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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帕森斯假说（1）

- 一、引言：帕森斯假说（2）

- 一、引言：帕森斯假说（3）

- 一、引言：帕森斯假说（4）

- 二、家系的繁衍（1）

- 二、家系的繁衍（2）

- 二、家系的繁衍（3）

- 二、家系的繁衍（4）

- 二、家系的繁衍（5）

- 二、家系的繁衍（6）

- 二、家系的繁衍（7）

- 二、家系的繁衍（8）

- 二、家系的繁衍（9）

- 二、家系的繁衍（10）

- 二、家系的繁衍（11）

一、引言：帕森斯假说（1）

帕森斯是社会学界最著名的理论家之一。他有一个著名的假说：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会经历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也可以把这个转变过程概括为从亲子轴为主的家庭向夫妻轴为主的家庭的转变。

在本书中，对于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采用以下定义：核心家庭是指一对夫妇及他们的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扩大家庭是指“任何通过血统、婚姻或收养联系起来的比核心家庭的范围更宽广的群体”。扩大家庭又可以划分为传统的扩大家庭和变形的扩大家庭。传统的扩大家庭是指“一个建立在有亲戚关系的核心家庭的地理的邻近、经济的相互依赖的基础上，扩大团体的权威高于核心家庭，重点在超核心亲属关系上的家庭系统”；变形的扩大家庭则是指“核心家庭间的一套松散的亲属关系，核心家庭间虽然地理上分散并且各自独立，但重视和维护超核心亲属关系”。

帕森斯的理论认为，家庭向现代性的转变就是亲属关系团体的分解和核心家庭体制的出现。在核心家庭体制下，核心家庭的成员摆脱了对远亲属的义务，配偶间的义务得到强调。他认为，工业经济的规则和价值观与大家庭的义务、忠诚和价值观是不相容的。工业经济强调公正、公平和公开竞争；而传统家庭强调亲情、照顾和亲属关系网。前者强调普遍标准；后者强调特殊标准。帕森斯说，现代社会的核心家庭在经济上是独立于其他亲属而存在的，它组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家庭生活单位，按照明确规定的血统准则，这个核心家庭对父亲的家庭和母亲的家庭没有任何义务关系。由于对亲属的义务受到限制，核心家庭成员同时也失去了亲属对自己的帮助，并因此使彼此间变得更加相互依赖。

帕森斯的理论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和挑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质疑是，究竟存在不存在这样前后分明的一个转变。这个质疑又是从两个方向提出来的：一个方向是说，现代化前的家庭并不完全是扩大家庭或者超核心家庭；另一个方向是说，现代化后的家庭并不完全是核心家庭。只要这两个方面的立论有一个站得住脚，帕森斯的传统到现代的家庭转变理论就不能成立了。

这两个方面的论点都有一些通过经验研究获得的证据来支持。提出现代化前的家庭并不完全是扩大家庭或者超核心家庭观点的人们所举出的证据有：早在16 世纪和17 世纪，英国的家庭生活就已经是建立在核心家庭的独立存在和个人主义价值准则之上的了。拉斯里特及其人口社会结构史剑桥小组运用从100 个社区居民的统计表中获得的资料确认，在16 世纪和17 世纪的英国，远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核心家庭就已经是典型的家庭单位了，只有大约10% 的家庭保留超核心家庭亲属关系。当时英国的平均家庭规模为4.75 人。年轻人结婚后就建立了独立的家庭。由于人口的高死亡率，几乎没有年轻男女在结婚时两方的双亲都还在世。因此在那时，子女侍奉老年人可能像20 世纪一样不普遍。

在西方社会中，超核心家庭亲属关系的不密切还有一个称谓上的证据，那就是，称谓亲属关系的专用名词在父方亲属和母方亲属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而且指称核心家庭之外的亲属关系的术语都是含糊不清的。这一点同东方社会如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我们这里，超核心家庭关系的亲属称谓区分得极为明确精细（见附录二）。

提出现代化后的家庭并不完全是核心家庭的人们却用另一批资料证明，即使在工业化之后，超核心亲属关系还是被大量保留下来，而且十分重要。安德森指出，在19 世纪中叶，在英国的某工业区，有23% 的家庭中包含核心家庭成员之外的亲属，有许多亲属比邻而居。20 世纪50 年代进行的一系列邻里关系研究表明，即使在工业化的高级阶段，在早已形成的低收入的工人阶级社区中，也存在着基于地域的、结合紧密的、有亲戚关系的家庭网络。亲属在

情感依赖、交往走动、分担家务和共同义务的基础上组成了关系松散的网络。

扬和威尔莫特对超核心家庭亲属网络存在原因的研究表明，工人阶级亲属关系网的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是，贫穷严重而普遍，而福利制度和福利社会尚未形成。亲属关系纽带的存在是一张防备危机和困难的保险单。

一、引言：帕森斯假说（2）

休伯特在1965 年对中产阶级家庭的亲属关系的研究也表明，无论相距多远，这些家庭都与近亲属保持了联系和交往，但交往的频繁程度与其距离成反比。亲属关系范围有限，仅限于近亲。交往是断断续续进行的，个人喜好在其中起很大作用。

在做这项研究之前，通过对上述理论论争的研读和思考，我们形成了对帕森斯假设的一个补充假设，即虽然在现代化过程中家庭关系从扩大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或许没有发生在西方社会，但这一转变却在中国发生了。换言之，在现代化之前，中国的家庭关系是一种以扩大家庭为主的家庭关系；在现代化之后，它变成了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家庭关系。这一补充假设正是本次研究的理论假设，我们的研究将证实或证伪这一假设。

首先必须指明的是，在中国，所谓扩大家庭也并不是传统的扩大家庭，而是前文所提到的“变形的扩大家庭”，即一套松散的亲属网络，它虽然是由分散和各自独立的小家庭组成，但却重视和维护超核心亲属关系。因为有历史统计资料表明，我国的家庭规模几千年来一直在4 至6 人之间浮动，正是人们常常提到的“五口之家”这样一种规模。只有在社会上层，才可以见到《红楼梦》和《家·春·秋》一类小说中所描绘的那种数代同堂、数房同居的传统的扩大家庭。

传统的中国家庭具有很多的功能，这些功能可以被概括为：宗教功能 ( 祖先崇拜)、司法功能 ( 血亲复仇)、保护功能 ( 保护住房财产)、经济功能 ( 家庭作为生产劳动组织)、社会化功能 ( 子女教育)、生育功能，以及文化功能 ( 闲暇，游戏) ，等等。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和论述过这种扩大家庭关系或父子轴家庭关系在前现代化中国的普遍存在。

19 世纪的西方学者利希霍芬认为，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国民性的关键在于了解中国的家庭，他说：“在中国人的社会组合中，家庭是最强韧的纽带，家庭和祖先一样是至高无上的，每个人都想为此做出毫不迟疑的牺牲……像中国这种几乎所有家庭都世代聚居，尤其在农村，曾祖父和30、40、50 或更多的子孙同住或相邻居住，共同生活的家长制家庭生活情景，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是看不到的。对难以理解的中国人国民性进行哲学的考察，必须从研究其作为基础的家庭开始。”

在此，我们还要引用西方著名家庭研究专家缪勒利尔对传统中国家庭的描述。这一引证有三重意思：第一，从下述对中国传统家庭的详细描绘中可以看到西方家庭研究者以至整个家庭研究领域对中国传统家庭的印象；第二，从对中国家庭历史形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家庭制度已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现代的中国城市当中；第三，用他的描述与现状相比，我们会发现，转变虽已造成了“形”不似，但尚余“神似”——许多习俗已不复存在，但其精神、观念犹存，比如孝的观念，男尊女卑的观念等。“中国大家庭的领袖是家长，他的权力之大几乎是绝对的。他是家庭资财进款的处理者。妻子儿孙都得服从他的命令，无论是命令或意思。他对小孩子们，不但可加以惩戒，还可出卖出租，在某种情形之下，还可以处死。有时，儿子卖身为奴以举债葬亲。年轻人若不能为父母所受的侮辱而图报复，则自尽以报，这在中国的传统道德看来，是高尚的德行。

在中国，礼仪、道德、宗教都赞同对父亲意志的完全顺从与屈抑，而绝对制裁一切个性与独立。小孩们要鸡鸣而起，盥洗穿戴齐整，然后到双亲前请安，恭恭敬敬地询问这一天里面对他们有什么吩咐。父亲没有叫，儿子不能进房；父亲没有要儿子离开，儿子不能自由离开；父亲不问，儿子不能随便开口。这种风俗已经深入于中国人的心中。成年的儿子受了父亲的打，儿子没有一言一语的抱怨或抗议。儿子忤逆，是要受处死处分的，而父亲打死孩子，其刑罚是很轻的。父亲若给儿子打了，父亲就有把儿子杀死之权。儿女的婚嫁，全听父亲的意志。儿女自己的愿望对于择配几乎不发生任何作用；新婚的夫妇是在结婚的那天第一次见面。父亲有处理儿子产业的最高权力，儿子虽到了成年，不得父亲的允许不能离开父亲所住的地方；要离开也只能到一个相近的特别指定的地方。只要父亲在世一天，这种权力就继续一天；但是一旦儿子升到官僚阶级，情形就变更了，因为根据中国的传统观念，帝王是百僚之父。但是一个官的父母死了，他必得离职守制二十七个月。女儿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妻子对丈夫必须绝对忠顺；不得丈夫允许，不能擅离家门。如果违背这个规则，他可以把她出卖为别人的姬妾，但不得卖之于妓院。只要不使女人受重伤，他可以随意处罚她虐待她。她

一回手，那是要受刑的。若她打了翁姑，她要受死刑。女人以夫死而伤痛，很受显著的崇敬。她们常常因为夫死而在夫家或当众自缢。在实际上?女人通常受丈夫所敬重，为孩子所尊崇——虽然是次要的。父亲死后，母亲对孩子们就有管理的主权。”

一、引言：帕森斯假说（3）

在缪勒利尔的描述中，主要强调了传统文化“三纲五常”中的两个“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中国现代家庭的状况看，父对子、夫对妻的生杀予夺之权、处罚虐待之权、出卖处置之权已不复存在。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转变”确已发生了。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转变”，而这些“转变”正是本书的主题。

所谓“传统中国家庭”究竟产生于何时呢？张君劢认为：“中国社会上之特点，可以‘家族主义’名之。自周秦以降，久已确立敬宗尊祖之习；更以丧服之制定其亲疏之差；以姓以氏为社会分子团结之唯一基础。” 一种更为精细的研究证明，“宗族”产生于宋代以后。更严格地说，祖先崇拜、家族继嗣、家族公田在明代之后才成为民间社会组织模式。许多学者都曾对传统中国家庭做出理论的分析和概括。

例如，费孝通很早就论述过西方的夫妻轴家庭和中国的父子轴家庭之间的区别，他也许是最早提出存在着这样一种区别的人之一。他说：“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

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即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潘光旦也说过：“中国是一个家族主义的国家；婚姻原是比较个人的功能，但是在家族主义很浓厚的空气里，个人的地位很小；个人既为了家族才存在，所以婚姻便为了家族才举行了。婚姻的家族效用有二：一是父母的侍奉，二是宗祧的承继。”许烺光将中国人的处世态度概括为“情境中心”，相对于美国人的“个人中心”和印度人的“以超自然为中心”。

所谓的“情境中心”是指：“情境中心的处世态度以一种持久的、把近亲连接在家庭和宗族之中的纽带为特征。在这种基本的人类集团中，个人受制于寻求相互间的依赖。就是说，

他依赖于别人正如别人依赖于他，并且他完全明白报答自己恩人的义务，无论这一还报在时间上要耽延多久。中国人伦理道德的基本核心是孝道，它是一种既定的孩童 ( 子女) 对

于父母应持有的种种职责、义务和态度的复合体。子女之所以要向双亲尽孝道，是因为子女们受惠蒙恩于培育抚养自己的长辈。”

作为对比，他描述了美国人的“个人中心”的伦理价值：“个人中心的处世态度，以存在于近亲者之间的暂时性纽带为特征。由于没有永久的家庭与宗族基础，个人的基本生活和环境取向便是自我依赖。……在这种模式中成长起来的个人会认为依赖别人是不可容忍的，因为那会毁掉他的自尊；不过他也同样认为不能让人依赖自己，因为这种情况会招致别人的反感。”

总的来说，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观念中，“家庭”并不是同一个东西：“当一个美国人谈论家庭时，他指的是他的父母和家里其他未成婚的兄弟姐妹。而中国人谈到家庭时，他是指除了父母、同胞外，还包括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以及他兄弟姐妹结婚的所有人。即使这些人并不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也常是居住在同一个村子，或是邻村、邻区。这是中国传统的特征。”

杨懋春是把传统中国家庭提升到信仰和宗教的高度来看的：“在我国，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创立了家族伦理。以后由此家族伦理产生了各种传统的国民性格。试先述儒家家族伦理的创立。中国人的祖先和别的民族的人一样，也对人的生、老、病、死等现象十分关心，对人死后究竟如何有迫切的询问。但中国儒家的创始者既不说人死后一切归于乌有，也不愿意接受有灵魂常存于天堂或地狱的说法。他们创立了第三答案。他们的答案是，人如能在死前留下自己亲生的子女或后代，就是自己生命及祖先生命的延续。这就是儒家的‘永生’之说。……

一、引言：帕森斯假说（4）

结婚也，生养子女也，纪念先人也，供应先人之需求也，均为家族中事，为家族的重要功能。也可以说必须在家族中，此各事方能顺利进行。因此，成立家族，经营家族，维持家族，成为中国人生命及生活中最重要之事。此外几无他事。”一些国外的家庭研究者如埃什尔曼从对中国传统家庭的功能分析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于家庭来说，大家族团体的意义具体表现为以下功能：资助其成员，帮助家庭完成铺张的婚丧之事，建立学校，在家族里建立权威，实行裁判，作为政府的代理人参与征税，维护祖坟和族产。这种‘家庭’网络表现了许多我们所知道的政府部门的职能：征税，执法，教育，福利等。”他把中国传统家庭的转变期划在1900 年，甚至1950 年：“从广义上说，传统的中国家庭组织存在得十分普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00 年，甚至可以说持续到1950 年。”

另外有一些学者则论述了中国家族文化在最近几十年所发生的变化。如果说传统的中国家庭在20 世纪初已经出现了变化的端倪，那么真正的变化则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这五十年间。

阮新邦等人以对广东农村的经验调查为依据提出，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前三十年家族主义的仪式受到压制，其实质却保留着；后二十年仪式在恢复，实质却发生了变化：“表面看，这似乎是一个相互矛盾的现象。但假若我们小心观察，会发现在过往几十年里，家族文化其实一直在影响着个人的行为，只是其相关的仪式和活动给压制着罢了。现在这些活动得以复苏，原本可以进一步强化家族文化对人的影响，但正如上文所述，市场经济的其中一些价值理念是跟家族文化有相当大的抵触。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南方的省份，家族主义的影响会相应地减弱。这里正好显示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些张力。”

农村的家庭文化发展变化的时间表与城市可能有些不同，但总的趋势是一样的：由于市场经济和工商制度在中国社会中的长足发展，家族文化及其理念已经在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虽然在南方一些农村，家族活动死灰复燃，但在城市，家族文化却永远不可逆转地逝去了。近年来，农村出现重建宗祠、重续族谱、祭拜祖先等活动，有些人还给已脱离乡村进入城市的亲属写信，要求他们捐款支持宗族活动。但是，这种要求受到城市中工商制度与文化的强烈抵制。从城市到农村，传统的扩大家庭及其理念逐渐退出社会生活，核心家庭化的大潮正势不可挡，席卷全国。

在研究中国家庭文化时，城乡差别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连国外的研究者都发现了这种巨大的差别，例如，埃什尔曼指出：“自1949 年以来城乡家庭之间的差别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扩大趋势。在中国城市，亲属组织从来不像农村那样重要。在当代中国城市所找到的各种家庭典型在某些方面仍然与农村家庭有许多差别，婚后从父居 ( 住在男方父亲的住宅里) 习俗不如农村那样普遍；城市青年比农村青年结婚晚；在配偶的选择上，父母对子女亦干涉较少。

在城市，两个家庭之间也少有农村家庭那种为儿女结婚而进行金钱交易的情况。”5一般说来，传统的家庭文化在农村地区保留得比较多，而在城市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这项研究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从调查所得资料印证传统家庭文化的存在；另一个则是要证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确已发生，并研究其变化的状况、程度以及影响到这一变化的各种因素。换言之，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检验帕森斯假说及我们的补充假设。

这项研究的调查样本是北京的一个大家庭。从最初的一对夫妇到如今，这个家庭已经生息繁衍了六代人。他们全都是一爷之孙。算上已经故去的家庭成员，这一爷之孙的大家庭计有58 人，加上他们的配偶，共计100 余人（见附录一）。

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正因为其普通，才具有了一定的代表性。

这项研究所采用的方法是口述史的方法，由作者对这个家庭的现有成员做面对面的调查，调查时间是2000 年春季。

这本书就是用调查得来的个人生活史资料写作而成的。

二、家系的繁衍（1）

这个家庭的远祖生活在福建。清朝末年，祖先林德玉 ( 姓名因保护隐私原因已做处理，下同) 因为精通厨艺，被一位户部员外郎在调任时带来北京。那位官员的祖籍也是福建，死后想把棺木送回家乡，但一时没有做到，就把坟墓临时定在位于北京虎坊桥的福州仪地上，也有人把这块仪地叫做泉州仪地。虎坊桥至今还有一条街道叫福州馆前街，湖广戏院的前身就是福州会馆。总之，原来虎坊桥这块地方住过不少福建人，据说在清朝的中期和晚期，福建人在这一带十分活跃。

这块坟地就由我们在本书描述的这个大家庭的祖先来看管。这个林姓家族就住在这块坟地旁边的两座房子里，一座位于现在虎坊桥浴池的位置 ( 现在的腊竹巷胡同)，被叫做北院，是一个东西向的院子，里面有十三四间平房；另一座位于现今前门饭店的位置，被叫做南院，是一个南北向的院子，内有三间北房，三间南房。先有北院，后来家中人口繁衍起来之后，又有了南院。古老的祖屋中供着很多的佛爷，还有祖先的灵牌，供桌上摆着“五供”（一共有五样供品，故称五供）。一个典型的中国大家庭，它的兴衰荣辱，它的悲欢离合，就从这两座房子中开始上演。

在2000 年的春季，当我们对这个家庭的后裔进行逐个访谈时，真是很难想象，如今这块已成北京市中心、距天安门只有两公里的地方，就在几十年之前，还是一片荒草垃圾遍地的坟地，我们的主人公刚去世没有多久的祖辈曾在这里看守坟地，把地里密密层层的芦苇割下来当做柴禾卖掉，以补家用。坟地上还出产香蒿，每年五月份能把香蒿割下来卖给穷人当蚊香用。当时，师范大学往这里的荒地上倒煤渣，但不能白倒，得给这里的住户一点煤，所以林家从来不用买煤。院里有枣树、桑树，每年能打一大笸箩枣和桑葚。在后院，还可以摘瓜挖野菜包团子吃。可惜，后来渣土越倒越多，草地就缩小了。

林德玉生有两个儿子，一位在长大后出家做了和尚，现在这个家庭还活在世上的年龄最大 (87 岁高龄) 的林宝章老先生在跟我们提起这位老人时，称他为“和尚爷爷”，他的法号是普善，人称普善和尚。据说他上了点岁数之后，人变得有点傻。他曾经干过给妓院倒泔水的活。过年的时候，和尚爷爷去倒泔水，当时还是小孩子的宝章会为他打灯笼照亮，得一点小钱好过个“肥年”。和尚爷爷就住在一个人字形的窝棚里，到了冬天，脚趾头都冻坏了。宝章的母亲心眼好，就请和尚爷爷到家里去住，在地下搭个铺。可是别人开始说闲话了：侄媳妇哪能跟叔公睡一个屋呢。后来只好给和尚爷爷加个被子了事。后来，和尚爷爷就死了。

林德玉的另一个儿子就是我们调查的这个到目前为止已繁衍了六代百余人的大家庭的祖先——林松泉。

由于年代久远，绝大多数现存的林家后代都说不出他们这位老祖先林松泉的名字，就更不知道他的职业和身份，幸亏有一位林松泉的孙辈后代林宝森老先生，由于在年轻时粗通文墨，每年家中祭祖时，都委托他来填写“包袱”( 实际上就是一封封寄往阴间的信，里面夹有纸钱，供祖先在阴间使用) 皮，因此，他对祖先的名讳全都了然于胸，对我们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据他说，这位老祖先接了其父的衣钵，擅长厨艺，曾在御膳房供职，专做点心。后来在王府井金鱼胡同一家声名显赫的饭店福寿堂里也干过一段时间。当时宫里太监大臣都时常光顾福寿堂，相传老佛爷慈禧太后也去那儿吃过饭。林宝森老人向我们展示了他珍藏的爷爷的纪念品：一枚据说是西太后给的铜钱，年深日久的铜钱上，一面刻着“福如东海”，另一面刻着“寿比南山”；还有一枚是宫里太监给的纪念币，上面刻有“风花雪月”四个字。林松泉生有四男二女。老大林文奎，老二林文禄，老三林文海，老四林文龙。两个女儿大的嫁到北京郊区农村的张姓人家，小的嫁给石家庄的王姓人家。小女儿因为嫌婆家太远，不愿意去，就一直留在娘家，像个未嫁的老姑娘，直至去世。

二、家系的繁衍（2）

林家的四个兄弟是现存的四支林姓嫡亲的老祖，而这四支林姓后裔的命运和发展是很不相同的。早年，文奎、文禄和文龙住在北院；文海家后来人口最多，搬去南院。老大文奎是个棚匠，他生有一男二女，但由于儿子死得早，全家陷入一贫如洗的境地，这一支的后代子孙活得很是艰难，成为典型的城市贫民家庭。老二文禄也是个棚匠，他只生有一个独子，但是这个孩子很有出息，成了全家最有钱有势的人，在他的鼎盛期，他十分慷慨地帮助所有的亲戚，成了全家人的恩人。老三文海继承了父亲的手艺，是个出色的厨师，生有四儿二女，这一支的亲戚不仅人丁兴旺，而且特别努力要强，成为在四支亲戚中社会地位最高的一支。老四文龙在家赋闲，终生没有正式职业，他膝下只有一个女儿，虽然从老三家过继来一个儿子，但还是显得势孤力单，香火不旺。

林家第一支亲戚：林文奎的家系

老大文奎和老二文禄的行当已经成为历史——北京再也没有棚匠这个职业了。当年，人们办红白喜事，全都讲究搭棚子，大概是因为住房都不宽敞，办喜丧事又是办得越大越排场，越有面子，是显示家庭社会地位的大事，疏忽不得，于是棚匠这个行当就应运而生。据说这哥俩都有副好嗓子。起棚子时喊号子招呼大伙干活，嗓子好是很重要的。这一嗓子“上高嘞——”老远老远都能听得见。

文奎娶的是一位丁氏姑娘，这位丁家姑娘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兄弟叫丁永立，乃是京剧武生戏的宗师，专教武打戏，是演猴戏的李万春、李少春的祖师爷。这位兄弟有钱有势，见老姐生活拮据，常常在去天桥听戏的路上拐个弯来看看老姐。见到姐姐，放下点钱，一声不吭，转身就走，连口水也不喝，一副不愿搭搁穷亲戚的样子。

二、家系的繁衍（3）

林丁氏一生生育过三个孩子，心宽体胖，成天乐呵呵的。等到她老了，就变成一个胖老太太。一到夏天，她就爱光膀子。好几位小辈都记得她这种做派，说她的乳房像一对鞋底子，热了往肩膀上一搭，那样子十分壮观。宝森说：女人哪，做姑娘时是“金的”，做媳妇时是“银的”，生了小孩以后就是“狗的”了。我们至今在河北农村还能见到老女人夏天光膀子不避外人的习俗。

文奎和丁氏所生的儿子宝清按血统讲虽是林家的长子长孙，但他在叔伯兄弟的“大排行”中却是老二，因为他比叔叔文禄的儿子宝良出生晚。宝清还有两个妹妹——大虎和二虎，她们俩分别在29 岁和19 岁上死去，姐姐死于生育，妹妹死于肺病，俗称“女儿痨”，还没出嫁就死去了。这个家庭里有好几位死于肺病。这种传染病过去没有特效药，十人得病九人得死，成为夺去人们生命的一个主要原因。生育时的孕妇死亡在当代中国也快要成为历史了，但在20 世纪初年，这种死法不仅在广大农村极为常见，就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

林宝清性情淳朴憨厚，但又十分要强，这种性情与他后来的惨死不无关系。

年轻时他没有事情做，叔伯兄弟宝良想帮帮他，就给了他一点本钱，让他开了个小酒铺。可是他手脚笨，又不太会说话。一天，一位老太太来打酒，他拿起酒舀子给老太太舀酒。舀的时候应该直上直下，才能舀满。可他一舀是歪的，便气得骂了自己一声“操蛋”，又重新舀，舀起来又是歪的，他又骂一声“操蛋！”这样“操蛋、操蛋”了好几次，就是舀不好，老太太实在看不下去了，说：“小伙子，你就这么做生意呀！好在我是个老太太，要是那些大姑娘小媳妇的来打酒，你也这么操蛋操蛋的，行吗？”宝清把他遇到的困境告诉了大哥宝良，宝良哈哈大笑，让他不要再做酒铺了，介绍他去同仁堂当了伙计。

由于宝良在同仁堂是老板的红人，宝清人又老实可靠，就把碾珍珠的重要差事交给了他。这个活计不能交给不可靠的人来做。有人说，如果宝清碾珍珠的时候偷偷抓上一把藏起来，他早就发财了，可是宝清老实，他可不干这种事。他还负责监督“ 子”（天平），称配药所需的金子和珍珠时，宝清负责监督分量的准确与否。他从来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往家里捞过好处。

沾了宝良的光，宝清在同仁堂地位不低。同仁堂的职工餐厅分三六九等，老板吃的是头席，有鸡鸭鱼肉；拉抽屉配药的吃二席，没有鸡鸭，只有炖肉；打杂的吃三席，没有肉。

在哪个席吃饭是每个人地位的标志。宝清干的是二席的活计，吃的却是头席的饭。每月的初二和十六，同仁堂里都要摆酒席，他上的也是头桌酒席。每天一到饭时，伙计会大声唱道：

“林宝清，头——席——”这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宝清来说是很重要的。

宝清娶了一位旗人姑娘何氏，据说以前是禁止满汉通婚的，直到西太后的时代才开了禁。20 世纪初年，能娶到旗人姑娘的也不一定是富贵人家，因为清朝被推翻之后，旗人的钱粮就没有了，贵族身份也随之丧失。八旗子弟全都败了家，因为他们不但不会挣钱，还特别会花钱，个个过惯了公子哥的生活，女孩子要是嫁了他们，就得跟着他们受罪。因此，许多旗人姑娘找到个能养家糊口的汉人，也就嫁了。

这位旗人媳妇为宝清一连生了四个儿子：联启、联富、联强和小儿子联孝。孩子多，负担重，偏偏这时大哥宝良的庇护人死去，大哥丢了同仁堂的差事，宝清家的生活也开始走下坡路，每况愈下。小儿子病饿交加，瘦得只剩一个大脑袋，小胳膊细得像麻秆。何氏捏着一大叠当票向亲戚们求告，谁要是能帮助点钱，就把儿子给他。可是亲戚们也都不宽裕，谁也拿不出钱来接济他家。最后，夫妻俩不得不找了一户家境殷实的小贩人家，忍痛把小儿子卖给了人家。

二、家系的繁衍（4）

小儿子被卖掉之后，宝清饱受摧残的精神彻底垮掉了，据说他发了精神病，每天都得由妻子护送到工作的地点去。有一天他发了病，突然跳进了院里那眼两丈多深的深井，被守夜的人救起，就此卧床不起，一蹶不振。他在39 岁的壮年辞世，死后人们发现，炕席竟然少了一大截，原来是在他病饿交加、神志不清时吃下去的。他死后家里没钱给他下葬，儿子们穿着孝服到处去磕头化缘，亲戚们给凑齐了棺材钱才算把他下了葬。

丈夫死后，何氏靠给人当保姆养活三个儿子，还要伺候婆婆，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大儿子联启小小年纪就去学徒，老二和老三到处去打点小工帮助家用。到这时，这个家庭已经沦落成了典型的城市贫民家庭。

老二联富和老三联强干过的小工可就太多了，其中许多是现在的孩子们闻所未闻的，试举几例。

打执事：在红白喜事时给人家打幡。办丧事时，主家打的叫正幡，雇的这些孩子们打的是偏幡，有时还举一种叫“花柳”的东西，那是一根长棍上面有许多纸穗子。办喜事时，孩子们打的是伞和扇子。有工头把这些十一二岁的孩子们雇来打幡打伞，主家把钱给工头，他扣一部分，其余分给孩子们。

拉小襻：那时的人们大都用人力木制排子车运货，大人驾车把，雇一两个小孩在车两边拉绳套，省点力气。

拉冰块：那时没有制冷设备，就靠冬天从湖里把一块块的冰块拉到冰库里，夏天卖给需要冷冻食品的生意人。联富拉冰那年才15 岁，别人拉一块，他拉两块，又冻又累落下了哮喘的毛病，就为了给家里多挣几毛钱好买棒子面（玉米面）。挣到钱还要赶紧往家赶去买面，不然到了下午棒子面又会涨价。

卖烂摘手：果子市上运来水果，老板先把好果子挑走，把有疤瘌的廉价卖给这些小孩。小孩再拿去卖给做苦力买不起好水果吃的穷人。

卸西瓜车：夏天到了西瓜上市旺季，孩子们帮助乡下来的西瓜车递西瓜，卸完车后，人家给几个小钱、半只西瓜作为报酬。

跑龙套：在天桥小戏园子里面跟唱戏的人走台，人家正式演员跑一旗二旗，小孩跟着跑三旗四旗。

卖号外：报馆在出了重大新闻时会加印号外，大多由这些小孩子去卖。当小跑：警察局一类的衙门需要有人跑腿办事，比如买饭买烟等，小孩子就用这种服务挣点钱。

捡钩货：在街上捡烂纸，卖到收购站。

送财神爷：每到大年三十晚上，买一张财神到各家去送。

一敲门喊一声：给您家送财神爷来啦。人家一般到这时早都请过财神了，所以买一张财神能跑好多家。态度好的人家图个吉利，给点小钱打发了送财神的小孩，有的给个馒头，给块蒸饼；态度不好的骂骂咧咧往外轰，让他们滚蛋。孩子们也不吃亏，大叫着“给您送火神爷来啦（咒他们家着火）”，四散跑掉，让人家想追打也追不上。

二、家系的繁衍（5）

这小兄弟俩还捡过煤核，甚至要过饭。据联富说，要饭时，总是他鼓起勇气上前去要，让弟弟在一边等着，因为弟弟太小，他怕他受人欺负。他们小时候吃过豆渣饼、花生渣饼、煮玉米豆。他还背着弟弟捡过柿子皮、白薯皮吃。一家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这种嗟来之食维生的。那时，母亲何氏在外面给人当保姆，常常用一只能拦腰系住的大袜子偷带一袜子米面回家，给嗷嗷待哺的儿子们充饥。偷粮食这种事说起来是不道德的，但是在“救命”的意义上，这种行为似乎变得无可厚非，甚至带上了一点“杀富济贫”的正义性质。

就这样，这个城市贫民家庭的生活到解放后才真正有了改观，三兄弟都进工厂当了工人，老大联启肯钻研，熬成了熟练技工，负责看图纸；老二联富是复员军人，工作勤勤恳恳，

也入了党；老三联强因工作努力，出身好，人品好，被提拔当了科级干部。全家最高兴的一件事是认回了当年卖给别人家的小弟弟邓洪才。小弟弟虽然姓了人家的姓，但是血浓于

水，跟全家处得十分亲近，家里有什么事他能出力时，从来都没说过一个“不”字。

由于林家第四代在文奎这一支的四兄弟岁数最大，没赶上计划生育，所以文奎这一支是林姓后裔中第五代人口最旺的一支：联启有两男一女；联富有三个儿子；联强有两个女儿；洪才有两男两女。整个家族也只有这一支有了第六代——他们可就全都是独生子女了。

二、家系的繁衍（6）

林家第二支亲戚：林文禄的家系

林松泉老人的二儿子林文禄是四兄弟中最英俊的一位，虽然他只是一位棚匠，但他的相貌和勤劳为他带来了一位旗人姑娘汤氏的青睐。据说汤氏特别的爱干净，喜着雪白的绣花袜子，一天一洗。由于文禄29 岁就谢世了，他们夫妇只留下了一棵独苗：林宝良。后来，在同辈的兄弟姐妹中，他成了最有钱有势的人。林宝良的发迹颇有戏剧性。他小时候是澡堂子的学徒，

有一次他在澡堂子当职，因为相貌过于出众，被同仁堂乐家的十三少爷一眼看中，招他当了管事，即私人秘书。他刚去时是“二秘”，后来“一秘”去世了，他就成了大秘书。据

说这位十三少爷给了他一个美差：专门伺候乐家老太太。乐家老太太每天晚上12 点固定要吃一种特制的补药，这种药是传女不传男的，由儿媳妇来做。林宝良每晚坐专车给老太太送药，很得老太太的欢心。做这种药需用珍珠，据说乐老太太经常随随便便抓一把珠子送给他。宝良去乐家没多长时间就发迹了：他年轻帅气，志得意满，在很短时间内置了六处房产，把自己一家人从虎坊桥的破房子里搬出来，住进了什刹海一带的大院落中。

林宝良的第一任妻子张氏很漂亮，但一直没有生育，夫妻俩盼儿女心切，就收养了一个小女孩小丽。小丽十分的美丽可人，可惜在十四五岁早夭了。后来宝良又娶了一个妾。

妻与妾关系不好，总是打架。有人说，宝良的原配夫人就是被小老婆活活气死的。为了给妻子和女儿看病、办丧事，宝良一处又一处地变卖房产。偏偏在这时，母亲汤氏又得了“大

瘤子”病，本来应当去看西医，可宝良家只信中医，吃了无数的好药，不知花了多少钱，也没有挽回母亲的生命。

宝良的母亲有七颗珍珠，每颗市值七八千元。她去世后，七颗珍珠两只鞋上各钉一颗，两手各攥一颗，嘴里含一颗，帽子上钉一颗，心口放一颗。可惜的是，这七颗珍珠都换成假的了。那时，穷兄弟们大年初一去宝良家拜年，宝良照例会给他们每人一个小元宝，只是初五还得给他家拿回去，因为他们家已经没有钱了。

家中连着死了三个人，花销本来已经很大了。屋漏偏逢连阴雨，偏偏这时乐家老太太去世，宝良丢了差事。家里只出不进，就靠变卖房产、家具、古玩为生，到临近解放时，他已经落入城市贫民的境地。一开始他还有能力摆个小摊，卖点花生瓜子什么的，后来就沦落到在房管局当小工的地步了。修建陶然亭公园的时候，要人挑河泥，一担只有五毛钱，他竟然去干这种苦力活。用叔伯兄弟宝森的话说：我大哥能屈能伸，有钱是真能花，没钱是真能忍。

从宝良的经历可以看出城市贫民地位的可悲，他们没有家底，没有势力，缺乏真正稳定的收入来源和社会资源。虽然可以一时发迹，但地位十分脆弱，经不住一点挫折打击。稍遇风吹雨打，就一败涂地。

二、家系的繁衍（7）

宝良的第二任妻子李氏为他生了一儿一女。自宝良在1969 年去世后，他的遗孀和儿女与其他的三支亲戚完全断绝了联系。究竟是什么原因，人们语焉不详。说法一共有三种。

第一种说法是，因为宝良的第二任妻子娶进来时是妾，是因元配夫人有病不能生育才娶了她的，她怕林家亲戚拿她当“小婆”，所以在丈夫去世之后就不愿同夫家的亲戚交往了。

据宝良的叔伯弟弟宝章说：“我们对她根本没有这种看法。”这也许是同辈人的看法，老辈的人就不同了。据宝全说：她算“小婆”，我妈是个老脑筋，就不爱搭理人家。

第二种说法是，宝良在全盛期对各支的亲戚多有关照，他不但养着叔叔和弟弟，还养着他们的孩子，各家的婚丧大事都是他出钱操办的，可是到他落难时，没有亲戚来帮他一把，他死后，林家也没有出面安排好他遗孀的生活，她生气之下，不愿再同林家来往。其实，当时是林家亲戚凑钱给宝良买的棺材，大家那时（60 年代）都不富裕，想帮他也是有心无力，所以大家全都欠宝良的情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第三种说法是，在老人土葬还是火葬的问题上林家亲戚与宝良的子女发生矛盾是导致双方断绝来往的原因。宝良老人临死对兄弟们提出要求，一定要土葬。但当时他的儿女正积极要求进步，坚决反对土葬，要把老人火化。

为此同林家亲戚发生争执，双方不欢而散。宝良的际遇，印证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一般……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16在宝良的鼎盛期，他包揽了林家的婚丧嫁娶这些大事，不但有父辈亲属住在他家，还有家庭人口多的林姓亲戚把孩子送给他做儿子——林宝清的二儿子林联富就被送到过他家。但到他家道中落之后，亲戚圈子也显得小了很多，以致最后和所有的林姓亲戚断绝了来往。有趣的是，这种势力大小所导致的不同遭遇甚至不是发生在不同的家庭当中，而是发生在同一个家庭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之间。

二、家系的繁衍（8）

林家第三支亲戚：林文海的家系

林松泉的第三个儿子林文海是一位厨师，接办红白喜事。他是红案，他的徒弟是白案。但是，饭馆业不景气，尤其是日本入侵中国之后，一般人连饭都吃不上，谁下饭馆呢？在没有厨事可做时，他也做一点小生意，主要是卖水果。春天卖桃和杏；夏天卖白香瓜、绿香瓜；秋天卖槟子、沙果、京白梨；冬天卖柿子。最艰难的时候，他还拉过洋车。有一次，他拉一个日本人去卢沟桥，那人不但不给车钱，还把他的腰踹伤了，把他的车把都弄断了。

林文海的妻子张氏是农村人，可她却是四妯娌中最能生也是最能干的。她一生养大了四男二女，使她家这一支成为林家后裔在第三代上香火最旺的一支。她还是林家大女儿的小姑子，也就是说，林家大女儿嫁去乡下的张家成了张林氏；而她嫁来城里的林家成了林张氏。听上去有点像现在农村依然存在的“换亲”。农村的换亲是为了逃避高额彩礼，是穷人家娶媳妇的办法，不知道林家老三娶这位农村媳妇是否也出于这个原因，反正这个城市贫民家庭在当时日子过得挺苦的。据说，林张氏刚嫁过来时，铺的盖的都是张林氏临时拿过来应景的，结婚后三天就又拿回去了，炕上就剩炕席了。

张氏的娘家说是“农村”，其实就是现在北京三环路上的垂杨柳、大郊亭一带。大姑妈嫁去那里之后，有时会跑回娘家诉苦，说收庄稼人手不够，于是她的侄子们就去帮她收庄稼，

掰棒子。那时没车，是从虎坊桥走着去的，大家都觉得大姑妈嫁的这个农村真是够远的了。

林文海家的大儿子林宝章是现存林家后裔中年事最长也是最德高望重的人。他从小就特立独行，个性鲜明。每到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十月初一，大人们都要给佛爷上供、磕头，可是宝章不爱磕头，他说，“因为我性格反叛”。人能够知道自己一生适合做什么，这太重要了。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上胜任愉快，从而干出骄人的成绩来。宝章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他小时十分英俊，有个绰号叫“大美人”，家里想让他去学戏当演员，他小小年纪就知道自己不适合干这一行；家里也曾想让他去学佛事，结果他与师傅演出了一幕“打出山门”的活剧，从此远离佛门，至今都不信佛。小时候，他的一位哥哥和邻居的孩子都得传染病死了，惟独他没有被传染上，当时家里就许了愿，送他去当和尚。他是在20 多岁时还了俗的。还俗时举行了一个象征性的仪式。他先给佛爷挂袍烧香，然后师傅假装用棍子打他，他跳板凳跑出庙门，假装是不要他了，被人轰出来了。

宝章10 岁到15 岁念的是四维小学，母亲张氏省吃俭用，供他上学。当时学费是每个月一元，由于父亲与老师是“发小”（一起长大的孩子），特别照顾他，只收他每月七角学费。宝

章是幸运的，因为母亲力量有限，不能让所有的孩子都上学，她的原则是只管长子长孙，别的孩子她就不管了。宝章是长子，宝章的大儿子树名是长孙，他们俩是在家庭有限的财力

中中了大奖的人。宝章没有辜负母亲含辛茹苦的培养，他是几个兄弟中读书年头最长、教育程度最高的。他在学校语文算术成绩都很好，尤其是算盘打得好。

由于叔伯大哥宝良的关系，家里想让他去同仁堂学徒，但他不喜欢药味，想找个干净的工作，就拒绝了。最后，他去布店做了学徒，其经商才能迅即显露出来，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和提拔，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了。他在这个行业一干就是一辈子，68 岁退休后又在街道联社干了19 年，直到87 岁高龄才完全退休养老。他领导的绸布公司每年为国家创造数千万的营业额，数百万的利税。而他自己清正廉洁，生活极为简朴。在他的培养教育之下，两个儿子和六个孙辈后代都上了大学，进入精英阶层，成为社会上的成功人士。

宝章在解放后的发展深受他的一次机遇的影响。那是临近解放那年，他在家赋闲，母亲把一个没家没业的冯爷爷安排在自家一间小屋居住。母亲做这件事纯粹出于慈善之心，没想到却在无意之间为儿子未来的发展铺了一块垫脚石。冯爷爷的亲戚是地下党员，他们发现宝章对国民党的腐败很有看法，就发展他加入了共产党。他参加了贴标语等地下活动。

二、家系的繁衍（9）

北京不久就和平解放了，他被新政府分配在百货公司工作。对于这段经历，宝章老人很感慨，他说：“我承认好因好果。我母亲讲过，春风春雨才有好庄稼，对人好就会有好报。”

林宝章生有两男两女，由于他教育有方，两个儿子都从普通教师被提拔为干部，老二树功成为林家所有后裔中行政职务最高的干部——局级。他在工作单位以自己的廉洁干练赢得群众的服膺和领导的赏识。林宝章的孙辈后裔由于文化程度最高，从价值观到谈吐做派全都与林家其他成员有很大区别。虽然这种区别有时是微妙的、潜在的，但又是不容置疑的。举例言之，林宝章的长子长孙林旭居然在离婚后考虑过单身生活，并有不要孩子的念头，这在林姓亲戚中是相当与众不同的，尤其他还是长子长孙，就更显得脱离传统。

林文海家的老二林宝莲人也长得高大帅气，但是他跟大哥所走的路大相径庭。他沾染了吃喝嫖赌的习气，在果子市上干些欺行霸市的勾当，专门吃乡下人。他给送果子来的乡下人安排住处，带他们去游玩。作为交换，1000 斤的水果他只给850 斤的钱，剩下的150 斤他就和几个弟兄分了。吃了乡下人又吃顾客和小贩，靠缺斤少两来赚钱，不务正业。

宝莲先后娶过两个老婆，其中有一个是母亲为他从孤儿院接来的。她们给他生了几个孩子，全都出天花死了。他经常泡在烟花柳巷，还抽大烟，身体很快就被淘空了，结果他三十几岁就病死了。他的丧事是叔伯哥哥林宝良一手操办的。

因为他死时太年轻，念经的仪式就免掉了，棺材在家停了三天之后，送到家庭墓地去埋掉，可是他的棺木不能放入墓地中央，只能埋在墓地边上，因为他的长辈还没有进来。那墓地在右安门外草桥一带，是宝良为全家买下的七分家庭墓地。

可是解放后那墓地就成了公社的菜地，墓碑也被人推倒成了过沟的小桥了。

老三林宝森10 岁上被过继给老叔林文龙，原因是林文龙膝下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林宝森10 岁时，老叔林文龙去世了。林家害怕他的妻子刘桂芳“往前走”（改嫁），就商议将林宝森过继到他家。此外，林文龙的葬礼由于没有男性后裔就没人打幡，办这么大的事没人打幡是不可以的，所以林宝森的过继势在必行。

林宝森年轻时因害眼疾，家里担心他日后的生计，决定让他跟一个算命先生陈半仙学算命，将来好有糊口的技能。

于是宝森就拜了陈半仙为师。但是宝森不爱学算命，因为他自己根本就不信算命，也不愿欺骗别人。幸亏这位陈半仙除了算命之外，还会弹唱，宝森就跟他学了弹唱。那时，街头的弹唱艺人所干的事可不叫文艺，只能叫“玩意儿”，唱“玩意儿”的被人看不起。宝森学成之后，常在茶馆演唱，挣点包银，一直干到解放后，他在1952 年参军赴朝鲜，进入部队文工团，直到退休后还被他的徒弟请到天桥乐茶园，以77 岁高龄每天登台表演。

林宝森只生有一个独子，但这个儿子却成为他的心病。由于父亲常不在身边，母亲管不了，孩子交友不慎，干了一些偷摸打架的事。在不了解详情和后果的情况下，父母决定将孩子送入工读学校。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送影响了孩子一生的命运。儿子联奎在后来的插队生活中，因别人要抓他的狗，他与人斗殴，竟被判处劳动教养——如果他没有工读学校这个“前科”，也许不会被劳教。劳教生活结束后，他只能在当地留场工作，最后他在农村做了人家的“倒插门女婿”，他的两个儿子在久经周折之后才重新获得北京市的城市户口。幸亏近年来，郊区农村的生活与城市的区别越来越小，对孩子们的生活影响不算太大。

林文海家的老四林宝全年纪轻轻就在外面闯荡。有一段时间，他给一个国民党团长当勤务兵，那团长看这小伙子不错，就把闺女给了他当老婆。那女孩长得不好看，人高马大的，有个绰号叫“大烧鸡”，但是据说她会使双枪，不愧为“将门虎女”。战争起来后，他们被打散，宝全跑到南京去卖了一阵水果。生意不好干，他就带着媳妇一起回到北京，一开始没工作，由大哥养着。不久之后，宝全对妻子说，我现在是吃哥哥，我吃还行，你也吃就不合适了。妻子最终同意协议离婚，并把儿子带走了。

宝全后来进了工厂，一干就是几十年，一直干到七级工。

二、家系的繁衍（10）

为了练成电焊技术，他把眼睛都弄伤弄坏也在所不惜。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成了一名最优秀的电焊工。别人的焊缝像鱼脊背，可他的焊缝却像镜子一样光滑平整。他后来又结了婚，有了一子二女，家庭生活和睦平稳，没有什么大风大浪。只是那年，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要来认父亲，被他现任的妻子坚决阻拦了，因为现任妻子嫁给宝全时是一位处女，她可不愿意被放在“二媳妇”的地位，哪怕这种危险只是一点端倪，她也不乐意。有一次，那孩子来北京办事，宝全提了两瓶酒去车站送他，宝全妻子硬是追到车站把那两瓶酒劫了回来。她不是可惜那点东西，而是不能容忍丈夫把心分给前妻的孩子。

林文海的大女儿林惠兰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妇女，她除了在街道做过一阵临时工作之外，终身没有正式工作。她一生最主要的事业就是相夫教子。丈夫在53 岁时因病去世，去世时只给她留下1 块8 毛钱。她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日子过得相当艰难。可是，她坚持没有再嫁，怕人说闲话。“文化大革命”时，街道大搞阶级斗争，平白无故把她打成“坏分子”。“文革”结束后，惠兰去要求平反，人家说：当初把你打成坏分子的时候就没办手续，所以没法给你平反。气得惠兰哭笑不得。

林文海的小女儿林惠芳认为自己的一生很平淡，没经过什么大的风浪。她七岁时就上了学，可是由于身体不好，老有病，中途退了学。父亲没有工作，她是靠大哥宝章养大的。

惠芳本来有一个机遇，如果她抓住了这个机遇，她的一生会很不同。北京解放前夕，她16 岁。由于大哥宝章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惠芳也结识了一些地下党员。他们带她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由于她家庭出身好，算城市贫民，历史也清白得像一张白纸，有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老来家里找她，约她参加党的工作。母亲觉得惠芳年纪太轻，不同意她参加这些活动，她认为，一个大姑娘怎么能够老跟那些男人混在一起。惠芳没有坚持住，就在那位大学生来约她时躲藏起来，党费也躲着不交。就这样一躲躲了一年多，算是自愿退党。惠芳不无遗憾地说：“如果当时不躲，党就会培养我。我要是那时干下去，没准比我哥还强。”

事后，大哥埋怨她是“吃窝头的脑袋”，惠芳自己也后悔莫及。她说：“我一提起这段事就伤心。后来也就因为这个，我真心真意地工作。我让我的孩子们全都入党。我的女儿女婿们都入了党。”惠芳一生勤勤恳恳地工作，是一位好工人。

她把三个孩子的生活和教育也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儿女的婚姻都很美满幸福。其中二女儿嫁了一位巨富，他为岳父母安排了富裕美好的晚年生活。惠芳在回顾自己一生时说：我虽然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但自我感觉很好。总的看来，在林姓亲戚中，文海这一支的社会地位最高，被亲戚们称为“三多之家”：党员多，干部多，大学生多。

大哥林宝章更是在四个方面拔了尖：第一，他在2000 年已是87 岁高龄，父亲文海是79 岁去世的，母亲张氏是78 岁去世的，而宝章在87 岁高龄还是心康体健，看上去像60 多岁的人一样，在岁数上拔了尖。第二，他是大专毕业，又培养两个儿子、六个孙子孙女上了大学，在教育上拔了尖。第三，他本人是“四八式”老党员，两个儿子媳妇也都是党员，在政治上拔了尖。第四，他家人丁兴旺，孙辈有男有女，就差抱重孙子了，在人口上拔了尖。林宝章把这一切归结为两个原因：“一个是党的政策好，一个是前辈积了阴德。”从林宝章老先生对前辈的作为与后辈命运关系的看法，我们可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祖先崇拜的根源与表现方式。

二、家系的繁衍（11）

林家第四支亲戚：林文龙的家系

林松泉的小儿子林文龙像他的大哥二哥一样，也是在壮年就谢世了。他的一生从没有过正式的职业。别看他什么都不干，派头还特别大。他成天身不动，膀不摇，闻着鼻烟，提溜着鸟笼子。其实他也并非什么都不做，他有文化，脑子特别好使，在林姓亲戚们的心目中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在侄子林宝良最有钱有势的那些年间，这位老叔充当了宝良投资顾问的角色。他给宝良出主意，买哪里的房，置什么样的产。

宝良对他言听计从。宝良买房，盖房，出租房，文龙帮助收房租。

林文龙的妻子刘桂芳也是一位旗人。她笃信佛教，家里总是供着佛爷。她还会跳大神给人治病。别人来找她驱妖看病，她就会在人家身上捏捏弄弄，接下来，鼻涕眼泪流一脸，据说这就是神仙到了。究竟病治得怎样谁也不知道，倒是有一件事给联富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一年，他肚子上长了一个疮，总是流脓流血收不住口，就是经这位会跳大神的老奶奶用嘴吸脓给他治好的。

林文龙只有一个女儿林惠珍。由于她父亲与侄子宝良过从甚密，也因为家贫，她从小就被寄养在大哥宝良家，名义上是去陪陪宝良夫妇收养的女儿小丽，其实也有富亲戚关照穷亲戚的意思。惠珍的丈夫在她年仅32 岁时就辞世了，她为生活所迫，卖了一年冰棍。到了1958 年，她跟随家庭妇女的就业大潮参加了工作，在一家妇女服装店一直工作到退休。

按说林惠珍的子女不该再有姓林的，但是在她家却事有例外。惠珍一生嫁过两次人，第一任丈夫姓赵，第二任丈夫姓顾。在头一个丈夫病故之后，惠珍有很多年没有嫁人，她一个人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就给两个孩子改成了自己的姓，因此，她的四个孩子有三个姓：老大跟头一位丈夫姓赵；老二老三跟她姓林；老四跟第二位丈夫姓顾。就这样，在林姓第三代女性后裔中，也就有了林姓的后代。这应当说是一个特例。它同时也说明，子女随父姓的传统已经变得相当松散随意，人们也并不把它看得很重了。因为宗族家系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随父姓随母姓就变成无所谓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