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引子

- 开国肇始（1）

- 开国肇始（2）

- 开国肇始（3）

- 开国肇始（4）

- 开国肇始（5）

- 开国肇始（6）

- 开国肇始（7）

- 建国画报（1）

- 建国画报（2）

- 建国画报（3）

- 建国画报（4）

- 建国画报（5）

- 建国画报（6）

- 建国画报（7）

- 建国画报（8）

- 建国画报（9）

- 建国画报（10）

- 立国宪章（1）

- 立国宪章（2）

- 立国宪章（3）

- 立国宪章（4）

- 立国宪章（5）

- 立国宪章（6）

- 北平盛会（1）

- 北平盛会（2）

- 北平盛会（3）

- 北平盛会（4）

- 北平盛会（5）

- 北平盛会（6）

- 北平盛会（7）

引子

引子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进京。6月中旬在北平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下旬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东方红太阳升，新中国成立了，时称开国盛典。

60年过去，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闻处摄影科科长吴群回忆，当年完成摄影报导工作形成的纪念出版物主要有4项：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摄影》，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

3.《“新中国画库”第一种——“开国大典”》摄影集，

4.出版了一期《开国大典》画报。

虽然吴群的归纳不太准确并有欠缺，但是可以反映新中国的开国书刊实在不像现在想像那样多，无论种类和数量，都显得太少了一点。60年前，当新中国像一个婴儿刚刚诞生时，除了北京、上海等解放不久的大中城市，许多刚解放地方的正常秩序还没有恢复，新生的政权筹备立国，一切事情千头万绪，许多民众、干部甚至是在几个月后才获知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何况一些单位与地方缺乏物资，还不具备及时大量宣传的条件；另外，新进城的解放者没有太多的规矩与讲究，不少旧社会的过来人还在观望等待。新中国的开国盛典，其实是既要喜庆热烈，又要确保安全，既公开又保密……各种原因凑在一起，就使得不少书刊甚至没有作出反应，使得今天可以看到的开国书刊十分有限。

当年，为了庆祝和纪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除报纸外有三大宗开国纪念品，一是纪念刊，一是纪念章，一是纪念邮票与邮戳。其中，由“开国盛典”筹备组织部门制作的具有权威性的只有一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据收藏界发表，当时制作的新中国“开国纪念章”有几十种，不论形制如何，按照徽章的铭文，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纪念章”三类。当时，还发行了一套纪念邮票，主要在北京使用了庆祝纪念邮戳。另外，有一些地方、单位自行制作了纪念书刊和笔记本。

为了纪念新中国诞生60周年，本书搜集借鉴了近百种开国老书刊，以此为引导追溯了新中国开国的一些世象往事。何为新中国的“开国书刊”？前人并没有定义。本书为此作了一个限定：其一，具有庆祝纪念新中国诞生的意义；其二，出版时间在1949年10月1日前后半年内，只允许个别例外，也必须紧密与开国大事相关并具有最早或唯一性； 像以10月1日为圆心向外推，圆点是一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刊》，最外圆有1953年的《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资料》。

回眸新中国开国老书刊，本书涵盖开国会刊、开国画页、开国文献、开国会议资料、开国杂志、开国丰碑……共10章50节，就像搭起了一座时光隧道，把新中国的开国盛典重新拉到我们的眼前……

新中国诞生在1949年9月21日开幕、30日闭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骄傲地宣告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9月30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宣言，宣告了“全国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紧接着，朱德在闭幕式上代表会议庄严地宣告：“我们全体一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当晚的闭幕式上第一次奏响了开国礼炮和《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升起了五星红旗；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庄严隆重地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新中国的开国盛典极为盛大、非常圆满。60年过去，当我们赏读新中国开国的老书刊，一幅幅往日图画和一页页旧时文字，好像那时的盛况又来到了眼前，让我们一起来品味新中国开国的历史细节，欣赏60年时空交错的美感。

开国肇始（1）

第一开国肇始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晚8时许，北平街头突然响起了“号外！号外！”卖报声，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进入京城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全城。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工农的救星来了！”。 4月，东北书店出版了以东北日报1948年7月7日社论为书名的《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我们打败了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并正在打败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中国最后一个大独裁者蒋介石。中国人民的力量，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强大，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已经为期不远了……一气完成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任务。” 决心“迅速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毛主席率领中共中央，与从香港、上海和南洋等地请来的各党派、各团体、各界各业的进步民主人士会聚北平，于 6月15日晚7时40分在中南海勤政殿揭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当时简称“新政协筹备会”）的序幕，开始紧张地筹备开国盛典，新中国即将诞生了。

1 新中国开国序曲

1949年6月28日，在香港出版的由乔冠华、龚澎夫妇主办的英文杂志《中国文摘CHINA DIGEST》6月号，办成了“庆祝新政协筹备会与上海解放”专号，封面是醒目的“NEW PCC-FORERUNNER OF NEW CHINA（新政协——新中国的前兆）”大红标题，压题是“解放号专列驶入上海北站”大幅照片：一列解放区的火车冒着蒸汽徐徐开来，车头挂着“上海解放号”大字标牌，装饰着红旗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画像，月台上挤满了欢迎的人山人海。内页发表了“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庆祝文章，刊登了毛泽东的致辞照片以及译成“中国——从东方初升的太阳”的“开幕辞”，摘发了朱德、郭沫若、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陈嘉庚的讲辞，还有上海解放的精彩照片……到9月下旬，又从香港向新中国发出了开国贺电。

■■■ 新纪元开始

1949年6月15日晚7时40分，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会场布置得朴素而庄严，主席台装饰着6面解放军军旗，在12个方柱上排列着60面红旗，紫色幕布下排成弧形议席，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区农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共23个单位134人，除解放军一律着军服外，或农家裤褂，或制服、西服、中山装甚而长袍马褂……开幕式不设主席团，大家都坐在台下，只在前方摆一张讲台。当毛主席、朱总司令偕同李济深、沈钧儒等进入会场时，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含笑答礼就坐主席台右前排第“一〇一”号，朱总司令坐“一〇二”号，周恩来坐在毛主席的右首。

当周恩来宣布“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会场掀起热烈的掌声，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和陈嘉庚，依次走上台去发表了极富开国意义的“讲辞”。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即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

开国肇始（2）

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确定了参加“开国盛典”的代表资格、单位人选以及筹备会的使命“负责进行新政治协商会议之一切筹备事宜”。

新政协筹备会从15日到9月20日，一共召开过8次全体会议，顺利完成了召开开国盛典的全部准备工作。毛主席与陈嘉庚在开幕式致讲辞最后，不约而同都喊出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口号。据胡乔木回忆：1948年以后中共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著作里已经多次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 是后来才改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他们都没有料到，筹备会上喊出的新国名后来在开国盛典上争论得还挺热烈。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隆重开进古都北平，到2月3日又隆重举行了正式的入城式，为京人留下了两次入城式的印象。这天９时30分，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等与傅作义代表郭宗汾、周北峰等登上前门箭楼，10时，４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整个北平城便沸腾起来。挂着红色指挥旗的指挥车由永定门向前门开来，后面是４辆载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巨幅画像的大卡车，跟着整齐的军乐队、装甲车队、炮车队、骑兵和步兵……骑马上还有一位女军人，121师供给部政委老红军吴朝祥骑着高头大马，雄纠纠，气昂昂；一路北进到箭楼接受检阅，再向东交民巷使馆区挺进，浩浩荡荡威武绕过东单临时飞机场、东单牌楼、东四牌楼、北新桥、太平仓，与另一路西直门入城部队会合，然后折向南，经西四牌楼、西单牌楼、西长安街、和平门、骡马市大街，由广安门出城，一直走到下午４时。首长们在城楼上俯瞰红旗招展、坦克滚滚、军号嘹亮、炮车隆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不会不感到在这古老的北平城召开群众大会，城楼上是天然的主席台、是理想的检阅台。

回忆天安门，1919年五四运动时游行示威其实是在马路上；1926年，召开过“三·一八国民大会”，主席台设在金水桥前。1928年，北伐军在天安门前召开庆祝大会，著名报人徐铸成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感慨过：“回忆二十一年前国民党军‘底定’京津，亦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群众不过数千人……吴稚晖代表中央致词，忆有‘你不好，打倒你，我来干，不要来而不干’之精语。”岂不知21年后天安门已经换了主人，恰好是“你不好，打倒你”。

1949年7月1日，在先农坛体育场隆重召开的第一次公开纪念党的生日大会，中途突降暴雨，看来那里不适合大型集会；7月7日下午8时，北平各界20万人冒着濛濛细雨又云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大会，同时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天安门城楼第二次作为群众大会的主席台。当毛主席在周恩来陪同下忽然出现在城楼上，城楼上下“毛主席万岁！”口号又如波涛声涌；毛主席在城楼上高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等口号……接着检阅了下面的群众队伍。这次，应当是毛泽东有生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在皇城上接受军民群众的欢呼。书载，离10月1日只差一个月时，周恩来还在考虑阅兵式是在西郊机场，还是在天安门广场？——然而，历史已经作好了铺垫，历史选择了天安门。

2 举国庆贺　八方献礼

1949年9月20日新政协筹备会顺利结束，接着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9月23日《人民日报》发出特讯：“……北平市各机关、

开国肇始（3）

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共二十五个单位已于二十日集会……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当天举行庆祝大会、部队阅兵、群众示威游行，并在当天夜晚举行提灯大游行”。

开国盛典会议新闻处编辑出版了会内刊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刊》（以下简称“新政协会刊”），从开幕的9月21日到10月1日每天出1期，10月10日出版了最后的第12期，内容包括会议小结、名单、议程、发言等，还刊出了28幅照片，虽然没有会后精工细作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厚重精美，但是多了一些“花絮”，具有特殊重要的时效，是最名符其实的“开国刊”。 庆祝开幕的一句总结性祝语，“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于昨日下午七时在北平开幕……” 使“开国盛典”这个精彩的概括在建国初期广泛传布开来。

■■■ 中南印刷厂

解放军入城后，中共北平市委请示中央后命令一些反动报纸停刊，其中有一份《北平新报》。1949年7月1日，接管后的《北平新报》划归人民政协庶务处领导，马上承担了新政协筹备会的印刷任务，变成了中南印刷厂。9月20日，厂长吴永英受领了印刷新政协会刊的光荣任务，立即向全体职工紧急动员。虽然铸字房只有1个领班2个见习生、装订房只有2个技工，但是不分干部和工人一齐上阵，有的人劳累得病倒了，有的人疲劳得靠着墙就睡着了……会议开了10天，就整整忙碌了10多个昼夜，只在第8天因为实在忙不过来，才把已经印成的会刊拿到新北平印刷厂去装订。就是这样一家只有5架机器4名技工的旧报小厂的39名职工，成为了新中国开国的无名英雄。

■■■ 重回记忆的绒绣精品

开国盛典第6天，9月26日《新政协会刊》第六期刊登了首幅照片——上海艺术家石金虎和刘佩珍合作敬献的毛主席绒绣像。绒绣，发源于欧洲，在20世纪初传入上海和烟台，在上世纪30年代诞生了刘佩珍、高婉玉、张梅君等中国早期的绒绣艺术家。上海第一针艺厂，是解放初有名的专业绒绣工厂；石金虎是有名的油画家，据说签订中苏友好协议送给斯大林的肖像就是他的画作。石金虎画图，刘佩珍刺绣，一起向开国盛典献上了毛主席绒绣像。 随着上海世博会即将召开，绒绣大师刘佩珍重新回到人们记忆中来。几年前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挖掘到一批精美藏品，其中就有一幅刘佩珍的绒绣《西斯廷圣母》。据说，上世纪50年代，这幅精品代表中国参展莱比锡国际博览会，甚得好评。

■■■ 开国献花的北海幼儿园

“开国盛典”第五天，北平市民主妇联筹备委员会和内蒙古人民代表团在会议中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及全体代表献花致敬：市妇联4个女同志带着北海幼儿园的6个儿童，将3个大花篮献给了人民领袖和全体代表；这6个小儿郎成为开国盛典年龄最小的“大人物”。

开国肇始（4）

北平解放后，进城的干部子弟一下子多了起来，急需托儿所幼儿园，幸有延安来的于陆琳主动挑起这个担子接管了原社会局幼儿园，因为地方太小，又相中了北海公园后门附近的先蚕坛，到处化缘求助，找到梁思成指导助教张昌龄设计了北海幼儿园，向李富春要了木材、水泥和油漆等建筑材料，乌兰夫支援了几百只牛羊，陈毅、刘晓帮助解决了设备和生活用品，贺龙和大连市委支援了衣料布料……铁道部滕代远免费托运，只花几个月就建起了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北京第一所大型现代化的全日制幼儿园。

■■■ 四面八方的贺电与献礼

开国盛典从开幕前就不断收到四面八方的贺电，林彪与四野的贺电占了前2名。最早的是8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全体指战员给新政协筹备会的贺电，第2名是“第四野战军、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邓子恢率全体指战员同贺”的贺电。到闭幕式一共收到国内贺电342份。

开国盛典一共收到88面贺幛、锦旗，还不包括新疆代表团的献礼。有文章说在开幕式上“赛福鼎代表维吾尔族人民向毛主席敬献维吾尔长袍和花帽”，其实是在9月24日“大会第4天的活动”中，毛主席披上了一件 深绿色丝制的“图马克”，换上了一顶 “多普”，而几天前新疆通电和平解放，就是最好不过的开国礼物。

3 开国人物政协代表

新中国“开国盛典”，一共662名开国代表，会后新华书店出版了一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访问记》，刊出662人中不少是工农兵。开国代表中，年纪最大的当年高寿92岁，其次两位83岁，一起并为“新政协”三老：

“特许只列其名”的两朝将军萨镇冰——9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张鼎丞转告邀请他参加新政协会议“因他年高，特许他列其名不到会……”萨镇冰复电：“……唯衰烛之躯难胜长途跋涉，弗能参加盛会，特电道歉……”

蒙光绪帝召见与毛主席同游的张元济——致力于教育、出版和实业，把一生献给了商务印书馆，10月1日登上了天安门，在众多开国代表中是唯一当面与光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谈过话打过交道的人。

从美国归来的洪门掌门人司徒美堂——一位身着中山装的大胡子老者，年老脚跛行走困难。周恩来特别吩咐大会秘书处准备了一把大藤椅，把他抬进了会场。老人高兴地说：“这是特赐金銮殿乘舆啊！

■■■ 典礼局的光杆司令

与苏联建交后，新中国迎来了第一次建交高潮，许多事务时不我待，于是中央人民政府按照国际惯例成立了典礼局，任命“开国盛典”副秘书长、熟悉中外礼仪具有卓越礼宾才能的余心清为开国典礼局长。

余心清（1898-1966）并不是共产党人，上世纪20年代从南京神学院毕业留学美国，1927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行政系，回国后当过冯玉祥的开封训政学院院长，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失败后去日本，回国参加抗战，1944年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俗称“小民革”）投身和平民主运动，在1947年９月被蒋政权投入监狱，

开国肇始（5）

1949年初获释后参加筹备新中国开国盛典，也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开国代表。

据载，10月1日当晚，朱总司令与周恩来等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了刚刚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国外友人和各方面宾客；这次开国盛宴的菜式，便是余心清拟定报周恩来批准的适应南北口味的淮扬菜。因为余先生还是个美食家，对北平的餐饮派系、风味、名菜、名厨都“门儿清”，专门从淮扬饭庄“玉华台”请来名厨担纲，搭建了200平米的临时中餐厨房，从准备到开席，一色儿名家名厨，可谓认真又严肃、盛大而隆重—— 在近些年被商家渲染成了“开国第一宴”。

其实，当年以及后来许多年里并没有“开国第一宴”之说，何况所谓的“开国菜谱”平常而又简单：冷盘四种：五香鱼、油淋鸡、炝黄瓜、肴肉。头道菜：燕菜汤。 热菜八种：红烧鱼翅、烧四宝、干焖大虾、烧鸡块、鲜蘑菜心、红扒鸭、红烧鲤鱼、红烧狮子头。 在第二道和第三道热菜中间上四种咸甜点心：菜肉烧麦、春卷、豆沙包、千层油糕。

开国典礼局，承担的工作主要有10项：（1） 制订新中国的外交礼仪，（2）负责外国大使呈递国书（后改为“递交”）的礼仪，（3）负责国家庆典的礼仪，（4）负责国家授勋典礼的礼仪，（5）负责国家领导人新年春节聚会活动的礼仪，（6）负责国家集会、宴会、晚会的礼仪，（7）负责接待外国元首来访的礼仪，（8）负责国家主要领导人出访欢送、迎接的礼仪，（9）负责国家主席会见达赖、班禅等少数民族领袖的礼仪，（10）参与国家的其他礼宾工作。

承担如此繁重的国家礼仪工作的典礼局，但编制却只有局长一人。好在，余心清不仅能力强干，而且先后还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秘书长等头衔，有职有权，叫得响推得动，又有不在册的政府办公厅梁蔼然、钟灵，外交部的阎宝航、韩叙等一班人协同，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据载，周总理表扬余心清：他的典礼局只有他一个人，但事情一样做了。还说：各部门都在叫干部不够用，典礼局就余心清同志一个人，工作也干得蛮好嘛！

“只有一个人的典礼局”，开创了新中国的国家礼仪工作，到1954年10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改属全国人大常委会建制，1958年被撤销，一共历时9年，在1956年7月编定了新中国礼仪典章制度——《接待外宾须知》，奠定了礼宾工作正规化的基础，为国家事务工作留下了一个榜样。

■■■ 创造两项开国纪录的农民代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庆祝宴会，满堂喜气洋溢席次欢声笑语，欢宴之中只见一位青年汉子双手捧着酒杯恭敬地走到毛主席面前兴奋地说道：“我给毛主席敬杯酒，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微笑点头，不善饮酒的他也欣然举起杯来。如此一来，其他代表也纷纷起身向毛主席敬酒，引得其他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赶忙劝阻：“主席不能喝酒，这一杯就代表大家啦！”—— 这位汉子就是18位农民代表之一，来自河南郏县的曹铁，据说他成为开国盛宴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向毛主席敬了酒的代表。

开国肇始（6）

憨厚实在的曹铁，另外还创造了一项纪录：会议结束后，工作人员询问代表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并且转达毛主席的口信：“需要什么尽管提，中央政府保证满足大家的要求。”曹铁倒也不客气说的是大实话：“俺啥也不缺，就是打土匪缺‘火儿’！” “火儿”是土话，就是子弹，开会要子弹有点出格了？没有想到，后来毛主席真的派人给他送去了600发子弹，也是开国盛典的独一份。曹铁的这600发子弹，回到家乡成了珍贵的纪念品，东讨西送最后自己只保存了10枚弹壳作为纪念；不过，老人珍藏一生最宝贵的回忆，还有发给代表的纪念章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

4 开国盛典的别样记载

百万雄师过大江，红旗插上总统府，1949年7月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把伪国防部改造成了华东军政大学，2个月后开学典礼，陈毅校长讲话“为人民服务”，大声鼓励学员们：“你们找共产党，找对了！找解放军，找对了！加入华东军大，加入对了！”—— 华东军大只办了两期各七八个月，就把4万多名学员快速培训成了过硬的干部。

华东军政大学政治部编印了《中国人民政协文献》，厚厚的311页，五大部分编有政协文献、代表名单、国旗制法、代表发言、开国大典公告、口号、各界献词、贺电、外交关系，向联合国通电和各报社论，只比权威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少了大量照片，虽然平装简印，可是文字更多，而且在卷首单独刊出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的个人像。

■■■ 搜寻开国大典的形成

回顾开国书报刊，一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刊》留下的开国名句：“中国人民所渴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已于昨日下午七时在北平开幕……”—— 会发现“十月一日”只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当年只有“开国盛典”，几乎没有“开国大典”之说，令我们今天非常意外！

比如本书所列“开国盛典”的历史公告，只有庆祝大会筹委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筹备委员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筹委会，并不是后来相传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据收藏界发表，当年为了庆祝和纪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制作的开国纪念章有几十种，但不论制作地方、材质与形制如何，按照徽章的铭文，也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纪念章三类，迄今为止未见有命名“开国大典”的纪念章。另外，专门出版的纪念邮票，也不叫“开国大典”。

那么，“开国盛典”又是怎么变成“开国大典”的呢？追索“十月一日开国大典”简称之始，最早当为《华北画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2》和《新中国画库·

开国肇始（7）

开国大典》，一直到1953年，“开国大典”称呼并没有被广泛宣传和接受，“开国盛典”才是大量通用流行的赞词。

1953年，人民日报在头版重要位置发表油画《开国大典》，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著名画家董希文成功地抓住了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中央政府成立的历史瞬间；城楼上下金碧辉煌，蓝天白云风和日丽，红旗如海人群如潮，开国领袖们神采奕奕气度不凡，整个画面富于装饰性和抒情性，提炼出最精炼概括的政治主题，又适应了国人审美习惯，浓缩了开国盛典的历史形象，表达了领袖与群众的心声，得到了党和国家崇高的评价，被誉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力作。

油画《开国大典》，后来被一再出版，制作了数以亿计的年画、教材、邮票、纪念币直至影视作品，强烈艺术化为新中国成立的代表性符号——“10月1日开国大典”镌刻在了人们的心头，远远超过了《华北画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2》和《新中国画库·开国大典》……慢慢地国人只知道“开国大典”，“开国盛典”也就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这便是“开国大典”的历史形成。

建国画报（1）

第二建国画报

1949年10月1日当天，报章发布消息：“北京邮政管理局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特制备‘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邮票数种，及纪念邮戳二种。纪念邮票本月十日前即可出售。邮戳自十月一日起在总局及西长安街邮局、后门邮局、骡马市邮局、东四牌楼邮局、开始使用。该项纪念邮戳系圆形，图案中间为五星，外圆两旁缀以麦禾，上面环书庆祝及纪念字样，下端用阿拉伯数字记明年号，至为美观。”——这样的邮票邮戳，当然也是珍贵的开国画页。

此外新中国的开国画页，笔者所见大约十多种，都是纪念摄影；其中专题画册，只见《华北画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2》、《新中国画库·开国大典》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大阅兵》三种，另外还有《时代》、《摄影网》、《东北画报》、《华东画报》、《青年画报》等杂志以及笔记本上的庆祝专栏。新中国的开国画页显得太少，也便愈发稀罕精彩。

5 开国大阅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大阅兵》，薄薄的像本小人书，封面印着“新华书店发行1949”，扉页有简短的介绍文字，内里6页连成一折页，每页一幅开国大阅兵照片，封面上一幅套红黑白照片写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新中国首都升起了第一面新国旗”、“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只见天安门广场上旗帜招展人山人海，画面中心耸立着白色的旗杆，顶端高高飘扬着五星红旗，辽阔的天穹映衬着鲜红的国旗，本应是一幅表现力极好的开国照片；仔细一看，画面前方的城楼并不是天安门。没有拍上天安门，实在遗憾。

■■■ “八一”军旗军徽的诞生

开国大阅兵，10月1日其实只是规模最大最隆重的一次。第一次是“中共中央进城阅兵式”，接着在北平还举行过好几次有影响的阅兵式。

率领第41军包围北平城的莫文骅政委深情地回忆过：“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平后，即检阅驻平部队……３月25下午３时，机场上空升起４颗信号弹。紧接着，从南向北，一溜儿敞篷吉普车缓缓驶入机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领导人的阅兵车队，有一二十辆。我和吴克华同志在最后一辆阅兵车上……阅兵首先从步兵开始……一声“敬礼”的口令，站在队前的干部，举手向领袖行礼……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身穿朴素的灰布军大衣，举起右手给部队还礼……队伍里响起雷鸣般的口号声。”

到8月1日建军节，一早就在北平城内某地隆重举行了纪念八一暨为军旗的阅兵大会”，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临授旗、阅兵……在《解放军进行曲》军乐声中，把阅兵台上的四面军旗授予该师与各团首长，接着举行庄严的阅兵式……主席赵尚红致开会词，聂荣臻将军讲话……雷动的掌声响彻全场……接着举行宣誓……在师政委苏启胜的带领下，斩钉截铁一字一句地读出：“今天纪念‘八一’二

建国画报（2）

二周年，军委授予我师军徽军旗。我们誓以至诚拥护军委‘六一五’命令……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原来，在庆祝建军22周年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诞生了军旗与军徽！八路军和解放军在此前的抗日和解放战争里，都没有正式颁授过制式军旗和军徽，因此在1947年10月10日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正式定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急需统一制定并颁布正式的军旗和军徽。中共中央于1948年2月发出电示，征求对设计统一的军旗、军徽、帽花、臂章的意见；经过一年多的征选，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5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等又审定了军徽的样式。 到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开幕当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命令，不过是等到8月1日建军节，才举行隆重的授旗仪式。

8月1日，北平还举行过另外一场隆重的庆祝授旗阅兵仪式：某师……在西苑机场举行庄严的授旗阅兵典礼……罗瑞卿同志授予该师人民解放军军旗，该师师长吴烈同志和三个团长分别受旗。接着由师政委邹衍同志领导全师宣誓……继即进行阅兵……

接着8月3日，又举行了“纪念八一建设现代化国防军、华北特种兵大检阅”：“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亲临检阅，并代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授旗……北平市各界人民代表团亦向特种兵部队献旗……大会在三十六响礼炮声中开始。首先举行授旗式……聂司令员亲自授予特种兵部队军旗四面……接着举行阅兵式……阅兵完毕……各民主党派向人民解放军献旗……向特种兵部队献上绣着“人民武力”大字的锦旗。至此，特种兵部队全体指战员举行庄严的宣誓……旋即开始战斗表演。高射机关炮的炮弹连续飞上天空……工兵“爆破”表演时，轰然两声巨响，把两个堡垒炸得粉碎……成列的各型坦克在原地与在行进中变换各种队形，突破地雷阵，冲毁巨大碉堡。钢铁与摩托的声音，引起全场狂热的欢呼鼓掌。

6 最早的“开国大典”

寻找最早的“开国大典”，只有一册《华北画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2》；许多人读过课文《开国大典》、欣赏过油画《开国大典》、看过电影《开国大典》，但是未必看过这册画报。

这是华北画报社为“10月1日开国大典”编印的专题画报，封面是一幅转载甚广的天安门广场正面照片，天安门城楼上方悬挂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会标；开篇刊出了国旗、国歌、毛主席、六位副主席和周总理的标准像，接着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政府公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还有62幅照片、4篇解说短文和1首诗歌；底页上印着“华北军区政治部编印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版，本期摄影者：林扬、熊知行、罗光达、孟昭瑞、吴群、红枫、石少华、张力、毕深忠、宋贝珩、杨振亚、陈正青”。 因为多是阅兵照片，便显得几幅提灯游行照片很稀罕：在欢腾的夜色中，清华大学的横幅清晰可见，兴高采烈的人们高举火把手执五角星灯笼，城楼上的灯火与夜空中的礼花交相辉映略显稀疏，印证了署名寒青的诗句：“万朵彩色的礼花撒满了

建国画报（3）

安门广场的高空。这是由一百支枪组织成的礼花放射。”——夜空上的礼花，是发射的信号弹，略显不足，却不失辉煌。

■■■ 先上班后挂牌的各部委

1948年8月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与华北军区一起构成了中共中央进京的两大支柱，为中央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开国大典后，10月8日报章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通告外通字第一号》：“本部择定北京市东城外交部街二十三号为部址，自即日起开始办公。电话五局三八三○-三八三九。特此通告。” 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宣布成立，10月27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业已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工作着即结束……”

华北人民政府奉令于10月31日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办理了移交；在场有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蓝公武、杨秀峰及各部门负责人40余人；中央人民政府有政务院代理秘书长齐燕铭、副秘书长郭春涛等4人；华北人民政府秘书长陶希晋先简要叙述：华北人民政府各部门已遵照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分别与中央政府各有关机构办理了交接，现将华北人民政府印信、档案、研究资料、人事清册、会议纪录、机关财产及经办未结案件等，全部交接完竣。接着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齐代秘书长一一点收，逐件清册由陶希晋与齐燕铭共同签章，并当场将华北人民政府印信凿角毁销。移交完毕，由董必武简短致词，全体人员聚餐、合影。

开国时保持优良传统，不讲排场，勤俭务实高效，加上不久北京就紧急抗击“鼠疫入侵”，所以新政府的各部委许多是“先上班后挂牌”，现在便遗憾很少能看到新中国各机关成立的情况了……

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回忆过“外交部成立大会”：“是11月8日在老外交部大礼堂举行的。这幢建筑是德国式的，很有气魄，雄伟壮观。分上、下两层，砖砌的，楼顶很高，楼梯很宽。它是清朝末年直至北洋政府时代办理外事的老衙门。大楼所在的胡同就以外交部街命名……”晚8时，大礼堂的主席台上铺着地毯摆了2盆鲜花，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台下会场摆放着一个个圆桌，170多人出席各自围着坐下。成立大会由王炳南主持，副部长王稼祥和章汉夫都不在京没有到场。宣布开会后，介绍科长以上干部，报告开国盛典后外交部的工作简况，准备欢迎苏联呈递国书、首任驻苏大使赴任等工作。他回忆周总理的讲话“……语重心长地指出：‘在座的大半是30岁以下的青年，只有学生斗争经验，其他经验很少；又是外行人办外交，因此，外交人员必须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多看书、多实践。’”

孙仲毅回忆在原银行公会礼堂召开公安部正式成立大会： 11月1日，公安部启用印信开始办公，11月5日召开的公安部正式成立大会：“有300多名科员以上干部参加（当时公安部有近500人）。罗瑞卿部长亲自主持，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杨奇清副部长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至今难忘“罗部长多次表示他要带头做一辈子公安工作”，也要大家下决心“进了公安门，埋在公安坟”。 全体人员合影就是在“大陆银行”的楼顶上（即人民大会堂南侧，楼顶有钟楼）。

邮电部长朱学范的秘书游子甦记述了邮电部成立前后：“我应朱学范和顾锡章的函召，于9月26日从上海动身，29日到达即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北京……参与

建国画报（4）

组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他记得， 10月 24日跟随朱学范偕到西长安街 3号，在原军委三局的会客室里与王诤副部长和华北邮政总局局长苏幼农举行了汇报会，谈了邮电部成立仪式和日期。原准备11月1日在大操场召集北京市邮局和电信局的全体职工大会，作为邮电部成立的仪式。“可是偏巧……北京地区为了防止鼠疫……一时间社会气氛十分紧张。市政府通告停止一切群众性的集会……”于是只好取消集会和仪式，把11月1日定为正式办公之日也就是“本部成立”之日。

他还记得，10月31日下午，接到传达室电话说政务院送来要件，要直接送部长亲收。立即到传达室，听来人说：“这是政务院颁发给邮电部的正式印信，必须面交部长。”陪同到部长室，来人从公文袋中取出一个硬纸方盒当面交给了朱学范，由朱部长亲自签收。打开盒子，是一枚崭新的方型铜印章，刻着宋体阳文“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之印”。 11月1日，朱学范部长又将这枚印章交办公厅主任申光，并嘱办公厅备文呈报政务院、各部会以及全国各区邮电管理局，通报本部即日正式成立并启用印信。

7 金鸡报晓

寻找最早的“开国大典”，还有一册《新中国画库·开国大典》，薄薄的只有36幅照片，版权页印着“晨光出版公司编辑出版、上海江西中路一七零号246、256室”，内页注明：“本书照片由华北画报社供给”。 但与《华北画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2》相比，前者是比较正规的“纪念画报”，而这本幅面小照片少，只配简单的说明词，更像一本“小人书”，

不过，《新中国画库·开国大典》好的是多刊出了几幅照片：“参加开国大典的北京各校学生”、“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副团长西蒙诺夫……”、“下午三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就位，乐队奏代国歌”和“当第一面新国旗在首都徐徐上升，全场群众肃立致敬”，弥补了《华北画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2》的不足。

■■■ 一个外国人眼里的“开国盛典”

“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是有幸参加新中国“开国盛典”的唯一公开的外国代表团，据载开国盛典上的外国记者也只有4名，其中一人记下了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

“你若问我，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我一定毫不踌躇地告诉你：那是人民的热情和狂欢……我们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前夕到达北京时所见到的情形，超出了我们的一切想像。全城的居民，不论老幼，似乎都上了街。从车站到旅馆的那段路，平时坐汽车只消不到五十分钟，但是却走了至少一个半钟点。街道上和广场上到处都盖起了无数芦席棚来容纳外来的观光者。从城外搭车或步行进入北京城的人们形成一条不断的洪流。

……到处都有短短的临时的集合。学生们在广场上边唱边跳。另一边又来了一队游行者，抬着一个四尺长的纸糊的蒋介石和其他纸人。一看便知道是马歇尔、司徒雷登、魏德迈等等。观众一边高叫，一边狂笑。队伍行到东交民巷外面停了

建国画报（5）

来。在群众的歌舞下，一个个纸人都烧成了灰烬。一旁的铜鼓敲出可怖的声音。首先火葬的是蒋介石。有一个观众浓烟中呛咳着说：‘这样一个小人却发出这样大的臭味！’……一个中年的中国人，站在北京饭店外面看了游行者的表情后感慨地说：‘活了四十五年，从没有见过北京街上有这么多笑脸！’每一个街口，只消花几十块钱便能买一只小纪念章。上面是一个金色的中国地形，插着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写着一九四九年。差不多人人都佩着这纪念章。

……将近三点……广场附近的许多街道早已水泄不通……我们将请柬举得高高的挥动着，好不容易才挤进了天安门广场。这便是正式宣布人民政府成立的所在了。正门（天安门）的两边都搭了木头的大看台，这是来宾席……站在来宾席上看这巨大的广场，万头攒动，旗帜如林，构成一幅伟大无比的画面。千万幅别出心裁的标语和五色缤纷的鲜花，使广场上洋溢着庆祝的气氛。哄哄的人声，常被大笑声打破……突然整个广场完全肃静，接着便是雷鸣的鼓掌声……毛主席所宣读的……接着他走到仪仗队围着的国旗前，然后那五颗金星的国旗便在国歌声中悠悠升上了旗杆……我们顺便到中央公园去了一趟。演员们和音乐家们正在这里表演。所听到的都是一片嘻笑声。几十只小型气球，下面飘着小红旗，点缀着天空。学生们办了一个名叫‘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展览会，吸引了许多群众……直到深夜，人们还在庆祝着这光明的新时代的开始。”

■■■ 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迹

有人评价晨光出版公司，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两个奇迹”之一（另一个是陈独秀创办的亚东图书馆）。“晨光”诞生虽然比“亚东”晚了30多年，但是却张开双臂迎接了解放，还有两个著名的股东赵家璧和老舍。在《新中国画库·开国大典》的封底，印有一枚小小的“金鸡报晓”，是晨光出版公司的“书标”；著名画家庞熏琹1947年设计它时，只是借用唐代砖雕，并没有想到后人会产生“东方红，太阳升”和“雄鸡一唱天下白”的绝妙联想；当然，更想不到“文革”狠批赵家璧时，又会揭发鸡身上有“US”（ the United States（美国联邦）的缩写），说是“崇洋媚外，美化帝国主义”。

一解放，“晨光”便响应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发挥自己的特点出版画刊通俗读物，如《苏联画库》40种、《新中国画库》60种（《新中国画库·开国大典》创刊）和《工厂文艺习作丛书》等，比如其中一本《工人创作画》，精选了18幅图画和4套连环画，著名文化人阿英写序欢呼道：“中国工人阶级的美术诞生了！这是工人阶级自己执笔，反映自己阶级生活思想的新阶段……这是标识着中国工人阶级在美术生活——美术活动上的翻身……如此的特征……首先是发挥了工人阶级的集体性……其次是创造性……又其次是战斗性……再就是现实性……”

建新公司参展了90名工人的绘画252幅、连环画16套。阿英在大连建新工厂蹲点，参观了“关东艺术活动周”的“工人美术展览”后，兴奋地发表：“中国的工人美术运动，已开始了第一页了！”大连工人画，接着被钱小惠送到了1949年7月举行的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全国文代会艺术展览会”，接着又编进了阿英主编晨光出版的《工厂文艺习作丛书》。

建国画报（6）

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看着济济一堂的南北文艺大军感慨说过：“现在就差老舍先生一个人了，无论如何要请他回国。”于是3个月后，老舍在纽约收到了周恩来的亲笔信。得到新中国的召唤，老舍喜出望外，立即在当年 12月12日（有的说在1950年1月）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接着在1950年5月当选了北京北京市文联主席。晨光公司到1954年4月公私合营，虽然只有8年，却出版了《晨光文学丛书》和《晨光世界文学丛书》等一系列名著。

8 开国大画报

寻找开国最早的大画报，人们常以为是《人民画报》或《解放军画报》，其实还有比两者更早的一份《中国工人画刊》，1950年初创刊、大八开本，创刊号封面印着“中华全国总工会编”，封底注明“北京：工人出版社，上海：劳动出版社发行”，被有的文章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本画报”，可惜只出了7期。

欣赏“开国盛典”摄影作品，经常看到一份“15个摄影者”幸福的名单：有已经去世的石少华、吴群、宋贝珩、林扬、罗光达、红枫、陈正青、毕深忠（毕东），还有徐肖冰、侯波、孟昭瑞、高粮、杨振亚和熊知行、张力——可是，在《中国工人画刊》创刊号上，就发现还有其他人拍摄的“开国大典”，顺着这条线索，可以找到它的摄影者陈勃——也是这本画报的创办人。

■■■ 无师自通的小八路摄影家陈勃

陈勃父亲陈殊原来在北平四存中学当老师，喜欢照相，回家时赶上1937年“七·七事变”就留在老家河北省阜平县参加了抗日；这一年小陈勃从王快镇完小毕业，12岁站岗放哨当上了儿童团，1940年不到15岁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在“晋冀鲁边区文救会”后在“抗联会”，在宣传部长著名作家康濯手下当了个宣传干事。抗战胜利后进了张家口编入晋察冀总工会，与康濯等人一起办了个《工人报》，从日军战利品里弄来个“蔡司大八片”相机。小陈勃从小受父亲影响又有了这部“蔡司”，从此与摄影结了缘。1946年“晋察冀总工会”出画册，陈勃就跟着郑景康（中国十位摄影大师之一）一起拍照片，杨廷斌负责编辑，出了本《晋察冀五一工人画刊》。

天津解放后，晋察冀总工会与晋冀鲁豫总工会合并成立华北总工会，小陈勃进了天津。那时接收了一个日本人的仓库，里面还存放着许多照相器材，胶卷过了期，但是还可以用；陈勃一下子“发了”，趁机把上自领导下到炊事员拍了个遍，大大提高了摄影技术，成了专门照相的。开国前夕召开华北工会工作会议，代表们到北平西山接受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陈勃第一次有机会拍摄了毛主席和朱老总，回去后被《天津日报》发了一版。

陈勃老人回忆拍摄开国大典和创办《中国工人画刊》说道：“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在北京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地点就在新华门对面的府前街一号那所尖顶洋房里，宿舍在南长街，离天安门很近，此后每年的国庆和五一都到广场采访，从住处出发八、九点钟出门都来得及。”

建国画报（7）

陈老沉浸在幸福的回忆里：“开国大典时，因为在全总搞摄影，所以全总就给我开了个采访开国大典的介绍信，去领了个采访证，就像每个代表在胸前挂个布条。那天我住得近到的早，8时多就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东三座门外已经有许多群众队伍等候在那里了。等到大典开始、阅兵和游行的时候，当时警卫还不太严，对拍照的记者也没有多少限制，所以在广场上和游行时就有人‘抢镜头’，当骑兵方阵到来时，索性躺在地上拍，显得有点乱。为此，后来天安门广场‘五一’、‘国庆’，就规定得很严格，固定了记者位置，不能乱跑了。我当时用的是1948年在大连买的德国‘巴尔达’皮老虎机，完全手动，能照16张120片，成像很好。我大约只拍了两个胶卷，还是在天津剩下来的。”

陈老回忆，不久就召开隆重的“世界工联亚澳工会会议”，他负责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搞了个影展，积累了几千张照片，为了利用这些照片，便向领导提议编辑一本画报。很快得到了全总领导李立三、刘宁一等的支持，由此创办了《中国工人画刊》，是拿到上海去彩印的。还发生过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故：“在排列领导人照片时，没有留心把陈毅排到了华东区书记饶漱石的前面，与一般把书记排在前面的做法不同。编好送审先让立三看，立三看后说要送中央审，我便送到中宣部；中宣部的人听说立三同志已经审过了，就说既然立三审过了就不用再审了。我坚持说，就是立三叫送审的。还好，中宣部又送中央去审了。到画报印出来后，就碰到有人跟我说：‘你犯了个大错误，怎么把陈毅摆在了饶的前面？’我便据实回答送中央审过了。后来平静无事。”

《中国工人画刊》不久就停刊了，陈勃被调到新创业的工人出版社，担任了摄影编辑室主任，1954年又被送到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小学毕业的陈勃无师自通又进了科班，毕业不久便参与筹备中国摄影家学会，从此无愧于新中国老一辈摄影家的光荣称号。

■■■ 寻找“开国大典”摄影人

幸运地又找到了一位吴大中，按他回忆还应当是《华北画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2》未列名的第13位摄影者：1949年9月29日，我和战友们正在营区悬挂红旗和标语，铁道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徐部长来郑重地通知我：军委总政治部发来一张“开国大典”摄影记者采访证，由于摄影员不是党员，不符合规定，这光荣的任务就由你去完成。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美差，激动得我一夜没有睡好。

10月1日一早，我穿上崭新的军装，换上锃亮的皮鞋，怀揣采访证，胸佩印有摄影记者大字的红布条，带上政治部仅有的德国“蔡司”相机赶到西单，随着欢腾的人流一路小跑赶到了天安门。广场上，各界各业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早已在翻飞的彩旗下排列成了整齐的方阵，秧歌队、龙灯队、腰鼓队欢天喜地，“咱们工人有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响彻云霄，我赶紧打开相机拍下这些动人的情景。

拍了两卷，突然我闪现出一个念头：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缔造了新中国，何不登上天安门城楼近距离一睹领袖们的丰采。可是，刚踏上金水桥就被值勤战士挡住了去路；我连忙掏出采访证。现场的一位大会新闻处干部向我解释：因为

建国画报（8）

面太大摄影人员不够才邀请各军兵种摄影记者参与报道，天安门城楼上的摄影已经指定。你的任务是在金水桥以南拍摄群众欢庆场面和阅兵游行，请马上就位。

于是，我选择了一侧华表前的位置，等待激动人心的时刻；下午3时整，“开国大典”开始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大会开始，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乐队高奏《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被这宏伟的场面震撼了，赶忙按下快门。当朱总司令走下城楼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陪同下乘敞篷汽车穿越金水桥时，我正好近距离抢拍了朱总司令的丰采。阅兵结束后，我赶回部队冲洗胶卷，选了10张较好的送交大会新闻处摄影科。后来，华北画报社专门出了一期“开国大典”专题画报，还有幸被刊发了一张天安门前群众载歌载舞的照片。

拍摄开国盛典，还有一个业余摄影者——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秘书长的童小鹏。据说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到开国大典总共拍摄了16000多张照片，唯有他拍了一张彩片。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西安事变后跟随周恩来在国统区工作，1937受命保管与使用李克农搞到的一架相机，从此当了业余摄影师；1938年，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工作时经批准在香港买了一架德国蔡司折叠式相机。时过10年，童小鹏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发电报托香港华润公司买了几卷120彩色反转片，到10月1日那天早早捧着相机守候在城楼上，当国歌奏起礼炮轰鸣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毛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时，快步从汉白玉护栏的外侧抢拍了那震动世界的历史瞬间……幸运地为新中国留下了唯一一幅开国大典彩色照片。他也一直珍藏着拍摄开国盛典的光荣的“德国蔡司”。

寻找“开国大典”的摄影者，还有一个署名“朱汉”的。据陈勃回忆：“参加开国大典摄影的人可能还有中国青年报的贾化民（去世）、北京日报的王一波（去世）、北京日报的袁可复（去世）和公安部的贾某某，估计有二三十人。”此外，还有电影女摄影师叶惠，1947年参军，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当随军摄影助理，参加拍摄过解放长春和淮海战役，后来担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参加与苏联合作拍摄大型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拍摄了开国大典；还有与苏联摄影师一起拍摄新中国纪录片的郝玉生、李秉忠、徐来和李华和等，让我们记住这些可敬的摄影人。

9 东北、华东画报种种

1949年5月25清晨，上海市民在等待中迎来了解放，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美术专科学校等师生就走上街头庆祝解放，贴标语、挂漫画、扭秧歌……著名画家庞薰琹从家里拿出2匹白布，与刘开渠一起绘了两巨幅毛主席画像，挂上了国际饭店的楼外……

1999年9月，《新民晚报》发表了一则发现《华东画报》新一期的故事：……张立俊先生在搬家时发现压在书籍底下的一

建国画报（9）

一期……彩色封面的背景是上海国际饭店，画面悬挂着两幅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保护世界和平”，从饭店楼顶一直垂到底下二楼，气势宏伟、醒目震憾……把50年前上海庆祝开国盛典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呈现到了读者眼前。

寻找新中国的开国画报，与《华东画报》相类似，还有《东北画报》第62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刊”、《中国青年画报》创刊号……

■■■ 上海庆祝大游行

上海解放一个半月，迎来了“七·七抗战12周年”，因为没有举行胜利的入城式，正好在7月6日举行上海百万军民示威大游行，一则展示武装力量，一则庆祝解放纪念抗战。大游行的检阅台特别搭在北四川路前日军港口司令部楼前，当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和参谋长张爱萍登台后号令一下，早已拥挤着的部队便滚滚而来，最前面一辆汽车披挂红色旗幔打出“纪念七·七庆祝解放上海市军民联合大游行”巨幅大字，紧跟着是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接着由打着第三野战军军旗的总指挥车引导，几十辆坦克车、装甲车、105榴弹炮、150榴弹炮、高射炮、机械化工兵队、摩托化步兵团，火箭炮、轻重机枪、反坦克迫击炮、六零炮，隆隆开过，一色缴获的装备——三个美式榴弹炮团、一个美式摩托化团和一个日式摩托化团……张爱萍端着相机不断地“咔咔嚓嚓”，由参谋长变成了摄影记者。台上的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人士也是头一次开眼，不无幽默地说，感谢蒋介石和美国运输大队长送给我们这些东西。

当年上海交通大学一个学生的“解放日记”记着：“……近午时自治会乃正式通告一时半在上院前草坪集合……到老西门与解放军会师，晚至大世界与机械化部队会师，最后沿林森路返校……全校师生分地集中，教授领头，钟院长柴先生等均来参加了。次为教助、技会、职员会、学生会、一二三四年级、校工会、人数约有千五百人……经衡山路复兴路到达陕西南路时，即与该区各界会师，真是旗如林人如海的盛大……大雨倾盆而下但80%以上的仍仡然立于马路上，衣服虽都湿透，但大家的情绪却反较前时更为高涨。大家连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沿途仍然在扭秧歌，作表演，精彩者不胜赘述，队伍经河南路至大世界，市民夹道欢呼……入林森东路口即闻机械化部队将达……当坦克要驰过时，队伍遂立即停下，同学纷纷与驶过的坦克、装甲车汽车上的解放军握手。甚而一部分兴奋若狂的，曾在每一卡车所拖的榴弹炮上打一打或摸一摸，时至九时半大家数看过去的坦克计有47辆装甲车50辆、水陆两用装甲车20辆，拖榴弹炮的卡车百余辆，据说后面还有四五百辆……”

■■■ 黄埔江水上大游行

当年《华东画报》的负责人之一黎鲁深情地回忆过：“回想起编辑《华东画报》新一期的前前后后，‘开国大典’的盛况又历历在目。” “新一期的出版紧挨着‘开国大典’之后，那几天上海是特别热闹，我虽没当过记者，也背着一架相机到处跑……吕蒙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弄到一卷彩色软片，拍下几张人民广场的游行场而，洗出来都认为很好，便决定作为新一期的唯一彩色插页……封面的

建国画报（10）

际饭店两条大标语，大家认为能反映国庆期间的上海气派，这是记者姜维朴拍摄的……”

原来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原属华东军区政治部领导的华东画报社进入上海，改归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一时没有出刊。在 10月1日北京举行开国大典的鼓舞下，画报社社长吕蒙动员全社，决定以“上海10月 8日百万人示威大游行”为对象，做好准备，制作《华东画报》复刊新一期向新中国献礼。

著名的连环画作者姜维朴，当时是《华东画报》的得力记者，既写稿又拍片，在10月8日那天奔走在游行队伍之中，为了取得好镜头，时而爬上高楼，时而登上邮筒，直到深夜才回到报社，激动难眠连夜构思，一早起来一鼓作气写出了《大上海沸腾了——记十月八日大游行》通讯稿，把那天的沪上庆祝开国的盛况记录了下来，立即发表到《解放日报》上。接着他又记录了上海庆祝新中国开国“十日大狂欢”的压轴大戏——10晚上黄浦江水上大游行的盛况：“当太阳尚未西沉，黄浦江的面目就改观了：扎满了花彩、飘着五星红旗的小汽艇，‘嘟嘟嘟’地冲着浪花像传递喜讯似的往来穿梭。停泊着的大小船只，都扯起了国旗，扎满了花彩，一眼望去船只连着船只，红旗连着红旗，直到望不到边际的远处。人群挤满了江岸，挤满了外滩公园，挤满了每幢面向江面楼房的窗口，愉快地望着辽阔的江水，紧张地期待着这江面从未有过的狂欢的到来。” …… “斯大林号”、“毛泽东号”、“朱德号”、“孙中山号”一艘艘装饰庆典的游船，人们在上面欣喜若狂地高呼口号、欢声歌唱，表演精彩的节目，锣鼓喧天喜气洋洋……“欢庆新中国诞生的声浪，像潮水一样从陆地滚向水上来。10月10日的晚上，黄浦江黑漆漆的江面，被千万人的欢呼和掌声击碎了。”

《华东画报》新一期成功地在1949年12月1日出版，封面照片就是悬挂巨大标语庆祝开国的国际大饭店，姜维朴本来拍的是黑白片，是美术编辑杨可扬和黎鲁一起上的色，做成彩色效果极好。

立国宪章（1）

第三立国宪章

新中国开国盛典，1949年9月30日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三大开国文献，后来通称“三大宪章”，尤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人民大宪章”，画出了新中国的建设蓝图。

开国文献，还有一本山东新华书店胶东分店的《中国人民政协文献》，很少见地编进了马凡陀和江山野的诗歌。江山野写道：“……我们有了无比坚强的人民解放军/我们有了无比英明的共产党/我们有了杰出的领袖毛泽东/欢呼啊，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欢呼啊，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欢呼啊，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欢呼啊，毛泽东万岁，毛泽东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毛泽东/欢呼啊，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我们英雄的国家。”——一遍遍地欢呼，代表了对于新中国强烈的崇拜。

10 统一出版喉舌

1949年2月23日，北平和平解放不到一个月，新中国第一个国家出版机关——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初期曾叫华北出版委员会）诞生了（先在大院胡同五号后迁司法部街七十五号再迁东总布胡同10号俄文专科学校旧址），从9月23日至10月19日召开了新中国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

■■■ 第一次“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

大约在北平和平解放入城式的前一周，有一个新华书店的十五六岁的小同志单身混进了北平城，大胆地找到国民党的正中书局，自称奉命来接管，还真的让书局经理乖乖听话，成了有记载的接管敌伪单位的第一人。1949年2月3日，东北书店和华北新华书店的接管小分队随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正式接管了国民党的正中书局、独立出版社、西单文化服务社及印刷厂等；2月10日，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家新华书店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正式开业，店堂里悬挂着毛主席像和标语，门外高挂起毛主席新题的“新华书店”店牌，员工们身着解放军装胸佩新华书店符号腰扎宽皮带，一派解放新气象引来购书的人们争先恐后喜气洋洋。接着15日第二家新华书店开业、第三家、第四家……随后华北新华书店总店迁入北平。

第一届新华书店工作会议原定9月26日召开，所以许多代表在开国大典前就到了北平，但是因为开国盛典事务繁忙，所以改成26日前为预备会议，代表们也就有幸参加了10月1日开国大典。10月3日，新中国刚刚成立第3天，在东总布胡同10号，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召开的新中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第一届新华书店工作会议隆重开幕，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机关，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北、三联书店、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等代表团共100多位代表欢聚一堂；毛主席为会议题词：“认真做好出版工作”，朱德总司令为会议题词：“出版会议，加强领导，力求进步”；新华书店总编辑胡愈之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朱总司令莅临开幕式作重要讲话，在开幕式上讲话的还有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著名作家茅盾、叶圣陶、赵树理和出版家宋云彬等，中央电影局为会议拍摄了新闻纪录片。

立国宪章（2）

19日，会议举行闭幕式，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闭幕词中指出：这次会议奠定了全国新华书店在政策上、组织上、制度上、业务上走向统一集中的基础。 到 1950年3月25日，出版总署公布了《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

■■■ 新华书店统编“开国文献”

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接管的正中印刷厂，原来是日本侵占时建立的新民印书馆，职工曾达二千多人，是华北最大的印刷厂，日本投降后为国民党接收，但在北平和平解放前被敌人纵火，主厂房包括胶版印刷部、全部排字部和仓库都被烧毁，在解放接管后改成了新华印刷厂；当了主人翁的工人们迅速地修复机器，恢复了生产，到开国盛典前夕生产能力达到了每月排字四百万、印纸三千令，恢复了华北最大铅印工厂的荣誉。

“第一届新华书店工作会议”，同时确定了由新华书店归口统一编辑发行开国文献，主要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重要文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讲话·报告·发言》和《共同纲领》单行本，其中《新华时事丛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重要文献》现在国家图书馆已列为“新善本”，内容包括：1.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开幕词，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5. 第一届政协会议全国委员会名单， 6.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7. 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8. 国家副主席朱德的闭幕词；附录：政协会议筹备会名单、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单。

以此为母本，各地新华书店出版的还有：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1949年10月出版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献》、西北新华书店1949年10月1日出版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苏北新华书店编辑部出版发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重要文献》；另外，有些地方与单位也有出版，如中共天津市委总学委编印的《人民政协学习文件》、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编印的《学习第一届政协文件参考材料》等等。

别有意思的是，东北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献》，不知什么理由把“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向东北人民代表会议的建议”和“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决议”也列在其中。

另外有一册特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献》，是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出版。原来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和毛主席立即发出了“尽快去上海等地办报”的指示，早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于是， 1946年1月，中共的《华商报》在香港复刊，接着在报社下开办了新民主出版社，大量编选中共中央政策文件、马恩列斯毛泽东著作、《中国人民文艺丛书》、《青年知识丛书》和著名的《虾球传》等，主要向海外、南洋和华南发行。在1949年5月广州解放前，就按照指示做好了进入广州开办新华书店的准备，到解放区取得了毛泽东题名“新华书店”手迹；开国大典后，紧跟着解放军解放广州接收了正中书局、中国文化服务社等国民党的出版发行机构，11月7日在永汉北路265号（今北京路347号）开办了解放后的第一家国营书店——广州新华书店，后来成为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

11 人民大宪章

1947年10月10日“双十节”这天，毛主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着12月25日，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指出：“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1948年，中国共产党从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发出了由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庄严的“五一节口号”，其中第五条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了建立新中国成立联合政府，首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制定一个共同纲领。

立国宪章（3）

■■■ 胡乔木说《共同纲领》的形成

回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定形成，清楚莫过于亲历者之一胡乔木叙述的“三次起稿，三次命名”：

第一次起稿：《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最早提出制定共同纲领的问题，是在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前的4月27日，毛主席在给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的信中，让他明确告诉北平的民主人士，准备邀请他们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讨论：“（甲）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乙）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把制定各方认同的“纲领政策”，作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两大任务之一。接着5月1日，毛主席于又致信民革主席李济深和民盟负责人沈钧儒：“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井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

第二次起稿：《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

这次起稿，是1949年6月15日在北平正式成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所提出。此前中共中央起草纲领草案同时，已经与各界人士进行了充分的协商和讨论，“在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两个基本问题上，与共产党取得了共识。这为共同纲领的正式制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下设六个小组，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由周恩来、许德珩担任组长、副组长，组员有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等，在6月18日的成立会上，周恩来先作说明：“……纲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是各党派各团体合作的基础。去年在哈尔滨的各党派代表曾委托中共方面拟定一个草案，中共方面也曾两度起草。……因此，中共方面的第二稿也已不适用，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的需要重新起草。”于是，会议决定委托中共再次草拟初稿。

中共仍在周恩来领导下大约经过了两个月，写出一个草案初稿，定名《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又经毛主席审阅修改，构成了正式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基础。

第三次起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9月后，原来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名称正式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随之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起草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毛主席直接参与并细心指导了各次过程稿的修改、甚至印制。最后阶段的修改，与所有代表的讨论相结合，从中共正式提出草案初稿到政协全体会议召开，共经过了7次讨论，经过了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畅所欲言，互相商讨，集思广益……

形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于1949年9月17日为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接受，提交9月21日开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大会组成“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由出席会议的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派人组成，只有民盟派出两人章伯钧和罗隆基，其他均为一人……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序言中庄重地宣布：“……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并制定以下的共同纲领，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10月1日，刚刚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 开国三大宪章

新中国诞生后，“开国文献”成为必学内容，许多人把人民政协的“三大文献”尊称为新中国的“三大宪章”，最早应当来自刘少奇的讲话：“我们认为这个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它说到了我们的一般纲领，确定了我们国家的政权机构和军事制度，决定了……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

1949年9月15日创刊的《学习》杂志，在开国大典半月后出版了第二期，虽然遗憾没有刊出专门的开国庆典文章，但是首篇就是胡绳的《学习全国人民的大宪章》，第一句就引用刘少奇的话，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于这个纲领的意义刘少奇副主席……说得很清楚……”接着刊登了《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学习材料》专栏。

《人民大宪章学习资料》（联合社编辑部编辑、联合图书出版社、1949年10月初版）和《人民大宪章学习手册》（展望周刊编印、1949年11月）也是2个范本，《人民大宪章学习提要》提纲挈领：“……《 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组织法》三个历史文献，是我们目前建国的大宪章……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艰苦奋斗的伟大成果的三大宪章，是根据目前中国形势和任务，根据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原则，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军事国防建设，财政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以及民族问题外交问题等等，均明确而清楚地给以法律形式的条文规定……”

立国宪章（4）

把新中国开国“三大文献”，解读为“三大宪章”，除了尊为立国之本的“根本大法”外，还有实现了“人民宪章”之意。

12 群众学习热潮

旧中国与新中国，“新旧社会两重天”，千百年理想的公有制来到眼前，从旧社会到新社会，过去的价值观已然落伍，一切几乎都要重构重建；特别对于国统区的过来人，像经过了一次重生，睁开眼一切都不认得，像刚入学的小孩，满眼是陌生与新鲜，一切都需要重新学习，学生活学穿着、学说话学做事、学思想学政治，学习新的生活方式，虔诚地贪婪地学习。

建设一个新中国，最重要的也在于学习；学习是党和政府的重要政策，也是老百姓面对的天天大事，虽然所指要求各有不同，但是无论领袖、干部与群众，都把学习常挂嘴边，正如艾思奇当年所说：“马列主义的学习，在各地，特别是在新解放了的大城市，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运动。”“学习”——掀起了解放初的群众热潮。

■■■ 学习，哲光普照

北平一解放，北平市委就接连开办了几期“干部训练班”。到干训班讲课的不仅有邓拓、杨献珍，还有朱老总、叶剑英、彭真等党政领导。干训班里，二三十平方米的房间，既是学习室又是宿舍，吃的是高粱米大锅菜；几乎每天讲课没有休息天，大伙儿专心听课热烈讨论，校园里经常响起“团结就是力量”、“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

第八区区委在东珠市口区政府的楼上开办了第一次工人训练班，结合新旧对比诉苦运动，懂得了是谁养活了谁，是谁剥削了谁？一个拉洋车的吴永祺哭诉：解放前父子俩共拉一辆车、共一条像样的裤子，爷俩谁拉车谁穿。激引得大家纷纷高呼口号：‘打倒万恶的旧社会！’训练班结束，吴永祺很快入党当了干部，后来还当上了街道办事处主任。

开国大学习，学什么？怎样学？头牌权威讲师是艾思奇，公认的马列主义哲学家，理所当然的主讲教员。他的《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讲义》到1952年6月就出到了第17版，被邀请到电台播讲《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广播稿也一版再版；一个人讲不过来，还建议马列学院开班培训学员派出去讲课；直到今天，艾老的“社会发展史”教学纲领，还被《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誉为“哲光普照”。

按照艾思奇的引导，最重要的是“从头学起”：“……以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第一步学习的主要内容。在短短的一个月到三个月里，集中力量对这一门课程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不求读太多的书本，不一定要听很多的讲授报告……只求经过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中……建立起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二、阶级斗争的思想；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掌握了这些基本的观点，许多不了解和想不通的问题就往往能够自己迎刃而解。”

在刚解放进城的中央团校里，团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社长杨述在一个破庙里主讲“社会发展史”，脚穿一双山东“洒鞋”卷起一只裤腿站在土台子上，旁边小方凳上放一杯开水，从“猴子变人”讲到“五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一讲就是一天。

著名医学家吴阶平回忆过，1948年12月1日从美国回到北平，1949年夏天参加了北医教育工会组织的暑期学习班，听当时著名的哲学家主持学习《社会发展简史》和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受到了深刻教育，从理论上懂得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决心要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前进……

一个记者来到古都，记录了解放10个月后 “北京的新姿态”，首先回忆老北京是一个有闲的城市，政、军、商界、学者、名流，有了钱，有的是空闲时间，都乐于在北京居住，逛逛公园、欣赏花鸟、淘淘古旧书画、听听戏，尤其是他们的公子小姐，衣履翩翩，饮食终日，无所事事；然后感叹：“ 在今日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这一切情形都变了…… 在机关的上班前或下班后，所有的职工们都在办公室里集体学习……假日公园里林荫下，都有一群一群的人们在学习；他们所学习的是：新民主主义，三大宪章，新中国建设的前途……和俄文……每日在机关办公室，学校课堂，以至公园里，常常听见不少人在卷舌头……”

这个记者或许没有看到，就在这场学习运动中1949年9月15日创刊的《学习》杂志，被誉为全国范围的无校园大学、“刊授大学”。1950年3月，艾思奇又在《学习》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学习——思想领域的解放战争”，把“各地解放以后展开起来的学习运动”总结成了“思想上的解放战争”。学习运动后来一步步深入，又发展成正式的“思想改造运动”，影响奠定了几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13 新中国的初影

立国宪章（5）

解放大学习，经常也会发问共产党是怎样取得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廖盖隆写了《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及时解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论说了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普及了对中共党史的了解，畅销发行一版再版，还被收入高中教材译成英文，成为开国时的一本名书。廖盖隆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沈蓉回忆过廖盖隆：他与李蓬茵在西柏坡结婚时，廖承志画了幅漫画送给新人，画着俩人下半身像麻花样缠在一起，逗得人们捧腹大笑；1948年整风时对廖承志的意见主要就是太爱开玩笑，可是廖公作整风总结时还依然如故说：“当我临终的时候，我一定要讲完一个笑话后再跳进棺材。”

■■■ 英共总书记的贺电

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致开幕词最后高呼：“庆贺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胜利！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庆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

新中国一诞生，9月22日，英国共产党及总书记就向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发来了贺电：

① 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利 · 波立特（签字）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布拉格二十五日电）”

②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当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我谨致我个人的祝贺之意…… 你的亲如兄弟的哈利 · 波立特（签字）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布拉格二十五日电）”

接着英国共产党伦敦区委（23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3日）、国际新闻记者协会（布拉格24日）、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主席戈登夫人（24日）、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居里（25日）、芬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25日）、瑞士劳动党（26日）、比利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7日）、捷中协会（27日）、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副主席（27日）发来了贺电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哈利 · 波立特（1890-1960），曾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是英国工人运动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

新中国成立后，波立特曾经三次率团访问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友人。甚至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发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著名讲话时，也想起过他：“苏联提出要在15年之内赶上美国，我问过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同志，英国年产多少钢？我们能不能在15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在钢铁生产总产量方面赶上英国。”

■■■ 谁最早升起了五星红旗?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澳门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国庆50周年的时候，升起它的杜岚曾经深情地述说过：“50年前升五星红旗是凭一腔热血，50年后再升五星红旗是一股激情，那时冒风险、顶压力，现在是国歌嘹亮、隆重庄严，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但表现了同一种意境——炎黄子孙的爱国心！”

杜岚，1914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0岁入学读书，一路从桃镇小学、县城女子学校、米脂县三民二中、榆林三师到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下乡宣传、街头演讲、唱歌演剧，冲破了陕北米脂婆姨的宿命，被誉为“陕北最勇敢的女孩之一”。中学毕业后，她到北京成了中国大学教育哲学系的学生。“九·一八”后，她成为反帝大同盟和互济会的积极分子，1934春天被北京警备司令部逮捕并押转南京宪兵司令部，以“危害民国”罪判入苏州反省院，坐满10个月牢底才得保释，1935年又转广东参加抗日反帝活动，与黄健结婚志同道合在澳门濠江中学开始了60多年的教育生涯。

1947年，杜岚接任了濠江中学校长，在解放前夕的风雨飘摇中迎接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0月1日一早，杜岚捧着亲手绣制的五星红旗带着一台收音机早早到了学校操场，郑重地举行了升旗仪式，把五星红旗第一次升上了这块尚未收回的殖民地的上空。杜岚在濠江中学升起的新中国国旗，鼓舞了许多华人，也惊动了澳葡当局紧张的神经，引来了敌对势力的威胁和暗害……可是，杜岚硬是顶着高压和阻挠让五星红旗在澳门岛上飘扬了一个星期之久，还带领师生带着装满大批胶鞋、毛巾等物资的卡车，高举红旗冲破澳葡警察的阻拦，开到中山慰劳解放大军。 从此，每到新中国国庆，濠江中学便带动澳门家庭悬扬五星红旗……在澳门回归祖国的第一天，12月20日清晨7时，濠江中学又一次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85岁的老校长杜岚女士亲手升旗，脸上的笑容像是在说“50年了，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立国宪章（6）

也有人说：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东小镇王母圩升起”，因为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升旗之前，在广东省王母圩当天清晨就“正规”地升起了新中国国旗。 原来，这个小镇当时已经是一块“解放区”，大批中共干部从香港集中到了这里，一千多共产党人把小镇变成了“开国干部大学”，学习文件整顿思想准备接管华南。当他们从香港《华商报》得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国旗、国歌和首都并且要在10月1日举行典礼大会的消息后，立即欢欣鼓舞，决定在遥远的南国与北平的现场一齐开会，共同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大家都是文化人，国歌早就会唱，毛主席像早就挂在课堂，只差一面国旗；据说，当时粤桂边区纵队参谋长杨应彬自告奋勇为国旗划样，几位女同志一起剪裁缝制，这样的五星红旗很快就诞生了。在10月1日北京开国大典还未开始的清晨，迎着东方的朝阳，在王母圩小镇提前举行了新中国国旗的升旗典礼。到10月14日，解放了广州城；第二天曙光初露，在广州东亚酒店的楼顶飘扬起了广州城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北平盛会（1）

第四　北平盛会

1949年在北京城里召开了方方面面、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会议，来奠定大会建国的基础，其中最基本的一项就是推举开国代表，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和“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议”等等，推举出了文化艺术、青年学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开国代表。

例如，作为党派代表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正式代表10人、候补代表2人）、作为团体代表的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正式代表12人、候补代表2人）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正式代表9人、候补代表1人），组成了开国盛典最年轻的代表团。

14 青年团盛会迎开国

1949年6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徽、团旗、团歌审订委员会前日（八日）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应征之团徽、团旗图案自十一日起在东长安街十七号公开陈列五天，欢迎各界人士参观提出意见。并将征求团歌歌词、团旗及团徽图案截止日期，延至本月二十五日，团歌曲谱截止日期，延至七月五日。闻该会拟对于将来中选之团徽、团歌歌词、团歌曲谱作者，各赠小米二百斤，团旗作者赠一百斤为酬。”

■■■ 他们记忆中的1949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 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接着宣布成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解放的北平隆重召开；中共中央向大会发出了贺电，毛泽东不仅会见了部分会议代表还为大会题词：“同各界青年一起，领导他们，加强学习，发展生产。”——一册《为团结教育青年一代而斗争——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留记了当年的盛会影像。

1949年5、6月间，中央团校搬来良乡；7月4日晚，中央团校第一期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高规格的毕业典礼，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并合影。中央团校第二期开学时，王蒙年方15岁进了15班，记得任课的老师称得上“超豪华”阵容……最难忘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讲毛泽东思想，从下午讲到天黑，晚饭后接着讲，滔滔不绝，一口气讲到深夜……令他听得佩服也感到疲劳，于是大胆地在晚上九点钟时递上了一个条子：“请掌握时间”；而田老师拿起条子当场宣读后，照样洋洋洒洒地讲下去。

北平盛会（2）

时逢开国大典，团校学员每人发了一身灰色干部服，9月28日上午就乘专列进了城，当晚就去天安门广场编队，29日组织学习参加开国大典的注意事项和纪律，白天在学校晚上到天安门前去队列训练。10月1日一早，饭后便集合，9点队伍出发，走走停停，走过东三座门时已经11点了，到得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加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的队伍，安排在广场的最前列，面对天安门城楼，背靠高高的旗杆。广场上你拉我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了一支又一支，到下午3点广场沸腾起来了！……林铭纲、秦守文、左林等正好站在旗座旁边，一心等着看毛主席升旗……可是只见五星红旗徐徐升顶，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动的。

1949年5月4日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在“北大四院”礼堂举行了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开幕式。会场中央悬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满场张挂着锦旗和标语，五百多名青年使每个角落都充满了青春的欢乐与歌声，廖承志主持会议，冯文彬致开幕词，中共中央向大会发表贺电，毛主席题词“团结各界青年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工作”，并与朱老总接见了全体会议代表。

著名电影演员张瑞芳回忆：“我是国统区的代表。大会统一发放青年装，我迫不及待地换上灰色的青年装，镜子里的我——穿一件灰布衬衣，长长的下摆，只能塞进灰长裤里，袖子挽得高高的，腰间系一根皮带，头顶灰军帽，帽沿翘得高高的，耳边两根粗辫子垂在肩上，自觉一副朝气蓬勃的顽皮样，非常得意。”

1948年夏天刚刚回到北平的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在北平刚刚解放的3月上旬就被中共中央派赴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刚回来一天就听到电台广播中华青年代表大会胜利召开，接着又听到钱三强当选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副主席。没有参会却能当选，令他非常惊讶。接着，又有一些人向他祝贺，都毫不奇怪地说：缺席当选，也属正常。很快，他又作为开国代表参加了开国盛典，登上了天安门。他满腔的爱国报国热情，像被打开了闸门喷发了出来……

■■■ 七十兵工厂的“小济公”李文华

消费城市北平，工厂很少，要说三大工厂，有著名的七十兵工厂，是产业工人的集中地，也是工会和青年工作的重点，在全市赫赫有名，厂史也与中国的兵工、航空、航天事业联系起来。

七十兵工厂的前身，是抗战胜利接收的日本侵略的北支兵工厂，改名兵工署七十兵工厂，北平和平解放时厂部在城里雍和宫大街，厂区在城外安定门外和平里以南，尚有两千多员工，据说是华北最大设备最先进的兵工厂，立即迎来了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和平接管按照“原封不动，系统接收”的方针政策，同时严格取缔了国民党特务性质的“稽查组”和旧工会，处理了少数顽固和不法分子，组织员工学习，恢复生产。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亲自到七十兵工厂召开工人代表座谈会，慰问工人，解决生活和生产困难。

教育和发动工人，文娱活动总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新工会把附近一座破庙小院子变成俱乐部，砌起砖台搭上木板就成了课桌椅，拆拆修修便焕然一新，北房放上了几十种报纸杂志，成了阅览室；西房里一张乒乓球台，成了乒乓室；南房窗下摆上一台收音机，轮流在这里排练话剧、新京剧、唱歌和曲艺，就是音乐戏剧室。一到工休，俱乐部便挤满了人，热闹得像戏园子。乐得工人说：从前俱乐部是少数人的，职员不愿跟工人混在一起，现在谁都来玩。

著名的相声演员李文华，原是一名油漆工，就是从七十兵工厂的俱乐部成长起来的。他从小因家贫，只上过1年多的学就进饭店当了童工，1941年去了天津给厨师打下手，到日本投降时出了师又不得不去蹬三轮，到1946年回北京，经人介绍进了七十兵工厂（即后来的547厂）。他从小喜欢曲艺，没钱也在人家门口听不要钱的相声、评书，自己还会来几段，在厂里常常破衣烂衫带着个“技工”胸牌，被厂里的伙伴们取了个“小济公”的绰号，就是因为他善于模仿滑稽幽默，经

北平盛会（3）

逗得人乐。解放军接管，22岁的他成为光荣的工人阶级，年轻有特长，很快就成了厂里俱乐部一员，连创作带演出，经常有机会显露自己的才华。

七十兵工厂，厂大有资源，解放前就有点老底子；解放后，又经常有专业团体和名家下厂来与工人联谊，著名诗人艾青亲自来辅导过工人创作；华北大学文工团是厂里的常客，后来著名的演员李婉芬等都来帮助改剧本、排戏、演节目；厂里的几位文娱积极分子还登门向著名剧作家曹禺请教……就在开国盛典后，七十兵工厂话剧团献上了郭玉儒、张德林等8人创作的话剧《生产长一寸》，登上了北京舞台，在《工人日报》上连载，一炮在全国打响。

李文华参加的是曲艺组，除了说相声，也能演话剧；每天忙忙碌碌，下班上夜校，开完会又去文化宫，进了文化宫文艺训练班的戏剧组，得到高人指点，快板、相声带话剧，连编带演，创作热情极大地迸发出来……1958年当选了市人民代表，1960年出席了全国业余文艺会议，被已小有名气的马季看中了，在1962年进入了中央广播说唱团。

15 新学生新方向

1949年2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全国学联总部决移设华北解放区”，“……为与各解放区学生联合会共同筹备召开中华全国学生代表大会起见，决将总部移设华北解放区。该会负责人陈震中、史继陶、周寿昌、黄鹤祯、张毓芬等，已于上月十五日先后到达石家庄。”

中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于1947年6月，是国统区学生运动的“领导机关”，被国民党政府勒令解散后，只得转入地下到了解放区。在河北正定成立不久的华北大学，2月25日举行了盛大欢迎晚会，热烈迎接了从平、沪、苏、杭赶来参加全国学联的20几位代表，范文澜副校长在欢迎讲话中说：来参加学联的各地代表，是代表着全中国广大青年的，他们来了，也就和千千万万的青年来了一样。上海和清华的学生代表讲话后，全体齐唱革命歌曲，最后由华大二部歌咏团表演，还有秧歌剧《夫妻识字》助兴。

■■■ 最年轻的开国代表团

北平和平解放，2月28日《中国青年》第4期刊登了解放军入城式、“庆祝北平解放大会”和游行的照片，许立群化名“杨承栋”描写了先于城里解放的清华和燕京：两校同学早就盼望解放军，一些同学甚至跑到青龙桥去找……12月28日解放军工作团来了两个同志动员入城工作，其中一个是清华八级的校友高棠。顿时学校沸腾起来，两校分别成立了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和迎接解放行动委员会，

北平盛会（4）

编写宣传手册、印传单、做旗帜、排剧本、练歌曲……忙到半夜才睡觉……“一位住在静斋的女同学，她原来相信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党来了乱杀人和‘配给丈夫’的一些诬蔑。这次她说‘幸而我没有回天津去避难，不然可真要成了落伍者了’。”迎委会艺术大队还请来解放军排戏练歌，指导办了个秧歌早操团，每天早上在大操场300多同学学秧歌舞，有的教授带着孩子也参加了进来。

3月1日至6日，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古色古香的大门上张起了“全国同学团结起来！”的红旗，207个学生代表全国100 万大中学生，穿灰衣是西北的，着黑装的是东北的，长衫和皮夹克则是平津或沪苏杭的，高举“东北”、“华北”、“沪杭苏”、“中原”等团旗汇合到了这里；会场里高挂着“书籍围绕着谷穗与齿轮”象征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大会纪念章。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大会致辞，充分肯定了中国学生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做出的重要贡献，号召全国学生再接再厉，积极参加和援助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使这个斗争迅速地取得最后的胜利。郭沫若、沈钧儒、张奚若、周扬、李德全、马叙伦、许德珩等出席并讲话。冯文彬向大会作了题为《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为工农群众服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会章程》以及《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决定成立了包括解放区与蒋管区的全国学生的统一领导机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

热情洋溢的讲话、经久不息的掌声、此起彼伏的歌声……“我们是民主青年、是人民的先锋……”、“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青年的激情感染了郭沫若：“我虽然快六十岁，但还是一个老学生，老青年，愿和青年们在一起，努力实践，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闭幕那天晚上，在北大的“民主广场”举行了三万人的营火晚会，全国学联的执委们高举火炬在春雷般的掌声中绕场一周后，把火炬投进广场中的火堆，燃起了熊熊的火光，在“我们的学联成立啦！”、“拥护全国学联！”的欢呼声中，全场跳起了胜利鼓舞、进军舞、大秧歌……

参加开国盛典，全国学联新任执委谢邦定、晏福民、马骏、聂维庆、李秀真、周寿昌、黄鹤桢、丁力、方光宇当任了正式代表、孙宗汾当任了候补代表，组成了最年轻的开国代表团。谢邦定，从西南联大地质系到北京大学，从“ 一二一”运动到北平解放，积极参加了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进步学运，当选为开国的全国学联主席。周寿昌交通大学化学系，晏福民、黄鹤桢在中央大学和北京大学，马骏复旦大学新闻系，丁力河南大学教育系。他们挺身而出，积极投身反对国民党的进步民主运动，马骏曾被捕入狱，周寿昌和黄鹤桢被开除通缉只得流亡香港，丁力和晏福民投奔到解放区，谢邦定坚持在学校迎接了解放。 聂维庆和李秀贞是来自西北和东北解放区的工农儿女，方光宇和孙宗汾分别是天津女子师范师和武汉大学学生，都是解放后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

16 妇女儿童的解放

妇女儿童，人类文明的永恒话题。1948年9至10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12月5日，解放区妇联筹备委员会发出了召开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通告，1949年1月12日成立了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妇运丛书》一套10册；接着3月至4月在北平怀仁堂成功地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推选出了15名正式代表2名候补代表参加新中国的开国盛典。妇女与儿童本是一体，妇女工作与幼教事业具有天然的联系，所以这10本《妇运丛书》中就有2本《洛杉矶托儿所》和《中国解放区的儿童》是幼教专题。

■■■ 新中国第一《婚姻法》

婚姻家庭，人类文明的基本单元。虽然早在清末，资本主义文明就冲击了中国的封建婚姻家庭；进入民国，法律也规定了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等，但是长时间在大多数地区，以“包办婚姻”为特征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贞节烈女从一而终”、“富人买妾穷人卖妻”、“良贱不通婚”、“童养媳”、“换亲”、“配婚”等封建婚姻，仍然是新中国妇女解放的严重障碍。

婚姻法规，也是人类文明的根本基础。随着全国解放，婚姻问题也成为新政权首先遭遇的难办的法制问题；例如结婚年龄规定不统一，晋察冀解放区规定男20岁、女18岁，晋冀鲁豫区规定男18岁、女16岁。 比如范平的“接管北平法院的一段回忆”：“有一位30多岁的邮局工作人员和他的妻子，因感情不和要求离婚……当时法院尚未正式成立，既没有印，也没有任何法定的程序，双方签字同意离婚，经我请示王斐然同志同意，由我签?，即算正式批准离婚了……当时我真有点不大理解，那样的手续竟然有法律效力。”—— 制定婚姻法，便成为新中国“最紧急”的需要。

新中国以妇女解放为标志，一大批妇女干部担当了新社会的领导者。1948年9、10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刘少奇亲自向邓颖超和妇委会交待了起草《婚姻法》的任务；他说：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中央妇委，你们马上着手，先做些准备工作。据说，当时刘少奇还手拿一本1931年毛主席签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指示解放妇女、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是婚姻法的基本原则，要总结解放区多年的经验教训，调查研究后再动手起草。

中央妇委接受任务立即成立了由邓颖超挂帅的《婚姻法》起草小组，一批女干部具有长期的妇女工作经验，对废除封建婚姻制度深有感触，在解放区进行了长时间的专题调查，特别对“离婚”条款进行了详细认真的研究……1950年1月底形成了《婚姻条例》草案，呈交党中央又送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等各方面广泛征求意见……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生效，新中国开国才7个月，第一部大法就诞生了。

北平盛会（5）

这时，刚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正在赶排话剧《保尔· 柯察金》，金山与张瑞芳夫妇分饰保尔和冬妮亚，却不料导演孙维世与金山在戏外产生了爱情。一无所知的张瑞芳自述：孙维世来看望自己，才获知了两人的恋情，于是“决定主动结束这段使两个人都痛苦的婚姻”，正式向支部提出了与金山的离婚申请，后来还像朋友一样去区办事处友好地办理了离婚手续……有意思的是，金山与孙维世举行婚礼时，周总理和邓颖超送给他们的礼物竟然是新颁布的《婚姻法》。

■■■ 洛杉矶托儿所马背上的摇篮

明显带有美国味儿的《洛杉矶托儿所》，许多人都会奇怪——然而这是真实的历史，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延安办起了中央托儿所，有人说是傅连璋首议，有人说是毛泽东亲自提议，总之毛主席的女儿“娇娇”李敏是第一个报名入托的，后来还有李维汉的儿子、谢觉哉的女儿、王首道的女儿、刘伯承的儿子、邓小平的女儿、左权的女儿、任弼时的女儿、杨勇的儿子和黄镇的女儿……之所以后来成了“洛杉矶托儿所”，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得到了来自大洋彼岸洛杉矶、由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转送来的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捐赠的药品、食品和生活用品。为了表示感谢，1942年5月中央将它又命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洛杉矶托儿所其实许多人也看过，因为有一部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就是它在解放战争时的情况，只是已经很少叫洛杉矶托儿所了。比如在开国的《中国解放区的儿童》书里，它是延安第二保育院，书中还有边区第一保育院、晋绥机关托儿所、李家庄机关托儿所。一篇《替孩子们控诉——记第二保育院的孩子们被迫离开延安》讲的正是《马背上的摇篮》，不妨摘抄一点：

“……经过一千六百里的长途跋涉，和三个半月漫长的时间，我们从一个家到了另一个家——太行解放区。不但孩子们和工作人员都平安健康，就连外国友人过去捐赠的一座磅称和六十顶蚊帐，也在困难重重中，完好无缺地带到目的地。”

有点神奇的是，外国友人捐赠的当年毛泽东称过的那台大磅秤，据说至今还在北京总政幼儿园里使用着。本来是放在展览室里不用的，可是买过几台磅秤，不是用不久就是不太准。只有这台大磅秤用了几十年也不坏，而且称得准，于是抬回来接着用。

17“文代会”佚事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6月30日举行预备式，7月19日举行闭幕式，各项活动一直延续到7月28日。1950年3月汇编出版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封面花底红字，首页白底绿字，绿色会徽主图案是毛主席和鲁迅的头像，上方飘扬“1949”旗帜，下方围绕文字“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刊出了毛主席为会议题词“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和到会的热烈祝贺。

革命进步文艺工作者大会师，推选了开国代表，总结交流了12年的革命进步文艺工作，规定了新中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针，确定了改造旧文艺建设新文艺的方向和道路，建立了全国的统一领导机关，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标志着新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开始。

■■■ 第一次文代会的几个人和事

第一次文代会，有几个特别的代表，其中一个是“中途病故的代表”——长期从事中苏友好，在1922年首译出版列宁1918年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建设功不可没的张西曼教授。他在1948年底化装离开南京，经中原解放区于1949年3月来到解放了的北平，6月随民主参观团从东北解放区回来，随即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 列名“南方代表第一团”，不幸在7月10日因肺癌病逝，后来周恩来还为他亲笔题写了墓碑。

另外一个“没有到会的代表”，是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那年5月，他突然中风半身不遂、生活困顿几乎无力医治，正好周恩来派人来邀请他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立即对他家的生活做了妥善安排，雪中送炭解了他一时之急。7月开会，张恨水虽然不能出席，仍然被列为平津代表，成为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即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一批会员。

“开到一半才来的代表”，是华北代表团团长老资格的革命家与作家萧三，还是让许多熟人“大吃一惊”的代表。据报道：“大会报到代表截至七月十一日止，共六百四十人。最近报到的有刚由苏联参加普希金一百五十周年诞辰纪念归来的萧三……” 他随中国代表团到捷克布拉格参加完世界和平大会回京，又匆匆去了莫斯科。等他一个月后回来时，却让妻子甘露等吃了一惊。

甘露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中列名“资料科科长”，在会议期间每天带着四五个人紧张地速记，生怕记得不准确不全面，就在一边紧张工作一边和两个孩子热切地等待萧三回国时，一场悲剧袭来还浑然不知……萧三突然带着在延安离婚的叶华和两个儿子出现在甘露的面前。原来，萧三在莫斯科时，苏联方面并不知道萧三早已与叶华离婚，做好事把叶华找了来。萧三与叶华母子相见，勇敢地把她们带回了中国。诗人的浪漫，既把甘露推进了悲剧，也给组织出了一道说小也大的难题。

事情的结果，是甘露不得不吞下了这场悲剧的苦果。1949年底，甘露调到初创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干部科长，送走1949年时她写下了这样的悲伤文字：“元日： 四九年——这不堪回忆的一年，我带着心爱的胖胖在上影第四摄影场度过了最后的一天。除夕夜，人们高喊着欢送四九年，迎接五○年，我暗泣了，抱着我心爱的胖儿看戏看跳舞，就在深夜抱胖儿坐车回。”

萧三逝世于1983年，享年87岁； 甘露逝世于1987年，享年67岁；叶华逝世于 2001年，享年90岁。

18 东篱挺起傲霜枝

北平盛会（6）

上海解放后，中国最悠久的科普期刊《科学画报》“五、六、七”期合刊为解放第一号，附送的定阅单写着：“自民国二十二年创刊以来，从未间断。上海在解放前……以致本刊延期出版。现在上海已经解放……本刊自当与民更始，继续为科学建设服务…… ” 时到开国盛典，1949年10月号封面别有寓意地刊出国画《东篱挺起傲霜枝》，首篇社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人民都热烈的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从此中国人站立起来了……”，还在《科学新闻》栏目刊出《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科学家已改变过去不问政治的态度，认识了人民政府的真相，大家都一同来参加建设新中国的工作。”

新中国开国，科学界重新大团结。1949年5月14日在北平召开了全国科学会议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议，决定以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四团体发起成立科代会筹备会，接着7月13日至18日召开了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推选了梁希、李四光为首的17人为开国代表。

■■■ 四合一的中国科学界

中国科学社，1915年10月25日由任鸿隽与杨铨等人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始创；创刊《科学》杂志，后改组为正规学会，1918年迁回国内，成为中国第一个综合性自然科学学术团体，创办了《科学画报》、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和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等事业，发展成旧中国影响最大的科学团体。

中华自然科学社，前身是1927年9月9日在南京中央大学成立的华西自然科学社，到1928年举行第一届年会时改名中华自然科学社，在“九一八事变”后创刊了《科学世界》月刊，抗战组织过西康考察团和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康文物展览会，1942年创刊了《中国科学》，1947年迁回南京。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源于1939年春在重庆中央大学成立的自然科学座谈会地下进步组织。1944年底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提出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得到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等的赞同，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抗战胜利后迁到南京。

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1948年4月8日在解放了的哈尔滨由李富春、王首道、陈郁、邵式平等与自然科学工作者80余人发起组织；此前，中共于1940年在延安成立过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有会员300多人。

前三个团体，许多成员是旧中国的科学骨干、中央研究院院士，甚至政要名流，总体是旧社会的遗产，有些人带着“超政治”、“超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走进了新中国。开国代表袁翰青在《一年来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团结运动》文中回顾了：“……首先由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发动，提出举行全国性的科学会议的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统一战线部的支持和国内一般科学技术界的共鸣，于是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四日由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国科学社和中华自然科学社三个团体在北京的负责人一共十七位举行会议……决议先成立一个‘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促进会’……后来因为这三个团体只能代表新解放区的科学工作者，而全国科工的团结必须是新老两区的会师，所以又邀约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来参加促进筹备的工作。

……从成立到正式会议期间……展开了各种的分组座谈会……一则认识了一般所谓‘科学’应当改称‘自然科学’，也就是接受了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的话：‘从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二则承认了‘科学家’这个名词应当改称‘自然科学工作者’，凡从事于科学工作的人本来都是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分工，原都是工人阶级……决定了会议名称的改变，由‘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改拟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这个名称的改变，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件小事，而本质上却指出……在思想上确实是提高了一步……”

成立23年的中华自然科学社，于1951年4月发出《结束社务宣言》：“中华自然科学社全体社员认为历史所赋予本社的任务，到了人民胜利的今日，确已全部完成。因此一致主张在一九五一年三月底结束社务。我们全体社员庄严而愉快地宣布中华自然科学社光荣的结束……”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于1950年8月21日郑重宣告结束，各地分会也于该年底以前陆续结束：“……过去那种为科学而科学的纯学院的作风和超政治的观点是不宜再继续下去……总会在北平的理监事看到新形势之下的需要……科代会的盛大的筹备会议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在京举行，产生了常委会也就是事实上的全国科学界的临时领导机构……事实上科协在各地的活动已大部分参加到科代的活动中去了……‘科协’认为它自己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宣告‘科协’结束，成立结束委员会，处理未了事件……”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在清华大学召开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此后，中国科学社“采取逐渐清理，俟机移交或捐献的办法，陆续将所经营的事业移交或捐献给国家”——《科学》杂志交给全国科协，《科学画报》交给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明复图书馆捐献给上海市政府，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公私合营分别并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等单位，尚存房屋、财产于1958年秋一并捐献给国家——于1960年5月4日结束了自己的历史。

■■■ 《科学》、《科学世界》合并为《自然科学》

百多年来，世界许多国家创办有《科学》（Science）刊物，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1915年1月，一份由在美中国留学生编辑的《科学》月刊在上海诞生，与9月创刊的《新青年》杂志并立，一个高举科学大旗一个高挚民主大纛；与美、英的《科学》杂志一起被李约瑟先生称为“科学A、B、C”。在创刊的“《科学》月刊缘起”上签名的有：胡达、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和任鸿隽，后世多数人认为最先发起《科学》的是任鸿隽。

1904年，18岁的任鸿隽参加清末“最后的科考”成了“最后的秀才”，在清末实行新政的重庆府中学堂着制服上新课，学习算学、物理、化学、英文，看梁启超的《新民丛报》，读孙中山的小册子……1907年到上海进入中国公学“革命党的大本营”剪辫易服，转年考上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官费生，接着参加了反清排满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鸿隽弃学回国担任了临时大总统秘书，就在“官运亨通”之际却决意出洋，于1912年冬进入了美国康乃尔大学，走上了“科学救国”之路。

北平盛会（7）

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一天，任鸿隽等几个中国留学生聚在“大同俱乐部”谈兴大发，都想到中国最缺乏者莫过于科学，为什么不能创办一种杂志向国人介绍科学呢？——《科学》于是萌芽。任鸿隽在35周年结束《科学》时回顾：“十几个还在外国留学的学生怵然于‘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倖焉’（《科学》发刊词）……在1914年秋天筹备科学出版的时期，我们除了预备各人担任的文稿外，每人每月还节省出学费3元至5元，作为科学的印刷费，到文稿和印刷费都积有三个月以上的准备后，我们才托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干事朱少屏代我们付与发行……”

《科学世界》杂志，由中华自然科学社创刊于1932年11月，“当时国内的科学刊物还异常缺乏，很少着眼于报道科学新知，讨论教学方法，和致力于普及科学知识的刊物。中华自然科学社为了适应高等学校学生，中学教师和一般科学界的要求，毅然创办科学世界，作为普及科学知识的先驱……”

《科学》和《科学世界》，在各自35周年和23周年之际，于1951年６月合并寄生出了《自然科学》杂志，“本会出版《自然科学》的决定”写道：“本会决定自一九五一年起接办中国科学社出版的科学和中华自然科学社出版的科学世界，经过协议一致同意把科学和科学世界两刊合并，定名为自然科学成为本会会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