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Chapter_1

- Chapter_2

- Chapter_3

Chapter_1

本文来自: 春秋中文网

中国最大的手机电子书免费下载基地！

详细出处参考：

电脑：http://www.cqread.com

手机：http://wap.cqread.com

-----------------------------------

<国共两党恩怨前世今生：中国1927谁主沉浮>

第一部分 第1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

第一章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革命，到南方去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的这句名言，曾经令无数革命者激情澎湃，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波澜壮阔的时代中去。金戈铁马、流血牺牲，前赴后继，奋斗不息，写下了一页页惊天地、泣鬼神的篇章。

大革命，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人来说，已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了。人们几乎已经淡忘，在距今八十多年前，在距离北京三千多公里的中国南部，在南海之滨、五岭之阳的广东，曾经成为一场震撼中国历史的大革命中心。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在国共两党合作之下，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由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席卷长江以南，波及全国，最终摧毁了北洋官僚集团的统治，使国民党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打破了以往只有北方统一南方，没有南方统一北方的历史神话。

尽管这场革命只是昙花一现，最终以国共两党流血分裂告终，但它的影子，却一直徘徊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它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理论以及具体的政治方式，包括社会动员模式、革命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一直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在回顾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从井冈山到北京城，从土地革命到文化大革命，我们都不难找到1920年代那场大革命的遗传基因。

这场影响中国几十年的大革命，为什么不发生在天子脚下的北方，不发生在黄土高原，不发生在西方势力强盛的东部沿海，却发生在广东呢？

自古以来广东就不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它的地理特点，对内相对封闭（有五岭阻隔），对外则完全开放，它拥有中国最大的一片海洋国土——南海，有八千多公里长的海岸线，从汉代起就是海上丝路的始发地。虽僻在南版，然门户四达。当中国处在一个封闭的大陆农业社会时，广东被视为偏远的蛮荒之地；但当世界进入海洋时代以后，广东便成为中国面对世界的最前沿了。

历代王朝对广东的控制，本来就有鞭长莫及之感，在经历了太平天国动乱之后，国家机器已严重破损失灵，对南方的管治，更趋于松弛。在近代史上，第一波从南向北的革命，是太平天国；第二波，是同盟会的反清革命；第三波，就是1920年代的大革命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发源地都在广东（太平天国虽然起于广西，但一班领袖大多为广东人），这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中国有句老话：“王气在北方，民气在南方”。早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就觉得广东有一股强悍的“民气”，可与洋人决一雌雄，他向朝廷请战时说：“民气可用。”民气固然可用，却不是人人会用。善用者，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叫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甚至创造历史、改写历史。

广东离“王气”最远，民气最盛。这恰恰是它成为近代政治文化试验区的最有利条件。从“五四运动”开始，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本主义、安那其主义、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各种学说，在北方蓬勃兴起，百家争鸣，处士横议。但要把这些新思想化作改造社会的行动，则广东是一块首选的实验田。孙文搞三民主义要到广东来，陈炯明搞地方自治也要到广东来，共产党搞共产主义革命，也要到广东来。

第一部分 第2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2)

昔日黄埔军校门口有一著名对联：“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畏死莫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这也是1920年代广东在全国热血青年心中的形象。大批有理想、有智慧、有行动能力的社会精英，便如怒潮排壑一般投奔革命而来了。

1895年，孙文第一次发现日本报纸把他称作革命党时，十分吃惊。他的同伙陈少白说：“做皇帝才革命，我们哪里是革命？我们只是造反罢了。”时间仅仅过去25年，在中国再没有哪个词比“革命”更时髦，更响亮了。

《易经》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据后人解释，“革命”的“革”字，上为“廿”，下为“十”，含有“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之意；而“命”则代表天命。中国人用“革命”对应英文的“revolution”，不无道理，在英文中，revolution既有大变革的意思，亦含有天体循环运行之意。似乎革命无论无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总是和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联系起来，而被赋予“天道”的内涵。

辛亥革命本身就是一次改朝换代，但不仅仅是天子易姓，而是以符合天道的“民主共和”，取代无道的“皇权专制”。然二者如何在价值上对接，便成了令人傍徨与头痛的事情。直到“五四运动”，中国基本上处于一个政治权威的真空期。皇帝打倒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秩序、价值信仰，失去了皇权的靠山，便再无往日的法力了。民国第一、二任总统，都是匆匆上台，又匆匆被自己的手下逐去。孙文在西南护法，亦复如是，使政治权威的失落，达到崩溃的边缘。

台上幕落暗场，幕后在忙忙碌碌地更换布景，而幕前的观众，却已经不耐烦地跳将起来，他们发现，这是一出无剧本、无导演、无监制，亦无固定演员的戏。中原逐鹿，捷足先得。于是纷纷登台，各显身手。思想的自由度、学术的自由度，反而空前大增。

知识分子肩负起在传统价值的废墟上，重新建构价值的任务。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启程炮。《新青年》面世之初，标榜“不谈政治”，以写“两个蝴蝶，双双飞上天”（胡适诗）一类白话诗为时髦，凸现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色彩，而不是一场社会改革运动。这一时期的陈独秀，也是激情澎湃的启蒙思想家，而非社会革命家。

陈独秀，安徽怀宁人，前清秀才出身。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把陈独秀延揽入校，掌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达至高潮，民主、科学高唱入云，白话文大行其道，掀起文学革命的大潮。

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促使陈独秀迅速向左转。他断定非得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对社会从根本上加以改造，无法彻底解决中国积弊。他与李大钊共同创办了“专谈政治”的《每周评论》，便是改弦易辙的产物。

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一位不遗余力的政治革命“吹鼓手”，与陈独秀并称“南陈北李”，是有名的美男子，生平除了革命，最大的嗜好就是抽烟，一天可以抽上三罐纸烟。1918年底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一文；1919年初又写了为俄国革命欢呼的《Bolshevism的胜利》，热情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陈独秀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受李大钊影响，也许更甚于受俄国革命的直接影响。

第一部分 第3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3)

那个时代的学者名流，人人奢谈主义，但李大钊是第一个清楚地领悟到“主义”的政治动员作用，也是有意识把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作为鼓动民众手段的第一人。尽管当初孙文搞同盟会，也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那只是内部的盟誓，并没有成为社会流行语，威力已相当惊人。李大钊率先喊出了“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的激烈口号，足以把天掀塌了一半。

1918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

这个宣言的背景，是苏维埃政府刚刚成立，面对协约国军事干涉和白俄兴波作浪，在国际上十分孤立，政权岌岌可危，所以要博取一个同样受帝国主义欺凌的邻国同情。果然，一纸宣言，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是寒冬里的一把火，把所有人都烧得暖烘烘的。一时间，人人眼中噙泪，攘臂欢呼，亲俄成了知识界的新潮流，大学争相开设俄文班、俄文系；共产主义小组、社会主义研究社、马克主义研究会一类社团，在大江南北纷纷冒出，形成百川赴海之势。

陈独秀出狱后，带着《新青年》离开了北京，到上海筹组共产党。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了一个代表到中国，名叫维经斯基（又译为魏金斯基、威金斯基等，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时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委员，由李大钊介绍，在上海和陈独秀会面，探讨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可能性。

维经斯基还肩负着在上海成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任务。书记处的其中一项工作是：在中国进行共产党的组建工作。陈独秀本来就早有打算，双方一拍即合。5月成立了共产党的临时中央，并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维经斯基做梦也没想到，原以为十分艰难的任务，竟如此轻而易举就完成了。

当时，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东推行自治，建设模范省，盛情邀请陈独秀到广东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约法三章：一、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保持一致。陈炯明满口应承。1920年12月25日，陈独秀来到了文化界、思想界皆一片死寂的广州。在推进广东教育事业之余，还计划在南方筹备组织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2月14日，广东省政府公布由陈独秀主持起草的《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实行以合议制的委员会代替旧制的省教育厅。3月8日，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政务委员八人，另有若干名事务委员。政务委员中，四人由省长委任，四人由全省大学校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产生。委员长由全会委员互选产生。委员及委员长均任期一年，可以连任，委员长必须兼任大学校长。第一任委员长由省长聘请陈独秀担任（兼大学预科校长），以后按组织法选举产生。

第一部分 第4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4)

《新青年》杂志也随着陈独秀南迁。4月1日出版了在广州的第一期（即八卷六号）。在《新青年》南迁之前，由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主编的《广东群报》，是陈独秀发表言论的主要阵地。陈独秀与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论战。陈氏不仅四处演讲，而且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发表言论，大力宣传社会主义和教育改革主张，半年内，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杂志上，一口气发表了四十多篇尖锐激烈的文章，广东的一潭死水，终于掀起千层巨浪。

从3月中旬开始，一批顽固守旧人士，以陈独秀主张“讨父”、“仇孝”、“公妻”、“妇女国有”为由，呼吁把他逐出广东。上海广肇公所发表讨陈檄文，声称：“上海各报记载广东教育行政委员陈独秀四处演说，主张百善以淫为首，万恶以孝为先。陈独秀身为教育行政委员，敢倡此等邪说，留毒社会。贻害青年，非率人类为禽兽不止。诸公爱乡念切，谅不坐视。务望主持公论，驱逐枭獍，勿使尔迹吾粤，不胜盼切之至。”他们把陈独秀称为“陈毒兽”。3月16日，陈炯明在报纸上为陈独秀公开辩护：“陈独秀先生当代教育大家，道德高尚。现在改良粤省教育，倚畀方殷。沪报所载，系属谣传，请勿轻信为盼。”

陈独秀对谣言倒并不太在意，他的精力，都放在筹建广东共产党的事情上了。3、4月间，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初由陈独秀任书记，后由谭平山继任。谭植棠任宣传委员，陈公博任组织委员，以《广东群报》为机关报，着手重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青年团作外围组织，吸收党员。陈独秀还利用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权，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以陈公博为所长。

当时，上海的共产党临时中央提出，要么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要么把中央机关迁到广州。陈独秀反对中央南迁，他说广州到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地理上也不适中，不同意党的机关搬广州。他并提醒大家，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我们不要第三国际的钱。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到了5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日子渐近，上海方面，频频催促陈氏和广东代表，即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陈独秀遂向陈炯明提出辞呈。陈炯明一再挽留。

6月底，陈炯明出师援桂，不在广州，陈独秀再以“染恙”为由，提出辞职，9月11日离粤返沪。陈炯明在军旅之中，闻讯急电挽留，劝陈独秀：“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会扫除之。”同时派人回广州挽留，但可惜，他的代表到达广州时，陈独秀已经在前往香港的轮船上了。

1921年6月，又一位对中国革命起重要作用的人物出场了。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被派到中国。当时苏俄已打败了白俄势力，远东共和国也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在整个远东地区终于站稳了脚跟。这时，苏俄的着眼点，已不再是如何争取中国的同情，而是如何向中国输出革命了。

第一部分 第5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5)

马林是荷兰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通过维经斯基介绍，他结识了李大钊。李大钊让张国焘陪马林去上海。当时陈独秀不在上海。7月，在马林主持下，来自全国各地的13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缺席的陈独秀当选为党的最高负责人——中央局书记。

马林是共产党成立的见证人，但他本人却并不看好这个组织，甚至觉得是维经斯基一手搞出来的“早产儿”，本不该这么早降生的。他反而更看好孙文的国民党。但也有人认为，把共产党这个“早产儿”催生出来的，其实正是马林自己，而不是维经斯基。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包惠僧即持此种看法，他说：“如果不是他（马林）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酝酿时间。”

这时中共组织还很弱小，只有五六十名党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个不能公开活动的秘密政党，国民党则是一个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大党，革命历史悠久，有两广的地盘、近10万军队，而且得到工人和市民的支持——这主要得归功于陈炯明卓有成效的地方自治运动——这些都是中共在短期内难望项背的。

因此，马林瞧不起中共，陈独秀也不喜欢马林。陈独秀甚至不让中共加入第三国际。有一回张太雷在陈独秀面前谈到共产国际，话还没说完，陈独秀就猛拍桌子，大发雷霆：“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但中国共产党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

按张国焘的预算，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每月大约一千多元，马林答应这笔钱由共产国际出，据包惠僧说，陈独秀坚决不准中共领取共产国际的经费，以免影响中共的独立自主。他要求革命者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领了钱就等于雇佣革命。

然而，中共是否真的没有从共产国际领钱呢？有一段时间，陈独秀与马林二人频频争吵，竟闹到互不见面。马林怒气冲冲地责备，“一年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陈独秀反唇相讥：“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面包，如何诬赖别人！”这番对话似乎也证明了，中共并没有拒绝国际的资助。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杨明斋、包惠僧等人，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的陈宅里被捕。马林立即展开营救行动，据包惠僧说：“马林使尽了气力，请了一名法国律师名巴和，承办这个案子。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才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并不是马林自己的钱，而是共产国际的经费。这样一来，就算陈独秀真的不想要国际的钱也不行了，而且是用在自己身上。虽然他性格倔强，也无话可说了。出狱后，陈独秀对马林的态度，便完全改变了。

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1、全世界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2、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及预算，每年都要赤色国际批准施行。3、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第一部分 第6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6)

这种戏剧性的转变，以后几年里，在陈独秀身上，还发生过好几次。

根据陈、马达成的协议，名义上，中共还是不接受共产国际的金钱，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从赤色职工国际、劳动组合书记部绕了一个圈而已。1922年6月，在陈独秀一份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列明中共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的收入与开支情况，其中收入部分，自行募捐1000元，国际协款为16655元。到1923年召开中共三大时，连赤色职工国际的圈也不再绕了，中共的经费，几乎全部直接来自共产国际。陈独秀在三大上说：“今年（1923年6月之前）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万，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共产党成立，一转眼就五个月了，似乎没有什么大动作，与其说是一个革命党，还不如说更像一个学术团体。马林静极思动，想到南方实地视察一番。于是，在翻译张太雷陪同下，化名“西蒙博士”，风尘仆仆，赶到两广，分别拜会护法政府非常大总统孙文和省长陈炯明。此时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北伐，热闹的政治气氛，令马林眼前一亮。

马林在桂林和孙文两度晤谈，建议国民党在与苏俄合作的前提下，“一、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三、谋求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孙文，广东香山县人，生于1866年，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一位坚定不移的革命党领袖，自称“生平酷爱革命”，不仅要用革命来创造国家，还要用革命来改造国家。对苏俄的建议，他的反应不冷不热，他不太相信苏俄能够搞成社会主义，这个朋友是否交得过，视乎他能提供多少军事和物资援助。他略带敷衍地说，他要等到北伐之后，才能和苏俄公开结盟，到时俄中两国可以一起解放亚洲，但如果过早公开联俄，会引起列强的干预。

何况孙文正和亲日的奉系、皖系结盟，对付直系。众所周知，日、俄两国是不共戴天的世仇，孙文到底如何取舍，颇费周章。孙文对马林说：如果他不联俄，就能在不受列强干涉的情况下，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马林在广州也和陈炯明长谈三次，他发现，俄国革命刚成功时，陈炯明曾一度“完全站在俄国革命一边”，确实，1920年陈炯明在漳州时还写信给列宁说：“余深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将对人类带来欢乐，余愿为此一主义彻底实现而奋斗”，可是“俄国的发展又使他向右转”。究竟是什么样的发展令他转得这么快？为什么当“十月革命”的效应，在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是持续高温时，他已经迅速冷却下来？这一点很值得历史学家研究。马林说陈炯明向他表示“对党的专政不感兴趣”，或可部分反映出，当时陈炯明的思想。

第一部分 第7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7)

尽管没有得到实质性的东西，但此行却令马林对国民党的观感，锦上添花，再加几分。他在广州目睹了香港海员在国民党指导下举行大罢工，亲见几千工人在黄花岗烈士墓前听国民党人宣讲反帝道理，又听说广州、香港、汕头有1.2万海员加入了国民党。这种群众场面，足以令任何一个职业革命家热血沸腾。于是马林认定国民党是一个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革命政党。

但有意无意间，马林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广州、汕头都是陈炯明的地盘，真正在广州支持办工人夜校、资助机器总会、调解劳资冲突的是省长陈炯明；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后，十几万罢工工人回到广州，也是陈炯明接待他们，不仅同意工人在广州设立办事处，作为罢工的总指挥部，而且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拨出10万元给工人做罢工经费。但马林却把这一切都笼统地归之于孙文的国民党政策，从而为他的“国共合作”计划，提供有力的依据。

当时孙文全副心思都在北伐上，哪里顾得上工人罢工这类事情？马林把上海的共产党与南方的国民党作了一个比较：“关于中国的运动及其前途，上海给了我一个悲观的印象。到了南方我体验到，有可能进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会卓有成效。”以至于一回到上海，他就迫切地要求共产党加入到国民党里去。

但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观感，却远没有马林这么美好。他觉得国民党“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层，勾结土匪，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等”。因此，对马林的建议，碍难采纳，而且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的中共党人，也都强烈表示了“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国民党）之可能”的态度。

马林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揆诸事实，马林与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评价，其实都没有大错。只不过双方的立足点不同，视角不同，得出来的结论，便一个说它是牛，一个说它是马，各取所需了。

马林在中国的工作，进展似乎不大，直到1922年4月他离开中国时，还没能说服中共加入国民党，胸中积郁难舒，闷闷不乐。当他登上前往新加坡的客轮时，只见一轮夕阳冉冉西沉，暝色浮天，夜潮骤起，这位荷兰革命家不禁平添了一腔旅人的愁绪。

请神容易送神难

孙文终于回到了广东，委任胡汉民为广东省长，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而他本人则统领陆海两军，重整旧山河。表面上，赶走了陈炯明，又获得了一块地盘。但老百姓的太平日子，却望断桃源无寻处。孙文要实践在上海发的大宏愿，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革命政府，统一国家，拯黎民于水火，依然是海市蜃楼。事实上，这块地盘还不是完全属于他的。他所面临的困局，甚至比和陈炯明破裂前，还要复杂得多。本来，驱逐了陈炯明，是革命的一大胜利，但现实往往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陈炯明的粤军占据着粤东大片地区，虎视眈眈。而广州城则被各怀鬼胎的滇桂联军霸占着，他们根本不把大元帅放在眼里，玩忽命令，坐地索饷，包烟包赌，无所不为。滇军第二师在西关，第三师在长堤和城内，第四师在佛山、石围塘，画地为牢，各开番摊、彩票、山铺票、白鸽票、字花、麻雀，招商承办，截留饷项。

第一部分 第8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8)

当时的香港报纸写道：“草木皆兵之广州城，竟一旦尽变赌国，十色五光，应有尽有，已属绝对大观。且强占商店以做赌场，划分防地以截赌饷。赌国光复，灿烂极矣。”陈炯明治粤时代，赌博悬为厉禁，无人敢犯，现在斯人一去，赌禁大开，比禁赌前有过之而不及，香港报纸挖苦说：陈炯明是贼，但“贼”不肯、不忍开赌，而“讨贼”的人却大赌特赌，“真令吾侪小百姓欲哭无泪。”

不仅赌禁大开，烟禁也大开。灯馆开满城厢，街头巷尾，烟帜招摇。军队为了抢烟，经常在城里爆发枪战，子弹横飞，伤毙无辜。可怜的草民，既无处逃避，也无可申冤。军队强拉夫役、杂赌公开、鸦片公卖，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杀人、掳人勒赎的事情，竟然无日无之。广州市民岂止侧目而视，简直是目眦尽裂了。然而，尽管孙文把父老乡亲都得罪了，但军队却并不领他的情。北京政府任命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沈鸿英便立即翻脸，在广州发动叛乱，向孙文宣战。

孙文压抑不住怨气，斥责这些军人：“你们都是戴着我的帽子，来蹂躏我的家乡！我是革命党人，牺牲是不惜的，如果于国家有益，我就约同广东的父老兄弟一齐牺牲，也都是愿意的。可惜你们把我的家乡这样蹂躏，而于国事是毫无益处的，那我就不能再和各位一块办事，不得不和你们离开，我要回香山山去了！”

这些胡作非为的军队，没有一个是真心服膺孙文的，虽然他们都是孙文真金白银请回来的，但请神容易送神难，事到如今，这个黑锅他不想背也得背。孙文面对军队时，斥责他们蹂躏广东，但面对广东百姓时，又为军队开赌辩解：是因为广东人不肯“稍尽地主之责任”，出钱供养这十几万的大军，致使军队伙食无着，“为一时权宜计，藉赌饷以挹注目前。若军饷有着，则禁赌易如反掌。”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让广东人释怀。这些土匪军队并不是广东人召回来的，谁说广东人有供养他们的“责任”呢？

孙文向港商借钱时，承诺以全省税收为抵押，但现在所有征入机关，一切税收，悉入联军口袋；东江税收则归粤军所有。廖仲恺早年在日本留学是学经济的，但他也不懂得怎么才能无中生有，变钱出来。在这么一块面积不大的小地盘里，罗掘俱穷，来源断绝，不能兑现承诺，港商怨声载道，孙文也无如之何，他纵然有心革命，也难为无米之炊。报纸甚至哄传孙文将以海南岛为抵押，向日本借款，引起舆论大哗。孙文不得不出面否认。

然而，政府今天要讨伐陈炯明，明天要讨伐沈鸿英，后天要讨伐吴佩孚，未来的仗还有得打哩。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廖仲恺经常对马林诉苦，“钱的问题是他最大的忧虑，几乎唯一的忧虑，他一筹莫展。”为了筹措军费，政府只好从老百姓身上打主意。“创设筵席鲜鱼品茗三鸟靴鞋火柴，乃至冥糨棺木横水渡坟墓苦力等苛细杂捐，名目繁多，至为百余种，百行失业，相继罢市”；又对全市官产、公产进行大贱卖。

第一部分 第9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9)

所谓官产与公产，官产是指官地上的产业，比如珠江河面的冲积地、前清八旗兵驻地、旗人聚居地和西门口外宜民市。凡是拿不出房地产契证明的，都属官产。公产是指公共财产的建筑，如寺观、庵堂、庙宇、会馆、乡约公所等。

广东商界老前辈梁永说：“由于公产开投，一批古建筑文物被改建或拆建了，十分可惜。如第十甫的文昌庙，开投后改建为西南酒家（现广州酒家），部分开马路（文昌庙）被拆；下九路的湄州会馆，改建为文贤酒家；越秀山脚的应元宫改建为现在的市二中”；云南会馆被置业公司改建为商铺。一时间名迹荡尽，如疾风吹箨。《申报》揭露：“以官产、市产为名，纷纷没收庵堂寺观，继之而没收寺产、庵产，甚至学校公地、议会公款，亦被提去变卖”。

拍卖潮一开，许多私产也被当作公产拍卖。前清时代，广州的满族人都领有右都统衙门发给“右司执照”，在城内的旗下街居住，政府突然宣布“右司执照”失效，要么缴价赎买，要么马上卷铺盖迁出，其房屋在一夜之间成为官产，予以没收拍卖。“然变卖之款，其归公用者固多，而中饱自亦不免”。全省绅商、行帮、外省商帮、宗教社团、知识界，乃至升斗小民，忍无可忍，纷纷发起抗议，风潮一起再起。

政府为了筹钱，又向商界开征营业牌照税。1923年8月，广州各银行、土丝各大行商开秘密会议，一致反对政府新增办的营业牌照税，拒绝申报，但大本营旋即发布命令，指商界拒绝申报营业牌照税，就是“附逆”行为。这个罪名可谓大矣，一旦成立，所有商家财产，皆可列为“逆产”，予取予夺，则师出有名了。前不久政府向新宁铁路索款三十万元，遭拒绝后，于7月中旬下令征收该路为军用。前车之鉴，商界被吓得魂不附体，立即软化下来，同意申报服从。

这是什么三民主义革命政府？广东的民权、民生，可以说比陈炯明时代还糟，比桂系统治时还糟，比袁世凯时代还糟，甚至和腐败的大清末年也无法相提并论。香港《华字日报》得出一个让人悲叹的结论：“南方政府坏在暴徒手；而北方政府则坏在官僚手。”

对孙文治下的广东现状，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深为不满，他们联名致函孙文，提出严厉批评：“南方诸省的将领们扩张军队、压迫人民而犯下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即令我们把这些人烧掉，在他们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丝毫的革命民主的痕迹。”可惜，后来被烧掉的，不是这些军人，而是广州的老百姓。即便是孙文最坚定的支持者，汪精卫在1924年也不得不承认：“数年以来，三千万（广东）人民受病甚矣，痛哉不忍言也。”

如此江山堪一恸。令人窒息的低气压笼罩着广东，山雨欲来，人心思乱，整个社会已全线亮起红灯，就像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只要一点点小火星，就会轰然冲天而起。

第一部分 第10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0)

联俄容共政策的启动

对于职业革命家来说，“天下大乱”永远是一曲激动人心的交响乐。当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后，大批肩负特殊使命的共产国际和苏俄代表，水陆兼程，纷至沓来。1922年8月，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越飞在马林的陪同下，到访中国，一面以外交官身份与北洋政府周旋，一面以革命家身份与孙文联系。

就在越飞莅临之日，正是陈炯明与孙文公开决裂，分道扬镳之时。孙文北伐受挫，被迫离开广州，流寓上海。南方局势更加陷入颠倒纵横，混乱诡异的状态。《申报》发出无奈的感叹：“中山离粤，西南从此无政府矣。此后中华民国，究有合法统一政府与否？是诚一问题耳！”

越飞认为北洋政府虽存犹亡，不值得打交道，在他的政治蓝图中，中国未来的“合法统一政府”，须由南方的孙文与北方的吴佩孚共同组建，一个当政治领袖，一个当军事领袖。强强联手，庶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越飞的“孙吴联盟”构想，也得到中共一部分人的附和，据工运领袖邓中夏说，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是赞成搞这个联盟的。

于是，越飞信心十足，甚至想当然地给孙、吴二人预留了“总统”和“总司令”的位置，并在11月就迫不及待地宣称，孙文已经接受他的建议，答应和吴佩孚谈判了。其实并无此事。以“龙泉剑斩血汪洋，千里直趋黄河黄；大禹神功何其大，洛阳一气贯扶桑”自许的吴佩孚，时任两湖巡阅使，虎踞洛阳，顾盼自雄，大有秦帝按剑，诸侯西驰的气慨，区区南陲边地，并不放在眼里。而孙文正联合奉、皖，共同讨直，势在必行，且孙文怀疑陈炯明的叛变，得到吴佩孚支持，对直系可谓旧账未清，又添新债，除非吴佩孚肯信仰三民主义，否则，就算越飞舌灿莲花，也无法令冰炭同炉。

结果，越飞在北京、洛阳、上海之间，往返折冲，空忙一阵，到1922年底，他已经明白，一厢情愿的拉郎配，恐怕是水中捞月一场空。他写信给马林，承认自己过去对吴佩孚的言论，只是一时“戏言”，他愿意“结束我们过去的争论”。他强调“我当然把孙博士看作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把吴大帅看作利欲熏心的军阀。”

但孙文对苏联的政治制度，殊无好感，无论越飞劝他做什么，他只关心一点：“现在南方迫切需要财政援助”。有钱万事有商量。越飞向孙文提出三项条件：一、立即公开承认苏维埃为俄国的合法政府；二、与苏俄政府公开签订盟约；三、答应不禁止在中国进行布尔什维克宣传。那么，苏俄政府将给予国民党以道义和财政的援助。孙文说，第一、二条可以考虑，但第三条不行。

如果苏联能提供援助，孙文愿意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愿意派代表到莫斯科，愿意与苏联合作，同意中东路维持现状（即中东路北满段继续由苏联管理）和苏联军队继续占据外蒙。但如果没有援助，则一切免谈，他宁愿与德国合作。而越飞的态度同样强硬：“如果不进行党的改组，就不能给予援助”。

第一部分 第11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1)

双方讨价还价，直到1923年1月26日，孙文和越飞终于发表联合宣言，第一条就是针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既然共产组织不能引用于中国，那中共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一条无疑很伤中共的心，似乎意味着，连苏联也不把中共的工作当回事。

陈独秀后来有一段回顾，就直截了当地说，孙文的联俄，是为了苏联的物质援助：“他（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皮包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的改组及联俄政策。”

关于联俄容共政策，国民党内，众议纷纭。孙文召集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这三大才子，各抒己见，陈说利害，以期集思广益。对于联俄问题，众无分歧，而对于容共，则莫衷一是。汪精卫强烈反对，他打了个很著名的比喻：“共产党羼入本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

而廖仲恺则相反，大表赞成：“世界各国和中国都不能联络，我们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和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

胡汉民介乎二者之间，依违两可：“凡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本党的，如果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的，才可以收容。收容以后，如果随时发现了他们有旁的作用，或有旁的行动，足以危害本党的，我们应该随时加以淘汰。”

孙文兼听则明，但主意已决，说：“这一点也在乎我们自己，假使严密了我们的组织，严明了我们的纪律，昌明了我们的主义，任何分子加进来合作，我们都不怕的。”

于是，容共之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越飞随后离开中国，前往日本热海养病。孙文派廖仲恺陪往，继续商讨“联俄容共”的各项细节。曾经加入过中共，不久又退了党的陈公博，在日本遇见越飞，两人间有一段颇堪玩味的对话。

越飞指出：“中国只有实行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绝不能行共产主义。”

陈公博问：“苏俄希望共产主义何时在俄实行？”

越飞摇头不答。

陈问：“六十年共产主义在俄会实现吗？”

越飞说：“还是一个疑问。”

廖仲恺笑着说：“我们要做革命党也要做现在的革命党，不要作一百年后的革命党。”

在当时人看来，六十年是非常遥远的将来，但历史长河，一泻千里，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1991年苏联解体，七十四年转瞬即逝，共产主义仍然没有能够在苏俄成功。越飞是有真知灼见的。

关于越飞，最后还有一段小余波，几年后，胡汉民在政治斗争中倒了霉，被送到苏联避风头，又遇见了越飞。胡汉民问他：“民国十二年你在上海所发的宣言里，说过些什么话，你现在还记得，还承认么？”

越飞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承认，我是有过那些意思的。”并且表示，他也很不以斯大林为然。果然君子无戏言，胡汉民听了以后，满意地说，像越飞的议论与行动，总还算是一致的。

第一部分 第12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2)

鲍罗廷携巨资登场

中共三大召开期间，孙文正在东江督师，与陈炯明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国民党改组之事。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跨党的中共党人，曾联名写信给孙文，劝他在民众中开展广泛的政治宣传，不要效法封建军阀，一味依靠武力夺取地盘。建议他“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

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如先生在“五权宪法”中所阐述，而不只限于群众游行）。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

但孙文对马林说，他准备一鼓作气打败北洋军阀，然后坐飞机到北京建立一个“好政府”。这才是国民党的当务之急。

这年夏天，北京政局剧变，直系发动政变，把总统黎元洪赶了下台。直系首领曹锟为了给自己当总统铺路，开始密谋与孙文和解。孙文亦投桃报李，表示可以令北方各省的国民党停止军事行动，甚至有条件地不反对曹锟当总统，并指定孙洪伊、徐谦二人专门负责联直工作，而汪精卫则继续在东北和浙江一带奔走，联奉、联皖工作。

孙文和他的忠实追随者都是广东人，但他们对广东却没有什么特别的留恋。据马林的观察，廖仲恺“他希望孙中山在南方失利（这样就可以更多地关注北方了），而胡汉民则认为，控制广东对整个事业没有什么价值。”马林也曾问过汪精卫，他这样斡旋于天津、奉天和杭州之间履行外交使命难道不感到厌倦，再者他的奔忙又有什么用处？汪精卫回答说：“我自己也不知道。”——马林感叹地说：“这三位国民党的要员只爱干，因为他们唯孙中山之命是听。”

中共对孙文热衷于与北方军阀联络，也深感不满。他们写信给孙文说：“直系是我党的敌人，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能屈从于段（祺瑞）和黎元洪。再者，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

7月1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连续发表文章，措词冷峻，警告孙文“断不可徘徊依违于军阀之间而终无所成，徒然失去国民之希望与同情”。同时又质问，如果孙文可以和曹锟携手，那岂不是与陈炯明、沈鸿英走到同一条道路了？为什么孙文可以联曹，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

面对陈独秀的公开批评，孙文大动肝火，在马林面前发了一通脾气：“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我用不着苏俄的财政援助，我一定开除共产党人。当他发脾气的时候，廖仲恺、胡汉民都悄悄地溜开了。

第一部分 第13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3)

马林解释说：有几篇批评国民党消极被动的文章是出自他的手笔。他还说，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但孙文当着马林的面，多次厉声训斥：“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以至于马林强烈地感到：孙文更希望留在广东，而不乐意与他们（中共党人）接近。

中共中央委员彭述之后来指出：“孙（文）的解释是清清楚楚的：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俄国的‘同情’，即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这就表明了他准备随时把陈独秀的中共撵出去。因而，这就预示了蒋介石和汪精卫后来采取的清党措施。”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手握动摇山河之笔，胸怀改天换地之志，是万千青年崇拜的偶像，在党内一向以老头子自居，评论同志时，常把“这孩儿不错”、“那孩儿还行”挂在嘴边，动辄拍桌子、摔茶杯，如今要他在孙文面前低声下气，如何受得了？孙文生陈独秀的气，陈独秀也生孙文的气。双方立场，如是悬殊，合作之中，各有打算。要走好钢丝，岂是容易的事情。马林泄气地承认，他对孙文已经“毫无办法”。

陈独秀不屑于长久寄人篱下，7月19日晚上，中央开会，作了两点决定：一、以后对国民党的批评，措词要温和一点；二、为了避免和国民党搞僵关系，中央撤离广州。既然合作不愉快，不如“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算了。

马林原打算在广州长住下去，事到如此，也只得长叹一声“不如归去”了。会后陈独秀等人便收拾行装，有如飞鸟投林一般，纷纷回到他们熟悉的上海去了。

孙文一向当中共不过是“自以为是的少年学生”，小小波澜，并没有导致孙文和陈独秀公开翻脸，联俄政策也未受影响。但马林费尽心思，任务仍未能圆满完成，只好奉命卷了铺盖，意兴阑珊，踏上归途，结束了短短两年的在华使命。他不是无能，只是欠缺了一点时也运也，以致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马林前脚刚走，由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率领的“驻广东代表团”，便在秋高气爽的10月，抵达穗垣。苏俄政府驻中国全权代表加拉罕热情洋溢地向孙文推荐说：“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府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您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尤其重要的是，用陈独秀的话来说，鲍罗廷的皮包里，带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巨量”二字，足以鼓舞人心。

“指导中国革命”的接力棒，至此，由马林传到了鲍罗廷手里。

鲍罗廷，祖籍犹太人，年轻时即加入布尔什维克派，开始地下工作。曾在美国波士顿和芝加哥生活，创办《美国工人》杂志，协助建立墨西哥共产党，1922年在英国被捕下狱，出狱后即由莫斯科赴广州。加伦本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1890年生于俄罗斯雅罗斯拉夫省一个贫苦农家，只读过几年书，便到彼得堡当工人，1921年任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总司令，翌年任军长。

第一部分 第14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4)

斯大林让鲍罗廷担任孙文的政治顾问，并责成他：一、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不要迷恋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二、与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协调工作；三、定期向莫斯科汇报工作。其中没有一项是关于中共的。

直到很多年以后，斯大林仍觉得，中共不是一个正统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没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既然如此，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当然投资在人多势众的国民党身上，比较划算了。

途经上海时，鲍罗廷与陈独秀见了一面。陈独秀对国共合作，还是想玉成其事。既然开了头，就让它结个善果。

事实证明，鲍罗廷的操作能力，比马林高明多多。他到广州后，没有喋喋不休地劝孙文放弃军事，一心一意搞政治宣传，而是立即陪同孙文视察东江前线，很认真地倾听孙文的军事计划，尽管他内心觉得这些计划大都是纸上谈兵。在惠州前线，他躬蹈矢石，亲自布置飞鹅岭炮兵阵地，轰击敌阵。孙文对这个于硝烟之中毫无惧色的俄国犹太人，顿生好感，回到广州后即聘他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

孙文与鲍罗廷深谈几次之后，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对他的见解更是钦佩之至，衷心叹服：“观之俄国，吾人殊有愧色！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既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故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鲍罗廷的一言之辩，胜于九鼎之宝，才几天时间，就把马林办了两年都没办成的事情，轻易办妥了。

自从认识鲍罗廷后，孙文在各种场合，开始大谈党治——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之上，完全实行党治，党外不再有他党。这种观念，已深深在孙文的脑子里扎根了。

鲍罗廷履任之际，孙文的密使，正在赶赴洛阳途中。尽管孙文痛斥陈炯明勾结吴佩孚，但他自己亦未尝不抱与洛吴和解的希望。

当年，陈炯明与吴佩孚联络，是破坏孙文的武力统一大计的罪证；现在，孙文与吴佩孚联络，则是孙文从未放弃和平统一的努力的证明。然洛吴态度鲜明，一口拒绝。吴佩孚声称，他的政治是一种道德，孙的政治是一种技术，二者在根本观念上，相距甚远，故无合作的空间。讵料，话音未落，北京发生曹锟贿选总统丑闻，吴佩孚的“政治道德”，被他的恩师曹锟一朝丧尽。全国声讨的浪潮，有如百川沸腾，孙文也连下两令，声罪致讨。孙文与直系的关系，至此彻底断绝。

孙文继续加紧与反吴的段祺瑞、张作霖联络。汪精卫作为使者，奔走于天津与东北之间，向段、张转达孙文建议，军事方面，由南方政府下令讨伐直系军阀，广东出兵北伐，牵制长江以南的直系军队，而奉军由东北直捣北京，以收南北夹击之效。政治方面，在打倒直系以后，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家统一和建设问题。

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孙文最终不是陈炯明对手，他无钱、无粮、无兵、无民心，可以说，无任何筹码。他的处境，已是孤篷漏舟，滩高水急，恶浪滔天，危在旦夕，但说话的语气，却永远是胸有成竹，决胜千里。这就是他“大”的性格特征，即使失败，也只是因为知音乏人，弦断无人听之故。

第一部分 第15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5)

这时，陈炯明正对广州发动自孙、陈决裂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攻。“有一分钱，打一分仗”的滇桂军，毫无斗志，不听号令，一触即溃，全线解体。11月13日，孙文在石龙被潮水般的溃兵裹挟着，狼狈退回广州，一千七百年前刘备败走新野一幕，竟在石龙重演。孙文誓言与广州城同生死，他要求广州市民有钱出钱，尽力输将军饷，“军饷有着，不忧无法反攻。”最令广州人心惊的，是最后一句：“苟市民仍不输将，则吾辈亦不患无法令其出钱。”

粤军兵分四路，迤逦追赶，掩杀过来，从石龙一口气打到广州石牌、龙眼洞、瘦狗岭，省城眼看已成其囊中之物。

11月18日，城东浓烟滚滚，炮声隆隆。元帅府的人纷纷收拾细软，商议往哪里跑为好。孙文和鲍罗廷匆匆见面，讨论他的流亡问题。孙文希望到苏联政治避难，请鲍罗廷替他安排。鲍罗廷说，到莫斯科避难，当然没有问题，但事态还没到完全绝望的时候。

粤军由于一路追奔逐北，势如摧枯拉朽，便萌生了轻敌之心，在石龙时已感到弹药不继，以为取广州如食生菜，便继续穷追不舍。讵料，这时一支豫军和湘军突然赶到，滇桂军的散兵游勇也重新纠合，全力反扑。粤军弹援两绝，生菜没吃成，十万军声半夜潮，最终在离省城只有一步之遥的地方，化作千堆雪。

广州警报解除，转危为安，孙文惊出了一身冷汗。经此一役，鲍罗廷觉得，孙文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开明的古波斯总督”，谈不上是什么革命者，“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特别是同陈炯明的斗争目标。”孙文也不看报纸，所有时间都花在和无数的将军谈话上。

但事实并非如此。陈炯明的四路进攻甫被击退，孙文便召见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邹鲁，委派他筹办国立广东大学，合并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和农业学校，改组为国立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的前身。置身于危桥断崖之上，刚刚才逃过流亡一劫的孙文，马上便从容商议举办大学，不能不令人佩服他超凡的意志。

法统谢幕，党统登场

“法统”，曾经是罩在民国头上的一道光环。中国数千年的政治，为宗法专制，求治之本，在于君明臣良，故人存而政举，人亡而政息。直到晚清，由于受西方列强影响，始有效法自强的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后，确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的共和政制，公布“约法”，成立国会，制订宪法草案，人们终于看到了，中国向以代议、宪政、法治为立国之本的现代国家转型的一线曙光。

但其后发生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系列变故，国会解散，战火重燃，制宪变成了一项烂尾工程。段祺瑞平定复辟后，自称“再造共和”，以旧国会已被解散，原有法统已不再存在为由，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重新召集国会。孙文乃于1917年率领国会议员和海军南下，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以捍卫民国法统为号召。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江西等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起而响应，在南方开辟了一片天地。

第一部分 第16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6)

孙文尝言：“君主专政之气在北，共和立宪之风在南”，对南方护法，国人有厚望焉。可惜，南方护法，并不以法律为武器，而是依靠金钱与武力。南方的军政府与非常国会，本身都不是合法程序的产物，军队也大都靠行贿拼凑起来，与雇佣无异。而武力北伐，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客观上破坏了中华民国的统一。如果说共和立宪之风，北方甚至比南方还略胜一筹，至少还保留着共和立宪的框架。

孙文在1918年辞大元帅职时抱怨：“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但不肯俯首于法律之下的，又岂止一二地方军阀？护法战争整整打了七年，历千辛万苦，枪林弹雨，造成地方元气荡然，人民财产损失、生命损失，直接与间接，不可胜算。然到头来，竟落了个“北方非法尚有法，南方护法而无法”的讥评。

在共和国家，任何个人与政党，都无权随意改变游戏规则，哪怕是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之类的道德名义。修改游戏规则，须循合法程序，不能以一个更大的非法去纠正另一个非法，否则，民主的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早在1921年孙文在广州组织军政府时，对护法已经心灰意冷，他曾坦言：“此次军政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予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已决心放弃护法这面旗帜。

然而，护法——保护民主宪政——是南方政府合法性的唯一基础，一旦放弃，孙文怎么解释他的政府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呢？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革命”。革命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权，可以打破一切常规。宪法政府是有限政府，而革命政府是无限政府。孙文需要的是一个无限政府。他向人们宣示，他已掌握了“革命真理”，他所从事的是“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后来从军阀变成革命者的冯玉祥有这样的评述：

有人骂孙中山先生，说“孙中山真是有点革命的癖，无论是到什么地方，就是要革命，若是他的儿子孙科做了大总统，他也要革命的。”在他人以为这是骂孙先生，其实孙先生的伟大正是在此，一个革命者，只要看见统治者不对，就得革命，无论他是亲戚也好，长官也好，站在民众的意义上，这些个人私情一概都顾不得。

个人私情固然是顾不得的，国家法统也顾不得。纵观民国初年，国民党从宋教仁组党，到“二次革命”，到讨袁护国，到西南护法，始终在“宪政民主合法性”与“革命真理合法性”这二极之间摇摆，而最终倒向了后者。

国民党一全大会之后，“世界革命”、“阶级革命”、“国民革命”这些名词，便如风雨雷电，铺天盖地而来，瞬间从革命者的演讲台，深入到每个平头百姓的饭桌与床笫之间了。一位革命者振臂高呼：“革命！怎样一个好听的名词！怎样使我的热血沸腾着呵！”

以“革命者来”为号召的黄埔军校，开张之日，孙文训示学生：“你们决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来的，你们的责任便是革命。现在，我把这个革命的责任，交给你们。”军校不是政府办的，是国民党办的，是党的军校，一切建制章程，照抄苏联红军，连“支部建在连上”，也照葫芦画瓢，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

第一部分 第17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7)

孙文任命廖仲恺为国民党驻校党代表，按党代表制规定，校长或各行政长官的命令，没有同级党代表的副署，不能生效。因此，国民革命军是“党军”，而非“陈家军”、“李家军”，亦非“政府军”，更非“国军”。这是革命军与其他一切旧式军队最根本的不同。

革命造就了一个五光十色的舞台，活跃在舞台中心的革命者形象，是怎么样的呢？有人给他们勾画了一幅素描：

一个穿中山装的雄赳赳的青年，不可向迩地直率并且激烈，铁面无私地纠弹这个，打倒那个，苦口婆心地这里演说，那里致辞，席不暇暖地上午开会，下午游行，拿的薪水总是只够糊口，交游的人总是面有菜色，居住的房子总是只看见标语不看见墙壁，他们的行踪总是马策刀环游移不定。

这些人可能是共产党，可能是国民党，可能是青年党，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尽管用今天的眼光看，充满喜剧色彩，但在当时，“革命”一词，简直成了一道魔咒，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只分成两种人，一种是革命的，一种是反革命的，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不革命就是反革命。蒋介石说：“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逆。’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寇仇’。”这种二分法的逻辑，在其后数十年的政治生活中，被发挥到了极致。

谁敢对革命发出一句非议与质疑，谁就是反革命，就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能翻身。

一名广东大学的法科学生，被鲍罗廷指为“反革命”，要求学校当局开除其学籍。校长邹鲁问有什么反革命证据，鲍罗廷笑言：“使数人证其某种言论、某种行为便已足，或使人挑其打斗便有罪，何必真凭实据。”

青年学生们不断鼓动风潮，“踢开老师闹革命”。国民党中执会青年部下的一间平民学校，学生们打破一切规章制度，自编教科书，自由选择老师。整个教育界为之震动，教师们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公医大学发生驱逐教员事件，引起满城争议。孙文不得不亲自到青年部，劝告各校学生代表：“学生应在教育章则中自由，不应该有择师的自由，否则无人敢任你们的师长了。”

老师们为了自保，唯一办法，就是证明自己也是革命的，那些想打倒他们的人，才是反革命。“反革命”这个时髦词汇，很快成了比偷讹拐骗、吸食鸦片还可恶的罪名，在人们头上飞来飞去，作为攻击他人的利器。据后人考证，“‘反革命’一词源自苏俄布尔什维克的谴责性语言。1920年代使用该词最早也最频的是中国共产党。”

维经斯基曾经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反革命吗？”

陈独秀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大家都认为反对我们策略的人就是反革命。”

这令国民党深感苦恼。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从没人说他们“反国”，但国民党一批评共产党，就是“反共”、“右派”、“反革命”。“自从共产党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动辄拿‘革命’和‘反革命’字样劫持中国国民党员，强使接受共产党所定的一切口号。一般党员为力避‘反革命’嫌疑计，不论何种问题，总要以最革命自居，而以‘反革命’为大戒。”

第一部分 第18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8)

其实，这种现象，何止在国民党党内如此，即在共产党党内，又何尝不是。“革命”这个词一旦被赋予巨大的杀伤力之后，国共两党都在争夺对它的解释权，这也是贯穿整个大革命时代，国共斗争的重点之一。

由于党内纷争激烈，孙文心烦意乱，一气之下，7月11日成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掌管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权。孙文自任主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后由瞿秋白代）、伍朝枢、邵元冲为委员。这些委员，基本上，都是赞成容共的，至少在目前是中立的。在中执会、监委会之外，另设一个政治委员会，机构上叠床架屋，其用意则彰彰明甚，孙文希望绕过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事。

8月，国民党中执会在广州召开全体会议。因邓泽如、张继、谢持提出了弹劾案，共产党问题，成为重要议题。

排共派不敢公然反对容共政策，便围绕着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做文章。会议吵吵闹闹开了几天，胡汉民仍持调和态度，他说：“综核现在党内纠纷情形，其实有三派，甲，认为共产派合作有害；乙，认为共产派合作有益；丙，认为共产派跨党无害，但有秘密党团作用则有害。如果能使这个秘密公开，则党团作用自可消除。”他提请大家注意，“共产党和共产党员不同，共产党员为共产党守秘密是当然的。只有本党直接与第三国际从联络方面来协商，彼此才不致误会，无所容其秘密了。”

孙文大发脾气，宣布要开除冯自由出党。他警告说：“如果在全会以后还有同志说不了解我的主义，再无端挑起是非，我们就将采取对冯自由一样的方法来对待他们。”张继见孙文生气时，两眼发红，久久不退，内心不觉怆然，再也不敢争辩了。

会议通过了《关于要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的决议案》。该议案决定，成立一个国际联络部，和共产国际直接搭线，以解纠纷。鲍罗廷非常欣赏这个提议，还亲自为它取名为“国际联络委员会”。

然而，这个联络部却成了镜子里的猪八戒，里外不是人。国民党认为，连堂堂中央执行委员会都解决不了的纠纷，一个“联络部”，又怎么解决得了？而共产党却觉得好像一个晴天霹雳，从此国民党有了直接干预中共内部事务的渠道。

陈独秀怒不可遏，这是中共还要不要独立与权力的严重问题。陈独秀马上召集中央开会，作出决定，拒绝接受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坚决抵制鲍罗廷的妥协政策。

国共两党的对立，不仅没有缓和，而且更趋严重、尖锐。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痛责“鲍罗廷同志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绝对不同意这个（建立联络部）的建议”。孙文的中立态度，目的在于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或至少使中国共产党对它开放。但由于中共的强烈抵制，这个联络委员会，最后无疾而终。

第一部分 第19节：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9)

国民党自称是“唯一的革命政党”，党权高于一切，革命专政就是一党专政。这时的党，岂止建在连上，也建在学校上，建在市上，建在国上。孙文致力于用三民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等到全国民众都信奉一个主义时，统一中国可矣。他说：“用这个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的心理。到了全国人民的心理都被本党统一了，本党自然可以统一全国。”

从1913年中华革命党成立时，以打指模、宣誓形式，确立“革命党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为党纪，到国民党改组后，“一切权力属于党”、“用主义去统一全国人民心理”，可以清楚看到，国民党的治国理念，已经从宋教仁时代的英美式政党政治，向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转变。“党治”、“党化”之类的名词，遂在各种报章杂志、大会小会上，万口一谈，大轰大嗡，震耳欲聋。黄埔校军是“党军”，中山大学被称为“党化大学”，广州市甚至有“党市”之称，而这些称号，在当时都代表着无上的光荣。

学者李剑农慨叹：

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

第二部分 第20节：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正在诞生(1)

第二章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正在诞生

想做华盛顿的商人

广州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商埠。明清两代的十三行、七十二行商总商会、九大善堂、广东自治会等等，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商人组织。广东商人和海外华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曾经是孙文反清革命的有力支持者。凡商业发达的地方，市民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广州的市民阶层，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晚清立宪运动的激荡与熏陶下，民间社会迅速崛起，组织商会、商团、公安维持会一类社团，形成一股纷扰和喧嚣的潮流，在民国初创时，高潮迭起。广东也在1911年成立商团。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大兴党狱，各地商团受到政府摧残，相继凋零，唯独广东商团，还能一枝独秀。究其原因，与广东的地理与历史，不无关系。粤商较其他地方为成熟，而自治的力量，亦较各地为强大。

广东商团第一任团长，是丝业巨商岑伯著。1916年岑死，由出口洋庄商行总经理、广东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继任。陈氏出身工商世家，父亲是中国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沅。1873年，陈启沅在家乡南海西樵开办继昌隆缫丝厂，为中国第一家蒸汽缫丝厂。他也是中国第一位采用机器缫丝新法，使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系统化经营的实业家。

在陈廉伯的血液里，似乎天生有搞政治的基因。早在清末，他就想拉起一支商人武装，被两广总督制止。接掌商团后，陈廉伯雄心勃勃，整顿、振兴团务，干得有声有色。当时各路客军云集广东，地方治安恶劣，土匪蜂起，萑苻遍地。

鲍罗廷在苏联人的内部会议上也承认：“广东老百姓对国民党以至对孙逸仙本人都很敌视，因为孙以自己的威望庇护了一些军阀和国民党人……孙本人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一直试图或者彻底离开广东，或者把一些军阀聚集在自己周围，借助于他们进行所谓的北伐”。

然而，每一次北伐，都给民间造成沉重的负担——不仅是金钱上的负担，也因为军队的集结而造成地方的糜烂——政府无力保护商民，客观上，为商团的发展，提供了市场需求。“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遂成为一响彻城乡的口号。商团、乡团、工团、农团等大小山头，纷纷拿起武器，向政府申请为合法拥有武装的社会团体。

1921年，广州商团和佛山、顺德、九江、乐从、江门商团，组成联团，以专线电话联络，一乡有事，八方驰援。各地商团由各自为政，进入联防时代，其势力也迅速扩张，牛气冲天。据佛山商团的人讲述：

一般商人参加商团的原因是：一则当时治安不靖，抢劫盗窃是常事，参加商团后可以有自备枪械以资防卫，而且一家报警，群起救援，同时商团还发给参加者一个“佛山商团”的铜牌，钉在店铺门楣上，宵小也就不敢光顾，二则参加商团后可以避免很多苛杂和骚扰，如查辑印花税往往翻箱倒箧，苛扰无已，但对参加商团的店号却不敢苛扰。

既然商团有这样的本事，就难怪商民对它忠心耿耿。而政府并没做什么对商民有益的事，单凭“革命”二字，就要大家服从它、跟它走，未免脱离现实。

陈廉伯一面购买枪支弹药，组建商团模范队，进行军事操练，捕匪缉盗，维持市场治安秩序，一面组织商户联防救火、救济赈灾、举办善堂、兴办商业学校，还筹办体育会，出版月报，推广文化体育，使广东商团名声大噪，受到商界衷心拥护，踊跃加入，到1924年夏季，仅广州一城，便拥有2.8有万商团军，每人肩扛一长枪，腰别一短枪，立正稍息，前进后退，煞是整齐威风。全省商团人数，号称十万之众。“枪支之多，不但为他省所无，即各国亦所罕有。”

不甘于“在商言商”的陈廉伯，意犹未尽，又在商团设立评议会，作为商团内部一切重要事宜的议决机关。评议会由各分团派代表与粤商维持公安会正副会长共同组织，“集商界优秀分子于一堂”，其职权包括议决总团预决算、订立规章制度、纠举各种不良及违规行为等；提案、讨论、表决，一切程序，无不循规蹈矩。商团团长只有执行评议会议决事项之权，同时受评议会的节制与监督。其鲜明的代议政制色彩，俨然模仿美国联邦制度，认真推行起来，亦未始不是对“民治社会”的一种训练。

由于陈廉伯出钱出力，敢于任事，被粤港商界愈捧愈高，竟然连“中国的华盛顿”这样的高帽子，他也却之不恭，坦然照戴。但在中国，想做华盛顿的，没一个有好结果，试看舆论称为中国华盛顿的，还有吴佩孚、陈炯明，最后都成了“丧家之犬”，陈廉伯当然也不会例外。在“党权高于一切”的时代，英美模式，显然不合时宜。商团虽以商民自卫、武装和平为宗旨，但其外在于官僚体制的自治力，已彰彰明甚。

第二部分 第21节：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正在诞生(2)

在国民党看来，民间组织的作用，只能限于行会范畴，任何想监督和制衡政府的企图，都是大逆不道的，必须扼杀于萌芽状态。商人阶级财力雄厚，尤其和英国关系暧昧，既可载舟，亦可覆舟，引起政府的严重不安。当时黄埔军校的学生，因缺乏军械，大多只能徒手上操，或者扛一根木棍，而民间的枪支，却如此之多，足可以武装几间黄埔军校了，仅此一点，已令政府不能容忍。

起初，靠拍卖公产私产，仍入不敷支的政府，想出了一个主意：以验枪发照为由，向民间持枪者征费，借资挹注，但遭到商团拒绝，其理由很堂皇：商团乃属地方维持公安的机关，枪械并非私枪，应免予查验缴费。政府只好退而求其次，允许商人枪支请广州总商会代验，然后汇交验枪费。但商团仍然拒绝。双方围绕“征费”问题，讨价还价。至1924年初，政府无奈再让一步，同意商团枪械，不属私枪，“免予查验收费，以顺商情”。

政府虽然步步忍让，但双方已种下互不信任的种子，潜在的矛盾，开始逐步升温。商团认为政府软弱可欺，而政府则认为商团尾大不掉，公开挑战政府的管治权威。官商的冲突，乃成自然演变。

和平、奋斗、救中国

1923年，北洋直系的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利用陆军检阅使冯玉祥把总统黎元洪赶下台后，以贿选登上总统宝座，北方形势风云骤变。奉系张作霖在东北声言反对贿选，奉军大张旗鼓开入关内，直系吴佩孚严阵以待。直、奉战争随即爆发。1924年10月，冯玉祥出任直系讨逆军第三军司令，但暗中却和奉系秘密谈判，实行“联奉反吴”。张作霖用官银号120万小洋，买了冯玉祥的倒戈。结果，当吴佩孚在前线浴血奋战之际，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软禁总统曹锟，发表停战通电，邀请孙文北上共商国是。

一时间天地为之变色，冯玉祥的倒戈，导致吴佩孚兵败如山倒。11月2日，曹锟宣告退位。奉军长驱直进，开赴天津后，苏、鄂、浙、陕、闽、赣、皖、豫八省一致拥段（祺瑞）出山。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就任临时执政。

孙文决定接受邀请，北上与段、张共同召开“和平统一”的国是会议。这是非常奇怪的，弄得人们一头雾水不知宗，因为在国人眼里，孙文与段祺瑞，都是强硬的武力统一论者。自1917年护法战争以后，段要南征，孙要北伐，无时无刻不致力于以武力统一南北。1919年举行南北和谈时，孙文极力反对。1920年，吴佩孚就是因为不支持段氏的武力统一政策，才发生直皖战争；1922年，陈炯明也因为不支持孙文的武力统一政策，才引发“六一六事件”，造成孙、陈决裂，令孙文有“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之叹。

现在，主张南北和平的陈炯明和吴佩孚，都被打倒了，孙文有了广东地盘，也有了苏联援助，还有若干听命于他的军队，本钱多了，为什么反而放弃武力统一，不惜移樽就教，和北洋军阀“共筹统一建设的方略”了呢？

第二部分 第22节：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正在诞生(3)

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对广东已经绝望了。

民国以后，孙文曾几次被迫离开广东，又几次重返广东。即使1912年那次，从临时大总统退下来，回到广东时，仍受到英雄式的欢迎；1920年陈炯明打败桂系，孙文以胜利者姿态重返故乡，更是风光无限。然而，一场秋雨一场寒，那些辉煌岁月，都被西风卷去。1923年这次回广东最窝囊了。滇桂军是他花钱收买的，不听号令，形同土匪，已引起广东人的公愤；而国民党改组以后，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许多老党人纷纷出走；民间方面，自从拍卖公产私产和镇压商团以后，整个社会的气氛，充满了暴戾与敌意。

一位英国记者在亲眼目睹商团事件后，曾在《士蔑西报》上作出预言：“我亲目在广州看到今天（10月16日），和昨天的凄惨情况之后，我深信孙中山已不可能再在南中国逗留了。这两天的悲景在全体广州人民的脑子里，实在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其实，如果仅仅是一个商团事件，孙文大可以付诸时间，让伤口慢慢愈合。但在镇压商团之前，他已决意放弃广东了。下此决心，内因（党内现实）为主，外因（民间社会状况）为辅。1924年底，孙文的身体状况，正在急剧恶化，尽管他强支病体，举止言谈，始终抱乐观奋斗之态度，未尝为绝望之表示，但内心已然明白，统一中国的梦想，正渐行渐远，即耗尽他的有生之年，恐怕也是“但悲不见九州同”的了。

孙文宣布北上计划后，革命阵营内，有人欢喜有人愁。“（中共）党内对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广州的同志和一部分俄国同志认为孙中山北上是必要的，但是中央反对这一点。”中央既不相信冯玉祥是真心革命，对孙文北上的动机，也有所怀疑。蔡和森形容冯玉祥是“英美帝国主义的宠儿”，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不过是替天（帝国主义）行道。孙文北上，必然导致右派抬头。他声色凌厉地警告说：“中山先生现在若上午入北京，我可断定他在革命上的信用下午便要破产。”

但与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相反，鲍罗廷对孙文北上，却欣然支持。别人给你搭好了舞台请你去，你不去未免太笨了。这是把国民党的革命势力，扩张到北方的大好机会。试想一下，孙文若在北京，召集国民大会，高喊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岂不壮哉！

在鲍罗廷、维经斯基的要求下，中共也不得不转变口风，改为“利用孙文北上机会，迅速开展国民会议运动”。但对于孙文的动机，始终不太放心。直到几年后，蔡和森还用怀疑的口吻说：“如果孙中山不死，则很难说他会做出什么其他事情，是否会同帝国主义达成协议。”

孙文主意已决，无论鲍罗廷、陈独秀说什么，都已不产生什么影响了。11月初，马超俊奉命先行北上，乘英国皇后轮赴沪，召集在沪的国民党人及工运领袖，筹备欢迎孙文北上大会。各省区工人相率北上，在京筹组“全国各省工会联合会”。

第二部分 第23节：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正在诞生(4)

11月12日，广州各界两万多人，举行提灯游行大会，欢送大元帅北上。灯潮如海，把夜空照得通亮。孙文站在财厅楼上，向群众脱帽致意。他对大家说：“北京可以作革命的好地盘。革命要在北京成功是可能的……大家聚精会神都把力量集中到北京，将来自然有机会把革命得到彻底的成功。这次北京的变动，不过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头一步走通了，再走第二步、第三步，中央革命是一定可以大告成功的。”

11月13日。孙文启程北上了。胡汉民奉命留在广州，代理大元帅职务。座舰经过黄埔岛时，孙文最后一次巡视军校。他对蒋介石说：“我这次到北京，明知道是很危险的，然而我为的去革命，是为救国救民去奋斗，有何危险之可否呢？况今，我年已59岁了，亦已经到了死的时候了。”

蒋介石惊问：“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语？”

孙文回答：“我是有所感而言的。我看见你这个黄埔军校精神，一定能继续我的革命事业。现在我死了，就可以安心瞑目了！如果前二三年，我就死不得。现在有这些学生，一定可以继承我未竟之志，能够奋斗下去的。”孙文突然提高声调说：“这次北上，不论成败，决不回来，革命大任，交黄埔军校同志负之！”

他明确表明了放弃广东的意图。

11月17日，孙文抵达上海，受到十几万人的热烈欢迎。孙文原拟由陆路北上，但津浦路受军事影响，尚未通车。而在两星期内，也没有船直航天津，“此时日本朝野有电邀请总理先往日本，商洽中日合作问题。总理乃作绕道日本之决定。”于是，孙文于21日启程赴日。途经日本时，孙文向人们讲解中国的南北问题，这是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症结所在。

中国在满清的时代，南北是统一的，只有一个政府。但是另外还有主人，要听外国人的话，对于本国的人民，就是杀人放火，也是要做。像这样的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是统一，但是在事实是，对于南方人民，只有害而无利，又何贵乎有这种统一政府！假若在满清的时候，中国政府不是统一，北京政府的压力不能达到南方，以南方的强悍，专就香港而言，便不致失去那些领土。

这是孙文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统一并不一定比分裂好。如果北方政府是专制反动、倒行逆施，那么，分裂比统一更有利于国家。

有人问孙文是否打算做大总统，他说：“南北是不是统一，就在北方政府能不能赞成我们南方的主张，废除不平等的条约，争回主人的地位，从此以后，再不听外国人的话，来残害南方的人民。如果这一层做不到，南方人民还是因为北方政府怕外国人的关系，间接还是受外国人的害，南北又何必调和？何必统一？我又怎么情愿去执政权？”

然而，孙文在北上途中，肝病突然急剧恶化。抵京后，经协和医院专家会诊，结论是“肝脏痈伤”，即晚期肝癌。

第二部分 第24节：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正在诞生(5)

1925年1月26日，孙文被抬进了协和医院手术室。但医生们把他的腹部切开后，发现肝脏坚硬如木，无法施行手术。切开的伤口又被匆匆缝合上了。

药石无效，群医束手。2月17日，协和医院宣布放弃治疗。孙文搬到铁狮子胡同行辕静养，改用中药治疗，最初似乎有点小效，但很快便回天乏术了。二十多年来，孙文一直致力于推翻北洋政府，但最终却倒在北洋政府的老巢，静候死神的降临，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的结果？

孙文病危时，鲍罗廷约汪精卫、马超俊到苏联使馆见面。鲍罗廷开门见山地对汪精卫说：“孙先生的病已经绝望了，今后中国国民党的领袖，除了你更有谁敢继承呢？”汪精卫且惊且喜，顿感责任重大，心情愈加凝重了。

3月初，孙文的精神已极其衰弱，他对侍疾榻前的汪精卫、孙科、邹鲁等人说：“吾若留下说话给汝等，诚有许多危险。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汝等，我死之后，彼辈更将向汝等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汝等软化。如果汝等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加害，危险更大。故吾仍以不言为佳，则汝等应付环境，似较为容易也。”

当时大家都没有听明白，孙文所说的敌人指谁，谁能够软化这些“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被人软化”的响当当革命党人？邹鲁后来说：“当时我们听了，有些莫名其妙；由今看来，知道总理已经看穿汪兆铭要被敌人软化了。”弦外之音，孙文所说的“敌人”，乃指苏联与中共。

但这只是他一家的训诂。国民党的敌人多得很，北洋军阀、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土豪劣绅皆是，更有陈炯明陈兵于东江，邓本殷负隅于南路，杨希闵、刘震寰反侧于肘腋之下。孙文所说的“敌人”是指他们吗？3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汪精卫等人从北京发来的电报，作出开除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320名“右派”党员党籍的决定。如此大规模开除党员，而时间就在孙文逝世前两天，或者，孙文所说的“敌人”是指他们？

孙文至死没挑明，这成了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

3月11日，孙文强打精神，在由汪精卫、孙科等人起草的遗嘱上签了字。随后，他突然面呈喜色，对身边的人说：“吾久为恶魔所扰，然今者吾已悉驱而去之矣。吾明晨将行，行时当有天使来迎也。”时左右及家属，闻此皆为之悚然。

当天在铁狮子胡同上空，突然出现成千上万的乌鸦，密布天空，盘旋聒噪。据马超俊形容，“群鸦飞集益多，行馆全为遮黑，顿时不见天日”。梁启超来探访孙文，竟被乌鸦袭击。暗示伟人将逝，天呈异象。

孙文又对大家说：“我这次放弃两广北上，实为和平统一而来；我所主张的统一方法，就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现在为病所累，不克痊愈。生死本不足念，惟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未能完全实现，不无遗憾。希望诸位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目的，那我死也瞑目了。”

第二部分 第25节：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正在诞生(6)

他再一次使用了“放弃两广”这样的措词，足令言者伤心，闻者落泪。

最后孙文长叹一声又说：“我死了以后，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

3月12日，清晨。孙文神志逐渐模糊，不断呓语，并用英语与粤语呼“和平、奋斗、救中国”。上午9时30分，一代革命元勋，魂归道山。

孙文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治丧委员会，以汪精卫为主任委员，19日，举柩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护灵致哀者多达十余万人。“灵榇所到之处，高呼口号，声震遐迩。花圈挽联，布满通衢”。天下缟素，今日是也。20日后，在中央公园祭奠，瞻仰遗容者，有数十万民众。

镇悲风寒日萧萧起，算此日，真归矣。4月2日，移灵于西山碧云寺。“是日参加执绋者十余万人，民众扶老携幼，罗列于天安门至西直门，以迄燕京大学途中；尤以青年学生、军人及工人为多，途为之塞。”

孙文去世了，一座山倒下了，一个时代结束了。

国民政府开张大吉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这个政党的组织形式，一直介乎

Chapter_2

秘密会党与现代政党之间。它有两次告别会党的机会，一次是民国初年宋教仁在北京组织国民党，搞议会政治，另一次是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国民党，搞联俄容共。第一次“以英美为师”，结果碰得头破血流；第二次“以俄为师”，走“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道路。这种政治主张，在血缘上，与秘密会党本来就是近亲，因此，转型得以顺水而行。

孙文去世后，1925年5月18日，国民党召开一届三中全会，由戴季陶起草的《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开始把孙文称作“唯一的崇高伟大仁慈之父师，不可复作”；对于孙文的既定方针，“吾党同志惟有全体一致奉行总理之遗教，不得有所特创”。在《关于接受遗嘱之训令》中，则更进一步宣称：“盖总理实为世界之圣哲，中国之救主，而本党同志之父师。”并明确规定：“以后本党一切政治的主张，不得与总理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宣言政纲及九月十三日宣言、十一月十三日宣言之主旨相违背；凡违背上述主旨之议案，无论何级党部，概不得决议。”

孙文遗教，即国民党之圣经，只能无条件服从、执行，不能怀疑，亦不能创造发展。这一造神运动的模式，在中国的政治史上，陈陈相因，乃至登峰造极，实在不能完全归咎于领袖个人性格，而是一种潜伏于中国文化的基因使然。要消除这种基因，没有几代人的努力，恐亦难以见功。

孙文一生是武力统一论者，但他始终未能统一中国，不特如此，连广东也未能统一。孙文生前曾多次发动东征，1923年4月至9月，围攻惠州古城长达五个多月，无功而退。1924年3月至8月，二度围城五月。惨烈的兵燹，使惠州四乡几成废墟，飞鹅岭下，西湖之侧，原有小黄塘、大黄塘各乡，人口稠密，现在已经满目荒凉，一片凋零，人民不知去向。1925年1月，滇桂联军第三次围攻惠州。

第二部分 第26节：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正在诞生(7)

2月，蒋介石率领粤军主力，开始东征。军校两个教导团，加上第二期在校生组成的一个步兵总队、一个炮兵营、一个工程队和一个辎重队，还有第三期学生组成的“入伍生营”，人马威仪，浩浩荡荡，随军出发。

4月23日，廖仲恺和蒋介石、加伦坐船离开广州，到汕头和许崇智商量应付办法。蒋介石对与滇、桂军开战，信心不足，建议坚守东江，占领闽南，待兵力稍事休整之后，再收复广州。这是当年陈炯明走过的路子。但加伦极力主张保卫广州，不惜与杨、刘一战。

28日，继续开会，围绕“是要广州还是要福建”，进行激烈讨论。许崇智坚决反对攻打广州，认为陈炯明的军队会乘机袭击他们的后路。但廖仲恺已被加伦说服。他也承认，由于孙文逝世，政府在外省籍军队中的影响一落千丈．如果现在不战而退，只就表明政府软弱无能。加伦和廖仲恺都主张，广州作为政治和财政根据地，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坚守。蒋介石犹豫再三，最终也表示同意回师。

5月13日，汪精卫从北京回来，没到广州，先行到汕头。10月13日，全体将领集中汕头，包括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加伦，以及湘军、第一军和第三军的参谋长、粤军第三师师长、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就是否与杨、刘开战，作最后的讨论。最后坚决放弃了进军福建的主张。全军回省，遂成定案。决定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所有进军广州的军队，一律系红领巾为标识，打国民党军旗，取代省旗。5月14日，廖仲恺、汪精卫二人，离开汕头赶回广州。

省城局势，不绝如缕。孙文原是滇桂军的雇主，现在雇主不在了，雇佣军就要造反了。5月25日，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扬言，桂军将在27日公开行动，反抗政府。5月26日，杨希闵以调人身份，和胡汉民会晤。他先声明自己是拥护政府的，但他不能保证部下和桂军。

胡汉民召集廖仲恺、谭延闿和来自云南的建国第一军军长朱培德等人，在二沙头的颐养园召开紧急会议。胡汉民征求大家意见：“杨、刘问题，到今天已如箭在弦上，不能不谋根本的解决。兄弟于此，已下最大的决心。不知各位的意见如何？”

谭延闿书生出身，喜欢写字吟诗和玩马，处事谨慎，他说：“我相信做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我的部队敢不敢和杨、刘抗衡，此刻还没有把握。但胡先生的见解，断断不错。在理论上，只有这么做，才能打开革命的道路。”

谭、朱二人都不太愿意与滇军开战。胡汉民的意思，也是倾向于先解决杨希闵，留下刘震寰。但廖仲恺坚决主张一刀切。胡汉民便毅然拍板：“消灭杨、刘，是我们目前必要的工作，杨、刘的力量纵然大，假如我们肯下极大的决心，便无有不行！”

5月底，从北京赶回广州的鲍罗廷，力主克制，不同意与杨、刘即时翻脸，建议再等待数月。胡汉民说，杨、刘问题已达非解决不可的程度，且命令已下，再无商量余地。鲍罗廷断然说：“下了命令也是要收回的。”

第二部分 第27节：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正在诞生(8)

他们从晚上9时起，反复争论了几个小时，由宋子文担任翻译。最后胡汉民招架不住了，以睡觉为由挂免战牌，下逐客令。但翌日鲍罗廷还在会上坚持：“6月2号以前，绝不能与杨希闵等决裂，无论如何为难，应保持以前的状态。使军事得圆满进行，是政治当局的责任。”

胡汉民的版本，是鲍罗廷不愿意与滇、桂军开战，但鲍罗廷的版本，却变成是胡汉民不愿开战。他后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说，胡氏反对与滇、桂军开战，因为，“情况越复杂，胡汉民本人的权力就越巩固。他不关心消灭当时广东的主要主人——滇军和桂军，并把政权交给黄埔新军和粤军许崇智。这场战争几乎是背离胡汉民的意愿进行的。”

他们两人说这些话时，离事情发生的时间并不远，当事人俱在，但已经南阮北阮，各说各话了。真让人感叹，历史到底有多少真相，再也无法大白天下；又有多少假象被永远当成了真相。

6月1日，蒋介石一声令下，东征军返旆西行，回师三多祝。

当此时也，大局风雨飘摇。广州要实行共产的谣言满天飞。为了稳定人心，5月27日，廖仲恺在大本营召开广州商民会议，针对外间流传的“广州共产”谣言，进行辟谣。6月2日，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代行大元帅职权兼广东省长名义，发表统一军民财政宣言。这实际上，是一份讨伐杨希闵、刘震寰的檄文。

须知本政府为革命之政府，断无纵容少数佥壬假革命之旗帜，为害民之行为；更不能坐视朝三暮四之军人，阳藉扶翊之名，阴行寇盗之实！

檄文一出，剩下的事情，就在战场上见了。

6月3日，滇军冲进省长公署，大肆捣乱破坏。6月4日，又有一批滇军占据了财政厅。胡汉民把省长公署迁到河南士敏土厂，李福林命令省河军警及各路民团，集中河南，由福军沿江岸戒备，大小兵舰封闭水陆交通孔道，防止滇桂军渡河。

昨天还联名通电，今天便兵戎相见。6月6日下午，滇军在省河和警察枪战。福军在小港的炮兵，向河北密集轰击。8日黎明，滇军乘坐木筏，在海珠河面偷渡，革命军的兵舰突然鼓浪杀出，狭巷短兵相接处，谁的炮火厉害，谁就占据上风。滇军在水中无处可避，被炸得血肉横飞，尸体残肢，随波逐流。

谭延闿从北江南下，蒋介石从东江西进，对广州两边夹击，魏邦平、李福林部从城内接应，布下一个天罗地网阵。6月12日，总攻击开始。枪炮齐发，喊声大震。魏邦平从猎德大举渡河，在石牌与滇军敌住厮杀。蒋介石、何应钦的黄埔校军又从东面杀到，漫山遍野，旌旗蔽日，不知多少军马。滇军向城内溃逃，自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

下午，气势如虹的党军，攻入广州市区，占领观音山。滇军继续向西北逃窜，黄埔学生协助警察维持治安，搜捕散兵游勇。谭延闿的湘军沿粤汉路南下，全歼桂军主力。刘震寰、杨希闵逃往香港。其他军官鸡飞狗跳，纷纷躲进沙面租界。刘震寰后来不知所终；杨希闵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应邀为云南省政协委员，1967年病故。

曾经在广州市民面前不可一世的滇、桂军，不到一天时间，便土崩鱼烂，全体星散。

第二部分 第28节：后孙文时代的来临(1)

第三章后孙文时代的来临

人死了，党也分裂了

把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是共产国际与苏联定下的策略，目的在于加速国民党的大分化、大改组。但以前孙文是国民党的精神领袖，无论左中右、老中青，对他都尊崇有加。因此，他成了维系党内团结的纽带。

孙文去世，纽带断裂了。平定杨、刘后，国民党内部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以廖仲恺被刺案为转折点，迅速全面开花。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赴东堤中央党部开会时，突遭凶徒开枪行刺，身中四枪，随即倒在血泊之中。在送往百子路医科学院途中，廖仲恺已经断气了。凶徒被卫兵还击，负伤被捕，还没供出幕后主使便死了，只留下行刺用的大号左轮手枪，成为重要线索。

凶案发生后，胡汉民匆匆赶到许崇智处，商议应付办法。汪精卫也在场，他力主请鲍罗廷来。鲍罗廷来后，立即建议组织特别委员会，专责处理此事。当天下午，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

蒋介石情绪激动，誓言要“为廖党代表报仇”。鲍罗廷拟定了特别委员会的人选，包括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人，鲍罗廷为最高顾问，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危机。中央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各派一委员，列席特别委员会会议。这个特别委员会，有一特别之处是，胡汉民被屏诸局外。

革命、反革命、真革命、假革命，这类早已把人耳朵磨出老茧的词汇，再次排山倒海而来，有如龙卷鱼虾并雨落。汪精卫慷慨激昂地说：“所谓障碍，即所指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等等分子，此等分子，在党内各处都有，而在军队中最多，其为障碍亦最甚。廖仲恺同志日日和这些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的分子奋斗，其死也亦即死于这些反革命、假革命、不革命者之手。”

然而，在这些铿锵词汇遮掩之下，却是残酷的权力肉搏。

蒋介石在第一次东征之前，仍然藉藉无闻，亦未有佩剑上殿，与闻党国大事的资格，但未及一年，却跻身特别委员会三委员之一，足见这颗政坛新星，凭着党军这一资本，上窜速度之快，令人刮目相看。

廖仲恺之死，是继孙文去世之后，短短几个月内，国民党又一次陷于“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的政治危机。各机关刚刚降下半旗，党内已经风声鹤唳了。大家都想借题发挥。汪精卫急于把胡汉民弄掉，以便独享孙文遗产；蒋介石则想把许崇智赶走，把军权从广东人手里夺过来；胡汉民想归罪于共产党，而鲍罗廷则希望对右派来一次大清洗。

胡汉民被蒋介石接到黄埔军校，汪精卫夫人陈璧君颇为内疚，虽然身怀六甲，亦一直陪伴左右。胡汉民悲愤莫名，在黄埔写了一封信给汪精卫，不胜怆然地说：“弟与兄久共患难，不久以前尚相与戮力，肃清滇桂军等，巩固后方，此日思之，恍如隔世矣。”

第二部分 第29节：后孙文时代的来临(2)

政府下令通缉胡毅生。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的大批党国要人，在政坛上，本来就是笼面田鸡慢爪蟹的角色，没有多大能量，党狱一兴，惧怕罔有孑遗，纷纷远走高飞避祸。伍朝枢跑到香港，邓泽如、谢持、张继、林森、魏邦平等人，先后觅路而逃。校军四出搜捕，先后拘捕50余人。

9月19日，许崇智的寓所也被军队包围，蒋介石致函许崇智，毫不留情地说：你不卸职，“无以对总理在天之灵”。许氏听了，泪如雨下，无奈之下，只好交出军权，离粤赴沪。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9月22日，胡汉民也在鲍罗廷的安排下，到苏联考察访问。他深感绝望，好像坠入深渊之中，看不见天日。

但事实上，他还没有完，他还有翻盘的机会。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忍耐”。

银河无声秋气爽，水波浩瀚晚风凉。当胡汉民站在苏联轮船“纪念列宁”号的甲板上，回想孙文逝世半年以来，政局的变幻，他一夜之间由李斯变成了苏武，不觉临风陨涕，一声长吟：

击楫使人惊岁月，迥舟为我避风波。

青山如解兴亡恨，故国惟闻变征歌。

此时，广州空气依然十分紧张，谁也没有吟诗作对的雅兴。国民党成立了以朱培德为主席的九人检察委员会，并由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等三人，组成军事法庭，开始审讯被捕粤军将领。但审了许久，也没发现什么确凿罪证。直至1926年1月，陈公博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上作了“廖案检察经过报告”，内容依然含糊其辞。廖案遂成了一不了了之的悬案。

西山碧云寺上的哭灵大会

发生廖案之前，一些反共的中央委员，与胡汉民商量，打算在广州召开一届四中全会，解决国共关系问题。胡汉民认为广东大局，尚可控制，便写了十几封信，托黄季陆交给北京、上海、张家口、开封各地的中央委员，约请到广州开会。

讵料，黄季陆还在全国漫游，广州便发生廖案，整个形势丕然转变。已到广州的中执委，板凳还没坐热，又抽身急走。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派林森、邹鲁率领一个国民政府外交代表团到北方，揭露沙基惨案真相，其实是想把他们逐出广州。邹鲁怀疑，这是鲍罗廷借刀杀人，“他自己想做曹操，把我当作祢衡，叫北京政府做黄祖”。

这个代表团出发时，邹鲁已打定主意，黄鹤一去不复还了。到上海后，林、邹二人，即和上海执行部的叶楚伧、谢持、邵元冲、戴季陶等人碰头，说起广州之变，大家面面相觑，内心彷徨忧郁，怨愤交迫，乃决心破釜沉舟，向“联俄容共”政策，公开叫板。谢持由津浦路入京，林森、邹鲁到江西、九江、武汉，分头行动，联络同道中人。相约10月中旬，全体人员在北京会合。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南北交通线上，各路人马，纷纷就道，联络派遣，应接不暇，一片决战前的紧张气氛。

国民党的北京执行部，由李大钊、于树德等中共党人主持，严词拒绝这批人以北京执行部名义，召集一届四中全会。

第二部分 第30节：后孙文时代的来临(3)

双方谈不入港，10月25日，在北京执行部上演全武行，林森、谢持等人，恼羞成怒，率众砸了执行部。然后跑到霜秋红叶的北京西山碧云寺，向孙文的灵柩哭诉。11月23日，在孙文灵前，召开了一届四中全会。

在第一届中央执委中，实际与会者八人，候补中执委四人，中央监委三人，合计有：邹鲁、林森、戴季陶、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叶楚伧、谢持、张继、沈定一、邵元冲、茅祖权、傅汝霖。吴敬恒署名通电召集会议，并在担任第一次预备会主席。

此为国民党史上有名的“西山会议”。从11月23日开始，日程十分紧凑，10天内开正式会议22次，在致全党的信中，对广州的政治现状，大加挞伐：“党权不在最高党部之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权不在最高政治机关之国民政府，而悉集中于政治委员会。鲍罗廷乃以政治委员会顾问之资格，操纵其间；而鲍罗廷所有措施，复先决于其共产党。以故党务政务之重要者，共产党之小学生莫不先知，而吾党中之重要委员则冥然无所闻也。与其谓共产党同志加入本党，毋宁谓吾党附属于共产党之为真实。”

胡汉民、许崇智的下台，为汪精卫、蒋介石的上台，铺平了道路。一班在政坛上混饭吃的五陵年少、走马王孙，或投汪门，或投蒋门，重新划分阵营。鲍罗廷对汪、蒋二人的评价是，汪氏善解人意，触类旁通，但遇事不敢负责；蒋氏长于用兵行军之道，短于政治，但需要他出头的时候，他从不推诿。汪蒋配是最佳的组合。

11月，广州政治委员会撤销邹鲁广东大学校长及外交代表职；校务由校务会议代理。精卫复派陈公博、甘乃光、马洪焕三人为调查广东大学委员，从右派手中夺回这所大学。陈、甘、马等把“调查”两字改作“查办”，致函广东大学，激起校方反感。11月14日全校教职员开大会讨论查办案，向国府提出严正交涉，并以总辞职表示抗拒。

汪精卫索性以国府名义，委派汪精卫、谭延闿、伍朝枢、顾孟余、陈公博五人为广东大学管理委员，以顾孟余为主席，进驻校园，全面接管。在顾未到任前，由陈公博代理。旋又改为校长制，仍由陈公博代理。谁敢说不，谁就是右派反革命。原来邹派的人马，被这一记杀威棒，打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广东大学遂为汪派所夺。

鲍罗廷喜不自胜，“从许崇智离开时起，一切立刻进展神速，不知怎么一下子都活跃进来了。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省政府或国民政府作出的任何决定都得到了贯彻执行，没有受到抵制。以前一直受到或胡汉民或许崇智的抵制，而随着这两个人的离去，我们的决定始终得到了准确无误的贯彻执行。”这显然是汪、蒋取代胡、许之后出现的新气象，他为此兴奋不已，踌躇满志，非常自信地认为，只要能够握住汪、蒋这两只蓝筹股，广东就是我们的天下。而他确信，这两个人，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

第二部分 第31节：后孙文时代的来临(4)

他没有想到的是，仅仅一年之后，汪、蒋二氏，就为争夺广东大学的领导权，斗得不可开交。

鲍罗廷把这个口口声声说“俄国革命的成功，即是中国革命的成功”的蒋介石当宝，用维经斯基的话来说，“他把赌注下在蒋介石的身上，把他看作是广东最现实的力量（这是对的）”。确实，在统一广东的战场上，蒋介石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东征南伐，百战百胜，“真是个横槊赋诗的皇家栋梁，临江酾酒的将军虎狼”，他已成为革命政府一位无可替代的军事领袖，但他真可能成为俄人的忠实学生吗？

3月20日，两党重新洗牌

1926年3月18日，星期四晚上。

李之龙在文德楼寓所接到军校作战科的通知，说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事情，饬派得力军舰两艘到黄埔候命。李之龙即调中山、宝璧两舰开赴黄埔。到达黄埔后，风平浪静，没有任何“紧急事情”。当晚蒋介石在省城过夜，不在军校。

次日，军校作战科长又和李之龙商量，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军舰，可否把中山舰调回省城。李之龙不敢擅作主张，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

“中山舰什么时候开去的？”蒋介石问。

“昨天晚上开去的。”李之龙回答。

“我没有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

蒋介石否认曾经命令军舰开往黄埔。这是一个明显的凶兆。可惜李之龙嗅觉失灵，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身处险境，他仍然认为，这只是命令传达过程中的小小失误，不难弄清。中山舰又从黄埔开回省城。

据《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记述，3月19日这天，蒋介石已作出“当机立断”的决心。

公以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4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公曰：“权利可以粪土，责任岂可放弃乎？生命可以牺牲，主义岂可以敝屣乎？此时再不决心，更待何时？若不殉党何颜立世？直前奋斗而已！”

听起来，蒋介石似乎抱着一掷乾坤的决心，要对中共来个大清算。但后来事情的发生与发展，却并不完全如此。

3月20日凌晨3时左右，在文德楼休息的李之龙，突然被拍门声所惊醒，一群凶神恶煞的士兵涌入，把他团团围住，声称奉蒋校长命令来捉人。

他们把李之龙架出门去。李之龙沿街呼救：“我是海军局长，他们不是正式军队，无有命令乱拿人！救人呀！救人呀！”士兵们挥舞手枪，对街上的警察吆喝：“不是正式军队是土匪，一枪打死你！”吓得警察低头而过，不敢吭声。士兵把李之龙押到第二十师办事处，五花大绑，黑布蒙眼，用驳壳枪启子把两条毛巾塞入他的嘴里。

角声寒，夜阑珊，黑暗笼罩全城。蒋介石在广州卫戍司令部宣布戒严，军队占领了中山舰；苏联顾问的东山住所被严密监视起来，卫队缴械；鲍罗廷虽然不在广州，但他位于东较场旁边的公馆，也被大批士兵包围，禁止出入。东较场及红花岗附近，密布军警，气氛极为严重。军校和第一军里的中共党员，自周恩来以下四十多人，一律派兵看管，等候发落。第一军第二师的士兵，包围了东园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

第二部分 第32节：后孙文时代的来临(5)

这是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政变。周恩来把它称之为“蒋介石与右派勾结，打击汪精卫，向共产党进攻，向革命示威”的举动，予以严厉抨击，但蒋介石却反过来指责是共产党发动政变。他说：

到了19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

这就是蒋介石早先所暗示的“不测事件”。

汪精卫正卧病在家，陈公博、谭延闿、朱培德等人匆匆来访，带来了蒋介石一封信函，称共产党意图谋乱，不得不予以紧急处置，请求原谅和处分。汪精卫生气地拍床大骂：“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他宣称他在党内的历史与地位，不是蒋介石能够反得掉的。谭、朱二氏也认为蒋介石这是反革命行为，必须严厉反对。但究竟应怎么反对？大家却面面相觑，拿不出主意。

最后决定，谭、朱二人去找蒋介石，探询他的真实意图，陈公博则前往高第街和大沙头第二、三两军司令部，通知第二军副军长和第三军参谋长，进行军事准备，以防万一。如果谭、朱被扣便立刻动员；如果他们能够回来，便按兵不动。几个小时后，谭、朱二人都安全回来复命，说蒋介石蒋介石只是要限制共产党。陈公博松了一口气说：“只是反对共产党和限制他们的活动，那就容易办了。”

但他这口气松得太快了，蒋介石做事，从来是一石数鸟的，汪精卫、共产党、苏联人，都是他的目标。变生肘腋之际，刚好在广州的布勃诺夫，立即约见蒋介石，但蒋氏却避而不见，只是托人放话，要求驱逐季山嘉与共产党人。其实蒋介石的内心，亦充满矛盾焦虑，他一生奉曾国藩为偶像，对尊卑上下、冠履名分看得很重，最恨犯上作乱者，但他也很清楚，现在他的所作所为，难免会留下“专国弄权，欺君罔上”的污名，所以。当廖仲恺夫人何香凝上门质问他时，他竟伏案痛哭。

而布勃诺夫却担心，蒋介石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决定以某种方式断绝同苏联的联系了。布勃诺夫派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工作人员索洛维约夫为代表，与蒋介石会晤，询问其事件是对人还是对俄？蒋氏答复：对人不对俄。并表示希望鲍罗廷尽快回来。索洛维约夫立即松了一口气，急忙表态：苏联已决定召回季山嘉、罗加乔夫和拉兹贡等人。

蒋介石求浆得酒，大喜过望，压在心头多日的巨石，豁然冰消。随后，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的病榻前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讨论“三二○事件”。会议开了一个小时，据周恩来说，“汪精卫、谭延闿、苏联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联同志暂时离去；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蒋介石轻易拿到了一张连他都意想不到的通行证。

第二部分 第33节：后孙文时代的来临(6)

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对事件的内幕，一无所知，只能从报纸上获得零星的信息，陈独秀终日绕室徘徊，万分焦灼，提不出什么好主意，直到布勃诺夫使团返国，途经上海时，中央才从苏联人的口中，了解到大概情况。

陈独秀十分气愤，再次提出共产党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的问题。但当时使团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苏联顾问与中共）应该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陈独秀发过脾气之后，只好再屈服了。3月29日，中共中央根据布勃诺夫的意见，向全党发出指令，“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不能让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关系破裂，更不能让第二军、第三军和蒋介石军队之间发生冲突。”

4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报《向导》上发表文章，申辩中共根本没有倒蒋阴谋，因为“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

中央无奈地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观点：简单地采用惩罚蒋的办法，只会把蒋氏逼到右派方面，对革命造成极大危险；如果没有惩罚蒋的力量，还要高谈惩罚蒋，那危险就更大了。张国焘作为钦差大臣，4月上旬，赶赴广州，向广东区委传达中共中央的妥协政策，要求大家一致遵行。张国焘说：“我们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

广东区委的中共党人群情激愤，不少人主张立即退出国民党，终止党内合作的形式，“为什么不退出国民党？为什么要被动受处罚、被整理？”他们指责说：“鲍罗廷被绑票了，张国焘、谭平山做了投降代表”。但鲍罗廷煮熟的鸭子嘴死硬，他强辩说：“我们没有被驱逐出广东，那就显示我们仍有胜利的机会。只此一点，就可证明我们的处理方针并不算是完全错误的。”

关于中央采取的退让政策，究竟是对是错，党内的争论，从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陈独秀领导上海中央，陈延年领导广东区委，父子温情，为了革命，也暂且放置一边了。中共中央批评，“三二○事件”，是广东区委“当退让而没有退让”的结果，但广东区委却反驳说，这是“当进攻而没有进攻”的结果。

彭述之是4月下旬到达广州，他带来的中央指示是：“联合国民党的左派以及他们的军队来反对蒋介石；扩充中共党员叶挺领导的部队（至3000人）；武装工人和农民，以便他们能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发挥作用。”这和沈雁冰所转述毛泽东的意见，大致相同。可惜，叶挺独立团并不是什么“独立的军事力量”（它受第四军节制），中共也没有什么“独立的军事力量”可资利用，武装工农更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彭述之到广州是在张国焘之后，易言之，中央派张国焘南下是为了妥协，派彭述之南下是为了对抗。政策转变之快，让人无所适从。

第二部分 第34节：后孙文时代的来临(7)

基督将军也革命

苏联向中国输出革命，选择广州作为基地，实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因为在北方争取吴佩孚不成，只好把宝押在南方的孙文身上，他们不得不跨过整个中国，从遥远的北方，来到广州。

但鲍罗廷并不喜欢这座城市，这里与香港太接近了，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无论地理气候、文化传统，还是社会风气，甚至连这里的人，都让他深感讨厌。他毫不讳言：“广州与香港毗邻的八十年，彻底腐蚀了广州的知识分子，只给他们灌输了一个思想——捞钱，不管来路如何。”他宣称，“除了汪精卫、廖仲恺，我不知道过去和现在在政界或军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哪个广州人可以说是比较诚实的。”现在，这两个“好人”，一个死了，一个逃到法国去了。在广东的政界、军界里，一个好人也没有了。

苏联一直想开辟一条从陆路连结中国的通道，在争取吴佩孚失败以后，并没有放弃在北方继续寻找他们的合作者。1925年，他们看中了冯玉祥。

冯玉祥是安徽人，原是吴佩孚手下的一员大将。1914年，他作为北洋警卫军第一旅旅长，在陕州、潼关、西安、灵宝、渭南一带追剿白朗匪帮，和大西北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历任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他自称信奉基督教，有“基督将军”之称，他用消防水龙头向士兵们喷水，然后宣称全军官兵都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

冯玉祥手下的西北军，是一支训练严格的农民队伍，挑选新兵时，都要先看头上有没有辫子，没有不行；再看手掌有没有厚茧，没有也不行。他的队伍只收头上有辫、手上有茧的老实庄稼汉。

西北军就像一个大家族，冯玉祥就是他们唯一的家长与“教父”，他的话是绝对的圣旨，无人可以违抗。尽管西北军官兵每天都要读圣经，唱圣歌，但谁也闹不清自己在唱什么。冯玉祥见到西方人就说自己信仰基督；见到苏联人就说自己信仰列宁；见到国民党人就说自己信仰三民主义；但实际上他只信仰自己。对冯氏来说，基督教最大的好处是让士兵禁欲，方便管理。一位在西北军中工作过的苏联顾问，对冯玉祥的评论是：“如果抛开不谈冯玉祥的革命词藻和他的民主主义的、蛊惑性的姿态的话，他的军队同军阀的军队毫无两样。”

其实区别还是有的，冯玉祥的军队是由西北农民组成的，而别的军阀队伍是由别的地方的农民组成的。这两者就有很大不同，不然，蒋介石也不会那么注意从江浙地区招收军校学生。西北是两千年凝固不变的乡土社会，而江浙是一个现代工商业蓬勃兴起的社会。别看现在南方（广东革命政府）和北方（北洋政府）斗得凶，但中国社会未来要变成什么模样，并不取决于南北，而取决于东西，要看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尽管冯玉祥在北方的名声很差，他的从政经历，几乎就是一部倒戈的历史。他一生倒过无数次戈，倒过黎元洪总统的戈，倒过曹锟总统的戈，倒过吴佩孚的戈，倒过张作霖的戈，倒过段祺瑞的戈。有时合作之后倒戈，倒戈以后又合作，合作以后再倒戈，逼宫倒阁，无所不为，因此，“基督将军”另外还有一个不名誉的外号，叫“倒戈将军”。然而，他却占据了一个好位置——大西北。所以，无论他怎么反复无常，总有人想讨好他。南方政府想拉拢他，北洋政府也想拉拢他，苏联也想拉拢他，无非都是想取巧，不用劳师动众而搞定那片让人望而生畏的高原大漠。

第二部分 第35节：后孙文时代的来临(8)

1924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把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西北军改名为国民军第一军，乘张垣发生兵变之机，任命他的心腹大将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次年任命另一亲信李鸣钟为西北边防会办；不久，他又督理甘肃军务，率军入甘。段祺瑞让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把察、绥的不毛之地划归国民军。张作霖根本不把冯玉祥放在眼里，认为他不过是120万小洋买回来的雇工，没资格与他们论天下事。

1925年，奉军进兵京畿，逼冯玉祥让出北京。冯玉祥联合奉军内的少壮派首领郭松龄，密谋倒张作霖的戈。直隶督军李景林也加入了他们的反奉联盟。11月19日，冯玉祥在包头和郭松龄的代表签订密约，在说了一些“排除军阀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主政治”之类冠冕堂皇的门面话之后，对地盘和利益的分配，大致如下：大西北归冯玉祥，直隶、热河归李景林（换取他的中立），东三省归郭松龄（从此不再过问关内之事）。

“甲（冯玉祥）为贯彻和平主张，对热河决不攻取。保大京汉线，甲军得随意驻扎，但直省全部收入（保大在内）均归丙军，甲军决不侵夺……黄河以北各县，由丙军驻扎，收入亦归山东。天津海口，甲军自由出入。

“乙（郭松龄）为开发东三省，经营东北部内蒙古……

“乙诚意赞助甲开发西北，必要时亦以实力援助之。”

中央政府的组成，“以不妨碍开发西北及断送国家权利为限”。

11月25日，郭松龄在滦州誓师，宣言退回关外，“驱逐穷兵黩武的军阀，专心建设东北，永远不再参加内战”，金戈铁马，杀向关外，一路势如破竹。奉军招架不住，仓皇退往锦州。郭松龄将他的五个师扩编为五个军，声威大振。然而，当苏联顾问建议冯玉祥出兵援助郭松龄时，冯玉祥却不紧不慢地说：“奉军将被郭松龄打垮。现在还不到展开大战的时候，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佯攻热河，掌握住北京，准备好援助郭松龄。”

他的“准备”一直停留在口头而已，不仅没有出兵助郭，反而命令国民二、三军向保定的盟友李景林进攻，以夺取直隶地盘，在天津为国民军打通出海口。李景林大吃一惊，急起抵抗。郭松龄在前方拼命，冯、李两军在后路鬼打鬼，双方激战三天三夜，胜负难分。

就在这72个小时内，张作霖调兵遣将，在日本关东军的臂助下，全力反击，在巨流河把郭松龄打败了，郭氏夫妇被奉军逮捕枪决。郭氏功败垂成，日本在关外的捣乱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冯玉祥的窝里反，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反友为敌、以私废公，莫名其妙”的战争，“我与郭的约定不能实现，条约等于撕毁，结果懋臣（郭松龄字）败死。我何以对人？”但他却把责任完全推到李景林和国民军第二、三军身上。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冯玉祥没有把张作霖打倒，张作霖就要来找他算账了。张作霖对这个翻云覆雨的基督将军恨之入骨，大骂他是“人中妖孽，世界凶徒，中外共愤，天地不容”。1925年底，直奉联合讨冯的声浪，奔腾高涨，1926年2月，直军攻入开封，3月克郑州、陷洛阳，有如虎荡羊群，把国民军从白脸观音打成了黑脸北帝。

第二部分 第36节：后孙文时代的来临(9)

山东方面，国民军也不敌鲁军的进攻，把地盘丢得一干二净。冯玉祥被迫辞职，取消国民军名义，永不沿用，然后只身由张家赴平地泉，准备取道库伦，出国游历。国民军的两员大将张之江和李鸣钟，奉冯旨意，电请吴佩孚北上主持大计，国民军谒诚听命，想和吴佩孚修好。但吴佩孚却一刻不能忘记被倒戈的深仇，对冯氏穷追猛打。

3月12日，东北海军在日本军舰护航下，驶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鸣放空炮示警，不料日舰竟发实弹攻击。双方爆发了冲突。日军以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为由，向执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等八国公使，向当局发出最后通牒。

冯玉祥明知这是奉张假手列强向他施压，他当然没有勇气与实力和八国抗衡，只能沿用鸦片战争以来的老办法，就是“民气可用”，借助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孤注一掷。3月14日，北京民众举行反日大会；17日，北京全市各学校、社团代表向国务院、外交部请愿，要求驳回最后通牒，遭到军警武力驱散，有多人被刺刀扎伤。在国民军大刀队的保护下，京师门户的抗议活动，一浪接着一浪，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自从北京落入冯玉祥之手后，国共两党在北京十分活跃，几乎处于半公开状态。李大钊积极做国民军上层的工作，而大批中共党人则渗透到国民军中下层开展活动，国民二军、三军中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副官及其它职务。国民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出动大刀队保护在北京街头活动的革命党人。

为了贯彻“反奉倒段”的方针，共产党在北京组织了对执政府的一连串示威活动，天安门前，隔三差五就有“国民大会”召开。11月28日的示威，演变成一场俄国式的“城市革命”，与会者手持棍棒武器，前有学生敢死队，后有工人保护队，一遇军警阻拦便开打，攻击政府机关，占领警察局和邮电局。“各种号召人们起来革命的标语贴满墙壁，数十万张传单在人群中飞舞，屋顶上竖起了革命的红旗，迎风招展，革命的空气弥漫全城。”《政治生活》杂志形容，这天的示威活动“完全是一次巷战”。192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布“告全国民众书”，宣布“最近北京连日的民众示威活动，已是人民夺取政权之起点”。

政府感到极为忧虑，精神高度紧张；精神过于紧张，处事便容易头脑错乱。3月18日，北京学生和民众十几万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这是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一次大型群众集会，主要组织者是李大钊。

大会一致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的决议，然后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奔向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集会请愿。据说，国民军在示威活动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挑动学生冲击执政府，卫兵抵挡不住，竟开枪射击人群，死亡47人，受伤两百余人。请愿群众以鲜血记下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一名知识分子愤怒地宣称：“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

第二部分 第37节：后孙文时代的来临(10)

政府开枪屠杀和平请愿者，固然是倾长江之水也洗不掉的罪恶，如鲁迅所言，“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对这一历史悲剧，人们历来是强烈谴责段祺瑞和北洋政府的，但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却也有若干带疑问性的盲点，易因愤激之情而被忽略。国共两党都是北洋政府的公开敌人，并不讳言以推翻北洋政府为政治目的，1926年春，南方的北伐呼声，已响彻大江南北，为什么还要向北洋政府和平请愿呢？和平请愿的前提，是承认这个政府的合法性，既然承认合法性，为什么又要北伐呢？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早在两年前，中共因为支持给予外蒙古自决权和苏联在外蒙驻军，组织向北京政府请愿，当时就成了右派攻击中共的把柄，向孙文告状，指这等于违反党纪，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但中共我行我素，不予理会。事实上，孙文不也是今天北伐，明天和谈的吗？在中国搞革命，一切以革命利益为转移，本来就谈不上什么逻辑的。但对于段祺瑞的执政府来说，如何处置以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和平请愿”，就是一道大难题了。

可惜，段祺瑞也是一个从专制酱缸里腌制出来的军头，除了迷信枪杆子以外，和政治智慧挨不上什么边，他在所有可能性中，选择了最糟糕的那个，结果在历史上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把自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了。

惨案发生以后，段祺瑞的执政府的合法性，便丧失殆尽了。4月9日，国民军发表通电，把当初他们倒戈时斥为“祸国元凶”的吴佩孚，捧到九重天上，称他为“命世之才”，“此后惟玉帅（吴佩孚）之马瞻”。这种朝秦暮楚的做法，不仅没有讨得吴佩孚的欢心，更为社会舆论所不齿。

国民军一心要搞垮执政府，等他们真的把执政府搞垮时，才发现这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4月9日晚上，国民军再次发动政变，包围段祺瑞的寓所，想施其囚禁曹锟的故伎，把段氏抓起来。但段氏早已得到消息，逃入了东交民巷。国民军手中最后一块筹码也没有了，只好收拾细软，向察哈尔、绥远地区退却，准备继续盘踞西北，伺机再起。

段祺瑞曾建议冯玉祥去欧洲，遭冯氏拒绝，现在，国民军已陷于舟中敌国，他选择了另一个目的地——苏联。

第三部分 第38节：革命就是暴动(1)

第四章革命就是暴动

是防御，还是进攻？

整理党务案之后，一度闹得天翻地覆的党争，暂时得到缓解，舆情焦点，乃集中于“北伐”。

北伐是孙文生前最大的志愿，但他至死未能亲见其实现。1922年他发动第一次北伐，只打到赣州，就因粤军之变而中止；1924年发动第二次北伐，又因后方不稳，再次半途而废。最后不得不弃武从文，和北洋军阀举行和谈。

孙文逝世以后，蒋介石即提出尽快举行北伐，以完成孙文的遗愿。1925年9月，身为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加伦，起草了一份《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的文件，正式提出北伐计划，并设想1926年下半年即可开始北伐。

这份文件有一些关键性的观点，足以吸引人们对它的关注。文件认为，“国民党进抵长江并占领汉口，使国民党得以占据国内的一个工业中心，这将是对国民革命运动的促进，并由此引起整个时局的突变……国民党的权力有可能向东扩展到上海。”

为了扎根于华中，变汉口为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并逐渐使汉口成为革命首府，万不得已时，牺牲广东也在所不惜。果真要如此，则留守广东的军队即可抽回，以增强自己的实力。

当年孙文北伐时，就曾宣称要“放弃两广”，现在国民政府北伐，又说准备“牺牲广东”。广东就像革命的胎盘，在孕育了革命之后，似乎注定要被抛弃。

在二全大会上，北伐成为热点话题之一。二全大会把广东各军自办军校，一律合并，统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由蒋介石任校长。不仅培养军事人才，也培养政治人才。为了准备北伐，对广东各路军队实行整编，黄埔校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任军长；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任军长；粤军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琛任军长；粤军第三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任军长；攻鄂军、警卫师、赣军合编为第六军，程潜任军长；桂军为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

鲍罗廷信心十足地对二全大会的代表们说：“我们希望此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之后一年内的工作能够猛进到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要在北京开的，至少也须在南京或武昌开会，但是我们决不肯在帝国主义保护或压迫之下开会。”他预言，一年后国民政府也将迁往南京，三全大会一定要在国民政府所在地召开。

鲍罗廷认为，革命的中心，应该在北方，至少是在华中，而不是在被“彻底腐蚀”了的南方。而蒋介石也不喜欢广州，尽管这里是他的发祥地，但他在广东永远是个“外江佬”，只有回到江浙，才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在苏联顾问中，季山嘉是坚决反对马上北伐的，他认为国民政府势单力薄，不足以与北洋军阀对抗。在北伐问题上，他总是唱反调，听得蒋介石心头焦躁，才借“三二○事件”，把他一脚踢走，然后要求让支持北伐的加伦到广东。

这时加伦正应冯玉祥邀请，在国民军内当顾问。季山嘉回国后，苏联便让他火速赶回广州，接替季山嘉，担任首席军事顾问。他的首要任务，就是筹划北伐。在蒋介石眼里，加伦是“俄国将领中最为杰出而最合情理，绝对没有布尔什维克的气味”的一位“良友”。

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从一开始支持，到后来反对，再到后来又改为支持，其间几经摇摆，莫斯科在幕后的一系列操控活动，实为主要原因。苏联老大哥，即使不是中国革命的总导演，至少也有充当总导演的强烈愿望。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召开特别会议。与会者包括中央委员七人，共青团代表一人，北京区代表二人，广东区代表二人。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和鲍罗廷都出席了，但陈独秀却因病没有到场。

第三部分 第39节：革命就是暴动(2)

加拉罕和鲍罗廷都主张广东尽早北伐。在他们的现场指导下，会议通过了《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明确中共支持北伐的立场：“在现时政局之下——工人阶级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差不多是孤立的。——本党最主要的职任，在于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所以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成了第一等重要的问题。”

这次会议有一特别之处，即对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作了认真讨论，并形成一份文字意见。会议认为，中央机关不适宜设在上海，因为上海既不是政治中心，也不是革命重心；但也不适宜设在广州，因为广州地处一隅，在指导全国工作方面，较为不便。会议最后决定，如果国民军守得住现状，中央机关决在北京；如果国民军失败，丧失北京地盘，则中央决在广州。这个决定，同样反映了鲍罗廷讨厌南方，希望北上的心理。

陈独秀在上海养病，并不知道会议内容。维经斯基到上海和他见面时，两人为北伐问题争论起来。陈氏主张北伐，而维经斯基认为这是冒险行为。陈氏在了解到会议内容之后，完全同意中央对北伐的立场。但关于中央放在哪里，他似乎比鲍罗廷更不喜欢广州，因此，他补充了一点，即使北京政局发生变化，中央是否“决在广州”，到时再作讨论。言下之意，宁愿放在上海，也不愿迁往广州。

3月初，布勃诺夫使团在上海和陈独秀举行了会谈。布勃诺夫曾疑惑地问陈独秀，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央放在上海？陈独秀说了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镇，二是上海有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还有第三个重要原因，他没有说出来，那就是希望与国民党中央保持一定的距离。

3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七十九号》，向全党进一步清楚阐明了中央坚定支持北伐的立场：“广东政府也只有向外发展的北伐，煽动全国反帝国主义的暴动，才能增强自己的声威，才能维持自己的存在，否则必为反动势力所包围而陷落。”中央要求全党，“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陈独秀也给汪精卫和蒋介石拍电报，主张必须开始北伐。

然而，这时广州发生了“三二○事件”，仿佛一声霹雳，把联共（布）中央对广东局势的乐观心理，彻底动摇了。不争气的国民军，偏偏又在这时被直奉联军打得落花流水，北京眼看是守不住了。4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匆匆作出决定：“广州不应该提出占领广州以外新地区的目标，而应在现阶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工作上。”

加拉罕和鲍罗廷对此均有措手不及之感，认为是由于联共（布）中央远离中国，对现实情况不清楚所致。“三二○事件”恰恰证明北伐具有刻不容缓的迫切性，如果不向外发展，广东内部就有爆发新的分裂与冲突的危险。4月3日，加拉罕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发了一封电报，在陈述了广州的形势之后，仍然固执地表示，虽中央要求广州不应占领新的地区，但广州“可能迫于形势不得不进行这种扩张”。

第三部分 第40节：革命就是暴动(3)

加拉罕所说的“迫于形势”，是指1926年3月湖南发生的政变。

3月，湘军第四师师长兼湖南善后督办唐生智，一位37岁的佛教徒，在衡山宣布驱逐湖南省长赵恒惕，自己代理省长。赵恒惕是一位地方自治的推行者，湖南在全国率先实行议会选举省长，并制订了一部以自治与宪政为主旨的湖南省宪法。唐生智倒戈，便是打着废除省宪的旗号。赵恒惕逃往上海，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本来无意南征，但亦不能不摆出姿态，一面委任叶氏为讨贼军总司令，一面限唐生智24小时之内退出长沙。唐生智自知不是吴佩孚的对手，情急之下，索性向广东求援，宁愿加入国民党。

加拉罕向莫斯科建议：“广州应帮助唐生智在湖南站住脚。如果不支持他，他可能屈从于吴佩孚。对他的支持可以是向湖南调动几个广州师，不动一枪一炮进驻那里，目的在于巩固唐的地位。实际上，这是和平占领该省。”因此，他认为“广州的上述扩张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给予协助”。

但广东自“三二○事件”后，政治空气危疑震惧，没有人对出兵援唐感到兴趣。只有李宗仁对广东情况不明，一腔热情，力排众议，未经请示，即驱师北上，进入湖南。他5月到广州，就是想借二中全会之机，说服政府出师北伐，援助陷于苦战的第七军和唐生智。这时广西军队正在炮火连天的衡阳鏖战，“和平占领”，不知从何说起。加拉罕为了说明广州的扩张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故意避重就轻，对事实轻描淡写。

加拉罕的“抗旨”，令斯大林十分不快。4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加拉罕作出强硬回复：“中央最近关于不希望广州军队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而要把广州的力量集中在巩固内部政权以及军队工作上的指示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要向加拉罕同志指出，不允许有直接或间接违背中央指示的行为。”“一旦迫切需要在广州以外进行军事远征，这种行动只有取得中央同意方可进行。”

指示的最后一条，听起来十分奇怪，仿佛国民政府是联共（布）中央属下的一个机构，国民政府是否北伐，必须先征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批准。这时布勃诺夫使团已回到苏联，联共（布）中央在听取他们关于中国情况的汇报后，5月20日，再次向中国发出强硬的指令：“责成广州同志保证实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坚决谴责在目前进行北伐或准备北伐的指示。”

中共的原则立场是：不反对北伐，但要“预防过分宣传北伐之流弊”，劝告民众不要“对北伐预有过分之希望而终于失望”。并规定目前党的总政策口号是召开国民会议，不是争取北伐的胜利。陈独秀在一年后承认，中共尽管在原则上赞成北伐，但事实上从来没有用实际行动积极地坚决地支持过北伐；中共把北伐看成是防御性的，即只看成是保护广东，所以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取得的成果不大。

第三部分 第41节：革命就是暴动(4)

中共对北伐的争论还没有定案，气势如虹的北伐军，已经打到长沙了。

气势如虹，饮马长江

当初在国民党内，对北伐感到犹豫不决的一个原因是军费问题。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广东虽然有“天子南库”之称，但毕竟局限于一隅，要与大半个中国对抗，人力、物力、财力，都感短绌。不过，打仗和做生意一样，只要计算好成本，可以贷款、按揭、分期付款，只要有了启动资金，就可以开张。蒋介石为了说服大家，曾算过一笔账：以八万官兵计算，每月只需250万元，能筹足两个月的军费共500万元，即可动员出发，先打上两个月再说，也许，一打便可以打到那“钱有的是”的武汉了。

他这番豪气干云的言论，确实使大家安心不少。北伐的口号是“饮马长江”，几乎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定，北伐是沿粤汉路北上，打到武汉，再沿京汉路北上，打到北京。所谓“饮马长江”，不言而喻，是饮武昌水了。在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心目中，武汉是中国的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产业工人的大本营，只要循着《国际歌》的歌声，总能找到自己的同志。

大家似乎没有想到，论有钱，上海比武汉有钱得多。蒋介石是盐商家庭出身，他很清楚上海发达的金融业、工商业和雄厚的外国资本，代表着什么。他心里的算盘，“饮马长江”不是饮武昌水，而是上海水。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故乡水。尽管当时孙传芳扬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南北对决中，俨然中立，但蒋介石对江浙是志在必犯。犯江浙，必须首先犯福建与江西。

在蒋介石出发北上前夕，鲍罗廷与他进行了一次谈话。蒋介石强调：“为了对后方和前线有利，应当占领江西省。”

鲍罗廷表示同意：“我赞成占领江西，否则我们的战线狭窄，不能防御来自各方面的进攻。但是北方来的同志坚持认为，我们在结束对吴佩孚的战役之前不应进攻江西。如果我们决定进攻，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向江西发起攻势呢？”

蒋介石：“大约在8月中旬。”

他告诉鲍罗廷，孙传芳很关心革命军对江浙的态度，曾派代表向蒋氏表示，“如果我们答应不进攻江苏和浙江，他们就不反对我们占领江西。我（蒋氏）回答他说，我们应当占领江西，首先它对我们具有战略意义，其次它是吴佩孚的领地。这位代表还说，在我们占领汉口后，孙传芳希望参加我们未来的政府。”

鲍罗廷：“我们不需要进攻江苏和浙江，因为这会使我们同帝国主义发生直接冲突。”

蒋介石没有答话。鲍罗廷不需要进攻江浙，可是蒋介石需要。

北伐军一口气打下长沙后，勒马不前，等候蒋介石部署下一期作战计划。前线暂时沉寂下来了。蒋介石与苏联顾问都不希望向前推进得太快，他们给第四军的指示是：尽量拖延进军时间。在西路军的侧翼和后方没有保障时，不能向北推进。“向长江推进过快是不利于革命的，唐（生智）成了武汉的主人后，可能又重新变成通常的军阀”。加拉罕甚至认为，占领岳州后就必须停住，全部军队在长沙集结休整，不进军湖北，争取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占领湖北。

第三部分 第42节：革命就是暴动(5)

不出所料，唐生智在取得湖南地盘后，就开始暴露出“通常的军阀”面目了。他和冯玉祥一样，把苏联顾问当成圣诞老人，摆出种种友好姿态，高唱各种革命高调，无非都是盯住苏联人的口袋。他竭力主张迅速北上，攻打湖北，一心觊觎着吴佩孚的遗产。鲍罗廷发现，“现在在蒋介石和保定派（唐生智）之间就谁应进军湖北的问题开始发生严重的摩擦”。

苏联顾问对唐生智的印象并不好，对他的评价是“自命不凡、只图升官”、“好用权势和性格刻毒”，现在不是物资援助唐生智的问题，而是如何不让他率先打入湖北的问题。但如果他能制衡蒋介石，把他奉为上宾亦无妨。加伦说得十分明白：“特别是现在需要唐（生智）。之所以需要唐是要将他作为与蒋介石相对抗的力量。需要通过唐掌握蒋介石。”

鲍罗廷精心设计了一个珍珑棋局，只要蒋介石进来，横也是死，竖也是死，如果他先打下武汉，就会促使各路诸侯联合起来与他争利，蒋介石两手难敌四拳，必然会失败；如果他不打武汉，而改去打江西或回师广州，则表明他的北伐战略是错误的，同样会遭到政治上的灭亡。

鲍罗廷以等着看好戏的心态认为，北伐在政治上遭到失败，对蒋介石的对手，首先是共产党和左派，大有好处，“因为他们在5月15日以后根本没有参与蒋介石所策划的北伐”，所以他们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失败的后果。而目前，由于共产党和左派还没有实力与同蒋氏抗争，“那么我们就只有等待和面对蒋介石提出的北伐结束时等待着他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

鲍罗廷这番话，是8月9日在与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说的，当时第一期北伐已经结束，蒋介石正在前往长沙的途中。在枪林弹雨的战场后面，存在着另一条战线，那是政治家们角逐的战场。那些血肉捐于草野的官兵，也有不少中共党员，如果听到鲍罗廷这番话，不知作何感想。

蒋介石是7月27日离开广州，北上韶关的。时粤汉路分为两段，南段广州至韶关，北段汉口至株洲，而韶关至株洲一段，全是穷山恶水，铁路不通。蒋介石一行翻越南岭，舟行湘江，沿途山色千万状，听尽潮声朝暮时，8月12日，抵达长沙，召集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李宗仁、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唐生智、加伦等人，在前藩台衙门开军事会议。

当时为了拖延北伐，在国民政府内，有一种意见，认为应放弃攻打武汉，转而进攻江西，为广东革命根据地建立屏障。实际上还是把北伐变成防御而不是进攻的老话。加伦力主先攻武汉，当时在总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杨逸棠回忆：“长沙军事会议他（加伦）主张直捣武汉（当时有主张先入江西），并作如不能夺取武汉，他就要跳长江的誓言。”可见其求战之切。

李宗仁与唐生智建议，对湖北与江西，应不分先后，同时进攻。蒋介石赞成加伦的意见，国民军与吴佩孚正在交战，北伐军若不迅速夺取武汉，则吴佩孚可倾全力对付国民军。而孙传芳虽占有五省地盘，但已宣示中立，只要不打江西，他暂时不会有所行动。如果过早打江西，反而会促使孙传芳与吴佩孚结盟。

第三部分 第43节：革命就是暴动(6)

8月15日，蒋介石颁布第二期北伐计划，以第四、七、八军及鄂军为中央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麾军直趋武汉，封锁武胜关；第二（缺一师）、三军为右翼军，朱培德任总指挥，监视江西方向；第九、十军为左翼军，袁祖铭任总指挥，集中萍醴，进出荆沙。

铺谋既定，传檄三军，第二期北伐随即展开。只见头戴斗笠，脚蹬草鞋的革命军，冒着酷暑，长驱大进，其声势直如江翻海沸，不可抵挡。8月18日，革命军开始总攻击，当日尽驱汩罗江正面之敌；19日，第四军攻占平江，22日攻占通城，第八军夺取岳州。北军亡魂皆出，望风而溃，湖南之战结束。革命军突入湖北境内，直逼汀泗桥。

汀泗桥在武昌以南，约60公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25日，第四军攻占中伙铺车站，26日晨，开始向汀泗桥进攻，双方反复厮杀，死伤枕藉。第四军黄琪翔团乘夜渡河，叶挺独立团由当地农民引路，攀葛附藤，含枚疾进，沿山僻路绕到敌后，一声炮响，两下夹攻，把北军杀得大溃而逃。

吴佩孚匆匆赶到贺胜桥，收拢残兵败将，准备与革命军作殊死战。但这时北军已是人马困乏，无心恋战。革命军乘北军立足未稳，于28日晚攻克杨林当、桃林铺等地。29日晨，由咸宁向前推进，与敌激战一昼夜，大破敌阵，30日，英勇无比的革命军全部占领贺胜桥。

8月31日，革命军兵临黄鹤楼下。9月初，第四军和第一、七军各一部，对武汉三镇发起总攻。于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汉口。北军龟缩于武昌，不敢出战。9月9日，蒋介石电广州张静江和谭延闿，请他们北来武汉主持党政。

武昌虽然还没攻下，但已是瓮中之鳖，湖北战局无足忧虑，蒋介石随即把枪口转向江西。从8月中下旬开始，南北两军陆续派兵入赣，“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江西，顿时风声鹤唳，战云密布。

8月25日，蒋介石正式宣布对赣用兵。他攻打江西，并非为广东建立屏障，而是为占领江浙铺路。为了调兵赴赣，湖北方面，留下第四军和第八军一个旅，对武昌实行长期封锁。第八军主力向京汉路挺进，第七军向江西进发。

9月7日，第八军进抵孝感，9月16日，占领武胜关，吴佩孚逃入河南。武昌孤城，被铺天盖地的革命军四面围住，直到19日，武昌守军开城突围，两军短兵相接，奋力厮杀。北军被逼回城内。10月3日再度突围，又遭挫败。10月9日，城内北军斗志瓦解，开城投降。革命军浩浩荡荡开入城内，青天白日旗遂飘扬于武昌城头。

蒋介石在北伐之初，即预言江西之战，将于8月中旬展开。现在，一切都按照他的时间表，渐次实现。9月6日，蒋介石先发制人，对江西下攻击令。9月10日，革命军第二军鲁涤平占领江西袁州，第二军朱培德占领万载，第六军攻克修水，第七军奉调武昌入江西攻九江。9月12日，蒋介石命右翼军总指挥朱增德全力猛攻南昌。

第三部分 第44节：革命就是暴动(7)

江西之战，前期由朱培德指挥；9月24日以后，蒋介石赴江西前线，亲自指挥。蒋氏在南昌城外，躬冒矢石，驱兵攻城，甚至一度被传中弹身亡，足见当时战况之惨烈。10月6日，蒋介石下达对孙传芳军的总攻击令，苦战至11月初，南浔路被完全廓清。

福建方面，9月17日，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发表攻闽宣言，前身为黄埔校军的蒋氏嫡系第一军，大举入闽，10月13日在松口大破敌军。10月19日，何应钦在松口就任东路军总指挥。东路军一名随军政工人员称：“当时我们作战的目的，是立即攻下浙江，进占上海，会师南京。”革命军十荡十决，连克汀州、漳州、泉州、永泰、邵武等地，福建全省，一举平定。这仗打得出乎意料的顺利，蒋介石喜出望外，立即调整了部署，把东路军分成两支，一支由何应钦率领，另一支由白崇禧率领，分别向江浙地区挺进。“我们遂由赣浙闽边分由江山、常山、开化等数路入浙。”

占领武昌后，中共再一次提出，应该立即停止北伐。因为在中共的心底，始终埋藏着一个担心，即蒋介石会利用北伐，成为新的军事独裁者。谭平山9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会议上说：“现在，广州军队已经占领汉口，我们党应当要求停止军事行动。我们应当让广州人把注意力放在完成政治性任务上。”理由是，广州政府的军事力量不是很强大，“如果广州人继续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就会遭到失败。”

有土必豪，无绅不劣

湖南是革命军北伐进入的第一个省份。

湖南的农民运动，从1925年初开始，以组织农民协会，争取减租减息、停征捐款、取消苛捐杂税、降低物价、重新丈量和分配土地、提高雇农工资、反对土豪劣绅侵吞救灾款、剿灭省内土匪为主，农民与地主虽时有冲突，但整个乡村，尚属平静。

然而，当革命军向北挺进，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紧随其后，革命之旗插到哪里，农民革命的风暴就横扫到那里。农民运动为北伐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农民在北军后方组织暴动，骚扰北军，为革命军运送物资、担任向导、侦察、募捐、供应粮食等等。但北伐并没有为农民带来直接的利益，相反，倒多受了一重的压迫。厘金几乎增加了一倍，商品价格暴涨，盐价急升，币制混乱，使农民生活雪上加霜。

在192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广州举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刚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职退下来的毛泽东，改任农民委员会委员，并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1926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全会，对农民问题，提出一个带有“收束”意味的口号：“全体农民起来反抗贪官污吏劣绅土豪，反抗军阀政府的苛税勒捐”。“全体农民”四字，可圈可点。除了“不耕种而拥有多数田地者”和“重利盘剥者”这两种人外，其他都属“全体农民”之列，都可以加入农民协会。乡绅并不都是劣绅，也有良绅。农民协会所扮演的角色，只是在地主与贫农之间，充当调停人，并规定农民武装不得超出自卫的范围，不能设有常备组织，甚至取消了1925年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第三部分 第45节：革命就是暴动(8)

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招收学员327名，学习、训练四个多月，于9月中旬毕业。毛泽东的故乡湖南，是选送学员最多的省份之一（20名以上）；而广东这个革命策源地，反而学员最少（只有两名），因为前几届学生，均以广东的居多，现在他们都已在乡下闹革命了。当务之急，是把革命输送到那些还没闹起来的省份。

1923年之前，毛泽东是湖南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5年以后，他开始转而关注农民问题。毛泽东给学员们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这门课足足讲了23个小时。他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撰写的序言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如果不在农村彻底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就不可能根本推倒。不改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北伐的军事胜利，也只能昙花一现。

第六届农讲所开学时，北伐还没开始，9月结束时，北伐军已经打到武汉了。形势发展之快，超乎人们想象。318名接受过政治、军事训练的毕业学员，像水银泻地一样，流向四面八方。足迹所到之处，天地为之变色，山河为之动摇。古老、封闭的中国农村，开始感受到20世纪的震撼了。

11月初，毛泽东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就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随即由毛泽东主持，制定了《目前农运计划》。规定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选择集会结社自由较多、政治上较重要的铁路江河交通沿线地方，以及农民在经济上有特别痛苦，已有暴动或容易煽动的地区，作为发展重点。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而湖南则应集中在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五个府属发展。

南方农民运动，在中共内部，以及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之间，一直是争论焦点之一。目前中国农村，首先是农民问题，还是土地问题？是让农民自发没收土地，还是土地收归国有？莫衷一是，争辩不休，在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把“耕者有其田”，亦斥为左派幼稚病。

中央要求：“在工农群众实际争斗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如此才能够停止‘左’右倾之距离日远的危险，才能够弄好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才能够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目前最重要的策略。”

12月17日，毛泽东抵达长沙，带着中央“最重要的策略”，开始了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行。当时湖南乡下的情况，与夏季相比，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暴力浪潮正席卷着四乡八镇。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理解，与中央相去无几，还停留在减租减息的层面上。12月20日，他在长沙幻灯场讲演时，对听众们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在国民革命中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减少租额，减少利息，增加雇农工资的时候。”

第三部分 第46节：革命就是暴动(9)

他保持着一种温和的立场与措词，但当他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之后，看法完全改变了。在乡下，他见识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目击耳闻，令他热血沸腾。

上海已成赤旗飘扬的天下

滞留南昌的中央委员和国府委员，迟至3月7日，始陆续抵达武汉，参加3月10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但蒋介石拒绝出席。

这次会议，喊出“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昏庸老朽”（指张静江）、“迎汪复职”的口号，对蒋介石一片谴责之声，把浔汉之争，提升到“实为个人属于党，与党属于个人之分歧点；亦即少数服从多数，抑多数屈服于少数之分歧点；而且是武力屈服于党，抑党屈服于武力之分歧点；并且是个人独裁制与民主集中制之分歧点”的高度，也即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高度。会议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对全体党员训令》等一系列决议案，矛头直指蒋介石。

汉口的《民国日报》连篇累牍，发表题为《什么是反革命》、《还有些反革命啊》的系列文章，先后列举了53项反革命罪名，从助长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破坏工农运动，到自私自利、畏难苟安、委曲求全、好逸恶劳、行动暧昧、模棱两可，乃至感情冲动、骄傲自信、个人感情至上、抱家庭乡土宗族观念、党员不交党费、不参加会议，都属反革命行为。

蒋介石也毫不示弱，立即展开对“革命”与“反革命”解释权的争夺。你说我是反革命，我说你才是反革命！要统一革命势力，就要统一到我这里！2月19日，他在南昌总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上，挥拳顿脚，慷慨陈词：“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谁就是反革命！”

革命与反革命之争，不仅已分化成“我的革命”与“你的革命”，而且已泛化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之上，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可以与革命与反革命挂钩。用《大公报》的话来说，“不革命即是反革命，令人已无回翔余地。”

现在，革命与反革命大决战的时刻到来了。

按鲍罗廷的意思，最好立即与蒋介石宣战，把他彻底打倒，但2月7日他却忽然接到莫斯科电报，要求“第一，不要突出鲍罗廷，免得人们认为这场冲突是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为争夺影响而进行的斗争；第二，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以蒋介石完全服从国民政府为限。”要蒋介石服从国民政府，已经很难，还完全服从，岂不是说空话吗？鲍罗廷不禁为之气结，但又不敢不遵从。

在二届三中全会上，唐生智、谭延闿都不赞成与蒋介石公开翻脸，最后，仅仅把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军人部长和组织部长三个衔头拿掉，不让他进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也不让他当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却依然保留了国军总司令的职务。

第三部分 第47节：革命就是暴动(10)

当鲍罗廷在武汉积极准备与蒋介石摊牌之际，蒋介石也在加紧向东推进的步伐。

1月8日，蒋介石任命张静江、周凤岐、蔡元培、韩宝华、陈其采、褚辅成、宣中华等11人为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张为主席，由蔡代理，即在蒋氏家乡宁波成立。1月下旬，由江西入浙的东路军，在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率领下，经上饶、玉山，一路势如破竹，进抵浙江常山。2月18日，第一军第一师薛岳所部占领杭州。由福建入浙的东路军，也斩关落锁，连克温州、永康。2月23日，何应钦与白崇禧在杭州会师。

东路军锁定了下一个目标：上海。

蒋介石决心进军上海，令鲍罗廷十分震惊。这意味着蒋介石根本不往他设好的陷阱里跳。他以“河南才是北方战局成败关键”为理由，强烈反对蒋介石进军江浙。“蒋介石会利用国民政府和中央来向上海和南京进军。”鲍罗廷后来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做中国政治形势报告时，以“使我们感到惊恐”来形容他当时的心情，“我们的策略应该是绕过上海，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北方和西方，不要重犯太平天国起义的错误，不要急于闯入上海。”

但他的“策略”，并不为人们所接受。共产党也急于在蒋介石之前夺取上海。3月，当革命军逼近上海时，共产党领导上海八十万工人举行大暴动，策应革命军。在此之前，上海已经组织过两次武装暴动。

第一次是1926年10月24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和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钮永建合作，组织联合暴动。虞洽卿也是积极的支持者。中共主张马上动手，纽永建不同意，他正游说当地北军归降，已略有眉目。10月24日凌晨，停靠在黄浦江上的军舰，突然打响几炮，这是暴动的信号。中共老党员郑超麟说：“海军开炮时，罗亦农（中共浙江区委书记）正在纽永建家里，纽永建听了炮声面色都变了，他知道是我们做的事情，怪我们预先不通知他。”

然而，许多准备暴动的工人，却没听到炮声。一位工人说：“约好以炮声为信号，一齐出动，可是左等右等听不到炮响，直到下半夜两点钟，有人等得不耐烦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了出去，结果吃了亏，到天亮就失败了。”这种毫无章法的蛮干，不仅算不上“武装起义”，甚至连“军事行动”都算不上，只能称之为“骚动”。

暴动失败后，由上海工商学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市民自治运动。11月11、12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总工会、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各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相继发表宣言，一致主张：划上海为特别市，实行上海市民自治；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反对奉鲁军南下。14日，国民党苏、浙、皖三省党部、上海特别市党部发表联合宣言，主张还政于民，由人民组织省民会议或市民会议管理一切。同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宣告成立。“落雨哉，打烊哉，小八拉子自治哉！”

第三部分 第48节：革命就是暴动(11)

中共一方面推动自治运动，一方面继续组织新的暴动。1927年2月22日，革命军占领杭州，前锋抵达嘉兴。2月23日，中共中央建立了由陈独秀为首的特别委员会，直接领导上海的工人武装起义。特委成员包括江浙区委、上海区委的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中央委员彭述之、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共青团中央书记萧子璋。此外还专门建立了特别军委（由周恩来等五人组成）和特别宣委（由尹宽等五人组成）。郑超麟说：“暴动的准备是‘军委’的工作。‘军委’是秘密的组织系统，不仅对党外的人守秘密，而且对党内的人守秘密。那时中国共产党有三种组织：青年团，党和军委，一重比一重更加严格、认真。”

上海总工会一声令下，三十六万上海工人举行了大罢工。“罢工从第一天起就具有总罢工的形式。第一天邮局、电车、公共汽车就停止工作，港口的所有轮船（中国的轮船和外国的轮船）都罢工了，港口的搬运工和工厂也罢工了”。

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对罢工采取极残酷的镇压手段。一位当时在上海的苏联人记述了在街头所目睹的情形：“一个由法官组成的‘军事法庭’沿街巡行，前面走着一个拿着写满法律条文牌子的人。法官后面跟着两个手执利斧的人，这个流动法庭可以逮捕任何一个人，只要怀疑这个人或从他身上找到传单等，那就就地砍下他的脑袋，为了吓唬其他人还把他的脑袋放在乱子中挂起来示众。”在短短的三天罢工中，工人和学生，无辜被枪杀一百多人，被捕入狱的将近三百，而其他在暗中被杀被捕的，尤不可胜计。

“对这种恐怖活动人们作出反应，纷纷叫喊要举行武装起义”。于是，罢工迅速转变为武装暴动。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急忙找到周恩来、瞿秋白、萧子璋了解情况，“他们也不能提供关于罢工的任何消息，因为他们自己也一无所知”。但这些苏联人已经激情澎湃地以为，今天的黄浦江，就是当年的涅瓦河，参加起义的海军军舰，就是阿芙乐尔号，只要一声炮响，工人占领冬宫的一幕，就会在上海重演。

他们迫不及待地提出，上海的无产阶级有条件通过国家政权来真正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认为这一政权形式，很快就能为中国各大城市所接受。“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这个会议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应包括所有的反帝阶层。”起义者拟定了临时革命政府的组成名单，但在九个人当中，只有两名共产党人，真正发挥影响力的，是虞洽卿和纽永建。

讵料，海军起义的计划泄露，2月22日晚，在来不及通知各区暴动工人的情况下，“建威”、“建康”两舰，提前炮击高昌庙兵工厂，打乱了整个暴动计划。各区工人纠察队失去统一指挥，加上革命军在上海郊区停止前进，致使工人陷于孤立，暴动再告失败。

第三部分 第49节：革命就是暴动(12)

第二次起义失败后，中共立即准备第三次发动。在工人中间召开工人代表会，筹备选举市政委员，同时组织起五千人的工人纠察队。陈独秀提出，起义的发动，不能太早，必须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到龙华。彭述之大呼“太迟缓了”，最后陈独秀决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

3月6日晚，陈独秀与罗亦农匆匆赶到钮永建办公处，与纽永建、吴敬恒、杨杏佛等人会晤。对于北伐军在上海的胜利，大家都坚信不疑，但国民党担心共产党把上海的罢工与暴动，变成一场共产主义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出身的吴氏，认为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两百年尚嫌不足，否则急切轻挂招牌，只是赝品。

陈独秀：“现在哪里行共产，行共产不是疯子么！”

吴敬恒：“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

陈独秀毫不迟疑：“二十年。”

当初越飞对陈公博说过，苏联在六十年内能否实现共产主义，尚属疑问，陈独秀的信心，比越飞强多矣。吴敬恒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

双方的思想、观点、立场，全然不同，虽然同坐在一间房子里，言必称同志，行必称盟友，但无异咫尺天涯。而上海大暴动，就是由这样一批各具怀抱的人，勉强凑在一起，共同策划着。

上海市人民代表会筹备委员会亦同时向全市发布命令：“我上海市全体市民：北伐军将到上海，我市民急当起来，响应北伐军，消灭军阀残余势力，建立民众政权——国民政府指挥下之民选市政府。兹由本会全体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3月21日正午12时起，各界市民一致动作，宣布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专特飞报，仰我全体市民一体遵照执行，不得迟延，此令。”上海总工会发布了“各业工人行动起来”行动纲领。总指挥部设在宝山路横浜桥南商务职工医院内。

3月21日正午12时，停泊江中的轮船和全市的工厂，同时拉响汽笛，几十只系有铃当的鸽子，在各区腾空起飞。上海八十万市民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开始了！“一切工厂、商店、学校、轮船、火车和市内的一切电车、汽车、电报和电话都中断了……整个租界立即陷入死一般的寂静，租界内的工人群众和一部分店员均于一个小时前涌入华界，华界上的马路和广场都成为群众的集合地点”。

由于上海已笼罩着改朝换代的空气，许多厂主、店主都主动关门停业，因此，罢工人数较前两次大增。下午1时半左右，南市区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激烈的巷战爆发了。工人纠察队以小南门救火会钟声为号，分三路包围淞沪警察厅，攻打第二区警察署和沉香阁路警察二区一分署，攻占南区街分署和铁路南站等。下午3时，各路工人纠察队、自卫团、海军起

Chapter_3

义人员在江南造船厂及高昌庙兵工厂前会师，包围驻厂的直鲁军，迫其全部缴械投降。

第三部分 第50节：革命就是暴动(13)

而闸北的直鲁联军抵抗最顽强，出动大炮和装甲车，入夜仍然战况激烈，枪声通宵不止。陈独秀担心起义再次失利，在深夜时曾下令闸北的武装工人撤到大场，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但他的命令没有被执行。

3月22日天亮以后，工人纠察队向北洋军的最后据点北车站勇猛进攻。附近居民都把家中的棉被、麻袋、砖石、木板送给工人纠察队架设障碍物。各路队伍十几万人，有如浪奔潮涌，把车站团团围住，经过两天一夜的血战，暴动工人完全占领北站。

当天，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召开，宣布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成立，由钮永建、虞洽卿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董事王晓籁等19人，担任临时市政府委员（其中共产党员九人，工人代表一人，国民党及绅商代表共九人）。会议制定了《市政府组织条例（草案）》，规定全市最高权力机关为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产生的政府隶属于国民政府。以淞沪商埠公署原管区域及原有租界为范围，上海特别市暂分为八个区。23日，推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五人为市临时政府常委。2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任命。

对上海工人来说，占领上海，只完成了一半任务，另一半是建立工人政府，这个任务落空了。武汉急急忙忙批准新政府成立，其动机与迁都武汉一样，是想抢在蒋介石之前，造成一个既成事实，把他的去路堵上，逼他就范。至于这个政府是工人当家，还是商人当家，都不要紧，只要它拥护武汉政府就行。

远东局预料，“在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后，在这里必然会形成实际上两个政权的局面”，他们认为，“除了人民代表会议，不提供，至少形式上不提供建立第二政权的机会要有利的多”。蒋介石要来，也只能纳入人民代表会议。但这又是一厢情愿，蒋介石要在上海另立一个政府，根本无须别人提供机会，凭他手里的枪杆子就可以。

3月21日，白崇禧驱师入城，兵不血刃，进驻上海华界。第一师薛岳驻守闸北，他的立场颇为左倾，对工人十分友好，上海一度成为赤旗飘扬的天下。3月23日，上海召开二十万人欢迎国民革命军大会。会场上，大人们挥舞旗帜高唱：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小孩子们则蹦蹦跳跳，跟在大人的后面唱：

大饼油条！大饼油条！

脆麻花！脆麻花！

两只铜板一枚！两只铜板一枚！

刮刮叫！刮刮叫！

“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这句话，他们今天算是亲身体会到了。同一天，南京的北军主动撤走，东路军第六军与第二军第四师同样不费一枪一弹，施施然进驻南京。当时东路军一位军人自豪地写道：“革命军在一般人民心目中的声光与钦仰，简直不可以形容，尤其是第一军。当时所谓五皮主义——大约是皮包、皮带、皮靴、皮鞭、皮绑腿。青年军人更是一般美丽女孩子们追求的对象。”

然而，处在权力高层的人们，感受就完全不同了。3月28日，李宗仁到了上海，他所目睹：“全市群众运动悉为共产党所操纵。工会拥有武装纠察队千余人，终日游行示威，全市骚然，稍不如意，便聚众要挟，动辄数万人，情势汹汹，不可终日。”这种场景，令李宗仁大感震骇，蒋介石也“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面色沮丧地连呼：“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第三部分 第51节：天柱折，地维缺(1)

第五章天柱折，地维缺

荆门九派尽赤潮

自从南方革命军占领武汉后，整个湖北便沸腾起来了，大家都起来革命了。湖南农民运动迅速蔓延到湖北。1926年7月底，湖北的农民协会会员，只有7.2万人。到1927年6月，国共最后分裂之前，湖北正式成立的“县农协”有22处，正在筹备的32处；“区农协”308个，乡农协3852个；会员总人数达284万余人；“农民自卫队”所拥有的快枪多达两千余支。有些地方的农民已开始暴动，捣毁了税务局和禁烟局。其声势之浩大，绝不亚于粤、湘等省。

武昌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但也从来没有见识过如此广泛、激烈的社会革命。

邓演达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大声疾呼：“革命是伟大的群众要求，是伟大群众的痛苦呼声，每个人都不过是在整个的人类社会进程中一个小小的工具，都不过是在某个时代中整个社会的一点微尘。自然工具也有的是创造的，也有的是戕贼的；微尘也有的是病菌，也有的是营养物的发（酵）素。”人权、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与时代格格不入。

既是工具，自然就有使用工具的人。那么，谁是这些“微尘”之上的操纵者呢？是谁在利用这些工具去“创造”或者“戕贼”呢？抽象地说，就是“时代与革命”；具体地说，就是“政党与领袖”。

夏天来临，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温度更是飙升一千八百度。这里是罢工工人的天下，游行示威，集会演讲，成为人们每天必做的功课。共产党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常常派人混在集会的人群中，故意向演讲者提问：“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革命？”然后演讲者就加以详细宣讲。共产党的主张迅速深入人心。

一位苏联顾问记述：“最底层的群众不经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就自行组织工会，而且各厂工会都是按行业组织的。无论你怎样打听工会的数目和工会会员的数目，都是毫无结果的，只能凭印象粗略估计参加工会的大厂工人约为十六七万。”据这位苏联人的统计，至1926年12月下旬，武汉的罢工达一百六十起，“就是说，几乎每月罢工五十起。参加罢工的总人数达二十万。大部分罢工发生在半手工业式的小企业里。”另据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提供的数字，至1927年4月，湖北有组织的工人为四十万。甚至连要求房东减租的房客，也组织起自己的“工会”。

1926年12月2日，斯大林给中共中央、维经斯基、鲍罗廷发来电报，要求：“一、利用已出现的有利形势通过罢工千方百计改善工人们的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二、不容许出现可能挑起外国军队采取武力行动的过火行为。三、利用罢工运动来加强工会组织和党组织及其对群众的领导。四、应以广州政府的名义公开宣布，凡在广州政府解放的省份内，工人一律享有充分的罢工权、结社权和集会权，广州政府将全力保护这些权利。”

第三部分 第52节：天柱折，地维缺(2)

冬天，湖北省总工会成立了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兼教练是中共党员蒋先云，初期有2000名队员，武器为棍棒，后来拥有枪支。但在中共中央看来，工人纠察队的成份，颇为可疑，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而是由“小业主、手工业者中的勇敢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所组成。旧式行会、秘密帮会与同乡会一类江湖组织，渗透其中，势力颇大。1927年1月21日，维经斯基向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汇报时说：“至于汉口现在的纠察队，可以把它们当作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同它们合作，但不能认为它们可以取代真正的工人纠察队。”

那么，真正的工人纠察队在哪里呢？还没有成立。

这些非“真正的工人纠察队”，成为“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急先锋，手持枪支、棍棒，头戴五星蓝帽，在一万多名颈缠红带的劳动童子团配合下，顶风冒雨，呼啸奔走于所有大街小巷，到处贴封条，今天扣货、没收，明天阻运、封厂；把“工贼”逐出厂门，把厂主、店主抓起来，插上牌子、戴上高帽游街示众。那些小店主、小商人，或者没有加入工会的人、不愿归顺革命的人，一听见大街上传来“万岁”、“打倒”的口号声，以及由远而近的纷沓的脚步声，就吓得面无人色，急忙关门闭户，东躲西藏。

不同的工会之间，经常爆发冲突，甚至工人纠察队也参与了斗殴。苏联顾问说：“罢工胜利的工人由纠察队带头游行示威，是汉口街头常见的现象。有时罢工变成一种持久的斗争，这时纠察队员会领着罢工工人把继续干活的同伴‘架走’，有时甚至会动起武来。”在革命的名义之下，“不是同志，便是敌人”，因此只有罢工的自由，没有不罢工的自由。

武汉还发明了一种很奇特的“一小时罢工”。即由工会宣布罢工时间，一到钟点，拉响汽笛，所有人都要立即停下手中的工作，就地罢工一小时。苏联顾问形容：“一切都停下来了；码头上空空荡荡的；停水停电；电话不通；甚至人力车夫一听到汽笛声也就地站住，像插在地上一般；乘客都被纠察队员叫下车来，听从身穿蓝短衫手持棍棒的苦力指挥，恭恭敬敬地窘迫地溜边走开；搬运工一听到汽笛声就停住脚步，卸下肩上的货物；甚至小胡同里的小店铺都关上了门板。真是空前未有的壮举啊！”

1月4日白天，人们发现英兵已撤离。一向趾高气扬的英国人，居然在中国政府面前低头服软，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社会的情绪，顿时炽热地膨胀起来，收回租界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共中央临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由群众去占领英租界的问题。两种意见激烈争论，最后决定进入租界。

汉口各团体联席会议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八条：一、严重抗议；二、赔偿民众损失；三、行凶水兵交中国惩办；四、撤退英舰及电网沙袋；五、英方道歉；六、租界内集会言论自由；七、解除义勇队武装；八、派兵入驻英租界，国民政府完全接收。傍晚，临时联席会议代表徐谦、孙科、蒋作宾在新市场召集各人民团体代表开会，宣布政府对这次惨案的态度和办法，完全同意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八项条件。

第三部分 第53节：天柱折，地维缺(3)

1月5日，在总工会领导下，由共产党工运领袖李立三担任总指挥，举行有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并准备在会后游行时，浩浩荡荡进驻英租界。这时，李立三却连接上级三次通知，不要指挥群众进入租界，以免引起帝国主义干涉。

然而，群众情绪激昂，没有人能阻挡他们冲进英租界的步伐。游行队伍冒雨从济生三马路经后城马路，冲进了英租界。英汉口英租界巡捕及公务人员都躲起来了，银行商店停止营业。英侨仓皇转移到英舰上，美国妇孺侨民也陆续撤退。一名德国人被当成是英国人，在街上被民众围殴，身上挨了11刀。除了苏联人，街上已很少外国人的踪影。臧勺波嘲笑说：“这一个以强权外交执世界牛耳之英国，见风驶舵，昔日之鸷鸟，一变而为眼前之驯羊，乖乖的扫地出门，甚至偶一在街头行路，亦冒充俄国人。”

风声所播，重庆、宜昌、九江等地的英人，都已惊恐万状，纷纷收拾细软，准备逃离正在爆发的火山。1月7日，陈友仁召集汉口各领事，宣布接管英租界情形，声明保护外人安全。武汉中央联席会议劝告民众勿对英直接冲突，保护英人生命财产。联席会议成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主持英租界公安市政事宜，陈友仁照会英总领事，并布告外人安心营业。民众继续举行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总工会、商会等团体合组武汉市民对英委员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少奇等主持）。

1月6日，九江亦发生冲击英租界事件。奉命前去处理事件的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称，事件起因，“因码头工人与海关英人因搬运行李之冲突，至工人被伤一二人，群众愤怒欲动，英舰即放空炮二发，英侨恐惧上船躲避，本日（7日）英界由贺师（国民革命军第二师贺耀祖）派队维持，惟士兵纪律太坏抢劫英界住居竟日”。8日，由第二师组成“九江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九江英租界。

反英示威蔓延至广州、长沙等城市，成都的英领事馆自动封闭，八艘英国军舰，驶抵汉口戒备。日、美也增驻派海军，向长江流域集中。武汉政府也开始迟疑了，陈友仁通告暂停反英运动。1月28日，英国向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提交说帖七条，即英政府准备承认中国新式法庭、法律，放弃英代表听审权，照缴适当合法税收，改订英租界市政管理法，或将租界警权移交中国，英教士不得再在内地购地，中国教徒服从中国法律，学校医院之教士均遵从中国法律与条例。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随即开会，决定完成收回汉口租界手续。当天鲍罗廷没有出席。中共与苏联顾问对收回英租界，喜忧参半，又想打雷，又怕下雨，万一引起列强武装干涉，兹事体大。1月12日，中共中央举行会议，讨论要不要支持收回英租界。陈独秀觉得武汉工人太过胡闹了，“为什么我们应当赞成它？我们该进行什么鼓动呢？”他气冲冲地说，“现在侵略者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会后，中共中央致函湖北省委，指收回租界是“过火”行动，要他们负责维持夺取租界后的秩序。

第三部分 第54节：天柱折，地维缺(4)

当时英国正调集军队，开往中国。1月31日，临时联席会议在鲍罗廷住宅开会，推翻了三天前的决议，决定暂不签字收回汉口租界协定。理由是武汉与北京不能调和，英国须自决其对华政策，要么承认北京，要么承认武汉，不能视武汉为地方政府。

经过多次谈判磋商，直到2月19日，英方才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了汉案协定。汉口英租界的英国市政机关于3月15日解散，代之以新成立的中国市政局，属国民政府管辖。次日签订关于九江案协定，也作了类似规定。至此，被英国霸占66年的汉口、九江英租界，正式收回。

4月23日，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接见驻汉口美国领事和汉口美侨工商界代表团。陈友仁强调指出，工人组织已决定遵守革命纪律和自我节制，以协助政府解决经济问题。1927年5月1日出版的《中国通讯》，以“节制工人运动，维持洋行开业”为题，发表了陈友仁的这个讲话。

湖北全省总工会召开代表大会，把原来三百多个小工会，合并为八个总工会，建立工人纠察队总队，企图在散漫的工人中建立纪律。原来高呼“罢工万岁”的工会领袖，现在改为向全省工人呼吁：“骄傲是工人的自杀”，“工人在工作上应受工厂或店家管理人之正当指挥，并应遵守工厂之正当规则”。

但何为“正当指挥”？何为“正当规则”？谁也说不清楚。这些隔三差五从上头传达下来的指示，经常是含糊不清与自相矛盾的。在中共领导层和共产国际，有人赞扬这是革命的必然现象，也有人批评这是幼稚过火，但他们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难题，就是不知该如何领导这场运动。

汪精卫重返舞台

3月间，在蒋介石控制的江西地区，爆发了一连串针对共产党的暴力事件，显示蒋介石在经过对成本效益的反复权衡和沙盘推演之后，终于开始动手了。

3月11日，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中共党人）被杀；16日，左倾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江西省学联被解散，左派报纸《贯彻日报》被封闭，几百名手持刀剑、棍棒的青帮分子，在街头叫嚣示威；17日，九江总工会、市党部和《国民新闻》社被捣毁，工会多人被打死、打伤，党部被解散；23日，安庆也发生杀害共产党人和工人的流血事件，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安庆市妇女协会等机构，均被青帮分子砸烂，洗劫一空。

国共处在一种非常奇特的合作关系之中，本来，道合则从，不合则去，是儒者进退的大节，哪怕做生意也一样，利益一致就合作，利益冲突就分家，本属平常之事，但由于一开始实行“党内合作”的形式，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权责利错综复杂，纠缠不清，现在想分也不易分了，就像湿手沾上干面粉，甩也甩不掉，非要闹到罐破水洒，血流成河的地步不可。

中共中央对蒋介石，早已不抱幻想。3月26日，即蒋介石到达上海的当天上午，由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组成特别委员会，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召开会议，大家誓言：“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挽救这个全国的危机，要严阵以待，集中兵力，并将吴淞及南市大部分兵力调来，四周布防，保护上总与俱乐部。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这个争斗比这次暴动的意义更大。幸而胜则已，不幸亦可影响全国，断绝蒋之政治生命”。一种悲壮的牺牲精神，令人热血沸腾。

第三部分 第55节：天柱折，地维缺(5)

蒋介石2月与维经斯基见面时，曾表示很久没有和共产党的领导人谈话了，现在出现国共决裂的局面，他想见见陈独秀。但从3月底至4月初，蒋介石三次约请陈独秀见面谈话，都被对方托病推辞。蒋介石大怒。

陈独秀认为和反革命已没什么话好说，中共与上海工人已做好以死相拼的准备。一度不赞成强行收回租界的上海区委，现在也改变初衷，向党员们发出号令：“反对反动的新军阀，积极响应宁案，举行反英大罢工，达到收回租界的目的。我们要随时随地准备武装与右派军队发生总决斗。”“如果上海工人把右派打倒，租界收回，在革命的前途非常伟大。”

不过，3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一纸电报，却给他们泼了一瓢冷水，莫斯科警告说：“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刚刚踩下油门的陈独秀，马上又要踩刹车了。

当天，总工会派交际部主任赵子敬为代表，往谒蒋介石于徐家汇交涉公署。

蒋介石亲出接见。首由赵陈述上海总同盟罢工响应北伐军之经过，蒋氏频为赞许。次说传闻有将闸北薛岳师长调驻他处，由第二师长刘峙驻防，并将敝会纠察队缴械消息，请总司令一言以释群疑。蒋答：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复由赵陈述恐有流氓乘机捣乱纠察队及敝会事情，蒋答此事当由余严行制止，尽可放心。

然时至今日，无论是虚与委蛇的官腔，还是貌似诚恳的温良软语，都已难以令人信服。3月30日，中共特委开会。大家“检讨当前极度危险的局势，一致认为，除了坚决采取行动反蒋外，别无其他出路”。但大家也明白，莫斯科之命不可违，这也是别无其他出路的。陈独秀一面复电莫斯科，说蒋介石已开始发动政变，中共必须有所准备，一面派彭述之去南京联络第二、六军反蒋，并赴汉口向鲍罗廷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陈述意见，决定进攻蒋介石的计划。

然而，他们的“武装斗争”，到底有没有具体方案？是发动兵变？把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抓起来？杀他个措手不及？还是把队伍拉走？与蒋介石战场上见？彭述之没有详言，倒是后来几位在上海工作过的苏联人，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他们原计划派两三千名工人加入到薛岳的第一师里，这样，他们在上海就拥有八千至一万名支持武汉政府的军队，可以与支持蒋介石的第二师（三千人）对抗。他们还计划让左派的第二十一师向上海方向集结，第二军、第六军向南京和苏州集结，从而在根本上改变军事力量的对比。他们说，薛岳甚至频频征求中共意见，他该做些什么，但中共方面始终没有明确回答。结果蒋介石得以从容地把第一师调离了上海。

无论如何，国共两党的关系，都已到了图穷匕见的阶段，只有子弹才能解决问题了。现在只是看谁先下手，是共产党先杀蒋介石，还是蒋介石先杀共产党。

第三部分 第56节：天柱折，地维缺(6)

陈独秀对武汉收回租界之举，不以为然；而武汉对上海工人起义，同样不以为然。武汉频频致电上海，催促陈独秀把中央机关迁到武汉，“他们以为国民政府在武汉，一切国家大事都该集中力量在武汉谋解决。”陈独秀一肚子怨气，认为莫斯科和斯大林的许多脱离现实的指令，都是听了鲍罗廷一面之辞的结果，因此，他坚拒赴汉。尽管当时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已去了武汉，上海只剩下陈独秀一人，但他仍坚守不去。

汪精卫自从“三二○事件”之后，避居巴黎，养晦待时，整整一年，这时也开始有点静极思动了。3月8日，汪精卫自德国柏林抵达苏联，获得斯大林的亲自接见，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手捏烟斗的斯大林，看似胸有成竹，其实对中国的情况，不甚了了，他想利用汪精卫去榨干蒋介石这只“柠檬”，足证他的很多判断，都属想当然耳。

3月12日，汪氏从莫斯科起程，经西伯利亚海参崴回国。4月1日，抵达上海。陈独秀喜之不胜，认为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他与周恩来商议，不如把汪精卫直接送到汉口，不要让他在上海与蒋介石见面。

但怎么才能不让汪蒋见面呢？除了他们自己不想见之外，没有一个可行的办法。结果，汪精卫当天就在上海与蒋介石、吴敬恒、蔡元培等人见了面。在蒋介石眼里，汪精卫未尝不是一只“柠檬”。你欲榨人，人亦欲榨你。因此，蒋柠檬也努力阻止汪柠檬去武汉。他对汪精卫恺切陈词：“你切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回来，那时，你不想做共产党的工具亦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但汪氏顾左右而言他。

4月2日，两广的李济琛与黄绍竑也到了上海。蒋介石、白崇禧、何应钦、吴敬恒、李宗仁、李济琛、黄绍竑、陈果夫、陈立夫等人，遂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式召开“清党会议”。汪精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蒋介石首先发言：“十三年（1924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指共产党）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不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如果现在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为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

何应钦指南京事件，完全是“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白崇禧在发言时，则称上海工人纠察队“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一旦上海发生中外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

第三部分 第57节：天柱折，地维缺(7)

众人一致赞成清党。傍晚，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蔡元培、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张静江、吴敬恒、李石曾、陈果夫等人出席，公推前北大校长蔡元培为主席，讨论分共问题。据黄绍竑说，全体监委（二十人）只有五人出席会议，只占四分之一，蔡元培、古应芬、张静江三人其实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公推’一个不在场的蔡元培当主席，还把到会的人数说成是三分之二。这种睁着眼睛说胡话的撒谎伎俩也实在太拙劣可笑了”。蔡元培到底有没有参加这次清党会议，其实并不重要，蔡、古、张三氏不管有无出席这天的会议，他们支持清党的态度，都是很明确的。但蔡元培一介书生，以为清党是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竟没有想到是以“屠杀”的方式。

血海中的4月

这时，全国从南到北，反共空气愈来愈浓，像南方的浓雾一样化解不开。

3月31日，四川军人以武力解散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召开之市民大会，封闭省党部、农民协会、总工会，解散工人纠察队，杀害共产党人杨闇公、陈达三、漆南勋、冉钧等人。4月2日，蒋介石解散第一军第一、第二师政治部，封闭自武汉迁来上海的总政治部。4月3日，福州举行拥蒋（介石）护党大会，主肃清跨党份子。4月6日，就在汪精卫动身前往武汉的同时，北京发生了奉军搜查苏联大使馆事件。

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开府北京，形式上由顾维钧任国务总理兼摄大总统职务，五色旗下，尚拥有直、鲁、奉、吉、黑、察、热数省地盘，与国民革命军相抗衡。为了稳定后方，从3月开始，北京大肆搜捕激进学生。担任京师警察厅司法科长的沈维翰追述，“其时京师（北京）警察厅内右一区警察署，在西交民巷发现工人分发秘密传单，当场拘捕七名，送请总厅法办。经连夜侦办，破获共产党秘密机关六处，发现大批文件，及扣押人犯100余人。不久又继续查获文件三大箱，扣押人犯二十余人。”

经过三昼夜的审讯，在被捕人士中，发现有李大钊之秘书李渤海（山东渤海人，北京大学毕业，为李大钊之学生）。此人向警方供出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的情报，并交出了一批共产党人的名单。4月6日，寒风习习的清明节。更大规模的抓捕行动开始了。

军警动手之前，李大钊已经得到消息，有人劝他速速离去，他慨然表示：“张作霖无此大胆，即使可靠，只怕便衣侦探早在东交民巷布下天罗地网，要走走不了，一走反去送死。但是同志中有人愿离开的，不妨离开。”他自己死守不去。

整个搜捕行动，从上午11时持续至下午7时，北京军警搜查了苏联大使馆及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拘捕了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六十多人。当晚公使团曾表示抗议搜查行动逾越范围，但那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对搜查苏联使馆，私底下，无不拍手称快。北京随即由安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合组特别法庭，以何丰林为审判长，对李大钊等人进行秘密审讯，不准旁听，不准请律师。

第三部分 第58节：天柱折，地维缺(8)

张作霖马匪出身，哪里搞得清国共两党的异同，反正都是南方赤党，都是“乱党”，一律要严厉扑灭。被捕各人，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都受到了严刑拷问。

李大钊因为名气最大，所受的拷打也最惨烈。《李大钊传》一书写道：“敌人用种种残酷的刑罚拷打他，折磨他，用竹签打进他的指甲缝里，最后竟剥去了他双手的指甲。但是，他没有一句有损党的荣誉、有损革命利益的‘供词’，没有向敌人泄露党的任何机密。”最后，李大钊等二十多名重要党人，均被判处绞刑。执行地点，就在司法部后街的地方审判厅看守所里，由警察雇汽车四辆，将李大钊等人押送至行刑地点，自4月28日下午1时50分起，至4时10分止，执行完毕。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呜呼！

苏联政府于4月9日向北京政府驻莫斯科代办郑延禧提出严重抗议，称此举侵犯苏使馆人员的治外法权，提出四项要求：一、立即撤退监视之军警；二、立即释放所拘苏使馆馆员；三、交还使馆武官室抄去之文件；四、军警劫去之钱物簿籍，即交还原主。在未得满意答复前，拟撤回驻北京之代使及职员。

北京外交部对上项抗议，于16日驳复，称公使馆的治外法权，不能容许组织助长所驻国内乱机关。此次未搜查使馆，仅于其附属房屋内，查出军火、宣传物品，并捕获重要党人，足证俄人有意扰乱中国治安，破坏中国秩序，所提四项要求，与事实不符，碍难照办。

苏联政府以要求未有结果，召回驻京代表及馆员二十余人，于4月19日乘车出京，取道奉天、哈尔滨回国。至此，北京政府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遂告中断。

苏联使馆被搜，乃轰动国际的大事件。4月7日，蒋介石致电苏联驻华代办齐尔内赫，表示慰问，显示蒋氏对中止联俄政策，尚在举棋未定之间，但对反共则已咬牙跺脚，势在必行了。在蒋氏的势力范围内，平日和共产党明争暗斗的那些国民党人，现在无不摩拳擦掌，准备一泄胸中那口恶气。

从4月1日起，上海南市、闸北、沪西、浦东等地驻军，一律实行特别戒严。4月5日，以“日来形势严重”为由，由总司令部宣布正式戒严；9日各报公布了“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蒋介石任命白崇禧、周凤岐（二十六军军长）为正副司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下令禁止一切集会、罢工、游行等事。俟一切布置停当之后，蒋介石于4月9日离沪赴宁。

陈独秀虽然认为上海形势严重，他必须坚守应付危局，但由于武汉方面催驾十万火急，4月20日要在武汉召开中央全会。陈独秀不得不步汪精卫后尘，于4月10日启程，离开山雨欲来的上海，前往武汉。

当陈独秀乘坐的轮船消失在烟水茫茫的长江上时，上海闸北、吴淞、浦东、南市等地的工人纠察队，已面临巨大的危险。自7日二十六军开来后，对工人表示绝无恶意，闸北戒严情形，变得较前松懈。但在11日下午，全副武装的二十六军第二师士兵，忽然散布街市，气氛骤形紧张。坊间盛传，青帮弟子已奉命在入夜后从租界冲出，会合军队向工人纠察队施以突袭。

第三部分 第59节：天柱折，地维缺(9)

工人方面也接到类似的密报，总指挥处当晚即送公函至二十六军司令部，请求万一发生不幸事件时，望予援助。但对方佯佯不理。纠察队总指挥处即通知各地纠察队，加紧戒备。入夜，形势更趋严重，军队往来巡梭，断绝行人。

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中共党人）接到青帮头子杜月笙的请帖，到杜公馆面商重要事情。行前工会已得到青帮弟子要来缴械的报告，劝汪寿华不要赴约。汪寿华自恃与青帮交情非浅，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开，不去反叫人家耻笑。讵料，汪寿华一踏入杜公馆，便被青帮分子绑架，连夜押到枫林桥的荒地里活埋。

杀戒一开，接下来的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了。

4月12日清晨4时左右，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均宣布实行特别戒严。商务俱乐部处开来了几辆卡车，二三百名着党军服式臂缠白布“工”字符号的壮汉，在门前高喊一声散开，即有几十人向前门冲锋，并大呼“缴枪！缴枪！”纠察队副队长杨凤山上前理论，青帮弟子即将他的盒子炮抢了过去，并当场将他击毙。纠察队开枪还击，顿时枪声大作。二十六军第二师派出第五团前来，以调解为名，将纠察队完全缴械。

青帮向商务印书馆进攻时，遇到纠察队顽强抵抗，久攻不下。帮会分子调来几门小钢炮，对着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一轮猛轰，上万名“中华共进会”的青帮分子，乘势一涌而入，占领了这个工人纠察队的重要据点。

南市方面，也有两百多缠白布黑“工”字臂章的青帮分子，从法租界南洋桥乘汽车冲入华界，手持手枪、盒子炮、炸弹等，分三路包围南车站前的华商电车公司，向该处的纠察队开火进攻。沪西曹家渡同样有佩戴白布“工”字符号的青帮分子，分乘两辆汽车，到申新、民生、丰田各纱厂工会内，将四名工会领袖当场打死，又将各工会砸得稀巴烂。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党人，但“凡此一切革命工作，中国共产党都要和国民党党员群众一切真正革命分子，共同去实行——因此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

7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指出“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要求中共党人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但不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上层即将发动清共，也要留在国民党内，与国民党基层建立密切联系，发动基层抗议国民党中央，要求撤换国民党现领导。

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可以说，是两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一开始所采取的合作形式决定的，因缘际会，水到渠成，不是哪一个人可以改变，每个人都被这股浩浩荡荡的大潮推动着往前走，身不由己。人们常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断送了大革命，但揆诸事实，他已经在他可能的范围内，做得非常出色了，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得比他更好了。

第三部分 第60节：天柱折，地维缺(10)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国际的领导，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前提。如果中共没有加入共产国际，完全独立自主，不必事事秉承国际旨意，是否可以开创更大的局面？这是一个无人可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历史没有如果。同样地，如果没有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插手，如果孙文当初不是联俄，而是联日、联德，中国还会不会有大革命的出现？这也是无人可以回答的。

然而，1927年的国民党，已不是草莽时代的兴中会、同盟会，而是一个准备在全国执政的政党，这是客观现实。不妨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思考，当一个执政党，面对社会秩序长期失控混乱，工商业濒临崩溃，法治荡然，民众团体变成第二政府，取代政府管治职能时，它可以有什么样的选择？是支持？是放任？还是制止？如果是支持，为什么要支持？怎么支持？想达到一个什么目标？如果是制止，又如何制止？有哪些可行的制止方法，收效最快，阵痛最小？凡此种种，都是对国民党政治智慧的严重考验。

现在，国民党打算用最决绝方法去制止。

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汪精卫正式提出“分共”，并拟定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其要点为：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作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委会在汉口举行扩大会议（史称“七一五”分共会议）。出席者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谭延闿担任会议主席。会上，汪精卫首先宣读了从罗易处得来的共产国际指示电报译文，然后发表长篇讲话，进行逐点批驳：一、从下没收土地，违背了国民党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二、改组国民党，增加工农领袖是“破坏本党组织”；三、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四、组织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是“让国民党作刽子手”。最后，他一言定谳：国际指示是“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是对国民党生命的“根本危害”。

汪氏要求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向他们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应决定一个对共产党的处置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会议通过三项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第三部分 第61节：天柱折，地维缺(11)

7月16日，汪氏向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他说：既然中共中央决定共产党员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两项训令：一、《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内称：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是执行党的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若压迫共产党而妨害其身体自由，定要依法严办；二、《保护农工之训令》，内称：国民党中央并不因限制共产主义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意维持；若违背党义，少加摧残，唯有执行革命纪律。

从7月中旬开始，中共中央、武汉各级组织的领导人和党员，纷纷疏散到外地，转入秘密状态。7月27日，鲍罗廷和其他苏联顾问、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被国民政府“欢送”出境，怀着怅惘与失落的心情，经洛阳返回苏联。加伦在回国之前，特地绕道上海，与蒋介石见了一面，他们的私谊并没有受到政治的影响，蒋介石形容这次会面“实有黯然销魂之感”，蒋介石说：“我们将来还有共事的机会，不必过于悲伤。”加伦说：“但愿我们今日不是最后的一别，再会吧！”7月底，罗易也离开了混乱不堪的中国，取道库伦返回莫斯科。维经斯基比他们更早离开，6月底已经走了。

他们在中国有如灿烂的新星，突然迸发，但又迅速凋谢，消失在弥天大夜之中。他们的后半生与中国再无关系，鲍罗廷被斯大林送进了劳动营，并死在里面；罗易逃回印度，领导反斯大林运动，被英国警察关进监狱，从此放弃了共产主义，潜心于人道主义研究；而维经斯基也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政治事务，改行从事教学研究，1953年，病逝于莫斯科。

武汉虽曰“和平分共”，然上有毫发之意，下有邱山之取，腥风血雨，绝不和平。何键的三十五军占领汉阳、汉口后，开始抓捕共产党人了；乡间的民团更是拿着鸡毛当令箭，残杀农会分子，毫不手软，黄梅县孔垄镇已响起了杀人的枪声。

汪精卫提出“在夹缝中奋斗”的口号，一面厉行分共，一面麾军东下，誓言把东征讨蒋方针，贯彻始终。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贺龙的新二十军，奉调九江，参与讨蒋。但他们在周恩来、张国焘、谭平山、叶挺、朱德等中共党人领导下，准备在南昌发起暴动；毛泽东也去了湖南，组织湘南暴动。

过去中共常批评孙文过于注重军事斗争，现在他们则以“进攻进攻再进攻”、“不停顿地暴动”作为行动方针，号召农民联合城市工人、小商人和接近农会的土匪、会党，实行广泛的暴动。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后，汪精卫也断然放弃了“和平”的面纱，开始大肆屠杀中共党人和工农群众。

据中共的资料称，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死在“清党”名义之下的人数，高达31万余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余人。而据全国慈善救济机构的不完全统计，1927年4月至1928年7月，全国有8.1055万人被国民党捕杀，其中4.0412万人投入了大牢，4.0643万人被杀。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中共固然备受打击，国民党自己亦损失惨重，一大批平日好出风头、言词激进、喜欢与工人农民称兄道弟、没事起哄的、穿学生装的、头发向后梳的、形左实右的国民党人，也无辜受累，跟着倒霉，莫名其妙掉了脑袋。陈立夫事后慨叹：清党“对本党之失去学界同情及一般人民之失望，均属无可补偿之损失也。”

第三部分 第62节：天柱折，地维缺(12)

曾经喷薄如雷风的大革命，终于急遽地退潮了。

几天前还屯街塞巷的游行队伍，忽然都不见了，震天动地的口号也没有了，空气寂静而凝重，处处留下洪水退去后的残痕，墙上的革命标语已被撕得七零八落，在夕阳微风中抖抖索索，露出覆盖在下面的“请饮滋阴补血三蛇酒”广告；街上再没有了雄赳赳的工人纠察队，只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打着“巡”字白旗，往返巡逻，搜捕可疑人物。

汪精卫的东征讨蒋大计，因南昌暴动而夭折。宁汉合流的呼声，转而渐渐高涨。为了促进宁汉合作，8月12日，蒋介石宣布下野。9月，国民党宁（蒋系、桂系）、汉（汪系、唐系）、沪（西山派）三方在上海举行会谈，决定组织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刚刚把共产党驱逐出去的国民党，又开始新一轮的党争了。

中共虽然受到全面清剿，但也没有在血泊中倒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几乎众口一词，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说：“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话后来成了中共的经典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议案。继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后，12月又在广州举行暴动，但都相继失败了。残余的部队拉上了井冈山，在江西的穷山恶水之间，建立起一块革命的根据地，与国民党展开了漫长的武装斗争。

1928年，国民党继续北伐，终于战胜了奉系军阀，统一全国。1928年10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173次中常会，选任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季陶、王宠惠、冯玉祥、孙科、李宗仁、何应钦、阎锡山、李济琛、林森、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全国统一后的首届国民政府诞生了。表面上，天下同文共规，一统垂裳，其实更大的危机与战祸，正步步逼近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和民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北方开始下雪了，而南方正洪流滔滔。春去春来，潮起潮退，那些轰轰烈烈的往事，仿佛都已成了传说。为了革命，无数人长眠地下，也有无数人继往开来，也许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什么是民主、自由、解放，但他们至死没有怀疑过自己的理想，革命可以为中国带来光明与幸福。他们为自己成为历史的创造者而感到自豪，并且自信这是他们生而为人唯一具有价值的事情，因而死而无悔。

历史还在前进，百年三万六千日，记忆永不磨灭，故事也还将延续下去。黄埔军校门口那副“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畏死莫入斯门”的对联，自从孙文去世以后，已换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但到底革命何日才算成功？

后记

如果要提炼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关键词，“革命”二字肯定会入围三甲。纵观整部20世纪中国史，不就是由大大小小的革命串起来的吗？

第三部分 第63节：天柱折，地维缺(13)

革命到底是什么？按照美国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说法，现存架构不足以应付存在的问题时，失灵的观念就会导致危机，然后就会引起革命。简言之，革命就是架构中现存关系的变化。但这种解释太抽象了，远不如毛泽东的解释直截了当，容易让人明白，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1920年代，这样一场暴烈的行动，席卷了全中国。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究竟要走哪条路？用什么来取代皇权专制？整个社会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人主张开明专制，有人主张效法英美，有人主张学习德日，有人主张联省自治，有人主张南北分治。总之，各种各样的主张，南辕北辙，各说各话。南方政权是从草莽中崛起的，带有很强的江湖味和暴民气质；而北洋政府沿着清末新政的路径，希望模仿西方的民主宪政体制，但却发生了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南北分裂等回潮与起伏，国内乱象纷呈，民不聊生，令这个实验备受质疑。

一个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国，要向现代共和、宪政国家转型，一时出现种种乱象，本不足为奇，这并非民主宪政带来的恶果，而是民主宪政没学好，没学到位的结果，是半桶水民主、半吊子宪政的现象。但那时中国的精英们，普遍都有急躁的心理，总想一夜之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他们已经没有耐心慢慢摸索西方模式，干脆推倒重来。对于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各种屈辱的中国人来说，民族主义是最容易引起共鸣、最有凝聚力的一面旗帜。于是，就有了五四运动。

这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兴未艾，民族解放的口号响遏行云，与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不谋而合之处，中国的革命又被纳入了世界革命的范畴。可以说，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既不像汤武革命那样，是关起门来自己人革自己人的命；也不像鸦片战争那样，是楚河汉界式的中外对抗。国民革命是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第一次登上第三国际的讲台，至少在名义上以平等的身份，对世界事务发表意见，中国首次有了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这是一种很复杂而奇妙感觉，但为此要付出一定的代价，那就是：让俄国人进来。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正确的命题，还是在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的。”毛泽东还说：“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这一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的。”

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北洋政府，一直以英美为师唱主旋律的时代，于焉中止。孙文虽然不赞成苏俄的共产主义，但只要搁置了对遥远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争议，在政治伦理、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操作的技术层面，国民党是诚心诚意“以俄为师”的，这也是蒋介石到苏联参观一趟，便激动得高呼“我们也准备在同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牺牲”的原因之一。

第三部分 第64节：天柱折，地维缺(14)

历史是一个连绵的过程。试看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这16年历史，一步一脚印，步步分明，简直就像有一只无形之手在幕后安排与操纵：

辛亥革命推翻了旧有的政制，旧的政制理论也随之瓦解，这是第一步；新文化运动的踵兴，猛烈地冲击了固有的文化传统，这是第二步；五四运动爆发，为未来的革命定下了民族主义的基调，这是第三步；由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同推动的社会革命，在长江以南地区，广泛地动摇了旧有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基础，这是第四步；随着北洋政府被推翻，以北洋政府为主导的长达16年——如果追溯到清末的立宪运动，则更加久远——所做的种种宪政实验，都成了殉葬品，被全盘否定，要另起炉灶，这是第五步。

当历史走到第四步时，整个中国已经天翻地覆了。旧有的伦理秩序、道德价值、传统惯例、文化模式都已纷纷决堤，革命的风暴从城市蔓延到农村，从南部省份蔓延到中部、东部、北部省份。毛泽东形容，“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的工人和农民，现在站在一切人之上，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为所欲为，一切反常。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

1926年的北伐，可视作辛亥革命的收官之战。南北政权之间的战争，其实只是一场单纯的军事对抗。在道德上、制度上、文化上，北洋政府都没有什么本钱，可资较量。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大家都延颈期待、充满希望，历史给了北洋政府16年的时间，但它却什么也没能拿得出来，它没有为社会提供一种有信誉的政治道德规范，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稳定而有序的、健康的政治制度，没有为民族的基本价值提供任何有力的保护。它用16年时间把自己一点一点毁了。

于是，辛亥革命曾经放出的许多气球与风筝，让人眼花缭乱，现在都要收回了，这是拜北洋政府的无能误国所赐。“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语）。国民党要另起炉灶，俄国人便手把手地教它。按照苏俄的经验，编制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和搭建组织架构，建立党团与党军，为它设计未来蓝图。用史家钱穆的话来说就是：“以革命的武力来扫荡军阀，以一党专政的理论来停止党争”。即使到1927年以后，国民党与苏俄闹翻了脸，但苏俄留下的政治遗产，依然浸透于国民党的血液之中，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而共产党在协助国民党砌炉灶的过程中，也逐渐成熟与壮大起来，从给国民党“当苦力”（鲍罗廷语）的角色，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导全国革命的政党。

在中国近代史上，大革命是重要的一幕，虽然它不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起点，也不是终点，但它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它开创了一种社会革命的模式、一种典范。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埋下的种子，开出了璀灿之花；也为以后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一颗等待发芽的种子。

2009年8月于广州

本书精华已为您连载完毕，谢谢阅读

...................

本文来自: 春秋中文网

中国最大的手机电子书免费下载基地！

详细出处参考：

电脑：http://www.cqread.com

手机：http://wap.cqrea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