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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性》 编辑推荐

- 《第一性》 内容简介

- 《第一性》 第一节(1)

- 《第一性》 第一节(2)

- 《第一性》 第一节(3)

- 《第一性》 第一节(4)

- 《第一性》 第一节(5)

- 《第一性》 第一节(6)

- 《第一性》 第一节(7)

- 《第一性》 第一节(8)

- 《第一性》 第一节(9)

- 《第一性》 第一节(10)

- 《第一性》 第一节(11)

- 《第一性》 第一节(12)

- 《第一性》 第一节(13)

- 《第一性》 第二节(1)

- 《第一性》 第二节(2)

- 《第一性》 第二节(3)

- 《第一性》 第二节(4)

- 《第一性》 第二节(5)

- 《第一性》 第二节(6)

- 《第一性》 第二节(7)

- 《第一性》 第二节(8)

- 《第一性》 第二节(9)

- 《第一性》 第二节(10)

- 《第一性》 第三节(1)

- 《第一性》 第三节(2)

- 《第一性》 第三节(3)

- 《第一性》 第三节(4)

- 《第一性》 第三节(5)

- 《第一性》 第三节(6)

《第一性》 编辑推荐

女性成为一种理想，男人如花　走进男色时代，在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的笼罩下，被女权主义话语养大的“第一性”到底怎么了？

男人应该是怎样的男人？女人又该凭何称为女人？同性恋的流行，男权的隐匿进行了怎样的推波助澜？粉红著身的男色诞生，女权提供了怎样的胚胎环境？《第一性》，告诉你XY染色体流行变异的答案！

《第一性》 内容简介

我知道自人类出现以来男女关系一直是文学和历史的核心主题。但我也知道，男人被剥夺了自己的话语，也在逐渐失去自己的思想。在父权社会，男人无所谓大写小写。可是后来，人们提出女性“价值”的明显优越性，如以柔克刚、与权威对话、以和平替代战争……大同社会要求男人表现出自己身上的“女性”特征，同其他人一样变成一个女人。女人不再是一个性别，而是一种理想。

正是为了弄清所发生的一切，发生在我们男人身上的事情，为了重新复活男性的思想和心理，为了再现消隐在女性经历之下的痕迹，我动手写了这部小书。

我知道人们不应该听从自己的不良本能，但我只是一个男人。

《第一性》 第一节(1)

“大男人”，一个小词，使所有的男人变成了指定被告， 把永恒的男性变为了一种侮辱。

我知道。我知道没有纯粹的男人和女人，只有复数的女人和男人。我知道不存在普遍性，只存在完全不同的个人；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特殊性，地球上有数十亿人，也就有数十亿个故事。我知道男人身上有女人，女人身上有男人。我知道我的传统，我属于70年代的年轻人。我知道要做性感的人是可耻的，甚至是反动的、法西斯的，所以那时没有性，只有性别；它是模糊的、极其暧昧的。我知道我不是心理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哲学家，甚至不是《ELLE》或《嘉人》的女性记者。我知道我甚至不是女人。我知道我不是在用研究和调查来准备我的意识形态攻势。我知道自人类出现以来，男女关系一直是文学和历史的核心主题。 但我也知道，今天的男人与让&#8226;伽本（Jean Gabin）歌中塑造的那个男人毫无关系。伽本离开我们不过30年，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但这个瞬间足以完成人类学上的一次真正嬗变。一个男人不再由所有男人的特点构成，反而体现出所有女人的特征。从奥迪亚（Audiard）的采访来看，伽本在今天根本就不应该存在，而凡杜拉（Ventura）、贝尔蒙多（Belmondo）、德龙（Delon）以及布雷尔（Brel）的那些鄙视女人的歌曲也面临同样命运：不许说，甚至不许动，不许存在。男人被剥夺了自己的话语，也在逐渐失去自己的思想。 这是一台磨合好的机器，已经不容改变。首先，人们对它只讲大原则、讲全球、讲人性：世上不再有男女之别，只有平等的人—绝对的平等，超出平等，相同，无区别，可互换。这种混淆了自身价值与人性价值的话语是所有统治权力的话语，从罗马帝国到伟大国家，从殖民鼎盛时代到“美国生活之路”。在父权社会，男人无所谓大写小写。可是后来，人们提出女性“价值”的明显优越性，如以柔克刚、与权威对话、以和平替代战争、以倾听取代命令、以宽容对抗暴力、以预防抵御风险。所有的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尤其是男人，都统一在圣杯（Graal）的这种新追求之中。大同社会要求男人表现自己身上的“女性”特征，男人怀着这种模糊、疑惑和不正常的意愿，竭其所能实现这一伟大抱负：同其他人一样变成一个女人，以期最终克服自己身上的世俗本能。女人不再是一种性别，而是一种理想。 正是为了弄清所发生的一切，发生在我们男人身上的事情，为了重新复活男性的思想和心理，为了再现消隐在女性经历之下的痕迹，我动手写了这部小书。旨在为已经被女性化的年轻一代提供男性求生理论。这是一位考古学研究者而非论争者的挑战。我知道人们不应该听从自己的不良本能，但我只是一个男人。

《第一性》 第一节(2)

我们迷路了。车子总是回到同一个岔口。太阳徐徐落下，外省的乡村呈现出夏末的魅力，而我们却无缘欣赏这些美景。我的司机面带苦笑。他非常年轻，是政治爱好者，他来接我参加“法国民主联盟”领导的晚餐会。午餐、晚宴，都是记者和政客每天必做的事情，既体现真诚友好，也是相互利用。“他们”把我交给了一个“年轻人”，他只好来接我。我们开始聊天，我是为了排遣无聊，他是为了避免尴尬。我们东拉西扯，聊政治，聊白鲁（Bayrou），聊希拉克。他告诉我他读了我写的那本关于总统的书，很喜欢—我终于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我可以做他的父亲，尽管我的孩子们没有他大。我们的闲谈开始转入私人话题。我问他的学业，他的理想，他的女人们。他大叫起来：女人，六个月来，他只有一个女人，也是政治爱好者。他爱她，对她很忠诚。我表示怀疑，他信誓旦旦。对于男孩间的共谋，男人间的同盟，我并不看好，失去一个，可以再找回十个：“说真的，你这个年龄，你多大？22岁？23岁？”他举例反驳说：“我对过去的女友不忠诚，结果麻烦不断。不，不，我绝不能再做这种事了。”我嘲弄地笑起来。我向他描述了他这一代人的可笑，20岁能像60岁的人那样相濡以沫；我讥笑他这个年龄的男孩屈服于女孩的多愁善感。男孩，不该这样。男孩，就该拿得起，放得下。男孩，就该敢闯、敢上、敢征服、敢有性无爱，图快乐而不是为了生活。“没有攻不下的堡垒，只有没包围好的城堡”（这是钱拉&#8226;菲力浦在一部武侠片中的对白，我忘了片名。我小时候在法国广播电视局最喜欢看的一部影片）。男孩，要敢取、敢舍，要玩世不恭，宁可多多益善，绝不从一而终，要学卡萨诺瓦（Casanova）①，不要学克莱芙王妃（Cl弙e）②。 他真的被我激怒了，反击说：“您这是大男子主义言论！” 我笑而不答。 我想到了“大男人”这个词的奇特命运，它是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者语言天赋的结晶。就是这么一个小词把男人，所有的男人变成了指定被告。这些女权主义者成功地抑制住男人，颠覆了“要当男人，不要做女人”这个古老的百年咒语，把永恒的男性变为了一种侮辱。一个词赢得了一场口水大战。不要轻视这些语言交锋。法国大革命前几年，“民族”这个词渐渐在法国人心中替代了“国王”这个词。人们更多地是为民族的荣誉而战，而不是为国王。但路易十六仍是法国国王。 我冷冷地对他说：“70年代，男人被称为大男人，但这样数落我们的都是女人，不是男同胞！你们接受了女孩的语言，把她们的行为变成了自己的行为。” 突然，他变得严肃起来，不看我，自言自语道：“不错，我们都是被单亲母亲抚养大的，她们是1968年的斗士和女权主义者。我们的思想跟她们的一样。我们的父亲从不在我们身边。” 他笑得透不过气来。我不再坚持，把一个老混蛋的轻率嘲弄吞进了肚子里。

《第一性》 第一节(3)

果然，这些新一代年轻人没有放过我。不久，我收到电影学院一位青年大学生的信件。他把我的近作《他人》改编成剧本作为年终考试作品。我读了信，不太失望；我给他回电，祝贺他，邀请他会面。我们进行了讨论。我坦诚地告诉他我唯一的失望之处：小说中的主人公弗朗索瓦&#8226;马尔萨克是一个粗野的人，只会吃喝、睡女人，是政治上的莫扎特，干脆说，他就是希拉克；我批评我的这位年轻对话者不该回避激情戏，淡化叙事，阉割我的主人公。我不顾面子，问他这是他个人的意见，还是他这代人的生活准则。他不置可否，答应我回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一个星期后，我收到了他的回复。

亲爱的埃里克： 我用了很长时间思考你提出的这个尖锐问题。总之，如果我真的惨到无从判断我们这一代人，至少，我认为可以观察到如下事实： 男女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个中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应该是：你们这代人必须面对女权主义话语，而我们这代人是被持这种话语的母亲抚养大的。这种话语已经融入我们的思想，而女人在引诱方面也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女人原本可以在这方面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但那时的男人不惧怕“与之战斗”。比如，我不认为卡萨诺瓦在今天还会是英雄。他虽然还算是一种男性幻觉，但他越来越不敢付诸行动。这或许就是书中一些场景令我为难的原因。男人是否还能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没有争斗，没有状态，这显得很不真实！ 不过，这个时代喜欢透明，比你们那一代要好得多。一切都会很快曝光，人们或许有一种潜在的向世人暴露自己的能力。我想这才是可怕的。当我们在银幕上看到那么多的性场景，在广播里听到那么多的性话语时，会觉得很奇怪。我认为，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极大的解放，但实际上对每个人来说，情况都很复杂，这是甜美的虚伪。 现在，我可能已将我本人以及我最好朋友们的忧虑投射到了整整一代人身上。 后会有期。

《第一性》 第一节(4)

在晚八点新闻中，我看到有关罗尔&#8226;马纳多（Laure Manaudou）的报道，这是2004年秋天。这位法国奥林匹克游泳冠军刚刚从希腊凯旋回国。适值休暇和放松的时间，她和男友，也是她的游泳教练重聚在一起。这位健美的年轻女人震惊了泳坛。人们问她的“男友”，问生活是否有所改变、他与女冠军的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这都是外人的视角。但男友细声细气的回答令我惊讶：“重要的，是我们的爱情，重要的，是她能继续走下去。”我想到了我的那些可爱的通信者们。他们说的对，今天的男孩更接近克莱芙王妃，而不是卡萨诺瓦，更接近漂亮女人。此后，我听说这位如此浪漫的年轻人唯利是图，竭力利用这位小姐“经纪人”的关系，使温柔女冠军的体育业绩产生经济效益，有意识地让她从严酷的泳池中过渡到电视台和广告公司的舞台上。总之，他既多愁善感又贪婪，与法国30年代电影中的女人如出一辙。苛刻而有眼力的女方家长把这位年轻人放在了“经纪人”行列，如同对待旧时一位贪婪危险的情妇。

《第一性》 第一节(5)

一位女友递给我一本《时尚》杂志，上面登载着对埃里克&#8226;坎通纳的采访，记者问：“你心中最理想的女人是什么样？”他说：“理想的女人，大概是男扮女装的同性恋，因为她身上有两性特征。” 埃里克&#8226;坎通纳是法国足球明星，90年代达到职业顶峰。他的坏脾气和其阿拉伯风格球技一样著名。他一生气就侮辱裁判，打观众，骂法国队教练是“狗屎袋”。但不管怎样，他是足球天才，虽然他的画家或诗人姿态受人嘲笑。他在法国足球“这个小地盘”上混不下去了，只好远走英伦。在那里，他成为了偶像。坎通纳希望成为自己时代的一个异类运动员，但还是被这个时代异化。近15年来，足球运动员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前，一个足球运动员就像一个成功地走出困境的工人，就像一个没有被满面打肿的拳击手。80年代的普拉蒂尼和罗什托的地位也不过如此。人们不了解他们的妻子，她们和普通女人一样。自从足球全球化以来，足球明星的财富爆炸了，身份变化了。他们成为男孩心中的明星，就像歌手是女孩眼中的明星一样。“世界杯”成为巨大的全球性“明星学校”。足球明星体现了全球化社会的光荣一面：交融与奢侈。大卫&#8226;贝克汉姆（和妻子）冷静理智地利用足球“大众化”广发其财。耳环、考究服装、化妆品，这一切使贝克汉姆成为新女性化男人的代表，著名的“都市玉人”。齐达内是在出名之前认识妻子的，所以，她现在还是普通的（迷人）女人。齐达内就像足球界的一只恐龙。对另一些人而言，光有女人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模特儿。克里斯蒂安&#8226;卡伦布是1998年“世界杯”冠军队队员，娶了阿德瑞娜为妻。她是来自东欧的超级名模，因做Wonderbra文胸广告模特儿成名。他们是完美夫妻的代表，贝纳通（Benetton）式的伴侣，①一个政治正确交融魅力的原型，也是现代版的美女与野兽。人们一直期待巴特兹与琳达&#8226;伊万戈琳斯塔修成正果。罗纳尔多，这位巴西最佳球员也刚刚迎娶了一位模特儿。一贯口无遮拦的坎通纳透露：他不想要一个女人。他们所有人也不是在找女人，而是在找身兼两性的男扮女者。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叫做模特儿。

《第一性》 第一节(6)

模特儿，人们似乎知道指什么。漂亮的女孩，身材高挑的女孩，男孩的梦想，可以在男性幻想中取代电影明星。其实，人们什么都没明白，什么也没猜对，什么也没看到。那些造美的“奇爱博士”（Folamour）正在高级时装店为我们筹划明天的世界。在一次采访中，卡尔&#8226;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这样描述来自东欧的15岁新美女形象：“她们并没有高耸的胸，她们无可挑剔，穿什么裙子都不成问题。这很难说清楚，这是另一种形体、另一种体态……今天的‘时尚’身体，是用模子塑出来的形体，一种不可思议的纤细，长长的臂腿，高挺的脖子和小小的脑袋。”① 她们是变体人，具有男孩的体形。这些小脑袋模特儿让男孩感到忧郁，心事重重。人们对她们的唯一指责是：“什么时候能变成风骚女人？”风骚女人？太可怕了！乳房、屁股，这是一种勾引，太性感、太女性，“简直俗不可耐”。 此后，卡尔&#8226;拉格菲尔德展示了这个时代的美人。他这样描述詹妮弗&#8226;洛佩兹：“她屁股极大，皮肤娇美，符合街头男人的口味。模特儿在街上行走，街头男人不会理睬。” 最后，当人们问他除了自己广告的形象外，他是否寻求被许多女人追捧的唯美、瘦身和太过神经质的完美，他极其直白地答道：“这是巫师学徒的故事，我做我认为符合美的发展的事情。如果这导致神经症，我也没办法。” 这是奥斯卡&#8226;王尔德的老生常谈（布瓦洛早已说过）：“自然模仿艺术。”女性自然在时装设计师的笔下变了样。当今时代喜欢讥讽过去的女性紧身衣，可今天的女性紧身内衣更加残酷。时装设计师直接在人的肉体上设计，为所欲为地雕塑这些人体。他们的手术刀代表形象。他们将公认的人体扭曲，变成没有乳房、没有屁股，既不丰满也不柔软的女人，变成修长且干瘪的男性躯体。时装设计师把自己的幻想强加给人类（这又一次得到公认），这是他们的同性恋幻想（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同性恋），他们更迷恋男人的躯干而非女人的腰身。同性恋者都是如此，但在过去，那些伟大的设计师都崇拜女性模特儿，她们是男人幻想出来的女性。今非昔比。卡尔&#8226;拉格菲尔德又一次直白地坦露了这一切：“我认为不应该过多地反映潜在女顾客的个人条件。我根据这个女顾客的近乎抽象的形象进行设计。用一个极端恐怖主义的做法，通过广告，把它们变成商业现实，这不是我该做的事情。我建议人们加以选择。”然而，一切就是这样发生的，对此，卡尔&#8226;拉格菲尔德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台传媒—商业机器给他们的幻想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力量。过去，包法利夫人找情人是为了体验巴黎人梦想的生活，她曾在通俗文学作品中读到的那些巴黎人的情欲生活。今天，年轻姑娘总是厌食，非要练就小男孩的身体以取悦那些并不爱女人的同性恋设计师，这些人把女人看做简单的“衣架”，并用添几克肉、增几分肥、多几度软来恫吓她们。他们根本不喜欢看到这些女性特征。男人追求时髦—拥有美女，可以向别的男人证明他是成功者，如同拥有一辆漂亮跑车，促使他们引诱这些女人。这场精英之战于是取得胜利。相反地，正如生活非常讲究的拉格菲尔德所指出的，街头男人抗拒这一切。街头男人仍然喜欢詹妮弗&#8226;洛佩兹这种“大屁股女人”，喜欢苏菲&#8226;玛索或莫妮卡&#8226;贝鲁奇的丰腴，喜欢莉苔希娅&#8226;考斯特这样的“希腊娇娃”。他们对俄罗斯模特儿男女不分的魅力毫无感觉。 这是典型冲突，社会下层男人遭到轻蔑、嘲弄，被看做低俗、过时的傻蛋。“铁杆异性恋”，这是最厉害的侮辱。喜欢风骚女人的大男人就是庸俗的人。 女性杂志负责在蜡光纸上展示这些两性暧昧的美女。显然，这个过程缓慢但不可阻挡。最早，女运动员的雕塑和肌肉身材是一种范式，男人无论愿意与否、固执与否，都不得不接受这种新理想美女，这是令人震惊的变化—几个世纪以来，丰乳肥臀、慵懒柔腴的身体一直是无可争议的标准。女性媒体也教授女人去爱那些注重打扮、刻意去毛和性格温柔的男人—体毛是坏的象征；教育女人尤其厌恶那些“大男子主义者”，那些被丑化成一群边看电视足球赛边喝让人愚蠢的啤酒的人。杂志极力赞扬那些“陪女人购物”的男人，这种情况已经全球化。人们在一个加拿大女性网站上可以读到这样的话：“谁不想与自己的男人购物（不发生争吵），看他使用抗皱霜，到了夜晚，他用柔软的脚在被子里抚摩你……” 近几年来，电视也在大力推销这种品位和欲望。一些两性暧昧的人物频频现身荧屏，如斯蒂维（Steevie）或凡桑&#8226;麦多姆（Vincent McDoom）。

《第一性》 第一节(7)

这在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变性人，五位时髦专家》这档电视节目在美国获得极大成功。法国电视一台也准备了一个故事，根据预告片介绍，这是一组“男性卖花女”（pygmalions）伺候一个男人，把他改变成一个真正的“漂亮男人”的故事：逛商店、做头发、美容—在背上涂蜡去毛，过分！—他在健身房停下来，从镜子里打量自己一番，然后说：“好吧，我服了，我决心照这个样子改变自己。”接着卖花的和卖水果的教他筹备一个齐全浪漫的烛光晚餐，花前月下……这些变性人竭尽全力教化他们的实验品成为真正理想的男人。 这些“卖花女”是同性恋，负责教化一个可怜的“铁杆异性恋”—他酷爱足球和汽车（当然）、没有教养、从不洗碗、不知道附近的花店地址，更不晓得勾引、征服、留住自己女人的艺术。他们教他穿着打扮，并不仅仅为了穿；教他美发，并不仅仅为了剪短头发；教他室内装饰艺术，并不仅仅为了增添家具，重要的是给他洗脑，示意他如何细腻优雅地与女人相处。在过去可笑的“同性恋”喜剧中，往往是“姨妈”模仿卡车司机，现在反过来，卡车司机给“姨妈”上课。男同性恋教一个男人如何去爱一个女人，女人们当然高兴。她们对那些整形、美容，像男同性恋一样生活讲究的男人全票通过。她们喜欢的男人正是那些跟她们相像的男人。身体的、社会的或心理上的差别现在都被视为不平等，成为这个时代一个新的致命缺点。对于阳具的世俗恐惧，对于“进入或强奸”的恐惧，今天的女性以一种同样有害身体的欲望来回应，即广泛进行女同性恋尝试。 因此，同性恋支持者和女权主义者拥有相同语言、相同排斥和迷恋，以至于人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客观结盟。极少数要求和保障同性恋权利的政客也是最招摇的女权主义者。在大城市中，在同性恋（爱政治的或不爱政治的）与现代妇女（大多数是单身或离异者）之间存在着社会学上的认同，这也是著名的布波族选民的核心内容，即同酬、相同的生活方式、相同的“现代主义”、“宽容”多文化的意识形态。在柏林、汉堡和巴黎，这些群体选举了三位同性恋市长—他们以此为荣；这三位市长坚信他们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活艺术、一次新的文艺复兴。渐渐地，生产、工业活动，所有生产性或商品谈判活动被排挤出这些城市，城市已经被改造成为旅游服务的博物馆和为金融寡头提供的潜在赌场；工业，是肮脏、黑暗的，是粗鲁和野蛮人才干的。渐渐地，先是工人然后是中产阶级成为不动产投机活动的牺牲品而被赶出这座天堂，这里只剩下富裕的人，著名的布波族，有身份或无身份的、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的移民家庭。移民不重要，因为他们的作用是—低价地—为这些文化和节日的新主子提供服务。 这一联盟的缔结并非偶然。女权主义是制造雷同的机器，不过，欲望却喜欢标新立异。女权主义通过降低男女间欲望的可能性，为同性恋立下一功，让男人远离女人，扩展同性恋的活动空间。女权主义者置身其中，因为她们始终认为插入是一种征服、一种入侵、一种强奸，即便是两厢情愿，只是人们有时敢说出来，有时不敢说出来。这其实并没有错。所有与性行为有关的男性词语都与力量和欺骗有关，如强占、拥有、操、干、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女人成为同性恋的人质，把自己的命运与自己敌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支持者所做的全部意识形态工作都是为了“祛除”两性差别，呈现传统男女属性各自独有的文化及人为特征。这种性解构动摇了男女两性的所有确定性，而这曾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即表明这种尽人皆知的“本性”为什么只是文化和社会产物。这不完全是一种新发现。帕斯卡尔早在他的时代就曾断言：“我担心人们称之为本性的东西只是一种习惯，担心这种习惯成为第二天性。”然而，这位基督教徒从未想到人们竟敢质疑《圣经》的起源叙事：“它根据自己的想象创造了男人和女人。”犹太教—基督教的传统都是以这种男女基本差别为基础，他们在功能和角色上是分开的，圣所也是分开的（直至今日还有犹太教堂）。不过，这种差别体现在比较宽泛的范畴中，如宗教与世俗、纯洁与邪恶、私人与公共、牛奶与猪肉（犹太人无权用奶煮肉）、本地与外国等。这是一种世界观—建基于各种意义上的差别，也是一种刚刚被性别的现代模糊性摧毁的世界观。所有界限都被摧毁，一切都有价值，不再有宗教与世俗、私人与公共、本地与外国、纯洁与邪恶之分，不再有男人女人之分。这是一个混乱社会，取代了秩序社会。正如阿兰&#8226;芬克尔克罗（Alain Finkielkraut）所说：“过去，破坏是传统的反义词；现在，破坏成为我们的传统。”

《第一性》 第一节(8)

冬季的一天，当我站在德高媒体公司（Decaux）巨大广告牌前猜测一块镶有滚边的红色或蓝色的别致织布时，我明白了这场运动的威力。我的近视眼竟一下子看出这是一则内衣广告。它看上去有声音，圆润、富有魅力，颇具女人味，只是缺少了长袜和吊袜带。更近一点儿看，我发现了模特儿发达的大腿。我心中暗笑，俄罗斯模特儿可能使用了她们苏联和民主德国大姐们留下来的兴奋剂。2005年初，我在巴黎汽车站再次看到了这则广告。我坐在两幅广告之间，发现这些大腿、屁股和光滑的后背原来属于一个男人。这一次，我笑不出来了。这一次，我们超越了同性恋主题，尽管这个主题明显带有男同性恋编码。不，这其实是男性内衣的女性化宣传，它首次上市。 我想到了贝纳通20世纪90年代的那次融合巧妙的宣传。当时，西方社会还在移民回归和融入政策的比较中犹豫不决。法国走在了前面，选择了“融入”政策。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是贝纳通引入的社会模式，我们都是见证人。仅仅十年之后，我们甘苦尽知。广告商不是先知，而是统治意识形态的一个打手。它披着游戏的外衣，其实是资本主义的高级军官。不过，与我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相反，资本主义既不是反动的，也不是保守的，而是真正革命的。17世纪以来，它一直左倾，先有荷兰革命，后有英国和美国革命，最后是法国革命。它是中等资产阶级对贵族的革命。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制度需要生产者实现积累以资助自身发展；然后，需要明智的消费者购买汽车、洗衣机、洗碗机和微波炉。资本主义因此保护了传统家庭。现在，时代发生了变化。生产，由中国人包了；欧洲人在新的国际工作分工中负责消费那些没有任何实用性的产品—名牌产品，而这些产品的价格取决于自己的想象力。人们都知道苏松（Souchon）的《多愁善感的人们》这首歌：“啊！玫瑰般的生活/人们给我们的玫瑰/诱惑太多/让我期盼更多的东西。”下面还有一句：“人们给我们输入/令我们迷惑的欲望。”这些被锁定的新消费者不是严格控制消费和锱铢必较的家庭，而是一些像泡沫一样轻浮的个体，他们“自我陶醉”，花钱买形象。他们是品牌—个体，在市场上一望便知。广告商并不预言未来的社会，而是通过大规模宣传将现实社会强加给民众，并因此得到丰厚报酬。他们发誓要让所有男人，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必须接受“小男人”的游戏和节日价值。同性恋这个词其实是另一个时代的词语，那时它代表一种科学企图：为了家庭、异性恋和社会的利益，对它们进行编目、圈定和抑制。为了反映同性恋不仅不再被歧视，反过来，还代表未来人类的新社会，又流行了一个新词：gay（小男人），以此来对应macho（大男人）。这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小男人代表明，大男人代表暗；小男人代表好，大男人代表坏；小男人代表百分百女性化的男人，大男人代表粗蛮、被轻视、被蔑视、被排斥的男人。 同十年前贝纳通的招贴一样，这幅招贴表明资本主义—代表资本主义精英的国际跨国公司—在选择了多种族和多文化的社会之后，再一次选择了自己的阵营，这就是男人女性化的阵营。这是弗兰肯斯坦（Frankes-teinnes）创造的一个真正革命性计划的最后阶段，他要创造一个没有根和种族、没有边界和国家、没有性别和身份的人，一个杂交和无性世界的公民，一个地球之外的人。

《第一性》 第一节(9)

这部和谐史很简单，也很合算。看看这几个数字：1/5的男人去毛，32%的男人用发胶，53%的男人认为开设男人美容院是件好事。法国男性护肤品销售额达6.79亿欧元，占香水联合会营业额的10.4%；这个领域的销售额十年来翻了一番，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吊足了品牌商的胃口。2003年，男性护肤人数骤增（一年中增加了87%）。法比安&#8226;皮特&#8226;克兰（Fabien Petit-Colin）指出2005年将是“去黑眼圈”、“抗衰老”产品年，他买下了“春天”美容院— 1999年“春天”成为第一个开设男性美容院的大商场。① “男性护肤品市场两年中翻了一番，首饰市场也似乎呈现同样趋势。这证明需求确实存在，大商场中男性商品设置面积明显增加了。‘春天男装部’准备假期过后在商场门口专门辟出一个空间以适应这一新趋势。人们已数不清男性系列产品的品牌［从迪奥到马奈日（Manege），再到威登、首饰品牌蕾克蕾（leclerc）］。项链、手链、戒指都成为男性身体的符号……如果说同性恋是这个趋势的弄潮儿，那么现在，这样做的异性恋人数也日趋增多……大卫&#8226;贝克汉姆的皇后耳环令多少钻石追求者汗颜……那些‘都市玉人’和他们的女友都加入到同性恋行列……过去，愚蠢的人们会说‘他像个女人’，但是现在没人这样说了，人们不再有那么多偏见。37岁的克里斯蒂安如是说。”② 根据法国美发协会的统计数据，2004年，法国6万家美发厅中男性顾客人数增加了3.5%，“男性”美发营业额攀升了6.3%。一个迹象是确凿的：男人不再容忍被忽视。“过去，男人只是为了剪头发才偶尔来店里”，让－路易&#8226;大卫美发店的美发员马克思&#8226;拉菲特这样解释，“他们来店剪发是需要，不是为了美。而今天，他们希望发型永远漂亮，式样经常变换……”①下一个阶段应该是整容，第一批大胆者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让人在其光滑的、经过细心去毛的上体别挂举重运动员的胸牌。 男人去毛并非偶然。男人去毛不会仅因为一些俗气的原因。体毛是一种痕迹、一种标记、一种象征，是我们史前人的过去，是我们的兽性、我们的男性标志，是性别差异。我们还记得这种男性标志与威猛与生俱来，男人是性捕手、征服者。体毛是成年的证明，证明男人已经告别童年，并与女人有别。在几个世纪中，本性与文化相互渗透，女人去除她们鲜有的体毛，男人则自豪地展示他们的体毛，就像高举着一面男性旗帜。而男人去毛表明了与我们男性祖先决裂的意愿，表明对失去的童年、纯真、纯洁、温柔和脆弱的缅怀，表明对女性特征、对性暧昧的追求。这是一次真正的历史决裂。“女性的光滑与男性的粗糙构成了西方历史中美与正常的范式，极个别的例子除外。”①普罗旺斯－埃克斯－马赛第一大学人种学教授克里斯蒂安&#8226;布隆贝热强调说。 在这个经过精心修饰的身体后面是另一个世界。尼采曾说：“女人，如果不是本能地知道自己发挥次要作用，就不会有打扮的天才。”今天，男人开始学习打扮，并且学得很快。 2004年年底，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弗朗索瓦&#8226;奥朗德接受了一次采访，此时，他刚刚获得社会党对《欧洲宪法》的表决胜利。他代表着左派的新生代、接班人—这些人都是“50后”。他希望成为社会党的萨科齐。

《第一性》 第一节(10)

他神气活现，却带有一丝忧郁，虽然不久前刚刚取得了胜利，但他现在却笑不出来。在斗争、选举、战斗和辩论的刺激下，在失败的恐惧、获胜的渴望、说服与打倒对手的意志和不断升高的肾上腺素—这是政治野兽的真正毒品—的刺激下，这位腹中无物却激情满怀的人说出了这样一句精彩的话以表达他此时的心情：“他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忧郁婴儿。”好像这一代男人必须从女人那里寻找表达自己感觉和印象的词汇！ 政治家更能反映一个时代。他们比同代人站得高，但又置身于他们之间。如果他们忘记了这一点，他们的对话者就会提醒他们摆正位置。在社会党内，人们对弗朗索瓦&#8226;奥朗德的肥胖身材，对他追求统一意见，对他的优柔寡断、不果敢颇有微词。他的绰号叫“肉麻的征服者”。但奥朗德可以化解和操纵这一切。他制造混乱，然后在乱中取胜。他非常聪明，本质上具有特殊的生存天赋，却没有死亡的本能。没有人能杀害他，但他也无法消灭任何对手。马基雅维利曾写过，一个王子必须既是狐狸又是狮子，奥朗德只是狐狸，不是当家人，只是主持人。他不是国王，哪怕策划中的，他只是摄政者。他没有什么男性思想，却具有所有女性品质。他极其现代，为了证明他无法用密特朗或者若斯潘，甚至法比尤斯的专横、专制手段来体现左派，他宣称：“我不属于天命男人的传统。”他因此认为这样便可以把反波拿巴和反戴高乐的左派的全部历史联系起来。但这句话中最重要的词不就是“天命”吗？在他与罗亚尔组成的二人世界中，是罗亚尔不顾一切地、专横地发号施令，左冲右杀。罗亚尔夫人是一个急躁的，甚至有报复心的女权主义者，她总是不失时机地揭露—或巧妙地挑衅—她的社会党男同事们的“大男子主义”。她也是反对—同克里斯蒂娜&#8226;布丹一起—“色情”的最坚决斗士，尽管后者在广告中也不乏“那个”。她不是以她主张的道德或受到威胁的贞女的名义反对“色情”，而是借着保护儿童和女性尊严的名义来反对的。因此，罗亚尔夫人既体现了她童年天主教的古老禁欲准则，又体现出狂热的女性平等主义，代表着今天交融在一起的两个历史运动的会合点。她出人意料地受人拥护表明她的宣传和政治定位是睿智的。 20世纪70年代，雅克&#8226;希拉克在一次法国保卫共和联盟的聚会上高喊出拿破仑轻骑兵的一句粗俗格言：“为了我们的女人，我们的战马和驾驭战马的人们干杯！”一个叫让－玛丽&#8226;勒庞的人在每一次总统竞选之后都会陷入忧郁的寂寞之中。弗朗索瓦&#8226;奥朗德表现出来的情况与勒庞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弗朗索瓦&#8226;奥朗德为了表明这层意思，使用了希拉克也不会反对的词句：“Post cointum animal triste”（做爱后，动物感伤）。在弗朗索瓦&#8226;密特朗时代，友谊的神圣化最终使他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困境。密特朗如同70年代法国电影中的人物，如《凡桑，弗朗索瓦，保罗及其他人》［克鲁德&#8226;索代，（Claude Sauter）］或《艳遇，就是艳遇》［克鲁德&#8226;勒鲁什，（Claude Lelouch）］，一群男人享受生活、嬉笑、追逐女人、彼此相爱又争吵不断，就像足球场更衣室里的男人。 在政治斗争中，永远是支配性的雄性最终获胜，成为森林之王、凯门鳄。这是一种凭借自己的凶狠来证明对手软弱的人，但其潜意识中的女性把他们变成了羞怯的、企求恩赐的情人。密特朗就是如此“表现的”，他战胜了罗加尔（Rocard）；希拉克使用相同手段打败了塞甘（Seguin）和巴斯瓜（Pasqua）。政治的精髓就是情欲（引起选民和盟友的欲望）与死亡（干掉对手）。

《第一性》 第一节(11)

政治家穷尽毕生精力吸引选民，以至变成刺激欲望的机器，而那些顾虑重重的人—如爱德华&#8226;巴拉迪尔—将被普选无情地淘汰，其他人可能会从中受益。大多数政客都以能征善战著称，却不知道他们的情人特质发挥了很大作用。法国最近的三位总统吉斯卡尔、密特朗、希拉克都是使用法国国王手段的好手。很明显，权力是一剂特效春药。据弗朗索瓦&#8226;密特朗的司机讲，从1981年5月起，每晚都有不同的女人来爱丽舍宫。他甚至看见一些丈夫自愿将他们的妻子“奉献”给君主。希拉克的司机倒没说什么，因为希拉克当时还只是巴黎市长。 我们处于绝对平等的时代，可所有的人都宁愿不是真正的平等。我们的女政客被放纵性生活的绯闻缠身，堪与沙皇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II）媲美。不过，只有极少数人敢于说明真相，如罗赛琳娜&#8226;巴什洛（Roselyne Bachelot，UMP欧洲议会议员）和克莱蒙蒂娜&#8226;奥丹（Clementine Autain，法共巴黎副市长），她们坦言她们获得民选资格似乎令其追求者感到失望。“在我们的男性同事身边，我们是修女。”罗赛琳娜&#8226;巴什洛不无遗憾地说。“没有人亲近我。”克莱蒙蒂娜&#8226;奥丹也这样说，尽管她有一双漂亮的蓝眼睛。这位女权主义拥护者似乎揭示了长久以来权力与男性维持着的紧密关系，这也正是她要否认的关系。 政治的规则不会变，但形式会改变。仅仅在十年前，没有哪位政治家的夫人可以参加党的会议和全会。现在，她们全部站在最前列，为座次安排争执不休，颇似尽人皆知的路易十四宫廷凳子之争。除贝尔纳黛特&#8226;希拉克之外，没有一个女性在普选中获胜。夫人从政与平等毫无关系。这实际上是一种现象，人们可以称之为政治生活“夫妻化”。这种表现不可避免，而且因政治“大众化”而愈加凸显。《巴黎竞赛画报》、《ELLE》以及电视是这种现象的得力推广媒介。政治生活“夫妻化”是政治女性化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平等已失去作用。女获选者不太教条，也不太敢选择违规，很少会选择极端分子，尤其不会选择民族阵线；她们的人格比她们的思想更加重要。夫妻配是地道的女权主义价值观的体现。尼古拉&#8226;萨科齐和塞西莉亚&#8226;萨科齐就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代表。塞西莉亚同丈夫一样雄心勃勃，而尼古拉则为当选共和国总统不顾一切。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的范例使他相信法国人现在要选一对夫妻进入爱丽舍宫，而不只是一个男人。塞西莉亚站在他的身旁，将他的行动、决策和男性的张扬形象女性化和美化了。这种策略非常危险，2005年春夏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就是证明，它削弱了这对夫妻的形象，因为妻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加诱人的猎物—一方的柔弱给另一方的政治形象带来误导；而舆论压力是难以承受的。 当塞西莉亚在阿蒙突然消失时，媒体压力很快集中到她的身上。编辑部里人们以“谈”此为乐，而此时距5月29日《欧洲宪法》公投只有七天。一份瑞士报纸详细讲述了尼古拉的越轨举动，以此证明这是一个弃妇的“报复”。我们是在看一出轻喜剧。萨科齐的顾问们急切地想知道法国人是否认同这位被嘲弄的男人或认为这位戴绿帽子的人不是男人。萨科齐创造了一部新类型片—政治电视真人秀，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强吞下自己制造的这枚苦果。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彷徨期后，萨科齐又出现在法国电视三台的新闻中，又一次表现出使用这个时代语言的超凡能力。他不说“我被戴上绿帽子”，这很像即兴喜剧或莫里哀的滑稽剧；也不说“我妻子看到我有一个情人，半裸着，为了报复我，也找了一个情人”，这像美好年代的通俗喜剧；不能这样。他这样说：“同数百万个家庭一样，我们的家庭也出现了麻烦。不过我们正在解决这些麻烦。我很乐观，它们一定会得到解决。”他在接受一些女性报刊的采访时也使用了完全相同的词语，而这个专栏的标题是“如何解决夫妻纠纷”，同“夏天来临前减掉3公斤”的专栏一样，都是老生常谈。

《第一性》 第一节(12)

今天，不再有戴绿帽子的男人，不再有倒霉的男人，不再有被欺骗的女人，也不再有被出卖的男人（或者被出卖的女人），没有人是可笑的或不幸的，只存在“夫妻问题”。因为已经不再有作为男人和女人的个体，只有男女组成的搭配，以及这种组合带来的困难和问题，即夫妻的组成、生活和死亡。 这种女性化问题波及整个政治界。勒庞抛出自己的女儿以使民族阵线的形象变得“亲和”一些。即使是托洛茨基分子，过去最纯粹最坚定的革命分子也开始含情脉脉：“情感选择了我们阵营。爱，就是分享，也是革命。革命是暴力的反义词，是一种温情的承诺。革命适合集体奇遇，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潜伏着这种欲望，革命是一种生活原则。”以上几句话摘自奥利维耶&#8226;贝桑斯诺（Olivier Besancenot）的著作《革命，100词改变世界》，可以用来对照列夫&#8226;托洛茨基的好战言论，让大众赴死的真正呼唤。过去，革命是指毫不留情地消灭阶级敌人。今天，它成为一种爱心举动，是生而不是死。在西亚瑞&#8226;阿迪森（Thierry Ardisson）的节目中，当奥利维耶&#8226;贝桑斯诺被指控为反犹太主义者时，他哭了。这不仅表明革命决疑论在男性世界已降至零度，而且证明眼泪是征服女性世界的绝杀武器。通过贝桑斯诺，那些托派分子彻底放弃了夺取实际政权，而把中心放在了影响潜在媒体，借助媒体影响来改变社会。 这位可爱的贝桑斯诺先生在雇主联合会（MEDEF）中的那些巧言善辩的对手们也使用了相同的办法。同托洛茨基分子一样，男性阴影一直对雇主联合会的公共形象带来不利影响。人们其实都还记得在实行35小时工作制的时候，当时雇主联合会的老板让&#8226;甘杜瓦在遭到时任社会事务部部长马蒂娜&#8226;奥布里的欺骗后，愤然辞职：“我这个职位需要一个杀手！”据说，这个“杀手”的名字叫欧耐斯特－安东尼&#8226;赛里耶尔（Ernest-Antoine Seillieres）。这位伯爵先生的形象从此再没有好过。他吸取了这一教训，推荐了一个女人，时任IFOP调查所的老板劳伦斯&#8226;派瑞索（Laurence Parisot）。媒体战毫不费力地获得胜利。派瑞索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个条件，2005年8月，她在雇主联合会夏季大学中假惺惺地解释说：“如果爱情、健康、生活都不稳定，那么工作也不会稳定”，表明这个雇主机构 “重振世界” 的雄心。这个宣传词非常漂亮。雇主机构通过将CNPF更名为MEDEF，改变了角色和目标。过去，CNPF负责与工会商讨增加工资和社会福利，仍处在19世纪工业神话之中，尚未走出人类相互粗暴对抗的世界。如今，雇主联合会不再谈判，因为已没有任何可谈判的内容。在全球化范围内，力量关系对雇主非常有利，雇主无需再谈判。雇主联合会因此有了一项新任务，在虚化世界中传播意识形态。赛里耶尔伯爵是一个男人，一个贵族，他的职务令人想起法国冶金工业协会；在现实条件下，选他当老板是一个严重错误，而选择来自服务和传媒行业的女性劳伦斯&#8226;派瑞索则是适应这种新形势的举动。 然而，这位来自IFOP调查所的女士正逢企业内部发生变革，于是，老板对员工专横、焦躁的男性管理方式渐渐让位于一种新的管理方法，这种管理重视协商，定期沟通、倾听与对话，不懈追求意见统一，绝对确立安全感。父权制被母权制所取代。“女性管理”培训旨在让男人和女人接受这种流行的新方式。“企业已经成为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领域，等级和纵向管理已经过时，应该让位于更加直觉的方式，即通过倾听和对话调动集体智慧。今天，这些要求主要偏重于有才干的女性。”这是发表在《新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一位叫凡桑&#8226;勒纳尔（Vincent Lenhardt）的男士的主张，他是Coaching Transformance事务所的老板（人们不敢再使用这个已过时的词）。过去的技术军事术语被一种委婉、柔和、不太“刺激”的用语所替代。象IBM或道达尔（TOTAL）这样的大集团专门设有“多样性领导岗位”以推动女性进入她们之前无法企及的企业领导高层。确实，现在有些训练有素的男人可以不露痕迹地扮演女人，有些人抱怨在企业内不敢命令、指挥、要求、拒绝、选择的男人太多了，即便是需要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这样低声下气是因为害怕被赶走，然而这种做法并不是真正女人的做法。

《第一性》 第一节(13)

好在还有生活，在各个政党中还存在真实的人，存在日常管理。好在还有男人、女人和孩子，相爱的人和不相爱的人；伊甸园和决裂，结婚和离婚，孩子和重组家庭，这些人和那些人的故事；女孩间的信任，男孩间可怕的沉默；女孩们在嬉笑和放肆中讲述的故事，男孩们在吹牛与厌倦时所讲的话。还有“忍受自己的痛苦”，被女人抛弃的男人的故事：他瘦了6公斤，不想再有任何“艳遇”，要“埋葬这段感情”。还有丈夫的故事，孩子出生之后，他就立刻当起不知疲倦的家庭主妇，每天夜里都在洗奶瓶、尿布，听baby护理课，这样做了一年，却跟另一个女人跑了。一个男人离开自己的妻子，孩子的母亲，因为他有了艳遇，他对她说：“我对你不再有激情，你也不能保护我。”这样的趣闻—越来越多—表明帅气、可爱、敏感的男孩讨女人欢心，他们追逐女人，请她们吃饭，但一旦进了女人家门，或把女人带回家时就会退却、溜走，显得非常紧张，还会用女人过去用过的话说：“不，你明白吗，这样做不理智，这是一次没有明天的艳遇，我觉得我们的想法并不一样。”过去，女人害怕会在让步和一夜之后再也见不到情人，现在，女人们抱怨她们连让步的机会和可能性都没有了。在最新的一部电影《拥有令人喜欢的一切优点》（Tout pour plaire）中，马蒂尔德&#8226;塞涅（Mathilde Seigner）对自己的女友说：“我只跟已婚男人上床，因为只有他们敢接受。” 还有那些同孩子一起睡觉的母亲和那些蜷偎在沙发上的丈夫。寻求心理咨询（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多为厌食女孩，因为她们以罕见的暴力拒绝（拒绝自己）自己的家庭，父亲已不再是父亲，而是她们强悍母亲的又一个孩子。法官办公室里充斥着越来越暴力的无法无天的男孩，人们现在甚至能看到一些暴力女孩和厌食男孩！孩子们的“多动症”成为人们谈论的共同话题。不听话的孩子，精神不集中的孩子，逃学和自闭的孩子，暴力儿童，专横儿童。2004年法国共售出17万多盒“镇定丸”，是2000年的3倍。 在美国，给孩子服用镇定药控制他们的行为错乱是一个老传统。无独有偶，美国也是第一个把“父亲法”扔进家庭历史垃圾箱的国家，导致母亲制和皇帝—孩子的大量产生。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人们给我们提供的“榜样”。当父亲的法律消亡时，药品就成为了赢家。 男人、女人、孩子，这个古老的三位一体崩溃了。人们彼此横眉立目，相互猜忌和监视。人们比过去更不了解彼此了。或许，人们现在才真正了解自己。

《第一性》 第二节(1)

她们是谁？她们干脆地回答：女人。 什么是女人？没人知道。尤其是今天的男人。

她有一对醇厚而性感的嘴唇和一双孩子般的迷人大眼睛。他有一张饱经风霜的面孔，忧郁的眼神，一副性情粗暴的勾引者神态。他们有两个男孩，大的14岁，把爸爸看做混蛋，小的则维护父亲，视为自己童年的偶像。我不知道他们姓什么，我不知道这些演员是谁，我也不知道这部电视剧的片名。2005年3月的这个下午，我非常偶然地发现了答案。我知道这部电视电影安排在《爱情之火》（Les feux de l誥mour）之后播出。电影是法国电视一台这个影像水龙头放出来的。这个欧洲第一大电视频道随便买下它的电视版权，就像服装批发商从美国供应商那里随便买服装一样，不用看第二眼。我也随便瞥了一下，却一下子看进去了。这小子迷上了一位年轻黑人美女，她留着短发，笑靥甜美。她是妓女，得罪了一个粗暴的皮条客。他回到家中，家人对他热情但不真诚。人们从两个孩子口中得知父亲被母亲抛弃了，因为他有了“另一个女人”，但他得到了宽恕，被允许改过自新。不一会儿，这家伙开车出门，去找他的漂亮黑珍珠。他没有看见她，就停在另一个妓女面前。多少钱？当他打开钱包时，却看见与妻子和孩子的合影，负罪感油然而生，便准备离开，这时，这位年轻妓女已经亮出了警察证，她是联邦警察装扮的。他被拘之后，给妻子打电话。妻子震怒了，要将他赶出家门，并准备上法庭，除非他接受治疗。从这时起，影片变得好看起来，诊断出来了：这家伙是嗜性者，他在妻子同情和严峻（母亲般）的注视下，必须在一位貌似权威的医生面前作出解释和证明。他表示反对，拒绝回忆他作为父亲做过的事，不接受人们给他的嗜性者形象。争辩没有用。当晚，他又去找妓女，逛性商店，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冲动。对白、拍摄手法都到位，以此唤起人们对酗酒者和吸毒者的同情。他必须承认错误，而后观众会原谅他：他是一个病重的人。在一位酗酒者的劝说下，他又去治疗。看着那些虔诚的治愈者，他仍有男性反应，他说：“看女性内衣，有了性冲动，这对男人很正常，不是吗？”人们反唇相讥：“每晚喝一杯酒，也很正常，而且不会导致酗酒者沉迷于此。”他无话可说。他在大儿子面前表示懊悔，解释道：“我伤害了妈妈和孩子们。”他还说这不是他的错，他有病，正在治疗；说这是爸爸的错，他的病还很重。儿子在车里等他时，他表示要带儿子去体育场，跟他好好玩。这个已经长大的儿子希望对自己的儿子故伎重演，真是个混蛋。所幸的是，儿子反抗了，没有信他的鬼话。我们的孩子全比我们强。他们把我们又带回到正路。我们应该听他们的，服从他们。我们应从自身找回曾经是善良纯真的孩子的我们。我们应该服从完美的妻子—母亲的法则，因为她既漂亮又善良，既性感又温柔。如果不是病人，人们怎么会舍此而求它？任何过错都值得同情，只是教士被换成了医生。 人们会一下子联想到卡萨诺瓦和他的那些逛威尼斯和巴黎妓院的同伙、他与贝尔尼公爵的游戏，以及给风化警察带来的麻烦。在维也纳市中心，他不仅嫖娼，还勾引不忠之妇。玛丽&#8226;安托瓦内特（Maire Antoinette）的母亲，令人尊敬的玛丽&#8226;泰蕾莎（Marie Therese）皇后应该喜欢看我们法国电视一台的电视电影。人们会想到福楼拜，他曾专程去埃及品尝东方妓女的味道；会想到他的“精神之子”莫泊桑，他为了一个玩笑把法官办事员叫到妓院以证明这个不信教的福楼拜有过无数“风流韵事”；会想到波德莱尔和他的那些开价不菲的克里奥美女：这些人都是病人，都是错乱者、药物成瘾者、瘾君子。法国总理的顾问之一多米尼克&#8226;昂比埃尔（Dominique Ambiel）先生举手发誓说人们在他车里看到的妓女与他没有性关系，而且也不会发生性关系。美国总统比尔&#8226;克林顿向公众道歉不应该在椭圆形办公室爱上一个撒娇的人；美国另一位总统约翰&#8226;肯尼迪是克林顿的楷模，曾经备受敬重和崇拜，现在则被描述成不折不扣的精神病患者，因为他是一个系列勾引者，行为放荡。 这些人都有罪。是具有精深思想性的现代性重新找回了笃信宗教者的直觉。女权主义是清教徒的康庄大道，但现代性具有更高级的杀伤力。 重要的是，两者的方法迥然有异。教会不想改变人，只想控制人的欲望、掩饰欲望，好像它们不存在一样。现代性自视更加高级，并不把性妖魔化，而是非常认同性，使性获得解放，甚至不受婚姻约束。现代性尊重每个人的自由、人权，等等，因此，它容忍偏执、错乱、无爱之性、有价之性。这多可怕，这是为性而性，是循环性冲动，没有确切的对象，没有情感，没有过去，没有将来。 影片结尾，男主人公陷入深深的内疚，决心改过自新；后来再犯，仍希望保留自己这片隐秘空间。他妻子微笑地对他说：“我说过不许有秘密。”斯大林也讨厌秘密，这实际上是专制制度的首要运作原则。其次是“改变人”。在此，这项伟大事业最终以心理治疗收场。总之，影片的主人公必须否认父亲，儿子必须揭发父亲，为了改变人，必须断绝几千年的父子链条，必须祛除由父及子的原始礼仪。被告不许再有秘密。父权，是小秘密和大秘密的积累，逐渐形成于母亲之外；母权，是透明度，是所有秘密的消除，是胎盘中的融合。同所有专制制度一样，秘密就是敌人。男人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应该治疗的是男人，应该改变的是男人：男人应该把欲望和感情、性和家庭、冲动和忠诚结合起来，男人应该变成女人。在电视节目预告中，我发现这部让我着迷的电视电影的片名叫《超越不忠》。

《第一性》 第二节(2)

人们恰恰认为，30年来人们已经从女人的这种“传统”形象中走出来了。人们已经看到了卡特琳娜&#8226;米勒（Catherine Millet），已经在电视上看到了所有这些发表过屁股—小说（不堪一读的）的女人。女人的性欲得到彰显、确认，也有了标价。人们可以看想看的东西。几年来，人们已经宣布女人同男人一样也可以将性欲与爱情分开，可以有一个、两个、十个情人。女性报刊鼓吹通奸，女人不再翘首等待心中的白马王子。她们在寻找男人的快感和找到男人的快感中，变成了男人。我记得有一部80年代的影片，缪缪（Miou-Miou）主演，女主角有两个丈夫：罗杰&#8226;阿南（Roger Hanin）和埃迪&#8226;米歇尔（Eddy Mitchell），分别住在两个城市中。一切似乎都十分美满。双重、三重、四重生活，女人同男人一样无所不能。我甚至看过一些电影和一些书，女人花钱买男人陪睡。男人成了真正的妓男，而不仅仅是鸡奸者。因为不管怎样，鸡奸者是讲感情、友谊和情爱的。 今天，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女人承认这一切但并不明言已经体验过，甚至已经消遣过，虽然只是暂时的，不是长久的。她们承认无法全心全意或毫无痛苦地承受打破传统的那一代人给她们安排的生活方式。年轻的一代最为反叛，坚决反抗母亲灌输的自由主义教诲。夫妻，只有夫妻才是真实的。尽管夫妻生活短暂，也正因为它短暂，才被神圣化。同我们祖母说的一样，夫妻生活经不起一点儿不敬，经不起一点儿不忠，经不起一点儿性欲与爱情的分离。虽说大多数女人已经拒绝像男人一样行事，但她们也拒绝放弃浪漫梦想。她们从这个悖论中得出一个彻底的、极端的，但却是符合逻辑的结论：由于她们不能把自己变成男人，所以不如把男人变成女人。

《第一性》 第二节(3)

人们会说，这是美国，美国的清教徒主义，或者如伊丽莎白&#8226;巴丹特尔（Elisabeth Badinter）所说，这是彻底的美国式女权主义，曾乞灵于女同性恋群体。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有别于列宁的斯大林—他的错误和罪行—时期，列宁的观点看来是正确的，但这种差别最终消失了，斯大林主义已经存在于列宁主义之中。同样，女权主义也是一个整体，一种世界观，一种改变女人和男人的意志，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抱负。伊丽莎白&#8226;巴丹特尔写得好：“消除五千年的角色和世界差别。”总之，要摧毁犹太教—基督教遗产。也正是基于此，女权主义才算得上是20世纪的一种“主义”，并且逃过了它的专制魔鬼的手掌。在法国，最近的例子就是“反卖淫”运动。电视节目、女性杂志封面、报刊文章、社会学调查都是战场。卖淫虽然可能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却是最古老的话题之一。它是小说、电影、文章、报刊取之不尽的主题。关键在于对待这个话题的方式。过去，人们强调老鸨与妓女的关系，强调可怜的女孩，关注她的童年、她从良的困难，关注破坏家庭的性错乱和妖魔身体中的童心。现在，这场新运动的创意在于把焦点放在嫖客身上。一贯喜欢躲在阴影下的嫖客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询问、被分析。这种人一般在30岁至50岁之间，多为已婚者，一家之主。有人对我们说，这是妓女的悲哀。很显然这种人是在寻找爱，但找不到。人们会问为什么这样的情种会去那种地方。这无疑是个错误，他在寻找梦中公主，所以才会去万森（Vincennes）森林①。 不然，不妨想一想，嫖客是不接受现代性的人，他无法接受女人的新角色；他是大男子主义者，仍想统治女人。他付钱是为了维持这种不平等关系。这是一个无耻的大男人，早泄的人，是“衣冠禽兽”。人们不明白这样的人何以仍然生活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中。在狂热的情人与灵长目之间，或许只有男人想靠性需求生活，但没有一个研究者遇到过这样的男人。 当然，这些研究不含任何意识形态和任何诋毁意愿，只是想揭露。揭露卖淫的丑恶、卖淫制造的牺牲品、女孩与嫖客。“揭露”这个词第一次用对了地方。揭露罪人，揭露病人，然后给他定罪，像在瑞典一样。目前，嫖客还只是需要治疗的病人。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一个非常贴切的词叫“再改造”。 自2005年6月21日起，芝加哥警察局开始在自己的网站（chicagopolice.org）上发布那些因嫖娼而被拘留的男人的照片、姓名和地址。这些信息在网页存留备查一个月。在这项举措实施后的两天内，网站已有9万个访问者。芝加哥市长理查德&#8226;戴利（Richard Daley）在电视上警告说：“你要为自己的耻辱支付数千美元。如果嫖娼，你会被拘留，而后尽人皆知，包括你的妻子、孩子、家人、邻居和同事。”这位市长非常同情这些女人的可怕境遇：“这种生活很可怕，周围都是罪犯、吸毒者、病人。社会有责任帮助这些女人改变生活，阻止其他女人从事这种职业。” “美国其他一些城市也出台了旨在谴责嫖客的措施。在奥克兰市、加利福尼亚、洛杉矶郊区，市政府掀起了‘嫖客可耻运动’，在街头张贴嫖客的画像。研究卖淫问题的专家对这种公开揭露的效果持怀疑态度，但在芝加哥，这一举措受到所有人的欢迎。警察在反对性交易的斗争中经常被指责为缺乏效率和热情。”① 在法国，我们永远“滞后”，就像我们的杰出思想家描述的那样。但我们仍能跟上世界的步伐，只不过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自从尼古拉&#8226;萨科齐2002年入主内政部以来，他开始驱逐散布在巴黎环路各门的妓女。

《第一性》 第二节(4)

这些人来自东欧或非洲，曾受到阿尔巴尼亚老鸨的欺凌，她们也是三大事件的副产品，即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联合国维和部队对科索沃的“解放”、签订《申根协议》取消欧洲大陆边境，我们所有的媒体对此曾大炒特炒。这是“幸福的全球化”，这下，普通人可以反唇相讥了。那些大老板证明他们的巨额利润来自于这个全球市场，这个市场可以确定自己的规则和价格。但普通人没有话语权。普通人是罪犯，竟敢在金钱之上，而不是在爱情之上建立性关系，他必须受到惩罚。但在这场明显带有进步意义的斗争中，左派总是走在前面。早在若斯潘任总理时，关于“惩治嫖客”的辩论就已开始。这只是一种尝试，没有人会因此输掉什么。我曾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年轻农民和安娜&#8226;伊达尔戈（Alain Hidalge）的争论，年轻农民不认为这是可耻的，他说如果没有妓女，就没有任何女人跟他发生性关系，巴黎副市长、社会党成员安娜&#8226;伊达尔戈则把他视为凶手，对他呵斥道：“你必须去治疗！” 嫖客—所有男人都是潜在嫖客—必须放弃没有爱情的性关系。在卖淫之外，还有男性的性欲不是爱情的观念作怪。男人不应该成为欲望捕手，他不应再泡女人，勾引、追逐和挑逗女人。任何勾引都是一种操纵，一种暴力，一种强迫。十几年前的1992年法律就是为了制裁上级对女性下级的性骚扰：“任何职员都不得因为拒绝接受或遭受任何人以性为目的的骚扰行为而受到惩罚或成为某种歧视措施的对象（……）。”对于那些不同意对性欲进行法律限制的人们—当然很少—这样做的理由只是为了避免滥用社会支配地位的权力，用求职和晋升进行敲诈。这原本是一种诡计，只是第一步。在我们的女性社会中，任何勾引都会被视为令人厌恶的大男人的无法容忍的暴力。后面的事可想而知。2002年1月17日，这条法律扩展到“平行性骚扰”：人们可能被一个同事而不一定是上级性骚扰。2002年9月23日的欧盟指令这样定义性骚扰：“以下情形为性骚扰：一种带有性意图的行为通过身体、语言或非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给别人的尊严带来有目的或无目的的伤害，尤其是导致出现恫吓、敌对、恶化、侮辱或攻击等情形。”走廊禁止悬挂裸女照片，办公室禁止开粗俗玩笑。不许有影射、暗示、勾引、欲望。这是达尔丢夫（Tartuffe）和西蒙娜&#8226;德&#8226;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怪异儿童。男人不再有权欲求，不再有权勾引和泡妞。男人只能去爱。 人们会想到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的那句名言：“我们先来区分爱情中的生理方面和本能方面……很容易看出本能方面的爱情是由社会习惯产生出来的一种人类的情感，并由女人巧妙地精心营造出来，以便建立她们的权力欲，使一个本应该服从的女性处于统治地位。” 我们来探讨卢梭的这种直觉。女人—两千年来一直受到基督教会的帮助—致力于疏导男人的性冲动，因为这种冲动把男人变成了纯粹的情欲对象，一个（或多个）有无限精虫的窝。女人看中别的东西。她们同时只有一个卵子，一年只能生一个孩子。因此，她们需要一个理想的、能保护儿女的父亲。史前，她们需要最强壮的；今天，她们需要最有智慧的，尤其是最富有的。这就是著名的白马王子。女人不希望与人雷同，希望自己就是唯一。不仅像无数其他人一样作为情欲的对象，还要被爱，成为唯一被爱的人。这种爱情策略—请不要忘记，只限于西方地域—这种我们称之为骑士风度的爱情被婚姻和奉承严格界限着。婚姻是包办的，快乐是付费的，必须打开这两把锁才能让爱情万能之力发挥作用。再说女人。包办婚姻被首先打破，成为爱情的婚姻。这是一种矛盾的说辞。奉承也必须走同样的道路。这就是反卖淫的来由。人们注意到卖淫不再是以道德而是以女人和爱情的名义遭到谴责，这非常有效。

《第一性》 第二节(5)

现在是男人必须被改变，无论愿意与否。男人必须明白这一点。不然，人们会强制他这样做。首先从教育入手。先生们请看，我们“女人”做到了，年轻一代现在已经不再嫖娼，不再与妓女鬼混，而是与他们的女友在一起，尽管他们的第一次很糟糕。这很美，很温情，很纯洁。这是爱。看，这只是时间问题，教育的时间问题。我们已经说过，在所有领域，男女混合已经实现（包括足球场），但在卫生学校，小男人的男性气质更需要摆脱他们的母亲及其克隆（所有其他女人），才能找回自己真正的男性特征。 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制的，阉割的混合时代。从幼儿园起，孩子们就在保育员的教育下，早早确定了自己的“相好”。这不严肃，也很庸俗，但这是教化之始。女孩们如鱼得水，男孩们显得笨拙和腼腆。女孩们在保育员淫荡和尴尬的笑声中，不断变换“情人”；男孩们被迫适应、模仿、参与这种游戏。这是爱情的游戏，它愉快地将友谊与情欲结合起来。于是，人们习惯于让男孩们从小不再区分他们喜欢的和“爱”的女孩。在家中，电视继续这种教化。在《勇气岛》这个真人秀节目中，一对夫妻被迫尝试不忠。女性的这种颠扑不破的定律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如果“男人”不忠，是因为他不再爱，因此必须分手。有些国家对此十分担忧。比如，在2005年8月9日的《费加罗报》上，保罗&#8226;本旭桑（Paul Bensussan）就把这个节目视为“情感色情”：“这个节目是性与情爱关系混淆的表现，把情色关系当做爱情，让它的牢固性经受火的考验，混淆了概念。如果爱情在传统上被视为一种牢固关系，人们知道在热恋消失后，这种关系仍会持续下去，人们把这种关系称为夫妻秩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价值。因此，这个节目定位在让夫妻关系的牢固性—价值—经受诱惑或不忠的考验时，削弱了夫妻形象。” 这位心理学家也过时了。IFOP调查所为学生互助会做了一次调查，受访者为5000名学生会员（1万人回答了问题），年龄界于18～25岁之间。调查显示84%的人承认正在恋爱，58%的人曾有过异性朋友，只有2%的会员承认同时保持多种关系，87%的人确信他们的爱情会“开花结果”。 在巴黎街头，人们可以看到他们，手拉着手，穿同样的衣服、宽大无型的裤子、篮球鞋、宽松衬衫和时髦羊毛衫，留着半长发，这是男女同体的装束。他们体现了柏拉图的古老比喻，爱情把分为两截的躯体奇迹般地结合起来。他们更像是兄妹，孪生兄妹。从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结成了伴侣。他们不设计生活、情欲和约会，他们已经进入了稳定期。有时，也更换伴侣，但每一次更换都是一次伤害。然而这不重要，个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男女组合。他们住在父母家，过去，人们从不敢在父母家“做那事”，这是神圣的，但现在神圣与世俗已无区别。爱情是这个时代的圣物。过去，仅在30年前，我们还蒙昧地生活在世俗时代：家长是父亲，代表权力、唯一勃起的阴茎、家中唯一的雄性。是父亲之法，它强迫儿子在外面勃起阴茎。现在，孩子们没有这种风险，在母亲的房间也见不到父亲，年轻人可以在母亲的监视和保护下进行自由的性游戏，母亲自豪地看着他们成长。当然，是在她的统治—保护下。 总之，一切乏善可陈。最近一项关于15～25岁年轻人性经历的社会学调查指出了这一点。人们看到—很少见—调查者都是出生于1968年，背负着欲望的一代人。他们被年轻一代的性“平庸”和“平淡”所震惊。他们无法相信，这些年轻人一直被他们30年来的话语所迷惑。他们怎么也不明白：这些年轻人是真心相爱。克莱芙王妃不再与内穆尔公爵共枕。这很美丽、很纯洁、很真诚。他们不能面面俱到。

《第一性》 第二节(6)

除非她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如一个漂亮女佣，一个人们看到她时才能勾起欲望的女人。如果心中埋下感情的种子，也就可能埋下了失恋的种子……一个男人越是深陷于爱情之中，亲密接触和触犯对方的暴力欲望就越强烈，因为这个对象对他来说如同一个神，让他极度爱戴和绝对尊敬…… 不过，如果灵魂是用来产生和消除羞耻的，那么它就不能再用来产生快乐。快乐是一种奢侈，安全是必要的，不能受到任何威胁…… 通常，这些可怜的多愁善感的人在厌倦了另一个女人之后，会抑制一下他们的想象力，因而当他们再面对自己的玩物时，就不太悲伤了…… 不幸都是相似的，这种观点可能降低风险。

这一篇的标题叫《论失败》。这是司汤达在创作他的巨著《论爱情》前写的最精彩的一本书。 司汤达本人也精心地把这些分析揉进他的小说《红与黑》中。于连&#8226;索雷尔深爱的那个女人叫玛蒂尔德&#8226;德&#8226;穆尔。人们明白了：性欲（当然指男性）和爱情是两码事，它们相互对立、对抗、排斥。这些话蒙蔽了我们：人们爱得越深，就越不会做爱；人们越崇拜，就越尊敬，就越无法勃起。司汤达是千真万确的，这种不幸非常相似，这种症状对我是一种奢求。太欣赏，太可爱，就是问题。很少有男人知道这些，更少有男人承认这些，但所有男人都有这种感觉：一旦他们喜欢上一个女人，就会有这种基本焦虑。这是男孩们对爱情漫不经心的深层秘密，女孩们在她们的第一次后总是抱怨这一点。依男孩们的本能，他们希望把女人分成数块，分成性欲和幻觉：头发、乳房、嘴、屁股、臂、腿、脚踝，随便什么，但就是不能是完整的女人，因为她会提醒你这是你深爱的人。男人们希望把这些幻觉碎块用布包起来，就像克里斯多（Christo）包装他的桥，这样可以只看到这些碎块而不用看到人，把她们的腿变成臂，把她们戴文胸的乳房变成穿紧身衣，就像随时可以出售的商品。一种去神圣化，一种保护，一种防御，一种男孩们快乐的保障，也是女孩们快乐的保障：一个残酷的悖论。女孩们必须在爱情与性爱之间作出选择。司汤达以其高雅的风流走得更远，他解释说相爱的人是最好的情人，如果他们过去曾与另一个女孩像失控的马达一样放纵过，比如一个无足轻重的女孩、一个女佣或一个女仆。用现今女性语言来形容就是一个婊子。因此，女人们应该感谢男人们“用一个婊子欺骗”她们，至少她算不上真诚的情人。承认这些是困难的。司汤达之后，弗洛伊德在这种秘密背后，教给了我们一个词，一个形象，一个圣像：母亲。爱情于是与母亲结合起来，因而成为一种性禁忌。弗洛伊德精辟的分析在当时引起哗然，成为下流之见，受到贬损、歪曲和庸俗化。然而，它显然非常有用。比如，它让我们明白了一对年轻夫妇在生育了第一个孩子后，关系迅速冷淡—而且愈加普遍—的原因。女人，原来的性欲对象变成了母亲—圣洁、可敬，性欲被抑制了。女人愤怒，男人不安，夫妻决裂。20年来，人们始终如一地解释着性和谐是“夫妻成功”的象征，性成为“夫妻成功”的唯一证明。可是，人们还是要离婚，因为在今天，人们一有烦恼就会通过离婚来解决。 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人们已经注意到这种对立关系，即妻子是为婚姻和孩子准备的，情人是为爱情准备的，妓院是为快乐准备的。这些女人中的每一个都是牺牲品：做妻子的有安全感和社会地位，受人尊重，但很少有快乐和浪漫感情；做情人，无论是不是婊子，都浪漫，有时也快乐，但没有安全感和社会地位；妓女看起来最不幸，但可以得到钱，有时也能获得爱情……只有男人能够随心所欲地组装这个万花筒，里面有他想要的一切，只是分散在几个女人身上。

《第一性》 第二节(7)

但这难不住男人。在19世纪的文学中，女性的这些感情失落随处可见，莫泊桑的《一生》或巴尔扎克的《三十岁的女人》，这些年轻浪漫的女人以为自己嫁给了白马王子，但很快发现他是放荡不羁、水性杨花、拈花惹草、寻花问柳的丈夫，他会品尝女仆和轻薄女人的爱，而漠视妻子对他的感情。在传统的由男性价值观支配的社会中，女人糊涂地忍受着痛苦，但她们接受这种命运。女人的天命。 “爱情是伟大灵魂的深邃理性，是勇敢严肃的趣味；快乐是可以就地出售的粗俗，这两者是一件事的正反两面。能够满足男女这两种巨大胃口的女人也很稀少，这是对性别而言。对国家而言，能做到这些的只有大将军、大作家、大艺术家、大发明家。上等人和下等人一样（……）都有理想追求和七情六欲，他们都在寻找这男女不分的秘密。这种稀罕事，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只是一部两卷本的著作。”① 现代性愤怒地摈弃了这种母亲与婊子的古老对立。“我不是婊子，也不是你母亲。”今天，我们的女同胞这样敲打我们。她们是谁？她们干脆地回答：女人。什么是女人？没人知道。尤其是今天的男人。 在凡尔赛太阳王的花园中，那些敢于示爱的已婚者过去都是可笑的对象。在现代社会，一对夫妻承认他们的关系可以建立在爱情之外的关系上—兴趣、友谊、宗教、孩子—爱情反而遭到嘲笑。在父权社会，人们分离、区别、分化，在当今女性社会，人们要把长期分散的东西重新组合起来。女人终于可以实现她们统一、整合甚至专制的梦想，她们什么都要：爱情、性欲、地位、婚姻和快乐、孩子和浪漫，一个都不能少。过去，她们什么都没有，现在，她们贪多嚼不烂。今天，男人把女人的老调变成自己的心声，男人也需要爱。过去，这是他们用来征服女人，把她们弄上床的甜言蜜语。有一个著名段子说：“男人为了睡女人可以不顾一切，哪怕爱上女人。女人为了被爱可以不顾一切，哪怕被睡。”这是那个时代的段子，一个男性时代和由男人心理支配的男性世界的段子，无疑，这种笑话在2002年9月23日的关于性骚扰的欧洲联盟指令中被禁止了。我们的欧盟官僚们可以在布鲁塞尔的饭店里高枕无忧了。这个世界正在灭亡。现在，男人变得真诚了，异化了，而且心甘情愿；他们希冀爱与性能够合而不分，他们想变成女人。

然而，人们也发现了男人言语与行为之间的距离：虽然他们的身体、本能、细胞这样说，但旧时的男人仍在行动，新男人的大脑尚不能够对他的所作所为给予解释和说明。当他需要另一个女人时，当他不忠时，他可能会说：“我突然有了这念头、冲动和欲望，我想跟她在一起，她讨我喜欢、让我兴奋，但亲爱的，你才是我爱的人。”这是男人永远的解释，表明了男性欲望的真实和坦诚。但在小说、电影、期刊专栏中，这些都是被讥笑、嘲笑的话，也是禁忌的话，被删除的、被涂抹掉的可怜话，在硬盘上被删除的思想。于是，男人开始用人们教给他们的新词，用人们允许他们用的词讲话。他们会说：“我爱她，我一见钟情，发生了一夜情，我无法抗拒。我走，我喜欢她，你无法懂得我所感受到的这种激情。”男人们每三个月重复讲一次他们的欲火激情也无所谓。女人听到这些话，反而会容易理解他们。这是她们的姐妹。这些话，她们再明白不过，比过去那些讨她们欢心但又让她们觉得不可信的话好得多。这些话毁掉了她们，因为她们认为这些矫揉造作的话真实，但是现在没有人再懂这些话，再说这些话，男的不说，女的也不说。 女人们狂吃安定药，男人们成群结队地咨询性学家，跟他们“讲自己性无能的问题”。根据路易&#8226;哈里（Louis-Harris）为著名的伟哥制造商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实验室作的最新调查显示：在6500名女性抽样调查中，五分之一的妇女观察到自己男人的勃起焦虑。这些夫人们宽宏大量。在25～40岁的妇女中，39%的人承认是这一问题的牺牲品。这个比例随着年龄增长。在美国同在加拿大一样，美国辉瑞制药公司的调查员听到一些刻薄或失望（或两者兼有）女人们的诉说，她们断言男人勃起能超过3分钟就算是英雄。所有人为之惊讶、震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男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女人们也不知道。她们没有意识到对“尊重”的迷恋又把她们带回到原来的圣洁起点。在古代社会，女人们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以吊足男人的胃口。纯情、圣洁、处女的形象对男性冲动是一种抑制，至少是一种疏导。今天，她们不再担心自己的处子之身或自己的纯洁，而更在乎她们的平等、她们的独立和“女人形象”。所谓新清教徒式的圣洁神圣的尊重又一次像机器一样熄灭了男人的欲望。尊重与歧视相互照应。这就是为什么在女权主义时代，女人要把男人最好的东西—金钱和社会承认据为己有，同时，还要求受到尊重的深刻原因。这种倾向于阉割的时代就是女人装束最放荡的时代，超短裙、低胸装、丁字裤和低腰裤、紧身牛仔和半露的惹火内衣，好像女人们想要补偿、改造、拯救尚能拯救的一切，希望安抚这些受惊吓的可怜男人，重燃他们被踩灭的欲火。媒体拉客，开放内衣的爆炸，过去的“性变态”?是对男性欲望衰落的回应，男人的欲望遭受到尊重和强制爱情专制的泯灭。

《第一性》 第二节(8)

还有什么比男性欲望更脆弱、更神秘的东西？勒内&#8226;热拉尔（Rene

Gerard）早在40多年前就在他的鸿篇巨制《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中向我们揭示了欲望鲜为人知的内幕：它与两个人的浪漫相遇无关，这是一种三角关系的欲望，总要牵涉第三者，前两个相爱方都不愿意看到第三者坐收渔利，但没有这个第三者，又什么都不会发生。热拉尔根据这一理论，细致剖析了那些文学名著，比如在《永远的丈夫》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鳏夫与妻子的前情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是嫉恨与欣赏，怨恨与依附的关系。当这位鳏夫准备再娶时，他把那位情人带到婚礼现场，并要他送他一件礼物，在年轻的新娘面前夸奖他。这两个男人最终还是分手了。在小说结尾，这位俄国文学大师告诉我们这位再婚的鳏夫与一位年轻迷人的姑娘在火车上，身边坐着一位活泼的士兵。于是，热拉尔解释说这位丈夫需要一个—他欣赏的—情人，以便把他对自己女人的欲望合法化，使之更新和丰富。这位情人—既被欣赏，又被嫉恨，既是同谋，又是对手—也能刺激这位被爱女人的欲望。同样，对于《堂&#8226;吉诃德》，热拉尔为我们描绘了一对不被人们注意的热恋夫妻。男人恳求他最好的朋友勾引他的女人以探查她的忠贞，朋友推脱，而这个男子坚持，并竭力撮合他们。最后，男人在得知他所努力追求的不幸结果后自杀了。他心中希望他最好的朋友—可爱和可钦佩的—激发、唤起、重振他对妻子的欲火，但又无法接受这种三角欲望的残酷现实。当然，弗洛伊德的圣经早有一个现成的答案：这些男人是疯狂的同性恋。热拉尔循循善诱地论证道：如果那些同性恋者不混淆他们对第三者的模仿欲望与他们的同性恋欲望，是否就不会成为这种错误观点的牺牲品呢？保罗并不喜欢皮埃尔，但喜欢皮埃尔身上的瓦莱利，这就是区别。 所有名著，所有名片都证实了热拉尔的这一观点。丈夫、妻子、情人，这三人的关系必须用这种眼光重新加以审视。在克鲁德&#8226;索代（Claude Sautet）的《凯萨与罗莎丽》中，伊夫&#8226;蒙当（Yves Montant）与莎米&#8226;弗雷（Sami Frey）争夺美艳的罗密&#8226;施奈德（Romy Schneider）。事实上，伊夫&#8226;蒙当是蓬皮杜时代靠自己的努力成功的人，他欣赏画家莎米&#8226;弗雷的细腻与修养，而莎米也痴迷蒙当散发的野性魅力。在影片结尾，这两个男人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两人在一起回顾离他们而去的那个女人的可爱形象。她终于回来了，但这两个男人还需要她吗？近几年的法国影片中总有一个第三者，但他更多地是一个“消费的”双性恋者，既可做女，也可当男。因此，男人欲望的拥护者在今天变成了同性恋。过去可耻的性倒错今天却变成了受人羡慕的小男人。这种人让可怜的“异性恋”—“铁杆异性恋”，“可怜的笨蛋”—对女人的欲望合法化。这是他的选择、他的慈爱、他的拒绝，他的眼光、他的品位、他对欲望和爱情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把女性放置在男女关系之间。

《第一性》 第二节(9)

为了取悦女人，男人必须像一个同性恋。 面对这种女性化的、去差别和要求平等的压力，男人丧失了自我参照。一些人放弃性欲，一些人抱残守缺。不平等曾是欲望的传统动力。这台男女性欲循环机器的基础是女人对于具有她们两腿间没有的东西的男人的欣赏（装出来的，还是真实的，并不重要）。让&#8226;帕斯卡尔&#8226;吉纳尔（Jean Pascal Quignard）在他的精彩著作《性与畏惧》中告诉我们，古罗马时期，希腊人的阳具变成了诱惑具，它必须让女人对它产生诱惑，正是这种从女人目光中透露出来的诱惑，使男人对自己的能力变得自信起来。此前他对此毫无信心，而这并不仅是“大男子主义”历史的成果：因为男人必须先勃起才能与女人做爱，这些心理机制对此有推动作用。由于女人每年只能生一个孩子，她们需要寻找一个能够保护未来孩子的男性；而人们相信社会保险、单身母亲补贴和其他社会救助可以使女人摆脱这种忧虑。其实不然。 穷人的诱惑或者更准确地说富人的诱惑是金钱，这是卖淫的神秘所在。当然不止于此。人们从未见过一位女演员会挽着一位年轻屠夫，但常常看见一个十分丑陋的男子，驾着华丽跑车，身边有多个美女陪伴。残酷的统计数字表明首先提出离婚的女人越来越多，理由是男人失业，而女人不仅有工作，还可自己养活自己。这不是一个物质、食品问题。但我们的社会正在以平等和尊重的名义否认这些关系的可能性，否定它在泯灭大众的欲望。人们看到卖淫已经成为男人在这个尊重和平等的社会证明自己—性欲方面—优越的方式之一。也出于相同原因，一些人去泰国或古巴。这些来自女权主义非常强势的地区的西方人，尤其是德国人和美国人，主要是为了逃避白种女人。他们由于非常尊重自己的同胞，所以不敢对她们产生欲望。这些“爱”他们女人的男人，由于太爱她们，太尊重她们，太欣赏她们，太怕她们，以至于不敢碰她们。这非常像19世纪的男人，由于他们“尊重”经过基督教洗礼的妻子，所以只能去妓院，去和妓女或女佣们鬼混。我认为这也是换妻俱乐部盛行的原因。在95%的情况下，都是男人带着妻子去，把自己的女人献给另一个男人可以去掉其神圣的一面，根据勒内&#8226;热拉尔的理论，另一个男人的欲望可以更新、丰富、重振丈夫的欲望。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过他的理论。相反地，女人在换妻俱乐部中更多地会感觉到不安和不安全感，这是她们在我们这个“解放”的世界里简单、平凡、心安理得的性关系中没有体验到的。在换妻俱乐部，女人仍有做坏事的心理负担，她脱离了她能主导的性欲逻辑，进入了另一个她无能为力的快乐逻辑。女人对此产生的忧虑重新给男人一种优越感（诱惑），而男人装作（只是装作）不理会，重新赋予女人以过去那种羞怯的美丽。 因此，我明白了色情电影发展的原因。X电影已经成为青年人的性教育老师，所有社会各阶层都包含在内。

《第一性》 第二节(10)

X电影在社会女性化的影响下也发生了改变。它与电影同时诞生，有色情默片，70年代是鼎盛期，完全从地下浮出地面，这是黑暗大厅中的光明。法国和美国是最主要最杰出的供应商。就像电影发明之初。法国色情片颇有特点，有些话唠，剧本细腻，幻觉变化多样，三人戏、女同性恋、群交（partouze），但没有暴力和粪便。女人都是一般人，从社会阶层上看，很少有工人和大资产阶级，也很少有太年轻和太老的。X电影是小资的表现，他们从1968年“五月风暴”中获得解放。女人主动，当然有时也有男性主动，成为了大多数剧本的核心，这些故事的基本主题是通过释放幻觉重振夫妻激情。当然这是男性的幻觉，但它表现的是女性，目的是要寻找幸福。 自80年代起，一切都改变了，X电影离开昏暗影院，走进性商店的格子间。这是X电影的一统天下。色情被工业化、全球化。人们追求巨额投资、巨额回报，演员国际化，全力输入匈牙利、捷克、而后是保加利亚的女孩。剧本变得单一，不再讲故事，只是把做爱的场景连接起来。男人是肌肉型、健美型的，女人则冷冰冰的。人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来自什么国家，不知道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他们没有国籍。这是虚拟色情和全球化的天下。 作为补偿，“业余”色情也在同一时期发展起来，主要出现在普通人中间。但很快，无论业余与否，色情在90年代变得越来越暴力，越来越恶心。人们可以看到人兽做爱的电影，法国立法对此明令禁止，而布鲁塞尔有关部门却打着商业自由的旗号允许其流通。德国人是这类色情影片的国王。影片不再有前戏，不再寻找幸福，不再有夫妻关系，金钱之外的唯一主题就是越来越残忍地凌辱女性，她们不再是泄欲对象而是娱乐机器。欺凌女性成为“自拍电影”（gonzo）销售的唯一理由。70年代，色情与1968年那一代人的性解放意识形态紧密关联。90年代，当女性到处抛头露面，人们在政治上或企业中大讲平等、女性价值支配社会时，色情反而逆社会而动，变成了疯狂的暴力。好像是男人作为色情片的绝对消费者，在性商店这种神秘场所里对他们越来越被统治的现实进行疯狂的报复。如同他们已感觉到正在变异，所以绝望地死守过去的状态，带着绝望的精力、暴力和仇恨。这是对自己现在的仇恨，对自己自愿变化的仇恨。

《第一性》 第三节(1)

现代男人是母鸡爸爸，可以下蛋、哺育，可以喂奶。

男人也希望成为爱的使者，而不只是法律的使者。

这部电影获得极大成功，一次震惊评论、演艺、导演、制片等各个领域的成功；一次超越影片、演员才华或导演风格的成功；一次赢得数百万人次观看，十亿（法朗）票房的成功；一次跨越社会阶级传统差别、文化品位和性别的成功，新闻界甚至称这种睿智与俗套的融合是“一个社会现象”。《三个男人和一个摇篮》已经20岁了。这部影片表现了什么？三个乐天派，大龄单身汉，放荡纵欲的情种，传统的老小孩形象。影片开始，三个男人显得迷失、疯狂、愤怒，他们拒绝改变自己的习惯，后来他们改变了，并且喜欢这种改变，而且无法自拔。当婴儿被妈妈领回后，他们都绝望至极，幸好，妈妈由于工作忙，又把孩子托付给他们。这是男人的幸福！这种意识形态信息是明显的：男人同女人一样可以当妈妈。他们会裹襁褓，亲抚孩子，而这一切让他们感到幸福，比他们工作或平日游手好闲还快乐。片后语说：母亲的本能并不存在，女人不一定懂得照顾和疼爱婴儿。这是伊丽莎白&#8226;巴丹特观点的电影版。严肃地说这部影片存在着政治信息，因为影片导演是坚定的女权拥护者，但她被影片的成功淹没了。

观众不是政治爱好者，可男人和女人都观看了影片并且喜欢它。男人不拒绝他们在影片中的这种形象并对着这面镜子沾沾自喜。

那么，这种欲望、冲动、幻觉是否构成20世纪史的一条主线呢？它们不是打开普罗米修斯和恐怖主义世纪的唯一钥匙，而是一把开启那些仍然紧闭着的大门的钥匙。30年来，有些大门已经完全敞开，现在，随着这些新开的大门，风可以穿堂而过了。

妇女解放的历史尽人皆知，被反复讲述，变成老生常谈和埃比纳（Epinal）连环画。如乔治&#8226;桑的雪茄，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英国妇女，玛丽&#8226;居里获诺贝尔奖，1944年被戴高乐将军批准的妇女选举权，第一批洗衣机，《ELLE》杂志，避孕丸，343个婊子，西蒙娜&#8226;韦伊与堕胎，妇女解放运动，第一位国立技术学校女毕业生，第一位女卡车司机，第一位女警察，社会保险偿付堕胎费，职业平等法，政治平等……这是一个没完没了、周而复始的历史。它取得的成效令男性复仇者们咬牙切齿。

我只想在此假设这段历史可能另有一种写法。让我们先转移一下视线，想象男性复仇者乐见其成，只是不敢承认。是男人而不是他的女性伴侣制造出这种无性差别的恶毒机器，从而改变了我们对过去和现在乃至未来的所有看法。

《第一性》 第三节(2)

好吧，我们先回到20世纪初。这台机器先是一点一点地减轻男人在田间和工厂的劳动。男人的体力、勇气和活力越来越无用武之地。但当时他们对此尚无意识。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揭示了这一切。而这场大战成为男性身份的最后证明。从朱尔&#8226;恺撒到拿破仑，战争的艺术并未发生实质变化，帝国士兵是英勇的，如同中世纪的骑士。只有司汤达，这位预言家揭穿了给现代战争带来威胁的可笑与荒谬。一个世纪后，人们的眼睛擦亮了。在欧洲，所有国家的每个成年男子都必须当兵，哪怕是为革命和帝国而战，这种全民皆兵给志愿者和投机者带来机会。尤其是1914年，这场战争变成了一场无用的英雄主义战争，一场没有实效的交锋，一场泥沼、毒气、老鼠、大规模杀戮的战争。法国士兵称德国人是“受驴指挥的狮子”。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欧洲国家的坟墓；在极度恐惧中，战争的形象改变了，白人的形象改变了，男人的形象改变了。所有这些都变成了牺牲品。失败，成为可以超越这一切的某种命运的对象。

女权主义圣经博爱地告诉我们：1914年世界大战是女人的机会，她们借此证明她们可以替代男人，还可以保证经济机器运转，她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男人们同样也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机械化贬值。只需读一读塞林（Celine）的著作和所有一战作家的作品就可明白这一切。男性没有被英雄化，而是蒙受了耻辱、伤害乃至贬值。这归因于总参谋部的愚蠢命令、壕沟的泥潭、后方的狂欢。昔日的一切一去不返。男人自甘放弃。因为他们付出的代价太惨重，维持君权的代价太沉重。在男女关系中，女性得到了肯定，而男人们另寻他求。1916年起，萨沙&#8226;吉特里（Sacha

Guitry）的一部戏《让我们做个梦》成为这一正在暗中酝酿的灾难的信号。这部戏仍旧是通俗喜剧的三角关系：丈夫、情人和妻子。丈夫不忠，妻子也不忠，这是传统模式，但这个传统被巧妙地颠覆了：不忠的妻子在情人家过了夜。在费多（Feydeau）的作品中，不忠的妻子事后不过夜，从不过夜。过去，情人总是愿意事后摆脱希望留在他怀中、让他爱抚的女人，而女人也无法离家时间太长。这一次，他们睡在了一起—并且睡着了—而且在醒来时，男人竟然要求他的情人嫁给他。当然，这一切最终又回到资产阶级和父权秩序上来，但在短短的一出戏中，男性秩序已经被颠覆。男人第一次开始（逐渐）接受女性爱情观，一旦同床共枕，便要筹划离婚和结婚，“准备新生活”，这是当时人们尚不敢明言的事。情欲、爱情、婚姻被放到了一起，这位情人善良地接受了女人们期盼了几个世纪的革命。

战后，一切都来得太突然、太混乱。精英阶层狂热地摈弃理性主义和科学进步主义这两种19世纪男性的特权，与此同时，大多数女性则拒绝放弃宗教神秘主义和腼腆感伤的温柔抚慰。艺术家、知识分子培养了这种情绪和反理智主义。但“民众”劫持了这场反理智运动，让它服务于一种粗俗力量。男同胞们尚未完全作好告别自己传统男性角色的准备。可是，1914年在受到惊吓之后，男人们为了自我安慰，为了在战胜国和战败国中维持他们认为良好的荣誉与力量的传统价值，又增强了对力量的崇拜。如果这不是悲剧的话，这也是一种过度的、无节制的、暂时性的炫耀：墨索里尼下巴突显的男子气概，纽伦堡希特勒的愤怒或者SA乐队带有咖啡馆男子气概的快节拍演奏，这些过度的表现是软弱的证明。法西斯式的男子气概是同性恋的幻觉，如在柏林的布拉西雅克（Brasillach）从不担心纳粹会流放德国同性恋者。

《第一性》 第三节(3)

在解放时，无论是真正的抵抗者，还是在最后一刻加入进来的抵抗者，都愤怒地剪去法国女人的头发，人们从中看到了男性遭受失败的痛苦，男人们要报复通德的女性。胜利者还是男人，勃起的性器就像手中的武器。

这些男人和女人的孩子是那些长头发、女孩打扮的“68族”。他们好像要告诉自己的父亲你们的戏已演得够长了，没有人再相信了，他们绝对不再接着演了。他们要告诉自己的父母，男性过去代表战争、死亡，而他们现在要在财富阵营里演绎和平与生活、和平与爱情。当然，曾几何时，一部分年轻人通过戴高乐主义、托洛茨基主义乃至恐怖活动重振了男性价值，他们重搞抵抗，及地下与暴力活动，但没能持续下来。白种男人的负担已经难以承受，不仅要面对殖民地的民众，还要面对女人。70年代是违规、颠覆等各种实验时期。约翰&#8226;列农（John

Lenon）退出歌坛，回家当起了家庭主妇，而小野洋子（Yoko

Ono）则扮演起坚强、无情、充满男人气的女商人。男人们还亲临妻子分娩现场，目睹无痛分娩过程。他们发现了“自己身上的女性情愫”，他们可以照顾婴儿，甚至能够照顾得非常到位。正如达尼埃尔&#8226;科恩&#8226;邦迪（Daniel

Cohn-bandit）所说，

他们可以跟着感觉走，听从他们的创造性和他们对话的感觉。现代男人是母鸡爸爸，可以下蛋、哺育，可以喂奶。男人也希望成为爱的使者，而不只是法律的使者。男人要做母亲，不再做父亲。要做女人，不再做男人。

最初，女人们为此喝彩，她们一直希望身边有候补母亲。后来，她们开始厌倦了，在菲力浦&#8226;罗斯（Philip

Roth）的《斑点》（La

Tache）一书中，法国年轻女孩承认没有一个美国男人能够吸引她，因为大西洋彼岸的男人总是不停地谈尿布、昼夜照看孩子、喂奶。她叫这些男人“尿不湿爸爸”（Papa

Pampers）。事已至此，无可挽回。男人们感到幸福，如释重负。2005年6月一项为《儿童杂志》所作的调查显示，只要技术上有可能，38%的男人希望怀孕；几乎一半男人愿意享受照顾孩子的乐趣，而40%的女人对此也表示赞同。与此同时，女人离开了男人，大众离婚时代到来了。没有人把这两种现象联系起来，而总是区别对待。

不过，这也不是男人第一次要减掉双腿之间的重负。早在18世纪，孟德斯鸠和卢梭就斥责过女性权力、女性社会。这不无道理。那时，上流社会的女人已经掌握很大权力。蓬巴杜（Pompadour）夫人事实上已经在路易十五时期摄政了，正是她促成了同法国的敌人奥地利联姻，而不是同黎塞留以来的盟友普鲁士，最终导致耶稣会（Jesuites）的灭亡。左派哲学对此表示欢迎。在沙龙，总是由女人主持两个精英阶层的神圣会面：一是世袭贵族，一是大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这是真正的革命性结合。女人们依据自己的标准选择幸运的意中人，卢梭受到了伤害，从此没有好气。19世纪末，曼特农（Maintenon）夫人对政治—宗教事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她作为耶稣会忏悔师的同盟，利用了国王对宗教的无知（国王从未打开过《圣经》，他完全相信教士所讲述的重要的天主教传统）。几年后，铁腕女人闪亮登场。

《第一性》 第三节(4)

今天，女权主义者不喜欢人们提及这个时代。只有一些最精明的人试图给这些伟大女性平反；人们还记得，精彩的影片《国王之路》（L誥llee

du

roi）就是对曼特农夫人的激情歌颂。其他人则反唇相讥说只有上流社会的女人才有这种变化—所有人都知道国王经常向男农民征询意见！—女人只能在国王的床上发挥作用。然而，近30年来，没有倒在吉斯卡尔、密特朗、希拉克这三位法国“君主”怀中的女政治家、女国家级领导人屈指可数。男女平等法解除了政治初夜权，却让城市和地区选举名单中增加了妻子和情人的名字。这已是不言自明的事。

再回到18世纪，蓬巴杜夫人做国王情妇的时间不长，但她直至去世一直保持着政治影响。男人们对此非常清楚，他们只是在政治上攻击这些女人。圣&#8226;西蒙公爵（Saint-Simon）厌恶曼特农夫人，背着她废除了南特敕令。人们还记得在17世纪中叶，莫里哀曾讥笑过这些可爱的女才子和女学者，她们喜欢书籍多于床笫，喜欢知识多于快感，她们已经开始试图控制男性的语言和欲望。这比“政治正确”和性骚扰法要早三个世纪！在17世纪末，反女性呼声更加明确。卢梭攻击那些不照顾孩子的女人（他却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们），他要求女人回到自己的“自然状态”，新一代人响应他的号召，在哺乳中找到了乐趣。民众多年来一直反对这位奥地利王后玛丽&#8226;泰蕾莎和那些女性化的小侯爵们，对她的指控转向了性和污秽的一面，这是不公正的。而在她严格教育下的玛丽&#8226;安托瓦内特不是淫荡的女人。但如果在我们的时代，那些无裤党人（Sans-Culottes）都是纯粹的大男子主义者。法国大革命把法王送上断头台（孩子们的父亲。巴尔扎克记录得十分清楚）。这位卡佩（Capet）王朝的一员被判死刑，是因为他接受了奥地利女人和那些女性化移民的影响，他不是人们期待的那种父亲，不是人们希望的那种男人。当国王把儿子展示给民众看时，民众嘲笑说这不是他的儿子，说他被戴上了绿帽子，是性无能。法王在成婚之初的性无能在巴黎早已路人皆知。这位唯一没有情人的法国国王也是唯一被推上断头台的国王。

超人重新拾起掉进深沟里的桂冠。恺撒、战争之王、拿破仑。法兰西共和国从未否认过这笔遗产。法兰西共和国是男性的，是人类的兄弟。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算过一笔细账，结果是女性不宜进入政界。阿基坦的埃莉诺女公爵（Alienor

d"aquitaine）（骑士风度爱情的伟大女祭司和现代女权主义偶像）与路易七世离婚以及与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爱德华三世再婚是百年战争的起因；卡特琳&#8226;德&#8226;美第奇决定让自己的儿子查理九世在圣巴托罗缪（Saint-Barthelemy）瞻礼日对付新教徒；曼特农夫人让她亲爱的路易十四走上过度虔诚、废除南特敕令、迫害新教徒的道路；蓬巴杜侯爵夫人设计了与奥地利的联姻，导致路易十五陷入七年战争和签署1763年巴黎条约的灾难，从而失去了印度和加拿大两个殖民地；当然，也不能忘记玛丽&#8226;安托瓦内特将路易十六拖入叛国和绞刑的危险境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第一性》 第三节(5)

米什莱

（Michelet）认为，在巴黎同在旺代省一样，受教士操纵的女人是反革命的代言人，她们渗透到每一户勇敢的共和党男人家中。特别是在19世纪，当女人们大规模地追随教士时，共和国汲取了这一教训。因此，当今天人们警告我们法国落后了，法国1944年才颁布妇女选举权法，法国的政治阶级是欧洲最少被女性化的时，人们错怪了我们。我们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我们过去太超前；共和国让女人回到厨房，是因为君主制将她们赶出了厨房。我们目前的政治生活及其人员和价值观在民主进步主义的旗帜下被“女性化”了，这是另一种揭示二百年来共和国建立原则倒退的方式。男性的、严酷的、清教徒式的革命同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一起倒下了。督政府带来了一个新时期：女性重新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个充满不可思议的事情和惊喜的社会中，女人的自由让全欧洲目瞪口呆：她们可以随意选换情人；她们结婚与离婚一样快，离婚率（巴黎为三分之一）与我们现今的离婚率几乎相同；家庭瓦解，孩子教育乏善可陈。忧虑者告诉我们，年轻人对女人服装的了解更甚于对书本的了解。这是一个“堕落”的社会，人们当时就敢这样形容。拿破仑开始修《民法典》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社会。在他看来，他的妻子约瑟芬（Josephine）轻浮甚于性感，她是这个社会的体现。为了涵盖这一切—社会和他的妻子—《民法典》保留了离婚原则，对女性的社会自由作了严格规定。因此，这不是一种随便的反应，相反地，第一帝国俨然把自己当做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拿破仑是最纯粹的伏尔泰分子，但教会利用了他放弃的东西在19世纪重新恢复了它在这个已经去天主教化社会中的威信。在这个过程中，女人是帮手。

戴高乐夫人伊沃娜&#8226;戴高乐（Yvonne

de

Gaulle）最后的经历正是这个故事的体现。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谨慎小心，对她心中的伟人无限敬仰，她似乎代表着女性价值，从法国大革命走出来的19世纪的法国社会一直盼望这样的价值观。人们一直在讲她阻止奥利维耶&#8226;吉夏尔（Olivier

Guichard）当部长，因为后者与一位已婚妇女有染，而且是一位部长的妻子。这个传言是不实的，但多少反映了“伊沃娜&#8226;戴高乐大婶”所代表的这个社会。这并非偶然，正如菲利浦&#8226;穆雷（Philippe

Muray）在《历史》中写的那样：“1968年5月，父亲的声音（戴高乐的声音）最后一次出现……此后便是家庭妇男的时代。”

实际上，1945年出生的这批年轻人已经完成了这项世纪工程。从他们出生之日起，如埃莱娜&#8226;韦切亚利（Helene

Vecchiali）所写，“公共教育部（Instruction

Publique）变成了国家教育部（l"Education

nationale）。父亲的训导职责（Instruction，训导，意即武装备战、装备、训练）被母亲的教育职责（education，教育，原意即哺育）所替代。训导要求智慧、思考能力，现在则被关怀孩子成长，侧重情感教育所替代”。①这些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正好符合这个伟大计划。他们本能上懂得自己父亲的真实弱点，但装作不知。其实他们早就不再是其前辈的影子了。一次假革命的玩笑就可以把他们吓倒。他们在快乐的儿子面前紧张得要死。这些孩子们要显示他们是谁，他们的真实所求：他们不要政治权力这种雄性象征。戴高乐是获得政治权力的高手，在法国历史上，只不过又多了一个欺骗日。戴高乐就像一个被拒绝的诱惑者，在一夜之间重获他所爱的女人，可再也无法恢复到原来状态，最后死在这上面。我们这些高峰期出生的孩子不夺取政权，而是要破坏它、让它锈蚀；他们把权力视为一门已经作废的大炮。他们不要权力，但要权威。他们拒绝随权力而来的责任，却希望留下他们的思想。他们是教士。

《第一性》 第三节(6)

这些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就是放弃一切、摈弃一切、没有责任感的一代。这一代人希望放弃死的冲动，虽然这是几千年男子气概的精髓。他们要站在活的一边，女人的一边，但是死的冲动一直以来是法律和禁忌的建构基础。这一代人第一次同时享有和平、繁荣和性解放，他们要享受这一切。这个时代因此增加了节日和解放的氛围，就像脱掉了一件沉重的旧盔甲，一件已有两千年的、把他们变成丈夫和父亲的盔甲。丈夫必须只有一个妻子，但他们喜欢随心所欲地释放自己的欲望和冲动，而不顾及他们留下的后代。教会将婚姻神圣化，即使犹太教也满足于一份简单的契约，一个由男人对女人作出的承诺，在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结构中也是如此。帕斯卡尔&#8226;吉纳尔在《性与恐惧》（Le

Sexe

et

l誆ffroi）中指出了天主教教义如何给倔强的男人灌输女性性意识标准：一夫一妻、节欲、有感情的快感、排斥同性恋。教会逐渐削减了人们的情色实践，如集体混浴和中世纪遗留下来的让自己妻子接待留宿客人的习惯。当然，教会也宽容男性的放纵，还存在着情人和妓院。当然，直至20世纪，婚姻仍然是包办的，就是说社会性仍高于爱情，就是说婚姻的男权观念仍高于母权观念。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切都结束了，男人放弃了一切。女性浪漫主义最终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