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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节：前言

- 第2节：互不相干的邻居(1)

- 第3节：互不相干的邻居(2)

- 第4节：从日本文明中去掉中国传来的东西，还剩下什么?

- 第5节：日本人所说的“不讲礼仪”的意思

- 第6节：胡服骑射

- 第7节：深入理解中日两国语言的语气

- 第8节：没有比日本“歧视”更严重的国家

- 第9节：日本人的“外强中干”

- 第10节：自杀的规矩

- 第11节：中国的文人与日本的文人

- 第12节：为什么日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 第13节：邻人(1)

- 第14节：邻人(2)

- 第15节：邻人(3)

- 第16节：邻人(4)

- 第17节：邻人(5)

- 第18节：邻人(6)

- 第19节：邻人(7)

- 第20节：邻人(8)

- 第21节：邻人(9)

- 第22节：邻人(10)

- 第23节：邻人(11)

- 第24节：中日在“旗与城”上的异同

- 第25节：国花

- 第26节：“榻榻米”和“席”(1)

- 第27节：“榻榻米”和“席”(2)

- 第28节：隐者(1)

- 第29节：隐者(2)

- 第30节：隐者(3)

- 第31节：隐者(4)

- 第32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1)

- 第33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2)

- 第34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3)

- 第35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4)

- 第36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5)

- 第37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6)

- 第38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7)

- 第39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1)

- 第40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2)

- 第41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3)

- 第42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4)

- 第43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5)

- 第44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6)

- 第45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7)

第1节：前言

前言

这是我的第一本长篇随笔集。

很久以前，写过一本书介绍自己居住的城市——神户的大街小巷，不过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写的是随笔。曾在小说中写到过鸦片战争，最近又在一本实录中做了一个总结，这更该划分到纪实文学一类。

短篇随笔倒是写了不少，不能一一数来，但最初的几篇仍是记忆犹新。我的小说处女作在昭和三十六年（1961）十月出版，随笔处女作《岁末风景》于同年十二月刊登在《朝日新闻》上，是《朝日新闻》大阪总部的约稿，东京版也采用了。在那篇文章中，我这样写道：

……十二月二十二日是冬至。本是颇有来历的一天，然而从孩提时起，我对这一天的认识就只是“吃汤圆的日子”。每年冬至吃了汤圆，才感到岁末到了……

本意是介绍中国家庭的岁末风物。文中并没有写明这是全中国人的风俗习惯，但大多数读者都这样理解了吧。当时我也这样以为。

文章刊载的那天正是冬至。那天早上，籍贯广东的朋友打电话来说：“我们并没有这种风俗。”

几天后，在街上碰到北京出身的人，特意叫住我，说在北京冬至吃馄饨，而不吃汤圆。

于是我慌忙向其他地方出身的中国人打听，原来冬至吃汤圆，只是台湾和福建两省的风俗。

不得不承认，这篇随笔处女作有失严谨。不过，我把这个地方性的风俗当成全国性的风俗，也不能说全无根据。

执笔当初，模糊想起了曾读过的诗。作者名、原诗都记不清了，是某人在某家茶馆吃到汤圆时写的。当时并非冬至，菜单上却有汤圆，此人得知这家店常年备有汤圆，一时诗兴大发。诗中有一句大意是“此处日日似冬至”。

中国方言很多，但文字全国通用，加上诗又追求平易近人，因此我误认为冬至吃汤圆是全中国的风俗。大概写那首诗的是地方的文人，或是在旅行和短期逗留中了解当地风俗的人。

数年前犯的错误，在此向大家坦白。在本书中，也许会犯同样的错误。希望读者先有思想准备。事后或许贻笑大方，但我还是斗胆写了这本书。

作为在日本长大的中国人，从懂事之日起，就不得不经常思考中国和日本的问题，攒下不少积累，与诸君共享。对日本和中国的相互理解，如能尽绵薄之力，也会深感荣幸。

只有日中友好，本书作者才有安住之处。深知冬至汤圆之类的陷阱处处皆是，然而情不能自已，按捺住一腔热情，冒险执笔向前。

陈舜臣

昭和四十六年（1971）七月一日

第2节：互不相干的邻居(1)

互不相干的邻居

唯一一次例外是“元寇”

——唇亡齿寒

没有嘴唇，牙齿就失去保护，暴露在寒风中。

——辅车相依

“辅”是颊骨，“车”是齿床，双方相辅相成，缺一个都不行。也有人说“辅”是固定在车辆一侧的木头，仍然是说“辅”和“车”是不可分离的搭档。

“唇齿辅车”连在一起，形容利害关系十分密切。该词出自《春秋·左传》，自古以来常被引用。

用这个词来形容日本和中国的关系，绝不少见。但是，两国真的是唇齿辅车的关系吗？

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两国关系如此密切，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元寇”的时候。蒙古灭了宋，又要进攻日本。失去了宋这个嘴唇，日本这个牙齿就得暴露在风中哀鸣。

这种状态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所以明显应该视作“例外”。在近代以前的日中关系里，“唇齿辅车”仅仅是传说。

近代以前，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势力，经常从塞外（万里长城以北）南下。位于中国背后的日本，对中国来说并非是抵抗敌方的防护壁，即起不了什么用。

而且，席卷中国的势力，光是在这片广阔国土的治安维持和经营上，就已经耗尽精力，因此不会再兴起渡海进攻日本的念头。蒙古人是个例外，那是非凡能量的异常泛滥，更应该说是天灾。在以人力为主要能量的时代，从中国进攻日本，在常识上来说不可能发生。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去开发海南岛或云南（位于印度支那半岛北部的高原地带），更为现实和聪明。

日本位于中国以东，日本的东边是广阔无垠的太平洋，越过太平洋和日本来进攻中国，长久以来更是没人想过。也就是说，日本也不会成为中国的“唇”。

哥伦布发现美洲是在十五世纪末，麦哲伦的世界航行是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但是，在帆船时代，新发现的航路还不能立即成为强势势力的通道，最多只是为海盗和商业冒险家提供了活跃的通道。

这些航道成为强势的军事侵略势力扩展版图的通道，要等到产业革命以后。

从相交淡如水的邻居到不幸的邻居

产业革命产生了新的能量，地球一下子变小了，企图吞并中国的势力，能一下子轻易跨到玄海滩1了。太平洋也不再太平，浮动着形迹可疑的黑船。从对岸的大陆跨过这片大洋，也不再是件难事。

从此，日中两国才形成“唇齿辅车”的关系，至今不过百数十年。

讽刺的是，自从成为唇齿辅车的邻国，两国的关系开始恶化。虽然遗憾，但认识到这个事实，是思考两国问题的出发点。

前面说过，直到一百多年前，对日本来说，中国只是先进技术、文化的供给源，在政治上并未感受到中国带来的影响；对中国来说，日本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东海岛国。双方当然希望互相友好，但就算不友好，实际上也没什么关系。

互不相干的邻居。

也许说得有点过分，至少双方很少强烈地感受到对方的存在。

幕府明治期以后，这种互不相干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

日本文明是“掺水”的中国文明

从历史上来看，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意外地有限，让人不禁大吃一惊。

这也是事出有因。互不相干的邻居，犯不着用锐利的眼睛去观察对方。

而且，对“外来的东西”不感兴趣，是中国的传统。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中，被迫“开眼”之前，原则上中国并不承认外国的存在。

中华即世界。因此，“外国”这个观念无法进入当时人们的脑海。

我们的文明，就是世界的文明。离文明的中心越远，文明的内容越是掺了水，人越是粗鄙野蛮。属邦、朝贡国、没有接受文明洗礼的蛮夷之国，虽然知道这些，但如果称他们为“外国”，过去的中国人会一时反应不过来。在这些土地上，即使有文明，也是中华文明的稀薄阶段，中国做梦也没想过还有“其他的文明”。

如果是其他的文明，还会有兴趣，但如果是我们的文明“掺水”后的东西，还有研究的必要吗？只有少数的好事之人，用掠过古董店门面的眼神稍微瞥了一下邻居日本。

明治之初，作为清国公使馆书记官来日的诗人黄遵宪，在其著作《日本杂事诗》的后记中大叹：

日本研究中国之书数量甚丰，中国写日本之书数量与质量都无法相提并论。

确实，日本更多地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但那只是文化，写下的东西、创作的东西，都只是“理念”。日本直到明治开国，关于中国的“理念”是接受了，但中国的“现实”一点也没有接触到。

只从中国学到了“理念”的日本人

头上梳髻的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有敏锐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敏锐的一面是，没有被现实遮住眼睛，抓住了“理念”。错误的一面是，没有看到“理念”背后隐藏的“现实”。

明治开国后，中国的“现实”也对日本开放了。

在明治以后的日本人眼里，这种残酷的“现实”只映照出一个“理念”被污染殆尽的中国。实在可悲。

过去中国人了解日本，主要是从旅行者、九州古代政权的使者等那里听来的。不论是关于理论，还是关于现实，都很遥远，是朴素的传闻。

众所周知的《魏志·倭人传》，是中国最早记录日本的史书。

魏是《三国演义》的反面角色曹操的儿子曹丕于220年建立的王朝，存在了四十多年，为西晋所篡朝。《日本书纪》、《古事记》在五百年后才成书，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历史记录，还处于被称为“古坟文化”的时代。

第3节：互不相干的邻居(2)

魏景初二年（238），倭女王卑弥呼派遣大夫难升米赴魏请求朝贡。关于卑弥呼统治的邪马台国，一说在九州，一说在近畿。众所周知，战后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没工夫感受相互的体温……

中国人的日本人观，以《魏志·倭人传》为原本，此后的史书，多以此为根据。日本人的性格被普遍描述为：

——聚会时无父子男女之别。

——性嗜酒。

——妇人贞节，不善嫉妒。

——少纷争。

——少盗贼。

史书上记载的都是突出的特征，太普通的特征都被舍弃了。特别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又是以文章简练著名。因此，《三国志》中的日本人观，是选取了日本人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与中国相比，显得怪异，或是作为蛮夷之国来说不可思议。作者把自己感到吃惊的东西写了下来。

例如，写“少盗贼”时，惊叹：

中国盗贼都这么多！

或是另一种惊异：

这不是与中国一样吗（蛮夷之国本应该盗贼更多才是）？

这种惊奇感，是记录的原动力。

不论如何，明治以前，两国只通过文书和传闻来交流。皮肤与皮肤相互接触，感受对方的体温，这样近距离的接触还很少。

“元寇”时，双方刚一打照面就兵刃相见，擦肩而过，杀气倒是传达到了，却没工夫互相感受对方的体温。

明治以前，仅有的一次，日中两国各派数万人，长期血肉相搏——那是丰臣秀吉对朝鲜出兵，即所谓的文禄、庆长之役。

日本将士第一次遭遇中国人——不是书上的，而是活生生喘着粗气的中国人。从辽东的军营被派到这个战场的明军将士，大部分也是第一次听到“日本”这个词。

第4节：从日本文明中去掉中国传来的东西，还剩下什么?

“从日本文明中去掉中国传来的东西，还剩下什么？”

——中国历史学家的观点

从香港来日本时，一个中国历史学家这样说——

从日本文明中去掉中国传来的东西，还剩下什么？寻求日本本质的东西，不过是牵强附会。过世的津田左右吉博士曾经说：“法隆寺的建筑、三月堂的佛像，都已不能传达古代日本人的情怀。我们眼中所见，都只是没有温度的技巧，或者说是考古学的素材。至少到奈良朝为止的艺术，都是六朝至唐代的中国艺术的标本、模仿，不是我们民族的艺术……”（《文学中所见的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

先生十分博学。说得不好听，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什么也没留下。从一无所有中能产生什么呢？日本不就是巧妙地模仿中国文化，抓住机会，换上欧洲的模子吗？还有就是会做表面功夫。此外，日本还有什么长处吗？

我来回答——

您也算是位学者。不知道具体专业是什么，似乎是历史方面的。作为历史学家，有这种认识可要不得。不过，关于日本，中国只有黄遵宪（1848—1905）的《日本国志》（1887）、戴季陶1的《日本论》（1928）等屈指可数的专著，也算情有可原。

您的想法和戴季陶在《日本论》中的一段很相似：

如果从日本史籍里面把中国的、印度的、欧美的文化统统取出来，赤裸裸地留下一个日本固有的本质，我想会和南洋土著人差不多……

前面那段话本是戴季陶对日本人常把“日本式”三字刻在脑中、宣扬日本独特文明的揶揄，《日本论》中始终都透露着这种揶揄的态度。他在这本书中还说“文明是人类公有的”，承认自尊心是民族的立脚点。

伊达亚·卞达森1近来多次提到“日本教”，让日本人十分佩服。戴季陶早在四十多年前就提到日本人的“日本迷信”。

戴氏并非全盘否定，但指出，“日本迷信”已经完成了其使命，变得不合时宜了。

关于您像随脚踢开路边一块石头一样做出的判断，如“巧妙模仿”、“抓住机会换模子”、“会做表面功夫”等，希望您能往深处想一些。

这么说老师您有点失礼……

戴季陶与日本女人恋爱，还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当了名家望族的养子）。因此，对他来说，日本并非毫无渊源的异国他乡。

卞达森也在日本长大（按他的简历所说），对日本应该也很有感情。

您与日本毫无渊源，因此才能如此武断地贬低日本吧。

我并非强迫您喜欢日本。因为毫无渊源，才无法产生感情。

怎么办呢？今晚带您去先斗町2吧……几个月后，您的说法大概就不一样了吧。

第5节：日本人所说的“不讲礼仪”的意思

日本人所说的“不讲礼仪”的意思

在场的一位新加坡华侨采购商插嘴道——

昨天生意伙伴请我去了料亭1，那到底是不是吃东西的地方啊？……至少我就没吃好，漂亮的盘子里盛着少得可怜的食物……这也就算了，那里的氛围根本不像是吃东西的地方。让人一直紧张，太干净了，我老担心洒一滴汤、滴一滴酒。日本人是不是很难放松？做生意也是这样，一直绷着神经，我也感觉到了。我老担心会不会把神经绷断了。您不这样认为吗？

我来回答——

日本人的紧张癖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也半自嘲半自豪地称自己是紧张民族。

当然，日本人要是老绷着神经，也会受不了。所以，他们有时会瞎闹，以此来补偿，这在中国是看不到的。这叫做“不讲礼仪”，在中国的词汇里，找不到相对应的词，只好边说明边翻译。

也就是说，“不讲礼仪”是日本有而中国没有的东西中的一种，是显示日中两国国民性格差异的一个关键词。中国没有这个词，大概是因为不用专门造这么一个词，中国人平时就很放松。在日本以前的高中里，就有一个瞎闹的风俗，叫做“风暴”，这在中国学生宿舍是看不到的。

日本的料亭，中国人确实受不了。不光是榻榻米坐不惯，如你所说，有种紧张的气氛，让人时刻担心会洒汤滴酒。是啊，在中国吃饭，最后肯定是汤酒洒了，饭桌乱了，一幅捧着肚子心满意足的景象。

第6节：胡服骑射

胡服骑射

军服难倒国王

先离开硝烟纷飞、刀光剑影的近代，看看在更久远的年代里，中国人采用“新事物”的实例。从这些例子中无疑能看出中国人性格的原型。

回到公元前300年。

当时是中国的战国时代。

赵武灵王这位英明君主，决定采用异族胡的服装。

当时，传统的三人乘战车的战法，已经向步兵战、骑兵战转变。

对新的战法来说，带钩收紧、上下身分开的胡服，比起当时宽袍大袖、一件到底的“中华”服装，更利于骑马和步行。中华之国的赵国，采用了胡人的这种服装，组成了“胡服骑射”的机动部队。

这时已是战国末期，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据《史记》记载，赵武灵王宣布：“吾欲胡服。”此话一出，“群臣皆不欲”。

司马迁在《史记》中，不惜笔墨记载了赵武灵王说服重臣和公子成等反对派的经过。

公子成对着夷狄之服十分抵触，称病不参加“胡服参朝”（着胡服拜见国王），并派使者转达了自己的意见：

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人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

听了这番话，赵武灵王亲自去探望公子成，耐心地说服他：

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故去就之变，智者不能一；远近之服，贤圣不能同。

赵武灵王同时对反对胡服的赵文、赵吉等重臣说：

先王不同俗……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

赵武灵王逻辑井然地说服了众人。

这是公元前300年的事，武灵王的观点相当理性。不得不佩服赵武灵王的思路整然。

失去惯有的“简洁”的司马迁之笔

司马迁执笔《史记》，是在胡服骑射一百五十年后。这里还要考虑到其间秦汉更迭，发生过巨大变革。

对于胡服骑射，生在那个时代的人的想法，和记录的人的想法，一定会有差异。

尽管如此，在读到《史记》的《赵世家》时，我不禁感到，写至胡服骑射这一段，司马迁忽然失去了惯有的简洁文风。

从“吾欲胡服”到“遂胡服，招骑射”，共用了1375个字。

战国时期最戏剧化的事件——吴越决一死战，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中只用了89个字，《越世家》中也只用了305个字。

在这些短小的篇幅中，司马迁记载了越王勾践欲赦吴王夫差，但夫差却说“我已老，死后无颜见伍子胥”，然后自杀而亡的悲剧。夫差曾经破越，不听重臣伍子胥的劝谏放过了勾践。记载如此曲折的吴国灭亡史，所用文字极为简练。

如此一一列举文章的字数，或许无聊。吴的灭亡，在司马迁惜墨如金的笔下，反而显得余韵悠长：

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

越王勾践对曾帮助过自己的吴国生出同情之心，名臣范蠡如此劝诫他。越王出于仁义之心，仍不忍拒绝使者。范蠡当机立断鸣鼓进军，驱逐前来求降的使者。吴国使者悲泣而去。越王慈悲为怀，欲救吴王一命，下令让吴王去舟山列岛统治百家。但是，吴王辞谢后自杀。

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

全用史实，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吴国灭亡的悲剧，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

相比之下，对胡服骑射的叙述则显得十分冗长。为什么不用“十九年春正月，武灵王胡服招骑射，以报先王之仇”一句交代过去呢？只不过是把长袍大袖改成了上下两截套装这样一件小事而已。

当采用新事物时，中国人的顾虑之深、程序之繁琐，通过《史记》的这段记述风格就能看出来。

司马迁的时代，汉帝国正在与匈奴死斗，儒教正式被奉为国教。除了儒教的名分论之外，战争培养出的敌忾心所产生的“华夷有别”的思想，无疑正在高涨。因此，即使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事，但若只用一行文字来记录采用夷狄风习这件事，恐怕不能服众吧。

第7节：深入理解中日两国语言的语气

深入理解中日两国语言的语气

我曾接待过一位东南亚华侨，当时电视正在播出高中棒球赛，当画面为拉拉队席时，我马上告诉他:“这是A高中的拉拉队席。”

如果不这样说，他就会误以为是B高中的拉拉队席。

为什么呢？因为A高中的拉拉队席所竖着的旗帜上写着“必胜A高！”几个大字。

这似乎是“一定战胜A高中”的意思，所以看起来应该是B高中的口号。

当然，旗帜上写的意思是“我们A高中必胜”，但中国人不会这样理解。

一位有名的日本提督挥毫写下“见敌必灭”的匾额，中国人一见，就侧首思量：一见到敌人，就必定灭亡。

这样理解就不对了。如果自己这方灭亡了，那不是打败仗了吗？

当然，这是想说“见敌必灭之”，即看见敌人一定消灭他。

这样理解就不对了。如果自己这方灭亡了，那不是打败仗了吗？”

因为少了宾语“之”，一字之差，意思就完全倒过来了。

碰到幽灵和鬼这样的情况，经熟练的翻译家之手，问题就会解决。“必胜A高”、“见敌必灭”之类的用法，则似乎更不会弄错。不会有声援对手的拉拉队，更不会有宣扬必败信念的联合舰队司令官。

这类错误出现得太明显了，凭初步常识马上就能明白。

——啊，这是日式语法。

相比之下，刚才列举的“杀”字，它的语感的微妙差距就更可怕。

虽然只是微妙的差距，但误解一旦积累起来就危险了。如果没有察觉到误解，不知会错到哪个地步。

日中两国这对邻居，与其寻求相似点，不如尽量寻找相互的差别，并将差别扩大化，认识到：

——对对方真是一无所知。

这样比较好。

因为使用相同的文字，就认为对方大致会明白。这个“大致”真是不可靠，有时简直是谬以千里。

不了解对方——请从一张白纸的状态开始。当然，这是对两国国民的共同希望。

语言语感的差别，在同一个国家内也存在。

例如，“马鹿”和“阿呆”1，虽然都是骂人的话，但理解的方式在关东和关西各不相同。

在关东话中，“马鹿野郎”简直像说话时的伴奏，随便使用，被骂的一方也习惯了，并不觉得受到辱骂。反倒是被骂作“阿呆”，则会觉得被当作白痴，感到伤心。

相反，在关西话中，“阿呆”出现在极平常的对话中，也不会造成大风波。因为原本的辱骂色彩变淡了，于是要恢复原意，就必须在前面加上一个“多”字，如“多阿呆！”如果不加就没有力度。被叫做“阿呆”没有什么感觉，而被骂作“马鹿野郎”，简直像被骂作畜生一样，有人会勃然大怒。

不过，现在两地都了解各自的习惯，“马鹿”和“阿呆”的语感都差不多相同了。

这可以说是相互理解的成果。关东人被叫做“阿呆”，就会想起电视上的关西场景。“啊，不过是一句话而已”，这么一想就没事了。关西人被骂作“马鹿野郎”，也不会有什么反应了。

能有这样的结果，功劳都应该归于电视、收音机、漫画、小说等媒介。

另外，出于调动工作等原因，人的交流十分频繁，休闲热让旅行者越来越多，这对增进相互理解也是一种帮助。

日中两国的交流很有必要，因为需要以此加深相互理解，消除误解。

再重复前面已经说过的话：

——对中国一无所知。

——对日本一无所知。

日中两国应该回到这个起跑线，重新出发吧。

第8节：没有比日本“歧视”更严重的国家

没有比日本“歧视”更严重的国家

不管在哪个国家，尽管程度也许不同，但都有“引以为傲”的东西。骄傲的结果，是轻蔑他人，这就成为歧视的根源。

在文明国家中，还有比日本存在更严重的歧视现象的吗？

歧视现象的特征是不能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即使受到歧视的人抗议，施加歧视的人也可能会吃惊地说：

哪有这回事，是你们想太多了吧。

这些人并不是装糊涂，而是真心觉得没有歧视这回事。

日本人的歧视意识强烈，是因为他们把血统这种决定性的东西当作区别人的标准。

作为一个岛国，本来异分子就少，对有可能妨害团结的因素，警戒心特别强。

只要有一个人违反白扇的指挥，就会危害到整个军事集团的安全。因此，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异端分子存在。

找出异端分子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确认血统。

闭关锁国的日本，不仅驱逐外国人，连日本人和外国人所生的混血儿都要驱逐，以至产生了《加伽塔拉之书》这样的悲剧。

即使入了日本国籍，没有大和血统的人也不会被认可为“伙伴”。

一个加入了日本国籍的韩国学生，曾因此而绝望自杀，这是1970年（昭和四十五年）的事。白扇向右指，如果有人向左跳，这多可怕，于是要尽量排斥有这种可能性的人。所有的怀疑都指向拥有不同血统的人，如果受不了这种像要撕烂灵魂的视线，只好自杀。

中国统合在文明之下，日本团结在血统之下。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日本的做法取得了成功，所以，对血统的信仰不是那么容易淡薄的吧。

第9节：日本人的“外强中干”

日本人的“外强中干”

不能说日本过去没有伟大的文明。不过，文字、文物主要都是从外国传入的，由此产生的自豪感，与中国人相比，就要大打折扣。

明治以来，日本的进步日新月异，其中一个原因，大概也是没有负担，可以尽情地往前追赶。相比之下，中国人背负着过去的重担，难以卸下，只能迈着沉重的脚步摇摇晃晃一路走来。

自卑不一定是坏东西。有了自觉，才能感到自卑，它是进步的酵母。如前面所说，中国人因为不自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走了很多弯路。

虽然不是坏事，但它以负面形式表现出来，还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对待外国人，以平常心相待就好了，却偏偏紧张起来，有时又有人没来由地自大。特别是在战争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不知为何，曾有一个军人莫名其妙骂我：“你这个外国佬！”

还有一次，与一个O型腿的男子狭路相逢，对方用可怕的眼光盯着我。通常O型腿的人柔道很厉害，我很害怕，便靠边悄悄溜走。据说过去的武士常常会说“靠近必斩”，当时那男人似乎在说：“再靠近就把你扔出去。”

见我逃走，O型腿男子似乎满足了，扩胸挺肩，神气十足地走了。但是，我并不认为那是勇敢，而是一种自卑的表现。那男子肯定是为了扬日本国威，显示出日本男人的气势。尽管如此，也没有必要对路人挥洒爱国心吧。

假如无由地忽然变得粗暴，虚张声势地吼叫，这一定是因为心里虚弱。如果只能用这种行为来扭转局面，那是十分可悲的。

战争时流行的很多东西，从“禊1”这种奇怪的行为到日本文学的浪漫派运动，都是相似的东西。我对日本文学也很感兴趣，有些研究。虽然我生来是个浪漫主义信徒，但对日本浪漫派很失望。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日本的浪漫派有点偏离原旨，时不时暴露出想扭转价值观的意图，光想着惊世骇俗，却没有浪漫派特有的恢弘气象。

实际上，现在不说这些也可以。因为自卑感会随着状况的变化而消失，尽管目前有落后的地方，但只要追上去，自卑感就会消失。

用总理大臣的口吻来说，日本也变成大国了，特别是经济实力不容忽视。金发碧眼的国家，也有些比不上日本的。在这种情况下，自卑感也会消失吧。

确实也正在消失，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表现得很明显。

现在的日本年轻人，面对外国人时不再畏畏缩缩，也不会过度紧张，更不会虚张声势，而是非常自然的态度。似乎是长时间以来作怪的幽灵，渐渐平静了。是啊，他们没有理由再自卑了。

同时，对日本人和非日本人的区别，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分执著了。对我们外国人来说，他们成了更好交往的对象，我们也感到轻松。

我长时间从事贸易工作，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只容许“民族商社”从事对外贸易。即使取得国籍，但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国人，也不能领到进口许可证。这就是血统意识和严格的区别，也就是说，明治时期日本做过的事，现在在一些新兴国家仍在延续。

第10节：自杀的规矩

自杀的规矩

自杀是“形式”——在这点上日本与中国相同

在神主宰的世界，自杀是不被允许的。生命是神授予的，人不可随意处置。但是，在中国和日本，上帝并不存在，人也理所应当地可以处理自己的事。

古希腊诸神酷似人类，自杀是被肯定的。在尊崇人力的罗马黄金时代也是如此，罗马法不仅承认自杀，甚至赞美自杀。

但是，自从基督教的神统治欧洲之后，人的生命就全归于神灵。托马斯·阿奎纳1的“自杀犯罪说”刺中了欧洲人类主义的喉咙。

在中国，自汉代儒教国家化以后，获罪高官自杀的例子数不胜数。自杀已成为一种惯例。

在武帝的父亲景帝时，相当于副总理级别的御史大夫晁错被处以腰斩之刑，这在当时是例外中的例外。

晁错削减各地诸侯的领地，充实中央集权，由此招来怨恨，招致“吴楚七国之乱”。为了安抚叛军，他被处极刑。如果让他自杀，仍不足以平息叛乱，所以不得不杀掉他。

据《汉书》中的《晁错传》记载，当皇帝决定对他处刑时，他并不知情。

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市。错衣朝衣，斩东市……

皇帝为什么要设计骗晁错呢？

如果知道自己被判死罪，晁错一定会自杀。以为是皇帝召见，他着礼服晋见，却想不到被斩于东市。

《史记》中记载：“九卿而罪死即死，少被刑。”

“三公九卿”指阁僚，“罪死即死”是定罪后立即自杀的意思。所以，实际上基本没有进行过处刑。

汉成帝时代，曾有废后获罪自杀的事件。《汉书·外戚传》中记载：“天子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

这么看来，一旦被判有罪，通报的使者会事先带着毒药去。

此外，汉宣帝时代的田延年等人，因某事件连坐，当听见通报的使者到来的鼓声时，立即自刎而死。

自杀已变为形式化。毕竟自杀和形式主义都同样是从无神论之根长出的树木，互相枝叶相连。

这在日本和中国都一样，关于自杀的根源“人类至上”，两国之间存在着程度深浅的差别，这表现在死亡的方式上。

三岛由纪夫的死没有人间气息

三岛由纪夫的自杀，是想以自己的死为“皇国”的将来效力——也就是说，是作为人的一种努力吗？

三岛由纪夫对人类的信任有多深？他对自己信心极强，但他相信别人吗？他绝对缺乏对庶民生活的热爱。在作为遗言的那篇檄文里，他完全没有提及庶民的生活，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不相信别人的人，不会期待自己死后的崛起。因为自己死后，崛起的肯定是别人。

这样看来，他的死不是政治性的死，而是美学性的死，或者说是情绪性的死。

脑袋落地，看起来触目惊心，但他的死没有世俗感，这不光是因为那篇十分空洞的檄文。

没有世俗感的三岛之死，讲究形式，可谓是一种美。

日本武士道认为临死挣扎很耻辱。当然，中国人也赞美从容赴死，但实际上在日本人看来，很多中国人会在死前挣扎。

不过，据说在处刑时，白刃加首那一瞬间，中国人更为干脆。

中国没有“辞世”这一风俗

死前留下“辞世”的优雅风俗，是日本所独特的。

在汉语中，“辞世”即“死”，意味着辞别世间，没有临死前留下歌咏的意思。含有这个意思的“辞世”，是日本人的惯用语。

“辞世”符合美学性的死。写诗也是人的行为，不过，大多是在不再挣扎的心境下写成的。

一直到生命最后都相信人的力量、人类至上的信念，就当然会挣扎。

在吴越之争中，大家熟悉的战国时代吴国名臣伍子胥，被吴王怀疑有异心，获赐“属镂”之剑自杀。死前他叫道：

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这是毒咒。

没有自己，吴国也就完了。到时，用自己墓上生长的梓木做吴王的棺材。把我的眼睛挂在吴国的东门，以见证这个国家的灭亡——这种死多么有人间气息啊。

日本人的自杀与“物哀”相通

与孙子并称为“孙吴兵法”的吴起，在楚国做官，权势极大。在庇护他的悼王死后，平时受吴起压迫的王公大臣们群起而攻之。

这时，吴起跑到宫中，伏于悼王遗体上。追兵当然追上去将他乱箭射死，不过有几枝箭也射中了悼王的遗体。

太子即位后，射杀吴起的人一律被满门诛杀，理由是向先王遗体射箭。

吴起是军事家，临死前也运用了人力，设下计谋向射杀自己的人复仇。虽然不算豁达，但他到最后仍相信人力。如果信念薄弱，就容易中途放弃。

并不是说这样不好。从某种意上说，这也是一种美。

这里我关注的是，日本人虽然和中国人同是无神论者，但对人类力量的信仰之心却相对淡薄。

说得不好听是半途而废，说得好听是“有分寸”。人力无法企及的，就是“物哀”。

同样肯定自杀，并且自杀的人同样很多，但日中两国各自又有区别，这值得深思。

第11节：中国的文人与日本的文人

中国的文人与日本的文人

中国文人基本上无一例外都参与了政治，日本有很多人对这一点颇不以为然。不过，“文章为经国大业、不朽盛事”，中国文人并不认为这句话内容空泛。

读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闻，很多日本人会这样想：为什么对作家们做的小事，要一一鸡蛋里面挑骨头？

“艺术是无赖汉的事。”川端康成在报纸上这样说。

这是出于同样的想法。

无赖汉和黑帮，都是没用的人。松尾芭蕉也把俳谐比喻为“夏炉冬扇”，也是一样的意思。

冬扇对生活无益，和与生活相连的政治也无关。文学也是如此，置于政治之外，这是日本文学的传统，现在仍在持续。

平安时代日本人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是白居易，说到“文集”就是指《白氏文集》。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以及律诗，最后一种是根据诗的形式分类，前面三种都是不拘于音律的古诗。

讽喻诗是进行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的诗，讽刺政治的混乱和统治阶级的堕落，对人民的痛苦给予同情。

闲适诗是隐退或是因病疗养、闲居之时，“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诗，以私生活为主题。

感伤诗是遇事而发，情理内蕴的咏怀诗，著名的《长恨歌》、《琵琶行》属于这一类。

但是，收入《倭汉朗咏集》的白居易名句一百三十八条中，不是闲适诗就是感伤诗，几乎没有讽喻诗。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日本文学多么不愿与政治挂钩。

随着时代发展，武家政权长期当家，日本越来越成为“尚武”的国家。日本本来就是一个军事集团色彩强烈的国家，与文章为经国大业相反，产生了文章应该私下经营的观念。

《方丈记》、《徒然草》之类的隐者文学，作为文章的正道，源远流长，一直影响到现代的私小说。

而且，明治的开国，也没有纠正这种观念。

开国后，大量传入、映衬出日本落后性的，主要是西欧的技术。为了扭转劣势，日本举国大张旗鼓开展了洋化运动。

“和魂洋才”，这个体面的词，指的是奖励技术的洋化。“魂”，也就是精神方面，保持原样即可。

并非是因为优秀才保持原样。精神文化的优劣不像生产技术那样直观，特别是文艺领域，还存在语言的差异。

在鸟铳传入种子岛以来传统的日本，技术的洋化立即与富国强兵联系起来，被这种洋化运动排挤在外的作家们，更加加深了局外人的意识。

日本文学的态度，与其说是反体制的，不如说是常置身于体制之外。

中国的人文主义、文化至上主义必然产生出轻武的风气。“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句有名的俗语就是证据。

在中国，暂且不论局部战争，凡是举国投入的重大战争，一定会任命文官为最高司令官。

被称为军阀先祖的袁世凯，不是军人出身，而是从书记升上去的文官。当时的制度是由逐级升迁当上巡抚、总督的文官掌握兵权，曾国藩、李鸿章也是如此。

中国所谓的文官，翻译成civilian不太合适。魏特夫1曾称之为“非军事阶层”，我认为甚至可以称为“身为文学者的官吏”。

他们通过严格的科举考试，都是会作诗的人。创作能描绘出一个世界，人们尊重有这种眼界的文人，而职业军人则被轻视为战争技术者。

在如此重视文人、相信文章的力量的国家，文学者不可能成为无所事事的无赖汉。就算成为无赖汉也可以，但他必须有为此牺牲的觉悟。明朝的李卓吾（李贽）贬斥一群被称为忠臣、君子的人，反抗当时既成伦理道德。不过他预想到自己的著作会被烧，所以事先给自己的书题名《焚书》，同时也预感到自己会被处刑。李卓吾最终自杀于狱中，这与被杀差不多。

近代被处刑的文人也不计其数。

鲁迅的心爱弟子、《疯人》的作者柔石，在1931年被枪杀；同年，《少年先锋》的文学家李伟森也遭枪杀。写了以农村为背景的名作《流亡》、《家信》等的洪灵菲，1933年在北京被捕处刑。《乱弹》的作者瞿秋白1935年在福建被枪杀。结束战争次年，诗人闻一多在昆明被暗杀，这无疑也是政治处刑。

政治体系即文化体系，因此作家的活动与政治核心紧密相连。每个作家平日都有赌上性命的觉悟。

东方邻国的文人们，同情中国文人的遭遇而发表了声明。但是很遗憾，这些声明未能反映出真相。

在中国，文人就是政治家，文学和政治紧密相连。

第12节：为什么日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为什么日本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战争集团很容易被毁灭。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塞外民族的命运就是如此，很多都不知所终。

只有日本保留了战争集团的形式，生存至今。最大的原因是不以掠夺、游牧为生，而以农耕生活为基础。

蒙古即使建立了元朝，对中国的统治也没能持续一百年。满族统治的清朝之所以能存在二百多年，是因为他们早期是养猪的民族。因而在游牧民族中，被称为“猪倌”，人人掩鼻而过。养羊的游牧民族行动迅速迁徙便捷，但猪走起来摇摇晃晃，率领猪群移动，是想起来就让人头疼的事。所以，满族很少迁徙，过着半定居的生活。这对后来建立王朝过定居生活，有很大好处。

西方经营渔业的塞尔柱土耳其国家比蒙古诸汗国存在时间更长，就与此理由相似。土耳其人虽然在河里捕鱼，不过渔场是固定的，比纯粹的游牧民族定居性更强。

比起养猪和渔业，农耕的定居性更强。

农耕维持着日本直到现在。

长存是造就前面所说的日本人的“保存天才”的一大要素，但并非全部。

正仓院御物能保存下来，不仅是因为日本这个国家一直存在，还有从未发生过严重的破坏运动这一必要条件。

日本很少有大的流血的战争。

托海的福，日本很少与异民族发生战争，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对战争集团来说，什么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团结。

在军扇指挥下行动，如果没有挥扇子的人，那该怎么办？指挥者也有失败的时候。失败的指挥者会被流放吧，到时要立刻找到代替者。但是，由谁寻找代替者？又由谁来授予他实权？

像这样，组织越是有机化，战争集团越是需要拥有绝对权威的首长。

如果一位首长在取得绝对权威的基础上，绝不会失败，而且永远不会被代替的话，他就会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性的偶像。

再次翻开《魏志·倭人传》中著名的女王一段——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

卑弥呼就是绝对的、象征性的首长，立她为王是为了平息纷争、维护团结。

辅佐她治国的弟弟，正是挥扇之人。

白鸟库吉博士认为，卑弥呼是“女巫”，男弟是“男巫”。类似的情况在日本历史上还有很多例子：

天照大神与天儿屋根命、建御雷神；

功皇后与武内宿祢；

推古天皇与圣德太子；

齐明天皇与中大兄皇子。

这逐渐成为一种定势，衍生了天皇与摄政关白大臣、天皇与幕府的政治结构。

一方是偶像，一方是挥扇之人。一方是绝不会被流放的绝对首领，一方有个风吹草动就可能倒台的人。

日本并非没有变革，但是，这种政治结构保证变革不会波及绝对首领。因此，日本从未发生过根本性的颠覆。

日本没有产生过发起颠覆性变革的人，这也就意味着很难出现超人式的英雄，即有变革范围也不大。

因此日本能够预防根本性的破坏，中国亡佚的书也因而在日本被发现并留存，正仓院御物也得以保存下来。‘

第13节：邻人(1)

邻人

醉态

在日本的酒席宴会中，看不到以前那么多烂醉的醉汉了。也许他们只是换了根据地，不再出现在我们常去的地方了。

不论如何，以前在谈到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区别时，一定会举烂醉街头为例。日本人会在街头酩酊大醉，高歌放吟，踉踉跄跄，拉住路人惹麻烦。中国人同样也是人，对酒精的反应应该是相同的。不过，中国人大醉之后，会避免在人前出现，不会大摇大摆地在路上大叫大嚷，而是悄悄走小路回家。

日本人会说，醉了还能那么理性吗？那喝酒还有什么意义呢？

日本人不怕醉了露丑，并以此来夸耀自己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有些中国人也有这种念头。

中国人以烂醉为耻，是从小就开始的。中国人尊重老人，以有自制力、成熟为荣。小孩式的兴奋，只能证明此人是“小人”。因此，类似的情况尽量不要暴露在别人面前。

小孩可以到处乱跑，大人则不能在路上狂奔。

孩子气不一定就不好，成熟也不一定就好。例如，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以其孩子气的狂热，一路狂奔赢得了近代化的比赛。而在同一时代，成熟的中国迟迟没有行动。

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言。在中国人中，也不是没有烂醉的醉汉。有名的例子是李白想掬起映在水面的明月，落水而死的传说。

“不解愁人闻亦愁”，这是白居易的名句。但这是“诗境”的天地，现实中在人前乱醉是一件很羞耻的事。

日本第一次在中国史书中登场，是在众所周知的《魏志·倭人传》里，记载说日本人“性嗜酒”。人大多都好酒，史书中特别记载一笔，那肯定不是一般地好酒，而是非同寻常地好酒。也就是说，喝得酩酊大醉，自古以来在日本就被允许。

不过，如今日本的酒席宴会上醉汉少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日前野坂昭如在一段文章里写道：“最近，很少见人酒后大吐。”

他也发现了这种情况吧。原因有很多，例如警察力量充足，醉汉马上被保护起来了；即使有吐的，也马上被清扫干净了。

又或者，日本人开始成熟起来了？那倒也好。可爱的稚气消失了，但又没有成熟起来，这样的人最难打交道了。

半途而废可不行。衷心祈祷日本人不要吊在半空中半上不下。

例外

比较是一种容易理解的说明方法，但危险的陷阱就隐藏在周边。特别是在比较集团时，陷阱密布，不可疏忽大意。

集团也和个人一样，各有各的性格。但是，也有例外。只是有时例外是千分之一、百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有程度之差，处理时所费精力自然有所不同。不论如何，如果夸大一个例外，把它当作集团的性格，就会落入陷阱。

第一次到某地的旅行者，对当地的印象一般很鲜明，能意外地抓住要害之处。我很喜欢读他们的游记。只是，前面提到的例外现象，会被误解为一般现象，因此要格外注意。

1860年（万延元年）来到日本的英国植物学家福琼1，在江户肉铺的店头看见挂着猴子肉。

猴子被剥了皮，跟人类种族如此相近，让人感到很不舒服。也许日本人认为猴子肉很好吃。

他的游记中这样写道，看来他误以为日本人喜欢吃猴子肉。肉铺里有猴子肉，这是福琼亲眼所见，没有错。但喜欢吃猴子肉的日本人，也只是极少数。

说到猴子，有些日本人相信中国人会割下活猴的头吸食脑髓，把小家鼠渍蜜生吃等。不能说没有这样的人，但即使有，也是极少数的例外。

日本兵曾一度十分精锐。日本兵问中日战争中被俘的中国兵：“怎么样，还有力气再战一次吗？”

中国兵回答：“如果是101，再战几次都行。”

日本的101军团以东京的召集兵为主体，不是很强。新剧的友田恭助2属于这个军团，战死在吴淞。这么说可能会被101的退伍军人斥责，这个部队可以说是日军中的例外。

中国人宽容而有耐心，湖南人却从屈原开始，就是不知妥协的顽固者，血气旺盛。

听某位华侨老人讲过，他年轻时，作为电器技师去湖南某地赴任，坐人力车从车站到市政府时，路很难走，坡道很多，花了很长时间。因为刚到新岗位，他很在意时间，催车夫：“快点。”

车夫站住扔下车把，回嘴道：“我来坐车，你来拉，看看能不能快点。”

“好好，慢慢走也行。”他大惊之下道歉，对方却不听，绝不妥协。据说，年轻的电器技师最终只好拉着人力车走。

湖南人口很多，这类人就算是例外，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毛泽东、刘少奇就是湖南人。

盆栽

学生时代不知在哪儿读到过“盆栽式精神”这个词，当时记得自己作为一介少年，觉得这个词说得真好，十分佩服。自己的词汇贫乏，一旦碰到稍微不寻常的表达，就马上被迷惑了。

小巧?致，处处用心，但没有自由奔放、突破传统、野性不羁的趣味——我认为“盆栽式精神”这个词是形容这种性格的。

而这种性格正是日本式的。

《世界大百科事典》的“盆栽”一词的定义是：

将草木植于小器物，利用其生长能力，进行适当的培养和矫正姿势，维持其生命，表现“自然美”，更表现出“超越天然自然的自然美”，使之作为室内观赏物的由日本创始的艺术品（平凡社《世界大百科事典》）。

这与“盆花”不一样。盆花是为了欣赏花、草木的“植物性”，“盆栽”则是为了从中找出“自然美”。三十厘米左右的小树，能让人联想起冲天大树等各种自然景观。

如《世界大百科事典》所说，我也一直以为这是日本创始的艺术。

中国有盆花倒是知道。我祖父们是爱兰痴，家里都是兰花，因为家里地方小，盆花一盆挨一盆摆着，这样就只能欣赏植物美。要从盆栽的兰花中看出自然美，还是看单独一盆比较好。

最近，因为需要，我看了《秘传花镜》这本书。这是清初出版的中国园艺书，日本也有译本。其中的“课花十八法”列举了园艺的十八个秘诀，其中第十五项的题目是“种盆取景法”，直译就是“种在盆里制造景观”。既然是景观，那就超越了植物美，追求自然美。

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最近，在江苏，出现了一种如云林山树充满画意的盆景。”很明显，盆景的精神是从一盆之中看出自然美。

因此，日本创始盆栽的说法存在疑问。

日式盆栽也许是日本创始的，但盆栽并非只有日式。认为盆栽是日式的东西，其实不然，日本以外也有，这种情况也很多。

伊达亚·卞达森的《日本人与犹太人》成为畅销书后，大家过度关注日本人和什么人不一样的差异点。我也随大流，写了不少这种文章。大的方面说不好，我认为与差异点相反的相似点也需要举出来。

指出百科事典认为是不同的、独特的东西实际上是相同的、相似的东西，对发现共通的基础来说，也是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忘却

忘却是件好事。记住每件事很耗费精力，而且容易忧郁；忘了，脑子就清爽了。

关于忘却，日本人比中国人，甚至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更为擅长。所以，见英国人、荷兰人还记得三十多年前的战争恩怨，砍掉手栽的树、往车上扔鸡蛋，日本人就大吃一惊，摇头感叹：“真是想不开。”

但是，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忘却之快，才令人吃惊。

例如，A级战犯当上总理大臣，是在战争结束刚十二年的昭和三十二年（1957）。同样是战争罪人，现在仍作为政治家发挥影响力的也不少，这种事实才令人吃惊，令人摇头。

中国人骂人“忘八”是最严重的话。有时也写作“王八”，忘了“八德”，也就是不知羞耻。“八德”是——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在后面加上“蛋”，就是“忘八蛋”，这已经是骂得最厉害的了。

从这能看出，中国人是如何的轻视忘却。与认为牢记在心很麻烦的日本式想法，有很大差别。

流浪诸国最后回国即位的晋文公等，就是代表的例子。偷看了流浪中的他入浴的曹共公等人，后来受到讨伐。他半开玩笑地说：“给我土，就是给我土地。”吞并了老农赠土之地。恩怨必报是为人之道，不可忘却。忘却也得分对象，一般来说，忘却被认为是恶德。

说些题外话，刚才提到的骂人的“忘八”，有时也指乌龟。据说母龟会和蛇交配，名声不太好。隐晦地称妓院的主人为“乌龟”，也和这个传说有关系吧。

日本认为龟是长寿的动物，与鹤一样象征吉祥。在中国虽然也是如此，但龟并非惹人喜欢的动物。在有中国人的情况下，如典礼用品等的纹样，还是避开龟比较好。

当然，日本也有“出齿龟”（色狼）的说法，很难说龟的形象都很好。背着硬壳，藏在壳里，阴沉沉的龟，似乎没有人气。

南瓜

在日本，南京豆、南京锭（荷包锁）、南京虫、南京玉、南京缎等，前冠地名南京的词很多。这是因为日中两国的往来中，过去南方比北方更频繁。去往长崎的唐船，大多从宁波一带出发，也就是江南，其中心为南京。因此，南京成为中国的代表也不足为怪。

明治初期，神户有叫做“南京姑娘”的女性，不是指中国女性，而是被中国人所围绕的女性。直到昭和初期，中国人都被称为“南京人”，我也被这么称呼过。

在前冠南京的名词中，“南京虫”是最不讨人喜欢的，这种虫是否真是从中国而来，有点可疑。南京虫即臭虫，原产地是南亚。同样的，从泰国、印度进口的外国米也被叫做“南京米”。我曾听老人说，南京虫是跟着南京米的袋子一起来日本的。

说到南京，让人想到的是海那边的地方，但不是西洋，这个词被扩大范围用来形容本朝没有见过的珍奇事物。

南京豆就是花生，原产地为南美，中国没有。明末博物学的集大成之作、李?珍的《本草纲目》（1590年刊）中也没有记载。清代乾隆年间，也就是到了十八世纪，才在各书中散见其名。《福清县志》记载了到日本布教的僧人应元，把花生的种子带回福建种植。如果是这样的话，花生就不是源自中国，而是“日本豆”。

南瓜也有个“南”字，但如其英文名所示，它是从柬埔寨传来的。但是，中国人却把南瓜叫“倭瓜”。从“倭寇”、“倭人传”等用例来看，“倭”字意味着日本。

在诸桥辙次编纂的《大汉和辞典》中，把“倭瓜”解释为“真桑瓜”，越解释越麻烦。本来地理、时代不同，地名也不同。像玉筋鱼（ikanago），有些地方也叫做hisugo、hinago。现在中国把真桑瓜叫做“甜瓜”，别名“梵天瓜”。这么看来，原产地是印度，不论如何，都不是从日本进口的东西。

中国人骂人的时候说“倭瓜脑袋”，直译就是“南瓜脑袋”，意思是“笨蛋、不利落（坑坑洼洼）”。甜瓜没有坑坑洼洼，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倭瓜（日本瓜）肯定是指南瓜。

斗胆说说我这个业余人士的考证，我认为这个“倭”可能是同音字、表示洞穴的“窝”的转用。那么，语源就不是原产地，而是来自其形状“坑坑洼洼的瓜”。不论语源来自何处，现实中它被叫做“日本瓜”。

看来中日两国都想把这个坑坑洼洼的丑陋的瓜推给对方——“这是你们那儿的瓜”。在吸人血的虫子、难看的东西前面，冠上邻国的名字，这种互相抹黑的事还是少干为妙。

医术与天文学

中国的针灸麻醉，现在成为一大话题。

日本也掀起了一阵中药热。实际上，自明治开国以后，日本的中药就被弃之如敝履。

日本人采用新东西之迅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抛弃旧东西之迅速。

关于日本的飞速近代化，有很多原因。不可否认，明治以前就有底子。

要早日实现近代化——敲响警钟的人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这些人都是对西洋有所了解的人。

在闭关锁国的日本，读着横排文字，虽然不很明白，却多少了解外国情况的，不用说是西医。

那么，在同时代的中国，就没有了解外国情况的人吗？

并非没有，还是有少数人读横排文字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医生。

从明到清，德国耶稣会僧人汤若望在北京建立了天文观测机构，把西洋的天文学著作翻译成汉语，最后当了钦天监（天文台长）。因为这层关系，在研究天文学的学者中，有读横排文字的。

一年到头看着天计算。所谓“天文历算”的人，看起来像仙人，对世俗毫不关心。好不容易读了横排文字，对外国有了了解，他们也不会敲响警钟，启蒙世人。肯定是嫌这种事太俗了。

这么说有点失敬，在日本的政府部门中，最没有权力的，也是气象厅。

相对而言，医生与活人打交道，对社会、政治的兴趣也比较农。因此，医生中有政治权力的人很多。看看武见太郎1先生的例子就知道了。因为医师会的压力，国民也开了眼。

开国前夕的“外国通”，在日本是医生，在中国则是天文学家，考虑到这一点，就能明白日中两国近代化起点的差异。

中国人在天文方面还好，对于有关人命的医术，不愿轻易相信“红毛外夷”的手段。

因此，在日本基本上已被弃用的中药，在中国与新的西洋医术并存，研究后继有人。

这种不干脆的放弃，才造就成了针灸麻醉这一杰出成果。

放弃得干脆不干脆，有好有坏。这样来说，长短相补的日中两国国民，在东亚比邻而居，真是上天的调配。

潇洒

很久以前，常见到旅行包底下安装车轮，可以拖着走。

凹凸不平的道路、楼梯等不用说，车站、机场大厅等地方，基本上不需要力气就可以搬运。购物也用上了有车轮的购物篮。

第14节：邻人(2)

真是巧妙的设计。

我有过满头大汗提着行李的经历，所以总觉得损失了点什么。

搬运东西的方法，这种基础的设计，现在依然能让人眼前一亮，不是有点奇怪吗？

要装上车轮，让旅行包着地，就必须把旅行包设计成竖长形。于是产生了新的创意，打破了横长形的旅行袋的既成观念。

搬运东西，通常是手提或是背，用头顶的方法已经弃用了。

头顶东西，两手就有空。我没有用头顶搬运过东西，所以不知道此间的疲劳程度，身体上一定不轻松。用手提手会酸，用肩背肩会疼，不过感觉相比之下，还是消耗能量少。

《孟子》里说：“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颁白”就是半百，指头发半白的老人。“负”就是背，“戴”就是头顶。

老人背负或是头顶东西搬运，年轻人出于敬老精神，马上就会接替，所以路上看不到肩背头顶的老人。

从这句话里也可以看出，中国过去也把东西顶在头上搬运。

不知何时，这种风俗消失了。日本也很少还有，东亚只有朝鲜还残留着这种风俗。也许是用头顶需要很高的技巧，朝鲜人的平衡感很好。

不过，我倒认为，体态的问题是个大原因。头顶着东西，必须不断保持平衡，不能摆出自己喜欢的pose，形式主义者一定不喜欢。

希望自己潇洒，不论东西，都是相通的心理。注意到对方认为什么是潇洒的而行动，是邻人之间的礼仪。

自从在车站看见装有车轮的旅行包后，过了很久，也没见更多的人使用。大概是感觉有点横行霸道，不太好看。

不过，最近开始流行故意扮邋遢。例如，很多人不系好腰带，或踩着鞋后跟，像穿拖鞋一样。

带车轮的旅行包，大概马上也要爆发式地火起来吧。

想象力

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还能自由展开空想的翅膀。当时盛行自由言论，被称为“百家争鸣”。特别在南方，此风盛行，产生了《庄子》、屈原的《离骚》等想象力丰富的文学作品。

但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集权国家，其后的汉代定儒教为国教，想象力逐渐被视为异端。

毕竟儒教的姿态是“述而不作”，如《论语》所说——严格禁止虚构。依实叙述事实，重视将前代传下的东西原样交给后代。

唐代男子有三大生存价值，第一是通过最高级别的考试科举，成为进士；第二是娶名门美女为妻；第三是记录历史。

在科举及第者中，只有成绩优异的人，才能成为翰林院编修，参加编纂史书。这是一直延续到清末的规矩。

编纂史书是记录事实，是很重要的工作。小说是虚构的，所以一直被轻视，直到鲁迅登场，它才成为文学的主流。

过去中国的小说，被认为是二流以下的文人的工作，那些人也似乎心怀愧疚地写着。读的人也偷偷在书桌下躲着看，就像现在的人看黄色小说一样。

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历史记述和诗歌创作。不过，在诗的世界，排斥虚构的气氛也很浓厚。以“月落乌啼霜满天”闻名的张继的《枫桥夜泊》，也被宋朝的欧阳修等批评为违反事实，据说结句“夜半钟声到客船”是不可能的。当时为了不妨碍居民休息，日落后寺院是禁止撞钟的。“夜半”就是深夜，不可能听到被禁止的钟声，所以张继被批评不该如此写诗。

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从《源氏物语》以来，就大方承认虚构。战争中的《爱国进行曲》里有一句“旭日高高放光辉”。

仔细想想，旭日就是早晨的太阳，不可能高高挂在天上放光芒；刚升上水平线或地平线的是旭日。日本最近用“高“来形容勇壮，大家都默许而不觉得奇怪。想象力也是有限度的，有时超过了界限，如歌谣里唱道：“叼着烟管吹口哨”，叼着烟管能吹口哨吗？我倒想实验一下。

这本是形容潇洒，可以原谅，确实传达了那种感觉。不过，中国人听到这歌词，肯定会歪着头想一想，不紧不慢地说：“不可能做到，歌词错了。”

第15节：邻人(3)

跟以“述而不作”为座右铭的中国人打交道，要避免太写意的表现，否则会招致不必要的误解。

啊，麻将

明治以来，日本和中国的交往忽然变频繁了。当时来日本的中国人，看见本来在自己国家已经灭亡的东西，在日本还好好保存着，大吃一惊。

和服就是如此。合襟系带，上下一件，是中国古制。经过清朝满族的统治，失去了这一传统。现在说的“唐装”，是满族的服装。

将食案举至眉高搬动的风俗，是中国的古礼“齐眉”——与眉一般高，但在中国早已灭迹。中国餐厅的服务员，漫不经心地端着盘子，“哐当”放在桌上。在日本，去有些名堂的地方，现在还能看到“举案齐眉”。

不光是旧传统，较新的中国原创，在中国消失了，但日本还保存着的，还有麻将。

在中国内地，似乎麻将牌的声音已经消失了。

香港还很盛行，不过他们用的麻将牌比日本的大几倍。

本来麻将是中国宫廷，而且是后宫，相当于日本的大奥想出来的游戏。大奥的女性不事生产，唯一的男性——皇帝能力有限，一年到头很是无聊。要打发无聊的日子，一般的游戏可不行，必须是十分有趣的。而且，时间很充足，可以慢悠悠地打出大牌。

到了日本，麻将变成了目不暇接的忙碌游戏，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偶尔有人拿着牌陷入沉思，其他的人就不耐烦地抱怨：“喂，你打乱节奏了。”

日本的和服也是中国的古制，但并非完全相同，而是按照日本风俗进行了修改并保存下来。特别是腰带，完全变了样。

中国的腰带叫做“绅”，长长地垂在前面结起来。腰带系得好的人，就被称为“绅士”。

日本的腰带本来是前垂的，后来就挽到后面，变成了现在这样。

因为有这样的先例，本来是悠闲享受的麻将，到了日本，像赛跑一样变成快打，也没什么大问题。

中国人拒绝麻将，是因为它与赌博扯不开关系。牌的形状，有筒子、饼子，是有洞的铜钱形状；索子是穿过钱孔的绳子形状，万子更是直截了当。反正后宫出身都不健全，铜臭味挥之不去。

不过，在中国的游戏中，麻将是最新的，以前并没有传统，舍弃了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实际上从清初开始，就传说后宫在打麻将。如果属实，那麻将就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后宫是个封闭的社会，因此麻将没能传到外部。

另一个说法是，在义和团事件中，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室成员逃往西安，宫女四散逃亡，因此这种游戏得以在民间流传开来。义和团事件发生于1900年，与二十世纪的钟声同时，温室养育的麻将被投入人世的汹涌大海。如果这么看来，在后宫发展起来的麻将，还真是在短短七十年间坚韧地成长起来了。

我小时候，家人拥有的麻将是每人手上十六张牌，有“春夏秋冬”这几张没用的牌。现在日本的麻将毫无例外都是人手十三张。

香港和台湾既有十六张的，也有十三张的。十三张的说不定是从日本反输出的。

不论何时，日本人只按需选取，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日本的国民性。自古以来，日本的口号都是：“追上去！”一边吸收中国、西欧的文化，一边这样想。一副慢性的落后国家姿态。

从没有想过“让别人赶不上”，也就是从来没有领头的经验，只是常常瞄准第一名。

要追上就要轻装上阵，没有万事俱备的奢侈余地。例如明治以后，日本把富国强兵放在第一位，其他关系不大的都被放在一边。这是重点主义的表现。

因此，虽说只是麻将，但跟游戏本质没有太大关系的惹麻烦的牌就被清理出去，抓重点，就产生了十三张牌体系。

麻将牌中的“白”、“发”、“中”三张的由来，众说纷纭。

“白”是白粉，绿的“发”是绿色的青丝，红“中”是红唇——有人说代表了宫女的容貌。

我倒觉得更像是出人头地的途径。

“白”是无地，无位无官，无财产。中国人把拥有财富叫做“发财”，“发”是赚钱。“中”是“考中”，也就是考试合格，成为官吏资格最高位的进士。

第16节：邻人(4)

所以就必须按“白”、“中”、“发”的顺序排列。穷书生通过学习考试合格，做官后受贿发大财，这是正常的途径。

不过，通常都按“白”、“发”、“中”的顺序叫。也许是想要赚到钱后行贿，像日本医学部那样顺利及格吧。

其他的牌要么表示钱，要么是穿钱的绳子，要么是数字，麻将真是一种现世的游戏，是后宫之人如笼中之鸟，羡慕红尘世界发明的游戏。如果真是这样，其起源真是令人悲哀。

商标

牛肉从中国买便宜，但怕有病，日本政府长期不许进口。

但这东西战前就进口了很多。把活牛装在船上，在神户靠岸，送去屠宰场。上货地点主要是青岛。

这是先父告诉我的，大概是大正末到昭和初的事。青岛牛的供应商团来神户视察，当时还年轻的父亲曾当过他们的导游。

参观牛的卸货、收容地点、饲料、屠宰场，这些还好。到参观批发店、零售店时，青岛的中国牛供应商就不高兴了。本来是自己花尽心血饲养，满怀自信可以说是青岛牛最优质的牛肉，被当作“神户牛”在卖。

“为什么？”我父亲是海产品商，对牛完全是外行。被这么一问，无言以对，好不容易回答说：“不太清楚，不过神户是个都市，不可能饲养牛。大概是在神户屠宰的牛中最高级的叫做‘神户牛’吧。也就是说，‘神户牛’不是表示产地，而是表示等级吧。”

对方指着零售店的盒子说：“那这也是表示等级的吗？”

里面有个角落竖着“青岛牛”的牌子，摆着肉屑一样的劣等肉，价钱也非常便宜。

“这绝对不是青岛的牛。”专业的供应商这样断言，应该没有错吧。

如果表示等级的话，标上一等、二等等数字就行了。为什么随便把“青岛”这个地名，而且是牛的产地名用来表示劣等品呢？

青岛牛的供应商们为此生气也是理所应当的，他们群情激奋，坚决抗议。我父亲仅仅是个导游，对进货的日本人是怎么处理抗议的，不是很清楚。

同行的团长对送他们回国的父亲说：“日本人买东西好像是买商标，并不是买里面的东西。”好像还没有释然。

“如果不吹嘘是‘神户牛’，在日本多好的肉也卖不出高价。青岛的好牛，也正是贴上‘神户牛’的标签，进口时才能给你们好价钱。”——似乎日本的进货商这样说服了青岛的供应商。

团长上船前，对父亲挤挤眼，补充说：“中国人不管贴着什么商标，都要看了里面的货才买。”

日本人无法抗拒商标——另一方面显示了日本商标的威力，看来似乎已经深入他们骨髓。

日本人无法抗拒商标，这并不是在说日本人的坏话，而是证明日本人到现在为止是何等的幸运。

日本的权威是永恒的。万世一系的皇族不用说，法隆寺和正仓院，也是很好的例子。

只有在这种世界，商标才能发挥威力。相反，在权威目不暇接交替的世界——今天的宰相明天就会被放逐，昨天叛军的首领今天当上皇帝的世界，商标很难有说服力。

真的是这样吗？即使是真的，到明天还行得通吗？还是不要贸然出手。

于是就犹豫起来。

一般而言，说日本人容易相信商标，这倒是一种赞辞。大正时代，因为本国革命，一群白俄人亡命日本。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行商走遍日本全国，背上背的大包裹里，塞满了三流的呢绒。

“这是俄罗斯呢绒，便宜卖。”白俄行商这样说，就有人以为这一定是舶来的呢绒，于是就被金发碧眼的家伙的商标给骗了。托他们的福，国产呢绒卖出去很多。

最近，意大利人也在用这一手。

不过，在白俄人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做同样的事了。背着日本产的、而且是小企业的绢织物行商，解开包，摆出物品，“这是重庆的绢，便宜卖啦。”

大正以前的中国人，剃头，留着辫子，长长地垂在脑后。只要是这副模样的，毫无疑问是中国人，他们拿出的东西，也一定是重庆的绢——日本人都是老好人，一看见辫子这个商标，就相信了。

第17节：邻人(5)

对商标的抗拒力强还是弱，是个程度问题。

从十三世纪到十六世纪，骚扰朝鲜和中国沿海的日本海贼被称为“倭寇”，让人闻风色变。“倭”就是日本人，厉害非常。一说“倭寇来了”，不光是平民，连官兵都不战而逃。

但是，中国史书却说：

真倭（真正的日本人）十中一二。

大部分是中国人剪发椎髻，扮成日本人。一看见椎髻，对方就会逃，这身装扮太有用了。椎髻这个商标，在对商标有抵抗力的中国，看来也通用了。

在明治大正期的“重庆绢商”中，也许也有留辫子的日本人。

最近，可以染发，贴上眼膜让眼睛变成蓝色，通过整形手术变成金发碧眼；男人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女人。要时时刻刻当心商标啊！

清早

有人说圣诞节并非耶稣的生日，而是冬至的仪式。

冬至通常是12月22日或23日，是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到冬至为止，白天变短。但是，过了冬至，白天就不会再变短了，从第二天开始，每天变长。

最近才出现了“深夜族”这个词，这大概是因为电费太便宜了。

以前灯油很贵，所以夜里很晚才睡是很奢侈的。太阳一落山，连灯都不点就早早睡觉了。日没闭门，早上和太阳一起起来——这是日常生活。

太阳出来的时间短还是长，习惯人工照明的现代人也许没有注意。但对过去的人来说，只有有太阳的时候才能过日子。白天的长短，是有关生活内容的重大问题。

要充实生活，让生活更丰富，只有早上早起，把清晨的时间也利用起来。

在中国，“王朝”、“朝廷”、“朝贡”、“朝政”、“来朝”等，有“朝”的词很多，都与政治相关，这是因为政治从早朝开始。调查一下清朝军机大臣的上班时间，竟然是清早四点左右，这样可当不了“深夜族”。

对过去的人来说，白天长，是件多珍贵的事，现代人无法想象。

以冬至为界，白天慢慢变长，人们一定会感到是上天送的礼物。

在日本，确实有些地方也有这样的传说——冬至时弘法大师会挨家送东西。

大师也好，圣诞老人也好，总之，从这一天开始，白天不会再变短，这是对上天赐予的礼物的朴素感谢。

冬至和圣诞节只相差数日，习惯和传说也很相似。

中国人到了冬至，有吃营养价值高的美食的习惯。大概也是出于前面所说的感谢之心，同时，也蕴涵着从这一天起就越来越冷、要吃点好东西增加抵抗力的生活智慧。

曾经看到过外国的报道，有一段写道：“夜晚的街道很黑。”以此判断该国文明度很低。

不光是“深夜族”的文明才是文明。有些地方晚上街道黑暗，大清早曙光微明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鲜活的生活，那里也有健康的文明。

中国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早上都起得很早。正是在这种地方，“长夜之宴”才显得奢侈可贵。

把是否有夜生活当作评价文明的标准，十分可笑。

相互尊重生活方式，是友好的第一步。

“昭”字

“昭和”这个年号也迎来了第47年，超过日本最长的年号“明治”（45年）两年，正创造着新纪录。

中国有两个超过60年的年号——清康熙（61年）和清乾隆（60年）。汉武帝在位53年，期间使用了11个年号，这也是同一皇帝在位时改元的新纪录。关于年号时间的长短，中国第三位长的是明万历（47年），与“昭和”一样长。

不过，仔细想一想，现在世界上有年号的，只剩下日本了。

中国宣统三年（1911），清朝灭亡，改制共和，不再有年号。现在中国以西历纪年。

直到本世纪中期，越南名义上称“保大几年”，但实际已经废止年号了。

朝鲜的李氏王朝1910年灭亡，年号是隆熙四年，和王朝一起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国家分为南朝鲜和北朝鲜，各自独立，年号未再度启用。

虽然还有异议，但普遍认为，日本的年号自大化改新的大化元年（645）开始，一共使用了250个年号，包含南北朝时期两朝的年号。日本只有南北朝的60年间，同时使用不同的年号。中国不止有同时使用两个年号的，还有同时使用四五个年号的。因为分裂时期很多，所以从汉代开始的年号，到最后的“宣统”，一共有650多个。

第18节：邻人(6)

昭和的“昭”字，笔画少，发音响亮，意思也好，会让人认为应该经常被用作年号。实际上，在日本的250个年号中，使用“昭”字的，出人意外地只有“昭和”。

年号里有“和”字则很多。用作第一个字的只有“和铜”，用作第二个字的有“享和”、“元和”、“仁和”等，多达十四五例。

中国也经常用“和”字作年号。“和平”用了三次，分别在后汉、前梁、北魏。在中国，以前用过的年号，再用也没什么关系。用了四次的年号有“中兴”、“永康”、“永平”、“建元”、“太始”五种，用了五次的年号有“永和”、“甘露”、“建兴”三种。另外，“永兴”用了六次。

不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年号中用得最多的字是“永”，这是祈望王朝永远持续。

那么，中国年号有没有用“昭”字的？一查，看来只有前汉元帝的“建昭”（前38—前33）一次。

没有调查朝鲜、越南的年号，现在只知道中日两国很少用“昭”字做年号。理由不得而知，有一个说法是“昭”字口上有刀，字形不好。

但是，中国的皇帝、皇子也常用“昭”做名字，“昭”字只是和年号比较没缘分。

姓谈

日本到底有多少个姓？

大概要以万来计了吧。总有电视节目猜奇怪的姓，似乎永不间断。

中国有“百家姓”之说，姓的数量有限。天下的人民是“百姓”，不过实际上比“百”要多，但也不到“千”，大概有五百多吧。

不论中国有多少姓，相较而言，日本姓的种类更加丰富。

在日本，通常结婚后女方随男方的姓；但在中国，结婚后女方还是保持自己娘家的姓。

孙文的未亡人是宋庆龄，其妹宋美龄是蒋介石夫人。毛泽东夫人是江青（这似乎不是本名），周恩来夫人是邓颖超。在中国，只是生出来的孩子随父姓。

中国又有“不娶同姓”的原则，十分严格。留在日本的华侨也很少有同姓结婚的。

近代科学表明，近亲结婚不利于优生学。一定是从经验中发现了“不娶同姓”这一规律。

如前所述，姓的种类少，同姓的人口就多。王、陈、李等姓，各有数千万人口。因此，虽说是同姓，却几乎没有血缘关系。我和陈毅、陈伯达等人应该没有血缘关系。

不过，如果我的妹妹和姓江的人结婚，儿子的姓就是江。这时，我和这孩子的血缘关系很近。尽管如此，由于不是同姓，似乎可以和我的孩子结婚。这是个很大的矛盾。

不论如何，在恋爱前，要先问对方的姓，很是不便。这也就不能一见钟情了。

同姓不一定是血亲。倒是前面所说的虽是异姓，但血缘关系密切的人结婚更不好——理由都懂，但禁忌历史久远，现在依然存在，法律并未禁止。但直到现在，同姓结婚仍然很少。

拘泥于姓，是因为意识到其重要性。这是受以“家”为中心的儒教思想的影响，“家”拥有的力量太大，即使嫁给别人，也不会改姓。

大家熟悉的国姓爷郑成功，被赐皇家姓“朱”，但他并不自称“朱成功”，依然用郑姓。即使是皇帝赐姓，本姓也不能轻易改，这和结婚的女性一样。

近代中国煞费苦心地想脱离儒教体制，“家”的问题也与此相关。

不论如何，“不娶同姓”的禁忌，实质上会消失吧。不过，女性保持娘家的姓，是尊重个人的独立，应该不会改。

旧风俗在新的时代也通用，这是一个好例子。

不论是双字还是单字

森欧外在《寒山拾得》中说，闾丘胤（写《寒山诗集》序的人）姓闾，名丘胤。人并非神，欧外也会犯错误，实际上此人姓闾丘，名胤。

中国人的姓大多是单字，极少例外的也有双字，叫做复姓。闾丘就是复姓。其他还有《史记》的司马（迁）、《三国志》的诸葛（孔明）、唐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金瓶梅》的西门（庆）、《滑稽列传》的东方（朔）等复姓。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还是很少。

第19节：邻人(7)

江户中期的儒学家荻生徂徕，沉醉于中国文化，仿照中国的单字姓，自名物茂卿。荻生家是物部氏出身，所以姓物，有点勉强。

也有减一字的。日本南画的开拓者彭城百川自称“彭百川”，但是，中国宋代也有文人叫彭百川，这就变得有点麻烦。

日本人赖山阳的“赖”是真姓，本是大学总长的吴氏（吴文炳氏，日大）、新闻学的何氏（何初彦氏，东大）、会社会长的庄氏（庄清彦氏，三菱商事，已故），都是如假包换的日本人。

神户有个著名的医生叫刘外科，华侨学生以为是中国人，前去募捐，对方拒绝了——“我是日本人，应该是过去归化的。也不能算是没有缘分。”

“林”这个姓，中日两国都有很多。查林姓中国朋友的电话号码，按lin来查，查不到；按hayashi1来查，基本上能查到。

明朝灭亡时，不少中国人逃亡日本，归化日本。其中有保持原姓的，也有学日本人改为二字姓的。

江户初期尾州藩的归化人曹数也，用了“平尾”这个姓，把“尾张”的“尾”和“松平”的“松”合在一起。此人成为茶道一派的创始人。

归化人也有以出身地的地名为姓的。陈氏一族出身河南省颍州，归化日本后改名“颍川”的不少。例如，江户初期的名医颍川入德，本名陈明德。也有把这个姓变为更简单的“江川”的。

姓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差别并不大。

关于姓，中日两国存在一个决定性的大差异。

日本人大部分过去没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阶层，平民中只有一些特别的人被允许有姓带刀。所有人都有姓，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事。

日本人喜欢设阶级，热衷于设置不同的身份，以前也曾经提过。姓的有无，可以说是最极端的例子。

姓表示家系，日本直到百年前，还不承认平民有家系。这太过分了。中国自古以来，连乞丐都有姓。

运动名

“乒乓”这两个奇妙的字和pingpang的读音，自1971年的“乒乓球外交”以来，名声远扬。

中日双方在乒乓球上争夺世界霸权，也许是用筷子的民族比用刀叉的民族手巧。不过，中国的乒乓球变得厉害，不是很久远的事。也许是因为乒乓球可以在短短的休息时间内，在不大的地方进行，新中国成立后得到特别推广。

在此之前，中国人喜欢的运动是篮球和足球。

“笼”和“篮”都是篮子，但在中国，“笼”是指鸟笼或者蒸笼这种有盖的篮子，“篮”是指蔬菜篮、花篮这样没有盖的篮子。要把球投进去，有盖可不行，所以就成了“篮球”。

笼城、参笼1都是封闭的，灯笼也有盖。摇篮写作“摇篮”，没见过有盖的摇篮。

足球在日本叫“蹴球”，在中国叫“足球”。有时也会用脚像玩杂技一样操控球，还是叫足球比较合适。

野球在中国叫“棒球”，因为用棒打，所以叫这个名字。但不光是打，还要扔和跑，似乎还是日本叫“野球”更胜一筹。

Softball日语用了英语音译，在中国叫“垒球”。Badminton日语用英语音译，在中国叫做“羽毛球”，而音译叫做“拜敏顿”。

Rugby日语没有译语。中国人不太喜欢这种抱住对方、掀翻对方的粗暴比赛，基本上不玩。只听说在日本留学时玩过的少数人，在台湾组建了队伍，指导后辈。那么，他们是怎么翻译的呢？翻译得相当巧妙，叫做“橄榄球”——球的形状确实像橄榄。

Hockey是“曲棍球”，因为是用弯的棍棒打球。另外，也用音译“霍盖”。此外，IceHockey也叫“泳球”。

Tennis在中国叫“网球”，这和日文的“庭球”一样，听起来很优雅。

在中国，庭院一般叫“院子”。“庭”也有“院”的意思，但指“法庭”的时候更多。“庭长”不是指园丁的父母，而是法官。“庭警”不是公园警备员，而是法庭上的巡查员。因此，如果译成“庭球”，就有点沉重，所以避而不用。

既然说到了审判，那就再提提球赛的裁判员叫做“球证”。

第20节：邻人(8)

这样列举下去，会让人觉得怎么回事？全都不一样。不过，中日双方也有保持一致用同一个名的，那就是“排球”。

拿手好戏

在日本独特的风俗中，本来从中国传来的很多。

相反，看起来很相似的，却不是传来的而是本国独特的东西也很多。同样是季风地带的农耕社会，虽然各有各的风俗，但当然也有些类似的地方。

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里的很多内容翻案自中国小说，只有《吉备津的釜》、《蛇性之淫》以及《梦应的鲤鱼》等似乎比中国的原创还要描写得精彩。

从别处借来主体，再加以打磨，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这并不是件坏事。

立春的前一天叫“节分”。驱鬼的风俗，也是从中国传来的。中国叫做“打鬼”，要进行三天，带着长角的动物假面的怪物，在人群中手舞足蹈。

在日本撒豆子，把鬼拦在外面，中国用皮鞭驱鬼。似乎在哪里读到过，撒豆子是室町时代从明朝传来的习俗，到底是不是呢？至少清末似乎还没有向鬼撒豆子的习惯。中国很大，各地有各地的风俗，至少我听到的是这样。

不过，结婚那天，嫁出女儿的人家，有向新娘扔米、麦子、豆等谷物的习惯，这象征着“一辈子不愁吃”。依此类推，向鬼撒豆子，就是“吃豆子吃饱吧”。

我觉得，豆子可能是代替石头向鬼扔去的。

立春是从中国传来的二十四节气之一。三月的女儿节和五月的端午节，尽管是另一个系统，但也是中国传来的节日。不管是端午、重阳，还是二十四节气的清明、谷雨、白露等，都有非常优美的名字。

日本有而中国没有的节日是二百十日、八十八夜等。这让人觉得，日本人明明很感性，为什么就这样用数字草草命名呢？

从立春开始第二百十日，是台风季，这个节日是为了提高人们的警戒心而设的。这么说来，“二百十日”的发音nihyakutoka听起来很响亮，有警告意味。

八十八夜还是从立春开始算起，俗称“别霜”，从此夜后，不再降霜，可以插秧了。“八十八夜”的发音Hachijyuhachiya听起来就像是夏天将近，喜不自禁。

虽说是数字，也不能说是毫无风情。

日本出现这样独特的节日，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中心华北与日本的气候很不同。

虽然采用外来的东西，但绝不是囫囵吞枣，而是加工之后以适应自己的需要。在创造节日这一点上，日本人的拿手好戏表现得淋漓尽致。

大炮·鸟铳

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明朝派出救援兵南下。

最终，秀吉死去，日本军撤退。战争也许就是这种东西，但不得不说，这次战争毫无意义。

日中两军，双方都有胜有负。追究胜负的原因，十分有趣。

小西行长未固守平壤，是因为明朝将军李如松用大炮攻击。

李如松认为日军很弱，继续追击，这次没有带沉重的大炮，本来炮兵也不是他的直属部下。但是，他一路紧追，在碧蹄馆被日军大败，被日军的铁炮队打得落花流水。

也就是说，日军以鸟铳胜，明军以大炮胜。

洋式的大炮和鸟铳都是十六世纪由葡萄牙人带来的。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比日本早二十九年，大致是同一时代。

日本种子岛采用了鸟铳，似乎对大炮没有显示出太大兴趣。

中国引入了葡萄牙的大炮，称为“佛朗机炮”，对鸟铳没有太大兴趣。与秀吉军对峙的时候，明朝军队也没有鸟铳队。

更早的时候，“弩”这种厉害的武器传到日本。在日本曾经发掘出弩，但日本人似乎不常使用。

超弩级，顾名思义，是巨大的石弩。形体巨大，好几个士兵才能操作一台弩。

日本人从来就不喜欢这种粗放、而且得好几个人共同操作的工具。大炮也是如此，好几个人要看着一门大炮，这样一来，就显不出个人的技巧了。倒不如把个人的技巧磨炼到极致。这样看来，鸟铳比大炮好，弓比弩好。

注重个人的技巧，表现在作战方式上，就是单枪匹马。

第21节：邻人(9)

运动也是如此。棒球在日本如此风行，是因为投手和接球手单枪匹马的特性，比较适合日本人的气质。

保龄球也是日本特有的，这也是个人的游戏，不需要团队协作。

不过，最显示个人技术的比赛是游戏机，单枪匹马的对手是不会说话的机器。

日本曾经试图把游戏机推广到东南亚，但一直没有成功，因为它太过日本化了。

自动赌博机这种东西没有“技巧“，所以不适合日本人。

不断打磨技巧，使日本人成为艺术性的民族。这种性格有短处，但相随而来的长处也得到了很好的延伸。

友好的秘诀

要和邻居友好相处，我们不能忘记一个基本原则：

——邻居和自己是不同的，不能在自己的脑子里随意描绘邻居的形象。

随意想象对方，如果对方与自己想象的不同，就会生气。

我有一个性格有点怪异的学长。下午一两点，此人一般都会喝杯酒，醉醺醺的。别人都说：“这人酒精中毒吧。白天就开始喝。”但是，他习惯晚上七点就睡觉，凌晨两点多起来工作。

需要吃晚饭的约会，此人不会出席。对他来说，下午六点多开始的活动，相当于我们的凌晨零点——深夜的活动可受不了，还是算了。

一般来说，凌晨零点睡觉、傍晚六点左右晚酌的人很多。也就是说，就寝前六小时喝酒，谁也不会有意见，大家也都觉得很自然。

前面讲的我的学长，算算一看，就寝前六小时，就是下午一点。

也就是说，他的晚酌时间，跟大家都一样，但却被怀疑为酒精中毒。

只是晚上七点睡觉的习惯跟我们一般的生活规律“有点”不同。但如果不知道这点，后面的推测就会全部混乱。很小的差异，越到末端越被扩大，例如此人不参加晚饭聚会，就会招致怀疑——“大偏食家，不吃普通的东西”、“肯定不喜欢见人”。

这不是很可笑吗？

日本人和中国人这里不同，那里不同，大家七嘴八舌众说纷纭。这也是想说清楚，一点小差异会产生多大的误解。

地理位置无法改变，中日两国天生注定将成为永远的邻居。不用说，两国之间，能相互理解是最理想的。

退而求其次，就是认识到自己并不了解对方。这比以为自己了解对方而实际上却误解对方，要好上很多倍。

要举出不了解对方的例子，那就举不胜举了。对此感到惊愕，就不会再根据自己的主观印象来随意描绘对方的面孔了吧。

友好的秘诀，一句话，不正是在于谦虚吗？

宦官

中国是古老的发达国家，日本自古以来都在吸收中国的文明。但是，数一数日本没有采用的东西，就大致能了解日本式精神的轮廓。

宦官就是一例。

将男子去势并用于后宫杂役的风俗，在中国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作为弟子，日本从中国学了不少东西，唯独此项看都没看一眼。

去势这种手术，只有平常习惯了动物屠宰和解体的游牧民族才会使用。

在中国人中，除了农耕的要素，通过与北方和西方游牧民族的接触，也混入了游牧性的要素。中国人像棱镜一样难以捉摸，也是源于这种多样性。

但是，纯粹的游牧民族，也没有宦官制度。

理由很简单。管理全是女人的后宫，最安全的人，就是丧失了生殖机能、无法对女人出手的宦官。

但是，要管理，后宫的规模就必须相当大。五六个小妾，本人就可以包管。

游牧民族没有拥有数百、数千美女的后宫，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有宦官。

日本很早就产生了强大的政治权力，制造了巨大的古基等，后宫肯定也相当充实。但是，直到江户城的大奥，日本的后宫都是由能干的女人来管理，最终都没轮到宦官上阵。

理由有很多，不过，游牧民族这一要素在日本人身上体现得很淡，这是最大的理由吧。

另一方面，可以说日本人对游牧民族性要素的诸现象，不太理解。例如，一提到宦官，就皱起眉头——“真是残忍的制度”。

第22节：邻人(10)

但日本人还是吃牛排。

又有时，听到外国动物保护协会的婆婆批评日本人虐待动物的新闻，日本人就摇头愤慨：“他们比日本人杀的动物多几倍，还喜欢打猎，用枪射击无辜的动物取乐。他们算什么爱护动物！”

欧洲人受畜牧狩猎的影响很大。看守财产——羊群的，是狗；陪伴打猎、衔来猎物的，也是狗。对他们来说，狗是家里人。他们对狗的深厚感情，对于只让狗看家的日本人而言，是无法理解的。

说到底，知道自己不知道，是最重要的。

算盘

日本人是跑步走的民族。

交易会召开期间，在广州街上，朝停着的公车奔跑的，一定是日本人。中国人会想：“那辆公车已经开出去了，还是等下一辆吧。”便不会再跑了。在中国，广州等地的南方人，以性急闻名，但还是比不上日本人。

到了北方，看一看走路方式，就能知道哪些是日本人。中国人走路，先用脚跟“咔嚓”一声敲在地上，然后再慢慢让脚板着地，就像往汤圆上均匀地洒上黄豆粉，很是从容。这样走路，身体一定会轻轻弹动，而这是多余的震动。

日本人走路的时候，似乎脚尖比脚跟用力的时候更多。因此抵抗力不大，可避免不必要的损耗。

日本自古以来都从先进国家引进文化。曾经仿效唐朝，急于建立律令国家；明治以后，又加快脚步追随西洋，建设现代国家。

从来都是急急忙忙，从不绕弯道。选择最短的距离，尽量节约能量前进。

但是，当我看到四珠算盘时，觉得找到了日本的精神。

——就是它！

我们学生时代用的算盘是五珠的，最下面的一颗珠从来没有使用过，也就是说是多余的，所以去掉了。日本人不允许多余的东西存在。

据说算盘是足利末期贸易商人从中国传来的。原型是下面五颗珠，上面两颗珠；上面的两颗也是只用一颗就行了。而且，中国的算盘比较大，珠也比较大。

日本最初用的也是“上二下五”的算盘，之后渐渐把不必要的都去掉了，缩小尺寸使之更为实用。

不是说这样不行。不仅如此，多余的省去最好。总是有先进国家在前面，急着追赶，越是轻装上阵越好。这种心情能够理解，可以说是日本人的长处。

正因为如此，现在的中国不再采用原来的算盘，而是采用了日本的改良算盘。

不过，目不暇接地看算盘高手拨动算盘珠，让人感到像是在赶路。

忍不住想打招呼：“休息一下吧。”

一直疾奔，会喘不过气来。要是不休息一会，最后说不定会累倒。

这已经不光是说算盘了。多余的东西累赘多，固然不值得赞扬，然而若是完全没有多余的，是否也太理想化了？

比起“啪啪啪啪”，还是“啪啪啪——啪”的节奏进行起来更为顺畅吧。

元祖之争

关于算盘，C.G.诺特主张说是从欧洲传到中国的。大英博物馆藏有罗马使用的“沟算盘”标本，据说酷似中国和日本的算盘。

罗马和汉朝，在公元一世纪前后有过一些接触也不足为奇。如果有过接触，产生文化的交流也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否定它的意思。

但是，欧洲学者凭什么断定文明是从西向东流动的呢？

算盘从西方传到东方的说法，也没有多大根据，似乎就是根据罗马也曾有过算盘这个简单的理由。

另外，还有人认为，“子丑寅卯十二支”是从巴比伦传来的“十二进法”。

本来“十二进法”是从月满缺十二次，季节循环一周这种简单的自然现象观察得来的，没有受西方巴比伦文化的影响。

中国早在遥远的神话时代，舜这位明君就已将全国分为十二州，组成了十二个军团。舜之前的黄帝时期，建了十二座阁楼，《史记·封禅书》上如此记载。

中医也有“十二经脉”之说。将身体的要害分为十二条脉络，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佛教也有十二神将，药师如来为普度众生立了十二大愿。日本后宫的女性穿的衣服也是十二重单衣。

第23节：邻人(11)

把世界称作“天下”，在中国是在战国时期以后，以前叫做“四方”。“四方”再二分，就是“八面玲珑”的“八面”。再分细点，分为三份，出现“十二”这个数字也很自然。

文明都在西方，远离西方的东亚之东隅，不可能有自己的文明——这种想法在欧洲帝国主义盛行之时，特别浓厚。“除了我们，没人能造出这样的东西”——这种文明上的精英意识，简直让人受不了。

反过来，也有人牵强附会地要证明，我们国家以前也有外国传来的东西。

与其说是证明，不如说是捏造，十分恶劣。各国的这种国粹主义倾向都很强。日本也有假造酷似朝鲜谚文的奇形怪状的“神代文字”，传为后世笑柄。

民族自豪感，适可而止就好，太过膨胀，就很危险。还是慎重为好。

一切文明都是全人类共有的，不能作为争夺元祖的对象。

肥大的裤子

看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电视节目，邻居家的女儿嘀咕道：“裤子好肥。”好像是在说中方出来接待的人。

肥大的裤子不行吗？

中国北方要穿棉衣，不光是裤子，上衣看上去也很肥大。

宽衣——自古以来是汉民族的特征。

为什么喜欢肥大的衣服，是因为穿着这样的衣服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打架，举止自然就变得彬彬有礼了。

当然，也有在殿中拖着长长的裤子，像浅野内匠头1一样亮兵刃的粗人。不过，吉良上野介正是因为对方衣服不方便而保住了小命。

鸦片战争的主角林则徐，被认为是个激烈的攘夷论者，实际上他对西洋的情况也颇有研究，高度评价了外国的艺术和技术，是个公正的人。他视察葡萄牙人的居留地澳门时，在日记中写道：“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居，多至三层。”称赞了葡萄牙人的建筑。但是，关于服装，他则轻蔑地说：“全身紧裹，短褂长襟，仿佛唱戏狐扮兔。”并断言说：“真是夷俗。”

肥大的衣服才是文明的象征，缝得紧紧的，穿着像狐狸、兔子一样，蹦蹦跳跳方便打架的衣服，都是野蛮人才穿的。当时中国人的这种想法，可以从林则徐日记中看出来。

前面也说过，日本的和服是中国系的东西，是棉睡衣中的冠军。

万延元年（1860）日本遣美使节团在归途中停靠爪哇，华侨代表访问了他们。使节随从中一人记载道：“因日本人的服装沿袭前朝风俗，怀念本土人，遂流下泪水。”大宅庄一在《流火》中写道：“日本人穿着和前朝相同的衣服，怀念印度尼西亚人，流下泪水。”我认为这里的“本土人”并非指印度尼西亚人，而是指中国本土的人。而且怀念当地人也很奇怪，远方故国的人才可怀念，当时（清朝）的故国在满族统治之下，被强迫改“夷俗”。因此，还是酷似明朝服装的武士打扮更为可亲，才会泪水盈眶。

所以，日本的和服本是宽衣，肥大而影响行动自由。那么，武士们行动的时候怎么办？系上束衣袖的带子就行了。

让宽衣变得行动方便，这是邪道，但这才是日本式的做法。可以这么说，束衣带正是日本精神的象征。

束衣带在中国并不存在，所以没有对应的词。“襷”1这个字在中国也没有，是百分百的日本制“和字”。

寄托在对方身上的梦

因为与自己风俗不同，就嘲笑别人，这可不行，轻蔑更是要不得。过去引起争论的年轻人的长发，现在也被认为是他们的风气，没有人再议论了。

曾经有人说皇太子的裤子太大，那真是多管闲事。

对自国的事如此，对他国的风俗，就更应该宽容。中国人的肥裤子，只要他本人觉得正好，穿着很舒服，那也无可厚非。

操这样的心，又忙着担心自己国家的风俗会不会同样被别国人嘲笑的人不少。

出外游访的政治家、实业家，在宾馆的走廊上穿着浴衣或者睡衣晃荡，有人对此十分愤慨，觉得是国耻。如此小心眼，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日本人自己担心，外国人却不一定认为那是有失礼仪的。特别是肥大的棉睡衣很气派，看起来像是达旦地区的王族的正装，也许大家都用敬畏的眼光来看待呢。

相反，黑发拉丁商人，一板一眼穿着晚礼服去东京的一流夜店，在门口被拦住：“乐队请绕到乐屋入口进。”

在日本，好不容易做了晚礼服，却没有穿的机会，没办法，有团体自己组织了“穿晚礼服聚会”。啊，男人真不容易。

我们在日本的宾馆有时会看到印度女性的莎丽打扮，或是越南女性的打扮，很少看到男性的民族服装打扮。苏格兰男性的裙子，也只是用于军队。最适合工作的西服，现在成为全世界男性的制服，这应该坦诚承认。

不论如何，民族服装的衰退，是异国情调的重要部分的丧失，让人感到有点寂寞。

和他国人接触时，异国情调（可以称作“梦”）太过剩不行，完全没有也不行。别人和自己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生活，有这种认识才能感到异国情调，才能对对方宽容并努力理解对方。

异国情调，不一定什么时候都是指富士山、艺伎，也不一定都是指万里长城、西湖。有人有这种不满吧，但这种异国情调的影响，还在继续。

中日两国国民，对对方抱着一种梦想——浪漫之梦，想互相接近。正因如此，才产生了丰富的想象力，这将影响双方的深层理解。在这个梦想越来越少的世界，我更如此祈愿。

第24节：中日在“旗与城”上的异同

中日在“旗与城”上的异同

节日升国旗，这一规矩在战前等同于强制执行。每家都竖着国旗，如果哪一家没有国旗，就特别刺眼。就连神户的外国人住宅，红日旗和自国的国旗也在门口一左一右或是交叉插着。

小时候——昭和初年，在家附近的华侨商馆的仓库，见一个打杂的老头和年轻的店员发生口角。两人都是中国人，口角的原因，是节日挂出的中国国旗。

那时正值北伐成功后不久，国旗也变成了青天白日旗。但是，打杂的老头小心收藏着军阀时代的五色旗。年轻店员是革命党的粉丝，一看就生气了，说北洋军阀已经灭亡了，五色旗可以扔了。老头也生气了，说：“现在的小年轻真不知天高地厚，什么时候也许又能用了。”

这并不好笑。中日战争初期，日本在华北建立的傀儡政权，曾经一度使用古色苍然的五色旗。

战后，日本节日挂国旗的人家少了，除了因为红日旗与不愉快的战争记忆联系在一起外，还因为在日本人的气质中，对挂旗持有消极态度吧。

日本人不喜欢旗。源平合战的白旗、红旗，是为了区别敌我双方而不得不使用，仅仅在竿子上挂了块连图案都没有的布而已，一点也不讨人喜欢。

Hata1这个词也是。织纤维的工具叫做Hata，织出的布也叫做Hata。挂在竿子上的旗，好像是嫌麻烦，也取了同样的名字。取名字的时候，对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仔细斟酌，对自己不喜欢的就马马虎虎。

游牧民族为了通知先头在哪里、往哪边走，不得不常用旗。所以，在被城墙围住的城市，也就是城郭城市里，也大量使用旗子。城墙上翩然飘扬的旗，对伺机想前来掠夺的蛮族有威吓的作用——这里有准备，大将军守着呢。

1931年7月，五位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被当时的政府枪杀，鲁迅的心爱弟子柔石也在其中。鲁迅哀悼他的死，作了七言律诗，其中有“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句。

杀害亲爱的柔石的家伙，在城上挂着可恶的恶魔大王之旗。

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最终未采用的，有科举、宦官等。此外，用城墙围起来的城郭城市的形式，也是其中之一。

日本的城，是领主和他手下的武士踞守的地方。但是，汉语中的“街”就是城。北京、上海这些主要城市的城墙都没有了，但在汉语中，从郊外去街上，就意味着“进城”。

中国的城，如果是首都，就包含政府的皇城、皇帝居住的宫殿。这时，广义的城应称为“罗城”。“罗生门”就是罗城的门的意思。相对于罗城，皇城地区就是“子城”，皇帝、太守所在的城——相当于日本的本丸，叫做“牙城”。

——逼近巨人军的牙城。

有这种说法，牙城的语源，来自城墙上插象牙装饰的旗的风俗。

在营造奈良的平安京时，中央修了南北向的大路，城市修造得像左右对称的棋盘，这完全模仿了当时唐朝都城长安。这也许是遣唐使的策划。

奈良的规模只有长安的五分之一，连中央大道朱雀路，也是原样学长安。

奈良和京都没有模仿的就是用城墙把城市围起来。在罗生门附近，造了些土墙一样的东西，但还称不上城墙。长安的城墙高五米多，东西逶迤十公里，南北长九公里半，围着大城市。

中国为了这个大工程，设了“城旦春”的刑罚。四年间，从早上起，男人筑墙，女人杵米。

因为被海包围，日本不用像中国一样担心异民族的侵略。因此，也没有建造城郭城市的必要。

如果要把平城京和平安京用五米多高的城墙围起来，那就成为一个大工程了，日本人民一定会累得筋疲力尽。

如果要是有了城墙，上面整整齐齐地插着带穗的鲜艳旗子，日本人也许会比现在更喜欢旗子吧。

第25节：国花

国花

前几年，神户市决定将八仙花作为市花。

六甲山八仙花的颜色十分美丽，但褪色后的八仙花就大打折扣了。

我更赞成选蔷薇。蔷薇也被推举为市花候补，但蔷薇太普通了。它已经是英国国花了，而且神户和蔷薇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选中六甲山名产八仙花，我并没有什么异议。兵库的县花就是野菊。

美国没有国花，州花倒是有，但只有几个州有。真是一个马虎的大国。

希腊的橄榄很有名，法国鸢尾花很可爱。埃及的睡莲很有古国之风，墨西哥的仙人掌惹人喜欢。印度的罂粟被当作鸦片的原料，就感到有点危险。

日本的国花是樱花，这并没有被法律规定，但谁都没有异议。菊花作为皇室的纹章花，级别更不同。

中国的国花，国民政府曾经法令规定为梅花。

那是有原因的。以前中国所认可的国花是牡丹。陶渊明爱菊，周茂叔爱莲，但最受人喜爱的还是牡丹。

但是，牡丹太华丽了，跟当时中国革命状况不相符，所以改成梅花。中国制定国花的法令是在“九一八”前，即昭和四年（1929）。但是，法律规定国花，倒有点不伦不类。

寒冬也仍青翠的是松和竹，披雪绽放的是梅。松竹梅是“岁寒三友”，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受到尊重。但说到喜爱，还是不及牡丹。

但是，牡丹和当时艰难的国难时期不相符，取而代之被选作国花的是梅花。梅花不畏严寒、凛然绽放的坚强精神，使它成为宣告春的来临的瑞兆之花，很吉祥。

“梅与莺”被用来形容搭配得好，这是日本独特的说法。中国没有这样的俗语，诗歌中也很少有这样搭配的例子，没有把它们当成一对。

倒是“梅与雪”成为了一对。

升格为国花的梅花的优点，在于凌寒绽放。

只有象征严寒的雪，才能当花的伴侣。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有梅无雪不精神。”

推翻列强的侵略和压迫，迈向现代国家建设的国家的国花，只有与雪相伴的梅花才适合。

那么，失去国花地位的牡丹呢？

在日本，说到赏花一定是赏樱花。过去中国说到赏花，只要没有特别说明，对象一般都是牡丹。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

……

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

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

白居易曾如此吟咏唐长安的赏花。大意是：借助造化之神的力量，减去牡丹的妖艳之美，让大臣们的爱美之心转向别处，如同君主一样关心农业。

对赏花的狂热令人叹息，从这首诗可以想象。

不过，如果是牡丹的珍奇品种，据说一株的价钱高达数万。寺院等都投入大片土地和人手来栽培牡丹，然后卖出，很能赚钱。

还有叫做“斗花”的活动，即人们头上插上引以为自豪的花，去京城大路上游行。长安西明寺、慈恩寺等牡丹名胜地，一到赏花时节，拥挤异常，很多人涌往开花较迟的太真院惜春。

牡丹有一种惑乱人心的魅力。据说长安牡丹在旧历三月十五日前后二十天盛开，那时正春暖花开。

正如白居易感叹的，唐代的牡丹狂，只能说是颓废了。正处于革命的中国，不用牡丹作国花，也可以理解。

新国花梅花，暗自开放，默默吐露芬芳。比起牡丹的华丽，显得更有内涵。

另外，梅花的果实可以食用，从实用面来说，肯定让生活贫乏的国民更有亲近感。《三国志》中“梅林止渴”的故事，国民都耳熟能详。当全军将士口渴疲惫之时，曹操说“梅林近了”，士兵口中起了唾沫，解了一时之渴。

但是，在中国人的性格中，除了梅的特质，似乎也有牡丹的特征。

在紧张的生活中，梅的特征表露在外。但到节日之际，人们高兴起来，身上所隐藏的牡丹的特征就表现出来了。

新旧国花象征着中国人性格的复杂，这不是说中国人有双重性格，而是说他们有深度。

从某一点上来说，以樱花为国花的日本人的性格，跟樱花一样，说得好听是勇敢果断，说得不好听就是容易放弃，容易忘却，缺乏耐力。

尽管如此，两国人相通的是爱花之心和爱花的方式，这可以作为相互理解的共同基础。

第26节：“榻榻米”和“席”(1)

“榻榻米”和“席”

正月里，不管有什么事，不在榻榻米上过就找不到感觉，即使是平时过着西式生活。这样想的人也不少。

围着被炉，喝一杯，这才是正月。被炉实际上是日本式的暖房设施。

我所尊敬的某位前辈作家，曾提出疑问，以前的日本房屋为何没有暖房，实在不知其理由。

关于这一点，我有自己的推理。

确实，在千年王城的京都等地，会感到寒气入骨，但也不能说是酷寒。体验过欧洲酷寒的人，肯定不会误解皮毛是装饰。

除了没有酷寒，日本人拿手的应急措施——说得不好听，就是用局部弥补策略来御寒，这大概也是没有暖房的一个原因。

脚冷就备地炉，肚子冷就备怀炉，手冷就备熏火钵——就是这种精神。

加热房间这种长时间的工作，更像是中国的发明。

在明治维新之后的近代化中，也是重点进口必要的东西。下水道之类的，都放在了最后。

刚才说的都不中听，日本有些地方也是值得表扬的。日本人创造了“榻榻米”这种厚实的地板，这也是忽视暖房的原因之一。

在过去中学的剑道时间里，要求正坐是很辛苦的，道场铺的是木板，真的很疼。日本人习惯正坐，但对过着中国式生活的我来说，格外痛苦。比别的同学更容易脚麻，一旦练习时要求站立，脚已经失去了感觉，但又要注意掩饰自己的脚步不稳。

把屁股压在脚上坐，只是日本才有的生活方式。因此，日本文化如果没有榻榻米，简直无法想象。

榻榻米是日本人的大发明，是个划时代的创作，证明了暖房的发达。如果中国也有榻榻米，中国人和日本人坐法一样，我也不用在剑道时体验痛苦了。

中国过去在地上铺“席”，正坐于“席”上。“跪”在后世成为极为郑重的礼法，在古代，实际上在正坐前，两腿着地不过是简单的问候。之后才会啪地落下屁股，落下屁股就稳定了。“跪”是稳定前的“危险姿势”，因此字形是足边加“危”字。

古代中国的“席”似乎很薄。最近看电视，相声家们在玩游戏，回答得富于机智，就拿一张蒲团摞起来坐。看了这个节目，我不由想起了后汉光武帝（25—58在位）的故事。

光武帝在元旦这天召集百官，讨论学问，向解答巧妙的人赐席就座。刚才的节目模仿了这个故事，也许是策划者的创意，偶然与一千九百多年前的皇帝不约而同。

《后汉书》列传记载，戴凭这个人，最终坐了五十张席子。这就是流传后世的“戴凭重席”的佳话。

看电视上，摞七八个蒲团，就快跌倒了。以前竟能摞上五十张席子，可见一世纪时中国的“席”有多薄，肯定和蔺席、草席差不多厚。

第27节：“榻榻米”和“席”(2)

不盘腿，是因为兜档和内裤还没有发展起来。如果盘腿坐，腿间马上就被看得一清二楚。当时中国的服装和日本的和服一样，都是前面叠合系带。

坐椅子的习惯普及开来，据说是在宋中期，即从十一世纪到十二世纪。汉末已经出现了胡床这种简易折叠椅，所谓“胡”就是未开化人，从西方的伊朗一带来的。

“坐”在椅子上，最早叫做“据”，“坐”仅指“正坐”。

在《史记》的高潮《鸿门宴》中，司马迁记载，登场人物都是“坐”，应该是地上铺席郑重正坐。作为英雄豪杰的际会，似乎太过规矩，缺少趣味。

“坐”这个字，不光指正坐，据说从十一世纪起，也开始有“弯腰”的意思。现代中国的生活方式，“坐”生活普及，应该是和“坐”这个字的变质是同时期的。

曾经相同的日中两国的“坐”生活，开始有了差异，那是在九百多年前。

日本固执于正坐生活，中国则转向了弯腰生活。随着兜档的普及，男人可以盘腿，变得轻松多了，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日本人没有把屁股从腿上拿开，我认为榻榻米的发明是最大的原因。

中国人在薄“席”改良为厚“榻榻米”之前，已经无法忍耐，因此变成了椅子党。

到底哪个好，众说纷纭。

榻榻米生活，产生了很多风雅文化。

坐坐站站，日本人锻炼了腰部的弹性，更擅长举重、赛跑、跳跃等运动。

但不得不承认，屁股老是压在腿上，这损害了日本人的腿部曲线美。

中国直到现代，不知榻榻米为何物，当然也没有相匹配的翻译。“榻榻米上练游泳”这个俗语，怎么翻译成汉语？翻开字典，原来是“纸上谈兵”。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第28节：隐者(1)

隐者

有人向我约新年号的稿，让我写些关于中国隐者的轻松文章。如果要写皆大欢喜的故事，不得不说，隐者这个主题本身不太合适。于是我把“轻松”解释成“非学术性”，不然我可写不了。

从世间隐去，换句话说，就是遁世。不过，同样是遁世，关于仙人，有很多快乐的故事。“仙人”这个词本身就很幽默，一方面意味着脱俗，另一方面追求长生不老，赤裸裸地世俗着，很是有趣。

根据《仙书》记载，仙人有天仙和地仙，地仙一般在容貌上和人类没什么区别，变成天仙后，眼睛四方，背上有翅，成为“异形”。从级别上来说，当然是天仙更高一级，但需经过艰苦的修炼才能成为天仙。天仙的世界也有很多前辈天仙如明星般闪耀，新来的肯定要被任意使唤，十分辛苦，与其拼命成为天仙，不如继续当地仙更聪明——《仙书》上这样建议。

让人不由苦笑，原来仙界也有老兵欺负新兵的事啊。

但是，隐者的世界，连这种让人苦笑的场面都没有。隐者的故事不适合在正月里说，原因就在这里。

追寻隐者的系谱，他们的始祖，要算是伯夷、叔齐。

这两人在丧中的周武王讨殷王纣时，牵住马辔，进谏道：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伯夷和叔齐谏言未被采纳，武王伐纣，赢得周的天下。他们认为食周粟不洁，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最终饿死。他们饿死前唱道：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

这是古代中国代表性悲剧的一幕。

以这种悲剧的主人公为始祖的隐者，带有一种厌世的气质。和仙人乐观的气质相比，正好形成对比。遁世的乐观出路，是成仙，而悲观的方法则是成为隐者。仙人适合浪漫主义的希望遁世的人，隐者却无法从现实里抽身，也许适合现实主义的希望遁世的人。

本来是从世间消失，而隐者之名却为世人所知，留名青史本身就很可笑。伯夷、叔齐只是因为在武王伐纣这个历史性的场面里登场，因此成为隐者，名流后世。

《史记·伯夷列传》的第一篇说：

严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埋灭而不称，悲夫!

“严穴之士”，就是藏在山上岩洞里的士，即隐者。

隐者出处进退，合乎时宜，但其名并不为后世所传颂。司马迁评价说：“悲哉。”

这是因为司马迁不是隐者，而是希望出人头地的人。隐者所希望的是自己的名字从人间消失，因此并不“可悲”。

伯夷和叔齐对周灭君主殷并取而代之这一现实很失望，躲进了首阳山。

隐者都是对现实失望的人，而且，心中因此抱着极大的愤懑。

这一点从伯夷、叔齐临终的歌也可以看出来。歌中说，尧、舜这样的名君，已经消失再也不会出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依靠，只有一死——这是悲痛到极点的独白。

伯夷、叔齐藏在山里，到死还对现实发泄愤懑，他们的心，绝对不平静，不是静寂的终极，如佛教的涅槃、Stoa派的Apatheia的境地。否定情念、一波不起的平静心境，只不过是应该追求的目标。肉身的隐者，为激情所驱使才会遁世。他们能待在深山里，是因为巨大的愤怒和燃烧的憎恶、无法忍受的苦恼，这些就是激情。

山就这样吞没了他们的激情。在那里，不论他们发出多么绝望的叫声，发出多么愤怒的诅咒，都被宽大的山所吸收。

《史记·伯夷列传》中说的“严穴”不是指隐者藏身的洞穴，应该解释为吸收了隐者呐喊的地方。

中国人特别喜欢奇岩怪石，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山凹凸不平，海是平的，不是埋葬激情的洞穴。因此，隐者藏于山，很少住在海边。

白居易诗中有句说，胜地（美景之地）本来就没有特定的主人，属于爱山的所有人。说到美妙的景观，就反射性地像回音一样想到“山”。

——仁者乐山。

有句话说，仁者欣赏山。

“单人旁”加“山”字组成的“仙”，是遁世的一种形式，隐者还是和山紧密相连的。

对中国人来说，海似乎是非现实性的、幻想性的东西，也许是因为中国文明的发祥地都离海很远。不论如何，隐者藏身山中，对空想及空想的愉悦带来的救赎，持否定态度。

“仙”比隐者更亲近海。东海中的“蓬莱岛”、“扶桑岛”等幻想性的主题，是“仙”的世界。

海很远，另外对中国人来说，海意味着死的世界。鱼住在海里，但从海面上看不见，一望无际都是没有生命的、蔓延的海面。对只相信眼前所见的中国人来说，海不是可亲近的空间。

从这一点上来说，山上植物繁茂，还栖息着鸟兽、昆虫，甚至是蛇之类，是个充满生命的世界。

而且中国的地形是西北有山，土地?东南倾斜入海。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海是倾斜的尽头，是土地的边界，让人联想到“没落”。

隐者绝不是想要没落。

在伯夷和叔齐之后，出现了隐者屈原。

说屈原是隐者，大概有些问题。伯夷、叔齐是自己主动躲进首阳山的，屈原是被流放而流浪各地的。

但是，在怨恨深重这一点上，屈原不输伯夷、叔齐。

往后，三世纪出现了“竹林七贤”这些隐士。

“七贤”的代表阮籍，邻居才色双全的女儿未嫁身亡，他与她平素并无来往，认都不认识，却跑去哭。

——哀尽而去。

哀悼素不相识的年轻姑娘，很是异常。

阮籍的母亲去世时，他“与人打棋如故，既饮酒三升，举声一号，吐血数升”。

即使遭遇母亲的死，他也和平常一样与人下棋，是压抑了感情的冲动吧。感情强烈到必须拼命压抑，喝了酒，才借酒精释放了自己的感情，号泣并吐血三升。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阮籍有多么强烈的感情。

阮籍写过《首阳山赋》，是歌咏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赋。他把自己比作伯夷、叔齐，大概没有错。

在路尽处，恸哭而归，这个有名的故事也是象征性的、难以理解的逸话，从中还是能看到激情的一面。

像“竹林七贤”这样，称隐者为“贤”，是因为人们认为在人生中，遁世是一种贤明的生活方式。反过来说，在俗世中争取出人头地、汲汲于俗世的活法，被认为是“愚”。

第29节：隐者(2)

为什么留在俗世中是“愚”呢？当时的政治实权交替频繁，今天的宰相，明天就被悬首狱门；今天的皇帝，明天就置身石牢，不能保全性命。在如此世上，得到的名利，也不知何时会失去。失去的，不只是名利，还包括生命。

贤愚之差，在于“是否能保全生命”这一切实的问题。

如果没有名利之心，没有留恋世间的理由，就当隐者好了。跟世间脱离关系，就不怕被夺去性命。根据这种论调，称隐者为“贤”。

这里要注意的是，一开始就远离名利的人，也不是隐者。遁世，或是隐世，是一种“行为”。与尘世无缘的人，从一开始就是隐藏的“状态”，因此没必要作出隐藏的“行为”。

所以，隐者可以定义为曾经是名利的奴隶。拉住周武王缰绳的伯夷、叔齐，曾经也是以站在天下政治中心为目标的人物；屈原原先也是侍奉楚王、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大夫。

隐者的悲剧性理由就在于此。周武的伐纣、楚王君侧的奸臣，或是乱世中的其他诸事，让他们不情愿地离开俗世，成为隐者。

回到“竹林七贤”身上，在他们中生年确切的、最年长的是山涛，即山巨源，他生于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建安十二年，刘备以三顾之礼迎出诸葛亮，定天下三分之计。“七贤”的最后一人王戎，死于永兴二年（305），从山涛的出生年来算，两人正好相隔百年。“七贤”生活的时代，是三国时代后不知明日的乱世。

隐者算是“贤”，从能保全性命这一点上来说，“狂”也算是“贤”。“竹林七贤”有很多常人无法想象的奇言异行，这应该说是“狂”。狂人往往不成为处罚的对象。

但是，当时连这“狂”都不允许。“七贤”中的嵇康，被司马文王所杀，最终未能保全性命。也许本来不该称他为“贤”，不论如何，关于嵇康被处刑的原因，众说纷纭，据《世说·雅量》记载：

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

作出疯狂的举动，也不一定会因为是狂人而被原谅。所以嵇康以“乱君主，惑众”的理由被杀。

作为隐者，生活十分艰难。完全隐藏在山中倒好，要生活下去，很是不便，得和人们一起并肩农耕。不是藏于山中，而是藏于田园。

在“竹林七贤”时代半个世纪后，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隐者登场了。

那就是“五柳先生”——陶渊明。

他不是隐于山中，而是典型的田园隐者——与民同耕型的隐者。本来，山的吸引力很强，他自己在《归园田居》中咏道：“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

“历史上最有名的隐者”，这个形容也许有问题，不如说是“歌咏隐者生活的最有名诗人”更为合适。

被称为“诗圣”的杜甫，实际上是位干枯瘦小、愁眉苦脸、不走运的男人。波斯诗人，写《四行诗》的奥马·海亚姆根据同时代人的记录，是个坏心眼、难对付的天文学家，据说是个不好打交道的人。

关于陶渊明是否是理想的隐者，也存在很大的疑问。陶渊明换过数次主君，也有人说他没有节操，这种责怪也太重了。不光是他，仕于宫廷的人，如果严守节操的话，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杀。

若即若离最好，一不小心太接近，就必须和主君同命运；离得太远，离功名利禄也就远了。

从当时的伦理道德来看，换主君大概也不算是很坏的事，也许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总之，一定没有违反“仕道”。

陶渊明归去田园成为隐者后，还有与权力者接近的迹象，因为他必须抚养众多的孩子。生活——不，生命至上，这不能受到谴责。隐者的生活要成为可能，需要经济后援。

在他的杂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岁月逝人而去，空有志向，却无法充分施展——想到这里，悲伤不已，心中无法平静，直到黎明。

就算是隐者，内心也在骚动。

第30节：隐者(3)

整个晚上让他心潮起伏的，不是激情还是什么？

胸中怀有激情、想扑灭激情的人，才是隐者。

关于陶渊明，很多人都很了解，也有很多优秀的研究成果，这里无需详述。

只是，我想指出的是，在构成陶渊明的部分激情的要素中，虽然未经确认，但也隐藏着他是溪族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事实。

关于溪族，不是很清楚，大概是日本所说的“平家部落”、“落人部落”之类。溪族被统治阶层中的抵抗派排挤，因不愿被征服而逃走，藏在隐蔽的地方，代代相传。溪族应该不是异民族，但一定受到了歧视。直到现在的二十世纪，被称作“蛋民”、“细民”的这种特殊群体，还在中国存在。

陶渊明写过一首描述乌托邦的《桃花源诗》，其中表现出与周围隔绝的“落人部落”的情趣。大概也有人试图以这首诗为线索，找出他和溪族的关系吧。

假如陶渊明是出身于受众人冷眼相待的“落人部落”，在身份制、阶级制严格的时代，这必然会给陶渊明的人生投下巨大的阴影吧。对受歧视的人来说，这大概是激发出最大激情的原因吧。关于这个问题，期待今后的研究成果。

关于隐者陶渊明，还要注意的是，他没有受佛教的影响，是位纯粹的隐者。

在他所处的时代，佛教势力很强。他没有皈依佛教，原因只能是禁酒的戒律。对嗜酒如命的他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事吧。也有人说他曾经是佛教文人沙龙“白莲社”的一员。

陶渊明之后的隐者，多少都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寒山、拾得等是代表人物，这两人是否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据说也很可疑。也许是不为世人所知的禅师隐者，他们的一些言行和诗作，被集中以拾得之名流传后世。

即使是寒山系（暂时这样称呼）的隐者，胸中应该也藏着非同寻常的激情。

“今朝对孤影，不觉泪双悬。”这里的泪，不光是因为亲友大半已逝去这一现实，而是从更深处涌出来的眼泪。只是，这种激情被佛教这一伟大的哲学体系所吸收、平复。

从“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回心即是佛，不向外头看”等诗句中，可以看出诗人变得内在、唯心。

但是，寒山并未忘记隐者的始祖。他写有这样的句子：“饿著首阳山，生廉死亦乐。”

饿死的伯夷、叔齐的生活方式很简单，其死也很快乐，但是其中有浓厚的佛教生死观的影子。实际上，伯夷、叔齐死得并不快乐。

我们从感觉上觉得，佛教色彩变浓之后的隐者，比较容易理解。陶渊明以前的隐者，精神图式很单纯，反而不好理解。

关键在于激情和激情的强度。

而且，当时的人为什么愤怒，憎恨什么，对我们现代人来说，也很难理解这种激情的本质。

对寒山以后的隐者，才会感觉到，还是熟悉的那一套。

最后，想将中国的隐者与日本的隐者做个比较。

在隐者不得不出现的那个阶段之前，日本对隐者已有了解。

了解先于事实，是好还是坏呢？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吧。

日本引进文字时，诗人陶渊明已经存在。所以，预先就有了一个模式。

幕府末期，魏源的《海国图志》等与鸦片战争相关的文书由唐船运到长崎，也就是说在西洋的“侵略”事实发生之前，日本人便对鸦片战争有了了解。这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例子，因为知道鸦片战争的惨痛例子，吉田松荫等人才获得了思考的时间。

这样，在政治方面，还是占先机比较有利。但是，在精神方面，先有了模式反而糟糕吧。

特别是在尊重原创性的领域，模式，特别是鲜明的模式的存在，只能说是一种阻碍。

因为有了“五柳先生”陶渊明，最初日本只有他的仿效者、性情怪僻的隐者。陶渊明这堵墙实在太高了，不容易超越。

初期的日本隐者，应该说只是隐者式的生活与情调的憧憬者。

因藤原氏的专横被排挤的兼明亲王，在《兔裘赋》中咏道：“君昏臣谀。”

第31节：隐者(4)

好像是在模仿屈原。还有“罢了罢了，命已衰矣”一句，很明显，是想到了伯夷、叔齐。

可是，亲王既没有投身汨罗江，也没有饿死首阳山。

汨罗和首阳，可以作为诗材，但遁世却变得困难。就好像虽然不断被提醒，但在真货面前，自己只是一个赝品。

在保元、平治、治承、寿永等兵荒马乱的时代，往往会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政权交替中失势的一方出现隐者。

这时日本的大隐者是西行法师，此人和中国的大隐者陶渊明一样，受到质疑，说他跟经济援助人太近乎。关于西行，有人说他是武士出身，因为不能自由与贵族交往，自己的诗才无法被承认，所以出家，以便能出入显门富室，实现文学上的野心。

《方丈记》的鸭长明和《徒然草》的兼好法师，是文人隐者“双璧”。

逝川之水不绝，然非原水。浮于淀之水泡，时消时聚，未曾暂留。

《方丈记》的开头，以京都的大火、地震、饥馑、福原迁都等天变地异为背景，似乎只是在抒发情绪上的无常感。

激情在哪里？

是藏在深处吗？

让人想大喝一声：

振作起来！

但是，在大喝之前，多少又被诱入感性世界，这大概是日本文学的特性吧。

《徒然草》与中国老庄系统的隐者思想更相似。《方丈记》中只有无常感和叹息，《徒然草》甚至以无常和叹息为乐。

抱着“世事恒无常”的态度。

——一心弃世之人中，也有风度潇洒之人。

这是兼好的理想吧。

乐观很好，可惜的是，听不到地下激情澎湃的声音。很是美中不足。

不过，寒山之后的中国隐者，也都忽然消失了激情，和日本的隐者很像。正因为如此，才容易理解吧。

净土思想中“厌离秽土，欣求净土”的声音，在日本比在中国更大。这是日本隐者的口号，从这里产生的，是很平静的东西。

中国自古以来，压抑激情的遁世，呈现出的是刚切断尘缘的新鲜伤口。不能说是平静，甚至能听见咬紧牙关的声音。因此，绝不适合在正月里以隐者为主题来开心逗笑。

后来，中国也信奉上了佛教思想，伤口被绷带柔软地包住，咬牙切齿的声音也消失了，形态上变得跟日本差不多。

重复一句，很多隐者，其言行并未留下记录，这才是真正的隐者。因此，讨论隐者是最难的事。

我是在调查的过程中明白这一点的，但为时已晚，这已是在接受邀稿之后。

因此，在这里草草写下拙文，只是想尽些责任。请大家原谅。

第32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1)

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

1

站在岔路口上，每个民族都会回顾自己的历史。现在，比较文明论很流行，日本人和犹太人、日本人和某国人之类，从各个角度进行比较，最终研究的还是日本人自身。

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一家出版社向我约稿，写写日本人和中国人，我想着也许有益，所以答应了。执笔中感到，关于日中关系，说是“同文同种”、历史性关联很深，一开始就这样定义，但实际上放在历史上看，并非如此。

日中两国国民，什么时候有过密切的关系？

日本吸收了中国的文化，但这是单方面的，很难说是双方的接触。即使是遣唐使，也只是极少数精英的留学生。

倭寇扰乱中国沿海，只是小规模的抢掠。而且，史书上说“真倭十中一二”，有很多中国海贼装成日本人，真正的日本海贼很少。这也不能算是大规模的接触。

“元寇”的时候又如何呢？托神风的福，只是擦肩而过，也不能算是接触。

德川锁国时代不用说了。直到明治，可以说两国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接触。

隔开两国的海，直到蒸汽船的出现，一直是保障“互不干涉”的屏障。从某个角度上来看，这对两国国民来说，是一种幸福。

日中两国之间，几乎没有像样的接触。虽说几乎没有，但也留下了极少数的例外。

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吧。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朝鲜之役是不可估量的大事件。而且，这一事件即使在战争经过上，也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关于原因，也很模糊。因此，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值得重视。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手，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失败）。

这是《孙子》里的话。

《孙子》是中国的战争圣经，拳拳服膺。所以，收到报告，听说日本出兵朝鲜，明朝当然就开始努力了解“彼”——日本，更具体的是要了解丰臣秀吉。

在了解敌人上，日本方面更为有利。

日本的文学、文化都是从中国传来的，日本一直被中国的东西（各种意义上的）所包围。

而明朝，从古代到明治，在这个国家，都没有如此研究过日本。

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数十年倭寇猖狂，作为对策，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日本研究。

元末（1320年左右）编纂的中国地理书《广舆图》，在倭寇猖獗的嘉靖四十年（1561），补充了日本和琉球的部分，刊行了改订版，因为有此必要。

在同时期，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出版，提供了很详细的关于日本的知识。

山城君（天皇）的号令不行；和泉一州八万户，皆居积货殖，等等，有很多很详细的关于西日本的情况介绍。

但是，就算明代盛行日本研究，也只是相对而言，在其他时代，中国对日本都毫不关心。明代研究日本，是因为要探讨倭寇对策，在受害最大的长江（扬子江）沿岸至南中国，吸引了有识之士的注意，但北方并非如此。

秀吉出兵朝鲜，明政府为了救援朝鲜，下达动员令，主要是动员辽东诸营的军队，也就是日本人称为“满洲”的地方。那里的人，只是有识之士偶尔听到过倭寇之祸的风声。被动员的士兵，也许连“日本”这个国名都是第一次听说。

在救援朝鲜的明军中，有一部分炮兵是从辽东以外动员的，被叫做“南兵”。

尽管如此，明军所知道的日本的战法，只有倭寇出其不意的游击战。至于大部队的野战，对日军的战法、实力等，则一点也不了解。

因此，必须紧急收集情报。

虽说如此，但对方是基本上没有往来的国家，收集情报的困难可想而知。

情报的首要源是在日本的中国人，偷偷向本国通报“日本情况”，这对明政府认识日本有很大贡献。

留在日本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被倭寇掳去日本的技术者，或是商人。

其次，是从曾经在日本、后回到明朝的人那里获得情报。

但是，这两种方式对战争而言，都微不足道，只能提供一般情报。

第三种情报源，是战争开始以后，由成为俘虏的日本人所供述的。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的人会故意提供虚假的情报。但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似乎相对诚实地招了供。既然已经被捕，挣扎也没有用，这是日本人单纯的性格所致吧。

那么，从这样的情报源所得到的关于日本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2

明政府的敌人是日本，其主将是丰臣秀吉这个人。

即使在现代，敌国最高首脑的性格，也对战争有巨大的影响，更何况是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当时个人的力量是很大的。因此，首先要了解首领。

那么，明政府是怎样理解秀吉的呢？我们来看看。

《明史·日本传》中说：“平（丰臣）秀吉，萨摩州人之奴。”

出生地弄错了。说秀吉是萨摩人的奴隶，这一点也很可笑，他的主人信长是尾张人。

我手边有万历丙午年（1606），诸葛元声撰的《两朝平攘录》的影印本。从中看看明人的“秀吉”观：

平（织田）信长为关白，常统帅部下，秀吉为其义子……

这个开头已经错误满篇。信长没有当关白，也没有收秀吉为义子。

秀吉幼时微贱，不知父，母为人婢妊娠。生子欲弃，有异征而未弃。及长，勇力矫捷（勇敢敏捷），不营生业。先为鱼行商，醉卧树下，信长狩猎相遇，惊起纷争。

第33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2)

这原本是矢矧桥的蜂须贺小六和日吉丸的相遇，在这里换成了信长，桥下变成了树下，这样是为了和木下藤吉郎这个姓扯上关系，牵强附会编造出来的吧。

出身虽可疑，但幼时卑贱，这确是事实。

“秀吉常上高树”，这一定是想说他如“猿”一般的敏捷。

信长每带秀吉出兵，战无不胜，大为宠爱，赐田土，改名森吉。凡助信长，计夺二十余州……

前面一段讲的是信长在树下遇到秀吉，让他照顾马，取名“木下人”。所以，把“木下人”改成了“森吉”。

信长自恃功大势盛，遂弑国王，自篡立……

所谓信长弑国王，大概是说他放逐足利将军义昭，废室町幕府。《两朝平攘录》提到信长害怕秀吉造反，因此增加领地任命他为“摄津镇守大将”。

参谋阿奇支者，得罪信长，命秀吉统兵讨之。俄信长为其下明智所弑。秀吉方攻灭阿奇支，闻变与部将行长等乘胜举义兵，诛明智。此为万历十四年……

这一段有些混乱。阿奇支大概就是明智吧，但又出现了一个明智。

在征伐中国的途中，秀吉闻变撤退，阿奇支大概不是明智，而是荒木。荒木村重正是信长的部下，因受到怀疑谋反而出逃，托付于毛利，这还比较对得上号。

秀吉灭明智是在天正十年（1582），明的年号相当于万历十年，与史料记载有四年的差异。

接着提到了信长的儿子，说秀吉把他们都废了，然后自立，把关白让给养子孙七郎。原注中说，名为见吉，秀吉早年无子，收为养子，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生一子，流放孙七郎守关东，后来二十四年听信谗言以谋反之名诛杀。不用说，这指的是秀次，这一段交代得很详细。

此后越发治兵，征服诸州，万历十七年兼并六十六州，皆收为臣仆。秀吉法令严格，绑钉杀戮等，用尽诸法，兵士只进不退。遇水火不许后顾，如有后顾者，其子婿皆被斩。因此所向无敌……

这段讲述了秀吉法度严格、刑罚残酷。

始征关东，以十二匹马驮黄金，用心攻杀敌者，赏马上黄金。另以黄金离间，杀戮示威……

看来，秀吉不仅实施严厉政策，还采用黄金攻势。

其后还有割掉不服者的耳朵，放在二十匹马上驮回去的例子，说他“诛戮殆不尽”。

所夺诸州，必取其子弟为质，皆迫于威计，并非心服。秀吉多智略，刚果有决断力，恩威并施，胁迫众人，又善于用人……

这里指出了秀吉的狡智，同时稍微称赞了他善于用人这一点。

但是，对他的好色和凶残，也不遗余力地加以笔诛。

性淫嗜杀。见京都富民妻美貌者，夺而为妾。又闻丰后王（大友家）之妻甚美，命来京都。但其妻守义未出京，秀吉命王出朝鲜。又秀吉之婢一时参拜寺院晚归，怀疑有奸情，抓以和尚为首的寺众五十三人，在市中处滐刑。对秀吉的鹰张网之人，见者十四人，皆被杀。

于护屋岛（名护屋）等地筑四城池，名为“众快乐院”，各城周围三四里，大石高耸三四重，河（濠）宽二十余丈，其中建宫殿。大楼阁九层，饰以黄金，下隔寝殿百余间，选民间美丽女子藏于其中。每夜东西游卧人不知，以防暗杀……

似乎“众快乐院”是听说了“聚乐第”而记下来的，地点是护屋岛则错了。但是，这一段详细描述了太阁喜好奢华。

另外，还提到了每天晚上不定睡的地方以防止暗杀的谨慎用心。

如此这般，虽有传闻失误，但也很好地抓住了秀吉这个人的本质，描绘出了轮廓。

与《明史·日本传》中的秀吉相比，《两朝平攘录》是一个民间人士的著作，它更生动地描绘出了秀吉的肖像。这是因为《明史》是张延玉编纂的，是朝鲜之役之后百数十年的事。

从这一点来说，《两朝平攘录》写于万历丙午年，当时正值日本的庆长十一年（1606），距离秀吉死后日本军从朝鲜撤退仅仅八年。所以该书关于秀吉的传闻，栩栩如生，人物形象也十分鲜明。

第34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3)

3

令人感兴趣的是，《两朝平攘录》卷四的结尾，记载了浙江省台州宁海人苏八成为俘虏被送往飞兰岛（平户），亲眼所见了关白秀吉。

那是万历十八年（1590）的事。因为关白对萨摩的藩主发怒，就授予飞兰岛主千名士兵，命他征讨萨摩。苏八也从军了，他相当近距离看到了关白。

关白左颊有黑痣数点，脸似犬形，年六十余，只有一子近三岁。萨摩不征而服……

在日本把秀吉叫做“猿面冠者”，苏八却说似犬形。

但是，万历十八年是天正十八年，这一年秀吉出征小田原。所以，对苏八这个人物的话，也要提高警惕。不过，“黑痣数点”的描写倒是很逼真有趣。

在中国诸书里登场的秀吉，被写成狗脸、扫厕所的之类，是反面角色。因为他是战争对手的头目，如此描写可以激起“鬼畜美英”式的敌忾心。

其中的杰作，说秀吉是中国人。秀吉出身卑微，但位极人臣，确实是伟人。这样的杰出人物，不可能出自那个狭小的东海岛国，他大概是中国人吧——这是“中华思想”的表现。日本也曾经想证明成吉思汗是源义经1，同样的想法，促使“秀吉是中国人说”的出现。

“秀吉为华人流入倭国”，在《惩毖录》中有这样的记录。

或也有可能是奔走于讲和签约的沈惟敬们，想缓和明朝的反日感情，因此有计划地散布谣言——“对方的大将，实际上出身于我国”。

《日本犯华考》中说：“关白以华人篡夺山城之君（天皇）。”

实际上，战争一结束，敌忾心也收起来了，可以变得冷静了。这样一来，就能听到一些表扬秀吉的话。

清初王士祯的《香祖笔记》中记载说：“尝从辽左（所谓南满洲）得倭帅丰臣书一纸。书间行草，古雅苍劲，有晋唐风。是朝鲜破后，求其典籍之书也。”

日本出兵朝鲜，得到的附赠品是把朝鲜陶工带回日本，振兴了陶艺。这是文化方面的副产品，不过搜集典籍，似乎也是太阁的命令。

这是对他国文化遗产的失敬，当然是不值得敬佩的事。但是，比起烧毁破坏，要好多了。对这件事，王士祯评价说：“鳞介之族尚能好古如此。”

“鳞介”就是鱼鳞和贝壳。海滨渔夫之国的首领好古，这值得感叹。这是王士祯的口气。

王士祯所见的丰臣秀吉的信是什么样的呢？

从中国人看来，书法被评价为有晋唐之风（王羲之、颜真卿），大概是指写得相当好吧。但是，太阁大人在日本尽管威风凛凛，也没听说过他字写得好。

署着秀吉的名，也许是五山学僧写的。

不过，秀吉为什么出兵朝鲜呢？

陶工和典籍是副产物，当然不会为了这些发动战争。或许是对中华之物憧憬，但也不会成为直接的动机。

关于秀吉出兵的动机和原因，好像还没有定说。

也有人说，这是出自秀吉幼稚的浪漫幻想。

被称为夸大妄想也没有办法，实际上，也并非完全如此。再晚二十年或是三十年，也许会变得不再是夸大妄想。

半世纪后，大明帝国为清王朝所灭，当时满族男女老少共二十万人，另一种说法是十万人。

不论如何，人数很少的民族，率领不能算是强壮的满洲兵（关于满洲兵的实力，内藤湖南作过考察，评价说没有蒙古的元军强），征服了四百余州。明的政治腐败堕落至此。

秀吉出兵朝鲜就有二十万兵，据推定，还有约三千万人口的国土作后盾。在国力、战斗力方面，满洲都比不上日本。

总之，明帝国的堕落，在朝鲜之役时，还不是那么严重。此役以后，开始急速腐败。还不到二十年，宦官魏忠贤这个不学无术的小人就垄断了政治，使国家疲惫凋敝，四处流贼蜂拥而起。

朝鲜之役发生得太早了——大概不少日本人因此觉得很可惜吧。

但是，明帝国因疲弊而败给满洲军团的一大原因，是朝鲜之役的战费支出和其他方面无法承受的事实。

秀吉出兵朝鲜，用春秋笔法来写，就是让满洲军团功成名就，即俗话所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

第35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4)

从日本国内的政局来看，这次战争中未出兵的德川家积蓄了力量，在秀吉死后得到了天下。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秀吉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三国（日本、中国、印度）彰显功名，让唐、南蛮臣服，因为这种权力者的“罗曼蒂克”，让敌我双方几万名无名的士兵倒在战场上，真是够呛。

也有人说，秀吉是为了保丰臣天下的安泰，削弱诸大名的实力而发动战争的。如果这样的话，没有向最有实力的德川家下动员令，是很大的疏忽。

也有人说是为了恢复对明贸易。

据朝鲜《宣祖实录》记载，日本的说法是：

南满、琉球皆是外夷向大明奉贡称臣，日本为一弃国，未参其列。前以此意请朝鲜欲传大明，朝鲜牢不肯许。不得已举兵出来。

或是：

日本不朝贡天朝已久，嘉靖十二年以来断绝相通。更欲朝贡，朝鲜阻绝入贡路，以此来攻。

“想向明朝贡，朝鲜阻扰，所以来攻”——这是引用小西行长的话。

“朝贡”这个词很复杂，大概可以理解成贸易。

4

明以“海禁”——禁止和海外的交通，为国是。

不过，也不是说国际贸易全都不行。也有漏洞，那就是“朝贡”。

仰慕中华皇帝圣德，臣从的诸外夷都送来贡品。怜恤远道而来的外夷，明皇帝接受进贡。但是，反过来要下赐数倍于进贡品的物品，这就是“朝贡”的风俗。

朝贡与回赐——贸易以这种形式进行，而且只能以这种形式通商。朝贡是赚钱的生意，对外夷来说是赚钱，而对接受供品回赠更多的明王朝来说，就是赔本。

因此，在明王朝看来，不能这么容易就让他们来进贡，所以设置了很多限制。东北的满洲族，也是因为被过于限制进贡，于是抵抗起来，最终灭了明。

在足利义满写给明朝的贺表（庆贺永乐帝即位的信）中，写道：“日本国王，臣源，表……”

向外国称臣，这是国耻，因此评价很差。

但是，不这样就无法朝贡。而且，朝贡的前提就是，被奉为哪里哪里的国王，必须接受“日本国王之印”的印章。

明永乐帝在写给足利义满的国书中说：

咨，尔日本国王源道义，知天道，达理义，朕登大宝（帝位）即来朝贡。归乡之速，足以褒嘉。

意思是说，朕即位后，马上就来朝贡，对其迅速反应十分佩服。

被封为国王，也不一定就被允许朝贡。朝贡就是如此大的恩典，被封为国王，仅仅是得到了被允许朝贡的资格。

虽然有很多理由，但依我看来，丰臣秀吉很重视贸易的利益，这一点不能否认，所以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征服四百余州。

和战争打过交道的武将，必然是合理主义者。丰臣秀吉也不可能仅仅是浪漫主义者。

就如后来的议和交涉所主张的，首先从朝鲜入手，让它割让四州左右，这大概是基本底线。然后根据战况，到时再看，当时无疑是这样开始出兵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秀吉军初战告捷、破竹般的进攻、平壤战役，然后明军夺回平壤、日军马上在碧蹄馆获得胜利……这一连串的战事，意义重大。

占领平壤时，在丰臣秀吉的脑中，“进攻明国把天皇移到北京”这一构想有了现实性。

但是，平壤被李如松的明军夺回，这个梦想就被击碎了，因为秀吉是个现实主义者。想夺取天下的人，要不断直视现实，分析研究对策，对现实认识很敏感。

出兵朝鲜以后，秀吉肯定也不太在状态。一直以来，在国内战争中，对对方的手段基本上都很了解。而对朝鲜和明军，目前为止还没有交过手。

在开战之初，意外地发现朝鲜军不堪一击，但还不知道明军实力如何。明军那可是产生了让战国日本武将尊敬不已的《孙子》和《吴子》的国家的军队，说不定强得都不能近身。

战胜了祖承训率领的明军，秀吉大概还没有安心。祖承训的级别只不过是副总兵，其军队并不是明军中最强的，所以秀吉一定还很谨慎。

第36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5)

率领明朝大救援军的，是经略宗应昌和提督李如松。

据说李如松字子茂，是明军的总大将。一般认为他是汉人，但实际上他不是纯种的汉人，据明史列传记载，其父李成梁是朝鲜人。

所谓“中华思想”，有时令人生厌，但像这样宽宏大量地采用异民族人，也很胸襟豁达。唐玄宗时期，威风一时的安禄山是伊朗人，同为唐代猛将的、在西藏战斗的高仙芝将军是朝鲜人。

话扯远了，据记载，李如松一家世世代代都是铁岭卫的军人。父亲李成梁甚至当上了辽东的左都督，据说率兵出征每战必胜，长寿九十岁。

李如松是长子。兄弟名字中都是“如”字，后接树名——如柏、如梅、如桢、如樟。他自幼随父从军，在战场上接受实地训练，是职业军人中的职业军人。不沾酒和女人，是他们军人兄弟的共同特点。

据说，救援朝鲜的明军有四万三千人。军律严明，严命不得侵犯朝鲜妇女，违反者斩。由这支军队来攻被日军占领的平壤。

据说，固守平壤的小西行长所率领的兵有八千人。

攻击方是以李如松为首的四万三千人的明军，另外，还有一万多名朝鲜军。

而且，李如松麾下，还有带着大炮和火箭的南军。

小西军奋力作战，但力不从心，渡过结冰的大同江，败走京城。处在中间位置——开城的小早川隆景、黑田长政诸军，一见形势不妙，也逃入京城。

对李如松来说，这是大胜。但是，平壤的抵抗十分激烈，为了谨慎，不敢深追。

“日本军到底怎么样？”对第一次交手的对手不知如何是好，大家都一样吧。

秀吉在日本听说平壤失守的消息，似乎有点心虚——“明军果然很棘手”。

秀吉的这种心理，导致了讲和。

明军方面的反应也一样——“日本很强”。之所以认识到这一点并认真考虑讲和，是因为碧蹄馆的战败。

李如松在平壤稍作观望，似乎觉得日本军很弱。

如果认为敌方弱，那么这支军队就成了骄兵。

李如松率骄兵赴京城，在他出发之时，就已经失策了。

显露出军人可憎的一面——那就是功名心和偏袒。

5

日本军在初战中大破朝鲜军，又打败了祖承训率领的明军，原因是“鸟铳队”势力强劲。中国把“小铳”叫做“鸟铳”。

从葡萄牙人到种子岛算起，秀吉出兵朝鲜时，正好是第五十年。

葡萄牙人第一次在中国广东的屯门露面，是在登陆种子岛的二十八年前。

当时的贸易由武装商船进行，葡萄牙人来了，说明他们的武器也随之传来了。

葡萄牙人渡来的第五十年，日本建起了精锐的小铳队。明军常淋着铁炮弹丸白走，因为他们没有小铳。

可是，守在平壤的小西麾下的精锐日本军，人数上比对手多七八倍，而且依靠着坚牢的城壁，为何还要逃走？

因为明军有火炮。

被形容为像虎蹲着的“虎蹲炮”、“火箭”等火箭炮，在攻城战中发挥了威力。

当时，葡萄牙人也不断涌向日本。日本人用了他们的小铳，却对大炮不怎么感兴趣。

可是，中国却正相反，对小铳没有多大兴趣，而对采用大炮却很有兴趣。

这好像显示了日本人和中国人性格的差别。日本人很擅长拿在手上的灵巧的个人武器，中国人则喜欢大的、要几个人一组操作的武器。

日本人普遍使用“弓”，没有采用“弩”，因为它太庞大，需要好几个人操作，而且一开始就有瞄准器。“弩”不是没有传入日本，应神天皇时就有“弩”的记录，现在还有“超弩级”这个词，留下仅有的痕迹。

闲话少说，在李如松率领的明军中，只有南方的兵团拥有火炮。

对李如松来说，南军只是别人交付的部队，不是直属部下。

辽东将军李如松的嫡系部队，是被称为“北兵”的轻骑兵。

如前所述，在平壤收复战里发挥威力并夺取胜利的，是明军的火炮，因此胜利归于南军。

第37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6)

李如松内心也觉得没趣吧。这次本想给机会让疼爱的部下轻骑兵扬名立万。

自古以来，军人都庇护亲信。在这次战争中，海军特攻队打头炮的是学徒出身的预备将校，但当局却另作安排，换成了海军兵学校出身的将校。

李如松就是这样关照亲信，这就是所谓的“偏心塌台”。

因此，在进攻京城的部队里，没有带有火炮的南军，只是由“北兵”轻骑兵组成，总人数两万。

没有火炮的明军，日本军一点也不害怕。

最终，这支轻骑兵部队在碧蹄馆被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的军势压倒，遭遇崩溃性的战败。不用说，这时日军的小铳队发挥了威力。据说，明军死伤一万余人。

这成为议和的契机，不知从哪里起用了沈惟敬这个来路可疑的人，去跟日军议和。

关于沈惟敬，笔者曾经写过小说。似乎是他自己毛遂自荐，但只是当权者操纵的小丑，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一点，完事后就被抛弃了。

从他的言行中，可以做上述推测。但是，最终只是推测。也许，出乎意料，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在讲和交涉中，沈惟敬向北京朝廷撒了谎，小西行长也向秀吉撒了谎，讲和总算谈成了。

但是，当时是没有快捷的交通工具、没有电信的时代。同时，也没有报纸记者这种聒噪的存在。只要干得巧妙，就有可能撒谎糊涂应付过去。

——撒的谎随时都会被戳穿……

看了沈惟敬的言行，现代人会这样想。

如果他有把和小西行长共同谋议的谎话坚持到最后的自信与实际的周密打算的话，他可能是个不同寻常的、了不起的人。

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商定，推动了两国的议和。

但是，如果以此来断定小西行长是鸽派的话，那就错了。

首先要考虑到，小西行长是堺市贸易商人的代言者，他的女婿、对马的宗义智是贸易大名。

当时，日本从朝鲜进口棉花。棉花在当时是高级衣料，日本并不出产。

为了进口棉花，日本要回过头来把从东南亚进口的南蛮物产，出口到朝鲜，进行的是三角贸易。买卖南蛮物产的是堺市商人，直接和朝鲜做交易的是对马的大名宗家。

这是一种带来暴利的贸易。但是，朝鲜方面以“岁遣船”威名，限制每年从日本来的贸易船数。为了促使撤销限制，能进行自由贸易，日本才产生攻打朝鲜的念头。但是，既然是生意伙伴，打得太狠就一无所获了。

在一定程度上让对方见见世面，教训一下对方，小西行长和宗义智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他俩是开战的首谋，也是讲和的首倡，这一点并不矛盾。

在《宣祖实录》中，也记载了加藤清正对朝鲜僧惟正说的话：

当初，首创凶谋（出兵朝鲜），以妻父行长为先锋，来你国为贼者为平（宗）义智。

这想必是事实。

6

小西行长们只要在贸易关系中处于有利地位就行了，于是见目的已经达到，便开始奔走于终战工作。

为了讲和，必须要糊弄秀吉。

平壤被夺回，秀吉已经动了讲和之念，但日中两国的条件有云泥之别。

秀吉的条件有七条：

一、让俘虏朝鲜二王子归国。

二、迎娶明的皇女为日本后妃。

三、恢复勘合贸易，让船舶往来。

四、日中两国大臣交换誓词。

五、返还朝鲜四道及国都。

六、以朝鲜王子和大臣为人质。

七、让朝鲜权臣立誓累世不犯日本。

明朝的条件是：

一、返还朝鲜全土。

二、二王子归国。

三、关白秀吉谢罪。

秀吉是战胜国的态度，明朝拿出兴师问罪的姿态，两国不可能谈得顺利。

所以，只能糊弄。

例如，与明的皇女的通婚是不可能的，沈惟敬对明王室说，日本希望“和亲”。

“和亲”就是成为亲戚，有通婚、和好的意思。用得很妙。

最后黔驴技穷，甚至伪造了关白秀吉的谢罪文。内容是：

第38节：日中交往与朝鲜之役(7)

特请赐册封藩王名号，如此，世世为藩篱之臣永久献海邦之贡。

“册封”就是承认输了，“朝贡”就是交易。如前所述，册封是朝贡的前提，但不是受册封后就自动允许朝贡。

明王室的决定是：

许册封，不许朝贡。

一经动武，如果许册封和朝贡，周围的野蛮人也许都会仿效。所以，只允许一件：

封尔日本国王。

带着诰命书，沈惟敬于庆长元年（1596）来到大阪城。

当时，正使是李宗城，副使是杨万亨，沈惟敬只是随员。

不过，知道内情的正使李宗城，因害怕而从釜山逃亡，并佯装发疯。

不得不升副使杨万亨为正使，沈惟敬幸运地当上了副使。

九月一日，使节到达了大阪城。

丰臣秀吉对明国国书大怒，当场撕破扔掉——这一场面很有名。

《日本外史》中也说：“立脱冕服，抛之地，取册书扯裂之。”

然而现在，诰命书仍然存在，并没有撕破的痕迹，因为诰命书是写在棉布上的，没那么容易被扯破。这应该是赖山阳虚构的。

实际上，九月一日秀吉见明国使节时，受领了诰命书、日本国王之印，以及其他明朝冠服等。而且，第二天，秀吉穿上明朝冠服，设宴招待明使。

秀吉没有学问，大概对诰命书的意思不太明白。但是，对“封尔日本国王“是明白的，于是收下了日本国王之印。

秀吉怒火中烧，再次命令出兵，是后来听五山学僧解说，得知讲和的七项条件完全被明朝无视。

日本有天皇在，却把天皇抛在一边，他国封自己为日本国王，这算怎么回事！

——这样来解释秀吉发怒的史家的名分论，毕竟只是后世的推测。

足利义满受明封为日本国王的例子暂且不说，德川家康在给朝鲜使节的文书中，也署名为日本国王源家康。

小西行长的终战工作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没有收买五山学僧。

如果解说国书的学僧也与小西行长串通一气的话，秀吉就完全被蒙在鼓里，成了“光身子的皇帝”了。

——明帝的皇女怎么还没来？

——人质怎么样了？贸易呢？

即使催促如箭，小西们只要借口推托：“路途遥远，诸事要花费时间。”然后等秀吉归天就行了。

这样，和谈决裂，导致第二次出兵朝鲜。

第二次出兵，对日本方面来说，战局进行得并不顺利，将士在异域陷入困境。之后，秀吉一死，日军就全面撤退了。

明治以前，日本和中国，持续最长时间的、规模最大的接触，只有朝鲜之役这一次。朝鲜之役的历史重要性便在于此。

对明治以前的中国有识之士做问卷调查——举你知道的一个日本人名。

平（丰臣）秀吉一定得分最高，得分第二高的也许都没有。一般来说，中国人在很长时间内，一说到日本人，只知道丰臣秀吉。

中国人眼中的秀吉像，如前所述，秀吉等同于日本人，秀吉像也就成为日本人像。

不，不必用过去式，印在现代中国人脑中的日本人的形象，也许还残留着秀吉的印象吧。

第39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1)

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

1

任何一个时代，庶民的生活都不轻松。如果穷困度到达一个极端，善于忍耐的他们也会作乱。

后汉末（二世纪末到三世纪初），政治十分腐败，外戚和宦官掌权。不知后汉王室是否有夭折的血统，成为未亡人的皇后，拥幼帝摄政的情况很多。她们选择的政治顾问，自然都是娘家人，或是身边的宦官。外戚指的是一族之中偶然出现了皇后，因此坐上权力宝座，但不是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经纶的人。至于宦官，是受刑后的废人，或是其同类，除了极少数例外，大多都有性格缺陷。

他们居于庙堂，整日忙于险恶的势力斗争，在庄园里任意驱使人民，贪得无厌，唯利是图。史书记载，刺史（地方长官）如虎豹般贪婪，苛待人民。

后汉时代，谷物最后涨到一斗数百钱。一斗，大约相当于现在日本的一升。之所以涨价，劣质货币的制造是一个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政治腐败。

不得不乱。响应这种需要的势力，渐渐在民间产生。最初是救人民于苦痛，采取了祈祷治病，即物性宗教结社的形式，如张陵的五斗米道（或是天师道）、张角的太平道。要寻求根本解决人民痛苦之路，宗教结社就必须带有政治性。太平道的信徒们，最后以黄巾卷头为标志，世上称这场农民战争为“黄巾之乱”。

为了讨伐黄巾，朝廷派遣了诸将。在所谓“贼徒”被镇压后，有着显赫功绩的军阀被留在各地，各军阀继续抗争。这就是《三国志》反映的时代。

这个时代，也是信息时代。

世人眼见汉室式微，纷纷感觉易姓革命近在身边。但是，下一个掌权者是谁？所有人都很关心这件事。

要跟随谁呢？——这是切实的问题。认那个人做主人，就必须跟他同命运。所以，如果选择错误，不仅会失去荣达之路，还危及自己的性命。

必须慎重选择。为此，关于主要人物的信息，要尽可能多地收集，以作为讨论的资料。

在这个时代，评论家，特别是人物评论家辈出，这是出于生死攸关的迫切需要。

2

当时有位人物品评家叫郭泰，字林宗。他根据需要来评论人物，也为人设计适合此人的人生道路。

据说他的预言百发百中，以至于有很多关于他荒唐无稽预言中的故事。《后汉书》记载着很多后世人夸张的无稽之谈，同时也列举了很多真有其事的故事。

只是，郭泰的人物评论并没有危险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别的评论家不是挑到蛇头，就是踩到虎狼尾，结果被课以重刑，祸及朋友。相比之下，只有郭泰能明哲保身，夸奖他为普通人所不能模仿。

但郭泰的评论不够深入，四处设置了逃生口，表现很委婉，说话也是八面玲珑，很稳当。

害怕毒蛇和虎狼的评论，作为评论来说不够有趣。缺少激怒他人的毒舌，所以能够保全性命。对当事人来说，很值得庆幸，但多少让人觉得意犹未尽。

还有一个人物品评家叫许劭，字子将。他和表兄弟许靖每月初一见面，评论天下著名人物。人们称之为“月之旦”的评论，“月旦”一词由此而来，现在仍在使用。

一天一个青年来到许劭家，打扮不错，眼神却不寻常，气概像侠客。

“请评价一下我。”青年人言词恭敬地请求道。

许劭本不想回答，但青年人伺机胁迫，许劭不得已说：“你是清平奸贼，乱世英雄。”

青年人脸露喜色离去。

“清平”就是太平的意思。

被称为“奸贼”而面露喜色，此青年就是曹操。这个故事很像发生在曹操身上的，而且许劭不像郭泰一样八面玲珑，被评价为有话直说的毒舌评论家。

不过，许劭已经是看面相的老手，一见这个有侠客气质的不良少年的面相，就应该知道说什么他会高兴吧。尽管他的直言和毒舌，但许劭也还在乱世中平安无事地活了下来，得以终老。

仔细想想，后汉的政治已经混乱至极。也就是说，清平之世已去，已经进入乱世。那么，“清平奸贼”就是无用的话，重点在于后一句“乱世英雄”，曹操因此才会高兴。

看透了这一点而巧妙装扮直言、毒舌，可以说许劭比汲汲避过舌祸的同行郭泰更高明。

还有一个叫桥玄的人物品评家。他更有名的是有两个俊俏女儿。世人称这对姐妹为“二桥”（二乔）。后来，姐姐成为孙策之妻，妹妹成为周瑜之妻。曹操在无名时代，见到这位桥玄，他说：“我见过许多天下名士，还未见过比你更杰出的人物。我已经年老，请照顾我的妻子儿女。”

《魏书》记载了此事。

果真如此话所言，桥玄把“二桥”托付给了曹操。可惜他当时还是白面书生，眼睁睁看着“二桥”嫁入吴。后来曹操与吴蜀联合军战于赤壁，这大概是夺回“二桥”的战争吧。作为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登场的老谋深算、冷酷无情的坏人曹?，无法想象这种开战动机。但是，如果把他当作乐府诗人曹操，为夺取“二桥”出阵，很有可能。

第40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2)

《世语》说，是桥玄让曹操去见许劭的。

《异同杂语》说，许劭评价曹操是“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在正史《三国志》中，品行不好的曹操，世人都不承认，只有桥玄对他说：“如今天下已乱，能安定天下的，唯有你。”

《后汉书·许劭传》和《异同杂语》评价曹操的话很不相同——

前者是：清平（治世）→奸贼——能臣。

后者是：乱世→英雄——奸臣。

只要稍露头角，就成为当时“月旦评”的话题。各地像郭泰、许劭这样的小评论家多如牛毛，必定会积极地进行小月旦。

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是多么如饥似渴地想知道——当今世界有些什么人物。

曹操成为六百石的议郎，作为骑都尉出征讨伐黄巾时，被认为是“为逐鹿战的年轻有望选手”。

当然，他也列入了月旦评的名单。

3

曹操是个忠实于自己感情的诗人。正因为如此，旁人看来有点疯狂。

他在世时没有篡夺帝位。我从这里感到了他微妙的踌躇，这种踌躇，正是诗人的羞怯，是他精神的核心吧。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曹操未废汉而自立天子，是因为畏惧名分并自我克制，这说明了教化的重要性，也赞美了这一点。

曹操去世前一年，侍中陈群等人说服他即帝位，他回答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周文王自己没有即位，儿子武王即位了。曹操的儿子曹丕也开创了魏王朝，情况完全一样。这不是后来捏造的预言故事，应该看做是曹操的真心话。

——以歌言志。

在曹操的诗里重复出现的，是君临天下的抱负、激昂的宣言。理想才是他的生命，他的一切。

有即帝位的实力，而不去做。并非遥遥仰视，而是悠闲回首巅峰，曹操认为这是作为诗人观照世界的最理想的位置。英雄和诗人相互呼应，两者的声音巧妙交响的地方，十分有限。走错一步，一方的声音就会消失，失去回应的另一方的声音，就会被深渊吞没吧。

得到绝好位置的曹操，不想离开。总有一天自己的子孙，会再进一步，建立新王朝，他必定总对自己说——我自己就算了吧。

曹操应该不是很拘泥于名分的人。想得开的他，一定觉得汉室怎么都行。只是凭着诗人的心直觉感到，如果自己当上天子，就不能再做诗人了。要避免这一点，这才是他不即位的真相。

实际上，像他的儿子曹丕那样成为天子兼诗人，是可能的。但是，曹丕从一出生，就是权势无匹的人的儿子，和父亲曹操不同。作为宦官养子的儿子，从匍匐于地到渴慕青云跃进，对不太在意名分的曹操来说，帝位也是圣域，如果没有牺牲，例如折损诗才，便无法踏入圣域。对儿子来说，圣域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不是那么令人眩晕。而且，曹丕比父亲更能无视大义。从父亲死的那天起，就把父亲后宫的美女，全都纳入自己怀中。得知此事，据说他母亲目瞪口呆，到这个儿子死时，也没流眼泪。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建造了著名的铜雀台。

中国的有权者，常常想要用铜建造巨大的建筑物。收集大量的铜，其他地方制造武器的原料就会减少，同时，自己可以随时重铸，可以制造武器，这些是铜建筑的优点。铜雀——这大概是曹操的自我比拟。

据说铜雀台左右各有玉龙台和金凤台。

自己也许只是一只小小的麻雀。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陈涉曾经这样放言。麻雀任何时候都是小鸟的代表。

但是，作为宦官之孙，被视为小鸟的自己，现在不是也有龙凤跟随了吗？

据说“龙”是夏王朝的标志，“凤”是殷王朝的标志。龙凤象征着天下至尊的皇帝。

实际上，现在马上就可以将龙凤取而代之，但为了留下观照的距离，还是当自己的麻雀吧。

据梅原猛氏说，一塔三金堂——飞鸟寺的结构，也许是苏我马子自比为塔，三金堂则比作依靠他成为天皇的皇子们。

第41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3)

曹操的铜雀台也与此类似。

后汉是王莽篡夺后建立的王室，所以很重视大义明义、秩序礼仪。曹操即使比皇帝更有实力，也不能在宫廷肆无忌惮地炫耀。即使被皇帝劈头盖脸地痛骂，也只能不当一回事，更不用说使用赤裸裸的权力标志。

除此之外，曹操想到的是，建造以王室财富也无法建造的、巨大豪华的建筑物。这样的话，谁都能一眼看出他的气势。而且，他诗人的灵感，体现在让玉龙和金凤跟随着雀，这一巧妙的设计上。

建造的动机，是因为铜雀出土象征一种瑞兆。据说当出现圣天子时，天就会降下锐爪，这个故事意义微妙。

建造把出土的铜雀安放在屋檐上的壮美建筑物，并称之为铜雀台，高十余丈。右有金凤台，左有玉龙台，高有法隆寺的五重塔那么高。架上弓形拱桥，据说有千门万户，规模巨大，金碧辉煌，一定用了不少铜。

建造铜雀台，是曹操向天下宣言自己没有觊觎帝位之意吧。但是，同时，也清楚地让人们认识到，是他带领着皇帝这一现实。

4

中国人常常动不动就引用《三国志》。据说演戏只要演《三国志》，票房就会不错，就像日本的《忠臣藏》。

准确地说，《三国志》是中国二十四史的正史之一，是陈寿用简洁之笔写成的优秀史书，但和其他正史一样，都有点不好亲近。脍炙人口的，是小说化的《三国演义》。

这部《三国演义》，是距离三国时期一千多年的明代人罗贯中的作品。不过，关于三国的历史，唐宋说书人一直在演绎。

例如，曹操的诗有《短歌行》，这是他的代表作，是他在赤壁之战前，横槊而咏的，但在正史上没有记载。所以，也不一定就是明代《三国演义》的创作，在宋代苏东坡的《赤壁赋》中已经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苏轼吟咏的也是正史上没有出现的场面。吉川幸次郎氏也曾经指出，这位大诗人，大概也受到了节日里说书人的影响吧。或者，也有可能是苏东坡先生的诗性修辞，被罗贯中先生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

不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写《三国演义》之前，三国时期的英雄故事就在说书时被广泛流传。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再也没有这样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时代了。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次动乱时代，在这些时代里登场的英雄们的名字，并不是那么为人所熟悉。在日本，只有明末的国姓爷郑成功是日中混血儿，稍微为人们所熟悉。然而，三国时期，日本还在遥远的邪马台时期的三世纪初。三国的兴亡和登场英雄的名字之所以为人们所熟知，这完全是因为这个时代的故事很多。而故事多，则说明这个时代的信息很多，而且广泛流传。

在日本，只有战国时代可以与之比拟。织田、丰臣、德川家的政权交替，以及围绕的诸多故事，比起其他时代，更广泛为日本人所熟悉。这也是因为当时信息很多，各种有趣的故事传到人们耳朵里，被记录下来。

在众多的故事中，也有很多不可靠的混杂其中。这些不可靠的故事，却不一定被淘汰。有趣的故事，即使殊属可疑，也为人们所欢迎，流传久远。

也可能故意使一些错误的信息流传。暴露对手的丑闻，或是捏造故事说对方残酷，污蔑对方，也是一种战术。

树敌多的人物，不光彩的故事就多。而且，从记录这方面来考虑，对短命王朝的中心人物而言，不得不说是十分不利的。鲁迅也指出这一点来了，王朝存在时间短，记录历史的人，就不是自己的子孙，而是下一个王朝的史官。而下一个王朝正是通过推翻前一个王朝建立的，要为自己辩解，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说前一个王朝的坏话。

只持续了二十年的秦朝国君始皇的事迹，是到了推翻秦的汉朝才被记录的。三十年短命王朝隋的皇帝炀帝，由下一个朝代——唐代的史家之笔所记录。

曹家的“魏王朝”寿命只有四十五年。而且，记载曹操事迹的《三国志》的著者陈寿，是曹操的敌人蜀汉的旧臣，曾侍奉取代魏的司马家的晋朝。因此，对曹操没有同情之心。即使如此，陈寿作为史家，执笔时注意不失公正的态度，曹操在正史上也没有成为穷凶极恶的大恶人。

第42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4)

但是，在流传在民间的故事中，曹操成为被贴上标签的坏人。刘备、关羽、张飞、诸葛孔明等越是被描绘成好人，曹操就越是被描绘成坏人，成为恶的化身，这在戏剧里最为明显。演曹操的一出场，骂声四起，演员也似乎回应骂声，煞费苦心研究怎样看上去像大恶人。

5

如果用现在流行的回归“意外的历史”的手法来分析，曹操也能颠覆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只选择合适的史料，去掉其他的，佯装不知道，也可以论证曹操是个小心翼翼的吝啬小人物。

如前所述，曹操从后汉的刘家手中夺取帝位，建立了魏王朝，但实施者不是曹操，而是他死后，儿子曹丕捏造的。曹操称魏武帝，是死后儿子送的礼物，曹操生前只是汉室封的魏王丞相。他一死，儿子马上就即位，新王朝的创建十分容易，所有的前期准备都已经到位了。曹操没有做自己想做就能做到的事，这也可以归结为他的优柔寡断。

据《魏书》记载，曹操在淯水祭祀战死的部下之灵，当场呜呜大哭。

主张曹操是大恶人的人会说，在将士面前故意为战死者哭，给人以大将军为部下着想的印象，让他们觉得为这样的主人死也值得。这被认为是为鼓舞士气而演戏，同时也被解释为，为完成霸业连眼泪都利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1。

然而，同样的事实，也可以解释为曹操是个小混混，是个软弱的爱哭虫。平常都硬撑着，不过，有时候也会忍不住哭出来。他本来就不成熟。

“小混混之说”有点勉强，但我不禁感到“曹操大恶人说”有极大的缺陷。

如果真如传闻所言，曹操暴戾凶残，是权谋术数的专家，曹操怎会任由这样的恶评流传而置之不管？要在各方面打下基础，提高自己的声誉，这才像鬼谋之士做的事吧。

留下了许多恶评，反而说明他不是真正的策谋家。

曹操有经世的抱负，也曾作诗描绘自己想要实现的乌托邦。生活富裕、人民仿佛身处尧舜治世，老人不需负重担等，描绘得很具体。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最重要的是得民心，他应该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

——天下归心。

这是他的杰作《短歌行》的最后一句，嵌入这意味深长的一句，让这首诗的结尾十分漂亮，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希望天下人心归于自己。

然而，实际上，似乎只有他的恶评流传于世。而且，很多是不可辩驳的恶评。

董卓进京师，随意废立后汉皇帝时，曹操认为和他站在一边一定会没有好下场，便偷偷向东逃走。途中，据说发生了很残忍的故事。大概是可信度不高，陈寿在正史《三国志》正文中没有写，文中只是改换姓名，记载着从问道向东逃走。

然而，在《魏书》中记载着：

去朋友吕伯奢家，主人不在，其子和宾客欲夺马和行李，曹操杀之。

《世语》中则是：

吕伯奢外出，五子殷切招待草草。然而，曹操怀疑他们或会去密告，深夜斩家人八人而去。

在《魏书》中，可以说是正当防卫，而到了《世语》里，就是忘恩的大恶人。

另外《杂记》中说：

曹操闻此家食器声，误以为欲杀自己，深夜杀家人而去。

这就不光是残忍了，而且是杯弓蛇影，愚蠢的急性子。

在《三国演义》中，略加润色，说是听见做饭磨刀的声音，就下了手。

作者叙述这段故事时，大概带着恶意，使劲硬是抹上残忍的色彩，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变形。

去会害怕密告的人家里投宿，本来就很矛盾。

曹操必定也有诗人式的、头脑发热、愤怒无法抑制的时候。例如，攻打陶谦，杀了很多当地人民，这是为报父亲曹崇被杀之仇的一时疯狂行为。如果总是这样嗜好流血，部下早就会反叛了。

兵粮不足时，曹操与管军粮的官商量，将斗做小，渡过眼前难关。不久，军中传言有大将克扣军粮。于是，曹操叫来此官，说：“以你的命，来解决这个难题吧。”斩其首，四处宣扬：“此人以小斗发放粮米，偷盗官米。依律处斩。”以转移部下的不满……

第43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5)

这是《曹瞒传》中的一段故事。

正史《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曹操的宿敌蜀汉的遗臣，《曹瞒传》的作者也同是曹操的对手吴国的人。曹瞒是曹操的乳名，以乳名为传记题目，不得不说是一种赤裸裸的恶意。

少年时代，曹操品行不善。因此叔父常向其父告状，曹操常受责骂。一次，他与叔父相遇，故意装出癫痫发作的模样。叔父告诉他父亲，父亲吃惊地叫曹操来问，曹操若无其事地回答：“癫痫啊，叔父不喜欢我，有事没事都来告状。”从此以后，父亲再也不相信叔父了……

异于少年人、狡猾表露无余的复仇故事，在《曹瞒传》里面也有。

曹操常说：“有人欲加害于我，我必定先心惊肉跳。”此话传给所有人听，他对侍从命令说：“偷偷带着刀靠近我。我心一惊，就会找你。你沉住气不说话，不用怕，重重有赏。”侍从以为是闹着玩，依言而行，出其不意被斩杀。左右的人都相信曹操事前会心惊肉跳是真的，想造反的人也忌惮三分。

曹操常说：“我睡觉时若有人接近，无意识中会斩杀来人。大家要当心。”一次，曹操装睡，宠臣进来给他盖被子，曹操跳起来斩杀此人。大家都以为曹操睡眠中的无意识拔刀是真的，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接近他的寝室。

这两个故事也见于《世说新语》的《假谲篇》，是曹操预防谋反和暗杀的小伎俩。在两个故事里，曹操都杀了身边的人，更让人觉得他残忍。

6

如果曹操真是这么残忍的人，他周围也就不会聚集人才。

三国中，他周围的人才最多。刘备的蜀汉之所以止步不前，就是因为人才不足。诸葛孔明早死，也正是因为事无巨细都要丞相一个人操心，因此身心疲惫。孔明狷介，并非没有托付他人的胸襟，而是没有足以托付的人。

像曹操这样努力招纳人才的没有第二个了吧。他的《短歌行》有一段是：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青衿”在《诗经》中是指“书生”。“沉吟”即陷入沉思，与表达苦闷的思慕之情的“悠悠我心”，都让人联想到恋爱。

但是，这肯定不是表达同性的爱，而是说为了发现年轻的英才，自己常常花尽心血。

“纵然此人盗嫂，收取贿赂，只要有才能就采用。”曹操常这样说。

曹操曾有个歌喉美妙的歌妓，虽然歌声动听，但性格极坏。曹操想杀她，但又惜才，最后还是无法忍受。于是，选取百名歌妓，让她们同时练习，不久，终于出现了可以与她匹敌的美声，就杀了那个脾气坏的歌妓。这大概是为了宣扬曹操的残忍而编造出来的故事，但却正好显示出曹操是多么地爱才。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是《短歌行》的结尾。

星影稀疏，明月当空，鸟雀南飞，却绕树几周，是否因为找不到做巢的树枝？

在这里，表达了曹操渴望英才的心情。有没有才华横溢，却不被任用的人？

高山、深水，体现了宽大的包容力。自己想成为有宽大包容力的人，将英才网罗于自己幕下。据说过去，有人来拜访周公，他吐出刚塞进嘴的食物，马上见面，因为拜访者也许是英才。如此渴求人才，天下人心都归附了周公——曹操自己也想像周公这样！

这首诗据说是在赤壁之战之前，横槊而作的。

而且，据说部下刘馥进言说，鹊找不到栖息的树枝，不吉利，曹操当场刺杀了他。

这段故事最不可信。

如此热情、真诚地吟咏招纳人才的愿望的人，在作诗之后，马上发疯似的杀死也许是人才的部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最多只是训斥一声而已吧。一定是传言越来越夸张，变成了刺杀。

这是因为，曹操很痛恨迷信。无枝之鸟不吉利，这种迷信，必然会遭到曹操的唾弃。

曹操年轻时成为济南郡十余县的相，也就是他成为政治家之后首先着手处理的是，禁止其他邪教淫祠。

第44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6)

7

讨厌迷信，说明曹操是彻底的合理主义者。诗人和合理主义者，两者并不抵触。

现在，禁止迷信和邪教淫祠，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在三世纪初，却是痛下辣手的做法。可以想象正是这种果断决然，令种种“残酷评价”安在了他头上。

曹操是最早给兵书《孙子》作注释的人。在当时的实际战争中，咒术色彩很浓厚，曹操是最早把战术和咒术清楚分开的武将。

战争中的咒术，一直存在到后来。在十九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中，英国军舰的炮击很准确，清朝认为英军中有灵通的咒术师。为了破咒，收集了当时许多桶形涂漆的妇人的尿器，装在船上，口朝向英军军舰。这是产业革命以后的事，所以很让人不好意思。连三世纪初的曹操，都不承认咒术有什么效果。

咒术不可信，能相信的就只有人的能力。这是极端的人类主义，跟热衷招纳人才紧密相关。

而且，曹操自身有很强的要求否定身份的动机。

他是服侍后汉禁中四代皇帝的宦官曹腾的孙子。曹腾曾成为皇后的侍从“大长秋”，最后被封费亭侯。然而，不论官位多高，宦官还是宦官，一般人都认为他们是有缺陷的残废而加以轻蔑。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说：“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

中国经常说“三世清白”。跨越三世，是指可以进行确实调查，没有人被处以宫刑是“清”的具体内容。仕于宫廷的学者称自己是“清流”，因为同样仕于宫廷，要和宦官区别开来。

从前，卫灵公与宦官雍渠一起乘车，孔子认为不洁，离开卫去了陈。普通人只要听到宦官，也会面露厌恶。

曹操就是这样的宦官的孙子。

作为丧失了生殖功能的男性，宦官有子孙，本身很好笑，他们被允许收养子继承家业。曹操的父亲曹崇，就是宦官曹腾的养子。

曹操是宦官家之子，从幼年时起，大概就不断看到别人轻蔑的白眼，听到侮辱的话语吧。他心里必定累积了对此的抗拒。

据说宦官别无乐趣，唯独热衷于储蓄钱财。像曹腾这样的高级宦官，大概会赚不少钱。很容易想象，这成为参加霸权争夺的曹操的经济后援。

一边轻蔑宦官，一边在其财力面前平身低头、效犬马之劳的“清流之徒”，曹操从小时候就见惯不怪吧，因此其抗拒之心更加强烈。

赤壁决战前，吴国的意见分为要和平还是战争两种。所谓和平，其实是投向曹操。吴国名将周瑜、鲁肃是主战派，张昭等拥护和平论。这时，主战派鲁肃对主君孙权说：

如果投降，请送我回故里临准，家世不错，我或许还能乘牛马带侍从。但你是因武勋上升的新兴贵族，家世并不怎么样。即使投降也不能有我那样的地位。

语带威胁。

可以看出来，光是靠家世这张牌，就能过得很好。

经过王莽篡权后的后汉时代，走向了另一端，特别注重家世。

“真愚蠢。”生于宦官家的曹操，内心大概这么想吧。正因为如此，曹操才信奉才能至上主义。

不过，曹操反抗的能量，似乎并没有放在打破身份制度上，而是放在把自己的家族贵族化上。

这就是一世英豪曹操的不足之处。

8

可以想象，很多对曹操不利的故事，都是有意编造出来的，但到现在并没有证据。只有在孙盛的《魏氏春秋》中露出了尾巴，该书介绍曹操说：“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这是原样照搬了《春秋左氏传》中吴王夫差所说的“勾践将生忧寡人”，很明显，并不是曹操的原话。

以一推十。

在战乱的时代，血腥事件、残忍冷酷的故事，一定堆积如山。似乎曹操这个人物把这些故事当作自己身上的事，一手接下。

这个故事很像曹操做的事。虽然不是他做的，但作为他的事迹很有趣。

这样一想，不管谁是故事真正的主人公，都不知不觉被换成曹操。

曹操多情多恨，感受丰富，神经敏锐，行动力强，这些本身具有的特点，也很容易被安上各种故事。

第45节：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7)

而且，曹操在世时，听到关于自己的无稽之谈，也完全不当一回事。

这从他的诗人性格中可以想象出来。

在《魏武故事》里，有一则有趣的布告内容，是曹操自己的自白。

布告中说，他年轻时，曾希望成为一郡太守，治理有方，以此扬名。

后来，被召去讨伐黄巾贼，立军功被封为诸侯，只盼望死后自己的墓碑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

之后，他的野心渐渐变大，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会成为丞相、然后建立新王朝这种大逆不道的事。

这则布告，作为他的告白，应该是真实的吧。

9

曹操在本质上是成功了的机会主义者。

迅速、有效地利用了被给予的机会，能做到这一点，凭的是诗人敏锐的直觉——以最短距离到达目的地、省去不必要的浪费的合理主义（也可以说是效率主义者），以及集中了优秀人才。

对形势的快速反应，来自诗人的敏感，这也被认为是他最大的特长——“机智”，对对手来说则是“奸智”。

在不良青年时代，他和友人袁绍（后来成为对手）去抢新婚的新娘，这是一段很不光彩的故事。一进人家家门，就大呼“小偷”，以转移大家的注意，然后拔刀威胁新娘，达到目的。但离开时，被追兵追赶，袁绍掉进荆棘丛中，也许是扭伤了，动弹不得。这时曹操大叫：“小偷在这里！”

袁绍慌忙拖着伤腿拼命逃跑，两人都逃过一劫……

这个故事就属于“奸智”吧。“机智”的例子是，他似乎喜欢猜谜，有好几个故事。

那是曹操当上丞相后，建起府邸，建造相国门时的故事。当时椽子已经架好，曹操点检后，要在门上题额，写了“活”这个字。主簿杨祖德看见之后，马上把门卸下来。门中有“活”就是“阔”——宽广的意思，暗指太宽了，这是谜底。也许是为了避免门太气派，被怀疑有篡夺之意。

介绍一个效率主义的故事。

刘表有重千斤的大牛，十分得意。这头牛所吃的草和豆是普通牛的十倍，但谈到负重，还不及一头母牛。曹操占领荆州后，得到了这头牛，煮其肉以鼓舞士卒。

由此可以窥见曹操强烈的效率主义的冰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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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必须对曹操下一个评断了。

名声不好的曹操，到现在给他平反的声音也不绝于耳。近人中，鲁迅最力撑平反说。和秦始皇一样，曹操也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

我也不认为曹操是大家所传说的恶人，然而，也不是绝世大英雄。用一句话说，应该是成功了的机会主义者吧。更进一步，带着偏爱来看，可以说是可能开启近代的人物。烧比叡山1、攻石山本愿寺的织田信长，酷似曹操，他们都还差一步就开启了近代，但还是未能超越时代。

这正是因为缺乏哲学思想。

嘲笑身份制度的不合理，高举效率主义的大旗，广收人才，只是达成眼前一个又一个目的的“手段”而已。

对于合理主义而言，应该改变人们的意思，使他们接受合理主义。曹操没有向世人宣布这一大哲学，很可惜。不过，指望他这个忙碌的机会主义者做到这一点，一开始就不可能吧。

小说和戏剧《三国志》中有趣的是，英雄豪杰如浮云般出现，并取代彼此。本来，在抱着“天无二日、地无二王”信念的中国，为什么三国分立的状态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答案是英雄太多了。

我认为，反过来可以说，三国时期没有出现有统一天下器量的、特别杰出的大天才。

二流英雄们争夺天下，因此才好看，曹操是其中的怪胎。他喜欢文学，有点不正经，果断坚决，是个有趣的人物。

如前所述，曹操和织田信长很相像。更有趣的是，曹操还是个诗人。

在中国旧诗论《诗品》中，将诗人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曹操被放在“下”里面，评价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

我并不认为他的诗才不及被评为“中”的儿子曹丕。不过，这里不是论曹氏父子的诗的地方。

只想加上“悲凉之句”，那要算以“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结尾的、歌咏出征兵士之苦和战乱之可恨的《苦寒行》。

如此深切地歌咏士兵的悲哀的曹操，不可能是惨无人性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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