了婚，转而追求毛彦文。可是毛彦文对吴宓不感兴趣。这不仅是由于思想新潮的毛彦文对吴宓的食古不化有抵触，还由于吴宓每次给她写信，总爱陈述从朱君毅给他看他们的情书之时起，就萌生了对她的爱慕，这更让毛彦文恼怒。毛彦文一直认为吴宓是个书呆子，对吴宓的单恋很是反感，但吴宓却痴心不改，直到1935年毛彦文与国务总理熊希龄结婚后，吴宓才不得不退出竞争。

第26节：“又爱又恨”的“怨偶”——梁宗岱与沉樱

“又爱又恨”的“怨偶”——梁宗岱与沉樱

梁宗岱是一位著名翻译家，现代诗人，他是广东新会人，生于1903年。1925年到法国留学。28岁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担任教授，后转入广州外国语学院，直到1983年病逝。

梁宗岱与沉樱的婚姻前后维持了10年的时间，在此之前，他们都有过一段婚姻。梁宗岱早年由父母包办，在老家娶了何氏为妻。夫妻之间没有感情，梁宗岱在北大教书时，根本不回老家。不料，1934年他的元配夫人何氏却来北大找到文学院院长胡适，声称自己是梁宗岱的合法妻子。梁宗岱不承认这种包办的婚姻，因而被何氏上告到法庭。作为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很讨厌这种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的事件，他对梁宗岱的行为不满，并出庭为何氏辩护，致使梁宗岱败诉，赔了很多钱财，梁宗岱愤而辞职离开北大。

沉樱在与梁宗岱结婚前也有过一段婚姻。1927年沉樱到复旦大学读书时，参加了复旦剧社。她与同学马彦祥合演了意大利哥尔多尼的喜剧《女店主》，由此产生恋情，于1929年结婚。第二年沉樱毕业后，专事创作，与马彦祥感情出现危机，终止了维持一年半的婚姻。后来她离开上海到北京发展。在北京经朋友介绍，她认识了刚从法国归来，在北大担任教授的梁宗岱。在交往中，他们感到彼此志趣相投，特别是梁宗岱的渊博知识，翻译作品时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使沉樱十分仰慕；而梁宗岱也很欣赏沉樱的创作才华，在交往中日久生情，恋恋不舍。1934年梁宗岱离婚后，遂与沉樱东渡扶桑，同居于叶山。第二年回国，梁宗岱受聘于天津南开大学，沉樱与梁宗岱正式结婚。婚后，沉樱闲居家中，偶有所作，于1936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一个女作家》。梁宗岱与沉樱，本来是很匹配的一对，他们是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华而结合的。一个诗人，一个作家，两人又都从事翻译，有着志趣相通的文艺天地，有共同的工作和生活语言，这是他们的感情基础。可是，自从1939年梁宗岱夫妇跟随复旦大学撤退到重庆北碚之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与沉樱追求创作的欲望出现矛盾，夫妻二人经常发生口角，感情出现裂痕。

1944年梁宗岱回广西百色处理家务时，偶尔看了一场粤剧《午夜盗香妃》，对主演甘少苏非常欣赏，托人搭桥，互相认识了。他们二人一见钟情，不久同居。沉樱得知这个消息，愤然带着两个女儿离开重庆。当时，赵清阁劝她冷静处理这件事，沉樱却说：“和他分开，其原因，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一个有双重性格的人。我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大概这也算山东人的脾气吧……”她离开梁宗岱的同年，又为他生了个儿子。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沉樱依靠教书和写作维持生活，终于将三个儿女抚养成人。

沉樱和梁宗岱并没有履行离婚手续，在名义上仍是夫妻。沉樱的大女儿思薇说她母亲“对父亲一直是又爱又恨”。他们俩其实并没有化解不开的心结，彼此欣赏，相互关爱，应该说是一对不错的夫妻。但是，他们的个性都太强，脾气都很倔犟，互不相让，这就难免造成感情的裂痕。在他们分居后，彼此惦念之情并没有熄灭。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便恢复了通信联系。1972年沉樱写给梁宗岱的信中写道：“在这老友无多的晚年，我们总可称为故人的。我常对孩子们说，在夫妻关系上，我们是怨偶，而在文学方面，你却是影响我最深的老师。至今在读和写两方面的趣味还是不脱你当年的藩篱。”这种“怨偶”的关系，正好是这对“又爱又恨”的夫妻的生动写照。

第27节：“你是我的感情归宿”——胡风与梅志

“你是我的感情归宿”——胡风与梅志

胡风的夫人梅志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在20世纪30年代初，她就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小面人求仙记》、《小红帽脱险记》、《小青蛙苦斗记》等儿童文学作品。她本名屠玘华，“梅志”是她在20岁发表处女作时取的笔名。

梅志与胡风的相识与相恋，始于1933年6月。当时，胡风因在日本组织留学生的抗日团体而被驱除回上海，住在左联作家韩起的家里。胡风回到上海后就加入了左联，并担任左联的宣传部长。梅志是经韩起介绍加入左联的，她被划分的活动小组不甚方便，就想要求调动一下。梅志找到楼适夷，他们一起到韩起家向胡风申请此事。胡风与梅志见面后，彼此的印象都很好。胡风见梅志衣着朴素，清纯秀美，温文尔雅，很有好感。在他心目中这就是他久久寻觅的好姑娘。当楼适夷向胡风提出梅志的要求后，胡风当即答应予以调整。

几天以后，胡风约梅志在上海巴黎大戏院门口的冷饮店会面。他们在饮橘子刨冰时，胡风告诉她，活动小组已得到调整，将梅志安排在他主管的法南区。此后，他们有了较多的机会接触，在接近年底时，胡风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就当面向梅志表白了自己的心迹：“我感到只有你才是我的感情归宿，我实在是离不开你了。”对于胡风的感情，梅志早有预感，她的内心里也有斗争，当时胡风已经31岁，而自己还不满20岁，这么大的年龄差距合适么？不过，随着左联工作的深入开展，他们接触机会的增多，胡风的人品、才智，以及成熟的人格魅力，赢得了梅志的芳心。这对被人们称作郎才女貌的作家，在1933年12月24日举行了婚礼。此后他们相濡以沫，无怨无悔地走过了51年坎坷的生命历程。

甘愿为爱作出牺牲——朱自清与陈竹隐

著名散文家朱自清与陈竹隐的婚恋，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趣闻，完全是朋友们撺掇成的。对他们来说，1931年是个难以忘怀的一年。这一年的初春，朱自清应聘到清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也是这一年他结识了后来与他相伴三十三年的陈竹隐。

陈竹隐是四川人，四川女师毕业后，就与好友廖书筠等同学闯北京。她们找不到工作，就一边做家教，一边学习戏曲。她的老师叫溥桐，字西园，是清室贵胄，精通戏曲，经常到清华大学讲授戏曲选修课。与清华大学的朱自清、叶公超等教授相熟。有一次溥西园与叶公超闲聊时，提及他有个女弟子已经28岁了，还待字闺中，请叶公超代为留意。叶公超当即就想到了他的好友朱自清，于是就由溥西园做东，安排一次聚会。事先溥西园向陈竹隐大体透露了请客的目的，让她留意些朱自清。这是春暖花开的四月的一天，溥西园在西单大陆春饭庄请客，带了他的两个女弟子出席。出席宴请的还有清华大学的叶公超、朱自清等人。陈竹隐对朱自清的印象很不错，这不仅是因为朱自清戴着金丝眼镜，留着分头，老成大方，很有知识分子的风度，还因为她早就读过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散文，产生了以心相许的念头。

可是，与她同去的廖书筠却很瞧不起朱自清。她奚落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我才不要呢！”廖书筠的话并没有让陈竹隐灰心，内心里还是愿意与朱自清交往。朱自清对陈竹隐还是很满意的，经常进城去看望她，也时常邀请她来清华玩。日久天长，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投契。陈竹隐虽说仰慕朱自清，可是当她想到自己才二十多岁，就要成为六个孩子的母亲，真有些害怕。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她感觉到与朱自清的感情已经很深了。她想：既然爱慕朱自清的才华，爱朱自清这个人，就应该为他分忧，为他做些牺牲，而且六个没有母亲的孩子也是可怜的，为了朱自清也应该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这样，两个月后，陈竹隐就同朱自清订了婚。

第28节：闪电婚姻不久长——郁达夫与王映霞

闪电婚姻不久长——郁达夫与王映霞

著名作家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恋，发生在1927年。当时创造社的出版部很不景气，大家希望郁达夫到上海主持出版部的工作。不料他却在这里置结发妻子于不顾，陷入了情网。

那是1927年1月的一天，他到尚贤坊去看望老朋友孙百刚。在孙百刚家里除了他的夫人外，还有一位风姿绰约，雍容华贵的姑娘。经孙百刚介绍，郁达夫才知道她是杭州的闻达人士王二南先生的外孙女王映霞小姐。她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曾与孙百刚在温州的中学一起任教。郁达夫见到王映霞这个小老乡，就觉得很亲切，仿佛是在哪里见过似的。王映霞得知郁达夫就是小说《沉沦》的作者，更是对他满怀好奇与仰慕。

这一天，郁达夫本来是来看望孙百刚的，但一见到王映霞，便把孙百刚夫妇抛到一边，和她天南地北地侃起来。他们无所不谈，话匣子收都收不住。到中午时，郁达夫坚持请孙百刚他们三人吃饭。他要了辆汽车，一行人一起来到南京路的新雅饭店，共进午餐。席间郁达夫频频向孙百刚夫妇和王映霞举杯相邀，他自己更是开怀畅饮。饭后郁达夫还请他们看了部美国影片。傍晚临别时，郁达夫用日语对孙百刚说：“我近来寂寞得跟在沙漠里一样，只希望出现一片绿洲。你看绿洲能出现吗？”孙百刚一听就猜测出他是看上王映霞了。果不其然，日后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单独约会越来越频繁。孙百刚特地赶往郁达夫的住所，耐心地劝导他不要头脑发热，要想到自己是有家室的人，也要顾全王映霞的前途和幸福。孙百刚的苦口婆心，并没有说动郁达夫。他与王映霞的交往反倒越来密切。终于在他们相识五个月后，在杭州的聚丰园酒楼举行了订婚仪式。

在郁达夫与王映霞订婚之后，王映霞提出郁达夫必须与元配夫人孙荃离婚，为此一再拖延婚期。不料郁达夫却将他与王映霞交往的日记，以《日记九种》公开出版，弄得的王映霞又气又尴尬，无奈于1928年春天在日本与郁达夫举行了婚礼。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没有得到几年幸福，就亮起了红灯。经历了夫妻冷战，文字攻讦，当面争辩，折腾了好几年，终于在1940年5月31日协议离婚，各奔前程。

她给了他诗的灵感——郭沫若与安娜

与安娜的相爱，是郭沫若人生的转折点。他们相处的二十年间，是郭沫若取得文学、史学和考古学成就的关键时期。可以说没有安娜的爱，就没有跨时代的《女神》的诞生，也没有他在诸多学术领域的显赫成就。

1916年8月，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到东京圣路加医院，为一位病逝的朋友料理后事时，认识了护士佐藤富子。郭沫若对佐藤富子很有好感，他感到自己的心灯被她拨亮，原来千百度寻找的真爱却在这里。于是他开始用书信编织情网，彼此往来书信十分频繁，每周要有三四封信。郭沫若还为佐藤富子娶了个“安娜”的名字。他将安娜比喻为圣母、女神。《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纳斯》，都是为安娜而作的。纯真的安娜也陶醉于郭沫若横溢的才华，毅然辞去工作与郭沫若同居。在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后，安娜因为她的父母反对这桩婚事，还与父母断绝了关系。

从1924年开始郭沫若带着安娜和他们的子女，几次往返于日本和中国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漂泊不定，时聚时散，直到1928年他们又回到日本。此后十年的亡命生涯中，郭沫若受到警方监视，无法从事文学创作，只得转向历史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研究。安娜与他相依为命，患难与共，毫不嫌弃他是受到日本警方监视的通缉犯。她努力为郭沫若创造的平和环境，也让他得以在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决心回国参加抗战。7月25日凌晨，他告别了日本妻子安娜和还在沉睡中的五个孩子，冒着生命危险登上了驶向祖国的客轮。日本当局得知郭沫若出走的消息后，恼羞成怒，立即搜查了郭沫若的住所，还逮捕了安娜，监禁一段时间后才释放。当年，安娜两次给郭沫若写信，通报了在日本的遭遇。此后，双方就中断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安娜带着郭沫若的子女来到北京找郭沫若。周恩来将他们安排在大连，几年后又移居上海。后来加入中国籍，享受副部级待遇，还曾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直到1994年8月15日病逝，终年101岁。

第29节：延续了姐姐的“情”——郭沫若与于立群

延续了姐姐的“情”——郭沫若与于立群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郭沫若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回国参加抗战。郭沫若只身回到上海后，马上参与到抗日宣传工作中来。他与夏衍、阿英等人创办《救亡日报》，还组织战地服务团，动员文艺界人士参与宣传鼓动和慰问工作。就在这项工作中郭沫若认识了青年演员黎明健。

郭沫若与黎明健第一次见面就觉得似曾相识，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仔细一问，原来黎明健本名叫于立群，她的姐姐于立忱，就是郭沫若在日本时过从甚密的朋友。这一下子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尤其当郭沫若从于立群手中接过于立忱思念自己的诗稿交给他时，忍不住双手颤抖，激动不已。此后，郭沫若对于立群呵护有加，关怀备至。而于立群对这位姐姐的挚友，更是敬重与爱戴。

上海失陷后，于立群想到延安读书，郭沫若劝告她取道香港到武汉，再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协助到延安。于是于立群就与林林、郁风等人结伴到了香港。第二天郭沫若也从上海到了香港。为了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力量，郭沫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到广州恢复出版《救亡日报》，并邀请于立群参与此项工作。在共同的工作中，他们的感情日渐加深，已经到了难离难舍的地步。1938年1月，郭沫若带着于立群回到广州，住在新亚酒楼，开始了同居生活。

1938年12月，郭沫若领导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进驻重庆，郭沫若和于立群也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1939年元旦，郭沫若与于立群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于立群被称为郭沫若的“抗战夫人”，在1978年郭沫若病逝八个月后自缢身亡。

颠沛流离的恋情——郭沫若与安琳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身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的郭沫若随军南下，有一天行进到广东汕头附近时，实在太累了，就想坐下休息一会儿。这时，他身边一个穿着蓝军装的女战士，就冲着他低声地唱起了《国际歌》。郭沫若打趣地指着她说：“你呀，你呀，真调皮！”

这个调皮的战士就是安琳，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她父母都曾留学日本，她本人也通晓日语。1926年郭沫若在广东中山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时，安琳正在中大文科学院读书。她非常崇拜郭沫若的才华，也很喜欢听他的讲课。北伐开始时，安琳也参加了北伐军。1926年10月，安琳随部队来到武汉，意外地邂逅了她的老师，觉得分外亲切。这时的郭沫若担任着北伐军政治部的副主任，就调安琳到政治部工作。北伐革命失败后，她跟随郭沫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这次南下撤退途中，安琳始终与郭沫若同行，细致周到地照顾着这位首长和恩师。

途中，郭沫若患了痢疾，安琳到处为他寻医问药，为他熬草药服用，照顾得无微不至，郭沫若非常感动。南下途中，他们历经艰险，相互搀扶，同舟共济，使得他们的感情融汇在一起，成为患难中的知己。在汕头附近的盐酸寮，郭沫若一行人遭到土匪围攻，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得以脱险。在休整和等待船只期间，郭沫若与安琳在一座侧楼里生活了十天。后来他们搭上一艘货轮来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又共同生活了一段时日，于1927年11月上旬，郭沫若带着安琳回到上海，安排她在内山书店的楼上住了十几天。当时安娜也带着孩子住在内山书店附近。

当时，郭沫若受到国民党的通缉，本想到苏联去，可是因为患病，误了轮船，只好到日本去躲避一时。1928年2月郭沫若全家离开上海前，几位朋友为他们饯行，安琳也出席了。席间，安琳和郭沫若都显得非常拘束，安琳似乎有很多话要对郭沫若说，可是安娜在场，无法表白，只是不断地向他投以含情脉脉的目光。安娜敏感地意识到郭沫若与安琳的关系不正常，晚上临睡前就问他：“你和安琳女士什么关系？”郭沫若告诉她，安琳是他的学生，都是北伐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的。在南下撤退途中，他患病时安琳给予他悉心的照顾，也和他经历了很多风险。安娜又问道：“你爱她吗？”郭沫若毫不隐讳地说：“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自然是有感情的。”安娜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个花心的人，她看了一眼身边睡着的几个儿女，说：“要不是有这些儿女拖累，我会让你如愿的。”到了日本之后，郭沫若与安琳这位红颜知己失去了联系。

第30节：“佩玉锵锵，洵美且都”——邵洵美与盛佩玉

“佩玉锵锵，洵美且都”——邵洵美与盛佩玉

邵洵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名气的“唯美”派诗人，新月派的主将。他与夫人盛佩玉原是姑表姐弟。邵洵美的母亲是洋务派大官僚盛宣怀的四女儿。盛佩玉则是盛宣怀的孙女。他们这样的大家庭，子女很多，不在一起居住，平时很少见面。邵洵美与盛佩玉这对表姐弟是在陪送盛宣怀的灵柩到苏州安葬时才见面的。

安葬好盛宣怀之后，亲戚们都到杭州散心，住在清泰第二旅馆。邵洵美自从见到比自己年长一岁的盛佩玉之后，就陷入单相思。他在旅馆的走廊上偷偷为盛佩玉拍了张照片，接着又写了首《偶然想到的遗忘了的事情》，表露了他对盛佩玉的恋情。不久，又将他的本名“云龙”改为“洵美”，意取《诗经·郑风·有女同车》中的“佩玉锵锵，洵美且都”。这一举动更表明他对盛佩玉的钟情。

1923年邵洵美赴英留学前，乞求母亲向盛家求婚。盛佩玉的母亲征得了她的同意，确定了这桩婚事。随后，他们拍了一张合影，作为订婚纪念。盛佩玉为邵洵美编织了一件白毛线背心。邵洵美为此写了一首《白绒线马甲》发表在《申报》上，作为对盛佩玉定情物的回报。在赴英途中，邵洵美每到一地，就选购精美的明信片，写上几句思念的短诗，寄给佩玉。回国后，又将这些短诗编成一本诗集《天堂与五月》出版，扉页上印有“赠给佩玉”几个字，使佩玉倍感爱的温馨。

由于伯父早逝，膝下无子，邵洵美过继给伯母史氏。邵洵美赴英国剑桥大学读书的费用，就是史氏靠收取房租支付的。后来史氏家遭受火灾，邵洵美只得中断学业回国。同时，洵美的祖母也盼望早日实现四世同堂，于是1927年12月在上海大光明舞厅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此后他们相濡以沫地走过了41年的生命旅程，直到1968年5月邵洵美在贫病交加的困境中永别了人间，盛佩玉为他举行了草草的丧礼。

异邦人的婚外情——邵洵美与项美丽

项美丽是美国女作家，本名埃米莉·哈恩，项美丽这个中国名字是邵洵美给她取的。他们的相识是由美国人弗丽茨介绍的。弗丽茨是上海一家外国洋行大班的夫人，酷爱中国文化，经常在上海国际艺术俱乐部举办晚宴，招待中国文化名流。

1935年初，项美丽准备写一本有关宋氏三姐妹的书，来到上海搜集素材。她与弗丽茨在美国是好朋友，弗丽茨为她举办接风宴会，邀请文化界的名流出席，其中就有邵洵美。邵洵美夫人盛佩玉的五姑母盛关熙与宋霭龄相熟，也认识宋庆龄。因为这个关系，在宴会上弗丽茨特地介绍邵洵美与项美丽相识。他们一见面，项美丽就被邵洵美的标致面庞吸引住了，两人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在邵洵美的陪同下，项美丽拜会了宋庆龄，为她的写作取得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和资料，邵洵美为她翻译了这些资料。之后项美丽经常出入邵家，与邵夫人盛佩玉也成了朋友，还曾出面宴请邵氏夫妇和请他们观看外国话剧。第二年在盛佩玉的默认下，邵洵美就与项美丽同居了。

“八一三”淞沪战争后上海沦陷，邵洵美为了宣传抗战，以美国人项美丽的名义登记出版《自由谭》杂志。他还请项美丽编辑出版外文杂志《CandidComment》（《直言评论》），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不过这两个刊物都因为日本军方的干涉，只出版了半年就停办了。合作办杂志的路走不通，他们就合作翻译了沈从文的《边城》。几年间他们在一起合作得很默契，日子过得也很和谐。

1939年项美丽完成了资料收集工作，到香港专事写作。这本书于1941年在美国出版，很快就成了畅销书。但是在香港期间，项美丽耐不住寂寞，与一个英国军官鲍克瑟同居，与邵洵美的感情就此画上了句号。

第31节：表兄妹结为连理——罗烽与白朗

表兄妹结为连理——罗烽与白朗

罗烽与白朗都是沈阳人，罗烽本名傅乃琦，白朗本名刘东兰。他们是姨表兄妹，罗烽比白朗大三岁。他们的父辈是连襟，都在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军医处供职，在齐齐哈尔驻防期间，两家住在同一所宅院里。白朗的母亲很喜欢罗烽，就向罗烽的母亲提出：将与罗烽同龄的大女儿许配给他。不料这个大女儿因患肺病英年早逝，随后就把白朗许配给罗烽。他们从小在一起长大，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罗烽对这个小妹妹总是呵护有加。

1929年是罗烽的大喜年。这一年他已经年满20岁了，不仅在铁路上找到工作，还与白朗结了婚。罗烽参加工作不久，就接触到秘密的革命组织，很快就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担任了呼兰至北安线的“呼海铁路”特别支部的宣传委员。他编印地下宣传品，散发给铁路工人们，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1931年初，在党内担任哈尔滨东区宣传委员，受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杨靖宇的委派，领导北满的文艺宣传工作。他为了编印这些宣传品，经常是早出晚归，废寝忘食。为了不让妻子为他担心，他没有向白朗透露出丝毫的革命秘密。

“九一八”事变后的一天傍晚，他俩坐在松花江的石堤上，谈论着沈阳的“九一八”事变，白朗非常惦念住在那里的寡母、幼弟，以及公婆，她劝丈夫回沈阳投身反日斗争。罗烽见此，就从口袋掏出他们编印的宣传品给她看，公开了自己的秘密活动。白朗读了这些宣传品，明白了很多事情和道理，打开了眼界，也受到了鼓舞，就要求参加到革命工作中来。后经杨靖宇的同意，白朗成了罗烽的助手，共同担负起反日宣传品的编辑印刷工作。他们的家也就成了党的秘密印刷机关。

后来奉上级指示，罗烽与白朗的工作重点转向文艺活动，他们与哈尔滨西区宣传部的金剑啸一起，团结了许多左翼文艺青年，如萧军、萧红、梁山丁、金人等，在长春《大同报》和哈尔滨《国际协报》的文艺副刊，发表很多反日文章。不久，还创办了《文艺》周刊，组织星星剧团，进一步扩大党的宣传工作。与此同时，为了宣传群众，鼓舞群众，他们分别创作发表了很多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从此夫妻携手走上革命文艺道路。然而，他们几十年的革命文学道路，有坎坷，也有坦途。经历的磨难不少，影响到创作才华的发挥，直到1978年才得到彻底平反。

他忽视了妻子的人格——戴望舒与穆丽娟

被称作“雨巷诗人”的戴望舒，并非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白面书生。他身材高大、魁梧，满脸碎麻子。俗话说：“十麻九俏”，的确，他面庞端正，近视眼镜后面的双眼总闪烁着忧郁的光芒，因而不减书生气质。他对待朋友诚恳、真挚，可是对年轻的妻子穆丽娟却鲜少体贴与温柔。

穆丽娟是著名的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的妹妹。1935年4月，戴望舒从法国返回上海，与刘呐鸥、穆时英两家同住在一所公寓里。这些文友们经常往来，相处得很密切。此时，戴望舒相恋八年的未婚妻施绛年已经移情别恋，大家都很同情他，尤其是穆时英与戴望舒相处得最为投缘，也最为关注他的婚事。有一天他俩闲聊时，穆时英说：“你不要灰心，施蛰存的妹妹算什么，我妹妹不比她漂亮？我给你搭搭桥。”的确，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是个温柔美丽的姑娘。她在南洋女中毕业后，协助母亲管理家务。平时最喜欢读文学作品，特别崇拜大哥穆时英，对他的作品每篇必读，对大哥的文友们也很尊重和熟悉。戴望舒回到上海后，将一副法国桥牌送给穆丽娟，还教她玩牌。以后，接触多了，戴望舒就请穆丽娟帮助自己誊写诗稿。在接触中逐渐产生了感情。

1935年冬天，戴望舒委托杜衡向穆丽娟的母亲提亲。她母亲知道女儿与戴望舒相处和谐，加之她大哥的支持，很快就允诺了这桩婚事。两人于1936年6月在上海新亚饭店举行了婚礼。

不料，几年后，他们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他们结婚之初，戴望舒总是把比自己小12岁的妻子看成不懂事的“小孩子”，在家里事事包办，替她做主。后来穆丽娟逐渐成熟起来，感情觉醒了，需要感情交流，需要体贴，需要拿出自己的见解，可是这种感情的变化，却被只关注自己事业的戴望舒忽略了。他仍然我行我素，甚至稍有违背自己的意志，就大发雷霆或粗俗相向。他们的生活陷于一种互不交流的冷漠境地。

裂痕的扩大以至于无法弥补，是在1940年冬天。这年穆丽娟的母亲病逝，戴望舒没有告诉穆丽娟。穆丽娟事后得知这个噩耗，伤痛不已，于是提出与戴望舒离婚，从此分道扬镳。

第32节：没有真爱的结合——徐志摩与张幼仪

没有真爱的结合——徐志摩与张幼仪

“新月派”主将徐志摩的元配夫人张幼仪，是国民党政要张君励的妹妹。曾就读于江苏师范学校。1915年10月29日，经张君励与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提亲，徐志摩与他素昧平生的张幼仪举行了婚礼。这一年，徐志摩刚刚考入上海沪江大学。20岁的徐志摩对于婚姻、爱情考虑不多，似乎也像常人一样接受了父母的安排。第二年他转学到北京大学就读。1918年去美国，两年后又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政治经济。

结婚后，徐志摩到国外求学，他父亲担心有变，就提议张幼仪到伦敦与徐志摩团聚。1920年秋，张幼仪来到英国的沙士顿，夫妻二人相安无事地生活着。不料，1920年的冬天，徐志摩在伦敦邂逅了16岁的林徽因，立时为林徽因的婉约才情和高雅气质所征服。仿佛在前世见过她，这才是他理想的妻子啊！此时，他才感到的四年来与张幼仪的婚姻原来是那样的平庸和乏味！不过，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妻子待他好，温存恭谨，体贴顺从，衣食照拂，都挑不出妻子的错处。还为他生了个儿子，满足了父母的心愿，更是无可挑剔。可是，他暗暗与林徽因相比较，觉得同床共衾的妻子竟不能成为心灵相通的知音，两人之间没有感情的吸引力，也没有交流的话题。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陷于婚姻的悲剧之中，与张幼仪的婚姻开始出现危机。

恰在此时，张幼仪又怀孕了，这本来是令人欣喜的事，可是徐志摩正狂热地迷恋着林徽因，对此十分反感，就让她打掉。张幼仪说：“听说有人打胎死掉的。”徐志摩则说：“坐火车还有死掉的呢，难道就不坐火车了吗？”接着，徐志摩向张幼仪提出离婚，张幼仪没有答应，徐志摩就独自离开沙士顿。眼看产期临近，张幼仪身边无人，只得给她的二哥张君励写信求助。在二哥的帮助下，张幼仪来到德国柏林，生下孩子。此后直到她同意与徐志摩离婚，徐志摩才到柏林来办理离婚手续，与她发表了《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

其实，张幼仪并不是个软弱的传统女性。婚变之后，她自强不息，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开办云裳公司，还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大获成功。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幼仪回国后认作徐志摩的双亲为义父母，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就连徐志摩死后出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出于她的策划和出资。

未能兑现的爱——徐志摩与林徽因

林徽因是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司法部长林长民的独生女儿，福建闽侯人，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1920年秋天，林长民应邀去英国讲学，16岁的林徽因便顺便随同游历。

徐志摩在国内就与林长民相识。听说林长民来到伦敦，要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演讲，徐志摩一大早就赶往会场。在电车上他见到了十分景仰的著名作家狄更斯，但没敢冒昧地上前联络。林长民的讲演结束后，徐志摩找到林长民，请求他帮助拜会狄更斯老先生。林长民让他第二天到林的住处去，仔细谈谈，以便引荐。

第二天徐志摩去林长民的住处时，恰巧林长民临时有事外出，给他开门的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她那颀长秀挺的身材、俊逸潇洒的气质，以及纯真谦和的微笑，给徐志摩一种天仙下凡的感觉。他们的交谈中，徐志摩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喜欢的女子就在眼前。

情窦初开的林徽因爱好文学，读过徐志摩的诗作，也为徐志摩的聪颖的才气、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和英俊的外貌所吸引。他们彼此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自此，几乎是每隔一两天，一到饮下午茶的时间，徐志摩就不请自到。徐志摩到林家虽说有林徽因作陪，但是当着林长民的面，徐志摩总觉得有些话没法跟徽因讲，于是他就在未造访的那一两天给林徽因写信。他热烈、火辣的信，让豆蔻年华的林徽因激动不已。她给徐志摩的回信也让徐志摩读得神魂颠倒。

有一天，徐志摩给林徽因写了一封热烈的求爱信，林徽因读了心怦怦然，但冷静下来一想，又觉得答应了徐志摩的求爱，就会给他的妻子张幼仪带来伤害。在一次与徐志摩见面时，她劝徐志摩不要想入非非：“徐兄，我不是您的另一半灵魂。我们是太一致了，就不能相互补充。我们只能平行，不可能相交。我们只能有友谊，不能有爱情。”说完就哭泣着跑开了。

此时的张幼仪早已从徐志摩在家里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估计他是心有所属。特别是她见到林徽因之后，更是看出了她与徐志摩的暧昧关系。于是她决定离开沙士顿到德国去。她与徐志摩谈了自己的想法，竟然很快地得到徐志摩的认可。徐志摩没有听她说去德国的理由，就在三个星期后，送她到了德国。临行前，张幼仪还让徐志摩陪同她与林徽因辞行。

徐志摩从德国回来之后，就去找林徽因。不料，林氏父女已经回国了！房东的守房人问清他就是徐志摩后，就将林徽因留给她的一封信交给他。信中林徽因写道：“我走了，带着记忆如锦金，里面藏着我们的情，我们的谊，已经说出和还没有说出的所有的话走了。”又说：“上次您和幼仪去德国，我、爸爸?西滢兄在送别你们时，火车启动的那一瞬间，您和幼仪把头伸出窗外，在您的面孔旁边，她张着一双哀怨、绝望、祈求和嫉意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我。我颤抖了。那目光直进我心灵的底蕴，那里藏着我的无人知晓的秘密。她全看见了。其实，在您陪着她来向我们辞行时，听说她要单身离你去德国，我就明白你们两人的关系起了变故。起因是什么我不明白，但不会和我无关。”徐志摩读完信颓然地坐在沙发里，心里一片空白，从此他成了一个“鸡飞蛋打”的单身汉。

第33节：身陷囹圄，夫妻离散——谢冰莹与符号

身陷囹圄，夫妻离散——谢冰莹与符号

谢冰莹于1906年出生在湖南新化铎山镇（今属冷水江市）的一个清末举人家庭，本名谢鸣冈。她母亲传统观念很深，总是让小鸣冈学做女红，不愿意让她读书。可是小鸣冈却天生性格叛逆，为了进学校读书，竟然绝起食来。这样她才在12岁时进入女校读书。

1921年谢冰莹考入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开始对文艺产生兴趣，在长沙的《大公报》副刊发表了散文《刹那的印象》。在学校她接受了新潮思想的影响，寻求女性解放。毕业后毅然报考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北伐军进入武汉后，军校奉命整编为中央独立师，参加北伐。在行军途中，谢冰莹将自己亲身的经历，以及所思所感，写成《从军日记》。《从军日记》在汉口《中央日报·副刊》连载后，社会反响很好。后来，汪德耀先生将它译成法文，在法国出版，引起了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注意，他给谢冰莹写信，对她的这部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

西征途中，谢冰莹结识了中央独立师特务连的符号。符号是黄埔五期学员，他们同为黄埔校友，彼此印象极好，日久天长，产生恋情。北伐失败后，中央独立师解散，谢冰莹回到家乡湖南，符号留在家乡湖北仙桃。可是，谢冰莹到家后，她母亲就给她操持结婚。谢冰莹的心早已被符号所占据，设法逃出家乡，到湖北与符号结为伴侣。他们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为了生计，他们走上海，闯北平，下天津，找工作糊口，但都没有如愿，只能依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1929年他们的女儿小号兵（符冰）来到这个世界，为人父母的责任感，更促使符号去找个赖以为生的工作。他经朋友介绍到天津北方书店工作，不料刚踏进书店门，就被特务们逮捕了。原来这个书店是中共在天津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被敌人查获，符号被当作中共地下联络员，判处五年徒刑。谢冰莹带着女儿去探监时，符号考虑到这五年时间对年轻的谢冰莹来说是很残酷的，对她说：“五年的刑期不短，你采取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你的自由。”谢冰莹哭着说：“你怎么这样说呢，我带着女儿回家去，和母亲一起生活等你。”于是，从天津探监回来后，谢冰莹带着女儿回到湖北符号的家。符号家里有位年迈的母亲和一个年幼的妹妹，生活十分拮据。谢冰莹不愿意给婆母增加负担，就想回老家湖南。可是婆母担心她不再回来，追到火车站，要回了自家的孙女小号兵。谢冰莹失去了女儿，没有心思回家，索性登上东下的轮船，去上海独自谋生。

等到符号刑满五年出狱后，家里只剩下寡母和女儿小号兵。他们相依为命地生活了几年，始终不见谢冰莹的踪影，符号只得再婚另娶。

第34节：婚礼上咬破手指写血书——谢冰莹与贾伊箴

婚礼上咬破手指写血书——谢冰莹与贾伊箴

谢冰莹在1928年到上海后，依靠微薄的稿酬维持了一段生计。在稍有积蓄之后，就进入上海艺术大学中文系深造。1931年7月，谢冰莹又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求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她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举行的“追悼东北死难烈士大会”，与日本军警发生冲突。被日方遣送回到上海。

为了谋生她来到福建，在厦门中学教书。在这里，她认识了黄维特，并与之同居。后来他们回到长沙，谢冰莹住在妙高峰青山祠，闭门写作，于1936年完成了自传体小说《一个女兵的自传》。不久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很快就引起了轰动，成为畅销书。

抗战全面爆发后，谢冰莹投入抗日斗争，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在老河口被李宗仁授予少将军衔。1939年她又到宜昌办救护人员训练班，旋即与黄维特音讯中断而失去联系。1940年谢冰莹到西安主办《黄河》月刊，在这里结识了贾伊箴。贾伊箴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又去英国留过学，在一所大学教书。他们相识后，虽然谢冰莹性格开朗，贾伊箴性格内向，但互补性很好，很快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在婚礼上，他俩当场咬破手指，用鲜血写出自己的名字和生日，发誓终生相守，白头偕老。从此他们相伴相依地度过五十多年的婚姻岁月。

他们结婚后，夫妻恩爱，形影不离。有时谢冰莹到前线采访，贾伊箴也随同前往，自称是“编外记者”。抗战胜利后，他们到北平师大任教。1948年应台湾师院梁舒教授邀请，谢冰莹和贾伊箴到台湾，分别担任中文系和化学系教授。他们在台湾工作了二十多年，于1972年退休。1974年他们一起到美国旧金山定居。这对老夫妻尽管共同生活了51年，但谢冰莹的脾气始终未改，总是爱耍小脾气。但她万万没料到，一次耍小脾气竟然送了贾伊箴的命。这成了谢冰莹心头永久的痛。

1988年7月18日，他们因一件小事争吵起来。如在平时，谢冰莹数落几句也就过去了，可是这次却负气离家出走了。80多岁的贾伊箴不放心，到处寻找她。他找了几个熟人家都没有找到。本来他已经很累了，可是找不到谢冰莹，总是放心不下。忽然想到还有个杨姓朋友家没有去找。他到了杨家敲门时，谢冰莹正好在，知道是老贾来找她，就示意主人先不要开门。她躲进衣柜之后，主人打开门，贾伊箴问道：“我的冰莹在这里吗？”听说没有在这里后，贾伊箴怏怏不快地回家了。不久，谢冰莹悄悄地回到家里。贾伊箴见妻子回来了，立时喜笑颜开，想方设法讨好妻子。他说：“冰莹，咱们到这里后，都是用自己的桌子，咱俩换一下用吧！”说罢就动手收拾书报，准备调换书桌。谢冰莹有些不理解，但既然老贾动手了，自己也去帮忙。突然，贾伊箴趴在桌子上，脸色变得蜡黄。谢冰莹立刻打电话找大夫，但已无力回天，贾伊箴突发心脏病而逝世。谢冰莹为她的小脾气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第35节：一枚胸针定了情——萧乾与文洁若

一枚胸针定了情——萧乾与文洁若

萧乾是在1954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文洁若结婚的。在前一天，萧乾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还雇了辆三轮车，将文洁若的行李拉到他们的那间新房。第二天他们出席了五一庆祝游行，回到家就算结婚了。从此这对忘年夫妻携手走过了45年的历程。

萧乾出生于北京的一个蒙古族家庭，1935年燕京大学毕业后，曾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的《大公报》任职。从1939年到英国讲学和读研究生期间曾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深入“二战”战地采访。1946年回国后先后在上海和香港《大公报》任职，1949年参加香港《大公报》起义后，回到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

文洁若也是北京人，生于1927年，比萧乾小17岁。在学生时代，她就读过萧乾的小说《梦之谷》，以及萧乾在“二战”期间采访西欧战场的报道。1950年文洁若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助理编辑，正好和萧乾在同一个编辑室工作。

在译文的翻译和校对中，萧乾给予文洁若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编辑很大的帮助。特别是他的平易近人，谦虚诚恳，以及广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都激起了文洁若对他的景仰与爱慕。此后这两个忘年之交就显得格外近乎。有一次他们闲聊时，萧乾无意间说出自己的乳名叫“乐子”，文洁若听了笑弯了腰。萧乾莫名其妙，就问她笑什么，文洁若告诉他，她的乳名与他的相似，叫“雪子”。萧乾不由得也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怎么这么巧呢？莫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第二天萧乾就到东安市场给文洁若买了枚镶嵌着爱神的玛瑙胸针。这枚胸针就成了他们的定情之物。

可是，他们的恋爱关系被人们知晓之后，人们的议论和善意劝告，也曾让文洁若产生过犹豫。有人说，萧乾离过三次婚，感情不专一；有人说，你们的年龄相差太大，不合适。对于初涉爱河的文洁若来说，这些劝告不能不在她的心海里激起波澜，但她又从和萧乾的接触中，感受到他的诚恳和坦率。萧乾并没有掩饰自己的婚姻状况，他告诉文洁若，他曾经遗弃过一个女人，也被两个女人遗弃过，而且前妻还给他留下个六岁的儿子。

事后，萧乾邀请文洁若到北海划船。文洁若来到北海边见到萧乾身边有个五六岁的小男孩，心想一定是他的儿子了。萧乾向她介绍了自己的儿子之后，问她说：“我带他来，你不介意吧？”文洁若毫不迟疑地说：“你喜欢的，我就喜欢。”

他们结婚后的一天晚上，萧乾和文洁若到剧场，观看反映四川铁路建设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剧中有句体现话剧主题的一句台词是：“我们40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萧乾深受感动，他握住文洁若的手，轻轻地说：“我的40年的愿望也实现了——我找到家啦！”的确，40年来他颠沛流离，三度结婚，却没有一个稳定的家，而如今他找到了心爱的文洁若，终于感到自己此时才算有了可以依靠的家了！

这对忘年夫妻，风雨同舟，历经劫难，却一直相濡以沫，携手并肩。1999年2月4日萧乾撒手人寰，留下文洁若继续在翻译园地里辛勤耕耘。

合作默契生恋情——梅兰芳与孟小冬

梅兰芳与京剧名伶孟小冬有过三年短暂的婚姻。

孟小冬是上海人，于1908年1月出生于一个梨园世家。因为她出生于冬腊月，取名小冬，成名后由于饰演老生名震剧坛，被誉为“冬皇”，意为“小冬是须生之皇”。

孟小冬是位坤伶须生，7岁登台演出，9岁开始向姑父仇月祥学习孙(菊仙)派老生。她本人长得极为漂亮，称得上国色天香，扮相更是英俊潇洒，气宇轩昂，而且嗓音宽亮，唱功精湛，为剧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1925年她到北平发展。北平作为京剧的发祥地，观众欣赏口味高，对外地来京演出的演员多有挑剔，可是孟小冬刚一登台，就博得了掌声，一炮打红。这一年的8月，京剧名伶举行义务献演，孟小冬有机会与梅兰芳同台演出。虽然梅兰芳出演压轴戏，孟小冬在他之前演出，他们在换场的当儿有机会相识了。

次年，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王克敏庆贺50岁大寿时，梅兰芳和孟小冬都被请来演出堂会，预先告诉她与梅兰芳合演《四郎探母》。不料，寿筵开始时，却临时改让他们合演《游龙戏凤》。孟小冬虽然学过这出戏，但没有演出过，排演也肯定来不及了，她的师傅担心她演砸锅，为她捏着一把汗。可孟小冬却毫不畏惧，很爽快地说：“台上见。”这出“现抓”的戏，演出效果非常好，博得了大家的喝彩和热烈的掌声。大家私下议论：这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梅兰芳的戏迷们也开始操持为他们撮合婚事。

通过合作演出，梅兰芳感到与孟小冬配合默契，很欣赏这位坤伶须生，尤其为她的美貌倾倒。可是孟小冬却有些迟疑。因为梅兰芳已经有两房妻子，像她这样的妙龄女子，而又是享誉剧坛的名角，怎能甘心当小妾呢！不料，说媒者早有准备，说梅兰芳过继给他伯父家，他是两房的继承人，按古律可以为两房各娶一位妻子，以便传宗接代。这叫“双祧”。孟小冬本来很仰慕梅兰芳的才华，既然不是做小妾，她没有计较二人相差14岁的年龄，就应允下来。在1927年的春节过后，他们就走上了红地毯，结为秦晋之好。

孟小冬与梅兰芳结婚后，为了符合“双祧”的说法，单独居于一所住宅里，也不再登台演出。这一年的9月，有位名叫张汉举的社会名流在家里宴请梅兰芳和孟小冬。席间家人告知有位先生要见梅先生，张汉举以为是梅兰芳的戏迷，就出面搪塞。他刚到大门口，就连中数枪，当场死于不治。后经警方破案方知，这个凶手本是孟小冬的戏迷，凡是孟小冬演戏，他每场必到。现在孟小冬成了梅兰芳的夫人，看不到她的演出，就想杀死梅兰芳，以解心头之恨。无辜的张汉举成了替死鬼。这件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对梅兰芳名誉有很大损伤，更激起了梅夫人福芝芳的不满。

1930年8月，梅兰芳的大伯母（即祧母）过世，按风俗，梅兰芳的妻子们都应该披麻戴孝，在灵堂接待吊唁宾客。当孟小冬赶来守灵时，却被福芝芳派人拦在门口，不允许她进门。梅兰芳百般相劝，福芝芳无动于衷；转而又劝孟小冬，让她先回家。孟小冬这才意识到媒人说的“双祧”，原来是个骗局，怒而返家。梅兰芳晚上冒雨去找她，她没有给他开门。第二天孟小冬就到了天津，隐居起来。他们的婚姻也就宣告终结了。

第36节：心存感激，以身相许——杜月笙与孟小冬

心存感激，以身相许——杜月笙与孟小冬

杜月笙是上海川沙县人。幼年父母双亡，由其继母和舅父养育。14岁时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为人不守本分，嗜赌成性，常与一些流氓、歹徒厮混。后拜青帮陈世昌为老头子。经陈世昌举荐，拜在黄金荣门下，成为其亲信，成为上海青帮的显要人物。

杜月笙是个京剧票友，他的四房夫人有两房都是京剧名伶。早在孟小冬刚出道时，杜月笙就经常看她的戏，早就有拥怀纳抱之意。可是孟小冬到北平发展后，与梅兰芳结婚，他也只好放弃了奢望。孟小冬离开梅兰芳之后，拜余叔岩为师继续学戏。出徒后，杜月笙邀请孟小冬来上海演出。杜月笙的四夫人姚玉兰也是京剧须生坤伶，曾与孟小冬结为金兰之好。这次孟小冬回到上海，自然与姚玉兰往来密切，杜月笙也趁机靠近孟小冬。后来孟小冬还得知，在她与梅兰芳婚变后，杜月笙曾几次报复梅兰芳，为她出气。

情况是这样的，孟小冬与梅兰芳分手后，孟小冬登报声明，指责梅兰芳。杜月笙闻讯后，为讨好孟小冬，对来上海演出的梅兰芳处处为难，先是与上海各报馆打招呼，不准报道梅兰芳演出的消息，接着又在梅兰芳演出时起哄捣乱，弄得梅兰芳演出受挫，经济亏损很大，甚至连返回北平的路费都凑不齐，只得典当行头，才得以离开。

或许是孟小冬对杜月笙心存感激，也或许是她意识到有杜月笙这样的“老大”作保护，自己后顾无忧，经姚玉兰说合，孟小冬与杜月笙同居了。此时的杜月笙，是个“跺一跺脚上海就得颤三颤”的人物，他得到了早就钟情的孟小冬，呵护有加，钟爱无比，的确过了几年浓情蜜意，情深意重的恩爱时光。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携家眷来到香港。这时的杜月笙已经60出头，身体每况愈下。不过有孟小冬伺候左右，对杜月笙来说，也是极大的精神慰藉。1950年广州解放后，杜月笙对定居香港产生了不安全感，就决定移居欧洲。杜月笙要侍从办护照时，按人头计算到孟小冬时，她说：“我跟了去，算什么呀？”一句话提醒了杜月笙，当天晚上，这位63岁的新郎就与42岁的孟小冬举行了婚礼。移居欧洲后的第二年，杜月笙病逝，孟小冬带着分得的两万美元遗产回到香港，课徒授业以度余生，1967年移居台湾，1977年因病不治逝世。

第37节：亡命私奔的同居——徐悲鸿与蒋碧微

亡命私奔的同居——徐悲鸿与蒋碧微

徐悲鸿，原名寿康，是现代国画大师。他生于1895年，江苏宜兴人。其父徐达章是位农村塾师，擅长绘画。因家境贫寒，徐悲鸿9岁时跟随父亲学画，从13岁开始，跟着父亲到处流浪，以卖画为生。流浪的卖画生涯，使得年幼的寿康经常在劳乏中失声恸哭，声如鸿雁悲鸣，因之更名为“悲鸿”。

1916年，21岁的徐悲鸿来到上海，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文，并以画插图、广告筹集学费。同年3月，明智大学在哈同花园宣告成立，征求仓颉画像。徐悲鸿以水彩仓颉像中选，并获得一笔不菲的报酬，同时也赢得了名气。

有一次，同乡朱子彬告诉徐悲鸿，说乡贤蒋梅笙在大同学院当教授，想给他引见一下。他们约定时间去拜会。蒋梅笙夫妇对徐悲鸿的印象相当不错，对这位宜兴老乡也很热情。在蒋家，徐悲鸿认识了蒋梅笙的女儿蒋棠珍，这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女郎，年仅18岁，性格活泼、开朗，气质典雅，深得徐悲鸿的喜欢，而这位女郎对徐悲鸿的艺术才华也很欣赏。因此，他们彼此都有好感，但碍于蒋棠珍已经许配给苏州望族查家，她心中苦恼，但又无力摆脱，经常暗自哭泣。徐悲鸿与她似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对她的苦恼心领神会，就在朱子彬的帮助下，动员蒋棠珍跟他到日本去。在去日本的大海上，徐悲鸿将刻有“碧微”的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从此，蒋棠珍就更名为“蒋碧微”。

蒋碧微离家出走，对蒋家这个望族是个不小的打击，也没法向苏州查家交代，为此蒋梅笙十分苦恼。蒋梅笙与滞居上海的康有为过从甚密，而康有为又在哈同花园认识了徐悲鸿，为了成全徐悲鸿，并让蒋家摆脱窘境，于是在康有为的策划下，蒋家宣布女儿蒋棠珍因病早殇，并在宜兴老家设立灵堂，安排下葬，以遮掩女儿私奔。

1918年徐悲鸿与蒋碧微来到北平，徐悲鸿被蔡元培聘为北大国画研究院导师，第二年赴法国深造，蒋碧微同行。1921年徐悲鸿夫妇在柏林出席中国驻德国公使的一次酒会时，结识了来德国旅行的青年画家张道藩。不料张道藩对蒋碧微情有独钟，想方设法与徐氏夫妇接近。1926年初，张道藩给蒋碧微写了封求爱信，言辞缱绻，热情似火。虽说蒋碧微对徐悲鸿专心作画，对她呵护日渐淡薄，心中多有不满，但她还是拒绝了张道藩的追求。

不料，三年后，徐悲鸿夫妇在南京又遇到了张道藩。此时的张道藩已经从政，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担任主任秘书。张道藩见到蒋碧微，旧情复燃，百般讨好，而此时的蒋碧微对徐悲鸿醉心于艺术不够理解，感情上觉得寂寞，这就为张道藩提供了感情冲击的空间。1936年蒋碧微和张道藩请徐悲鸿为蒋介石画像，被徐悲鸿拒绝，因而遭到流言飞语的中伤。为了远离是非，徐悲鸿到广西写生和创作，同时也为抗战筹集资金。就在他离开南京期间，张道藩与蒋碧微打得火热，偏离感情的轨道，在一次躲避日军飞机轰炸时，在张道藩家的地下室里，蒋碧微开始成为张道藩的情妇。1943年，徐悲鸿到重庆筹建中国美术学院时，为了挽回与蒋碧微的感情，徐悲鸿曾泪流满面地乞求她回心转意，可是此时的蒋碧微已铁了心做张道藩的情妇，与张道藩的感情如胶似漆，徐悲鸿已经无力回天了。后来在1945年，二人在重庆协议离婚，作证律师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蒋碧微从徐悲鸿那里得到了100万元的赡养费和100幅画作。

1949年年初，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时，已经担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张道藩安排蒋碧微去了台湾。张道藩将他的法国妻子素珊送到澳大利亚养病，开始与蒋碧微同居。到1958年蒋碧微去南洋探亲回台后，张道藩对她十分冷淡，从此二人分居。蒋碧微拒绝了张道藩的资助，以卖徐悲鸿的画为生，直到1978年病逝。

第38节：“大慈大悲”的心迹——徐悲鸿与孙多慈

“大慈大悲”的心迹——徐悲鸿与孙多慈

蒋碧微的红杏出墙一般认为是徐悲鸿执著于授课与绘画创作，无心关怀爱妻所致，其实也不尽然。蒋碧微身无长技，醉心于应酬和享受，她与徐悲鸿盲目同居，缺乏感情基础，没有共同语言，使得徐悲鸿在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爱抚，因而精神苦闷，郁郁寡欢。恰巧在这个时候，他的女弟子孙多慈走进了他的视野。

孙多慈，又名孙韵君，安徽寿县人，生于1913年。1930年从安庆女中毕业，第二年考入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绘画。徐悲鸿很快就发现孙多慈的艺术才华和非同一般的悟性，认为她很有发展前途，对她非常器重。经常课外点拨，还让孙多慈到他的画室为她画像。徐悲鸿专门刻了一方印章：“大慈大悲”，将他俩的名字嵌在里边，表明心底寂寞的徐悲鸿已经坠入爱河。此后不久，他创作了一幅《台城月夜》的油画，画的是他和孙多慈在一座高岗上赏月，徐悲鸿席地而坐，孙多慈站在他的身旁。蒋碧微看到这幅画，十分生气，就将它藏了起来，不让它面世。

1932年徐悲鸿的公馆在南京落成后，孙多慈特意购买枫树百棵，用于装点恩师的公馆，不料此事被蒋碧微得知，气急败坏地令佣人将枫树苗砍断，当作木柴烧掉。对此徐悲鸿自知理亏，不敢发作，遂将自己的画室命名为“无枫堂”，用以表示心中的不满情绪和对孙多慈的怀念。孙多慈大学毕业后，徐悲鸿本打算带领全班学生到苏联参观学习，顺便送孙多慈到法国进修，但此计划未能实现。后来他们只能通过好朋友舒新城传递书信来联络感情。

尽管这样，徐悲鸿的师生恋还是被小报炒得沸沸扬扬，孙多慈的父母也知道了他们的恋情。有一次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来到南京，要见徐悲鸿。他们约定在鸡鸣寺的一个茶馆相会，这位曾经担任过军阀孙传芳秘书的孙传瑗，顾及到徐悲鸿的名望和社会影响，婉辞谢绝了他和女儿的婚事。

1938年孙多慈随父母避难到桂林，徐悲鸿闻讯后，请托朋友向孙父提亲，仍然遭到孙父的拒绝。随后孙家就离开桂林前往浙江丽水。不久，孙多慈与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许绍棣成婚。1948年孙多慈跟随许绍棣到台湾，任教于台湾艺术学院。她与许绍棣感情不和，但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无力走出失败的婚姻，心中始终恋着徐悲鸿。1953年当她在美国得知徐悲鸿病故的消息，悲痛异常，为徐悲鸿守孝三年。

七年恩爱，终生不忘——徐悲鸿与廖静文

廖静文于1923年出生在湖南浏阳县（今浏阳市）的一个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在长沙市读的小学和中学。抗战爆发后，她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撤退到重庆。1942年年底，重庆的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需要一名管理员，登报招聘。年仅19岁的廖静文便报了名。后经院长徐悲鸿面试，一锤定音，她便被聘任了。

当时图书馆的图书并不多，她除了管理好图书，还帮助院长徐悲鸿整理画案，收拾画室，闲暇时也在旁边看院长画画。那时47岁的徐悲鸿，在生活上有点狼狈不堪，衣服经常不洗，衣服纽扣掉了也没有人给补缀上。廖静文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时就帮着徐悲鸿缝上纽扣，或洗洗衣服，只不过出于同情而已，她根本没有想到会嫁给比自己年长28岁的徐悲鸿。

人是感情动物，当廖静文听说徐悲鸿的妻子红杏出墙的事之后，出于对长者的同情，对他照顾得更为悉心。她经常陪伴着徐悲鸿到嘉陵江边散步，天长日久，感情的暖流自然会流汇在一起。有一次散步时徐悲鸿对她说：“我最喜欢你的单纯。有人给我搭桥介绍对象，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单纯。”一句话说得廖静文脸颊飞红，但心里却是美滋滋的。自此，他们间的关系显得更为亲近了，已经揭开了恋爱的序幕。

当年，徐悲鸿经常患病，廖静文的悉心照料，更让徐悲鸿感动。1944年患上严重的肾病和高血压，住进医院。他身边没有人陪伴，廖静文就陪他住在医院里。那时，徐悲鸿手头没有多少钱，治病需要的钱很多，廖静文就量入为出，每天都是吃徐悲鸿吃剩下的饭菜。为了不让徐悲鸿看到，她都是将饭菜拿到病房外边去吃。

徐悲鸿与廖静文恋爱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蒋碧微的耳朵里。她几经打听，得知廖静文父母的住址，便给廖静文的父母写了封信，说她是徐悲鸿的合法妻子，廖静文破坏了她的家庭。廖静文的父母得知女儿与相差28岁的徐悲鸿恋爱，而且还是与有妇之夫恋爱，十分恼火，要她立即离开美术学院，断绝与徐悲鸿的一切联系。

在父母的压力下，廖静文匆匆地给徐悲鸿写了封绝交信，就离开了。不料，事有凑巧。平时徐悲鸿总是上完四节课才回办公室来，而这天徐悲鸿觉得心神不宁，无心讲课，只上了两节课就回来了。在办公室见到廖静文的信，立时就意识到廖静文回家了，他飞快地追到廖静文回家必经的嘉陵江渡口，看到廖静文正在等轮渡。徐悲鸿一把拉住她，说：“我与蒋碧微早就分居了，很快就办理离婚手续，我不能没有你。”但在父母的压力下，她还是离开了美术学院，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考入迁移到重庆的金陵女子大学化学系读书。

徐悲鸿为她有机会深造，很是高兴。他找到她，向她表示：“我等你四年，要是在四年里你找到最爱的人，我决不干扰你。”廖静文离开徐悲鸿后，觉得心里总是挂念着他，经常回忆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挂念着徐悲鸿的身体。有一次她与知心女友谈起这件事，女友说：“你这是为了什么？”此时廖静文才真正意识到：她什么也不为，就是爱着徐悲鸿这个人。

经过一段内心的煎熬，廖静文不顾家里的反对，终于勇敢地到贵阳找徐悲鸿，答应与他结婚。接着，徐悲鸿于1944年2月9日在贵阳登报宣布与蒋碧微离婚，三天后又登报与廖静文订婚。1946年他们回到重庆后，在中苏文化协会礼堂举行了婚礼。

他们在一起只度过了7年的恩爱生活，徐悲鸿就因突发脑溢血于1953年病逝了。当时廖静文刚刚年满30岁。

徐悲鸿病故后，廖静文将徐悲鸿的1000多幅藏画和他的作品捐献给国家。在她的努力下，徐悲鸿故居建成徐悲鸿纪念馆。她在纪念馆工作之余，着手撰写徐悲鸿的传记。为了写好徐悲鸿传记，她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插班学习。1957年夏，她完成大学学业，任徐悲鸿纪念馆馆长。“文革”期间，徐悲鸿纪念馆被毁，廖静文又给当时在世的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重建徐悲鸿纪念馆。很快得到毛泽东主席认可的批示，于1983年正式开馆。

第39节：“约法三章”定情缘——老舍与胡絜青

“约法三章”定情缘——老舍与胡絜青

1929年的冬天，老舍从英国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在与好友白涤洲叙旧时，白涤洲问起他的婚姻大事，老舍支支吾吾地说：“父母做主的那段婚姻，虽说退掉了，至今想起来也让人伤心。我刚31岁，还不着急呢。”白涤洲：“怎么不着急？男大当婚，遇到合适的机会就该张罗了。”白涤洲这样说，事出有因。原来他的朋友有个妹妹叫胡絜青，已经26岁了，她母亲常为女儿的终身大事着急，就让胡絜青的二哥找他的朋友罗常培、白涤洲留心物色。恰巧此时老舍回到北京，罗常培与白涤洲都相中了老舍。

怎么先让他们见见面呢？白涤洲与罗常培就请北京师大音乐系的一位朋友出面，带着他的学生胡絜青拜访老舍。胡絜青自幼爱好文学，与几位女同学组织了个文学社——真社。她们读过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长篇小说。如今听说老舍回到北京，很希望能见到这位心仪已久的著名作家。于是胡絜青就代表“真社”社员，来请老舍给她们辅导创作。老舍一向平易近人，对青年学生的要求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事后胡絜青和老舍才得知这是白涤洲、罗常培他们有意安排的。后来，白涤洲、罗常培先后三次轮流做东，宴请老舍和胡絜青，而胡絜青没有拒绝，也没有明显地表示出什么。

第二年的夏天，老舍应山东齐鲁大学之邀担任中文系副教授，要离开北京。尽管在与胡絜青的三次接触中，她没有明确表态，但是老舍已察觉到胡絜青的默许。不过老舍也有所顾虑：虽说他俩都出身于满族正红旗，可是两家的家境相差悬殊。胡絜青出身于正三品的参将，老舍却出身于正红旗的护军。他担心门不当、户不对，容易产生意见分歧，影响婚姻关系。他左思右想，觉得还是应该事先摊牌，把丑话说在前头。老舍就给胡絜青写了封信。信中首先谈了对胡絜青的美好印象，指出他们都是正红旗人，可是由于两家的地位相差悬殊，忠告她必须有吃苦的思想准备；接着就提出三点希望：一是要肯于吃苦，要能吃窝头；二是要刻苦地学一门专长；三是将来共同相处，和和睦睦地过日子。这就是被胡絜青称作的“约法三章”。

胡絜青读了老舍的信，不但没有反感，反而觉得与老舍的心贴得更近了。她当即给老舍回了信，很婉转地表示了她非常钦慕老舍一心向上，互敬互爱和积德行善的行为。老舍得到胡絜青的回应之后，异常兴奋和激动，就每天给她写一封信，谈爱情、谈婚姻、谈家庭、谈人生、谈文学，几乎无所不谈。几个月的鱼雁往还，把他们的感情越拉越近，成为不能须臾分开的情侣。

1931年夏天，老舍回北京度假时，由罗常培做媒，与胡絜青举行了结婚典礼。婚后他们来到济南，开始了较为清贫，但却和谐美满的新生活。在他们相伴相依的35年中，胡絜青不仅很好地履行了老舍的“约法三章”，而且在“约法三章”之外，也做得很出色，成为老舍的一位得力的助手。

第40节：奉父母之命的“娃娃亲”——茅盾和孔德沚

奉父母之命的“娃娃亲”——茅盾和孔德沚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是他1927年发表小说《幻灭》时用的笔名。他和夫人孔德沚都是浙江桐乡乌镇人。茅盾的祖父经营纸店，孔德沚的祖父开蜡烛坊，都是乌镇街面上的小商人，彼此的关系处得相当不错。经人说媒，在茅盾5岁，孔德沚4岁时，两家定下了“娃娃亲”。茅盾的父亲思想较为开明，两家定亲后，传话给孔家，一是不要缠足，二是要让女孩子读点书。不料，孔家守旧，没有允诺沈家的要求。只是在孔德沚大姨的强烈要求下，才放开了已经缠上布条的双足；但仍恪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没有让女儿读书。

茅盾从北大预科毕业后，于1916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春节回家时，孔家托人要求尽早办喜事。茅盾的母亲征得了他的同意，就于1918年的春节为他们举行了婚礼。出嫁前，孔德沚没有大名，只有乳名“阿三”，茅盾母亲就让儿子按着沈家的“德”字辈，给媳妇取了个名字“孔德沚”，从此“阿三”有了正式的名字，并且开始由茅盾和她母亲教她识字。

1921年，茅盾把母亲、妻子接到上海来。尽管孔德沚已经生了两个儿女，但她很有进取心，便到爱国女校读书。在学校她结识了一些进步女性，积极投身于妇女运动，并于1925年经杨之华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茅盾夫妇与杨之华奉命来到南京路的先施公司外集结，参加了包围总商会的活动，直到晚上才回到家里。

大革命失败后，茅盾蛰居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因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不得出门，孔德沚也无法为党工作，在家负责料理茅盾的日常生活和抄写书稿。1931年“一·二八”事变时，商务印书馆遭到日寇飞机的轰炸，化为一片灰烬，茅盾的《子夜》手稿被毁。幸好孔德沚在小说脱稿后为《小说月报》抄写了一份，否则就没有《子夜》的问世了。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茅盾与妻子孔德沚离开上海，到香港，去新疆，转移桂林，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孔德沚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始终贤惠地照顾丈夫、儿女的起居，再苦再累，毫无怨言。

新中国成立后，孔德沚遵照周恩来“照顾好茅盾同志”的指示，没有参与社会工作。她亲自上菜场买菜，烧菜做饭，洗碗洗衣，打扫卫生，竭尽全力照顾好茅盾的起居，以便使茅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来。

第41节：没有亲自保存的合影——茅盾与秦德君

没有亲自保存的合影——茅盾与秦德君

20世纪30年代，茅盾在流亡日本期间曾经有过一段鲜为人知的婚外恋情，与他相恋的人就是与他一起去日本的女共产党员秦德君。

秦德君是四川忠县人，生于1905年，比茅盾小九岁。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在成都上中学的秦德君与两个女同学一起，带头剪成短发，用以表示与旧传统的决裂。她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被邓中夏派到西安，以教书做掩护，做党的秘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她失掉了组织联系，辗转来到上海，投奔在平民女校读书时的老师陈望道。她想到苏联去，陈望道建议她先去日本设法找到那里的中共组织，办理去苏联事项。

当时，被蒋介石下令通缉的茅盾流亡到上海，不敢外出，终日躲在家里写小说，以便赚稿费糊口。有一天，陈望道来看望他，发现他形容憔悴，精神不振，建议他到日本休养一段时间。茅盾夫妇觉得这样也好，就委托陈望道代办了去日本的手续。陈望道告诉他，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秦德君女士。几天后，茅盾到陈望道家会见了秦德君。茅盾在上海平民女校教过书，对秦德君似乎还有点印象。他们商定了行程，约定了时间。茅盾化名方保宗，秦德君化名徐舫，在1928年7月初的一天，就登上了上海开往神户的日本商轮。

到东京后，秦德君住进中华女生寄宿舍，茅盾住进本乡馆。两地相距不远，他们经常有机会见面谈心。特别是秦德君的生活经历丰富而坎坷，给茅盾很多创作的灵感。为了维持生计，茅盾开始根据秦德君给他讲的自己或朋友的经历创作小说。这样，他们日久生情，不久就同居了。1928年年底，茅盾与秦德君移居京都。这里的居住环境幽雅，加上身边有秦德君的照料，茅盾心情舒畅，精神焕发，面色红润，创作的激情接踵而至，成为茅盾创作生涯中最为惬意的时光。

茅盾根据秦德君给他讲的朋友胡兰畦的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虹》。这部小说的名字就是秦德君给取的。后来茅盾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合编出版时，也是秦德君给他取了《蚀》的书名。

1929年冬天，日本当局到处搜捕中共党员，许多流亡日本的革命青年纷纷回国。他们本不想回国，但因日本通货膨胀，度日艰难，不得不在1930年4月回到上海。在上海茅盾和秦德君借住在朋友家里，依靠创作维持生活。后来一个朋友的妻子告诉秦德君，她见到茅盾和他的妻子孔德沚在先施公司买东西。秦德君打听到孔德沚的住址，突然造访，不料茅盾正和她很亲切地说着话。这激怒了秦德君，向茅盾提出分手。茅盾舍不得离开秦德君，但他又是个孝子，母亲不认可他与秦德君的关系。最终他们于1930年8月分手，临别前照了一张合影作为纪念。这张合影，茅盾并没有亲自保存，而是交给胡风保存。1966年5月，“文革”开始之初，胡风由秦城监狱转移到成都，临行前胡风夫人把这张合影照片转送给了秦德君。

第42节：相濡以沫的夫妻——巴金与萧珊

相濡以沫的夫妻——巴金与萧珊

巴金在《怀念萧珊》中深情地写道：“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这几句朴素的语言凝注着巴老对妻子萧珊30年风雨与共的挚爱。这对伉俪结缘于文学，是对文学的执著追求使他们走在一起的。

1930年，巴金小说《家》的出版，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瞩目，特别是《爱情三部曲》出版后，巴金经常收到读者的来信，其中不乏年轻的女士，很含蓄地向他表示爱意。当时的巴金还没有将自己的婚事提到人生日程。只是出于作家对读者的感谢的心情，给读者写回信。在来信中有个署名“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的读者，给巴金留下深刻的印象。巴金觉得这个女孩很单纯、热情，和她保持了大约半年的通信关系。有一次她来信说：“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见面谈呢？”信中提出与巴金见面的请求，约定了时间和地点，还附上了一张照片，背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阿雯1936?8?6”。这个叫“阿雯”的女孩就是后来的萧珊。因为她在兄妹中排行第三，1941年她在西南“联大”学习时，她们宿舍住着三个女孩，她年龄最小，两个师姐管她叫“小三”，后来就取其谐音“萧珊”为笔名了。

巴金如期履约，来到新亚饭店。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一点也不拘束。就连不善言辞的巴金也觉得谈得很开心。在交谈中，萧珊告诉巴金，她叫陈蕴珍，很喜欢文学，曾用“程慧”的笔名发表过作品。当时正在上海爱国女中读高中。她特别喜欢巴金的小说，对他的小说里的人物很有感触。她告诉巴金，她父亲是上海泰康食品公司的大股东，思想很古旧，处处限制她，不让她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她对巴金说：“李先生，我真想像觉慧那样离开这个古板的家庭，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巴金马上安慰这个18岁的女孩说：“你还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应该多读书，增长知识与才干，才能在社会上立身。”巴金的诚挚教导，使萧珊感到他们间的距离更近了，便寻找更多的机会与巴金会面。在交往中他们成为无所不说的忘年朋友。

有一次，她来找巴金，说她父亲准备把她嫁给一个富家子弟，问巴金她该怎么办？巴金虽说很喜欢这个女孩，可是他们的年龄相差14岁，觉得应该给予萧珊更多的选择机会，就说：“你的终身大事，还得你自己决定。”这句违心的话，使得萧珊很伤心，她没有料到巴金竟然会这样回答她。巴金的邻居见萧珊哭哭啼啼地离开了巴金家，就去问巴金怎么不就此成全了自己的婚事？巴金说：“我的意思是让她考虑，要是愿意和我生活在一起，我是没有意见的。”巴金的表白，很快就传到萧珊的耳朵里，两个人的心意相同，往来更为频繁，感情进一步升华。萧珊经常到巴金住所帮助巴金处理家务事。

淞沪战争爆发后，巴金与靳以到广州筹办文化出版社广州分社。同年萧珊高中毕业后，也来到广州，协助巴金工作。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巴金与萧珊撤退到桂林。第二年，巴金送萧珊进入西南“联大”读书，自己回到上海继续写他的小说《秋》。当时，巴金老家人口多，负担重，原来是他的三哥和他一起承担家里的生活费用。如今在战乱时期，只得依靠巴金提供生活费用，因此巴金拼命写书、译书和编书，大部分的收入都寄到四川老家，结婚的费用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于是他跟萧珊商量，要她再等一两年结婚。到1944年，巴金已经40岁了，萧珊也27岁了，不能再拖了，他们就在5月8日来到贵阳花溪租了间房，举行了婚礼。

“文革”期间，巴金被关进“牛棚”，萧珊也被揪到上海文联，参加陪斗。她为了保护巴金，挨了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的抽打。平时还要在人们歧视的眼光下扫大街。最终她不堪忍受折磨病倒了，患上直肠癌，于1972年8月病逝。她的死，犹如晴天霹雳，给巴金很大的打击和刺激。巴金将萧珊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床头放着萧珊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为了怀念爱妻萧珊，他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散文，深情地回顾了他与萧珊的交往和对萧珊的无限怀念。

第43节：暗礁潜伏的爱情之旅——曹禺与郑秀(1)

暗礁潜伏的爱情之旅——曹禺与郑秀

曹禺，原名万家宝。出于对西洋文学的热爱，他在1930年暑假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系二年级。曹禺一进清华，学生们就纷纷传说从南开来了个会演剧的万家宝。这一年的冬天，清华大学的学生剧社，为迎接新年请曹禺导演《娜拉》。曹禺还在剧中饰演了娜拉。他的精彩表演引起轰动，很快就成为清华的知名人士，接着学生们又将他列入学生名流的“龙虎狗三杰”。即，钱钟书为“龙”，曹禺为“虎”，颜毓蘅为“狗”。

1932年曹禺执导了高尔斯华绥的《罪》。剧中有三个人物，曹禺的好友孙毓堂和曹禺分别饰演两个男角，还有个女主角汪达，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大家建议请个女生扮演。于是找到法律系一年级女生郑秀，她在贝满中学读书时就演过戏。这出戏演了七八场，都十分成功。而曹禺和郑秀也藉此由陌生而进入浪漫的恋爱之旅。

郑秀祖籍福建，出身于官宦家庭，其父时任南京最高法院的法官。她从小就跟随姨母来到北平读书。她性格活跃，面容姣美，身材苗条，穿着时髦，在学校里是一枝独秀，曹禺从见到郑秀的第一面，就对她情有独钟了。演出结束后，曹禺经常到女生宿舍门外等郑秀，约她去玩。郑秀通过与曹禺一起演戏，对他也有好感，但觉得自己刚进入大学，谈恋爱未免太早了，担心同学们说闲话。可是，在1933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曹禺大胆地向她表白了爱情，海誓山盟的表白，触动了这位少女的心，接受了曹禺的爱！

1934年暑假曹禺毕业后，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在这里他创作了《日出》。1936年南京成立了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曹禺应聘到南京。郑秀中断了学业随从曹禺到了南京，并于1936年11月举行了订婚仪式。曹禺的好友巴金、靳以、田汉都从外地匆匆赶来出席了这个隆重的仪式。第二年，由于抗战爆发，南京戏校迁移到长沙，他们在长沙青年会举行了婚礼。

他们的婚姻没有等到“七年之痒”，在婚后两年就遭遇了暗礁。当时，南京戏校迁移到四川江安县，生活条件很艰苦，小城物资匮乏，生活单调，使得郑秀很苦恼。而曹禺又忙于事业，没有更多的时间呵护、关爱妻子。他们的感情逐渐有降温的趋势。恰在此时，戏校的一个叫邓宛生的女生，带着她姐姐邓泽生（后更名方瑞）来拜会曹禺。邓泽生此来的目的，一是想认识一下这位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二是想请这位英文科班毕业的曹禺给补习一下英文。这样，邓泽生就经常到曹家来。有时补习完英文，她回去时，总是恋恋不舍的样子。曹禺送她出门，也故意绕到城外再回来，边走边谈，总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后来郑秀感觉到他们关系异样，就警告曹禺不要想入非非。为此，夫妻吵了几次架，他们此时才感觉到彼此的性格、脾气和情趣的差异太大了，婚姻难以为继，开始触礁了！

1946年曹禺应邀到美国讲学。第二年回国后留在上海工作。郑秀带着两个女儿住在南京她父亲家。1948年冬天，郑秀的父亲一家准备飞往台湾，其父要郑秀和孩子同行，郑秀也想让曹禺一起走，可是曹禺没有践约，因此郑秀和两个孩子也留了下来。但是他们的破镜已不能重圆，于1950年的春天，曹禺与郑秀正式离婚。

郑秀和曹禺还是有感情的。“文革”初期，曹禺被审查，每天早晨要扫大街。郑秀很同情曹禺，但又无力相助，便在每天早晨站在史家胡同，看着曹禺扫大街。他们虽然不能说上一句话，可是这种每天必不可少的陪伴，也使身陷“另册”的曹禺感到温馨。1989年郑秀病故时，曹禺正在住院，让女儿送上一个花篮，表达了对郑秀的怀念。

幽丽闺秀动心怀——曹禺与方瑞

正当曹禺与郑秀的婚姻，因性格、脾气、爱好、情趣的不同而触礁时，一个23岁的姑娘方瑞闯入了他的心怀。

方瑞本名邓泽生，安徽怀宁人，是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女。因其母是清代散文家方苞的后代，又取名方瑞。她自幼在家自学，没有读过大学，但文化素养很高，书法和绘画都有很高的造诣。1940年3月，她撤退到大后方，去四川江安县投奔在国立南京戏校读书的妹妹邓宛生和表哥方琯德。她住在妹妹的宿舍里，与曹禺的住处，正好对门。她早就读过曹禺的剧本，对他很是景仰。尤其是听说曹禺是清华英文系毕业的，就想请曹禺指导指导她学习英文。这样，邓宛生和方琯德就带她拜会了曹禺。

曹禺在与方瑞的交往中，他不只是被方瑞那令人赏心悦目的苗条身材，俊秀面容所吸引，更重要的是他很喜欢她那温柔的性格，娴静的微笑和素朴的衣着。这些似乎都是与郑秀不一样的。他从方端的身上获得了很多的灵感和启发，激励他于1941年创作了话剧《北京人》。他在剧中，塑造的愫方的形象，就凝结着他对方瑞的印象和感情。愫方的温柔而慷慨的性格，服饰淡雅而宽大适体的穿着，温婉动听而幽静的话语和微笑，都是依照方瑞而写的。就连将这个人物取名为“愫方”，也是根据方瑞的身世的。“愫方”是取自方瑞母亲“方愫悌”中的两个字。曹禺自己也承认他是心想着方瑞来写愫方的，没有方瑞就创造不出愫方的动人形象。

自从结识了方瑞之后，曹禺感到方瑞最合他的心意，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妻子；而方瑞对曹禺也很中意。面对已婚的曹禺，她表现得毫不懦弱，勇敢地与曹禺出双入对。戏校的学生们都知道他们的婚外恋情，也都觉得万老师与方女士是很合适的一对。曹禺与方端相好的消息，很快就不胫而走，传到郑秀的耳朵里。郑秀为此大闹，曹禺借机提出与郑秀离婚，但遭到对方的拒绝，使得曹禺非常苦恼。

1942年年初，曹禺辞去戏校的职务，由江安来到重庆。在复旦大学教授英语和外国戏剧。方瑞也来到重庆，二人开始了同居生活。由于与郑秀离不了婚，曹禺每周还要到江安，看望郑秀和两个女儿。曹禺从美国讲学归来后，留在上海，郑秀搬到南京他父母那里，由于郑秀不同意离婚，曹禺只得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两地，照顾两个家庭。1948年底，经中共地下组织安排曹禺经香港转道解放区，方瑞与之同行。于1949年3月18日到达北京。1950年年初，郑秀来到北京，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但她与曹禺早已没有了夫妻感情，经朋友做工作，他们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不久，曹禺与方瑞正式结婚，结束了他们十来年的同居生活。

“纵横的写遍了相思”——冰心与吴文藻

躲开相思，

披上裘儿

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小径里明月相窥，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纵横的写遍了相思。

冰心的这首题为《相思》的诗，写于1925年她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读书期间。诗中没有指明是写给谁的，按照她过去写给父母和弟弟的诗，都明确地标明诗赠的对象来看，应该是写给他的恋人吴文藻的。

第44节：暗礁潜伏的爱情之旅——曹禺与郑秀(2)

1923年的夏天，冰心以优异的成绩从燕京大学毕业，并得到了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于同年9月，乘坐杰克逊号邮轮东渡太平洋去美国求学。在这艘邮轮上，有冰心熟识的许地山、梁实秋等赴美的留学生。他们在闲聊时，说到同船有个姓吴的清华学生，冰心就让许地山打听一下，这个清华学生，是否叫吴卓。许地山找来的“吴先生”，不是吴卓，而是叫吴文藻。两人由此相识。

吴文藻是192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的，他并不知道冰心已经是很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了，也没有读过冰心的《繁星》等作品，而是以早一年留学的老大哥身份，建议她勤奋读书。在半个月的航程中，他们经常一起凭栏远眺，尽情畅谈。冰心觉得吴文藻学识渊博，见解深刻，而且诚恳、直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

冰心到校后，收到好几封同船朋友的问候信，她都是回寄一张明信片，唯独给吴文藻写了封很简短的信。几天后，吴文藻给她寄来一本文艺杂志。又过了几天，又寄来一本杂志，里边夹着一张问候的小纸条。再过几天，寄来的杂志里小纸条就宽了些，写的话也多了几句。聪慧而敏感的冰心，当然知道对方的用意，也在回信时，不冷不热地回应着。或许是吴文藻没有遭到冰心的拒绝，就鼓足勇气给冰心写了封求爱信。在鱼雁往还中，冰心觉得吴文藻很真诚，很执着，便与之相呼应，两人在异国他乡成了知己和恋人。

1926年冰心取得了文学硕士后，准备回国。吴文藻写了封很正式的向冰心求婚的信，经冰心认真修改后，准备让冰心交给她的父母。冰心回到北平后，虽然有父母和弟弟们陪伴着，亲情融融，可是她还是觉得心里缺点什么。在1928年5月的一个夜晚，她为吴文藻写了首《我爱，归来吧，我爱》。在这首诗里，冰心寄寓的不单纯是对恋人的思念，而是以祖国母亲的角色呼唤游子的归来，表现了冰心忧国忧民的情绪和冀望青年人拯救祖国的赤子心怀。受到这首诗的感召，吴文藻于1929年取得了博士学位后，就立即回国。这一年的6月两人举行了婚礼，在燕大校园里安置了他们的新家。

1946年的冬天，国民政府组团赴日本处理战后事务，吴文藻为其成员之一，冰心作为家属随同前往。由于冰心在文学界的影响，她到日本后，就被东京大学中国文学专业邀请讲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冰心夫妇就想回国，但一时寻不到机会。恰在1951年美国耶鲁大学聘请冰心夫妇为教授，赴美讲学。他们马上答应应聘，并趁机提出到香港做些准备的借口，取道香港回到北京。

1957年吴文藻被打成右派，冰心为此十分痛苦。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就让邓颖超将冰心接到家里。周总理对她说：“吴先生的事。现在需要你关心他，帮助他。”周总理的话给予冰心很大鼓舞。通过冰心对吴文藻的关心与帮助，吴文藻能够正视错划右派问题，后来得以平反。在他们的晚年，生活得和谐而充实，幸福而愉快，但在1985年吴文藻却先于冰心驾鹤西游了。

第45节：“更知何日重逢君”——石评梅与高君宇

“更知何日重逢君”——石评梅与高君宇

到过北京陶然亭公园的人，都会注意到这里有一座“高石之墓”，这便是20世纪20年代闻名于世的女作家石评梅和她的恋人高君宇的埋骨之所。

石评梅于1902年出生在山西平定县，原名石汝壁。自幼喜爱梅花，几乎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她为自己取字叫“评梅”；为自己的寓所取名为“梅巢”，甚至连自用的信纸也印上梅花。1920年石评梅在太原女师毕业后，考入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她积极参加学校里的诗社、剧社的活动，开始写作新诗和演出进步戏剧，成为北平诗坛上一位小有名气的女诗人。1923年毕业后，她在北师大附中任教，并与同学陆晶清编辑出版《妇女周刊》。

她与高君宇是在1920年的一次山西同乡会上相遇的。高君宇是山西静乐县（今娄烦县）人，生于1896年。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北大学生会的代表，曾与许德珩等人一起冲进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成为北平学界著名的学生领袖。他是石评梅的父亲在太原省立一中执教时的学生。石评梅虽然没见过高君宇，但常听父亲夸赞一个叫高君宇的学生，因此印象深刻。同乡会上，高君宇慷慨激昂的演讲，让石评梅深觉震撼。会议结束时，石评梅走近高君宇，自报家门：“我是石鼎丞的女儿，叫评梅。”高君宇一听就愣住了，在他乡相遇恩师的千金，真是喜出望外；再者，评梅的大名又使他联想到一些报章上署名“评梅”的诗作。临别，高君宇随手从书包里掏出几本新出版的《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给石评梅，她像得到宝物那样爱不释手。

当时，高君宇在老师李大钊的指导下，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等十几个北大学生，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石评梅在高君宇的举荐下加入了这个研究会，而且是他们吸收的第一位女会员。高君宇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担任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还负责编辑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工作繁忙，很少有机会与石评梅见面；但他对石评梅很有好感，经常忙里偷闲给她写信，联络感情。可是石评梅因为恋爱的失败，抱定终身不嫁的信念。对高君宇信中暗示的爱意，总是以同乡师友对待，这使得高君宇很痛苦。有一次，高君宇约石评梅和她的好友陆晶清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饭，高君宇向她们介绍了自己的身世和婚姻悲剧。石评梅很同情这位同乡，但仍然没有接受他的爱的心意。

1923年年初，高君宇参与领导了长辛店工人大罢工之后，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通缉。在这个危急时刻，高君宇还特意到石评梅的住处看望她。高君宇走后，给石评梅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表白了自己的心迹：“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这种深深的爱，浓浓的情，还是没有温暖石评梅那颗被冷却的心。1924年国共合作时，高君宇奉命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他从广州买了两枚象牙戒指，一枚寄给北平的石评梅，另一枚自己则戴在手上，以此表明对石评梅永结同心的爱。直到1925年3月高君宇因肺病不治而辞世，他的手上还戴着这枚象牙戒指。

高君宇的病逝给石评梅精神上巨大的打击。她沉浸在无比的悲痛之中。这时她才意识到失却的爱，再也不复返了！石评梅整理高君宇的遗物时，她发现了一枚干枯的红叶，上面有高君宇写的两句诗：“满山红叶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这是高君宇在1923年寄给石评梅的爱情信物，当时石评梅因与吴天放分手而发誓终身不嫁，她在高君宇所赠的枫叶背面写上：“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又寄回给高君宇。如今人已不在，红叶尚存，使得石评梅悲痛欲绝。她悔恨不已，痛恨自己不该拒绝真心相爱的高君宇的爱，她决心以自己的余生陪伴着高君宇的亡灵。

1925年3月29日，北京大学等单位为高君宇举行追悼会时，石评梅送了写有“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的挽联，还在白布上亲笔题写一首挽词，悬挂在追悼会上。5月8日，根据高君宇的遗愿由石评梅和高君宇的亲属出面将高君宇安葬在北京陶然亭，石评梅在高君宇墓周围亲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题了如下碑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相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刻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此后，每逢星期天，她都要到高君宇的墓前守候，她还写了十多篇文章寄托哀思。后结集为《涛语》出版。或许是石评梅悲伤过度，三年后，年仅26岁的石评梅也病故了。她的生前好友黄庐隐、陆晶清将她安葬在高君宇的墓旁，使得这对生前未能结为伴侣的有情人，死后并葬以结连理。

第46节：完美婚姻秘诀：“给”与“受”——林语堂与廖翠凤

完美婚姻秘诀：“给”与“受”——林语堂与廖翠凤

林语堂和他的妻子廖翠凤都是福建人，林语堂出生在漳州，廖翠凤出生于厦门鼓浪屿。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有两个很要好的厦门籍同学——陈希佐和陈希庆兄弟。有一次暑假，林语堂去厦门的陈家访友时，对陈氏兄弟的妹妹一见钟情，可是陈家是个富豪家庭，对林语堂这个穷牧师的儿子不感兴趣。陈父就将隔壁的廖家二女儿翠凤介绍给他。

廖家虽说家业不如陈家庞大，但在厦门也是名声显赫的富家。廖翠凤的二哥也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与林语堂也有交往。经陈父搭桥后，林语堂应廖翠凤二哥的邀请到廖家做客。此时的廖翠凤正在上海圣玛丽书院读书，对林语堂因学习成绩优秀曾三次上台领奖的事早有耳闻，她躲在屏风后边偷偷地看他，对林语堂颇有好感。晚上林语堂住在廖家，廖翠凤还将他的衣服给洗了。第二天林语堂穿衣时发现衣服很洁净，并不知道是廖小姐给洗的，还以为这是廖家待客的热情呢！

对于这桩婚事，廖翠凤的母亲心里并不认同，她觉得林家穷，为女儿的未来生活担忧，就对她说：“从吃白饭的人家，嫁到吃糙米的人家，你受得了吗？”没有料到女儿却说：“贫穷算得了什么！”就这样一锤定音，他们就定下了终身。

林语堂毕业后，应聘到北平清华学校中等科担任英文教员。三年后他申请到美国留学。行前，于1919年1月9日与廖翠凤举行了婚礼，并带她一起赴美读书。婚后，林语堂同廖翠凤商量说：“结婚证书只有在离婚时才有用，我们烧掉它吧，今后用不着它的。”一根火柴将结婚证书烧掉了。

林语堂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学习成绩一直是甲等，可是他的助学金却被取消了。原来是清华在美国的留学生总管施秉元拿留学生的津贴去做股票投机生意，失败后，上吊自杀了。林语堂没有了生活来源，恰巧中国劳工青年会招募华工，他就和妻子到法国去打工。后来德国马克贬值，他们用自己的积蓄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这期间，他们夫妻的生活仍然很拮据，为了维持生活，廖翠凤只得变卖自己的首饰来补贴家用。外国人对玉器没有兴趣，每件首饰都卖不上好价钱。翠凤虽然心疼得像割自己身上的肉一般，也不得不贱价卖掉。每当此时，林语堂总是安慰她说：“凤，以后我挣了钱，再买给你。”廖翠凤并不计较这些，依然相濡以沫地支持林语堂继续读书。

1923年林语堂携妻回国，在北大担任教授，20世纪30年代又到美国从事写作，生活境遇大大改善，他与廖翠凤的爱情依然夫唱妇随，恩爱如初。1969年他们在台湾举行结婚50周年庆典。林语堂为妻子准备了一副金质手镯，上面铸了“金玉缘”三字，并刻了詹姆斯·惠特坎·李莱的不朽名诗《老情人》。林语堂将其译成中文五言诗：

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

岁月如梭逝，银丝鬓已稀。

幽明倘异路，仙府应凄凄。

若欲开口笑，除非相见时。

按他们女儿的说法，“天下再没有像爸爸妈妈那么不相同的”。林语堂好静，廖翠凤喜欢热闹；林语堂不修边幅，廖翠凤每次出门都要打扮得齐齐整整；林语堂好吃肉，廖翠凤喜欢吃鱼；林语堂多愁善感，廖翠凤却重视实际。然而这些不同的个性，却没有成为他们的婚姻的拦路虎，相反的却成为婚姻互补的有机因素，使得他们的爱情永葆青春。有人问他们，50年婚姻的秘诀是什么？他们夫妻抢着回答说：“只有两个字，‘给’和‘受’。只是给予，不在乎得到，才能是完满的婚姻。”林语堂也感慨地说：“我好比一个气球，她就是沉重的坠头儿，若不是她拉着，我还不知要飞到哪儿去呢？”

1976年林语堂病逝于香港，廖翠凤将他的灵柩运回台湾，下葬于林家庭院后园，终日与他相伴厮守至今。

第47节：“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卞之琳与张充和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卞之琳与张充和

著名新月派诗人卞之琳两首新颖别致的爱情诗《鱼化石》和《断章》，早已成为脍炙人口之作。据说，诗人是写给心目中的恋人张充和的。

卞之琳，于1910年生于江苏海门，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并开始新诗创作，受到徐志摩和沈从文的赏识。沈从文还资助他出版了新诗集《三秋集》，抗战时期两人曾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又成了同事。

张充和，安徽合肥人，生于苏州。她的三姐张兆和就是沈从文的妻子。张充和于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卞之琳在沈从文家见到张充和，因为都是北大校友，都是南方人，还都喜欢文学，风华正茂，情窦初开，很谈得来。加之张充和热情、大方，使得卞之琳自认为对方也有情谊，不由自主深深地爱上了她，但也自觉这是“一颗朝露”，“只能任其消失”。

不料，三年后，张充和也辗转来到西南“联大”，两人又碰面了。卞之琳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缘分，觉得一粒“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因而他“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从来不写情诗的他，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一发而不可收了。但他的情诗写得晦涩难懂，读者很难体味他的用意。在《断章》、《鱼化石》等诗中，他将这种单恋情绪表达到了极致：

你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断章》

另一首是：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

我往往溶化于水的线条；

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

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

——《鱼化石》

短短几句，将这种单恋的情绪表达到无以复加的境界。

卞之琳这一爱就是60年！直到1948年张充和与美国汉学家傅汉思结了婚，45岁的卞之琳才匆匆地结了婚。之后，他们仍然以朋友的方式保持着交往。1936年10月，卞之琳回老家办完母亲的丧事后，专程到苏州探望张充和。他们同游苏州天平山，还在一起照了相。1937年卞之琳滞居温州雁荡山大悲阁时，为张充和手抄了一册新诗《装饰集》，扉页题词为“献给张充和”，本拟由戴望舒的新诗社出版，但未能如愿，后来编入《十年诗草》，请张充和为其题写了书名。

1943年张充和在重庆时，卞之琳还去重庆看望她。1982年卞之琳访美时，也特意去拜会了在美定居的张充和。到2004年张充和回苏州省亲时，卞之琳已于2000年驾鹤西游，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孤独早逝的爱情——李金发与朱亚凤

李金发，原名李权兴，字遇安，出生在广东梅县的一个客家商人家庭。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先后在枫丹白露公学和法国国立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同时，受到法国象征派诗歌的影响，开始诗歌创作。他是第一个将法国象征派诗歌介绍到我国的，于1920年在《语丝》上发表了象征主义诗歌《弃妇》，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

他的第一任妻子朱亚凤，本来是李家收养的一个童养媳。朱亚凤自幼家贫，又逢父亲病故，母亲无以为生，改嫁时将年幼的女儿托付给本族亲属，即李金发的母亲。

李家将朱亚凤收养为童养媳，却一直像对待女儿那样，也让她读书识字。李金发与朱亚凤年龄相仿，从小一起长大，有着青梅竹马的情愫。他们虽然不便于公开接触，但经常避开家人到野外玩耍。后来李金发在《故乡》一诗中，描写了他们相约在曦光初露的清晨，手拉着手，欢快地跳跃着，说着悄悄话，玩得十分惬意与欢欣。1919年的春天，李金发与朱亚凤完婚。这对小夫妇度过了半年的甜蜜岁月，李金发就去法国勤工俭学读书去了，一去就是三四年。在家的朱亚凤不能忍受孤独的生活，心情忧虑，身染重疾，痛苦异常，终因难以忍受疾病的折磨，服毒自尽。爱，激发了诗的灵感——李金发与屐妲

1922年年末，李金发得到妻子自杀的消息，心情异常烦闷。他的同学林风眠劝他到德国游学，换个环境。于是他就和林风眠、黄士奇等同学到了德国柏林。在柏林，他一面练习雕塑和画油画，一面写诗。

在与德国画家交往时，他认识了一个画家的女儿格塔·素伊尔曼。后来李金发将她的名字“格塔”，译为“屐妲”。这位姑娘受到父亲的熏陶也擅长绘画。他们志趣相近，爱好相同，很快陷入情网。李金发从这个姑娘那里，获得了最为浪漫的恋爱，也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爱情幸福。这也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写了很多首爱情诗。诗集《为幸福而歌》，就是创作于与屐妲恋爱和结婚的时期。诗风也从颓废、绝望、沉闷转变为缠绵、委婉和明朗。

1923年冬天，李金发带着屐妲回到法国巴黎，几个月后，他们在巴黎城郊的一个小镇登记结婚。这期间，李金发与屐妲生活的十分美?，1924年11月底，李金发应刘海粟的邀请，带着屐妲取道意大利返回上海，任教于上海美专。但是，美专的雕塑系招不到学生，生活上陷于困境。只得四面出击，寻找生活的依托。1928年李金发创办了《美育》杂志，由夫妇共同编辑。这个杂志只出版了四期，但它的豪华本印刷，为宣传现代美育思想做出很大成绩。

生活的拮据与谋生的艰难，使得屐妲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的生活，越发思念故国和亲人。1930年的秋天，屐妲带着5岁的儿子李明心回德国探亲。从此一去不返，李金发几经努力也没有挽回这桩婚姻，遂于1932年与屐妲离婚。

第48节：同舟共济的伴侣——李金发与梁智因

同舟共济的伴侣——李金发与梁智因

1931年冬，李金发回到广州，经孙科举荐被任命广州美术学校校长。在这里他比在上海心情愉快得多。一是他有机会施展他的雕塑艺术，还为著名外交家伍廷芳和辛亥革命名将邓仲元将军塑造了铜像；二是结识了同乡梁智因女士。

梁智因出身于梅县望族，是晚清学者兼诗人黄遵宪的外甥女。当年，梁智因刚从广州执信会计学校毕业，经人介绍与李金发相识。在接触中，李金发欣赏梁智因的通情达理，善解人意，更为她的高雅气质所吸引；而梁智因觉得李金发很有才气，诗与画都很有成就，除了年龄比她大12岁外，还是很满意的。于是在1932年9月，他们在广州新亚酒店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婚礼。他们的爱情似乎没有与朱亚凤那样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纯真感情，也没有与屐妲那样热烈似火，激情浪漫的潇洒，而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饱经风霜之后，显得真挚而深沉，成为同舟共济的生活伴侣。

他们在广州共同度过了几年平和而稳定的生活。这几年李金发将主要精力用于名人雕像工作，酬金颇为丰厚，夫妻俩的生活相当富足。李金发特意为梁智因在广州东山建造了一座公馆式的“笠庐”。

1937年年底广州沦陷后，李金发携妻带子逃到越南，在那里参加了抗战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又先后出任国民政府驻伊朗一等秘书和驻伊拉克公使。直到1950年退休，定居美国新泽西州。在林湖买了一块农场，夫妻二人依靠养鸡场为生。后来鸡蛋过剩，销路不畅，他们关闭了养鸡场到纽约定居。李金发以雕塑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再苦再累，梁智因也毫无怨言。相伴走过44年的人生旅途后，1976年李金发突发心脏病辞世。

斩不断，理还乱的爱——萧三与叶华和甘露

著名诗人萧三是湖南湘乡人，出生于1896年。他原名萧子璋，因在五兄弟中排行第三，人称“小三”，故取笔名为萧三。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曾与毛泽东、李维汉、蔡和森等人一起创建新民学会，并开始发表诗歌和散文作品。自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学习后，在国外学习、工作多年。他精通法语、俄语、德语和英语，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国际歌》就是他在1923年从法文翻译过来的。

在莫斯科工作期间，他认识了他的德籍妻子叶华。叶华本名耶娃，1911年出生在德国，毕业于慕尼黑电影学院摄影系。1934年的夏天，刚刚大学毕业的耶娃来到苏联的避暑胜地索契观光，恰巧萧三正在这里疗养。耶娃的俄语很蹩脚，萧三精通德语，见她与人交流很吃力，就主动为她翻译。耶娃在异国他乡见到会说德语的人，真是喜出望外，就如同见到了亲人一般。他们住在同一所公寓内，彼此联系很方便，很快就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当耶娃得知萧三是位诗人和中国的革命者时，她更敬重萧三了。因为耶娃在德国也是倾向革命的。不久，他们就谈婚论嫁，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

结婚后，耶娃为了能与萧三生活在一起，申请加入了苏联籍。抗战爆发后，萧三奉命回国，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翻译部担任主任。第二年，耶娃也来到延安与萧三团聚。萧三为耶娃取了个中文名字叫叶华。

1943年的一天，有位叫甘露的姑娘来到萧三的办公室。她是萧三妹妹的好友，刚来到延安没几天。这位21岁的姑娘长得秀气，性格活泼，多才多艺，萧三像对待小妹妹那样关心她，呵护她，但同时他也觉得从心眼里就很喜欢她，总希望见到她，于是就尽量找机会请甘露到家里来，或者在什么地方相会。这样，一种婚外恋情就悄悄地爬上了他们的心头。叶华起初觉得萧三对甘露照顾有加，是出于他妹妹的委托，并没有过意。后来听说萧三与甘露经常到延河边或宝塔山下幽会，就以德国人的直爽询问萧三，这是怎么回事？由此，他们吵得不可开交，夫妻感情出现裂痕。叶华受不了这种窝囊气，就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回苏联。当时离开延安，要通过国民党的统治区，为了制造一个通行方便的理由，叶华就提出与萧三离婚。叶华走后，萧三与甘露举行了婚礼。

新中国成立后，萧三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经常出国。有一次到苏联访问时，苏联方面并不知道萧三与叶华已经离婚，特意安排他们相聚。萧三见到叶华与他的亲生骨肉，又与叶华旧情复燃。回国时就将叶华母子三人带回了中国。

萧三对妻子甘露解释说，他们母子在苏联生活得很拮据，他应该尽到照顾叶华和抚养儿子的责任。甘露对这样的理由是没法反对的，她并没有考虑到会危及自己。后来甘露发现萧三与叶华的关系非同一般，一脚踩着两只船，十分气愤，就找到中央领导反映这个问题。后由安子文出面分别找叶华和萧三谈话。叶华说当年并不是真离婚的，那是为了通过国统区的方便。既然如此，对这件涉外婚姻的处理，就需要考虑到国际影响的问题，于是由中央出面做甘露的工作，成全了萧三与叶华的婚姻。

第49节：同事一夫的历史遗迹——马寅初与张桂君和王仲贞

同事一夫的历史遗迹——马寅初与张桂君和王仲贞

如今的年轻人不理解：怎么大力倡导计划生育的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会有两个妻子和七个儿女呢？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在旧中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极不完善，丈夫纳妾，妻子并不反对，也无权反对，因而才有“妻妾成群”的社会畸形现象的出现。

马寅初于1882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酿酒作坊的家庭。19岁的那年暑假，由父母做主，与家乡的一个农家姑娘结婚。这个姑娘叫张团妹，后改名为张桂君。她与马寅初同龄，但却目不识丁，不过长得还算清秀。最让马寅初父母和他自己满意的是，这个姑娘为人善良、贤惠，善解人意，通情达理，孝敬公婆，手脚勤快，而且与妯娌们相处得也很和谐。

马寅初不嫌弃她没有文化，而她嫁给一个家境殷实，读洋学堂的丈夫也深感满足。因此夫妻俩的感情如胶似漆，第二年，她为马寅初生了个儿子。之后，马寅初怀着当父亲的欣喜心情与爱妻分别，北上天津，去北洋大学读书。他十分喜爱这个儿子，临行前抱着儿子亲了又亲，依依难舍。不料在他走后不久，一位亲戚抱着上街时，踩上一片西瓜皮，摔倒在地。孩子受到惊吓，发起高烧，求医无效，竟然夭折。马寅初为此十分伤心。在他百岁高龄时，还时常念叨这个早夭的爱子。

1907年马寅初北洋大学毕业后，被保送到美国耶鲁大学读硕士。出国前马寅初回到家乡住了些日子。临行前妻子告诉他说：“我又怀上了，孩子出生时你不在家，给孩子娶个什么名字呢？”马寅初略加思考后说：“就按着大女儿马仰班往下排，生了男孩叫马仰峰，女孩就叫马仰曹。”第二年，张桂君生了个女孩，就取名马仰曹。

1916年，马寅初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盛情邀请担任北大经济学教授。

马寅初虽然获得了洋硕士和洋博士学位，可是他的灵魂深处还摆脱不掉传统思想意识的影响。1917年他回嵊县家乡度假时，很盼望香火传承的他父母，为没有孙子而着急万分。于是就为儿子又娶了一个13岁的小姑娘王仲贞。这个姑娘是小学毕业，在当时的女孩中这是相当高的文化程度了。她比马寅初小22岁，而且俊俏娇美，待人处世也很通情达理。

张桂君为马家先后生了三个女儿，王仲贞却为马家生了两儿两女，使得马寅初的香火得以传承。

马寅初对这两个妻子一视同仁，没有因为有了小妾而冷淡了妻子。他将两位妻子接到北平。虽说夜里轮流在两个妻子的住处就寝，但在白天，他总是由两个妻子陪伴着就餐、散步或上街购物。有时马寅初外出度假，她们也都与他同行，从来没有过厚此薄彼的事情发生。正因如此，张桂君与王仲贞相处得非常融洽。她们以姐妹相称，互敬互爱，互相体贴，一心一意地侍奉丈夫，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后来马寅初的住宅需要大修，马家搬出租房居住，两房妻子才分居两处。即使这样，马寅初也经常去看望住在大女儿家的张桂君。张桂君也常去看望马寅初和王仲贞。1954年大女儿病逝后，马寅初将张桂君接回家，与王仲贞一起生活，直到他101岁逝世。

第50节：情书铺就百年之好——罗家伦与张维桢

情书铺就百年之好——罗家伦与张维桢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弄潮儿，也是退潮的失望者。他于1897年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县知事的家庭。1917年他进入北京大学文科读书。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积极宣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他作为学生代表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这是在五四运动中唯一的一份印刷传单，首次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他还在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的词语，一直沿用到现在。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2月，罗家伦作为北平学生的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会上他认识了在上海女子学校读书的张维桢。他们几乎是一见钟情，彼此都有好感，但在会上没有更多的联系机会。罗家伦回到北平后，心里还念念不忘这个小姑娘，就给张维桢寄去两张风景明信片。这两张“敲门砖”还真的起了作用，他收到了张维桢寄来的个人照片。一个女孩子将自己的小照寄给男人，自然是意味心仪。

1920年9月罗家伦到美国留学，途经上海时，本想与张维桢见面，畅叙别后的思念之情，但遗憾的是，张维桢已经转学到浙江湖州的湖郡女学读书，罗家伦到上海又患上了重感冒，高烧不退，无法去看望她。临登船他给张维桢发了封信，表示了他心中的遗憾和思念。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后，罗家伦又给张维桢写信，并寄上几张校园的风景照片。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还，传递着彼此的心灵信息。罗家伦很关心张维桢的学习，他劝告她钻研学问，说这是“终身的事业”；还从美国给她寄来学习资料，希望她学好英文，并告诉她“英文的长进，不在乎专读文法修辞，而在乎多读多看多写”。要她多读名著，将文字与思想一起学习。

他们之间也曾出现过误解，中断过一段联络。这是因为罗家伦陶醉于张维桢的恋情，曾将张的信给朋友看。罗家伦无意间透露出这件事，张维桢十分不满，就不给他写信了。1922年罗家伦赴欧洲继续深造，张维桢也考进沪江大学。他们才恢复了书信往来。恢复联络后，罗家伦从巴黎给张维桢寄来一个精美的项链，张维桢非常喜欢，两人的感情更进一步。

1926年年初，张维桢申请到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奖学金，准备赴美留学时，罗家伦给她来信说想回国，但手头拮据，买不起飞机票。张维桢将自己的积蓄，兑换成法郎汇给罗家伦。罗家伦回到上海，他们再度会面时，感情迅速白热化。虽然一个月后，张维桢赴美留学了，但这短暂的相处，却使他们做出了海誓山盟的终身选择。第二年年底，张维桢取得学位回到上海，他们经过长达七年的书信恋爱，终于喜结百年之好。

第51节：“秋风”与“萧萧叶”的默契——朱生豪与宋清如

“秋风”与“萧萧叶”的默契——朱生豪与宋清如

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作家全集《莎士比亚戏剧全集》，是著名翻译家朱生豪用尽毕生心血翻译的。这部深得莎翁精髓的全集，虽然没有译完，但被誉为翻译质量最完美的译本。

朱生豪于1912年出生在浙江嘉兴的一个商人家庭，自幼聪慧，多才多艺，尤其工于古典诗词。在嘉兴秀州中学读书期间，结识了郭沫若、徐志摩等著名诗人，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了新诗创作。1929年他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学习中国文学，兼修英文。

他与妻子宋清如是因诗而结缘的。宋清如与朱生豪同龄，是江苏常熟人。她是地主家庭出身，家境殷实。她小学毕业后，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在这里她接受了新文化，开始学习写作新诗。1932年夏天，她考入之江大学国文系。

之江大学有个学生诗社，聚集了很多有才华的学生。被誉为“之江才子”的朱生豪就是这个诗社里一颗耀眼的明星。宋清如喜欢新诗，入学不久，就申请加入诗社。她为加入诗社提供的诗作是一首用白话写的“宝塔诗”。四年级学生朱生豪对这个女生的“宝塔诗”，感到很新奇。他读后觉得很不错，便征得其他诗社负责人的同意，接受宋清如为新社员。

几天后，朱生豪寄给宋清如几首他写的新诗，让她提提意见。从此，他们互相传递自己写的诗歌，互相鼓励，相互切磋，特别是朱生豪给宋清如的诗作提的修改意见，对她的进步很有帮助。这样，两个人经常书信往还，联系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切。

1933年夏天，朱生豪毕业后经胡山源举荐到了上海世界书局，参与编辑《英汉四用辞典》。在他离开杭州之前，给宋清如写信说，他昨夜作了个梦，梦见他们并肩散步。还写道：“下午我就要离你而去了，心头充满了惜别的情调。”显然这不是写给一般诗友的。

朱生豪到上海后，或许是心系朱生豪的缘故，宋清如开始给上海的《现代》和《文艺月刊》投稿。她的诗作得到了《现代》主编施蛰存的赞许，称她是能与冰心相媲美的女诗人，写信鼓励她继续努力。朱生豪每每读到宋清如发表的新作，就写信给她，有鼓励，也有称赞，更加激励她投入诗歌创作。

1934年的春天，宋清如给朱生豪写了首诗：

假如你是一阵过路的西风

我是西风中飘零的败叶

你悄悄的来又悄悄的去了

寂寞的路上只留下落叶寂寞的叹息

朱生豪读了她的诗，就按着宋清如的诗意填了首《蝶恋花》：

不道飘零成久别，

卿似秋风，

侬似萧萧叶。

叶落寒阶生暗泣，

秋风一去无消息。

倘有悲秋寒婕蝶，

飞到天涯，

为向那人说。

别泪倘随归思绝，

他乡梦好休相忆。

他们互赠的这两首诗，表达了互相思念的情愫，沟通了彼此的心意，成为他们感情定格的内驱力。此后，他们在书信往还时，经常以“秋风”和“萧萧叶”自况。按照宋清如后来的说法，这个比喻竟成了“他们两个人一生的写照”。

在朱生豪23岁时，决定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他在信中告诉宋清如：他要将这部译著作为献给宋清如的礼物。1936年宋清如大学毕业后，到湖州民德女中教书。朱生豪给他写信，借口朋友的建议说：他们该结婚了。当时，宋清如虽然觉得他们的感情非常投契，但还没有想结婚的事。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感情铺垫，终于在1942年的5月1日在上海举行了婚礼。从此结束了他们十年间每三天一封情书往还的谈情说爱。

在上海这个沦陷区，生活极不稳定。婚后的第二年，他们就回到嘉兴朱生豪的老家，专事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本来宋清如是很有才华的诗人，可是为了支持朱生豪的翻译工作，她甘愿终日与柴米油盐打交道，默默地为了丈夫做出了很大牺牲。她的创作才华像昙花那样一现就无声无息了。

那时他们的生活很拮据，吃的是粗茶淡饭，营养严重不足，而朱生豪又夜以继日地伏案翻译，损害了身体。他刚翻译完《亨利五世》，就突然觉得肋间疼痛难忍，宋清如请来医生诊治，确诊为几种结核病并发。在20世纪40年代，结核病是不治之症。面对绝症，朱生豪没有遵从医嘱静养和治疗，而是急着赶翻译任务，终因劳累过度而于1944年12月26日病故，终年32岁。

朱生豪走后，留下了一个仅仅13个月的儿子和五部半没有翻译完的“莎剧”。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由宋清如译完了四部半。在朱生豪着手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前，拟将他与宋清如的诗作结集出版。但因为沦陷区日本军队经常以各种名目搜查报馆和书局，他们已经编就的三本诗集，以及十年间的往还情书，都被抄走和毁坏。后来从报章收集了朱生豪的诗作58首，宋清如的诗作51首，总计109首，于200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们的合集《秋风与?萧叶的歌》。

第52节：夫唱妇随，其乐融融——张友鸾与崔伯萍

夫唱妇随，其乐融融——张友鸾与崔伯萍

1926年正月初十，著名报人张友鸾与崔伯萍结婚时，周作人送了一副喜联：“一个是文章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引用了《西厢记》的唱词，吸引了很多宾客的注目。其实，朋友们早就以“张郎”和“崔娘”戏称这对恋人，因为他们的姓氏恰巧与《西厢记》中的张生和崔莺莺暗合；而且张友鸾在办报之余，喜爱古典文学研究与考证，他的第一部研究著作就是《“西厢记”批评与考证》，难怪朋友们拿他们开心了。

张友鸾比崔伯萍年幼一岁，可巧的是他们是在同一月同一天出生的。他们都在安庆城里长大，也都在安庆城里读中学，只是没有机会相识。1922年夏天，他们都考进北平平民大学，成了安徽来的同窗，很快就相识了。1925年大学毕业后，张友鸾受聘到成舍我办的《世界日报》当编辑，而崔伯萍则回家乡教中学。他们分别后比同窗读书时更为思念，经常书信往还，互赠诗文，寄托情思。终于在1926年，两人结为秦晋之好，从此成为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

1929年张友鸾在南京创办《新民报》时，一度经费拮据，四川军阀刘湘闻讯派人表示可以出资支持，但张友鸾不乐意仰人鼻息地办报，予以拒绝。夫人崔伯萍为了支持他的事业，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帮助他渡过难关。在南京，仅仅26岁的崔伯萍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全力承担起家务。无论张友鸾早出或是晚归，夫人都为他安排好菜饭，即使是粗茶淡饭，也尽力让他吃好，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正是因为崔伯萍的细心照顾，才使得张友鸾在繁忙的办报之余，有精力涉猎他喜欢的古典文学研究。因此在他的《汤显祖及其“牡丹亭”》出版时，他特意题写了“送给妻萍”，留给妻子作为纪念。

崔伯萍也是很有才华的。张友鸾的一些报界朋友经常聚在一起玩“诗牌”，每牌一个字，拼凑成诗。这样的打诗牌，没有诗词的功底是不敢介入的。有一次人手不够，崔伯萍被邀请入席。当一位牌友出得诗句“高楼堪小住，旧梦忆炉青”时，下面就轮到崔伯萍了。她略微沉吟了一下得出诗句是“纤手临春水，影惊池底鱼”。她的诗句，惊动四座，大家拍手称赞。这恐怕与他们夫妇都喜欢古典诗词有关，闲暇时友鸾吹箫，伯萍吟唱，妇唱夫随，其乐融融，为他们拮据而紧张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反右期间，张友鸾出于真心实意地相应党的鸣放号召，给上级领导提了点意见，就被打入“另册”。对此，夫妻二人从不怨天尤人，也不悲观，而是处变不惊，顺其自然，仍然相濡以沫地面对命运的变故。闲暇时老夫妻还经常逛逛琉璃厂旧书市或天桥市场。“文革”之初，他们被扫地出门，被安置到西四胡同的两间西厢房栖身。当时张友鸾疾病在身，还与妻子开玩笑说：“我们这是回到了‘西厢’呀！”这对恩爱的夫妻，在人生逆境中相濡以沫，相依为命，休戚与共，互相成为生存的依赖，直到年近九十时才相继辞别人世。

第53节：“秋迟”铭刻心头遗憾——张大千与李秋君

“秋迟”铭刻心头遗憾——张大千与李秋君

张大千，现代国画大师，四川内江人。他本名张正权，字季爰，又名张爰。“大千”是他21岁时在松江禅定寺当和尚时的法号，后来因他不肯烧戒疤而出逃寺院。

张大千有一方刻有“秋迟”二字的印章，只在他的《苍莽幽翠图》上使用过一次，一直是人们心头的一个谜。其实，这是为他的红颜知己李秋君专门制作的。意思是与李秋君相识得太迟了，成为终生的遗憾。

李秋君是浙江宁波富商李茂昌的女儿。在张大千年轻学画时，临摹古代名画家的作品，几乎可以乱真。为了维持生计也出卖一些临摹、仿制的古画。有一次宁波富商李茂昌到上海办事，花了50块大洋，买回来一幅古画。到家后，很高兴地拿给女儿李秋君看。李秋君端详了一会儿说：“这是假画，不过作画的天分很高，将来会有大出息。”

李秋君虽只念过中学，可是从小精通琴棋书画，饱读诗书，家里的藏画更是经常欣赏，艺术造诣非同一般。李茂昌考虑，既然女儿说这个作假画的青年，天分很高，将来会有出息，何不找到他，结交为朋友?于是，李茂昌再次到上海时，就到处寻访这位画家。

真是苍天不负苦心人，李茂昌真的找到了作假画的张大千。这是一位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风流倜傥，性格豪放，听了李茂昌介绍的女儿对他的评价，他十分高兴地说：“人生难得遇到知音，托令爱的吉言，我将这幅画送给您了。”说罢掏出50块大洋的银票，就往李茂昌手里塞。李茂昌连忙推辞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想结交你这样的才子，让老夫脸上增光。”从此，他们就成了忘年之交。随后，李茂昌就邀请张大千到宁波李府做客。

张大千到了李府，客厅里的一幅落款为“鸥湘堂主”的《荷花图》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手托下巴，仔细端详着这幅画，画面上的残荷，秃茎，淤泥，构思独特，超凡脱俗，不由得感叹道：“真是天外有天呀！”李茂昌说：“你看这幅画还可以吗？”张大千连忙说：“不错，的确不错。技法的气势像是男子所为，可是落款瑰丽，意境脱俗，又有女风。这是哪位高手所为？”李茂昌回答说：“哪里是什么高手，是我女儿闲着没事画的。”说罢就让下人到后堂唤女儿前来拜会大千。

不大会儿，李秋君来到客厅，张大千见到这位妙龄女子，不由得眼睛一亮，连忙跨前一步，单膝跪倒在她面前说：“晚辈蜀人张爰拜见师傅。”他的举动让李秋君愣住了，李茂昌赶紧说：“都是自家人不必客气。”

在张大千留住期间，他与李秋君在鸥湘堂畅谈、作画，真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于是就刻了一方“秋迟”的印章留作纪念。

在彼此相处时，大千对李秋君深深地产生了爱意，可是又不敢贸然亮明自己的心意。他在家里娶了妻，又纳了妾，李家千金怎么会充任他的二房小妾呢？他心中爱着这位志同道合的姑娘，却不敢冒昧冲犯。其实，敏感的李秋君早已看透了大千的心意，她也很仰慕大千的才华，可是富家小姐的尊贵地位困扰着她，她无力迈出冲破传统的一步。从此，他们以兄妹相称，都将自己对对方的爱深深埋藏在心底。

到20世纪30年代，张大千邀请李秋君到上海美术学校任教。李秋君在课余时间照顾大千的起居。他们相濡以沫，生活得很和谐。就连大千的徒弟称秋君为“师娘”，她也不忌讳。由于她终身未嫁，后来大千就将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给李秋君为养女，她待她们如同亲生的一般。

在1939年李秋君的50岁生日这一天，张大千带着四夫人雯波，从成都飞往上海，专程为她祝贺生日。李秋君千叮咛万嘱咐雯波好好照顾这个国宝级的人物。

上海沦陷后，李秋君为了两个养女的读书，无法脱身。在四川的大千十分惦念远在沦陷区上海的李秋君。一直到日寇投降后，张大千绘制了一幅《苍莽幽翠图》，盖上了“秋迟”的印章，提供给上海的美术展览会，他希望李秋君能从这幅画中领略到他的一片心意。遗憾的是，李秋君没有去看这次展览。

1949年春天，张大千在上海与李秋君匆匆见上一面，就飞往东南亚了。直到他们逝世也没有机会会面，成为他们心头永久的遗憾。

不能释怀的异国红颜——张大千与池春红

张大千一生娶过四个妻子，朝鲜少女池春红没有妻子的名分，却是他心萦梦念的红颜知己。

1927年秋天，张大千应日本古董商江腾陶雄的邀请，去游览朝鲜半岛的金刚山。江腾没有时间陪伴张大千游览，就请了一位15岁的艺伎池春红，照顾大千的生活起居。这位池春红能歌善舞，善解人意，在陪伴大千游览的过程中，很得大千的喜欢。特别是他发现池春红很喜爱书画，更是欣赏。在与大千接触中，池春红也觉得这位蓄着长髯却才二十多岁的画家，与日本和朝鲜的上流人士不同，一点也不蛮横粗暴，因此也很敬重他。尤其是她非常景仰大千的艺术才华，在说笑间，几经点染，小鸟就雀跃枝头，艳丽的花朵就绽放纸上。出于对他才华的仰慕，她对大千照顾?更加无微不至。

他们互不通晓对方的语言，但通过手势、眼神的传递，却相处得异常的默契。这种互相爱慕与默契使得他们自然而然地滋生了爱的情愫，似乎是鬼使神差地成就了他们的缘分。当时张大千曾与池春红照了张合影，寄回国内，希望家人能够接受这位朝鲜少女。然而异国间的出入境手续，却没有为大千提供方便。无奈归期逼近，大千只得将在朝鲜卖画的所得拿出大部分给了池春红。让她在汉城（今首尔）开了一家中药铺以便维持生计。从此天各一方，不能相濡以沫地相亲相爱。

第二年的冬天，张大千应邀到日本鉴定书画。因感风寒，患上感冒，住进医院。病中的大千更加思念在汉城的池春红。日本友人将大千在日本住院的消息写信告诉池春红，池春红心急如焚，马上给他写信慰问。大千接到她的来信，激动得涕泪交流。出院后，立即赶往汉城去看望池春红。此后，每年大千都要到汉城去看望池春红，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被日本占领的朝鲜与中国内地断绝海上交通，张大千无法与池春红会面，彼此的联系也中断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大千正准备前往朝鲜看望池春红时，他得到的消息却是池春红在1939年因抵抗日本鬼子的非礼而被杀害了。大千闻讯悲痛万分，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悼念这位异国的红颜知己。

第54节：如胶似漆的忘年恋——刘海粟与成家和

如胶似漆的忘年恋——刘海粟与成家和

成家和是著名画家刘海粟的第三任妻子。他们相识时，刘海粟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校长，成家和是这里的学生。他们的年龄相差十六七岁，但成家和却为刘海粟的成熟与才华所吸引。

成家和是一个南京的姑娘，长得秀气，面容出众，性格活泼，被誉为“校花”。她很有艺术天分，学习成绩好，热心学校的活动，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刘海粟在给成家和的所在班上课时，就发现了这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姑娘，讲课时不时地向她投来一瞥目光。在画室临摹时，刘海粟也抑制不住自己，走近她，对她的临摹多几句指导。敏感的姑娘当然会意识到老师的心意，她也很仰慕这位对她颇有好感的师长。可是，刘海粟身为美专的校长，需要处理的事务很多，除了上课之外，成家和几乎没有机会与刘海粟接触。

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她终于鼓起勇气，要试探一下老师的虚实。一天，成家和带着她为刘海粟学画的速写像，敲开了校长室的门。她一进门就给刘校长鞠了一个躬，然后说：“校长，我给您画了张速写像，请多批评。”说罢就将她画的速写像双手递给刘海粟。刘海粟端详着这张画像，很欣赏这位学生的才华，说：“画得不错，我留作纪念。”接着成家和以请求的口吻说：“校长，我想请您给我画张像，可以吗？”刘海粟面对这位心仪已久的女生，没有理由拒绝，就十分爽快地答应：“星期日下午到我家画室画吧！”按说，刘海粟满足了成家和的要求，她该满意地离开了，可是她却提出不到刘公馆去，大胆地要求到附近的半淞园去画。

星期日的下午，刘海粟拿着画架和画箱来到半淞园时，成家和已经等在那里了。她见刘海粟一路走来，就一溜小跑迎了上去，接过刘海粟的画架，很热情地说：“您能来，我真荣幸。”刘海粟也颇具风情地说：“接受了漂亮小姐布置的任务，我才荣幸呢！”成家和也撒娇地问他：“我真的漂亮吗？”刘海粟说：“画家的眼睛是最能审美的，你能把画家的眼睛征服了，还不美？”说罢，他帮助成家和摆好姿势，就开始为她画像。

在画像的过程中，刘海粟给她讲他的好友徐志摩与陆小曼、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恋情故事，听得成家和如醉如痴。等到像画完了，他们的感情距离也就拉近了。成家和接过刘海粟给她画的油画像说：“太好了！我真的有这么美？”接着又反问道：“你喜欢吗？”刘海粟说：“你说是喜欢这幅画，还是你这个人？”成家和用食指指了指她自己说：“这个人。”刘海粟听到这句话心里有些慌乱，有点失意地说：“你是含苞待放的花蕾，刚刚20岁，而我却是个快40岁的中年人了，哪敢高攀呢！”此时，成家和似乎已经摸到刘海粟的内心脉动，就大胆地向他示爱：“我就是喜欢您这样的成熟男人。”说罢低下头，面色绯红。刘海粟情不自已地一把搂过成家和，紧紧地抱住了她。

傍晚，刘海粟回到家里，对正准备晚餐的妻子张韵士说：“韵士，我坠入情网了，能帮助我吗？”张韵士问道：“怎么帮助你？”刘海粟说：“成全我们呀！”张韵士是位很通情达理的女人，她了解刘海粟的为人，他知道刘海粟爱美，喜欢追求美，这是他事业的一部分。既然他已经移情别恋，就是用八匹马也拉不回来的。与其维系断线的婚姻，不如各讨方便。于是她说：“要是这个姑娘情愿为你牺牲她的事业，我会成全你们的。”就这样，刘海粟表示为张韵士和她生的两个儿子负担生活费，并将这所住房留给张韵士，他自己搬到美专去住。

1933年的9月，刘海粟带着成家和到苏州游玩了一天，作为二人的订婚仪式。第二年春天他们就举行了婚礼。他们在一起生活了10年，成家和为刘海粟生育了一女一男。后因刘海粟到南洋筹备中国现代名画赈济展览时，认识了当地华侨女画家夏伊乔女士，产生了恋情。成家和得知这个消息，就委托律师办理了与刘海粟的离婚手续。

第55节：爱，要道合，还要志同——李苦禅与凌嵋琳

爱，要道合，还要志同——李苦禅与凌嵋琳

我国著名的大写意画家李苦禅，于1889年出生在山东省高唐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喜欢绘画，在山东聊城省立二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在业余画法研究会从师徐悲鸿先生学画。1922年考入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油画，后来齐白石应校长林风眠之聘来校任教，李苦禅跟随齐白石学水墨画，成为齐门的第一名弟子。

在1928年的冬天，齐白石收了一位女弟子凌嵋琳。同为齐白石的弟子，彼此联系较多，李苦禅与凌嵋琳也就相熟起来。凌嵋琳对师兄李苦禅大气磅礴的画风，十分景仰。不久她就参加了李苦禅创办的“吼虹画社”。画社的每次活动，凌嵋琳都很热心。她经常早来，帮助师兄整理画案，打扫卫生；后来她常是等到其他社员退席后，帮助师兄洗洗衣物再回去。粗心的李苦禅并没有在意，只觉得她是自己的小师妹，与其他的社员不一样些，也是自然的。

有一次，凌嵋琳到画社来，要师兄为她画一幅鸳鸯图。李苦禅不解师妹的心意，就按着自己的思路，大笔一挥，几经点染，为她画了一幅双鹰图。可是凌嵋琳看了却不甚满意，她说：“是给我画的吗？我喜欢的是鸳鸯！你的雄鹰太粗犷了，没有一点温柔的感觉。”李苦禅笑着说：“这你可说错了，你看那白鹰正用嘴给黑鹰剔羽毛，是在为黑鹰的高飞做准备。它们的爱是鸳鸯的整日厮守没法比拟的。”一句话说得凌嵋琳脸颊绯红，他们似乎都意识到爱情之花在默默地绽放了。

1930年的秋天，李苦禅与凌嵋琳的爱情果实终于成熟，在阜成门柳树井的凌家举行了婚礼。婚后，他们度过了一段浓情蜜意的生活之后，凌嵋琳开始觉得精神上的空虚。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她，开始意识到与农民家庭出身的李苦禅在思想意识上的很多分歧。她追求那种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的爱情缠绵，而李苦禅却热衷于结交朋友。他的朋友中有画坛名家，也有京剧票友，还有一些拉洋车的、练武的、卖泥人的，几乎是五行八作的人都有。李苦禅经常将这些朋友请到家里来，与他们一聊就是大半夜。凌嵋琳为此很苦恼，陷于精神苦闷之中。她不理解李苦禅正是在广泛结交中，兼采众长，将京剧的传统美学、民间的民俗艺术融入国画教学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风格。因此被当年的《晨报》誉为“北方艺坛上创造派的先锋”。

这一年的年末，林风眠到杭州创办艺专，临行前邀请李苦禅也到杭州艺专任教。在李苦禅离开北平后，他的一个学生张若谷借机向凌嵋琳继续学画，日久天长，滋生爱意，使得凌嵋琳寂寞的心田得到滋润。于是在1934年凌嵋琳提出与李苦禅解除经营六年的婚约，投入这个学生的怀抱。

第56节：“我的事，我做主”——徐迟与陈松

“我的事，我做主”——徐迟与陈松

著名诗人徐迟与陈松交往前，曾经与几位姑娘谈过朋友。他之所以选中陈松，主要是因为陈松明确地表示：自己的婚事自己做主。

1933年7月，徐迟弄到一张假的学历证明，考取了燕京大学的插班生，进入英文系三年级学习。不料这张假学历证明，被燕大注册处查出来了。他被中止学籍，但还是介绍他到东吴大学读二年级。在东吴大学读书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写诗作文，常有作品发表，同时也结识了杜衡、穆时英、叶灵凤等文化界的名人，颇有一种踌躇满志的样子。在1934年的暑假前，他就退了学。原因是因家庭困难，要省下钱来供弟弟读完清华大学。同时他也觉得自己是作家了，稿费可以添补生活之需了。

退学后，他回到家乡南浔中学教书。他除了教国文和英文课之外，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写诗和作文。1936年春的一天，徐迟写作得很劳累，觉得浑身疲乏。他伸了个懒腰，就来到操场上，放松一下心情。忽然看见自己的学生陈松，正迎着早晨的明媚阳光，在边散步边朗诵着诗歌。他愣住了，从来没有发现陈松这么美！她迎着朝阳朗诵诗歌的声音，陶醉于诗歌境界的情绪，更增加了少女的美。徐迟陶醉了！事后他特意买了本新日记本，把这天见到陈松的感受记了下来。此后，他每天都要写日记，将对这位少女的爱恋都写在日记里。还为陈松写了首题为《六十四音符》的诗，只是当时还没有勇气直接送给陈松。

到第11天的晚上，徐迟又在操场上见到陈松。他实在按捺不住自己了，就唤陈松到他的宿舍里。徐迟将这十天写的日记给陈松看。陈松越读脸越红，读完低着头，不出声。徐迟问她：“怎么样？有何感想？”陈松羞赧地说：“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徐迟又追问她：“你怎样想呢？”陈松沉吟了一会儿，低声说：“我不敢这么想，很喜欢你的诗，只是总想见到你。”一句话捅破了他们相隔的一张纸，徐迟突然抱住陈松，猛烈地吻住她的红唇，久久不放。就是这一吻，他们决定相伴终身，永远也不分离了。

过了一段时间，陈松的舅舅到学校来，说是看望外甥女儿，实际上是受陈松母亲的委托，来相看女儿的男朋友。事后徐迟问她：“我们的事你家里同意吗？”陈松毫不犹豫地说：“我的事，我做主！”一句话说得徐迟立时就觉得陈松比以前交往过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要伟大。这正是他所敬重的有独立人格的女性。他再一次抱住陈松说：“谢谢你，你真好，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女性！”

不久，徐迟就与这个17岁的陈松在《南浔周报》上刊登了订婚启事，还在怡丰园酒家办了两桌酒席，宴请了两家的亲属和他们的朋友们。

1936年的冬天，徐迟相继出版了《二十岁人》和《歌剧素描》等两本诗集，开始引起注目，成为有名气的年轻诗人。有的妙龄女郎开始向他暗送秋波，使得徐迟几乎陷入情感的诱惑里。他意识到，任凭感情的野马信马由缰地驰骋，是对不起给予他初吻的陈松的。于是在1936年的12月，利用寒假时间，徐迟到陈松家商量结婚的事。陈松的哥哥陈铭德提出：妹妹才17岁，需要多念点书。徐迟则表示，希望陈松能和他一起回上海，住在他家，在上海读书，等她中学毕业后再结婚。

1937年陈松中学毕业了，她与徐迟结为伉俪。他们相濡以沫，恩恩爱爱，度过了几十年的爱情生涯，在1985年陈松因患癌症而先徐迟而去。

第57节：覆水难收的婚姻悲剧——叶浅予与罗彩云和梁白波

覆水难收的婚姻悲剧——叶浅予与罗彩云和梁白波

叶浅予，著名画家，原名叶纶绮。生于1907年，病故于1995年。浙江桐庐人。早年在上海学习漫画，出版有《王先生别传》、《小陈留京外史》等，从20世纪40年代转向中国画，根据速写加工，进行中国人物画创作，逐渐形成笔墨爽利、造型夸张，富于装饰感的独特画风。

1925年叶浅予中学毕业后，到上海以画广告谋生。在他23岁时，父母为他物色了未婚妻，催他回桐庐完婚。这个新娘就是出身于桐城望族的罗彩云。婚后，叶浅予准备回上海时，新娘却提出跟他到上海。闹得寻死觅活，母亲只得放话让儿子带走媳妇。到上海后，罗彩云人地生疏，生活还很简朴，还能本分地尽妻子的责任。可是第二年为叶浅予生了个儿子之后，罗彩云由于家里封建意识较重，给女孩子束胸，导致生孩子后，母乳下不来，只得请奶妈带孩子。四年后她又生了个女儿，依然如此。这么一来，罗彩云就当起了少奶奶。家务活全由奶妈来办，每天不是打牌就是逛街，讲究派头及穿戴，而且生活的花销也越来越不堪负重。日久天长，叶浅予感到他与妻子生活在两个极端：他要上进，在事业上不断进取；而妻子却满足于现状，花钱大方，只知道吃喝玩乐，根本不理解他的事业和追求。感情的鸿沟越来越难以填平了。

在婚后第五年的1935年，正当叶浅予为自己的婚姻苦恼时，一个女画家梁白波闯进了他的心灵世界。当时，叶浅予担任《时代漫画》编辑，遇到一位女士前来投稿。她的漫画题目是《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在叶浅予的观念里，搞漫画的都是男生，从未见过女士画漫画。这使得他对这位女士有点另眼相看。他还觉得，这位女士的画稿，正是讽刺他的夫人罗彩云这类人的，这又增加了感情上的共鸣。虽说梁白波长得并不漂亮，但气质很好。他与这位女画家就成了朋友。在交往中叶浅予了解到，梁白波是在西湖艺专学的油画，曾在菲律宾的一所华文中学教过图画课。回国后，没有找到职业，画漫画投稿是为了维持生计。此后，叶浅予每天下班都要到梁白波的住处去看望她，经过几次幽会，共同的爱好和追求，促使他们的恋情像灵感爆发一样，无从阻挡。

恰在此时，津浦铁路搞了一列卫生宣传车，招聘画家绘制宣传画。叶浅予得知这个消息，就与梁白波一起报了名。这列宣传车，每到一个大站，悬挂卫生宣传画，招徕观众，铁路卫生人员则给客车消毒。余下的时间还安排工作人员在当地游览观光。他们边工作，边观光，同时也将他们的恋情燃烧到了极点。到达天津后，全体工作人员到北平游览，然后集体回浦口。可是叶浅予与梁白波却留在北平，租了住宅，开始了同居生活。不久，他们回到上海租了一个亭子间，继续同居。这时上海《时报》却传出叶浅予“离家出走”的消息，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罗彩云为了追回叶浅予，像缉私警察那样到处追踪。一次，她派奶妈跟踪叶浅予，在他的住处将叶浅予和梁白波“抓获”，带回到罗彩云的住处。罗彩云以大太太自居，把梁白波视为姨太太。梁白波不甘其辱，便与叶浅予躲到了南京。叶浅予为南京《朝报》画《小陈留京外史》，梁白波为上海的《立报》画连环画《蜜蜂小姐》。他们志趣相投，相濡以沫，在创作上又相互启发和激励，这段同居生活他们过得恬静而富于生气，是他们最为惬意的一段日子。罗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和她父亲找到南京来，要叶浅予与他们一起回上海，要叶浅予悔过自新。叶浅予不愿意继续维持这种婚姻关系，随即提出离婚，罗彩云不同意，但也觉得覆水难收，就在律师的证明下，立下分居字据，保证每月供应应有的生活费用。

1938年8月，日寇大举进攻上海，叶浅予联合张乐平、胡考等漫画家组成漫画宣传队，奔赴武汉。梁白波是这支队伍的唯一女性，起初，她的工作兴致还很高，可是战争的残酷，人生的莫测，使得梁白波意识到情妇角色的尴尬。有一次，与叶浅予在一起的陆志庠的一个亲戚来看望他。这个亲戚是个空军飞行员，风流倜傥，年轻有为，梁白波对他颇有好感。于是她与这位空军飞行员开始了交往，从此疏远了叶浅予。最终梁白波离开漫画队，去寻求自己的幸福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叶浅予与罗彩云生的儿子叶申已经大学毕业，将他母亲接到无锡，劝导母亲与父亲办理了离婚手续。“文革”期间，叶浅予被关进秦城监狱，无力支付罗彩云的生活费用，她只得依靠儿女们供养。于1970年她因患重症不堪忍受疾病折磨而吞服过量安眠药身亡。

第58节：义演中迸发出爱的火花——叶浅予与戴爱莲

义演中迸发出爱的火花——叶浅予与戴爱莲

1938年武汉失陷后，叶浅予随着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撤退到桂林。随后奉命到香港筹办宣传画刊《今日中国》。画刊出版后的一天，宋庆龄的秘书廖梦醒突然来到编辑部，说孙夫人要为延安筹措一笔医疗器械的基金，特地请来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行义演，要《今日中国》画刊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持。为此，叶浅予到戴爱莲的练舞厅画速写，还准备为她的义演设计一张海报。

戴爱莲，祖籍广东新会县，于1916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五岁开始学习舞蹈，14岁时全家定居伦敦，继续学习舞蹈。经过九年的刻苦学习，终于成为一名精通芭蕾舞又掌握现代舞的青年舞蹈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爱莲在伦敦多次参加筹集抗日资金的义演。1940年春，戴爱莲回到香港，受宋庆龄委托参加支援抗战募捐的演出活动。

为准备演出，戴爱莲每天在练舞厅练舞，叶浅予每天来画速写。在一次休息时，戴爱莲走过来看到了叶浅予的速写，她惊呆了！她从来没有见过画得这么惟妙惟肖的。戴爱莲这才仔细地打量起这位一连几天都在画自己的画家。他们相识了！刚一接触时，戴爱莲一口英语，而叶浅予的英语只有中学水平，遇到了交流的困难。如在往常，戴爱莲极少与不说英语的人交流，但这次戴爱莲对叶浅予的印象不错，乐意与他的乡土腔的英语交流。经过几次接触，叶浅予边说边学，他们大体能够交流了，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戴爱莲的义演是在九龙半岛酒店举行的。为了这次义演的成功，叶浅予就像自己的义演一样，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尽心竭力地忙前忙后。他既是舞台监督，又是服装管理，帮助戴爱莲顺利地完成了筹资义演任务。为此，戴爱莲十分感激他，宋庆龄也对他很满意。孤男寡女的爱情就在这次义演中，悄悄地酝酿在他们的心头。

义演结束后，戴爱莲跟叶浅予说，她想到延安去，不知能否陪她一起去？叶浅予就此提出了确定关系问题。戴爱莲不但没有拒绝，反而高兴地将叶浅予抱住亲了起来。

他们举行婚礼时，宋庆龄应邀担任他们的主婚人，保卫中国同盟、《今日中国》编辑部、驻港的文艺界的朋友，以及戴爱莲的在港亲属等数十人出席了婚礼宴会。几天后，叶浅予和戴爱莲离开香港，经过15天的辗转路程，他们来到重庆。

在叶浅予和戴爱莲临行前，宋庆龄为他们给周恩来写了封信，请周恩来帮助戴爱莲到延安。他们在重庆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要他们留在重庆，说是大后方更需要他们开展工作。这样，叶浅予和戴爱莲就留了下来。在重庆，戴爱莲举行了演出活动，使大后方的民众得以一睹她的风采。后来，她到国立歌剧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还应教育家陶行知之聘，创办了育才学校舞蹈组。1945年夏天，叶浅予与她一起到川北、西康等地采风，搜集了大量少数民族舞蹈素材，用拉班舞谱记录了七八个藏族舞蹈，还创作了藏族舞蹈《春游》、彝族舞蹈《倮倮情歌》等民族歌舞。叶浅予除了画了很多风情速写外，还完成了四万多字的《打箭炉日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叶浅予和戴爱莲都到了北京。叶浅予当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戴爱莲被聘为北京舞蹈学校校长。他们的生活开始安定下来，各自都得到了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完全可以携手并进，大展宏图了。可是，戴爱莲却提出了离婚的要求，原因是她已经爱上了一位年轻的舞蹈家。这样他们间的十年婚姻也就宣告结束了。不过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却是在1951年。

仓促成婚，勉力维持——叶浅予与王人美

在叶浅予一生的四次婚姻中，他与王人美生活的时间最长。他们是1955年结婚的，当时叶浅予47岁，王人美41岁。

王人美，本名王庶熙，湖南浏阳人。1926年考入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后跟随哥哥到了上海，考入黎锦晖的歌舞学校学习。毕业后加入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团，与黎莉莉、薛玲仙、胡笳被誉为明月歌舞团的“四大天王”。后来参加演出电影《渔光曲》，一举成名。

叶浅予和王人美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就认识，但涉及谈婚论嫁的事，还是1955年经朋友撮合而成的。他们经过几个月的交往，叶浅予就提出结婚的事。当时王人美正在长春拍片，给叶浅予回信，谈了自己的想法。因为她与著名影星金焰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她不希望重蹈覆辙，只盼新的婚姻能够彼此间有“更深了解，事先考虑、准备如何克服困难，以期达到更好的合作”。可是性急的叶浅予并没有考虑得更细些，在王人美拍完电影，回到北京之后，就在北京的四川饭店花了200元办了酒席，请朋友们聚会一下，就结婚了。

婚后，叶浅予告诉王人美，他已经破产了，他的全部财产只有200元。家里的日用品只得王人美掏钱购买。婚后才一个多月，他们就因一件小事顶撞起来，甚至王人美还提出离婚的事。这就让叶浅予开始慎重了。叶浅予发觉王人美性格急躁，她作为家里的内当家，希望自己有独立处置?务的活动空间，不希望丈夫干涉过多。王人美承认叶浅予是个好画家，却不是个好丈夫，而是个“倔老头”。“文革”结束后，他得到补发工资三万多元。家里当时也需要钱，可是他却无偿地捐给了中央美院。到他们搬家需要钱时只得跟荣宝斋借钱。像这样的大事，他都不同妻子商量，王人美对他的这种大男子主义非常不满。本来王人美性格内向，叶浅予又专注于他的事业，彼此间很少交流。有时他们一起到公园去，叶浅予找地方坐下后，就拿出速写本画速写，无暇顾及与她的交流。两个人日子磕磕绊绊，感情不冷不热，直到遇到“文革”的磨难时，才终于能互相体贴和关照。

1980年为了找房管所换房，王人美急出病来，患了脑血栓之后，叶浅予只得顺从、忍让，使得他们夫妻过了几年平静的生活。1986年他们所住的甘雨胡同要搬迁，他们家只好暂时分居在中国画院和王人美所在的北影招待所。或许是距离产生美吧，夫妻分居两处，每周互相看望，倒也显得亲近了很多，显得感情甚笃，很有情趣。不料，这一年的冬天，王人美突然摔倒，患了大面积脑溢血。在医院治疗了几个月，不见成效，终于在1987年3月病故。

第59节：“人天无据，灵会难期”——费孝通与王同惠

“人天无据，灵会难期”——费孝通与王同惠

费孝通心中的永远的痛，就是爱妻王同惠的死。

江苏吴江人费孝通从小就志向高远，同情百姓疾苦，树立了救国拯民的理想。他本来在1928年18岁时考入东吴大学医学系，可是他觉得老百姓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贫穷。于是他在1930年转学到北大社会学系，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

1932年在社会系的一次聚会上，费孝通认识了比他低两级的女同学王同惠。他对这位河北肥乡籍的女同学，不仅欣赏她的气质、作派，更在切磋学问中感受到了相知的欣慰。因此，他们都乐意在一起交流思想，谈论学问，久而久之自然产生了感情。费孝通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他经常到北大的女生宿舍去找王同惠。有时下大雪，他等在女生宿舍的大红门外也不觉得冷，因此有“红门立雪”的故事在女同学中流传。王同惠每逢星期天都到清华费孝通的研究室和他作伴。他们探讨学问，谈论生活，还有时牵着手到圆明园或颐和园游玩。在他们相爱、相恋期间，合作翻译了英文版的《社会变迁》和法文版的《甘肃土人的婚姻》。这两本译作是他们爱情的结晶，但他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有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共同写一本著作。

1935年的暑假期间，他们在未名湖畔举行了婚礼。新婚的第四天，费孝通应广西省政府的邀请，到大瑶山考察。此时的王同惠在读三年级，也申请参加了这次考察。因此他们将这次考察也赋予了蜜月旅行的意义，归来后，费孝通就准备到英国深造了。

对于学习社会学的这对新婚伉俪来说，此行是极为难得的。他们饱览了沿途风光和社会风情，一直处于兴奋、幸福的情境之中。到达南宁后，他们与广西国民普及基础教育研究院的人员一起，制定了社会调查方案。同年10月18日，费孝通夫妇在翻译和向导的陪同下，到大瑶山腹地调查。这时的王同惠发现自己怀了孕，但是为了丈夫的事业，她坚持留下来，协助丈夫的社会调查。然而乐极生悲，不幸的厄运却降临在她的头上。

12月26日这一天，他们一行人翻山越岭到罗运乡考察。山路崎岖陡峭，十分难走。怀孕的王同惠走起来十分吃力，费孝通就扶着她坐在一块大青石板上休息一下。不料翻译和向导不知他们掉队，继续前行。这时，夕阳下沉得很快，小夫妻俩着慌了，四处寻找也找不见向导和翻译，心里更是恐慌。费孝通见到远处有个柴门和篱笆，以为是一户人家，就前去求救。不料他刚踏进柴门就听哗啦一声落进深坑。原来这是山民们为捕捉野兽设置的陷阱！王同惠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将压在丈夫身上的木棒、石块逐个搬开，使尽全身力气将丈夫拉出了陷阱。她见丈夫身上多处受伤，不能行走，就安顿他躺在平地上，自己去寻求救援。

费孝通等着妻子，一个小时过去了，不见踪影，两个小时过去了，仍是如此。他痛苦地熬过了一夜，到东方泛白时，他心急火燎地匍匐着去找爱妻。到傍晚时分，一位瑶族妇女上山寻牛，发现了费孝通。她急忙跑回寨子，喊来两位青年将费孝通抬回寨子。通过寨子的一个小商贩的翻译，他们才知道了费孝通夫妇的遭遇。他们将这个消息报告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立即组织附近寨子的男青年，四处搜山，寻找王同惠。经过六天的寻找，搜遍了周围的山峦、沟谷，都不见王同惠的踪影。

费孝通思念王同惠，心神不宁。一天夜里他梦见爱妻掉进水塘里。他就将这个梦告诉给寨子的头领。当地村民随即到一处悬崖下的水塘寻找，果然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估计是她寻人救夫心切，失足落下悬崖，掉进水塘，因无人救助而罹难的。当时她只有24岁，与费孝通结婚仅仅108天。

当时，费孝通准备将爱妻的遗体运回老家安葬，但因气温炎热，送葬船行到梧州时，爱妻的遗体已不便继续运输，费孝通就在梧州白鹤山将爱妻安葬了。费孝通为爱妻竖了座石碑，并亲自撰写了碑文：

“吾妻王同惠女士，于民国二十四年夏日，应广西省政府特约来本桂研究特种民族之人种及社会组织。十二月十六日于古陈赴罗运之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萦回梦祈，犹盼其生回也。半夜来梦，告在水中。遍搜七日，获见于滑冲。渊深水急，妻竟怀爱而终。伤哉！妻年二十有四，河北肥乡县人，来归只一百零八日。人天无据，灵会难期；魂其可通，速召我来！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五月费孝通立。”

费孝通回到北平后，将他与爱妻在大瑶山调查的资料整理成书《花篮瑶社会组织》，署名王同惠，在上海出版。1939年费孝通与孟吟女士结婚后，他们生的女儿取名费宗惠，乳名小惠，就是为了纪念前妻王同惠的。后来费孝通的代表作《江村经济》出版时，在扉页特地注明：“将此书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可见生死之情永铭心间。

第60节：苦命鸳鸯成眷属——鲁藜与刘西颖

苦命鸳鸯成眷属——鲁藜与刘西颖

著名的“七月诗派诗人”鲁藜，生于1914年，福建同安县人。1937年胡风主编的《七月》创刊后，鲁藜经常在《七月》上发表诗歌，成为“七月诗派”的成员之一。虽然他和胡风仅仅在1949年有过一面之交，但在1955年的胡风事件中，仍不免受株连，被抄家、隔离审查和劳改。

他的妻子王曼恬是毛泽东的表兄王星臣的女儿，但这样的“皇亲国戚”也并没有使他免受胡风事件的牵连。鲁藜被隔离审查后，王曼恬为了划清界线，与他离了婚。

而与此同时，一位比他小24岁的女子却时时挂念着他。她就是刘西颖，出身于天津一个普通的电工家庭。12岁时，她父亲去给当时在天津市文联工作的鲁藜家修理电灯，她跟了一块去，见鲁藜家有很多书，就很欢喜地张望着。鲁藜随手拿了本《安徒生童话》给了她。从此，刘西颖经常到鲁藜家借书看，鲁藜也很喜欢这个爱读书的小朋友，对她呵护有加，指导她读书，他们建立了忘年的友谊。

胡风事件发生后，刘西颖因为与鲁藜有过联系，也受到派出所的审查。这种际遇使得刘西颖对鲁藜的命运更为关切，更为同情他的遭遇。她到处打听鲁藜的下落，却如石沉大海，一直杳无音信。到1980年，鲁藜恢复发表作品的权利。有一天，刘西颖从《天津日报》上读到鲁藜的作品，她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嘴里不住地自语道：“他还活着，他还活着！”在一旁的丈夫不知何故，凑近一看，才知道她说的是鲁藜。以前刘西颖不止一次与丈夫说起过她与鲁藜交往的事，也说过自己因为与鲁藜的联系，受到过派出所民警的审查，对他们的这段友情丈夫是十分理解的。

刘西颖到鞍山路找到天津日报社文艺部，问清了鲁藜的住址在军粮城。她就不顾一切地来找鲁藜。刘西颖见到被苦难岁月磨砺得苍老的鲁藜，立时就涌出了泪花。鲁藜向她述说了25年来自己的遭遇，刘西颖也将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挂念着鲁藜的心事说给他听。他们都觉得彼此的感情距离原来是那么的近。刘西颖回到家，心事重重。几天后，刘西颖对丈夫说：“鲁藜这个孤老头子，生活得很孤单，我想过去照顾他。”丈夫很理解妻子的感情，主动提出分手，以便成全她与鲁藜的感情。这样在1981年11月，刘西颖与鲁藜终于成了眷属。他们相伴走过了18年的婚姻旅程，在1999年，刘西颖送走了85岁的鲁藜。

第61节：伴山伴海的情谊——冯亦代与黄宗英

伴山伴海的情谊——冯亦代与黄宗英

著名表演艺术家兼作家黄宗英与著名出版家冯亦代结婚后，曾说过几句十分动情的话：“赵丹是高山，冯亦代是大海。嫁完了高山的人，我只能嫁大海。”赵丹这座表演艺术的高山，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冯亦代这个大海，或许还不为人们所熟知。

冯亦代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和黄宗英一样，都是浙江人。1941年冯亦代在重庆担任中央信托局重庆造币厂副厂长期间，曾牵头组建中国业余剧团，开展进步的戏剧活动。与赵丹等从上海撤退到重庆的演艺界朋友交往很多。因为他性格随和，仗义疏财，在家他又排行老二，所以人们都亲昵地称他“二哥”。当年还只有十六七岁的黄宗英，也跟随大伙管他叫“二哥”。在她的心目中，“二哥”知识渊博，犹如浩瀚的大海一般。她十分尊重这位“二哥”。抗战胜利后，他们都回到上海，特别是黄宗英与赵丹结婚后，赵丹与冯亦代这个老朋友经常联系，黄宗英自然也对冯亦代更加熟悉起来。

1949年冬天，冯亦代调北京工作后，每次赵丹和黄宗英到北京来，都要去看望这位“二哥”。在赵丹逝世后15年的1992年秋天，在一次文化界的聚餐会上，黄宗英又与“二哥”相遇了。他们互相陈述自家的遭遇。当黄宗英得知冯亦代的夫人郑安娜已经过世多年时，她的心为之一动。过了段时间，黄宗英给她的大哥写了封信，表示她要与冯亦代结婚，要是不同意就算她没有说这件事。大哥对小妹再婚并没有意见，只是担心冯亦代比小妹年长12岁，是否合适？对这个问题，黄宗英回答得很干脆：“正是因为他年纪大，身边没有人照顾，我才想到与他结婚的。”既然如此，大哥也就对她的选择给予了支持。

就在这个时候，黄宗英收到了冯亦代的问候来信，从此他们开始了通信联系。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互通了近500封信。1993年10月底，黄宗英给冯亦代的信说：她要来北京。11月6日这一天，80岁的冯亦代要了辆面包车到机场去接黄宗英。当时，他心里喜洋洋、美滋滋的，但不知见面的第一句话该怎么说？黄宗英推着行李车走出闸门时，冯亦代的女儿给她献上一束红色的月季花。冯亦代笑嘻嘻地呆望着黄宗英，不知说什么好，踌躇了片刻，说了句不着边际的话：“今天早上又写了篇文章。”实际上他们心神互通，彼此了解，朴实真挚的内心情感，都包含其中了。

在他们举行婚礼仪式时，很多文化界的亲朋好友都来祝贺。著名作家袁鹰当场口占一首打油诗：

白发映红颜，

小妹成二嫂；

静静港湾里，

归隐书林好。

袁鹰刚朗诵完这首打油诗，黄宗英就高兴地说：“明年我们就给大家看个胖娃娃！”一句话语惊四座，大家有点瞠目结舌，此时，黄宗英卖了个关子，又补充说：“我们的胖娃娃就是合作的一本文集，叫做《归隐书林》。”

他们结婚后，冯亦代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我一路散步一路思忖，我的脚步比以前轻盈多了，我自己感到我的心情比之于前完全不一样”，“我做人重新有了一个目标，我感谢你给我的爱，滋润了我衰老的心田，是你用爱情给我的复苏。我真感谢你，你重新给了我青春和生命。”这是冯亦代的真实心声，也是这对老年夫妇心声的真实写照。

及时救助落难才女——萧军与萧红

萧军与萧红是一对危难中相救扶的恋人。萧军，本名刘鸿森，辽宁义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与友人筹组抗日义勇军失败而逃亡哈尔滨。为了维持生计，他用“三郎”的笔名投稿，初展文学才华，受到《国际协报》副刊主编裴馨园的重视。后应裴馨园的邀请，协助编辑副刊。

1932年夏天，《国际协报》副刊收到一封署名张迺莹的女读者的求救信。信中倾诉了她的艰难处境：她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人，幼年丧母，父亲是个官僚士绅，逼他嫁给一个旧军官的儿子。她逃婚到北京。这个“未婚夫”追到北京，骗她回到哈尔滨与他同居。后来因欠下东兴顺旅店600多元房费，那个男人回家取钱，一去不归。旅店老板要将她卖到妓院抵债。这个写信求助的女人张迺莹，就是未来的著名女作家萧红。

裴馨园读了这封求助信，很同情这位素昧生平的女读者，就让萧军前去旅馆探望。萧军到旅店找到萧红。他所见到的是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面容憔悴，精神疲惫，穿着破旧，同情与怜悯的情怀便油然而生了。

当萧红得知来探望她的青年是经常发表诗文的三郎时，便从心底滋生了敬佩之情。他们谈得很投缘，萧红将郁积心底的悲惨身世，不幸遭遇，一股脑儿倾吐给萧军。萧军见她将自己难言的屈辱，痛苦的经历都坦然陈述，则更加同情这位女士。特别是萧军偶然间从萧红的床上，发现了她画的画和写的诗文，萧军更加同情这位落难才女。此后，萧军经常到旅店去探望萧红，并警告旅店老板不要逼良为娼。

1932年秋天，松花江江水泛滥，淹没了哈尔滨的大部分街道，萧军趁机将萧红接出东兴顺旅店?将她安排在自己的住处。他们同居了，开始了患难与共的生活。萧军为了养活产后的萧红，不辞辛劳，或写稿，或兼职授课，想方设法地赚钱，结果还是经济拮据，只好将新生的女孩送给他人。萧军很器重萧红的才华，鼓励萧红写稿。她就以“悄吟”为笔名在《国际协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槛。

遗憾的是，他们的婚姻并没有坚持多久，1938年他们到延安后，终因感情破裂而分手。

第62节：颠沛流离中的伴侣——萧红与端木蕻良

颠沛流离中的伴侣——萧红与端木蕻良

1938年1月，应李公朴先生之邀，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等人到达山西临汾，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在临汾这段时间，萧红与端木蕻良接触较多，她对端木蕻良产生了“恨不相逢未嫁时”的感情。特别是端木蕻良曾当众说萧军在文学上不及萧红的话，更满足了萧红的虚荣心。不久临汾告急，萧军准备跟随“民族革命大学”一起撤退；而萧红和端木蕻良则参加了“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西安。这意味着萧红和萧军同居六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半个月后萧军与萧红在西安相遇时，萧红已与端木蕻良“定情”，他们只得选择分手。萧红与端木蕻良旋即去了武汉。同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在婚礼上胡风提议他们谈谈恋爱经过，萧红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

1938年8月，日军轰炸武汉，人们纷纷逃亡。他们决定撤离到重庆。当时，罗烽和白朗夫妇与他们的母亲都在武汉，端木蕻良托罗烽买船票时，只买到四张。这样五个人只能有四个人乘船。端木蕻良让萧红与罗烽一家一起走，而萧红则坚持自己在武汉的朋友多，过几天可以弄到船票，让端木先走了。当时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得到朋友们的同情，不久就帮助她买到了船票，来到重庆的罗烽家，生下了一个死婴。

1939年年底，日军飞机几乎天天在北碚上空侦察、轰炸。肺病日渐加重的萧红，与端木蕻良商议前往香港避难。当时端木蕻良举棋不定，就去找华岗征求意见。华岗鼓励端木夫妇前往香港，因为那里有许多文化工作可做。1940年1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到达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咀乐道八号。在这里萧红完成了小说《呼兰河传》，端木蕻良创作了《科尔沁前史》。这时的萧红身体很虚弱，精神上也感到很郁闷和烦恼。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和九龙。当时萧红的肺病越来越重，端木蕻良委托文友骆宾基代为看护萧红，他外出筹集医疗费用和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几经转移，萧红被送入了一所女校的红十字会临时救护站。1942年1月22日上午，萧红以31岁的英年离开人世。萧红的遗体火化后，端木蕻良将骨灰分装在两个瓷瓶里，与骆宾基一起，设法越过日军的封锁线，按萧红遗愿，将一骨灰瓶葬于滨海的浅水湾，把一块事先写上了“萧红之墓”字样的木牌竖立于墓前。另一瓶骨灰则在一位大学生的帮助下埋在萧红逝世的女校后山山坡的一棵树下。

患难与共的夫妻——吴晗与袁震

吴晗与妻子袁震是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认识的。袁震是湖北光化人，1921年和她姐姐袁溥之在武汉读书时，就受到革命思想熏陶。大革命失败后，袁溥之被捕，袁震只得离开武汉，转学到清华大学史学系。后来，由于她身患肺病，没有读到毕业就休学在学校养病。

吴晗在史学系任教时，受其朋友的委托照顾养病的袁震。当时的肺病没有特效药，袁震的身体非常虚弱。吴晗对这个没有经济收入的学生，照顾得无微不至，帮助她治病和料理生活起居，尤其是在交往中吴晗对袁震的学识和进步思想更是钦佩，就向袁震表白了爱慕之情。

“七七”事变之后，清华大学南迁到云南。1938年吴晗的父母也来到昆明，听说吴晗有了未婚妻，就催促他们赶快结婚。吴晗当即给袁震寄去路费，要求她尽快来昆明结婚。不料吴母见到的未来儿媳却是个弱不禁风，面色苍白，身体羸弱的女子，便改变初衷，不同意举办婚礼。吴晗没有因此而疏远袁震，反而对她照顾得更加体贴入微。吴母也很同情袁震，向吴晗表示：只要不与袁震结婚，宁愿变卖全部家产，为袁震治病。可是吴晗却认为，袁震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朋友间要患难与共，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更应该关心、爱护人家，更何况人的感情是不能用金钱买到的。就这样，吴晗说服了母亲，终于在1939年10月与袁震举行了婚礼。

后来吴晗对他的朋友们说：“袁震对我倾向党，倾向革命，皈依马列主义起了很大作用。”吴晗与袁震携手相伴，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在“文革”期间夫妻二人都被投入监狱，先后于1969年的3月和10月被折磨致死。

第63节：父亲认可了他们的恋爱——钱钟书与杨绛

父亲认可了他们的恋爱——钱钟书与杨绛

著名文学家钱钟书是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的。他学识广博，才华横溢，挥毫为文，感情淋漓，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很多文章，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学子。

杨绛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攻读文学。她刚一入学就读到了钱钟书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文章，很是景仰他的才华。由于他们所学的学科不同，几乎没有机会相识。可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相识了。一天钱钟书去女生宿舍看望一位老乡时，无意间见到了老乡的同学杨绛，而且他们彼此都给对方留下极好的印象，就开始单独约会，继而私定了终身。

1933年钱钟书大学毕业后，回到无锡老家。热恋中的恋人分别后，有说不尽的知心话，鱼雁往还频繁。这引起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的注意。有一天杨绛写给钱钟书的信被钱基博看到了。信中杨绛提到只有求得双方父母和兄弟们的认可，他们的爱情才能得到生存的土壤，“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基博从杨绛的信中感受到准儿媳的通情达理，由衷欢喜，便直接给杨绛回了封信，称赞了杨绛的孝悌情怀，认可了她与钱钟书的恋爱关系。

杨绛读了钱基博的信也很受感动，就大胆地将自己与钱钟书恋爱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早年担任过京师高等检察院的检察长，此时已经辞职，在苏州当律师。开明通达的父亲，对钱钟书的家世、人品很满意。但在当时儿女婚事除了尊奉“父母之命”，还要经过“媒妁之言”来搭桥，于是由两家分别请彼此都熟识的朋友说媒，并约定吉日，在苏州的一家饭店里举行了订婚仪式。这样，这对恋人才正式订立了婚约。

第64节：友朋为公义不徇私情——丁文江与胡适

友朋

友朋为公义不徇私情——丁文江与胡适

1926年，设于北洋民国政府工商部的地质研究所收归北京大学，重新定名为地质学系。此前，北京大学曾设地质门，因招生不足而停办。该系恢复后毕业的第一批学生来到正由丁文江主政地质调查所找工作。丁文江每人分给10种岩石让他们识别，结果没有一位能够及格的。丁文江带着成绩单去找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胡适问难，说：“适之，你们地质系是我们地质调查所青年人才的来源，所以我特别关心。前几天地质系的几个毕业生来找工作，我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考试，都不及格，你看这份成绩表。”胡适问他怎么办，丁文江说：“我是想同你商量，我们一起去见校长蔡元培先生，请他看看这份成绩表，要他知道北大地质系办得怎样糟糕，你说他不会怪我吧？”丁文江与胡适是很要好的朋友，曾共同创办了《努力周报》。丁文江这番话，这在某些人看来无异是在告胡适的状。但丁文江并没有这样想，而胡适也没有这样想。他们共同关注的都是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和工作能力。胡适立即答道：“蔡校长一定会欢迎你的批评，决不会怪你的。”

丁文江和胡适一起去见蔡元培校长。蔡先生听了丁文江的批评，又看了成绩表，不但不生气，而且很谦虚地向丁文江请教整改的办法。最后商定：第一，请李四光来北大任地质系教授；第二，北大与地质调查所合聘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到中国来领导古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

葛利普后来为中国培育出了众多的古生物人才，如孙云铸、杨钟健、斯行建、黄汲清、田奇俊、朱森、陈旭、许杰、计荣森，等等。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为开发大庆油田、为新中国摘掉贫油帽子立下汗马功劳。

“见到了一线光明”——丁玲与鲁迅

丁玲在1924年她的好友王剑虹病逝后，心情沉郁，只身离开上海北上。到北京后仍然找不到出路，更陷于精神苦闷之中。在这种心境下她重读鲁迅的文章，感到“有所慰藉”，于是就如饥似渴地搜寻鲁迅的文章来读。从中她似乎“见到了一线光明”，就给鲁迅写了封信，表述了自己的苦闷心绪。当时鲁迅对丁玲一无所知，没有给她回信。

丁玲与鲁迅见面则是1931年的事了。当时她受左联的委托在上海筹编文学刊物《北斗》，她想在刊物上刊登一些质朴而有冲击力的插图。冯雪峰得知后，就在1931年7月31日带着丁玲来到北四川路的鲁迅家。当时鲁迅正为柔石等烈士的惨遭杀害而痛心，就为《北斗》选了一幅凯绥·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刊登在创刊号上，以此表达了鲁迅对柔石等烈士的纪念。

此后，丁玲多次到鲁迅家去，也多次在左联的会议上见面，鲁迅对她很关注。丁玲的《水》出版后，鲁迅向她要了十几本，将这些书推荐给他的朋友们，以扩大丁玲的影响。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绑架后，鲁迅和宋庆龄等知名人士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不久传闻丁玲被杀害，鲁迅写了一首七绝，表达了自己的沉痛心情：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秋风守九秋。

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当时，丁玲被绑架，断了她母亲的生活来源，鲁迅则与出版丁玲的《母亲》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联系，给丁母分期汇寄稿酬。

1934年鲁迅与茅盾编选英译本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就选编了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水》等小说，可见他们是将丁玲的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成果予以推荐的。

1936年夏天丁玲得以逃出南京，是曹靖华将丁玲的处境告诉给鲁迅，鲁迅通知给冯雪峰，帮助丁玲逃脱虎口的。丁玲到上海后，要求会见鲁迅，但因鲁迅病重，未能如愿，不料丁玲到达西安时就得到了鲁迅逝世的噩耗。她只好以“耀高丘”的署名致信许广平女士表达了哀悼之情。

大师与平民的真挚友谊——胡适与袁瓞

袁瓞，江苏清江人，曾在上海读到高中二年级，1949年流落台北。他因无一技之长，曾卖过豆腐，做过店员，后来以卖麻饼为生。袁瓞爱读书，尤其喜欢与人讨论英美政治制度问题。一次，他不揣冒昧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

胡适此时正执掌“中央研究院”，接到这封信，对这位卖芝麻饼的小贩，竟能在业余勤奋自修，深感精神可佩，便欣然命笔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对所提问题如实作复，同时还深有感触地说，“一个卖饼的，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这件事“使我乐观，使我高兴”。最后真诚地表示：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从此，卖麻饼的小贩袁瓞便成了博士胡适的“我的朋友”了。

一天，胡适邀请袁瓞到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去做客。袁瓞把带来的黄灿灿、散发着芝麻清香的10个芝麻饼，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这是我亲手做的，送给您吃，表示我对您的敬意。”胡适接过芝麻饼，拿起一个来便吃，嚼得吱咯吱咯地响，脸上现出少见?笑容。

他们一老一少，谈得很融洽。胡适语重心长地向这位年轻朋友说：

社会的改进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只能有零售，不能有批发，只有共产政权才相信社会改进是可以批发的。许多人做事，目的热，方法盲，……我们过去有许多人失败的原因，也是犯了有抱负而没有方法的毛病。

这次谈话中，袁瓞得知胡适鼻孔里长有息肉，觉得很巧，告诉胡适说，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恐怕是鼻癌。袁瓞听说台大医院可以治疗，但费用太贵，诊治不起。胡适便立即给台大医院的高天成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

临行时，胡适赠送他五本书，每一本上都亲笔题名留念，并说：“你先拿去看，以后需要什么书，尽管随时来拿。”

后来，袁瓞去医院检查，并非癌症，但他却十分感激胡适对他的关切和帮助。

有一次胡适心脏病复发，住进台大医院。一位朋友拿了一个芝麻饼送到胡适的病房来，说：“我给你吃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我相信你没有吃过。”

胡适接过来一看，见是麻饼，便笑了，说：“我早就吃过了。这是我的一个朋友做的。”老胡适天真地认为，台北市芝麻饼都是“我的朋友”袁瓞一个人做的！

第65节：偶像的坍塌——梁漱溟与章士钊

偶像的坍塌——梁漱溟与章士钊

梁漱溟自幼年就喜欢读报纸，特别是中学阶段，许多知识都得益于报纸的新闻和评论。当时北京有一家《帝国日报》常见署名“秋桐”的文章，因讨论宪政制度的问题引起了梁漱溟的兴趣。后来，梁漱溟发现上海《民立报》常见署名“行严”提倡讲逻辑的论文，在风格上与“秋桐”的文章完全相同，梁漱溟断定两个笔名实为同一作者，后来通过朋友了解到这个人的真实姓名为章士钊。

辛亥革命时期，《民立报》为同盟会的机关报，章士钊曾在《民立报》主持笔政，后因章本非同盟会成员，只好从中退出，自创《独立周报》，抒发个人言论。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图谋称帝，章士钊在日本出版《甲寅》杂志，因坚持共和的立场，传颂国内，极富盛名。梁漱溟很喜爱这份杂志，阅读之余，常就许多问题与章士钊通信探讨，彼此间建立了友谊。不久，章士钊回国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护法战争，担任军务院秘书长。战争结束后，章士钊来到北京，梁漱溟才同这位心仪已久的朋友第一次见面。没想到这次见面却让梁漱溟大失所望。在梁漱溟的心目中，章士钊应当是一位关注国计民生、刻苦自励的君子志士，而实际上，他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细行不检，小节不拘，这让梁漱溟又觉得实在可惜。

二人的交往从此日渐疏远。一诺千金捐助革命——孙中山与张静江

张静江出身富商之家，其父曾以10万两白银为他捐得江苏二品候补道衔。１９０２年５月，张静江作为清政府派驻法国公使孙宝琦的随员，乘轮船从上海前往巴黎。恰巧，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先生也在同一条船上。

孙中山这一年３７岁，此前他已秘密创立了兴中会，致力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广州武装起义失败后，遂到处流亡，积极筹措经费，联络志同道合的同志，以便再次举义。他这次乘该船出国，也是为了此目的。张静江对孙中山早就崇拜不已，极欲利用这次机缘结识这位革命志士。经过几次接触，张静江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张向孙表达了要求参加兴中会的愿望。孙中山十分欣喜，从此两人遂在轮船上结成了密友。当张静江得知孙中山正在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一筹莫展时，便毫不犹豫地向孙中山表示，愿先捐助３万两白银支持革命。孙中山对张的慷慨解囊表示由衷的感谢，遂又感到，如此巨大的款项，到哪里去取？张静江会不会像一般公子哥儿那样信口开河、随便说说？张静江看出了孙中山的心思，便说：“先生不是准备去美国洛杉矶、檀香山等地宣传革命吗？正好，我们家在纽约设有一个通运公司的分公司，经理名叫姚叔兰，是我的妻舅。我写一封亲笔信交给先生。先生到纽约后，可直接找他。我在信上写明凭信一次照付。不过一定要机密行事，万万不可泄露。否则就会累及众多人的身家性命。”孙中山到纽约后，果然凭张静江这一纸信札，顺顺当当地拿到了３万两白银。

张静江一直与孙中山保持着秘密联系，他不仅自己追随孙中山，还动员兄弟张弁群和不少亲朋好友也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张静江后来还慷慨资助蒋介石，使在上海证券市场破产的蒋介石度过了危机。

第66节：弥留之际的友情——萧红与骆宾基

弥留之际的友情——萧红与骆宾基

骆宾基，原名张璞君，吉林珲春县人。1934年到北大旁听，对文学创作产生兴趣。不久他听说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在鲁迅扶持下出版了。于是他决定循着萧军、萧红的足迹投奔鲁迅。当他将长篇小说《边陲线上》的前两章，寄给鲁迅时，鲁迅已经重病缠身，无力指导他的写作了。“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他在茅盾的荐举下，到浙东参加抗日救亡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流亡到香港，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人与土地》。当时他所带的钱不多，过了些日子就付不起店钱了。只得请求同是东北流亡作家的端木蕻良的协助。端木委托人为骆宾基付清店钱，为他安置了住处。同时还在自己主编的《时代文学》上刊发了骆宾基的长篇《人与土地》，使得骆宾基能够凭稿费维持生活。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骆宾基打算撤离香港。当骆宾基打电话向端木、萧红辞行时，端木问他能否暂留香港，协助照料病重的萧红，骆宾基慨然允诺，并立即赶往他们的住处。由于香港形势紧急，端木和骆宾基等人抬着萧红先后躲避在周鲸文家、恩豪酒店和时代书店宿舍。12月25日，香港沦陷，很多进步人士撤离香港。此时的萧红喉肿、胸闷、呼吸困难，被送入养和医院。因医生误诊，做手术时大伤了萧红的元气，身体更加虚弱。接着又将萧红送往圣士提凡女校改成的临时医院。不堪颠沛流离之苦的萧红，在1942年1月22日，逝世在这所医院里。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萧红病逝的44天中，根据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修订版序》所说，一直是骆宾基守护在萧红的身边。病重的萧红对骆宾基说：“端木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因此，骆宾基总是谴责端木蕻良在萧红生命攸关的时刻，将护理的责任推给他。可是后来的端木夫人钟耀群写的《端木与萧红》一书，则说端木离开萧红是外出购买食品、药物，寻找尚未被日军接管的医院。萧红病逝后，端木请人为萧红拍摄了遗容，又剪下一缕萧红的遗发揣入怀中。还以高价买了素色瓷瓶，来装萧红的骨灰。第二天，他与骆宾基一起，将萧红的骨灰瓶葬于浅水湾。

究竟事实的真相如何，鉴于端木与骆宾基都已经作古，很难说清楚孰是孰非了。不过，从1942年2月末，端木、骆宾基等人乘“白银丸”离开香港，辗转来到桂林这件事来看，在萧红病危期间，端木并没有撤离香港，至于有多少天没有陪伴萧红则是个不解之谜。

怀柔与软化——林语堂与蒋介石

幽默大师林语堂提倡幽默，除了因为国民缺少幽默感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蒋介石政府的专制，林语堂曾如此夫子自道：“我在文学上的成功和发展我自己的风格完全是国民党之赐，如果我们的民权不被取缔和限制，恐怕我永不能成为一个文学家，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饶有含蓄使不致身受牢狱之灾。”

林语堂在他所编的《论语》杂志上，多次议论到蒋介石，每每冷嘲热讽，皮里阳秋，似褒似贬，令人真假难辨，如他自己形容的，是表演马戏的在绳子上跳舞。

1940年及1943年林语堂两次从国外回到抗战中的祖国，受到国民政府的热情接待，蒋介石夫妇不仅多次接见，还委以侍从室顾问头衔。虽然林语堂声言接受此衔只是为了拿护照方便，而并未拿过政府的一文津贴，但从他单为方便拿护照就不避亲蒋之嫌这一点，也可看出他对蒋政府态度的改变——他已不是二三十年代的那个“不左不右”的林语堂了。

1958年10月14日，林语堂从国外飞抵台湾，这是他首次登上宝岛，受到各界人士的隆重欢迎。自然，人们的热情是当局对林语堂的态度的一种折射。林语堂上岛的第3天，下午5点，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士林官邸会见了林语堂夫妇。当时正是“炮轰金门”高潮时期，蒋介石却将金门军需补给等军务大事暂搁一边，与林语堂大谈《红楼梦》。

1966年元月林语堂夫妇二人上台岛，与8年前一样，蒋介石在第3天下午于高雄澄湖官邸会见林氏夫妇，半年后林语堂即回湾定居。起先是赁房而居，后来蒋介石专门为他在阳明山士林区建了一座非常漂亮的花园住宅。蒋介石对林语堂不仅在生活上很关照，还想给他官做，曾打算让林语堂任考试院副院长。

林语堂虽然不肯做官，婉拒了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好意却是心领的，加深了对蒋介石的感情。他定居台湾不久，即逢蒋介石80大寿，林语堂写了贺诗一首，中有“高山景行止”之句表达他对蒋介石的尊崇之意。

1975年4月，蒋介石逝世，消息传来，林语堂一跤跌在地上，起来之后，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他不顾年迈体弱，亲至蒋氏遗体前“涕泗滂沱”了一番。

第67节：情绝于利——林语堂与赛珍珠

情绝于利——林语堂与赛珍珠

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美国人赛珍珠，在她出生前，她的父母在中国传教，在她4个月大时就把她带到中国，此后20多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中国，因此对中国充满了感情，视中国为第二祖国。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评论周报》中的一个闲话中国政治、社会的专栏《小评论》引起了赛珍珠的注意，她为作者的无畏与幽默才能所钦佩，于是想要见他，他就是林语堂。

1933年的一天晚上，他们见面了。之后林语堂在赛珍珠的鼓励下，着手用英文写作《吾国与吾民》，该书后来作为赛珍珠丈夫的戴约翰公司组织的图书在美国出版，赛珍珠在序言里极力称赞该书及其作者。该书在美国十分畅销，英美一些机构纷纷发来邀请，赛珍珠也力劝林语堂到美国去。1936年，林语堂率全家赴美，1937年他的《生活的艺术》在不断听取赛珍珠夫妇意见后完成，出版后成为1938年度美国最畅销的图书。

此后林语堂又在赛珍珠夫妇的鼓励下写出了他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并由戴约翰公司出版。次年，戴约翰出版了林语堂的散文集《讽颂集》（又译《爱与刺》）。集子中所收的大多是当年《小评论》中的文章，赛珍珠又写了篇热情洋溢的序。在此之后，林语堂陆续写出了《风声鹤唳》、《啼笑皆非》、《枕戈待旦》、《苏东坡传》、《唐人街》、《朱门》等著名作品，且都由戴约翰公司出版。

从1933年起算，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友谊维持了20年，其间虽因林氏著作的巨大成功而使他们的友谊几番出现高潮，但毕竟彼此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差异，最终葬送了他俩这段本来传为佳话的跨国友情。

提携与感恩——林语堂与谢冰莹

北伐女兵谢冰莹在行军作战的间隙，坚持写日记，因为担心遗失，便把它寄给在武汉《中央日报》编副刊的孙伏园，请他代为保管。孙伏园则以一个编辑的眼光，发现了这些日记的价值，于是就把它们以《从军日记》为名一篇一篇地在《中央日报》副刊里发表了。林语堂曾把其中一篇译为英文，登在《中央日报》英文版上。后更全部译为英文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谢冰莹解甲回乡后，被家长强迫嫁人，后逃出婆家，来到上海，虽然有孙伏园与林语堂作她的朋友，但仍感前途茫茫，情绪低落。林语堂为开导她，花了不少时间，谢冰莹后来回忆道：“他总是循循善诱地和我谈，一谈也许就是两三小时。”

当时谢冰莹几乎没有生活来源，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曾有三天三夜米不沾牙而只以自来水充饥的记录。谢冰莹说：“这时唯一的安慰，是去林语堂先生和孙伏园先生两家打牙祭。”

不仅如此，林语堂还关心谢冰莹的写作，在他的极力劝说下，谢冰莹才同意将她原本认为“不成文学”的日记出版单行本。林语堂亲自整理，并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

《从军日记》出版后，风靡一时，后被译为日文、法文、朝鲜文出版。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读到法文版后，特地给谢冰莹来信表示祝贺和赞扬。

抗战爆发后，谢冰莹在长沙竖起大旗，召集成立了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亲自带领近20名女青年，开赴前线协助作战，这使林语堂很受感动，他给她去信道：“你自称小兵，实我对你们小兵只有惭愧。……弟在国外，惟有文字尽力而已，余不足道，打胜仗还是靠诸位小兵。”

就在这一年里，林语堂的长女与次女将谢冰莹在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一个女兵的自传》译成英文，林语堂校正后又写了序，把它交给他的好友赛珍珠夫妇的戴约翰出版公司出版。

林语堂逝世一周年后，谢冰莹在纪念文章中满含深情地说：“林、孙两位先生是最早栽培我，使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先进，没有他们的提携与鼓励，我绝对不会有今天，饮水思源，我没齿难忘他们的恩情。”

第68节：志趣道不同的同乡同龄人——陶行知与胡适

志趣道不同的同乡同龄人——陶行知与胡适

陶行知与胡适都是安徽人，陶行知的歙县与胡适的绩溪县相距不过几十里路程。不仅家隔得不远，两人的年龄也出奇地近，陶行知只比胡适大两月。两人先后赴美留学，各自辗转一圈后，竟在同一年里入哥伦比亚大学，又同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回国，一南一北，同样做了高等学府的教授。

五四运动那一年，陶胡两人一同接待了来华访问的他们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杜威的来访，给中国的“平民教育”加了温，胡适对“平民教育”多有鼓吹，陶行知更全身投入其中，并作为终身致力的事业。

1923年夏秋，胡适到杭州休养，与他私爱的表妹曹珮声优游于西湖山水间。中秋之日，陶行知冒雨来见胡适，当晚就住在山上。

陶行知此番与胡适同游，自不免时而谈及平民教育。有回陶行知问胡适：“你家里可能办平民教育吗？”胡适说能。陶行知又问：“谁教咧？”胡适说：“我的车夫可以教。”陶行知顿受启发，一个教一个、被教的在学的同时又可以教下一个的“连环教学法”在他头脑中明晰起来。隔不几天，陶行知就给胡适夫人江冬秀寄了6本《平民千字课》，同时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连环教学法”，希望胡府的车夫吴二做教员，教别的佣人识字，连胡适的儿子“祖儿或者也可以教几课咧。”

胡适过的是养尊处优的学者生活，而陶行知则放弃了这种生活，走上了一条大众教育的“野路”。道不同，思想观念也就产生了差异，两人变得越来越疏远了。后来陶行知在南京市郊创办晓庄师范，因收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学生，学校被当局查封，陶行知也被通缉。此时，胡适已与陶行知形同陌路，但他将卫戍司令部解散晓庄师范的布告、陶行知的通缉令、报纸对事件的评介连同晓庄师生乘火车不打票的油印宣言，一并粘贴在他的日记本里。虽然他并不了解事实真相，所收剪的报章也多是歪曲的报道，妨碍了他对陶行知生怀同病之怜，但他对陶行知终也不能冷漠到视若无睹，充耳不闻。

在早年，陶行知与胡适同样都是以自由主义立身的知识分子；抗战胜利后，胡适作了政府的“诤友”，陶行知则成为一个与政府对抗的民主斗士，两人再无一点共同语言了。

惜才——张爱玲与柯灵

1943年7月里，张爱玲亲至上海《万象》杂志编辑部，将她的中篇小说《心经》交给新任主编柯灵。此前柯灵已经读到《沉香屑》，正有心向张爱玲邀稿，《心经》便于次月发表了。两人由此成了朋友。

张爱玲在沦陷区那样的环境里四处发稿，这使得一些正直的人们因为惜才而为她担心，生怕她不小心沾了灰尘。郑振铎就曾要柯灵劝说张爱玲不要急于发稿，但张爱玲不肯听从柯灵的劝告，说她主张“趁热打铁”。

随后张爱玲由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灵感，编了一出话剧《走！走到楼上去》，因为缺乏编剧经验，她在柯灵的指导下，将剧本改了多次。后来她将她的长篇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又蒙柯灵倾力帮助，连该剧最终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也是由柯灵联系的。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张爱玲送了一段宝蓝色的绸质袍料给柯灵，柯灵很高兴地把它做了一件皮袍的面子。

后来柯灵被日本人抓进宪兵队，张爱玲知道后，叫胡兰成到宪兵队说了话，把柯灵救了出来，柯灵因此对张爱玲充满了感激。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柯灵做了所长夏衍的助手，夏衍有心聘张爱玲为编剧，柯灵听了很高兴，因为那样，他们就又可以在一块工作了。可是他还未来得及把这消息告诉张爱玲，她就已匆匆离开大陆了。

1984年，柯灵写了篇慧美双修的文章《遥寄张爱玲》，表达了对大洋彼岸的老友的深情怀念，这篇文章对大陆兴起的张爱玲热起了很大作用。

第69节：为抗日组建“老子军”——张一与李根源

为抗日组建“老子军”——张一与李根源

张一麐曾长期在袁世凯手下任职，官至机要局局长，教育总长。1916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南归，回到苏州。1923年李根源也辞官归隐苏州。两人在民国初就已经在北京相识，如今故交相逢，相知相惜，过从更密。李根源在自己的住处“阙茔村舍”专门为张一麐准备了一间卧室，让他随时可以来同住。每天两人早起，一起打太极，然后张一麐抱着水烟筒，李根源则手执旱烟杆，相对而坐，闲话家常，纵论国事，也是两个报国无门的老人最惬意的时光了。

在苏州期间，两个处江湖之远的老人，还是时刻不忘庙堂之忧，两人一起，组织了“善人桥农村改进会”，组建善人桥新村，还创办起阙茔小学和成人夜校。关心民生福利，种种业绩，流惠至今。其中后来声名赫赫的，当属两人共同参与创办的中国国学会。

“一·二八”与“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中，两人积极组织抗日救亡；现在江苏吴县藏书乡善人桥马冈山英雄冢与石码头砚山无名英雄冢就是两人组织埋葬的阵亡将士墓。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中，两人也是合力营救，都是具保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两人义愤填膺，商议亲上前线，共赴国难。张一麐提出组建一支“老子军”，号召60岁以上的老人参加抗日。这个提议得到李根源的赞同，于是两人雷厉风行的行动起来，起草宣言，着手筹建，将张一麐的住所作为军部，张一麐为司令，李根源为参谋长，军事统帅则是已经98岁高龄的马相伯老人。8月，宣言在报纸上刊发出来，称：“青年来日方长，若过多牺牲，未免可惜。老人年龄已高，即从容赴死，犹如商贾之早有盈利，不能算作亏本生意。当年范仲淹，即被西夏人称作‘龙图老子’，故取其意而成立之。”一时不仅全苏州，全国都轰动了，各地老人群情激昂，纷纷响应，筹建工作热火朝天的展开了。

后来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劝阻”，老人们的壮志未能得酬，但是张李二人的救亡活动却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他们组建“老子军”的号召和行动，却大大激发了国人同仇敌忾，共退外敌的决心和信念。

共事中义结金兰——章太炎与李根源

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时任“兼署国务总理”的民国元老李根源愤而辞职，隐居苏州。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和章太炎交往，当时章太炎还在上海，二人书信频仍，仅1923年至1926年间，章太炎给李根源的信就达79封之多。“九一八”事变后，李根源等人发起的《全国军民共御外辱》的通电中，章太炎也名列其中。

有一年，李根源患上严重的脑疽，章太炎得知后，立即动笔，给李根源的孙子写信，讨论如何治疗。二月至五月，3个月间，发信13封，殷殷相询，情词真切。李根源深为感动，病愈后，将这些信函裱制成册，两人情谊，一时传为佳话。

李根源一生为人正直，爱国之志至死不渝，其节操主见也深为章太炎激赏，称其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此语唯印泉（李字）副之。”

1932年夏，李根源与张一麐、陈石遗、金松岑等发起成立中国国学会，李根源为副会长和主任干事。金松岑邀请当时在上海的章太炎来苏讲学。章太炎欣然前往。一时间，苏州城里，群贤毕至。章李二人本就相得，现在共事更是默契。不久，章李，加上金松岑，三人便定下金兰之契，并合影留念。

1934年秋，章太炎举家由沪迁苏，同年在新居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此后，李根源一直都是章太炎的合作伙伴，并为“章氏国学讲习会”提供资助，成为章太炎晚年的一位益友。就是章太炎的身后事，也是李根源在全力张罗。

意气相契的东西二帝——章太炎与邹容

1902年年底，蔡元培等在上海成立爱国学社，1903年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就在这里任教职，并在这里与邹容、章士钊、张继等结拜成兄弟，与邹容尤其投机。当时邹容只有18岁，章太炎已经35岁了，当然，在两个同样狂傲不羁的人看来，年龄也就不是问题了。两人常以“东帝”和“西帝”相称（章是浙江人，邹是四川人之故），在一起纵论经世大业，鼓吹革命。

邹容的《革命军》就是在这时候写定，让章太炎过目并写序，就是这篇发表于上海《苏报》的《序〈革命军〉》，直接引发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大案，即后来所说的《苏报》案。

当时爱国学社和《苏报》上的激烈言论已经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序〈革命军〉》一刊出，当天的《苏报》加印一万份也很快告罄，在社会上卷起来一场龙卷风。很快，清廷就下旨抓捕章、蔡等人。

官兵到来之前，大家已经得到消息，纷纷避开了。章太炎却没当回事，第二天依旧从容不迫地去报馆，看见官兵又有搜捕，便上前道：“余人俱不在，要抓章炳麟，我就是。”等于是自动找上门去了。第二天，他还写信给躲避到租界一个传教士家里的邹容，“大义相招”，劝他自首。邹容不愧血性男儿，接信后果然前来自首了。

章太炎之所以对入狱如此意态悠闲，也许和他对局势的判断有关，《苏报》在租界，又是挂的日本人的名头，他料定清政府也没那么容易治他个妖言惑众之罪。后来也的确如此，这场官司打了将近一年，这是清政府，租界领事，还有革命党人，许多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到1904年5月，才终于宣判：邹容监禁两年，章炳麟监禁三年，罚作苦工，限满开释，驱逐出境。

这期间，章邹二人依然豪气不输平时，把法庭当演讲厅，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的宣扬革命理论，一时声名远播。

要不是邹容在快出狱是突然暴毙，这场官司没准会让章太炎津津乐道。邹容的死，对章太炎来说，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后来他张罗给邹容建墓立碑，在他的家里，也挂着邹容的画像，初一、十五都要进香。一方面是对亡友的深挚悼念，另一方面，也是心里负疚。

第70节：“始终不渝的朋友”——巴金与萧乾

“始终不渝的朋友”——巴金与萧乾

巴金与萧乾是在1933年相识的。1933年9月巴金第三次来到北京，在这里住了五个月，直到1934年2月才回到上海。巴金在北京期间先是住在府右街的沈从文家里，后来又住到燕京大学蔚秀园的夏斧心家。他在北京完成了《爱情三部曲》中《电》的创作。当时的萧乾正在燕京大学读书，与夏斧心的关系相当友善，经常到夏老师家去。在蔚秀园，萧乾认识了巴金。或许是他们都是在11岁时失去母爱的缘故，他们的气质相似，志趣相投，一见如故，由此开始了他们间的六十多年的友谊。

他们相识时萧乾还是一个初涉文坛的青年，而巴金在文坛上已是有名望的作家。对于一个初涉文坛的青年，巴金不吝指教，付出耐心、精力和真心来帮助萧乾。他反复对萧乾说的一句话是：“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在巴金的启迪下，萧乾一步步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935年7月1日，萧乾到天津《大公报》编副刊。在巴金、靳以和凌叔华等朋友的支持下，他将本来是以市民趣味为主导的副刊《小公园》，办成一个纯文艺版，深得总经理胡霖的赏识。1936年2月，萧乾奉调到上海筹办沪版《大公报》。在1936到1937年的两年间，萧乾几乎天天跟巴金接触。当时，萧乾与巴金住得相距不远，都在今天的南昌路上。他们经常在附近的大东茶室聚会。他们成了“推心置腹的知音”无所不谈，萧乾经常得到巴金的开导和帮助，因此他称巴金是他的“师傅”，是他的“挚友、益友和畏友”。

1937年5月，萧乾以记者的身份参加一个旅游团，回来写一篇“山水通讯”《雁荡行》和长篇小说《梦之谷》的片段。“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巴金送萧乾夫妇赴昆明。1938年3月巴金从孤岛上海给在昆明的萧乾去信，告诉他已把其《梦之谷》列入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的第五辑和“现代长篇小说丛书”，鼓励他把这部长篇写完。在巴金的关照下，萧乾终于忙里偷闲完成了这部小说。1939年萧乾发生婚变后，为摆脱烦乱的心绪，他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学，并作为《大公报》的驻英记者。1946年3月，巴金把萧乾从“二战”战场发回来的通讯、散文，从报上剪辑下来，编成《南德的暮秋》，列入《文学丛刊》第八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正因为巴金对这个比他小六岁的萧乾，十分关心与厚爱，始终像兄长一样关怀萧乾的著译，因此萧乾对巴金的友谊非常珍视。他说，巴金“是我在人生旅途中的一位主要的领路人。在我被世人当作垃圾渣滓而唾弃时，他是我始终不渝的朋友。”

第71节：“实秋最像一朵花”——冰心与梁实秋

“实秋最像一朵花”——冰心与梁实秋

1987年冬，著名作家梁实秋的遗孀韩菁清到北京拜会冰心时，冰心十分伤感地对她说：“实秋是我的一生知己。”的确，冰心与梁实秋是相交几十年的朋友。

冰心与梁实秋发生联系，是在1923年1月。冰心的新诗《繁星》、《春水》由商务印书馆和北新书局相继出版后，风靡文坛，受到很多文学青年的喜欢。可是梁实秋却不以为然。他在1923年出版的《创造周报》第102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繁星”与“春水”》，直率地批评冰心的小诗使人读后只有“冷森森的战栗”，认为冰心的诗“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当时的梁实秋还不认识冰心，只是就她的诗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对于梁实秋的批评，冰心并没有在意。

然而，命运却将他们无端地连接在一起。1923年7月，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冰心，乘坐“杰克逊总统”号的美国远洋轮赴美留学。同乘这艘客轮到美国留学的，还有吴文藻、许地山、顾一樵、梁实秋等人。客轮起航时，乘客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聚在甲板上眺望渐远渐远的上海码头。突然许地山发现了梁实秋，老朋友相遇，分外感到亲切，就引荐同是攻读文学的冰心与他相识了。他们在十几天的海上颠簸中，畅谈文学，畅谈理想，共同的爱好与追求，很快就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成为志趣相投的朋友。

到美国以后，冰心进入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攻读美国文学，梁实秋则进入哈佛大学攻读英国文学。这两所大学都在波士顿地区，两校相距仅百十公里。每逢假期，梁实秋就邀请几位中国同学到冰心那里去玩。他们有时到中国餐馆聚餐，有时到野外游玩，有时泛舟于美丽的诺伦华加湖，使得孤身在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读书的冰心很觉得开心。1925年3月，在波士顿地区的中国留学生想排演一出戏，并选定《琵琶记》在“美术剧院”公演。剧本由顾一樵改写，梁实秋翻译成英文。在剧中梁实秋饰蔡中郎，谢文秋饰蔡中郎的妻子赵五娘，顾一樵饰宰相，冰心饰宰相之女。这些演员除了梁实秋在清华读书时有过表演经验，其他演员都是第一次登台，可是他们都能做到尽心竭力，演出效果很是不错。尤其是在排演出过程中，梁实秋与谢文秋饰演夫妇，配合默契，彼此的关系也很好，大家都以为他们可能真的成为夫妻。后来谢文秋与她的同学朱世明订了婚，冰心听说后就对梁实秋开玩笑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由此，梁实秋就曾一度以“秋郎”为笔名，成为文坛的一件趣事。

1926年冰心、梁实秋等人结束了美国的学业都回国了。冰心回到燕京大学任教，梁实秋则应聘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授。1929年吴文藻学成回国后与冰心结婚，夫妻二人都在燕京大学任教。这个时期，冰心与梁实秋的联系相对少了些。

抗战时期，冰心、吴文藻到了重庆，不久梁实秋也来到重庆。战乱中挚友意外相逢，更增进了他们间的友谊。特别是吴文藻是梁实秋在清华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他们之间的接触与来往更为频繁。当时，冰心一家住在重庆郊外歌乐山上的一所小洋房内，梁实秋则租住在北碚的一所半山坡上的民房内。因为这所民房在半山坡，送信的邮差经常找不到，梁实秋就在山下直通民房的小山路旁树立一块名曰“雅舍”的牌子，作为路标。后来梁实秋将在这里写的文章结集为《雅舍小品》。

1940年梁实秋过生日，许多在重庆的文友都来到“雅舍”。梁实秋希望大家在纪念册上题词。那天冰心喝了一点酒，心情特别好，便提笔欣然写道：“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需努力！庚辰腊八书于雅舍为实秋寿冰心”。梁实秋对这幅带有谐谑、打趣的题词十分珍爱，一直保存在身边。

抗战胜利后，吴文藻被派驻到日本工作，冰心随同前往。1949年梁实秋去了台湾，自此冰心与梁实秋就失去了联系。

第72节：反对派里的同情者——梅兰芳与胡适

反对派里的同情者——梅兰芳与胡适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胡适在“五四”时期也是力主改旧剧的。不过，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不废旧剧不罢休的极端思想，和傅斯年、周作人等同样主张改良旧剧但态度尖锐言辞激烈相比，胡适的态度却是温和的。针对新文化运动战将中有的对梅兰芳采取正面鼓励，而有的却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胡适是赞同前者而反对后者的。

其实在他们大喊改良旧剧之前的1913年，梅兰芳就已经审时度势顺应潮流而着手进行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的创排。因此，胡适的高足傅斯年曾经撰文肯定了梅兰芳的表现并赞扬了他的成绩。胡适更是为维护梅兰芳的声誉而发表了一系列言论，说：“梅兰芳是需要的！小叫天是需要的！电影明星黎明晖也是需要的！”这一切便是胡适和梅兰芳交谊的思想基础。

1925年，梅兰芳和胡适开始了交往。胡适的恩师、著名教育家杜威正是由胡适引领去“梅宅”拜访梅兰芳的。后来，胡适到英国伦敦参加了“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议”，之后回到上海，受聘中国公学校长，再返回北京，其间过去了三年。此时，梅兰芳正在为赴美演出做准备，自然是要去请教胡博士的。他向胡适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观众的艺术爱好与欣赏习惯、剧院状况等，更请胡适帮他选择欲在美演出的剧目，还请胡适用英文翻译《太真外传》说明书。

反过来，胡适积极支持梅兰芳的赴美计划，不仅出谋划策，还用英文写了一篇宣传文章《梅兰芳和中国戏剧》，被收录在一位叫欧内斯特·K·莫的先生编纂的《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的英文专集中。胡适的支持与帮助给了梅兰芳很大的信心。可以说，梅兰芳赴美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与胡适的鼎力相助不无关系。

同行相惜——梅兰芳与卓别林

一个是中国京剧艺术大师，一个是美国喜剧艺术大师，两人的见面因为事先不知情而颇有点戏剧性。那是在1930年，梅兰芳在美演出期间。

梅兰芳抵达洛杉矶的当晚，应剧场经理之邀到一家夜总会参加酒会，刚刚坐下，便看见不远处走过来一个人似曾相识，正思量着在哪儿见过此人时，剧场经理过来向他介绍说：“这位是卓别林先生。”梅兰芳恍然大悟，立即起身。这时，经理又向卓别林介绍说：“这位是梅兰芳先生。”两位艺术大师的两双手紧紧相握。

卓别林说：“我早就听说过您的名字，今日可称幸会。啊！想不到您这么年轻，就享有这样的大名，真可算是世界上第一个可羡慕的人了。”梅兰芳则说：“十几年前我就在银幕上看见过您。您的手杖、礼帽、大皮鞋、小胡子真有意思。刚才看见您，我简直认不出来，因为您的翩翩风度和舞台上判若两人。”

于是，这次的酒会成了梅兰芳和卓别林的私人聚会。他俩一边品着美酒，一边畅谈戏剧。梅兰芳说他在卓别林的无声电影里学习到了如何依靠动作和表情来表现人物内心；卓别林则向梅兰芳请教京剧中丑角的表演艺术。这虽然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却由于有对戏剧的共同追求而彼此毫无陌生感，反而是无拘无束相谈甚欢。

一别六载，两人再度见面是在上海。当时，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刚刚杀青，又逢新婚，便携妻子蜜月旅行到达上海。梅兰芳欣然参加了由上海文艺界人士在国际饭店举行的招待会。

老友重逢分外亲热。卓别林丝毫不见外地搂住梅兰芳的双肩，感慨道：“记得六年前我们在洛杉矶见面时，大家的头发都是黑色的，您看，现在我的头发大半都已白了，而您呢，却还找不出一根白头发，这不是太不公道了吗？”他的话语中不免幽默调侃，但梅兰芳还是从中感受到卓别林颇为不顺达的坎坷境遇，便安慰道：“您比我辛苦，每一部影片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亲手制作，太费脑筋了。我希望您保重身体。”当时，梅兰芳陪同卓别林夫妇先观看了上海当时十分流行的连台戏，又带他们到新光大戏院观看马连良的《法门寺》。

卓别林只在上海停留了短短一天，梅兰芳几乎陪了他们一天。也仅仅是这一天，中国永远留在了卓别林的记忆中，以致他回国后在友人的招待晚宴上，完全用汉语和华人仆人交流，着实令人惊叹。

梅兰芳也难忘卓别林。当他于抗战期间退避香港后，经常以看卓别林的电影打发日子，一部《大独裁者》，他居然陆续看了六遍，仍然意犹未尽。

1954年，周恩来出访日内瓦时宴请卓别林，还请他观看了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盛赞中国传统文化，当然特别提到了中国京剧和梅兰芳。梅兰芳闻讯，盼望着与卓别林再有见面畅叙的机会，却因两人先后离世而未能如愿。

第73节：艺术无国界——梅兰芳与泰戈尔

艺术无国界——梅兰芳与泰戈尔

1924年5月8日，印度诗人泰戈尔抵达北京。这天，恰逢他63岁生日。北京文化界、戏剧界人士既为他的到来也为庆祝他的生日，于10日晚在东单三条协和医学院礼堂，举行了以徐志摩为首的新月社成员用英文演出的泰翁名剧《齐德拉》为形式的欢迎仪式。梅兰芳应邀参加了这天的欢迎仪式，就坐在泰翁身边。

对于自己的名剧被搬上中国舞台，泰戈尔自然很欣喜。不过，更让他高兴的莫过于几天后他亲眼目睹了梅兰芳的演出。当时，梅兰芳特地为泰翁演出了他的新编神话剧《洛神》。看毕，泰翁在盛赞中国戏剧的优美之余，也对该剧的布景诚恳地提了些意见，强调色彩的重要。梅兰芳欣然接受。

泰戈尔离京前，梅兰芳前去饯行，两人互赠了礼物。梅兰芳送给泰戈尔的是他在百代唱片公司灌录的几张唱片。这几张唱片一直为泰翁所珍藏，直到他于1941年8月去世后，才和他于1929年访华时宋庆龄赠送的京剧脸谱模型一起藏于国际大学艺术学院的博物院里。泰戈尔送给梅兰芳的礼物是一柄纨扇。他在扇上用毛笔以孟加拉文写了一首短诗，然后又自译成英文。

1961年，为纪念泰戈尔诞辰一百周年，梅兰芳特地撰诗《追忆印度诗人泰戈尔》，深情怀念这位艺术大师。这首诗成为他最后的遗墨。不久，他因病去世。泰戈尔赠送的那柄纨扇后由梅家后人捐赠给了国家。

忘年交——梅兰芳与吴清源

众所周知，吴清源在日本围棋界，有“圣手”之美誉。鲜为人知的是，他的“围棋天才少年”的称号，是梅兰芳率先提出来的。

梅兰芳初见吴清源时，是在1926年。那时，吴清源还只是个孩子，不过，已露围棋天分。当时，吴清源正和一个老头下围棋。梅兰芳发现，这个孩子轻松自如，总是乘对方思考的当儿，聚精会神地在果盘里挑选糖果和花生米吃，一副胸有成竹、满不在乎的样子，而那老头却紧锁眉头，苦苦思索，显然下得很费劲。他不由在心中赞叹：这个少年棋艺了得。之后，吴清源被公认为围棋天才少年了。

1956年，梅兰芳出访日本。早已定居日本的吴清源专程赶到梅兰芳下榻的宾馆。虽然他俩年龄相差20岁，又只在吴清源小时候见过一次面，但此番相见，却如多年老友一般亲切。临别，两人互赠了礼物。吴清源将他的著作《吴清源围棋全集》送给了梅兰芳；梅兰芳回赠了一套《梅兰芳剧本选集》和《舞台生活四十年》，还有他的戏装照。

梅兰芳有心振兴中国围棋，吴清源提议尽量挖掘天才少年，选派他们到日本进修。他同时表示他将为此做出努力。回国后，梅兰芳即请秘书许姬传去拜访吴清源曾经的围棋老师、后来专门从事培养青年棋手工作的顾水如，请他帮助物色几位天才少年。陈祖德、陈锡明成为首选人才。之后，梅兰芳亲笔给吴清源写信，告知两位天才少年的情况，询问是否能收他们为徒。没想到，吴清源有些为难。不过，他表示可以为两个孩子另觅老师。

遗憾的是，后来中日关系再次恶化，两国又断了来往，两个少年终未能赴日研修。但是，梅兰芳的努力并没有就此泡汤。多年后，陈祖德、陈锡明和另外3名棋手，作为战后第一个中日友好围棋访日团成员，如愿踏上了日本国土。

第74节：志趣相投——梅兰芳与张謇

志趣相投——梅兰芳与张謇

在中国京剧史上，有三件新事物发生在1919年的南通。这三件新事物就是“南通伶工学社”、“更俗剧场”、“梅欧阁”。这三件新事物的创始人就是被称为“办厂迷、办学迷”的张謇。

梅兰芳与张謇相识于民国初年。当时，张謇62岁，梅兰芳只有21岁。张謇决定创办戏校，想请梅兰芳帮忙。梅兰芳很感激张謇的信任，但他婉言拒绝了。之后，张謇和戏剧家欧阳予倩合作创办了“南通伶工学社”，以及配套的新型剧场“更俗剧场”。梅兰芳虽然拒绝了张謇的办学邀求，但对张謇和欧阳合作办学鼎力相助。当他接到张謇的邀请后，欣然应允，赴南通参加剧场的开幕仪式，而且还亲自登台，为学生做观摩演出。

为迎接梅兰芳的到来，张謇特别修建了一所牌楼，取名“候亭”，又将更俗剧场的客厅改造成“梅欧阁”。当梅兰芳跨入客厅时，立即被客厅墙上高高悬挂着的一块横匾吸引住了。匾上“梅欧阁”三个大字，笔法遒劲，气势雄健。张謇说他就是为了纪念梅兰芳和欧阳予倩的艺术而特别设立的，“梅欧阁”三个字，也是他亲笔所书。

张謇设立“梅欧阁”的初衷，是他认为梅兰芳、欧阳予倩分别是北、南派京剧的代表人物，两位剧界泰斗同台演出于更俗剧场，不仅值得纪念，更应当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使之流传。再者，他试图借梅、欧同台演出这一事实，暗示戏剧界的优秀人物只有团结合作，南北艺术互相学习交流，才能谋求戏剧的改进和发展。对此，梅兰芳也深以为是。

不久，梅兰芳又先后两次赴南通。张謇效仿时风，选辑众人题咏梅兰芳的诗和梅兰芳唱和诗，出了本《梅欧阁诗录》。除了在南通见面外，两人一直保持通信往来和诗词唱和，其友谊持续到1926年张謇离世。

送风——梅兰芳与丰子恺

在和丰子恺见面前，梅兰芳对丰子恺的认识是：他是一个画家、音乐家，崇尚西洋音乐，对京剧并无好感。的确如此，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起初，丰子恺对京剧不仅不喜欢，甚至还很看不起。他读了许多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反对京剧、打倒京剧的文章，甚觉有理。

不过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在无意中从留声机里听到了梅兰芳的唱片后，一下子就爱上了京剧。从此，他不买西洋音乐片子而专买京剧唱片，特别是梅兰芳的唱片了。这时，他才明白，文人们所反对的，是京剧里含有毒素的陈腐的内容，而他爱好的，是京剧里夸张的、象征的、明快的形式——音乐和扮相。

可是，当丰子恺终于爱上京剧时，时值抗战，梅兰芳已经退出了舞台。在他流亡四川时，曾收到友人寄给他的一张梅兰芳蓄须明志的照片。这让他在仰慕梅兰芳的技艺之外，更添对梅兰芳人格的赞佩。因此，他将照片高悬于屋内，每日都要驻足凝视片刻。不知有多少次，他对着照片中的梅兰芳，轻声低语：无常迅速，人寿几何，不知梅郎有否重上氍毹之日？我生有否重来听赏之福？

抗战结束后，梅兰芳在上海重登舞台。这时，丰子恺也从内地来到上海，听说梅兰芳复出，立即前往中国大戏院，连着看了五场梅戏，意犹未尽。然后，他亲登梅门，拜访梅兰芳。

次日，梅兰芳到振华旅馆回访丰子恺。当他出现在旅馆时，立即引起账房和茶房的热情相迎。谁知当他提出要找丰子恺时，他们都愣了：“谁是丰子恺？”梅兰芳也愣了：“你们连丰子恺都不知道？”他们很迷惑：“劳您梅大爷大驾，亲自来找，这丰子恺恐怕也不是小人物吧。”梅兰芳见他们确实不识丰子恺，便满含敬仰之情为丰子恺做了一次口头“广告”。因为这次“广告”，待梅兰芳走后，丰子恺的屋里挤满了刚刚买来纪念册、请求签名题字的人，让丰子恺应接不暇。

第75节：戏观一致——程砚秋与徐悲鸿

戏观一致——程砚秋与徐悲鸿

徐悲鸿初识程砚秋时，只是个初出画坛的年轻人，刚刚自上海到达北京，手里拿着老师康有为的介绍信去找名士、程砚秋的恩师罗瘿公。罗瘿公看了徐的画，颇为欣赏，将他推荐给了教育总长，也带他进入京城文化圈。徐对罗很是感激，两人结下情谊，常欢聚谈画、谈诗，也谈京剧和梅兰芳、程砚秋。

有一天，罗瘿公带徐悲鸿一起去听程砚秋唱《桑园寄子》。演毕，大家一起到后台向砚秋道乏。徐悲鸿取出一把折扇，说是送给砚秋。砚秋展开，大家凑上前去观看，只见扇上绘有一幅精致的古装美人像。观者无不都说美人像极了砚秋，砚秋开心得很，连声向徐悲鸿道谢。

1918年年底，徐悲鸿为程砚秋绘了两幅画，一幅是梅兰芳天女散花图，作为程砚秋拜梅兰芳为师的拜师礼物；一幅是程砚秋《武家坡》剧照像。那幅剧照像后来意外遗失了。1926年，此画出现在琉璃厂。程砚秋友人出高价将画购回，送给了程砚秋。程砚秋大喜。

抗战中，程砚秋暂别舞台，在京郊青龙桥过起了农耕生活。徐悲鸿在重庆的中国美术学院任教。有一次他给学生演讲，主题是“苦练”。他以“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样一句京剧界的名言鼓励学生，作画其实和练功一样，非苦练不能达成。这句话的来历，他说是源于当年他与程砚秋在北京时的交往，从程砚秋身上，他真实地感受到京剧练功的三句话：“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内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

1949年3月29日，程砚秋和徐悲鸿共同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一路上，两人大谈中国戏，见解惊人一致。

解怨——程砚秋与田汉

1949年6月2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约见了周扬、田汉、马少波等人，就戏曲改革进行了交流。他们建议中央应该成立戏曲改革的领导机构，以领导全国各地的戏曲改革，同时成立研究、实验机构。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7月“文代会”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同时成立。“剧协”主席是田汉。这之后，田汉又发起成立了“中国戏曲改进会”。

建国典礼后次日，“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田汉任主任之一。“中国戏曲改进会”被纳入到“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之中。不久，文化部设立“戏曲改进局”。“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又被并入其中。田汉的主任头衔改为“局长”。

“戏改局”的工作，自然是进行戏改。用一句话概括，戏改，就是“改戏”、“改人”、“改制”（简称“三改”）。程砚秋认为，重点应当在改人。但实际上，改戏是戏改的重点。改戏，又演变成了禁戏。大量传统剧目因此被禁，包括“程派”名剧《锁麟囊》。这让性情耿直的程砚秋颇为不满。

在一次全国戏改工作会议上，程砚秋就改戏几近成为禁戏的代名词的问题，将矛头直指当时田汉任局长的戏改局。说到激动处，他直言：“戏改局，戏改局，改来改去，差不多成了戏宰局了。”一语即出，全场哗然。

在这之前，田汉曾经就程砚秋的孤洁性格提过意见，说他“孤僻偏激”等。当田汉听闻传言，说程砚在武汉不为工人演戏时，当面批评过他。外界盛传，程砚秋说田汉陷害他。因此，在外人听来，程砚秋的“戏改局，戏宰局”之说，就是冲着田汉的。实际上，程砚秋和田汉，并没有私人恩怨。

冷静之后，程砚秋自觉所说有些过火，便主动致函田汉，陈清了一些问题，也明确说那句话不是对田汉而发，又承认“戏宰”一说是错误的。田汉没有过多计较，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第76节：工作中结成挚友——程砚秋与吴祖光

工作中结成挚友——程砚秋与吴祖光

50年代中期，由吴祖光担任导演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拍摄完成并公映。之后，周恩来亲自指定吴祖光为程砚秋拍摄一部戏曲艺术电影。经过多方研究，又征询了周恩来的意见后，确定拍摄程砚秋的名剧《荒山泪》，商定由吴祖光执笔改写剧本内容。

吴祖光在动笔前，程砚秋很大度地嘱咐他写唱词时不要受到任何格律的限制，大胆地写，还希望他多写些长短参差的句子，以便于他设计出别致的唱腔。程砚秋的放手，也就使吴祖光少了顾虑，他只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将剧本改得差不多了，然后交给程砚秋创腔。之前，程砚秋许下过“你写什么，我唱什么”的诺言。所以，他对吴祖光修改的剧本内容，只字未动，却也能恰当地设计出唱腔，这令吴祖光感叹不已，诚心地赞美程砚秋“不但是一个歌唱家，而且是一个极为高明的作曲家。”

实际上，最初，程砚秋对吴祖光并不信任，对他的为人和专业都心存疑虑。当他得知他的好朋友、音乐家盛家伦与吴祖光同住在一个院落时，就去找他，向他了解吴祖光这个人。他最担心的是吴祖光对拍摄工作是不是够诚心。盛家伦在程砚秋的面前，拍了胸脯，他说他绝对能够保证吴祖光是个好人，不但有诚心，而且有才华。出于对盛家伦的信任，程砚秋对吴祖光，也就放了心。

随着拍摄工作的逐渐向前推进，程砚秋对吴祖光的信任感也就越强，甚至与吴祖光的私人友情也越来越深了。有了信任，程砚秋很听吴祖光的话，暂戒了酒。

《荒山泪》拍完不久，反“右”开始了。吴祖光成了右派分子。有一次开批判会。吴祖光作为被批对象，坐在第一排。程砚秋坐在主席台上，紧紧皱着眉头。期间，程砚秋总是盯着吴祖光，一副很不愉快，甚至很痛苦的表情。这种表情，在他俩合作拍摄《荒山泪》期间，吴祖光从来没有见过。

偶尔间，两人目光对视，何止是千言万语，一时间，吴祖光几乎听不到了耳边的鼓噪之声，世界变得异常宁静。然而，他不得不低下头去，因为他正在被批斗，他不得不做出虔诚的样子，在笔记本上记录批判他的发言。等他再次抬起头来时，他发现，主席台上，空了一个座位。程砚秋不见了。直到批斗者们精疲力竭而结束冗长的批斗会，那个位子，一直空着。

一见如故——程砚秋与贺龙

程砚秋第一次与贺龙见面，是在解放初期，于西安。当时，贺龙是西北军区司令员。一天午后，程砚秋正在屋里写日记，偶一抬头，见有一个人正大步而来。他身披风衣、身形魁伟、神态坚毅，一看就知道是军人出身。未等程砚秋想明白这是谁时，那人已迈步进屋，并高声大喊：“程先生！”然后就爽朗地自然介绍说：“我是贺龙。”

程砚秋大吃一惊，他万没有想到贺龙会亲自登门。他连忙站起来，伸手相握，一边说：“贺将军，您好！您军务繁忙，为什么还这么客气要亲自来此呢？”然后，两人相互谦让着，分别坐下。他紧紧盯着贺龙，发现贺龙与他想象中的形象是有差距的。在他的想象里，贺龙“一定是一位大花脸的角色，不料会面时却是一位靠背武生的样儿，真是有趣。”两人的这次见面，时间很短暂。之后，贺龙将一把日本战刀作为礼物赠送给了程砚秋。

两人又一次见面，是在重庆，正逢贺龙生日，在程砚秋的提议下，举办了一个小型生日会。程砚秋还唱了几段呢。他送给贺龙的生日礼物是一副英国制造的“赛璐珞”扑克牌。有意思的是，就在贺龙住处的院子里，程砚秋穿上贺龙的军装，戴上贺龙的嵌有五星帽徽的军帽，披上贺龙的军大氅，照了两张照片，一张是他自己的生活照；一张是扮成贺龙模样、描上黑色短胡须的化装照。他在那张生活照上，注明“46岁摄于贺龙总理家”；他在那张化装照上，写了这样几个字：“贺龙将军，看，我像你的小兵吗？”然后送给了贺龙。所有看过那张化装照的人，都说：“像极了贺龙。”就连贺龙本人，也连声夸赞他的化装技术呢。

程砚秋于1958年去世前，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贺龙是入党介绍人之一。

第77节：胡适——张学良

胡适——张学良w

一个学者，一个军人，胡适与张学良之间本不应该有什么关系。

一个文臣，一个武将，胡适与张学良之间又注定要有什么关系。

“张学良”这个名字，总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胡适与张学良之间短暂的交往自然离不开抗战这个大背景。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热河全省岌岌可危，胡适的心情不免郁闷又愤慨。东北军溃不成军，张学良又与在华北驻防的冯玉祥、阎锡山不合，难以取得他们的配合。万般无奈之下，张学良请求“政府”援助。然而，蒋介石正忙于在江西指挥“围剿”共产党，以实现“安内”，而对张学良的求助不加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胡适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政府出面。然而，还是迟了，热河失守。胡适对张学良有了些许埋怨。

就在张学良遭受四面楚歌之时，胡适对他却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也许他意识到，让张学良承担这一切，是不公平的，他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罢了。于是，胡适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劝他辞职。张学良看了胡适的信的第二天，就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辞职。蒋介石接受了他的辞职，并安排他出国考察。

胡适就“九·一八”事变，撰写了六千字的《全国震惊以后》，其中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他认为的失败原因，从而得出结论：张学良和政府都应负绝大的责任。在他看来，张学良的能力智识都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

“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胡适刚刚从美国返国。事变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他不是从报纸或电台或朋友那里得到消息的，而是小儿胡思杜的一声惊叫：“爸爸，张学良造反了！”他认为，张学良“这祸真闯得不小！”由此他认为，张学良这个人“为人有小聪明，而根基太坏。”他以“叛变”这样的字眼，给张学良和“西安事变”定了性。

他们的友谊经得起考验——沈从文与巴金

巴金在《怀念从文》中写道：“在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的人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这是真话。”这句质朴无华、发自心底的话，反映出巴金与沈从文五十多年的真挚友谊和无限情深。

巴金与沈从文相识于1932年的冬天。当时正在青岛大学教书的沈从文，收到张充和、张兆和姐妹发来的电报，告诉他有关婚事已获父母的应允。她们的父母当时住在上海，想见一见这个未来的乘龙快婿，于是沈从文乘船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期间，沈从文遇见了在南京主编《创作月刊》的陈曼铎。陈曼铎是来上海找巴金约稿的，他就约巴金和沈从文一起，到一家俄国人开的西餐馆聚餐。素昧平生的巴金和沈从文都是青年作家，彼此又都读过对方的作品，因此一见如故。交谈中巴金得知沈从文有本短篇小说集，想找个出版社出版。饭后，巴金就带着沈从文到闸北的新中国书局，将沈从文的小说集交给这个书局的老板，并且预支了部分稿酬。

在上海期间，巴金还帮助沈从文挑选了拜见未来的岳父母的礼物。沈从文想买几套外文书作为见面礼，可是又担心自己买不好，就请巴金帮忙。巴金不负所望，带着沈从文到书店精心挑选了几套俄罗斯的文学名著，其中有一套英文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印制精美，又是权威译本，沈从文的未婚妻张兆和非常喜欢，这对成全沈从文的婚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举行了一次宴会，宣布他们结婚。前来赴宴的除了张家姐妹外，就是沈从文的文学界的朋友们。巴金得知他们结婚的消息，马上给他们发了贺电，祝福他们“幸福无量”。不久，巴金来到北平时，住在达子营沈从文家里。尽管沈从文新婚燕尔刚刚一个多月，但他们夫妇对巴金这个好朋友却是相敬如宾。他俩都在酝酿着新的作品，舍不得花时间闲聊，就分头搞起了创作。北方的秋天气候宜人，沈从文将书房让给巴金创作《雾·雨·电》中的《雷》，而自己却在院子里的树荫下写自己的《边城》。不久，沈从文的大姐前来看望他们新婚夫妇，巴金才搬离沈家。

抗战结束以后，伴随着两种命运的决战，沈从文的灵魂出现了迷乱。他“游离”于国共两党政治之外的“中间路线”，倡导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他写了大量的政论杂文，其观点出现了一些“极端”倾向。巴金为他的前途担忧，就通过朋友传话，劝导沈从文应该将主要精力用在小说创作上。遗憾的是沈从文没能够听从老朋友的劝告而刹住车。1949年北平解放后，他感到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于是在3月28日这一天，他拿起一把水果刀，割破了血管，以便寻求解脱。幸好他的妻弟及时发现，挽救了他的生命。从此以后沈从文家门庭冷落，很少与朋友往来。

1949年7月，巴金应邀到北平出席首届文代会，他多次在会议的休息时间到沈从文家拜访。同年9月，巴金出席第一次政协会议时，也到沈家去看望他。在沈从文最为消沉与寂寞的时候，巴金的友谊给了他极大的安慰与支持。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巴金和沈从文都自身难保时，仍然惦念着对方。至于在“文革”结束后，他们的往来就更多了。可见他们的友谊是经得起挫折考验的。

第78节：合说相声演“帽戏”——梁实秋与老舍

合说相声演“帽戏”——梁实秋与老舍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在汉口宣布成立，老舍当选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随着武汉的沦陷，“文协”迁往重庆。

有一天在“国立编译馆”任职的梁实秋到“文协”去看望朋友，听说老舍也在这里。他就在朋友的引导下，在楼梯拐角处的小屋里，找到老舍。他们异地邂逅，真是有点不敢认对方了。老舍精神委顿，显得很苍老。交谈中得知，原来他们都住在北碚，相距不远，只是他的“雅舍”显得偏僻些。既然都是“天涯沦落”的老北京，又是志同道合者，自然就显得很亲近，彼此的联系也很多，很密切。

在他们的交往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他们说相声的一段逸事。当年，由国立编译馆牵头，邀请驻在北碚的各机关团体，发起募款劳军，在北碚儿童福利试验区的大礼堂举行晚会。这个晚会共举办两场。演出的主轴戏是京剧《刺虎》，由国立礼乐馆的张充和女士与编译馆的姜作栋先生（名伶钱金福的弟子）合演。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在演出主轴戏之前，需要演出个“帽戏”。可是没有这类节目，老舍就自报奋勇，来个相声小段来“垫一垫”，并且要梁实秋给他做搭档。老舍是在北平的平民家长大的，喜欢曲艺，对相声很有研究。梁实秋虽说也是北平人，也听过北平相声名角儿焦德海、草上飞的相声，可是毕竟不如老舍熟悉。他本不想出演，老舍却说，你不上台，我一个人怎么演？为了劳军，梁实秋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他们商定这两场的演出，头一晚老舍“逗哏”，梁实秋“捧哏”，第二晚进行互换。在排练时，老舍告诉他说：“说相声第一要沉得住气，放出一副冷面孔，永远不许笑，而且要控制住观众的注意力，用干净利落的口齿，在说到紧要处，使出全副气力，斩钉截铁一般迸出一句俏皮话，则全场必定爆出一片喝彩声，哄堂大笑，用句术语来说，这叫做‘皮儿薄’，言其一戳即破。”梁实秋听了，觉得心里没有底，老舍就鼓励他说：“不要紧，咱们练着瞧。”他们说得相声段子是老相声《新洪羊洞》和《一家六口》。手头没有本子，老舍就凭着记忆写出本子。

相声里面有些粗俗的玩笑，例如一方说到“爸爸”二字时，另一方就要赶快答应一声。梁实秋觉得这样的内容似乎太无聊，但是老舍坚持不能删改，他认为这些传统段子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擅自改动就容易失去相声的至美的境界。接着梁实秋又提出用折扇敲打头的时候，只比画一下，不要真的下家伙。到了上演的那一天，他们穿着长衫，走到台前，泥塑木雕一般，绷着脸肃立片刻，观众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他们每说一句就抖落一个包袱，观众更是笑声不断。当表演到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一时激动忘形，竟然忘记了事前的诺言，举起折扇就朝着梁实秋的头顶打来。梁实秋急忙躲闪，折扇落处，打在梁实秋的眼镜上。幸好梁实秋反应敏捷，用手接住了眼镜。这个动作更赢得了观众的喝彩。在轮到表演梁实秋用折扇敲打老舍时，老舍担心梁实秋报复他，就有意站得远一些。梁实秋想真打他却没有打成。大家对他们说的相声很有兴趣，要求再演一次，他们就答应等到抗战胜利的时候再演，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大家分散了，没有机会演出。

后来，老舍与梁实秋天各一方，可是他们的友谊是非常真挚的。当梁实秋听说“文革”期间老舍自沉湖底的消息，非常悲伤，一连写了三篇悼念亡友老舍的文章。

第79节：附庸风雅的黑老大——章太炎与杜月笙

附庸风雅的黑老大——章太炎与杜月笙

杜月笙自幼家境贫寒，读不起书。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只好辍学，之后就来到上海滩闯荡。1925年7月，杜月笙在上海租界与军阀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了法租界鸦片提运，势力日大，成为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的“上海三大亨”之一。章太炎是学界泰斗、辛亥革命元老，名重海上。一次，章的侄子在上海法租界和一个很有来头的人起了房产纠纷，向章求助，章无奈之下只好亲笔写信给杜月笙请求帮忙。杜接信后立即调动关系把事情摆平，并亲自到苏州造访章太炎，见章经济拮据，便赠两千银元以示关心。此后，杜还每月接济章太炎的生活。

如何回报杜月笙的盛情？章所依凭的惟有才学和名气。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便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如此名号，自然高雅多了！章为杜做的另一件事更具轰动效应：一代朴学大师章太炎亲笔为杜月笙修订家谱。他根据杜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贫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有了章大师的这篇笔墨，杜再也不必在名门望族面前自觉低人一等，并于1931年风光体面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除了结交章太炎，杜月笙的座上食客还有学者章士钊、名士杨度、诗人杨千里、才子杨云史等，都是当时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了这样一批文化名人朋友环绕左右，人们再不好把杜月笙看成“黑社会头子”、“大流氓”了，杜已成真正的“大人物”。他在门厅高悬的对联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他一度勤练书法，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杜镛”二字终可潇洒地到处签写。

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瞿秋白与鲁迅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文艺事业的重要奠基人。1931年年初，他受到王明等人的残酷打击，被排挤出中共中央领导之后，开始转入文化战线，与鲁迅、茅盾等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并结成了忘年之交。

其实，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时间并不长，如果从1931年5月瞿秋白与鲁迅经冯雪峰中间联络算起，他们的交往只有四年的时间。可是从鲁迅书赠给瞿秋白的那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对联看，他们的友谊却是非常深挚，非同一般的。

1931年5月的一天，冯雪峰来给避居在茅盾家的瞿秋白，送去左联机关刊物《前哨》的“纪念战死者专号”。瞿秋白读了这本由鲁迅等编辑的刊物十分赞赏。特别是读了鲁迅写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不由得击节称赞说：“写得好，究竟是鲁迅！”瞿秋白虽然没有与鲁迅见过面，但对鲁迅的文章非常喜欢读，认为他的文章犀利、泼辣，很有战斗力。事后冯雪峰与鲁迅谈起瞿秋白，说他在苏联学习过，懂得俄文，鲁迅当即让冯雪峰请瞿秋白将《铁流》俄文的序文翻译出来。随后，鲁迅又请瞿秋白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1931年9月，鲁迅译的法捷耶夫名著《毁灭》出版后，瞿秋白给鲁迅写信，对鲁迅译文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了看法，并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和自己商量一样。”

后来，瞿秋白住到上海市紫霞路冯雪峰的朋友家里。他和鲁迅的联系就由冯雪峰承担。冯雪峰每隔三四天，或五六天，就分别去瞿秋白和鲁迅的住处一次，传递“左联”与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请示或讨论一些问题。瞿秋白除了指导和参与“左联”的一些活动外，还为“左联”公开发行的《北斗》、《文艺新闻》和秘密刊物《文学导报》写杂文，或翻译介绍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及苏联的文学作品。

1932年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拜访了鲁迅。他们一见如故，倾心而谈，话缘投机，至晚始别。此后，他们经常见面交流思想，切磋文章，甚至共同商讨由瞿秋白执笔成文，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如编入《鲁迅全集》的《王道诗话》、《曲的解放》、《出卖灵魂的秘诀》等多篇作品，就是瞿秋白执笔的杂文。1933年4月瞿秋白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在他写的序言中对鲁迅思想的形成、发展与特点，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作用和弱点，都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价。鲁迅对他的直率批评和鼓励非常满意。

在那寒凝大地的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鲁迅的处境很艰难，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先后在1932年11月，1933年2月、7月及9月，四次接待瞿秋白夫妇到家里避难。这对处于地下状态的左翼文化领导者的瞿秋白，无疑是极好的保护。1934年1月初，瞿秋白奉命到江西中央苏区。临行前，他来鲁迅家辞行。他们彻夜长谈，依依惜别。不料第二年的6月瞿秋白却被反对派杀害。为此鲁迅抱病搜集、抄写、编排、校阅瞿秋白的译稿，编辑成《海上述林》两卷出版，作为悼念瞿秋白的礼物。

第80节：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友情——彭真与萧军

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友情——彭真与萧军

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与作家萧军有着四十多年的友谊。他们相识于20世纪40年代初，是萧军到毛泽东的窑洞做客时，恰巧遇到彭真，是经毛泽东介绍认识的。当时彭真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1944年春天，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出席了纠偏抢救运动的大会。会上毛泽东摘下帽子，向出席会议的同志鞠了一躬，说：“我是中央负责人，我向大家检讨！”这件事影响很大，尤其是让萧军更受感动。

第二天萧军与彭真在延河边上习练武术时，萧军说：“国民党蒋介石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可共产党却如此坦荡，我也要入党。”彭真听了萧军的表态，十分高兴，但他也知道萧军有自由散漫，口无遮拦的毛病，就说：“共产党有严格的纪律，入党就要加入一个基层组织，你能服从基层组织领导吗？”萧军一听就犯难了，心想：我这个人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让我听别人的我心里难受。想到这里他对彭真说：“那我还是在党外吧。”尽管萧军不再提入党的事，可是彭真还是很喜欢他的这种直率性格。

1945年日本投降后，彭真受命到东北筹建东北局，萧军闻知，找到彭真，表示愿意到东北工作，彭真当即表示同意。萧军到哈尔滨后，被担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任命为东北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第二年他又创办了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萧军工作得很顺手，热情很高，于1948年7月就向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凯丰提出了入党要求。这件事汇报给已经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彭真。后经中共中央、毛泽东同意，８月萧军就被批准为中共党员。不久，萧军就被罗织罪名，受到批判，他所主办的鲁迅文化出版社和文化报被勒令停刊，他本人也被下放到抚顺矿山“体验生活”。

1951年萧军要求调到北京，东北局不予办理。萧军只好只身来京，但无法解决工资待遇问题。最终在担任被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同志的关照下，萧军被安排到北京市文委，才获得了每月100多元的生活费。1987年在彭真同志的关怀下，萧军一家从居住了几十年的一处危楼搬入木樨地茂林居，改善了萧军的工作生活条件。

彭真40多年来一直与萧军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帮助他解决困难。特别是在萧军身患绝症后，彭真不仅亲自给医院负责人打电话，询问萧军病情，请他们多多关心萧军的治疗，而且还在百忙中拨冗到医院看望萧军，慰问家属。对于与彭真的友谊，萧军曾对家人们说：“我之所以和彭真同志、毛主席相交，首先，他们不是按一般的作家来看待我的，我也不是按一般的政治领袖来看待他们的。其次，我不是他们的下级，我尊重他们，但也并没有忘记我自己。我们是同志、朋友、知交，是半宾半友的形式相处的。正因为他们二位对鲁迅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而且十分尊重；鲁迅先生对中国共产党也有着充分的认识的。我们的友情，是建立在‘鲁迅关系’上的，才可能有这样的理解和久远。”

第81节：相交相忆五十年——曹聚仁与周作人

相交相忆五十年——曹聚仁与周作人

曹聚仁是浙江兰溪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和记者。五四运动时，他是杭州“一师”的学生领袖，积极推动浙江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对他的影响很大，特别爱读周氏兄弟的文章，产生了由衷敬佩之情。

曹聚仁与鲁迅的首次见面，是在上海的暨南大学。1927年12月21日，鲁迅应邀到暨南大学演讲。当时正在暨南任教的曹聚仁担任记录，事后整理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发表在《新闻报》副刊《学海》上，从此他们建立了联系。后来曹聚仁创办《涛声》时，得到鲁迅的支持，曾多次提供杂文在该刊上发表。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交往，早于同鲁迅的交往，大约开始于1925年的冬天。他们间的交往是以通信为纽带的。当时周作人刚刚从孙伏园手中接过编辑《语丝》的工作。正在上海教书的曹聚仁很欣赏《语丝》中的一些宣扬自由主义的文章，他给周作人写信，表示他很崇拜周作人，称自己也是自由主义的信徒。

曹聚仁是在与周作人通信交往三十年后，才在1956年9月见到周作人的。这一年曹聚仁作为香港报界的特约记者，来到北京出席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大会。他在北京期间，到八道湾会见垂垂老矣的周作人。这时的周作人已经71岁，身体衰弱，行动不便，医生要求他会客不得超过五分钟。可是，当周作人见到神交已久的曹聚仁时，喜出望外，兴奋异常，跟他谈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尽兴。曹聚仁临走时向周作人约稿，周作人将自己的一部诗稿交给他。回到香港后，曹聚仁将周作人的诗发表在1956年11月出版的《热风》上。从此，周作人通过曹聚仁的关系，使得香港、台湾和国外的读者有机会读到他的作品了。

后来曹聚仁将他与周作人的大量通信编为《周曹通信集》。这本通信集按着信件的内容编辑，分为“论辩驳斥”、“求援请助”、“请托转达”、“查询问答”、“诉述状况”、“怀念感谢”等几部分。从这些分类看，他们的通信内容十分广泛，关系也相当密切。既有思想交流，也有彼此的现状介绍；既有请求援助，也有疑问求解。这些广泛的内容是他们密切交往的记录和历史见证。

周作人晚年的封笔之著《知堂回想录》堪称曹聚仁友谊的结晶。因为这部书是在曹聚仁的建议与鼓励下写成的。周作人从1960年年底动笔，两年后竣稿。写成后委托曹聚仁拿到香港出版。曹聚仁抱病代为周作人校对书稿，尽心竭力，一丝不苟，尽到了为老朋友效力的责任。只是这部书在1970年才得以问世，而此时周作人已经被红卫兵折磨致死逝世三年有余。曹聚仁一直为此而耿耿于怀，常为周作人没能见到这部著作而遗憾。

大胆尝试用新人——胡适与沈从文

沈从文一向以“乡下人”自称。1923年他刚刚闯北平时，的确是个“乡下人”，可是，自从1929年经徐志摩推荐，被中国公学聘为讲师之后，他在胡适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逐渐成为现代绅士派的自由主义文人。

本来，沈从文不会教书，可是在他与好友胡也频和丁玲到上海办刊物《红黑》时，因资金周转难以为继，经营一年不仅没有盈利，反倒将本金也赔了进去。为了谋生和偿还债务，他们三人只有分头找工作赚钱。于是沈从文经徐志摩举荐，认识了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被聘为大学一年级现代文学课讲师。接到胡适的聘书后，沈从文接连给胡适写了两封信，谈到自己不会教书，并表示，如果学生们不满意随时可以撤换。胡适对他极为重视，尽管第一堂课沈从文被“挂”在了课堂上，可是胡适并没有怪罪他。沈从文将胡适这次用他这个小学毕业生担任大学讲师，是个“大胆的尝试”，他认为“个人得失实不足道，更新的尝试，还会从这个方式上有个好的未来”。的确，沈从文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的生活。

在中国公学期间，胡适成了他的知心朋友，事无巨细，他都乐意与胡适请教和商议。当时，他花钱没有计划，经济拮据了，就写信给胡适要求预支工薪，还要求帮助他的妹妹暂缓交纳学费，胡适都给予满足。在教课时，有一个女学生引起了沈从文的注意。这个女生就是年仅18岁的张兆和。在沈从文与张兆和有了个别接触之后，他觉得口头表达不出他心底的感情，就给张兆和写信。当他给张兆和的求爱信得不到回音时，沈从文痛苦万分，便找到胡适，提出几个离开公学的理由，其中一个就是他陷于爱情的漩涡，爱上一个女生。胡适劝他不要走，他会为他“做一切可做的事”。

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冷淡，使得沈从文十分苦恼。不知怎的，校园里竟然沸沸扬扬地传说沈从文求爱不成想自杀。这个传言传到张兆和的耳朵里，她很害怕，就拿着沈从文写给她的一大包子情书，去找校长胡适。胡适仔细地听了张兆和的叙说之后，首先表示沈从文是个天才，是中国最有希望的小说家。当胡适得知张兆和并不爱沈从文时，胡适希望她能与沈从文做个朋友，还劝说给沈从文写封婉转的回信。最后胡适答应劝劝沈从文。由于胡适的协调，张兆和给沈从文写了回信，从此他们开始了通信。经过三年多的爱情拉练，沈从文终于赢得了张兆和的爱情。

1930年5月，胡适联合罗隆基、梁实秋等人在《新月》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政府，引起了当局的不满，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胡适的离开后，沈从文也觉得失去了靠山，同年秋天也辞职到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秋天沈从文到胡适的学生杨振声主持的青岛大学任教。此后的十几年间，胡适与沈从文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他们间的通信联系一直未断，直到1948年胡适离开北平去美国之前。从此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机会通信和会面了。

第82节：雪中送炭的情谊——老舍与赵家璧

雪中送炭的情谊——老舍与赵家璧

与老舍有着三十多年交往的赵家璧是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他十分热爱编辑工作，早在读中学时就主编过《晨曦》月刊。在光华大学英文系读书时，还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主编《中国学生》，因此，1932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任编辑。1936年，他组织鲁迅、茅盾、胡适、郑振铎等著名作家分别编选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十卷，为现代文学树立了一座丰碑。

老舍与赵家璧的第一次联系始于1932年，当时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他写信给正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教书的老舍，请老舍给这套丛书写一部长篇小说，要求的条件是先不要在报刊上发表。对这位素昧生平的编辑约稿，老舍想把他的《小坡的生日》给他，可是他听说老舍正在撰写小说《离婚》，就盯着索要，终于在1933年的7月得到了这部小说，8月份就列入“丛书”出版了。1934年8月，老舍来到上海，顺便到编辑部拜会赵家璧。这是他与老舍的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之后，他和老舍的联系就逐渐密切起来。接着又拿到了老舍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赶集》，并于1934年列入“丛书”的第十一种出版。

老舍与赵家璧的第二次会面是在1944年年末的重庆。为纪念良友图书公司创办20周年，赵家璧决定出版一本纪念性散文集《我的良友》。当他向老舍约稿时，老舍写了篇《三函“良友”》的散文，文中谈到他的交友之道，也谈到创作与批评的关系。在重庆期间，老舍的《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已经在《扫荡报》上连载，第二部正在《世界日报》连载。赵家璧就同老舍商量，拟将这两部列入《良友文学丛书新编》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出版。将尚未动笔的第三部《饥荒》列为第三种。当时老舍提出在书籍的印刷上要用第一流的印刷条件，三部出齐后，再印一部有着一百幅插图的精装本。老舍还向他提出将来的《老舍全集》由良友出版，为此，赵家璧与老舍签订了一份出版《老舍全集》的合同。1946年的2月间，赵家璧因为股东间发生了意见分歧，旋即退出良友公司，这个出版计划就无法兑现了。

正在赵家璧左右为难时，老舍、曹禺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途经上海。赵家璧在他的寓所为老舍和曹禺饯行。第二天老舍约赵家璧到他留沪的住处，刚一见面，老舍就握着他的手说：“家璧，你现在的处境，我都知道了。你办出版社的态度，一向是认真负责的。现在‘良友’既然有人作梗办不下去了，我们两个人合办一个新的出版社。你不必恋恋不舍那块‘良友’的老牌子。我到了美国可能会拿到一点钱，如果有多，我就给你汇些美金来。你自己也去想法凑些钱。这个出版社，除了出《老舍全集》外，其他仍按你过去经营‘良友’的办法。我仅投一点资，一切由你去主持，赚了钱，分我一份，亏本，不能再向我要。我们用‘相见以诚’四个字来共同合作。”

为了组建这家出版社，赵家璧变卖了部分老家的田产。接着老舍陆续从美国汇来他的版税，总计约2000美元。于是在1946年7月申请注册了“晨光出版公司”。公司资本总额五亿元（旧币）分500股，赵家璧200股、舒舍予（老舍）150股、陈熙元22股、陆祖琬98股、胡絜青30股。这五个股东为发起人，赵家璧、舒舍予、陆祖琬为董事，胡絜青为监察人。陆祖琬与胡絜青分别是赵家璧与老舍的夫人，陈熙元是赵家璧的外甥女婿。公司设在上海哈尔滨路258号赵家客厅里，雇员只有一名，那是赵家璧的内侄陆元勋。

老舍为了支持晨光出版社，除了将自己的新作交给晨光出版外，还把分散在各书店的旧作版权收回，经修订后，编入“晨光文学丛书”。在这套丛书中，出版老舍的作品最多，如《猫城记》、《离婚》、《老张的哲学》等旧作，还有《四世同堂》、《方珍珠》、《龙须沟》等新作，都被列入丛书出版，共有16种。遗憾的是，原拟出版的《老舍全集》未能如愿。

1950年1月老舍回国后，与赵家璧商议终止晨光出版公司业务，但未能获得上级批准。1954年4月公私合营，晨光并入了新美术出版社，经营了将近八年的晨光出版公司也就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然而，就是因为老舍用美金入股与赵家璧合办晨光出版社，在“文革”期间成为老舍的罪状，多次在批斗会上受到红卫兵的拷问。这也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置老舍于死地的主要借口之一。

第83节：他们一起编教材——沈从文与杨振声

他们一起编教材——沈从文与杨振声

沈从文与杨振声是在青岛山东大学认识的。

1931年的秋天，经徐志摩的推荐，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职。杨振声虽然在美国学的是心理学专业，可是他在北大读书时就加入了新潮社，出版了中篇小说《玉君》，引起文坛的注意。或许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他对沈从文还是很器重的。在青岛大学的这段时间，沈从文每月有一百块钱的工薪，生活得还算惬意。课余时间还能创作一些作品。

1933年夏天，杨振声对山东省长韩复榘的军阀统治不满，与沈从文相约辞去青岛大学的职务。他们到北平，和朱自清一起为北平的教育部编纂小学国文教科书，他们编辑了《实验小学国文教科书》，还亲自到师大附小作实验，这套教材体现了他们对儿童教育及其改革的思想和观点。与此同时，沈从文与杨振声还接替清华研究院吴宓教授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他们接手后，将原来的刊名改为《文艺副刊》，由原来的侧重学问，转向侧重文学创作。沈从文负责具体的编辑工作，这样，沈从文也就成了北方著名的报纸副刊主持人。由于他的努力，《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能与《申报·自由谈》比肩并立的一个重要园地。

到北平后，沈从文就着手准备与张兆和的婚事，可是他手头没有多少积蓄，张兆和就将自己一只戒指，让沈从文当掉。当时，沈从文寄居在杨振声家里。这一天杨家的管家将沈从文换下的裤子拿去洗时，发现口袋里的有张当票，恰巧沈从文不在，就交给了杨振声。杨振声这才发现沈从文手头拮据，就预付给他50块钱的薪金。几年后，杨振声与张兆和的四妹提起这件事时说：“订婚时都是男士送给小姐戒指，作为信物，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当掉小姐的戒指的！”

抗战爆发后，杨振声、沈从文与北大、清华的一批教师撤离北平。杨振声被任命为长沙临时大学的主任秘书，负责组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师生南迁的疏散和善后工作。西南联大成立时，杨振声担任叙永分校主任，聘任沈从文为国文系教授。过了一段时间，张兆和带着杨振声留在北平的子女来到昆明，他们和杨振声一家住在蔡锷的旧居里，形成了一个特殊时期的“临时大家庭”。大家一起做饭，一起吃饭，长幼有序，其乐融融。此间，杨振声、沈从文和朱自清等人在教务之余，仍然继续编纂国文教科书。他们分工细致，每周聚会一两次，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抗战胜利后，他们一起回到北平，杨振声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沈从文在中文系任教，直到解放后杨振声调到东北人民大学工作，沈从文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他们才分居两地，很少见面了。

第84节：落魄时的忘年交——陈独秀与台静农

落魄时的忘年交——陈独秀与台静农

陈独秀与台静农都是安徽人，陈独秀的家乡怀宁和台静农的家乡霍丘，都属于皖北，却一个在南，一个在北。陈独秀曾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可是在台静农1922年进入北大时，陈独秀已于1920年离开。一向很尊敬陈独秀的台静农，在抗战前却一直无缘与陈独秀相识。

在1938年10月他们却在四川江津县（今重庆市）意外地相识了。1937年8月陈独秀被释放出狱后，他和妻子潘兰珍在武汉住了一段时间，于1938年7月搭乘中国银行的飞机到了重庆。几天后他们来到江津县，投奔他的好友邓仲纯。这一年的10月1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举行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会，老舍邀请住在江津白沙场的台静农，到重庆作鲁迅生平报告。第二天台静农回到江津，顺便去看望他在山东大学时结识的好友邓仲纯。邓仲纯在这里开了一家“延年医院”。台静农刚一进门，邓仲纯就大声说：“静农到了！”原来陈独秀听邓仲纯说台静农要来，就提前到他的小医院来等台静农。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江津县城与白沙场都是长江口岸，两地坐船只有三个小时的路程，陈独秀与台静农时常见面和通信。当时，陈独秀准备写两本书，一本是有关中国历史的书，一本是有关文字的书。他将在南京狱中写的《中国古史表》寄给台静农，请他油印二十余份。他给台静农写信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有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以毒害青少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拟油印此表以遗同好，免完全丧失也。”关于文字的书，他倒是为了糊口编了一本《小学识字读本》。书名“小学”，即含有汉代以后以研究文字为“小学”的意思，也意味着为小学教师所用。他写这本书，目的是想诠释文字的来龙去脉，让学习者知其所以然。他运用了许多新兴学科知识，克服了古人的局限，这确实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他在编写这本书时，台静农给予他很多帮助。当时台静农在编译馆挂职，经常给陈独秀借阅一些参考书，还为这本书联系出版事宜。国立编译馆馆长陈可忠答应出版，并为陈独秀预支稿费五千元。遗憾的是陈独秀没有来得及见到这本《小学识字读本》的付梓，就在1942年的5月病逝了。

为了感谢台静农，陈独秀生前将自传手稿送给台静农，他在后面写道：“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5日，时居南京第一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兹赠静农兄以为纪念。”陈独秀在江津居住的四年间，与台静农通信百余封，台静农成为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忘年朋友，事无巨细几乎都依靠台静农帮忙。

敬与亲如叔侄——张爱玲与胡适

50年代从大陆到了香港的张爱玲又想要到美国去，想大洋彼岸人生地不熟，需要有个可以帮忙的人，这就想到了从驻美大使任上退下来、正在纽约作寓公的胡适身上。1954年10月25日，张爱玲给胡适写了封短信，同时寄了她的长篇小说《秧歌》请胡适指点。不久胡适回信，给予《秧歌》以很高的评价。张爱玲接信，大喜过望，便又写了一封信去，不只向胡适表示感谢。

张爱玲到美国后不久，便约了好友炎樱一同去拜访胡适。过了没几天，胡适回访张爱玲。而后张爱玲又一人去见胡适，这次是在胡适的书房里——上一次应是在客厅。这次没有了慈祥的胡太太与活泼的炎樱，张爱玲拘谨起来，结果面对胡适“如对神明”。

张爱玲与胡适见面后没几天就到了感恩节。胡适约张爱玲“吃中国馆子”，可惜张爱玲先已随炎樱到朋友家吃过烤鸭，过后又因逛街着凉呕吐，无法应约。

就在这冬季，张爱玲与胡适见了最后一面。那次见面，是胡适到张爱玲住的第87街上的职业女子宿舍来看她。那天胡适坐的时间不长，两人交谈的内容张爱玲在《忆胡适之》里也说得草草。后来张爱玲为申请到免费提供食住的艺文作场进行写作，不止一次写信给胡适，请他作担保人。胡适是有求必应。并且将她送的那本《秧歌》通篇圈点了，又在扉页上题了字后寄回给张爱玲。张爱玲“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

后来胡适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1962年2月24日突然去世。张爱玲于数年后写了一篇十分感人的《忆胡适之》，深情怀念胡适。

第85节：友谊之路不平坦——陈砚秋与俞振飞

友谊之路不平坦——陈砚秋与俞振飞

著名昆曲小生俞振飞比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年长两岁，早年只是上海一家票房的票友。1923年，程砚秋第二次赴沪演出时，急需一个小生搭档，经人介绍结识了俞振飞。两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合作演出珠联璧合。

从程砚秋内心来说，他有意就此纳俞振飞为麾下，共创一番事业。然而，俞振飞的父亲一向不主张儿子下海，只允许他偶尔玩玩票。尽管俞振飞也很愿意与程砚秋继续合作下去，但无奈父命难违。两人不得不分了手。

数年过后，程砚秋又到上海演出。这时，俞父已经去世。程砚秋见到俞振飞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下你不能再说是你父亲不让你演戏了吧。”然后，他说服俞振飞随他北上，介绍他拜京剧小生程继先为师学习京剧。可是，俞振飞初在北京登台，被戏迷们欺生。他一怒之下，不告而别。

转眼又过去了两三年，程砚秋与俞振飞又在上海见面。在程砚秋的力劝下，俞振飞第二次为程砚秋下海。从此，两人合作演出长达四年，直到抗战爆发。在这期间，“程派”大多数新戏里的小生，都有俞振飞担当。

由于时局混乱，演艺环境越发恶劣，戏院冷清，各戏班都陷于无戏可演的窘境，收入锐减。面对经济危机，程砚秋决定缩减开支，因此取消了俞振飞每月250元的固定包银。这令俞振飞相当不满。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他不惜采取了罢演的极端方式。两人的矛盾，就此公开。随后，俞振飞发表声明，宣布脱离程砚秋的“秋声社”。两人分道扬镳。

抗战结束后，程砚秋主动求和，又力邀俞振飞合作。经过数载风雨之后，两位艺术大师弥合了裂隙。一切恩怨，就在热情相拥间，化为乌有。

敬醋并存——张爱玲与苏青

张爱玲与苏青同为成名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区的一对女作家，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常被人相提并论。而生活中，她俩也是常相往来的朋友。

张爱玲与苏青的交往，是从苏青1943年秋创办《天地》杂志向张爱玲约稿开始的，那时张爱玲已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人又是有架子的，稿子不肯随便给人。苏青颇知人心理，在写给张爱玲的约稿信中，打性别牌，一句“叨在同性”，把张爱玲逗得笑了起来，这一笑，心就软了，何况《天地》也并非末流刊物。

至1945年夏为止，张爱玲在《天地》上发表了许多散文。其中有与苏青做同题文章的《谈女人》，还曾与苏青在同一专题下作文。艺术上两人彼此非常敬重。苏青在杂志编后记里不时夸赞张爱玲的作品，比如称《封锁》为“近年来中国最佳之短篇小说”。张爱玲一有作品集要出版，苏青马上又很积极地加以宣传推荐。张爱玲则写过一篇题为《我看苏青》的长文，堪称苏青的知人之作，她在文中写道：“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地的文化水准。”利用自己在文坛上的声誉和地位，肯定苏青的文学创作水平与价值。张爱玲此言，不仅在当时为广受争议的苏青正了名，甚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因社会上兴起“张爱玲热”而连带起人们对苏青的关注。

苏青与张爱玲在社会、婚姻、妇女、家庭等问题上的见解不悖，许多问题彼此很能理解，但两人的创作风格与她俩的性格一样大相径庭。苏青的写作倒是符合“五四”以来重内容不重技巧的风尚，而张爱玲则十分注重技巧，并且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苏青的作品畅销的程度不在张爱玲之下，但艺术成就则略逊于张爱玲。

张爱玲与苏青的私交不错，曾有记者专门安排她两人对谈社会、家庭问题；张爱玲也提到曾陪苏青到裁缝店里去试大衣，苏青的女儿还说苏青与张爱玲两人曾换穿衣服。但是张爱玲与苏青终未好过与炎樱的关系——胡兰成在与张爱玲交往前，与苏青交往比较密切。张爱玲与胡兰成好上后，有天晚上到苏青家去串门，撞见胡兰成正在苏青家里，颇生醋意。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与苏青两人同因在沦陷区太过活跃、与日伪人员往来较多而受到社会的责难，可能是因为心境与环境的变化，就再未见她两人的交往。

解放初期，张爱玲借口到香港完成未竟的学业，离开大陆，后辗转漂洋远引，去了美国。直到终老，她的作品要在异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的愿望也未能真正实现。晚年她选择了深居简出，远离社会，拒“张迷”于千里之外，最终一人死在一所公寓里。

苏青儿女心肠重，不肯离开上海。饱受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还曾入狱提篮桥。晚年贫病交加，吐血而死。

第86节：“爬翁”启发他写小说——鲁迅与钱玄同

“爬翁”启发他写小说——鲁迅与钱玄同

鲁迅与钱玄同是浙江籍同乡，一个是绍兴人，一个是吴兴人。他们都曾留学日本，只是鲁迅早于钱玄同四年。1906年鲁迅第二次到日本时，钱玄同刚刚来到日本留学。1908年，主持《民报》的章太炎，利用业余时间开办国学班，给留学生们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鲁迅和钱玄同都拜章太炎为师，成了同窗好友，结下了志同道合的友谊。钱玄同性格活泼，他们在一起交谈时，说到激动处，钱玄同总是在榻榻米上爬来爬去，因而鲁迅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爬翁”，可见他们间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鲁迅回国后于1912年到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不久又被任命为教育部佥事。他每天很轻松地处理完公务之后，无事可干。尤其是回到绍兴会馆的住处，更觉得心性寂寞。于是他就用抄录古碑帖来打发时光。有一天，钱玄同来绍兴会馆来看望学友鲁迅，见他正在抄录碑帖，就问他：“你抄这些碑帖做什么？”鲁迅回答说：“不做什么，消磨时间而已。”钱玄同当时刚刚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立时想到请鲁迅给杂志写点东西，就说：“你给《新青年》写点文章吧！”钱玄同的话引起了鲁迅的思考，沉默了一会儿，鲁迅突然说道：“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突然感到鲁迅在思索更深层次的问题，就说：“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样，在钱玄同的启示下，鲁迅创作了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由此而不可收，相继发表了十几篇小说，使得鲁迅成为新文学的领袖。后来鲁迅也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钱玄同与鲁迅并肩战斗，发表了很多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犀利文章，他们观点一致，同仇敌忾，来往密切，意气相投，成为携手战斗的战友。

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期间，鲁迅在北大和北京女师大任教，与钱玄同成了同事。在反对章士钊、杨荫榆和陈西滢的斗争中，鲁迅与钱玄同都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上签了名，他们步调一致的友谊似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在“女师大风潮”过后，鲁迅离开北平南下厦门，他们则不像同在北平时经常联系了。

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定居后，专事文艺创作和革命文艺运动。鲁迅的思想转变引起了钱玄同的不满，他们在思想上开始产生隔膜。1929年6月鲁迅回北平探亲时，在老师章太炎那里遇到钱玄同。这时他们已经话不投机，意气不投了。因为一句话两人竟然当着老师的面争得面红耳赤。不久之后，钱玄同到孔德学校去，见到鲁迅正在那里。两人见面，无话可谈，都显得很尴尬。突然钱玄同见到桌上有张署名“周树人”的名片，他就随口问道：“你又用三个字的名片啦？”鲁迅却冷冷地回答：“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钱玄同一听这是针对他常用的笔名“疑古玄同”而发难的，一言未发，拔腿就走。

鲁迅之所以这样冷漠地对待好友钱玄同，主要是因为钱玄同对鲁迅参加左翼文艺运动不满；鲁迅则认为钱玄同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立场上空谈革命，喜作惊人之语，而不想干实事。

1932年鲁迅再次返北平省亲时，钱玄同竟然公开声明他不认识鲁迅，阻挠鲁迅到北师大演讲。当时钱玄同在北师大担任国文系主任。学生们听说鲁迅回到北平，想邀请他来校演讲，但不知鲁迅住在哪里，便去问钱玄同。钱玄同一听就气急败坏地说“我不认识鲁迅！”学生们决定自己去请鲁迅，钱玄同威胁学生们说：“要是他来演讲，我就辞职！”学生们没有理钱玄同，请来鲁迅演讲，钱玄同为此很生气，但也没有兑现诺言：辞掉系主任的职务。到此，过去的同窗、同事和战友，已经成为陌路人了。

第87节：同声相应的作家——鲁迅与茅盾

同声相应的作家——鲁迅与茅盾

1920年年底，商务印书馆为了适应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潮流，决定改组《小说月报》，责成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来做这件事。他就交给该刊“小说新潮”的编辑茅盾来完成，并要求1921年1月出版该办的第一期。茅盾立即着手组稿。他早就读过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可是与他们素不相识，苦于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于是他想到了王统照，他曾经给王统照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过作品，就写信给王统照，请他帮忙组稿。

几天后，茅盾突然收到一个叫郑振铎的人的来信。他们也是素昧生平，郑振铎自我介绍说他是王统照的好朋友。他们由周作人牵头正在组织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希望他能参加。这样，茅盾就与周作人、鲁迅取得了联系，彼此间的往来也越来越多。鲁迅多次为《小说月报》提供稿件，支持茅盾的工作。像他的小说《端午节》、《社戏》、《酒楼上》等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茅盾曾就《小说月报》的革新和编辑问题，多次与鲁迅磋商。特别是在反击“礼拜六派”的斗争中，鲁迅、郑振铎、周作人都发表文章，给予茅盾很大支持，使得原本是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月报》，改革为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创作阵地。这是一次文学革命，对近代新文学史具有划时代的开导作用。

附带说一下，“文学研究会”成立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根据北洋政府的《文官法》的规定：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因而鲁迅没有参加“文研会”，但他对“文研会”的工作还是很支持的，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就是经鲁迅审阅后才公布的。

鲁迅与茅盾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教时，路过上海，郑振铎在“消闲别墅”为鲁迅接风，邀请茅盾作陪。因为鲁迅来去匆匆，他们没有来得及深入交谈，第二天鲁迅就离开了上海。第二次见面是在1927年10月12日。此前的一天傍晚，茅盾夫人孔德沚告诉他，鲁迅搬到景云里23号，我们家的前门正对着他家的后门。茅盾本想去拜会鲁迅，可是当时大革命失败后，他秘密来到上海创作小说，生怕暴露身份，也担心为鲁迅招徕麻烦，就没敢贸然拜会他。不料，几天后，鲁迅在周建人的陪同下，来登门看望茅盾。茅盾感到喜出望外，鲁迅是知道他通缉令在身，行动不便，特来拜会的。这次见面，他们交流了很多时政消息，还彼此介绍了自己的创作打算。鲁迅表示要在上海定居下来，专事写作。此次会见之后，茅盾写了篇《鲁迅论》，以“方璧”为笔名在11月号的《小说月报》上，并以此表示对鲁迅来上海的欢迎。这是中国文坛上第一篇全面评论鲁迅的长文，反映出茅盾是鲁迅的最早的知音。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的执行书记。从此，茅盾和鲁迅的联系更为密切，他们并肩战斗，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同年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和茅盾等8名作家联名发起为小林遗族募捐。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1936年2月的一天，茅盾到鲁迅家去谈别的事，临告别时，鲁迅说史沫特莱昨天来访时告知，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了，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表示祝贺。鲁迅征得茅盾的同意，委托史沫特莱给陕北拍了一封祝贺胜利的电报：“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鲁迅逝世时，茅盾正好回乡看望母亲。接到电报时，正值他的痔疮发作，不能乘车或乘船。等到出血略止，回到上海时，丧事已完毕。他的妻子孔德沚参加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工作，鲁迅用的西式棺材就是孔德沚陪着宋庆龄选购的。

第88节：胡适爱才，一厢情愿——翁文灏与胡适

胡适爱才，一厢情愿——翁文灏与胡适

翁文灏，字咏霓，浙江鄞县（今宁波）人。我国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1902年考中清朝秀才，清朝末年到比利时留学，于1912年获得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学博士。他是我国的第一个地质学博士。1913年年初回国后，在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工作。1916年由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章鸿钊牵头组建地质调查所，丁文江担任所长，翁文灏参与其中，并于1921年接替丁文江担任所长。1920年翁文灏兼任北京大学博物系教授。后又担任清华大学地质系主任，兼任代理校长。

胡适与翁文灏相识是由丁文江引荐的。丁文江虽说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地质系毕业，但他思想活跃，学识广博，热心于社会活动，与胡适过从很密切。胡适对自然科学也很有兴趣，地质调查所的一些科学活动，他经常参加。这不只加深了与丁文江的友谊，还与翁文灏也相熟起来。1922年胡适与丁文江等朋友创办《努力周报》时，他们的联系更多了。胡适曾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文章，高度称赞了丁文江、翁文灏等人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学科建立做出的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胡适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由这个社的成员每人捐赠月薪的百分之五，作为基金，共计筹集4200元钱，作为出版费用。这个刊物共出版了50多期，在合作中胡适与翁文灏的友情日益深厚。1934年翁文灏遭遇车祸后，胡适十分关切，不仅给南京政府的要人写信，请求大力抢救治疗，还在《独立评论》上托名发表言论称：翁咏霓是国家的瑰宝，“人世所稀有”，“是五十条生命换不来的”！这种言论足以说明胡适非常看重翁文灏，他们的关系也是异常密切的。

后来，翁文灏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出任民国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胡适认为翁文灏从政很有前途，他曾在一篇文章中，畅想在二十多年后的民国57年（1968）的双十节，为80岁的大总统翁文灏举行盛大祝典。1948年翁文灏被任命为行政院长，胡适闻讯立即表示祝贺和支持。他希望翁文灏“用多年来积学的精神和方法，开中国政治上的新风气，打倒空谈、不科学的空谈”。他认为翁文灏“兼有科学知识与行政经验，我们很希望在他领导下，对专家的政治，得到特别的注意与提倡”。翁文灏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行金圆券，结果没有能抑制物价飞涨，六个月后就下台了。国民党撤离大陆后，胡适去了美国，翁文灏则到了法国。

1950年美国的一些大学、研究机构的邀请翁文灏赴美，胡适得知这个消息很高兴，准备亲自去迎接他。不过，翁文灏却没有去美国，而是回到了中国大陆。这种选择则意味着他们间早就存在着思想分歧，胡适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

第89节：是挚友，也是诤友——洪深与郑正秋

是挚友，也是诤友——洪深与郑正秋

洪深，人称“洪老夫子”，学名洪达，字浅哉，号伯骏。于1894年12月31日，出生在江苏武进的一个世代为宦的家庭。他的叔祖是清代乾隆进士、著名经学家洪亮吉。其父洪述祖，曾任清末直隶候补道和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洪深是在上海教会学校南洋公学读的中学，而且有幸聆听李叔同的教诲。在李叔同的倡导下，学校的演剧风气很盛，洪深开始对戏剧产生了兴趣。1912年洪深进入清华学校后，更是如鱼得水，积极参加学校的演剧活动。他常常是身兼数职，既是编剧、导演，还是演员和演出活动的组织者。1916年洪深清华毕业后，到美国俄亥俄州大学学化学工程。1919年他的父亲洪述祖在政治“角逐”中失败，被判处死刑。这件事使他异常地感受到世态的炎凉，认识到痛苦的人生需要呐喊，于是他放弃化工专业，到哈佛大学学习戏剧，成为中国留学生在国外专攻戏剧的第一人。1922年学成回国后，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海总公司任职之余，投身于戏剧创作。

洪深的戏剧创作引起社会的重视，是在1924年他改编并导演了《少奶奶的扇子》之后的事。他根据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编的这出话剧，在话剧界引起轰动，特别是受到张石川和郑正秋的重视。张石川通过朋友认识了洪深。在1925年夏的一天，明星公司的郑正秋、张石川和其他的老板们决定聘请洪深担任明星公司担任编剧顾问。他们初次见面时，郑正秋见到这位与他那五短身材相仿的洪深，第一印象就很不错。郑正秋幽默地将洪深比喻为韩信，表示“十二分地欢迎”。洪深则很谦虚地说：“对电影我一窍不通，干一段时间再说，如不行就回学校教书。”从此，他们的过从越来越密切，经常在一起切磋电影艺术。虽说起初洪深对郑正秋吸食大烟，很不以为然，但后来关系密切了，也就不计较了。

洪深给明星公司写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是《冯大少爷》。在给老板们传阅时，郑正秋觉得剧本的心理描写的分量太重，不容易抓住观众。其他老板也赞同郑正秋的意见。可是，洪深却坚持拍摄，不想修改剧本。见此，郑正秋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而是让洪深亲自导演试一试。尽管得到了郑正秋的支持，但由于他初次尝试电影编导工作，心里没有底，再加上一些朋友的议论，也让他失去信心，甚至想鸣锣收兵了。郑正秋得知洪深思想动摇，找他谈心，鼓励他继续努力，并表示公司会为他创造必要的条件，支持他探索和创新。

在郑正秋的鼓励下，洪深终于完成了这个电影的拍摄工作。虽说郑正秋一直鼓励洪深拍摄这部影片，可是他心里也没有成功的把握，于是在影片制作完后，他亲自为这部影片写广告词和说明书，以便弥补影片的不足。洪深看了他写的广告词和说明书，对他说：“你插手这部影片，把你的名气砸了怎么办？”郑正秋却说：“和你一起砸了名气，我不在乎。我是希望看到洪深的一炮走红！”果真不出郑正秋所料，《冯大少爷》公映时舆论界好评如潮，完全出乎明星公司老板们的意料；而且舆论界的评价也超出了以往对郑正秋拍摄影片的评价，甚至让郑正秋也觉得心里酸溜溜的。尽管如此，为了让洪深在电影界树立威望，郑正秋与他合作拍摄了《早生贵子》。洪深在导演这部影片时，在内容上有所改动，削弱了郑正秋原本的思想意义，郑正秋并没有计较这些，反倒肯定了洪深的修改，为他在电影界立足而感到高兴。

1931年5月郑正秋的新片《红泪影》公映时，请来洪深观看。不料，郑正秋这部自己很满意的作品却遭到洪深的严厉批评。当时郑正秋真觉得脸上无光，气得他脸色发紫。可是以后他每次拍了新片，都要请来洪深观看，让他给提意见。可见他们既是挚友，又是诤友，互相尊重，相处直率，结成了真正的友谊。

第90节：“和稀泥”的朋友——赵清阁与沉樱

~譣w>徑g蠟?{鲮賡=W

第91节：有朋自爱俪园来——柯灵与李恩绩

有朋自爱俪园来——柯灵与李恩绩

柯灵从1930年就做编辑，煮字烹文，几十年来从未间断。1943年夏，他接手《万象》杂志。在清理堆积的读者来稿中发现了署名“李恩绩”的文章。用的是直格的毛边纸稿笺，毛笔楷书，字迹娟秀，行文娴熟。文稿是一篇阐述殷墟文字的学术论文。《万象》是一家通俗读物。这种“阳春白雪”的作品当然不适合。可柯灵认为此文作者是一个很好的组稿对象。当看到稿末的通讯处是“静安寺路爱俪园”，不觉怦然心动。于是就主动和作者联系，请他写自己熟悉的爱俪园。作者同意了，于是有了后来在《万象》上刊载的长篇掌故《爱俪园——海上的迷宫》。

爱俪园，即哈同花园。哈同（SilasAuronHardoon，1847—1931），英国籍犹太富翁，一位典型的西方“冒险家”。他在近代中国的上海实现了自己的致富梦。爱俪园则是他梦中的现实。爱俪园种种扑朔迷离的传说，成为上海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世人的猎奇心理及道听途说，使爱俪园披上神秘的色彩。而李恩绩的文字与众不同，实事求是，不哗众取宠，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信史。以他自己的所见所闻，揭开爱俪园神秘的面纱。文章连载近一年，好评如潮。后来李恩绩因故搁笔，柯灵也无可奈何。

事隔六七年后，柯灵忽然接到李恩绩寄来的一卷手稿，题为《爱俪园梦影录》。这是《爱俪园——海上的迷宫》的姐妹篇。爱俪园的前尘影事，历历如绘；其中还有不少学术界珍贵的轶事遗闻。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所限，极具史料价值的《爱俪园梦影录》却未能公之于世。直至拨乱反正之后，尘封了三十年的李恩绩唯一幸存的精神遗产——《爱俪园梦影录》才得以在香港的《百花》周刊连载。这也了了柯灵多年的心愿。

李恩绩的父亲曾是爱俪园的一位画师。他从小跟父亲学画，懂得词章和文字学，还通晓甲骨文；但多才多艺并没能使得李恩绩富有。他的作品虽在社会上流传，却无人知晓；因为爱俪园的主管姬觉弥是捉刀人。世人只知晓姬觉弥，却不知有李恩绩。抗战胜利后，李恩绩偃蹇困居在故乡绍兴安昌。新中国建立后在南市区的书画合作社，靠卖画糊口；“浩劫”中被揪斗，默默的含恨死去。他的书画古董，都落在“造反派”的手里。有真才实学的人，却盛名没世，这大概是艺术家的最大悲哀！

十七年尔汝旧交——刘半农与周作人

刘半农卒于1934年7月14日。周作人是在日本东京乡菊坂町听到这个消息的。刚一听到这个消息，绝不相信是真的；但言者言之凿凿，又让人无话可说。刘半农与周作人是十多年的老朋友，因为很熟，褒贬稍差一点分量，心里就觉不安。两个月后，在北京大学举行追悼会，周作人送去一副对联：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在卯字号。

甘余日驰驱大汗，归来竟作丁令威。

因学校决定要周作人为致词人，虽是应酬之作，还是讲出刘半农的两种好处。其一，半农的率真，对什么人都无恶意，他不装假，不投机，敢讲话，不怕骂；其二，半农的杂学。他的专业是语音学，但兴趣广泛，文学、美术、书法、照相、音乐都喜欢，于处世与治学都有好处。

在此前《人间世》第16期上有半农的一篇遗稿：《双凤凰专斋小品文》之五十四《记砚兄之称》：

余与知堂老人每以砚兄相称，不知者或以为儿时同窗友也。其时余二人相识，余以二十七，岂明已三十三。时余穿鱼皮鞋，犹存上海少年滑头气，岂明则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也。越十年，红胡入阅主政，北新封，语丝停，李丹忱捕，余与岂明同避菜厂胡同一友人家。小厢三楹，中为膳食所，左为寝室，席地而卧，右为书室，室仅一桌，桌仅一砚。寝，食，相对枯坐而外，低头共砚写文而已，砚兄之称自此始。居停主人不许多友来视，能来者余妻岂明妻而外，仅有徐耀辰兄传递外间消息，日或三四至也。时民国十六，以十月二十四日去，越一星期归，今日思之，亦如梦中矣。

这文章写得好，读了如见其人。此前两人还谈起菜厂胡同一节，相约一定要请客纪念一下。结果半农在七月十四日就死了，计算到十月二十四日恰是一百天。

周作人又作打油诗以示怀念：

昔时笔获同蒙难，菜厂幽居亦可怜。

算到今年逢百日，寒泉一盏荐君前。

第92节：难得的知己——马叙伦与章太炎(1)

难得的知己——马叙伦与章太炎

章太炎是余杭人。民初的国学大师。

太炎先生有一个外号，叫章疯子。个性孤傲狂狷，难得有人能入他法眼，不过，他也有几个知己，马叙伦先生就是其中一个。他俩还有一段故事呢。

民国四年的下半年，马叙伦被北京大学文学院聘为教授。那时章太炎正被袁世凯软禁在北平东四牌楼的钱粮胡同，住的是前清某贵族后裔的房子。软禁期间，大门口总有五六个吆五喝六的便衣警察，负责安全保卫。开始时门禁极严，只许两人进去，后来马叙伦、马裕藻、钱玄同、吴承仕等才可以陆续进出。而马叙伦常在北大上课后或星期日去看望章太炎。两人一谈就是一天。有时章太炎还要留马叙伦吃晚饭。四菜一汤，菜不算坏。章士钊照例只吃近前的两盘菜，而使用的碗筷汤匙都是银的，他是怕袁世凯给他下毒。软禁对章太炎已经不是第一回了。第一次是被软禁在南下洼龙泉寺，那回就绝过一次食。当时就是马叙伦和黄节都给政府的政治会议长李经羲写信，请他向袁世凯说话，尽快恢复章士钊的自由。

这回被禁，他又绝食了。马叙伦得知信息后，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东北城钱粮胡同。进了卧房，看见章太炎裹着三条棉被睡觉。冬天的北平，屋里都是要生火炉子取暖。而章太炎的卧室是北房，房子又高又大，可一个炉子也没有。不是不给他生火炉，而是他不要；他提防袁世凯会用煤气熏死他。这可把马叙伦冻坏了，他穿着裘皮大氅，还得在屋里兜圈子。马叙伦一边转一边开导譬解，凭着三寸之舌，忽然谈孔孟，忽然谈老庄，忽然谈佛学，忽然谈理学；说到理学，章士钊来了情绪，兴致大增，原来他正在这门学问上用功。可一说到复食，他就引了《吕氏春秋》的话：“全生为上，迫生为下，迫生不如死。”用来说明绝食的理由。马叙伦只好又把话岔开。两人从早一直说到晚上八点，章太炎倒是越说越来劲，可马叙伦的肚子却咕噜咕噜地叫了，他便趁机要太炎陪他吃点东西，太炎居然答应了。马叙伦赶紧吩咐听差兼司厨做两碗鸡子儿汤来。一会儿，蛋汤端上来了，放在他的床边。先递给他一碗，他一口一个，不一会儿就落肚了；又递给他一碗，他也不推辞，照样落肚了。马叙伦又吩咐听差给章太炎洗脸，然后才与他辞行。到了大门口，站岗的特务都恭恭敬敬地向马叙伦致谢。马叙伦不虚此行，尽管自己饿了一天肚子。此后马叙伦时常去看章士钊。

这年寒假将近，马叙伦与汤尔和等不愿意在袁皇帝的“辇毂之下”混事，赶在他的“登基”之前辞了职。离京之前，马叙伦向章士钊辞行。两人依依不舍。在回南后一年的春天（民国五年），马叙伦始终没有得到章太炎的消息，便做了一首《高阳台》词，以示怀念。

烛影摇红帘波卷翠，小庭斜掩黄昏。独倚雕阑，记曾私语销魂。

杨花爱扑桃花面，尽霏霏不管人嗔。更蛾眉暗上窗纱，只是窥人。

从前不解生愁处，任灞桥初别，略损啼痕，争道如今，离思乱似春云。银笺欲寄如何寄？纵回文写尽伤春，奈人遥又过天涯，断了鸿鳞。

事隔一个月，章太炎的信来了，马叙伦的心方才放下。发信的钢印是洪宪元年五月三日，收信的时间，钢印仍是中华民国五年。这个信封可是个宝贝。马叙伦一直保存着。柳亚子——熊佛西r

熊佛西对柳亚子仰慕已久，却未能结识。那是民国三十四年六月某日。熊佛西和几位朋友跑警到了丽泽门外的白石洞。在洞外的人丛中见到一位长者，他道貌岸然，飘逸洒脱的站在那里和朋友们谈话，下唇挂着一撮稀疏花白的长须，面目清秀，两目炯炯；穿一套湖色的中式短褂裤，右手拿一顶衡阳草帽代扇，左手握着一根黑色漆手杖。面对这位美髯翁，佛西禁不住问身边的欧阳予倩。“这位炯异凡俗的长者是谁？”“那就是南社诗翁柳亚子。”当时不便打扰，决定次日专门到旅馆拜访柳亚子先生。

第93节：难得的知己——马叙伦与章太炎(2)

熊佛西的住所环境噪杂，白天无法写作，只能偷闲睡觉。次早佛西刚躺下不久，就听得空了在敲门，“有贵客到！”不待起床，门外人已推门而进。其中就有白石洞遇见的那位美髯公。我们一见如故，少去那些客套话。两人虽初次见面，却有“早已见过并且非常熟习”之感。几句寒喧后，熊佛西即张纸向柳先生求书，柳亚子欣然写了四句诗：“万里投荒愁欲死，何期此日美颜开，老熊当道故奇绝，入座豪宾尽俊才。”

看着这秀丽洒脱的书法，熊佛西贪多无餍的又递上第二张纸。柳亚子又欣然写了一首：“恶诗劣字平生恨，惭愧熊郎谬赏音，春蚓秋蚊两愁绝，赧颜羞说伯牙琴。”

对于旧体诗，熊佛西自谦不懂。“不过我所认识的诗人中允推亚子先生才华第一，其构思之远运笔之快，世无其匹，诚有万马奔驰之气势，曹植的七步诗在我们看是天才，而在亚子仅是极平凡的事了。”

后来熊佛西编辑《文学创作》，需要报导苏联战士抗击德寇的文字，便走访柳先生索稿，他不加思索的写下诗句：

锁钥高加索，名城血战场，三周华不注，一赋鲁灵光。

民气终堪仗，天骄莫漫狂，元凶希特勒，会见汝崩亡。

故国创民主，恒洵诞巨人，赤明洹古劫，黑狱自由神。

肥瘠宁秦越，安危托齿唇，坐惭天上士，排难竟无闻。

柳先生的书法亦如其诗，清丽潇洒，惟字迹不好辨认，他写字就好像疾风卷落叶，速度很快。他的书法与诗文令人钦佩，而让人景仰的则是他的人格，他热诚率真，不虚伪；竭诚帮助朋友，又敢于直言。一年花朝节，方镇华先生约我们到郊外赏梨花。主人没柬请瘦石和白凤，而柳先生有意携他俩同去，熊佛西则认为不妥，主要是怕主人所备食品不足。瘦石和白凤认为熊佛西所言极是，便没有前去。次日，柳先生的第一首纪事诗便斥熊佛西。诗云：

“酒人几辈尽堂堂，整旅前驱似雁行，

谁遣歧途麾尹李，迂墟败兴怨熊郎。”

并注云：“偕佛西仲寅孟超红莨赴方镇华招宴，佛西尼瘦石同行，白凤亦拂衣而去。其实不速之客，何伤雅道耶？佛老硁硁小节，余我弗喜。”

由此可见柳亚子先生的性格。

熊佛西也留有胡子，郑振铎时常提出异议，希望他剃掉。而佛西只是手抚摸着胡子，笑而不答。倘若被逼急了，他就说：“我一定剃，到中国真正实现民主的时候，我就剃胡子了。”于此可见熊佛西的爱国之心。

第94节：师生“实在只有先生一人”——章太炎与周作人

师生

师生“实在只有先生一人”——章太炎与周作人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本名章炳麟，号太炎。他是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古文经学家。早年参加过康有为的“强学会”，积极参与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逃往日本。1906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任《民报》主笔。

当时周作人正在日本留学，又恰好与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同学，便通过他的引见结识了这位自己很敬佩的同乡。

章太炎在主持《民报》之余，还在神田大成中学开办国学班，给留学生们讲授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来应鲁迅等人的要求，又在《民报》报馆另开一班，给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钱玄同、朱希祖等八位留学生讲《说文解字》、《庄子》、《楚辞》、《尔雅义疏》等国学文化。章太炎讲课深入浅出，诙谐生动，将很枯燥的文字学讲得很有趣味，谈笑风生，庄谐杂出，如同与家人或朋友谈天一般。课余休息时，太炎先生常说些闲话，有时也发妙论，使满座皆惊。自然使学生们深受感染。

1909年春夏之交，鲁迅和周作人接到了他们的老师章太炎的来信，告诉他们印度梵师来讲学，他已经为他俩交了学费，希望他们参加学习梵文。后因学习的难度很大，他们都没有坚持下来，但章太炎治学“儒佛兼收”、“兼收并蓄”的精神却给周作人以深刻的印象与启示，对他很有激励作用。在1926年的《谢本师》中他写道：“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给予我不少的益处，是我所十分感谢的”。

1917年4月，周作人到北京后，就投入了新文化运动，成为有力的倡导者之一。可是章太炎却在五四运动落潮后渐入颓唐，退居书斋，致力于著述及讲学。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亚洲国学会，淡泊于日益壮大的新文化运动。1922年4月，周作人以“仲密”为笔名在《晨报副刊》发表《思想界的倾向》的文章，告诫人们警惕“国粹主义”的“勃兴”，很委婉地对章太炎倡导国学提出了异议。由此，他们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彼此的联系逐渐减少。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作人逐渐与时代前进的步伐相背离。又与章太炎的思想趋近一致。1932年的春天，章太炎造访北平时，周作人再度执弟子礼，热情款待章太炎。

1936年章太炎去世，周作人作《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以纪念。文章赞颂太炎先生“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给予这位恩师很高的评价。

受恩知报的门生——周作人与废名

在周作人的心目中，他在北大教书时最得意的门生是俞平伯、废名、冰心等三四个人。其中联系最为长久，关系也最为密切的就是废名。

周作人与废名的交往始于1921年。废名原名冯文炳，1917年从家乡湖北黄梅来到武昌，进入湖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在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影响下，对文学发生了兴趣，很喜欢读周作人、胡适和鲁迅的作品。尤其是对周作人的新诗《小河》更是奉为杰作。出于景仰与崇拜，他贸然给周作人写了封信，表达了他的敬意。收到周作人的回信后，他受宠若惊，遂将自己的习作装订成册寄给周作人审阅。从此书信往还，成为未曾谋面的师友。

1922年废名考入北大预科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恩师周作人，亲聆了周作人的教导。在周作人的指导下，废名的文学创作大有长进。于1925年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时，由周作人为其作序。后来在周作人的举荐下，废名加入“语丝社”，在《语丝》上发表了他的诗化小说《桥》。这部小说带有学习周作人创作风格的痕迹，周作人也很欣赏这部小说，称它标志着废名创作的蜕变和升华。废名自己也察觉到自己的变化，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这四年内，真是蜕了不少的壳，最近一年尤其蜕得古怪”，自此他发表文章时废去原名“冯文炳”，改用笔名“废名”。

1927年7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驻北平后，下令将北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周作人被辞退，废名愤而中断了学业。周作人便让废名在自己家里住了大约半年之久。一年后，北大复校，周作人复职，废名复学。毕业时在周作人推荐下，留校任中国文学系教员。

1930年5月，周作人创办散文期刊《骆驼草》，倡导“自我性灵的自由表现”，废名成为主要操刀者。

抗战全面爆发后，废名因奔母丧回到湖北，在家乡黄梅的中学教书。而周作人在文人们纷纷南下之际却留在北平。第二年废名从卞之琳的来信中得知周作人附逆，还尽力为他开脱罪责。但是后来周作人担任了伪北大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给废名写信，希望他回母校任教，废名却没有答应。

1946年9月，废名回到北大任职，途经南京时，特意找到在国民政府外交部担任外交次长的叶公超，在他的帮助下探监，看望了周作人。废名到北京后见到周作人的儿子周一丰生活窘迫，给予多次金钱上的援助。南京解放后，周?人被释放，回到北京。废名不辞辛劳地走访老朋友，为周作人募捐，以解决周作人的生活困难。在一个冬日他去看望周作人时，见到周家冷得伸不出手，走后就为周家买来一车煤。

1952年院校调整时，废名被调到东北人民大学任教，师生从此失去联系。周作人是在五年后的一个冬日，在逛书店时，看到新出版的《废名小说选》，算是有了一点关于这个得意门生的消息。

第95节：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作人与俞平伯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周作人与俞平伯

周作人1917年进入北大教书时，俞平伯正在北大文科读书，和周作人是师生，1919年他毕业后曾留校教书，与周作人又成了同事。这种师生加同事的关系自然使他们更加容易亲近起来。周作人始终是将俞平伯视为他的得意门生之一的。

俞平伯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曾加入“新潮社”。在社团活动中与周作人有着较多的接触。但是他们的文学观却有所差异。这主要表现在“诗的平民化”的问题上。1922年1月，俞平伯与朱自清、郑振铎、叶圣陶等人创办了五四以来最早出现的诗刊《诗》月刊。在创刊号上俞平伯发表了《诗底进化的还原论》，强调“诗底主要质素”是“平民性”，“诗的效用”是能够使“多数人向善”。对这种诗歌观，周作人不能认同。他在2月26日出版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诗的效用》一文，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诗歌观。他指出，诗歌是要“个人将所感受的表现出来”，就达到了目的，就“有了他的效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就“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周作人还觉得意犹未尽，于3月27日他又给俞平伯写信，循循善诱地告诫俞平伯说：“文学的感化力并不是极大无限的，所以无论善之华恶之华都未必有什么大影响于后人的行为”。年轻而思想激进的俞平伯接受了他的观点。两年后，俞平伯发表《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这篇写得空灵超脱、虚无缥缈的散文，很得周作人的喜欢。他将这篇文章选入国文课教材，给予很高的评价。这对年轻的讲师俞平伯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1924年孙伏园邀请了鲁迅、周作人等十六位志同道合的撰稿人创办了《语丝》周刊。同年底，俞平伯加入“语丝社”，开始在《语丝》上发表作品。1926年后周作人接替孙伏园编辑《语丝》。俞平伯更是如鱼得水，相继在《语丝》上发表了十几篇作品。特别是在“语丝社”每月的集会中，他与周作人经常见面，彼此的思想感情更加接近。

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闭户读书”，很少与外界联系，但与俞平伯、废名等得意的弟子，却交往很密切。他们不仅经常会面闲聊，还时常有书信往来。俞平伯曾将周作人自1924年到1932年写给他的190余封信，装裱成三册《春在堂所藏苦雨斋尺牍》。每六七十封信函，装裱成一册，用木板加封，还附有周作人写的跋。

“七七”事变后，周作人附逆，俞平伯却躲在书斋里，没有跟随他的老师随俗浮沉。不过在抗战胜利后，俞平伯却为当年自己没有劝谏老师而感到歉疚和悔恨。

从争辩到共鸣——周作人与梁实秋

周作人与梁实秋是在一次文艺论争中开始交往的。

五四运动爆发时，正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梁实秋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下，和一些激进的同学一样，强烈的希望参与社会活动。他选择了文学批评，以青年人特有的激情，“和人辩驳问难”。而他的论争对手中，就有周作人。周作人认为诗歌“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梁实秋不以为然，在1922年5月27日至29日，连续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反驳。

周作人怒而反击。他针对梁实秋提出了“美即是真，真即是善”的文艺观点，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丑的字句”》一文，对梁实秋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两人你来我往，互不让步，又相继发表了几篇文章互相辩难。

四个月后，冷静下来的梁实秋作为清华文学社的学生代表，到八道湾来请周作人给他们讲课。周作人并没有计较刚刚发生过的那场争论，一口答应下来。1923年3月3日周作人来到清华园，给文学社的同学们讲了《日本的小诗》这个专题。周作人讲课声音不大，几乎是照本宣科，但是梁实秋和他的同学们仍然怀着敬佩的心情认真听课，仔细地做笔记，对他非常尊敬。

后来，梁实秋撰文对五四浪漫主义大张挞伐，周作人则很折服，引起了思想上的共鸣，从此也冰释了前嫌。

梁实秋从美国留学归来后，文艺观点有了较大的转变，对于周作人的文艺观不仅能够接受，而且几乎是殊途同归了。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时，周作人被邀请为重要撰稿人，先后发表了《谈策论》、《文学的未来》、《谈日本文化书(致梁实秋)》等文章。1934年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教，成为周作人的同事时，彼此的关系异乎寻常地密切起来。他经常到周作人家造访，相互间也常有书信往来。抗战爆发后，梁实秋到《中央日报》主编副刊，离开北京，从此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到20世纪60年代，周作人给香港朋友写信时提到梁实秋和林语堂，说“林语堂与梁实秋皆系美材，亦同犯才子之毛病。盖才子到老辄有倚老卖老之病，亦即是才尽也。”而梁实秋得知周作人逝世的消息后，写了篇《忆岂明老人》。在文中对周作人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的：“他一生淡泊，晚节不终，实在是至堪痛惜而无可原谅之事。但是除此一点之外，他的学养的风度仍令人怀思而不能自已。”

第96节：“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与冯友兰

“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与冯友兰

梁漱溟，生于1893年，原名梁焕鼎，字漱溟。广西桂林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他是元朝宗室帖木儿的后裔，出身于官宦家庭。中学毕业后，报考北大，没有被录取，后在《民国报》当编辑和记者时，开始对佛学产生兴趣。1916年9月，23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遂于1918年将仅有高中学历的梁漱溟聘为讲师，后又聘为教授，主讲《印度哲学》。

当时冯友兰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梁漱溟虽仅仅比他年长两岁，却是他的印度哲学老师。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时，冯友兰正在美国读书，他设法买到一本，读后给老师写了一封长信，很爽直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与老师商榷。梁漱溟很重视这位学生的批评，将这封信保存了60多年。冯友兰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工作，经过孜孜矻矻的努力，广纳博取，兼收并蓄，继承和阐发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并借鉴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成果，建构了独特的哲学思想新儒学体系，被称作“最后一个大儒”，成为与他的老师声名并立的国学大师。

他们都为构建新儒学做出了贡献，然而，他们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却鲜少联系，直到晚年才有机会倾心长谈。这除了他们的性格因素之外，还与解放初的不同处境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由于生性耿直，有话就说，结果被指责破坏工农联盟，从此在学坛上几乎销声匿迹。而冯友兰则随和得多，当时他也像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读了他的来信非常高兴，随即给他写了回信，鼓励他“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

在“文革”时期，许多学者都受到冲击，梁漱溟就被红卫兵抄家，批斗。而冯友兰因为毛泽东曾表态说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如果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因而安然无恙。而且1973年10月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之际，北大和清华大学的两校大批判组——“梁效”诞生，冯友兰还担任了批判组的顾问，成为当时新型知识分子的杰出典型。——后来他自己也承认这样的举动“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

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90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出席，可是梁漱溟却借故“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予以拒绝。事后，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封短信，说明没有出席寿宴的原因是因为冯友兰“献媚江青”，但是“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1985年12月24日，冯友兰造访梁漱溟，这两位老朋友终于会聚到一起。他们谈佛学，谈昔日北大的生活，以及晚年境遇，终于“相逢一笑泯恩仇”。1988年梁漱溟病逝时，冯友兰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充分肯定了梁漱溟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和敢于犯颜直谏的精神。这种评价很贴切地体现在他为梁漱溟拟写的挽联中：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第97节：两度求师——吕凤子与徐悲鸿

两度求师——吕凤子与徐悲鸿

在国画界，人们熟知齐白石、徐悲鸿和张大千，却鲜少熟悉吕凤子的大名。其实他是与齐白石、徐悲鸿和张大千齐名的著名国画大师。他是江苏丹阳人，生于1886年，卒于1959年。1907年，他和张大千同时考入浙江两江优级师范，毕业后曾在扬州和北京任教，42岁时被聘任为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的首席教授和画学研究员。

他与徐悲鸿相识于1912年。当年，年仅17岁的徐悲鸿到上海学习西画，而此时吕凤子正在上海办神州美术学院。吕凤子在朋友指引下认识了徐悲鸿，并为他提供了免费进修的机会。吕凤子亲自指导徐悲鸿学习西画，告诉他学习西画的基础是素描，悉心指导他学习素描，为徐悲鸿的绘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9年徐悲鸿到法国留学，8年后回国。吕凤子得到徐悲鸿回国的消息，就举荐他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担任西画组教授。徐悲鸿为了兼收并蓄，决定向吕凤子先生学习国画。他在拜会吕凤子时说：“吕先生，您教给我画素描，对我的西画发展有极大帮助，您再教给我画国画吧。”吕凤子说：“你已经成为西画大师了，我怎能收你这个徒弟呢？”徐悲鸿说：“能者为师嘛，您的国画成就大，向您学习是理所应当的事。”就这样，徐悲鸿在课余时间向吕凤子学习国画技法，为徐悲鸿以后的国画水准奠定了基础。

1929年的一天，徐悲鸿得知法国巴黎要举办世界博览会，正在征集美术作品进行展览，就找到吕凤子先生，请他选出画作参加展览。不料，吕凤子却婉言谢绝了。他说：“我哪里有那个水平呀！”徐悲鸿反复说服无效，没有办法，他就从艺术系的书画展览室里偷偷取走一幅吕凤子先生的《庐山之云》，寄到巴黎参加展览，却获得了一等奖。几个月后，巴黎寄来了获奖证书和奖章，徐悲鸿去送奖章和获奖证书时，才将自己私自推荐参展的事告诉给吕凤子。面对既成的事实，吕凤子也就默认了这次参展。

创始之功不可没——胡适与冯友兰

胡适1917年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冯友兰正在北大读三年级。虽说他们年龄仅相差4岁，但冯友兰总是以学生自居。

他们都属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先行者，为我国哲学史的研究进行了筚路蓝缕的开创性的工作。然而这也是他们的分歧的开始。

1919年胡适出版了在北大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论述了先秦时代的哲学面貌，但下卷一直没有问世。冯友兰在1931年到1934年间，分别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对先秦到清末两千多年中中国哲学的演进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冯友兰在自己的著作中，通过独立思考，将孔子作为中国哲学的源头，与胡适倡导的从老子起步恰恰相反。这就涉及孔子与老子孰先孰后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道家还是儒家的问题。在1930年胡适与冯友兰的这种意见分歧，也是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梁启超、顾颉刚、钱穆都支持冯友兰的观点。

当时，胡适发表了《与冯友兰先生讨论老子问题》和《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等文章，提出与冯友兰商榷，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冯友兰也发表了《老子年代问题》和《读“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答胡适之先生》予以回应。在当年学术争鸣很宽松的气氛中，他们之间并没有因此而结怨，胡适不失身份地表示：冯友兰的观点不能使他“心服”，“若有充分的证据使我心服，我决不坚持老子早出之说”。

在胡适到了台湾之后，他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开始对留在大陆的冯友兰采取情绪化的否定态度。他没有确凿的证据推翻冯友兰的“孔子早出说”，却顽固地坚持他的“老子早出说”，甚至以一些道听途说的谣言来攻击冯友兰，显得有失大师风范。

冯友兰与胡适的观点不同，但他并没有否认胡适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功绩。他认为他的“哲学史”是“因为后来者可以以先来者为鉴，从其中取得经验教训”；“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近代化的工作中，胡适的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第98节：心有灵犀一点通——胡适与吴景超

心有灵犀一点通——胡适与吴景超

社会学家吴景超，字北海，生于1901年，安徽歙县人。1915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3年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攻读社会学，于1928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和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财经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授。

吴景超在清华读书时对胡适很敬仰。当年胡适倡导新文学革命，思想激进，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很大。在美国留学期间，吴景超开始与胡适通信。他将胡适尊为师长，吴景超写的文章也常寄给胡适审阅。当时，他们的思想观点一致，特别是在国共两党的问题上，几乎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更增加了他们之间的默契。

1932年5月，胡适邀集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翁文灏等几个朋友，发起成立“独立评论”社，创办了一个专门谈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吴景超也被邀请参加，并且捐赠经费30块大洋。在十几个成员中，他年龄最小，捐赠也少，属于“独立评论”社的“小字辈”。当时，他们每周聚餐一次，以胡适、丁文江、蒋廷黻为首的几位高谈阔论，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吴景超出席聚餐时，认真聆听胡适等人的高见，眼界大开。有时他有些疑问，向胡适请教，都能迎刃而解，使他思想豁然开朗，因此对胡适更加崇敬。胡适对吴景超也很器重。1933年冬天，《独立评论》开展“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时，蒋廷黻、丁文江公然迎合蒋介石的意愿，主张中国实行专制独裁。胡适却希望蒋介石实行美国的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专制。在持续一年多的讨论中，吴景超坚决地站在胡适一边，所发表的观点深得胡适的赏识，不久他就将吴景超安排为《独立评论》的编辑。

1935年冬，吴景超奉命离开清华，随翁文灏、蒋廷黻到南京行政院任职。吴景超举棋不定，就去找胡适请教。胡适当即表态支持他到政府任职，并鼓励他要“遇事敢言”，做到“教育领袖”的程度。1948年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发行金圆券失败，胡适向蒋介石举荐吴景超协助解决善后问题。但这次吴景超对胡适的举荐并没有遵命，原因是在20世纪30年代，吴景超在南京政府任职时，与翁文灏相处不睦，他不乐意去帮助翁文灏去收拾残局。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胡适很关心吴景超的未来，专程派人给他送来两张飞机票，希望吴景超与他一起飞到南方，可是吴景超被婉辞拒绝。他奉劝胡适也留下来，未能如愿。

心灵默契，诗句传情——胡适与杨振声

胡适与杨振声既是师生又是同事。杨振声，字今甫，山东蓬莱人。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两年后胡适到北大任教，年长于胡适一岁的杨振声就成了他的亲传弟子。或许是几乎同龄的缘故，胡适与杨振声相处得很投契。在杨振声和一些同学组建学生社团“新潮社”时，胡适亲临指导，对该社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五四”运动爆发时，杨振声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曾因参与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而被捕。在1919年杨振声从北大毕业时，胡适考虑到他的处境，推荐他到美国留学。

1924年杨振声归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与胡适成了同事。他们的关系更密切，经常切磋文学创作，杨振声酝酿和创作小说《玉君》时，从胡适那里得到很多启发。1931年年初北大校长蒋梦麟物色文学院院长时，胡适曾举荐担任青岛大学校长的杨振声，但未能如愿，最后还是由胡适接任。但从这件事上可见胡适对杨振声的器重。

在杨振声担任青岛大学校长期间，曾邀请胡适前来讲学。胡适从上海乘船到青岛时，海面上风浪太大，轮船不能靠岸。胡适就从船上给杨振声发了封电报：“宛在水中央。”杨振声接到这封电报，知道胡适已经到了青岛海边，就给他回了封电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两封电报，心灵相通，诙谐而幽默。

杨振声辞去青岛大学校长的职务后，回到北平，恰巧胡适应《大公报》之托，组织知名学者撰写“星期论坛”，胡适就将杨振声列为其中的一员。1937年年初，杨振声和胡适创办《文学杂志》，共同携手振兴新文学。抗战胜利后，杨振声从西南联大回到北平，主持北大复校回迁事宜，为胡适接任校长做了很多繁杂而细致的工作。他们配合默契，殚精竭虑，对北大的复校颇有贡献。

第99节：师生、朋友和论敌——胡适与瞿秋白

师生、朋友和论敌——胡适与瞿秋白

胡适与瞿秋白的交往时间不长，但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既是师生，也是朋友和论敌。

胡适与瞿秋白都是1917年到北京的，当时胡适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瞿秋白在北京俄文专修馆读书。那时胡适倡导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齐名，瞿秋白曾到沙滩的北大听过陈独秀和胡适的课，也算是有师生之缘的。

他们的个人接触是在1923年的夏天。当时胡适因身体的缘故，到杭州的烟霞洞休养。而此时的瞿秋白刚刚接受中共中央机关的委托，参与主持理论宣传和筹办上海大学工作。他在广州出席了中共三大之后，到杭州传达三大精神。听说胡适正在烟霞洞休养，于是专程前往拜会。

两人见面时，瞿秋白提及在北大听胡适讲课的情形，对胡适以师长相称。而胡适素来喜欢与年轻人交往，对瞿秋白十分热情和重视。事后，胡适主动向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推荐瞿秋白。瞿秋白回到上海后，接受了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小百科全书》的任务。接着瞿秋白在自己主持的上海大学邀请胡适来校演讲，胡适慨然允诺，在10月离开烟霞洞时取道上海，为上海大学的学生作了《科学与人生观》的演讲。

然而好景不长，1924年8月，瞿秋白出于自己所肩负的党的使命，为了使得马克思主义能够站住脚跟，发表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针对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的妥协本质提出了批评。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点到胡适的名字，也没有遭到胡适的反驳，但他们间的友谊也就因为思想分歧而中断。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改组内阁，废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对此，胡适写信给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反对驱逐溥仪。事后他还拜会溥仪，倍加安慰。1925年年初，胡适出席段祺瑞召开分赃的善后会议，也激起瞿秋白对他的不满。瞿秋白在《胡适之与善后会议》一文中，严肃地批评了胡适的错误，两人的交往也告结束。

奖掖史学才俊——胡适与吴晗

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出身贫寒，但聪颖好学，从小就展露才华。为了继续深造，在宗亲的帮助下，他于1929年进入上海的中国公学社会历史系读书。当时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是新文化的倡导者胡适。他在繁忙的校务工作之余，还讲授《中国文化史》。吴晗选修了这门课程，对胡适的学术造诣非常敬佩，每次听课他都坐在最前排，听得十分认真、专注。特别是胡适主张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更成为吴晗研究历史的遵循之道。1930年吴晗运用这种治学方法，写出了一篇题为《西汉的经济状况》的论文。他怯生生地将这篇论文呈送给胡适，请求指正，胡适对论文中的精辟见解给予肯定，并鼓励他继续埋头读书，掌握大量的文献资料，写出更有见地的论文来。

不久，胡适到北平清华大学任教。1930年年末，吴晗想转学到燕京大学就读，考试时因英语成绩不及格，未能如愿。只好暂时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当临时馆员，以便维持生计，来年再考。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他饱读史籍，于1931年年初写成了《胡应麟年谱》。他将《胡应麟年谱》寄给胡适，请求批评指导。胡适读了这篇《胡应麟年谱》，对吴晗的小心求证非常赞赏，特别是对于胡应麟的卒年，吴晗考证为卒于明代万历三十年，享年52岁。这与胡适大胆假设的胡氏卒年50岁，相差无几。胡适从这篇论文中进一步看到了这个青年的才华和希望，于是马上就给吴晗写信，约他有时间来面谈，进行指导，并建议他研究明史。

1931年暑期，吴晗被录取为清华大学史学系插班生，可是吴晗家庭生活拮据，无力资助他继续读书。胡适得知此种境况，就将吴晗写的《胡应麟年谱》寄给清华大学校长翁文灏，建议校方给予吴晗工读的机会。翁文灏旋即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及史学系主任蒋廷黻协商，商定让吴晗在历史系整理清代档案，每天工作两个小时，这就解决了吴晗的学习费用。胡适对吴晗及时伸出援手，成就了一个青年学子的宏伟理想，也为我国史学界培养了一个史学新星。胡适对他给予了厚望，曾书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勉励吴晗，将自己“训练”成“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只是后来随着时局的变化，吴晗陷于极度苦闷之中，终于在满目疮痍的大后方，看清了中国的出路，思想发生转变，走上了与胡适相反的道路，成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

第100节：是师生，也是同仁——胡适与废名

是师生，也是同仁——胡适与废名

废名，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县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同时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在英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爆发后，回故乡任教。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母校担任中文系教授。

胡适在北大三次任职期间，废名恰好在北大读书和教书。他们既是师生，也称得上是北大同仁。废名进入北大预科读书时，就对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产生了兴趣。他将自己创作的一些新诗和短篇小说，投给《努力周报》。胡适很重视培养青年人，为废名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由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建立了师生之谊。1924年1月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刊登筹办《努力月刊》的预告，废名见到这个“预告”，马上给胡适写信表示祝贺，并寄上一篇小说。遗憾的是，这份《努力月刊》没有办成，但胡适还是将废名的小说推荐给陈源主编的《现代评论》发表了。

1931年年初，废名得知胡适将被聘为北大文学院院长时，便于2月14日给胡适写信，告诉胡适这几年北大人事关系很复杂，不要接任此职。虽说胡适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对废名的赤诚相劝，还是心存感激的。

尽管他们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废名在教学和学术见解上，却与胡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废名在担任北大国文系讲师，讲新诗课之初，曾经向胡适请教这门课怎么讲？胡适告诉他按着他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诗歌卷来讲。可是废名却独辟蹊径，与老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对于胡适很钟爱的徐志摩，他却弃之不讲。但这并没有因此而影响他们的关系。

信赖、扶植与推荐——鲁迅与周文

周文是在鲁迅的关怀与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本名何稻玉，笔名何谷天，四川荥经县人，幼年丧父，中学没有毕业就投笔从戎。后来他为了摆脱封建的包办婚姻，只身到外地寻求真理。几经周折，他来到安徽，在教育厅找到个当文书的职位。在这里他结识了叶以群，经叶以群介绍加入了安徽“左联”。1932年叶以群到上海“左联”担任组织部长，周文也跟随到上海担任了“左联”组织干事。

周文到上海后，经常到内山书店看书，开始接触到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和世界名著，但这里很多书都是日文版的，读起来很困难。就与几个文学爱好者共同请了一位日文教师学习日文。他们学习完一本日语基本教材之后，仍然感到不满足。有一次周文到内山书店看书时，恰巧遇到鲁迅先生。他就冒昧地向鲁迅请教如何深入地学习日文之事。鲁迅当即为他推荐了一本《志贺直哉集》，让他边读边学，并说：“读完了再来。”鲁迅的热情指导对周文的鼓舞很大，他的日文阅读水平也提高很快。

1933年春，周文根据鲁迅倡导文艺大众化的要求，将苏联文学名著《毁灭》、《铁流》改编成大众通俗读本。这项改编提高了他的写作技巧，也坚定了文学创作的信念。同年夏天，周文针对青年作家的创作困惑，请鲁迅给大家讲了如何把握创作题材与方法的问题。在鲁迅的鼓励下，周文根据他在军队的生活体验创作了小说《雪地》，经鲁迅推荐发表在《文学》杂志上。1934年美国作家伊罗生编选中国小说《草鞋脚》时，鲁迅特地推荐了周文的《雪地》。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和日本《改造》杂志要求鲁迅推荐十位青年作家和作品时，鲁迅都将周文和他的作品《父子之间》列入其中。

周文在小说创作之余，还喜欢写些杂文。他每写一篇就请鲁迅给提提意见，鲁迅除了给予赞赏之外，还推荐给《申报》的《自由谈》。1935年周文将短篇小说结集，请鲁迅帮助出版时，鲁迅当天就给良友图书出版公司的赵家璧写信推荐，于几个月后周文的第一本小说集《父子之间》问世。

鲁迅对周文的帮助与重视不只限于文学创作，对周文的革命活动也是如此。1934年周文两次在法租界被捕，出狱后生活拮据，鲁迅则托人送钱给他，解决燃眉之急。1936年春天的一天，鲁迅要他去会见一个“故人”。见面时才知道是老朋友冯雪峰，原来冯雪峰需要一个可靠的助手，鲁迅推荐了周文，从此他就担任冯雪峰的秘书和内部交通。1936年冯雪峰以鲁迅的名义赠送火腿等物品给毛泽东，就是由周文采购和护送的。美国记者斯诺与宋庆龄、鲁迅提到访问延安的要求，也是鲁迅转告冯雪峰，由冯雪峰派周文送报告到西安向党中央请示批准的。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周文作为鲁迅的学生与其他十五位青年作家一起抬着鲁迅灵柩，为恩师鲁迅送殡。此后，周文始终以恩师鲁迅的精神激励着自己，将弘扬鲁迅精神为己任。

第101节：注意分寸的交往——鲁迅与马珏

注意分寸的交往——鲁迅与马珏

马珏是鲁迅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任教时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幼渔）的女儿，18岁时考入北大政治系。当年，鲁迅与马裕藻同为浙江乡里，又在一起任教，交往很深，经常互相走动，因而与马裕藻的女儿马珏也很熟悉。

马珏年轻貌美，在当年的北大有“校花”之称。鲁迅对这个朋友的女儿很器重，马珏曾经写过一篇《初见鲁迅先生》的文章。她在文章中曾描写鲁迅：“看他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我倒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他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在那儿想什么似的。……看见衣架上挂了一顶毡帽，灰色的，那带子上有一丝一丝的，因为挂得高，看了不知是什么，踮起脚来一看，原来是破的一丝一丝的。”鲁迅对这种充满着少女天真和调皮的描写非常欣赏，也很重视马珏的文学才华，后来每有新著出版，总要赠给这个忘年的小朋友一本。这种赠书在《鲁迅日记》中就有五十多次记述。

1934年秋，马珏毕业后与杨姓夫君结了婚，鲁迅出于尊重当时的社会风俗，就不再直接给马珏寄赠自己的著作。在鲁迅编的《萧伯纳在上海》出版后，他给梁实秋写信说：“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大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但有一本《一天的工作》，上册是给过她的，所以，将出的下册仍送她，……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可见鲁迅在与年轻女性交往时，很注意分寸和社会影响，即使是他很重视的才女，在交往时也很慎重。

关系密切的得意门生——鲁迅与胡风

胡风在1923年从《晨报·副刊》上读到鲁迅的《呐喊·自序》时，就受到了震动，从此他经常在报刊上寻找他的文章。1924年《语丝》问世后，为了读到鲁迅的文章，他几乎每期都要买。1925年的9月，胡风本来考取了清华大学英文系，可是当他听说鲁迅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消息，就放弃了清华的学籍，而进入北大预科读书。在北大，鲁迅每周有两个小时的《中国小说史》的课，这两个小时成了胡风最喜欢的课。尽管胡风有机会亲自聆听鲁迅的教导，他却觉得自己与鲁迅的距离很大，不敢去打扰鲁迅。甚至有一次他在书店碰见了鲁迅也没敢上前问候，因而在校期间他一直没有向鲁迅面对面地请教。

后来胡风退学回到家乡湖北教书时，他选取了鲁迅的《老调子已经唱完》、《无声的中国》等文章，讲授给学生们。他认为这样的补充教材，对学生们认识鲁迅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

1933年日本政府疯狂镇压左翼社会运动，正留学日本的胡风因介入日本左翼斗争被捕入狱，1933年6月，被遣回国。在上海，胡风住在司高塔路四达里的韩起家。有一天，周扬在内山书店碰见了鲁迅，告诉他胡风回到上海了。胡风的归来给鲁迅带来极大的安慰，于是鲁迅便与周扬一起去看望胡风。鲁迅向他介绍了与第三种人论争的情况，介绍了上海文坛的复杂性和左翼文艺面临的压力等，并希望他多做些工作。

胡风与鲁迅会面后，就加入了左联。不久，他就担任了左联的宣传部长，后来左联书记茅盾辞职，由胡风接任。出于工作需要和个人友谊，胡风与鲁迅的联系日渐增多，胡风也力所能及地帮着鲁迅做些事情。1934年鲁迅的杂文集《准风月谈》出版时，胡风亲自拟写了广告，为鲁迅的作品扩大影响。

1935年年底，鲁迅找到胡风，说萧军和聂绀弩都曾写信给他想办刊物，让胡风与他们协商一下。协商的结果是大家合办一个刊物。起初鲁迅拟名《闹钟》，胡风则建议刊名为《海燕》，鲁迅当即同意，并在几天后写好了《海燕》的刊名。这个刊物虽然只出版了两期就被反动当局禁毁，但它在读者中却留有相当好的印象。鲁迅多次提到，他是一头卖苦力的牛，而胡风在与鲁迅交往中却总是想方设法为这头“牛”减轻一点负重。胡风对鲁迅所求甚少，从来不要求鲁迅为他办的那种不能付酬的刊物写文章。但为了鲁迅，胡风曾有半年时间完全白尽义务地为日本人鹿地亘口译、解释鲁迅作品。胡风的夫人梅志说：“胡风……甚至把它看得比自己的工作还重要，往往是丢下自己正写的文章，按时赶到虹口区为鹿地当翻译和解说。”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鲁迅、冯雪峰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为口号，经冯雪峰授意，胡风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将这个口号公开出来，从而引发了一场“两个口号”的争论。当时刘少奇也以化名参加了论争，也是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

1936年鲁迅辞世后，胡风为日本出版的《大鲁迅全集》日文版做了逐字逐句的校订和注释，还参与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选工作。1937年他又编辑出版了分别以《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等为题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四辑，搜罗鲁迅的遗著，宣传鲁迅思想。胡风是从人格、精神、事业、思想上全面地吸收、感应着鲁迅?。后来他到湖北创刊的《七月》和在重庆改刊的《希望》，都是胡风继承鲁迅精神的标志性的结晶，从而使他成为鲁迅精神的继承者、鲁迅文艺思想的捍卫者和实践者。

第102节：先生鼓励她写作——鲁迅与陈学昭

先生鼓励她写作——鲁迅与陈学昭

鲁迅一向爱护和重视培养青年作家，特别是对勇于向旧的营垒宣战的青年作家更是这样。女作家陈学昭就是在鲁迅的爱护下成长起来的。

陈学昭，原名陈淑英。因为她很喜欢读《昭明文选》，就取了个“学习昭明”的笔名“学昭”。1923年冬，参加《时报》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征文，被评为第二名。《时报》主笔戈公振先生鼓励她“多多写稿子给他们报纸”，从此走上了文学之路。

1925年，陈学昭在北京适存中学和黎明中学找到教书的职位，并借此机会在北京大学旁听和从事散文创作。9月9日这天，陈学昭通过朋友引见，去拜访鲁迅先生。他们刚一进门，鲁迅就对陈学昭说：“三先生的好朋友来了。”鲁迅说的“三先生”是指他的三弟周建人，陈学昭曾经给周建人主编的《妇女杂志》投过稿，认识了周建人。后来陈学昭来上海后，也曾在周建人家搭过伙，鲁迅因而知道她与周建人关系密切。此后，陈学昭在北京大学听了鲁迅讲的《中国小说史略》，相互间熟悉起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上海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鲁迅和周建人都劝陈学昭到国外留学。一年半以后，陈学昭回到上海，住在鲁迅家里。有一次吃饭时，鲁迅同她谈起了“娜拉”，鲁迅问她：“你看，娜拉出走后的出路在哪里？”陈学昭很爽直地回答：“说不定只好回家去。”鲁迅对她的看法很赞赏。他几次同陈学昭谈到，做一个中国女人，要能够忍受一点打击，提防突然间从天外飞来的冷箭，要锻炼得像一个有弹力的橡皮垫子一样，坐下去它果然会压扁了些，但一放松它立刻弹起来，恢复原状，这就要坚韧。

半年后，陈学昭又要去法国求学，临行前鲁迅夫妇和他的三弟一家在“中有天”饭店为她饯行。席间鲁迅十分高兴，喝了不少的酒，也对陈学昭说了不少的嘱咐话。鲁迅告诉她：“白薇新出版了本《打出幽灵塔》写得不错。”言外之意是鼓励她多写，多实践，争取拿出自己的作品来。

1935年陈学昭回国后，去看望鲁迅先生。她给鲁迅带来一双小木鞋，这是欧洲童话里经常提到的一种民俗产品。鲁迅拿在手里反复把玩，很是喜欢。他指着书柜里的书说：“那里的很多书都是你给买回来的。”的确，她在法国时，鲁迅让她给买木刻画集，他找了很多家书店才买到了。1936年9月17日陈学昭到鲁迅家去看望他，陈学昭告诉鲁迅：“法国人用人工气胸的办法治疗肺病。”鲁迅没有在意就谈起别的事情，陈学昭没有料到，一个月后鲁迅先生却辞别了人间，这次拜会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第103节：道不同而与之相谋——鲁迅与废名(1)

道不同而与之相谋——鲁迅与废名

废名是在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与鲁迅相识的。1924年《语丝》创刊，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都被邀请为撰稿人。后经周作人举荐，废名也被吸收为撰稿人。废名在接触新文学作品之初，在思想上更接近周作人，文学上受周作人影响较深，但对鲁迅的文章也很喜欢。他于1924年发表了《“呐喊”》一文，是文坛上较早出现的一篇评论鲁迅这部小说集的文章。此文对鲁迅的《孔乙己》评价很高，称这篇小说是他最为推崇的佳作。

1925年的三四月间，废名曾两次拜会鲁迅先生，第一次，他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单独拜会鲁迅，谨小慎微，甚至连自己晚到了些许时间，也感到内疚。到第二次会见鲁迅时，交谈中鲁迅流露出忧国伤时的苦闷心情，这加深了他对鲁迅为人的理解。他开始意识到鲁迅文章里讲的一些“不干净”的话，实际上是映现着“他干净的心”。鲁迅对废名的文学才华也很重视，希望他能写出关注人生的作品。

1927年废名读了鲁迅发表在《语丝》上的《马上支日记》之后，写了篇《忘记了的日记》，文章坦诚地说出了他与鲁迅的思想差别：“我日来所写的都是太平天下的故事，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道上踏。”虽然与鲁迅的志趣并不怎么相同，但鲁迅对新文学的贡献，还是让他很景仰，并且“时常念他”。不久，鲁迅的杂文集《坟》出版时，特意赠给了废名一本。1929年鲁迅回京省亲时，废名还专程去鲁家看望了他。

1930年由鲁迅、郁达夫、冯雪峰等51人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之后，废名对鲁迅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他在同年5月出版的《骆驼草》周刊上化名“丁武”发表文章，称组织这个“大同盟”是“文士立功”的表现，言外之意他们有政治野心。两人也就彻底地分道扬镳了。

1935年鲁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选录了废名的《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等三篇，这都是废名早期的作品。并在“导言”中对他后期作品“……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表示惋惜，这也表明了他们思想上的分歧。不过鲁迅并没有因此而贬抑废名在文学画廊上的地位。

慷慨解囊，资助流亡作家——鲁迅与萧军、萧红

1934年5月，萧军与萧红来到青岛。在这里萧军完成了小说《八月的乡村》，萧红完成了《生死场》的创作。为了得到早已崇拜的鲁迅先生的指导，并使这两部小说得以出版，他们于1934年10月贸然来到上海。

到上海后，他们未能及时见到鲁迅先生。他们不知道鲁迅已遭到当局的通缉，与陌生人接触需要谨慎。鲁迅给他们的回信说见面“从缓”。这对于人地两生的萧军和萧红来说，自然是急躁而愤懑的。在给鲁迅回信时，萧红针对鲁迅信末提及的“吟女士均此不另”，表示了不满。萧红的“抗议”，使一向欣赏青年的那种充满稚气和不安分的鲁迅对她产生了好感，于是就决定与他们见面。

11月30日，萧红和萧军根据与鲁迅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内山书店。他们刚一进门，鲁迅便迎了上来说：“是刘先生和悄吟女士吗？”他们二人来不及寒暄，就被鲁迅带到附近的咖啡店。在交谈中，鲁迅先生很喜欢萧军、萧红的纯朴和爽直，而萧军和萧红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指导，更是受宠若惊，对先生的人格魅力钦佩不已。临分手时，先生又取出20元钱送给他们，更使他们觉得三生有幸，结识到最令人敬佩的文学导师。此后，鲁迅帮助他们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还为这两部小说写了序言，使得他们开始走入上海文坛。鲁迅十分关心萧军和萧红的创作，他将他们介绍给美国和日本的作家朋友，将他们的作品译成外文出版。

萧军和萧红在上海期间，得到鲁迅无微不至的关怀。萧军略通俄语，经常在霞飞路见到一些俄国人，就和他们攀谈几句俄语。鲁迅得知后，告诉他这里的俄国人都是白俄，他们中有许多告密者，会被怀疑为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革命者。要他提高警觉，不要与陌生人说俄语。还有一次，萧军、萧红和胡风在鲁迅家待到深夜，已经没有电车了。他们回家时，边说边笑，后来竟然赛起跑来，喊叫着十分开心。后来鲁迅知道此事，就批评他们太大意，要是遇到巡捕就麻烦了！

萧军的为人莽撞、粗犷，说话直率，可是鲁迅毫不计较这些，依然很关心他。在萧军的晚年还感慨地说：“我那时年轻，个性和举动都相当粗鲁，也有点狂妄。鲁迅先生胸怀博大。他不但容忍我们，还理解我们，花费心血培育我们。我们当时对先生的一番苦心理解不深，今日思之，追悔莫及！”

第104节：道不同而与之相谋——鲁迅与废名(2)

鲁迅对萧红很热情，他们相处得很和谐。萧红经常到鲁迅家来，只要萧红一来，鲁迅就很高兴，谈话的兴趣也很浓。鲁迅爱吃北方的饺子，萧红去他家时，就与许广平一起包饺子。有一次萧红在鲁家待到深夜，临走时鲁迅还特地嘱咐许广平给萧红零钱乘车回去。1936年夏天，由于与萧军的感情出现了裂痕，她决定东渡日本。7月15日，为给萧红饯行，鲁迅不顾身体发烧，设家宴宴请萧红。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消息传来，萧军悲痛欲绝。他一路小跑赶到鲁迅寓所，直奔鲁迅床前双膝跪倒，抱着鲁迅的双腿号啕大哭。接着参与了鲁迅治丧办事处的工作，还为鲁迅守灵三夜，在10月22日为鲁迅送葬时，萧军担任总指挥，在万国公墓下葬时，萧军是16个抬棺人之一。萧军代表鲁迅支持过的文艺刊物在鲁迅墓前宣誓，表示“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地插进了我们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

鲁迅逝世后，萧军参加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辑工作，还协助许广平对鲁迅遗著《且介亭杂文集》三集进行校对、付印及出版发行等工作。此外，每逢周日，他都要到鲁迅墓前献上一束鲜花来寄托自己的哀思。

鲁迅逝世时，萧红正在日本。1936年10月21日，萧红在东京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悲痛万分，写了散文《海外的悲悼》来悼念恩师。没能亲自为鲁迅送行，成了萧红永久的遗憾。

师生情，深似海——鲁迅与台静农

台静农1922年9月在北大旁听时，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但直到1925年4月，才在小学同学、鲁迅的学生张目寒的引荐下拜会了鲁迅先生。

当时同去的还有台静农、李霁野、韦素园、韦丛芜等几个安徽籍同乡，鲁迅对这几位年轻人的来访十分高兴，与他们交谈了很长时间，临别时还将他新出版的小说集分别赠送给他们。以后，这几位文学青年多次拜会鲁迅，他都十分热情，经常是谈到深夜才离去。1925年的8月，这几位文学青年来拜会鲁迅时，向鲁迅诉苦说，他们翻译的文学作品出版很困难。鲁迅说，他的译作也有没有出版的，主要是出版商赚不到钱就不乐意出版。他告诉他们，日本有个“丸善书店”，十几个大学生集资成立的。他建议这几个文学青年办一个书店，他可以为他们代审书稿，如经费不足，他可以筹措几百块钱，先印一本他的书，不要稿酬，等赚了钱，再给大家出版。这样，就在鲁迅的倡议和支持下，他们成立了文学社团“未名社”。

鲁迅在与这几位文学青年的交往中，发现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很有潜力，便鼓励他多读外国的文学作品，注意从自己熟悉的民间掘取创作的源泉。台静农遵从鲁迅的教导，从诗歌创作转向小说。他起初的创作还很稚嫩，鲁迅每次都将小说文稿仔细批阅，做好记号，与他交换意见。经台静农修改定稿后，鲁迅再推荐给《语丝》等刊物发表。在鲁迅的指导和帮助下，台静农的小说创作受到鲁迅很深的影响，因之有的评论家称台静农的小说，从内容到风格都是师从鲁迅的。在台静农的小说《地之子》出版后，鲁迅十分高兴地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称它是“优秀之作”。1934年鲁迅为良友图书公司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在选入的59篇作品中，就选入了台静农的4篇作品，足见鲁迅对他的重视和肯定。

台静农在1926年编选了一本《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收入了自1923年到1926年间的报刊发表的评论鲁迅著作的文章12篇。这是台静农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新文学史上的第一本评论鲁迅的论集。

1927年，在北大任教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是诺贝尔奖的评委。他对鲁迅的文学贡献很重视，想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就请北大同仁刘半农征求鲁迅的意见。当时刘半农与鲁迅的关系疏远了，刘半农就找到在中法大学任教的台静农，让他将斯文赫定的建议转告给鲁迅。台静农当天晚上就给鲁迅写信，恳请鲁迅答应提名参评。不料鲁迅在回信中，除了表示对刘半农表示深深的感谢之外，他还谦逊地写道：“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还有很多，“要拿这钱，还欠努力”，婉辞拒绝了斯文赫定的建议。

在鲁迅与台静农交往的十几年间，台静农收到鲁迅的信函达69封之多。这些信函有的是通报事件，如发生女子师大事件时，鲁迅写信将他们状告教育总长的事告诉给在外地的台静农；有的是请托办事，如1934年鲁迅给台静农写信，让他帮助收集汉唐画像拓本。台静农对鲁迅的委托尽心竭力地托朋求友，帮助收集。在台静农及其朋友的帮助下，鲁迅收集到南阳汉画像拓片231幅，初步编成《汉唐石刻画像集》，但遗憾的是这本画像集在鲁迅生前未能付印；还有的是以诗代信，抒发鲁迅对时局的感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妥协求和。此外还有些信函是讲谈学问，联系出版，购买图书以及家常琐事等，由此不难看出他们的关系密切，无所不谈，可谓知心的师友。鲁迅逝世后，台静农将鲁迅的信函全部交给许广平，编入《集外集》和《鲁迅书信集》。

第105节：拳拳难忘的师生情——郁达夫与刘大杰

拳拳难忘的师生情——郁达夫与刘大杰

著名文学史家刘大杰是湖南省岳阳县人，自幼父母双亡，依靠外婆抚养与资助读书。1919年他15岁时考入免费的武昌湖南旅鄂中学，半工半读，成绩仍然很优秀。1922年他考入武昌师范大学文科读书。在这里他认识了郁达夫。

1925年年初，郁达夫应邀到武昌师大文科任教。当时他已经出版了小说集《沉沦》，社会上有很大反响。学生们听说郁达夫来学校讲授“小说创作”课，都很踊跃地去听课。刘大杰本来就喜欢文学创作，听课自然非常积极，课后也经常提些问题向郁达夫请教。因此，郁达夫对这个好学的学生很重视，就越来越熟悉了。在郁达夫的影响下，刘大杰对文学的爱好更为执著。1925年冬天，师大中文系的守旧派联名反对郁达夫，他愤而辞职，离开武昌。刘大杰对学校的做法不满，也退学了。

刘大杰的成长和事业有成，与郁达夫的影响和资助有着直接的关系。刘大杰羡慕郁达夫留学日本，但自己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当郁达夫得知他的愿望后，便于1926年年初，资助他到日本留学。1930年回到上海。起初在大东书局当编辑，后来受聘到复旦大学担任教授。

1933年郁达夫移家杭州后，曾委托刘大杰与北新书局联系他的著作的版税问题。刘大杰也曾请恩师帮助他的朋友“撑一下场面”，对这样的委托，郁达夫都能慨然应诺。师生情谊，非同一般。

他们间的诗词交往也传为佳话。郁达夫的诗词造诣被郭沫若誉为“方家”，其诗词创作水平不亚于小说创作。刘大杰自幼喜欢古典诗词，读中学时就发表了一首旧体诗《卖糖儿》，受到国文老师的赏识。他们经常以诗词唱和，互表师生间的深情厚谊。1931年刘大杰曾写了首“七律”赠给恩师。郁达夫读后当即写了《读刘大杰词》：

未免三分名士气，

半生清苦理应该。

岳阳人物无多子，

乱世文章出异才。

立志勉追刘禹锡，

填词漫学贺方回。

长君一日为师友，

岁暮题诗代折梅。

诗中以唐代诗人刘禹锡和宋代词家贺铸（方回）作比，鼓励刘大杰矢志奋斗，同时也表达了师生间的深挚情谊。

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到南洋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们也常有诗词唱和，1945年因汉奸告密，郁达夫被日寇杀害。第二年刘大杰得到这个噩耗后，步恩师的一首“七律”的原韵，写了首《哭郁达夫》：

春云旧梦已如烟，

醉酒谈诗十七年。

当日谁能怨贾谊，

而今我自哭张颠。

休言湖海难逃网，

只恨文章不值钱。

窗外潇潇秋意冷，

断肠风味写吴笺。

刘大杰这首悼念诗，回忆了师生间的深厚友情和对恩师的深切思念的感情。此后，刘大杰怀念恩师，还写过三首诗悼念恩师，也可见师生情谊之深。

第106节：培养了我国第一个女编剧——洪深与赵清阁

培养了我国第一个女编剧——洪深与赵清阁

赵清阁是我国三四十年代享有盛名的剧作家，出身于河南信阳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33年到上海美专学习绘画，同时也在天一电影公司兼职，做宣传或做场记。在这家电影公司，她认识了一些左翼作家，其中给予她影响最大的就是剧作家洪深。

当时洪深已是很有名气的剧作家，他的《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桥》在剧坛上影响很大。赵清阁进入天一电影公司就在洪深手下工作，得到洪深的指导与帮助，对她投身于电影事业给予很大的鼓励。在工作中，洪深经常结合具体工作给她讲电影剧本的镜头感，蒙太奇的特征与运用，让她经常抽时间看导演拍戏，还鼓励她练习电影剧本的创作。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洪深、金山等著名戏剧家，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组成抗战演剧队。赵清阁参加了洪深领导的演剧二队，她为演剧队写些小戏、独幕剧，帮助学生剧团拍戏，还跟随演剧队到开封、武汉等地宣传抗战，慰问苏联志愿空军大队。他们的工作很艰苦，可是赵清阁却在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

抗战胜利后，赵清阁的身体累垮了，经济上也陷入窘境。洪深闻讯登门拜访，鼓励她写电影剧本。当时洪深已和大同电影公司约定，给他们写一个剧本。洪深将构思的基本思路说给赵清阁听，经过研究与商讨，由赵清阁执笔创作了电影剧本《几番风雨》。这个剧本投拍后，赵清阁被电影厂聘为基本编剧，接着她相继创作了《蝶恋花》、《自由天地》、《女儿春》等电影剧本，使她成为我国三四十年代的著名女编剧，也是我国第一位女编剧。

启蒙导师与挚友——郑振铎与王任叔

郑振铎的常用笔名是西谛，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县。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同年11月，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一起创办《新社会》杂志，开始从事文学活动。1921年与沈雁冰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主编《文学旬刊》。他与王任叔就是在编辑《文学旬刊》时认识的，称得上是王任叔的启蒙导师和挚友。

王任叔，常用笔名巴人，浙江奉化人。1920年从宁波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小学任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推动下，萌生了对新文学的兴趣，特别是刚刚成立的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更是激起他立志献身新文化运动的决心。1922年5月，王任叔撰写了一篇评论作家徐玉诺诗作的文章《对于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投给上海的《文学旬刊》。当时主编这个刊物的郑振铎读了王任叔的文章，非常赞赏，立即就签发在同月11日出版的《文学旬刊》第37期上。还在文末以编辑附记的形式，予以推荐。几天后，王任叔将自己的新诗草编成集，取名《恶魔》，寄给郑振铎，又得到了郑的赞许。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40期上选发了《恶魔》中的短诗《遣闷》，并在给王任叔的回信中表示：“此集我必尽力为谋出版，现在且先在旬刊上选登出来。”

这一年的7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应宁波教育界的邀请赴甬讲学。在这次讲学活动中，郑振铎与王任叔第一次会面，由此开始了他们间的友谊。1922年年底，经郑振铎介绍，王任叔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该会早期作家之一。

在王任叔与郑振铎的交往中，郑振铎在思想上和文学创作上给予王任叔以极大的影响，王任叔发奋写作，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就相继出版了《监狱》、《破屋》、《殉》、《阿贵流浪记》等多部作品，成为文学研究会中有成就的作家。

第107节：受到无辜的株连——胡风与绿原

受到无辜的株连——胡风与绿原

绿原，本名刘仁甫，1922年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其父是个手工业者，依靠照相和制作竹篁工艺品为生。绿原两岁时，父亲去世，13岁时母亲病故。人生的遭际并没有销蚀绿原的志气，尤其是当年燃起的抗日烽火，更是激荡着他的心。1939年他写了一首宣传抗日的诗歌，贸然地投给武汉出版的《七月》杂志。

他的这首习作写得水平有限，还带有模仿的痕迹，投寄出去之后，并没有抱什么发表的希望，可是他竟然收到一份署名“七月社”的回信，信中指出他的诗作有些概念化，缺乏生活的气息，还没有提炼成诗。最后还鼓励他“写出更成熟的作品”。当时他还不知道给他回信的编辑是《七月》的主编胡风。在以后的多次书信联系中，他才发现给他回信的总是那种十分熟悉的字体，因而断定这位编辑就是主编胡风。

1942年胡风着手编辑《七月诗丛》，入选者都是《七月》的撰稿人，如田间、天蓝、鲁藜、阿垄、邹荻帆、冀汸等人。当时，绿原正在西迁重庆的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有一天，同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邹荻帆找到绿原，将胡风写给他的信给绿原看。信中提到：绿原先生也向《七月》投过稿，现在他的诗成熟了，希望他也编选一本诗集，列入《七月文丛》。胡风的重视与奖掖使得绿原激动万分，随即选编了一本诗集《童话》寄给远在桂林的胡风先生。

第二年胡风来到重庆，绿原才有机会与胡风见面。胡风在重庆期间，他们的联系逐渐多了起来。1944年绿原和几个同学被征召，为来华参战的美军当翻译。经过受训后却被分配到“中美合作所”。绿原拿不准主意去不去，就找到胡风商议。胡风对“中美合作所”不了解，就建议他别去，并帮助绿原在川北的岳池县找到一个教书的职位。

1947年夏天以后，胡风来到上海，着手编辑《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的第二辑，收入了绿原的第二本诗集《又是一个起点》和第三本诗集《集合》。

1954年，胡风撰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即三十万言书），由此引发了对胡风的“我们必须战斗”的批判。到1955年1月，胡风决定检讨自己的错误，但胡风经常头痛，纷乱的头绪需要整治，思想的脉络需要梳理，只得求助于朋友，于是绿原、路翎帮助胡风分析认识，最后由胡风自己整理成文，写出了《我的自我批判》。此后随着批判胡风运动的深入开展，绿原也于1955年7月14日受到株连审查，被捕入狱。直到1962年6月5日才获得“免于起诉”的处理，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1980年3月胡风从成都来北京治病时，绿原和胡风才在相别25年之后得以重逢。

“一日为师，终身敬之”——何其芳与俞平伯

何其芳在1931年考入北大时，俞平伯已经是北大教授了。当时，何其芳虽然学的是哲学，但他十分喜欢文学创作和古典诗词，尤其是喜欢俞平伯的散文，因此每逢俞平伯讲授中国古典诗词课，他都去旁听。听俞先生课的学生很多，何其芳没有机会与先生单独联系，但却始终本着“一日为师，终身敬之”的古训，尊其为师长。

1952年北京大学筹建文学研究所时，何其芳被任命为副所长。此时他才与从中文系调入的俞平伯，有机会共事。俞平伯在文学研究所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校点80回本《红楼梦》。为做好这项重点工程，担任正副所长的郑振铎和何其芳，给予俞平伯很大的支持。为他选派了得力助手，提供了很多校勘资料。俞平伯也觉得工作干得得心应手，很感激何其芳等领导人的关怀。然而，好景不长。1954年9月出版的《文史哲》，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给中央政治局写信，称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又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由此学术界开展了批判俞平伯错误文艺思想的运动。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何其芳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他认为学术观点与政治思想不能混为一谈，他没有对俞平伯施加压力，也没有盲从地跟随批判锋芒冷淡俞平伯。在他的主持下，在“文研所”这块小天地里，始终保持着民主的学术空气，并针对某些不实之词深入调查研究，积极为俞平伯伸张正义。1956年“文研所”进行职称晋升时，何其芳没有因为俞平伯受到批判而影响职称的晋升，仍然提议俞平伯为一级研究员，获得学术委员会的通过。

在“文研所”共事期间，何其芳与俞平伯成为彼此信任的朋友，俞平伯偶有诗作，一般都抄录一份给何其芳，而何其芳在学作旧体律诗时，也常向俞平伯请教、切磋对仗、韵律等问题。在1977年何其芳突发心脏病逝世后，俞平伯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了篇《纪念何其芳先生》，文章称：“与其芳几十年的交往，他既是我的领导，又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知己。他给我的帮助很多，是我非常感谢的。”

第108节：给老师当红娘——丁玲与瞿秋白

给老师当红娘——丁玲与瞿秋白

著名作家丁玲于1918年在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读书时，有个很要好的同学叫王剑虹。她是个四川酉阳的土家族姑娘，思想进步，多才多艺，与丁玲有着共同的理想抱负。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她俩相约于1923年来到南京，在这里她们结识了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瞿秋白建议她们到他所任教的上海大学读书。她们到上海租了间亭子间，并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就读。在日常接触中，瞿秋白经常教给她们读俄文的普希金的诗，从词汇、语法、变格都讲解得很仔细、很认真。丁玲和王剑虹也借此机会学习俄文。对于瞿秋白，王剑虹早就读过他的一些文章，特别是他的《赤都心史》、《俄乡纪程》给她留下极深的印象。如今听了他的讲课，更是仰慕他的才华，不由心生爱慕。尤其是凭着少女的敏感，她在瞿秋白循循善诱地给她们讲解普希金诗歌时，似乎也意识到对方心底的秘密。

1923年11月间的一天，王剑虹突然告诉丁玲，她要回四川老家去。对于王剑虹突然决定回老家，丁玲觉得很蹊跷。无意间她从王剑虹的床垫下发现了一迭诗稿。平时王剑虹写了诗都拿给丁玲看，为什么这些诗稿却偷偷地藏在床垫下呢？丁玲仔细一看，原来是情诗：

他，回自赤都的俄乡，

本有潇洒更增新的气质，

渊博才华载回异邦艺术之仓。

他那学识、气度、形象，谁不钦羡、敬重？

但，

只能偷偷在心底收藏！

此时，丁玲全明白了，原来她是在偷偷地爱着秋白老师！丁玲知道王剑虹是个不轻易表露内心感情的人，也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她之所以要回故乡，就是想以此来回避瞿秋白，解脱自己没法开口表述的感情。想到这里，丁玲突然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于是抓起王剑虹的诗稿，就去见秋白老师。丁玲将王剑虹的诗稿摊在写字台上，对瞿秋白说：“我拾到几篇诗稿，欣赏不了，特地向老师请教。”瞿秋白拿起诗稿，知道是王剑虹所写，也不免有些激动。这时，丁玲也看透了瞿秋白老师的心事，就说：“瞿先生，剑虹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现在只有您能留得住她。你们将来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愿意你们幸福。”这时瞿秋白也激动得握住丁玲的手说：“我谢谢你！”

1924年1月2日，瞿秋白与王剑虹举行了婚礼，遗憾的是，他们结婚仅仅半年，王剑虹就因肺病不治而去世。

相携相助的师友——朱湘与徐霞村

朱湘是与闻一多、徐志摩齐名的中国现代诗人。徐霞村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1925年他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时就结识了朱湘。1924年，在清华读书的朱湘因带头抵制学校早餐点名制度，被学校开除。朱湘便依靠写作和翻译外国作品，赚取稿费为生。他出版了诗集《夏天》，还经常在《小说月报》和《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这在文学爱好者眼中是很令人景仰的。1925年夏天的一天，爱好文学的徐霞村经一位黎姓同学的引荐，拜会了仅比他年长三岁的朱湘。

他们一见如故，觉得非常投缘。几天后，徐霞村将自己试译的两篇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拿给朱湘看，朱湘很仔细地、逐字逐句地加以校阅，给他提了很多指导性意见。从那时起，徐霞村就成了朱湘家的常客。他们在一起切磋文字，研究学问，在朱湘的帮助和指导下，徐霞村的外文翻译水平提高很快，到1926年就经常翻译一些欧美作家的作品投稿了。因此，徐霞村一直尊朱湘是他“从事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指路人和启蒙老师”。

1926年春，朱湘曾参与新月社在《晨报》创刊《诗镌》的工作，徐志摩担任主编，朱湘任编委。不料，出版了几期之后，朱湘就声明与《诗镌》脱离关系。事后，徐霞村拜会朱湘时，问及此事，朱湘仍愤愤地说：“徐志摩利用编选的权力，搞文人间的互相吹捧，这种市侩作风，我是不能容忍的！”自此以后，朱湘在新月社的同仁中，只与闻一多保持着友谊。同年夏，清华换了曹云祥当校长，朱湘的同学罗念生和孙大雨向校长反映情况说，朱湘一向品行很好，建议恢复朱湘的学籍。曹云祥随即向有关教师了解朱湘的情况，大都反映不错，就批准朱湘复学了。

1926年年底，徐霞村在上海的姑父病重，姑母来信要他来上海帮助照料一段时间，然后资助他到法国留学，他马上去征求朱湘的意见。朱湘听了很高兴，非常支持他到法国去。在徐霞村去上海前，朱湘主动给上海《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写了封举荐信。郑振铎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约他给《小说月报》写稿，还被聘为欧洲通讯员，要他把一路见闻记录下来，陆续寄回国内发表。后来徐霞村的许多小说创作和翻译的长篇小说，都是在《小说月报》发表的。

1927年5月，徐霞村赴法国留学，不久朱湘则去美国留学。他们先后于1928年和1929年回国。朱湘回国后，在安徽大学外文系任教，后因他举荐上海文艺界的友人来校任教，校方没有接受，他则愤然辞职。从此失业，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1931年11月的一天?面容憔悴的朱湘来到北平的徐霞村的家，提出借150块钱。徐霞村将这些钱交给他时，他却很严肃、认真地说了声“谢谢”，徐霞村为此十分同情他的处境，觉得很难过。送他到大门外，给他雇了辆人力车，一直目送他消失在夜幕里。不料，在1933年12月，他就从上海《新闻报》上看到朱湘于12月5日投水的消息。

第109节：拜师学诗——苏曼殊与章太炎

拜师学诗——苏曼殊与章太炎

苏曼殊，本名苏戬，又名元瑛，曼殊是他的法号。他父亲是旅日侨商，母亲为日本人。1902年从东京早稻田大学预科转入成城军校学习军事，并参与发起成立革命团体青年会。1903年回国宣传革命，并削发为僧，依然为宣传革命而奔波，因而被称作“革命和尚”。苏曼殊多才多艺，精通英、法、日文，也擅长绘画。他的绘画，融合中国画、西洋油画和日本画的特色，兼采众长，风韵独标。

他与著名学者章太炎相识，是在1906年他再次回到日本时，恰巧与来日本参加同盟会的章太炎租赁在同一所住宅内。当苏曼殊得知章太炎不仅是位革命者，还是一位国学大家时，就想拜章太炎为师，学习中国诗词。他总想效法古人绘画时题上诗词，相得益彰地增强绘画的意境，同时也可以抒发自己慷慨激昂的感情。但他在日本长大，一直苦恼于国学功力不足。如今有机会与章太炎相识，就主动提出拜师学诗。章太炎知道他的汉学功力不足，就告诉他学诗要从读诗起步。于是就选了几本诗集给苏曼殊，让他熟读和领会诗的要旨。此后，苏曼殊竟然有两个月，除了吃饭外，没有出屋，将自己关在屋里苦读。

章太炎得知他如此苦读，如此专心致志，就赶快去看望他。苏曼殊将自己的一摞诗歌习作拿给他看。章太炎读着这摞诗作，不住地点头称赞。最后章太炎说：“曼殊，按你的天分、禀赋和性情，与诗最接近。你的诗写得相当不错，你成功了！”

1907年的秋天，苏曼殊与章太炎准备结伴到印度朝圣，深造佛学，但因资金筹措不足，只好作罢。

1909年的夏天，苏曼殊在杭州时，收到一封匿名信，警告他不要再与叛徒刘师培夫妇沆瀣一气，否则将要得到可悲的下场。刘师培是苏曼殊在日本时结识的朋友，是同盟会的盟员。1908年他提议改组同盟会，被拒绝，随即变节。革命党人发现苏曼殊与刘师培关系密切，才对他发出警告。此事惊动了章太炎，立即为苏曼殊辩诬。他在辩诬书中称苏曼殊是“独行之士，从不流俗……凡委琐功利之事，视之蔑如也”，“元瑛可诬，乾坤或几乎息矣”。章太炎的辩诬为苏曼殊化解了革命党人的怀疑，免除了一个祸端。

“世寿所许，定当遵嘱”——李叔同与丰子恺

漫画大师丰子恺是浙江崇德县（今桐乡）人，原名丰仁，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国文老师给他取了个“子恺”的号，后来就以这个名字传世了。

丰子恺从小就聪颖好学，很小就显露出艺术天分。1914年他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遇到了多才多艺的老师李叔同，使得他心灵里的艺术种子获得了萌发的雨露与土壤。

李叔同在浙江一师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师。他教学严格认真，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教图画时，他不像以前的老师那样让学生照猫画虎地临摹画作，而是教给学生用炭笔画石膏模型素描或到野外写生。在李叔同的指导下，丰子恺绘画水平提高很快，深受老师赞许。李叔同建议他多学国外的绘画艺术，可是丰子恺在学校学的是英语，英语画刊在国内几乎没有。于是李叔同建议他学习日语：“日本画坛很活跃，出版的书籍、画报也很有水平，你要是想学日语，我可以教你。”在他的谆谆教诲下，丰子恺的日语水平提高很快，仅仅一年，就可以用日语对话了。

1918年春天，李叔同请来中国观光的几位日本画家，辅导丰子恺在西湖写生。这几位画家看出丰子恺的艺术天分，建议他到日本留学，深造绘画艺术。这一年的7月，李叔同决定出家了，在13日这天李叔同让丰子恺等三个得意门生，送他到虎跑定慧寺，从此成为弘一法师。这件事对丰子恺触动很大，恩师告别了红尘，今后的路就要靠自己走了，于是在1921年就东渡扶桑去学习绘画。一年后回国，和几个朋友到上海筹办立达中学。

1927年弘一法师云游上海，住在丰子恺的上海江湾寓所。他们商定合作绘制《护生画集》，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配诗，其创作动机是劝人行善，戒除杀机。在1929年弘一法师50岁生日前，丰子恺画了50幅画，由上海开明出版社出版了《护生画集》第一集，以祝贺弘一法师的50岁生日。1939年将近弘一法师60岁生日时，丰子恺正避居广西宜山。但他不忘恩师的嘱托，陆续绘出60幅画，出版了《续护生画集》，以庆祝恩师的60岁寿辰。正在泉州的李叔同为他的画题了偈，并给丰子恺写信说：“朽人70时，请仁者作护生画第三集，共70幅；80岁时作第四集，共80幅；90岁时作第五集，共90幅；百岁时作第六集，共百幅。护生画集功德于此圆满。”这本画集出版后的1942年，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间，丰子恺不负恩师重托，于1949年、1960年、1965年和1973年先后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三集到第六集的创作，终于在他逝世前绘制完《护生画集》的一百幅画。特别是第五集是在“文革”时期，丰子恺以极其保密的方式绘制，终于兑现了自己对恩师“世寿所许，定当遵嘱”的诺言。1978年广恰法师将《护生画集》的手稿收集在一起付梓印行，遗憾的是丰子恺本人并没有看到这套画集，就驾鹤西游了！这套《护生画集》在1993年由深圳海天出版社正式出版，使得丰子恺50年的辛勤创作有了一个圆满的归宿。

第110节：不骂不相识——章太炎与黄侃

不骂不相识——章太炎与黄侃

章太炎是国学大师，黄侃是他的门生。两人俱精通音韵，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被誉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世称“章黄二学”。

他们的相识完全出自偶然。1905年黄侃经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推荐，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而当时的章太炎因在国内号召革命排满，剪掉辫子，遭到清政府的迫害而遁居日本，担任《民报》总编辑，并创办国学讲习所，传授国学。

黄侃到日本后，租住的公寓里住着好几位中国人。他向来孤傲自恃，轻易不与人交往，也不认识住在他楼下的章太炎。一天夜里，黄侃要解小便，他根本不去楼下的厕所，而是站在窗台上就地解决。章太炎喜欢在夜深人静时读书，突然窗外撒下一泡尿来，正值夏天，开着门窗，一股臊腥味扑鼻而来。他素来脾气火暴，以骂人闻名，被人称作“章疯子”。章太炎破口大骂，将楼上的撒尿人骂个狗血喷头。殊不知，黄侃也不是个省油的灯。虽然理亏，却不愿认错，反而不甘示弱，以国骂回击对方。双方骂了好几个回合，直到其他的住户出面相劝，才偃旗息鼓了。第二天，有个邻居告诉黄侃，昨夜跟他对骂的是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才觉得自己的唐突，便到楼下主动致歉。从此他们就“不骂不相识”成了朋友。时隔不久，黄侃的母亲患病，他想回国侍奉母病，就向章太炎请教回国后怎样学习国学。章太炎给他推荐了几位国学学者，黄侃都没有答应。章太炎见此，就说：“你要是不急于回国，我可以指导你。”话一出口，黄侃就给章太炎叩头，拜他为师，深造国学，后来成为章太炎门下最为得意的大弟子。

1915年冬，袁世凯筹谋称帝时，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软禁于东城钱粮胡同徐家宅院内。在北大教书的黄侃得知恩师被软禁，便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见到章太炎生活寂寞，还以“问学”为借口，留下来伴宿。黄侃白天到北大教书，晚上则与老师谈论学问。直到几个月后，由于警察干预，不准客人来访，黄侃才不得不离开恩师。黄侃从袁世凯篡权复辟这个事件，进行反思，认为“革命功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是以国祚屡斩而不殊，民族屡危而复振”，而“存国故，植邦本，固种性”，乃是“报国自请之具”，因此他埋头国学，不再过问政治。

黄侃目中无人，恃才自重，但对恩师章太炎却特别尊敬。在与章太炎交往的二十多年间，始终是执弟子礼。对于当时的几位资深学者，他多有不恭，而对章太炎先生则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偶尔有人背后议论章太炎先生，他就据理反驳，极力维护恩师的声誉。章太炎对黄侃的才华很器重，很认真地传授学识，提拔奖掖，认为黄侃是“举世罕与其匹”的学者。

黄侃闲暇时喜欢作诗，一旦成章就拿给章太炎，请求恩师指导。章太炎往往是给他写信点评。黄侃对老师的每封信都特别珍视，全都裱糊成册页珍藏。

每逢新年或章太炎的寿诞之日，黄侃都要到章家叩贺。在章太炎60大寿时，黄侃还专程从北平到上海为老师祝贺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