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编辑推荐

- 目录

- 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1）

- 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2）

- 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3）

- 谎言和实质（1）

- 谎言和实质（2）

- 谎言和实质（3）

- 谎言和实质（4）

- 穿越历史的交锋（1）

- 穿越历史的交锋（2）

- 穿越历史的交锋（3）

- 欧洲、国家和海盗（1）

- 欧洲、国家和海盗（2）

- 欧洲、国家和海盗（3）

- 欧洲、国家和海盗（4）

- 无发展的增长陷阱（1）

- 无发展的增长陷阱（2）

- 弱国：浪漫的强国之梦（1）

- 弱国：浪漫的强国之梦（2）

- 自由贸易为拉美套上了债务咒语（1）

- 自由贸易为拉美套上了债务咒语（2）

- 自由贸易为拉美套上了债务咒语（3）

- 自由贸易为拉美套上了债务咒语（4）

- 自由贸易为拉美套上了债务咒语（5）

- 日本--来自盟友的全球化战争（1）

- 日本--来自盟友的全球化战争（2）

- 谁托起了“日本奇迹”？（1）

- 谁托起了“日本奇迹”？（2）

- 谁托起了“日本奇迹”？（3）

- 谁托起了“日本奇迹”？（4）

- 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1）

- 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2）

- 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3）

- 实用主义的对华战略（1）

- 实用主义的对华战略（2）

- 实用主义的对华战略（3）

- 贫困的繁荣（1）

- 贫困的繁荣（2）

- 贫困的繁荣（3）

- 自由和危机（1）

- 自由和危机（2）

- 自由和危机（3）

- 自由和危机（4）

- 自由和危机（5）

- 摆在世界面前的三张大账单（1）

- 摆在世界面前的三张大账单（2）

- 摆在世界面前的三张大账单（3）

- 摆在世界面前的三张大账单（4）

- 中国面临战略选择的临界点（1）

- 中国面临战略选择的临界点（2）

- 中国面临战略选择的临界点（3）

- 中国面临战略选择的临界点（4）

内容简介

黄树东先生，现为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高级资产经理（Senior Portfolio Manager），金融分析师（CFA）。 长期从事投资和资产管理业务。先后在中国和美国的金融行业中担任高管人员，见证了世界金融业的起起落落，洞悉了国际竞争中此消彼长的规律与实质。他通过自己的贴身观察和思考，写就了一本饱含爱国情怀和凝聚大智慧的著作，他告诉我们，在我们祖国的伟大复兴之路上，充满了陷阱和骗局，要想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竞争中傲然崛起，特别是在当前的这场经济危机中求发展，摆脱他国的嫁祸和迷惑，就必须认清当前的格局和现实，做出正确的选择。

对于所有关心祖国、关心自身未来命运的读者来说，本书值得一读。

在这本书中，作者详细讲述了美国的成长史，美国之所以摆脱了英国的牵制，走到今天的霸主地位，正是因为他在不断的博弈中找到了通往帝国的钥匙——以保护主义为特色的发展道路。然而在他成为超级大国之后，却和昔日的大英帝国一样，开始试图把竞争对手，关在那扇通往强国之路的大门外面，推动他国实行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政策。拉丁美洲、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都曾在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竞争中付出过惨痛的代价，而美国也在这个过程中将本国的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转嫁出去，缓解了危机对美国自身的破坏。

故计重施，2009年4月在英国伦敦召开的G20峰会上，以英美为首的国家提出了一个可能涵盖高达五万亿美元的全球财政扩张计划，从而恢复所谓的全球经济，这其中当然包括中国的货币支持——四百亿美元。掩盖在这个草案下的真相是什么呢？是否在拿全世界的钱来恢复美国的经济？2009年9月1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税率高达35%。毫无疑问，这是美国为了转嫁和缓解本国的经济危机所炮制的手段之一。美国在呼吁他国高举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旗帜的同时，却在本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种典型的双重标准，对中国并不陌生，所以我们要反击要拒绝。但我们更要预防和警惕各种各样的其他陷阱，揭开国际竞争中新自由主义的面纱，从战略上选择一条真正的大国崛起之路。

中华民族的崛起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我们早在几千年的博弈竞争中炼就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雄心和意志，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自信。我们坚信我们的民族能够在今天把握机遇，避开陷阱，再造辉煌!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黄树东，现为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高级资产经理（Senior Portfo1io Manager），金融分析师（CFA）。长期从事投资和资产管理业务，先后在不同公司担任多项职务。

编辑推荐

编辑推荐

《选择和崛起:国家博弈下的中国危局》国家博弈，波云诡谲，谁在翻云覆雨?

揭秘当今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弥天骗局谁控制了世界经济体系

谁就控制了货物和财富的流向

谁就控制了他国的兴衰

目录

目录

第一章 危局和机会——站在历史的分界点

第一节 全球化的实质：美国利益

第二节 不对称格局：开放和保护

第三节 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

第四节 新的国际分工

第五节 国际金融体系和信用霸权

第六节 历史性衰退

第七节 中国的机会和挑战

第一篇 谎言崇拜——一个时代的通病

第二章 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图腾的升起

第一节 公正和平等——前图腾时代的信仰

第二节 丛林原则对公平的侧翼进攻

第三节 一份改变历史的备忘录

第四节 金融资本和全球化战略

第五节 全球化和公平之死：一种新的信仰

第三章 国家博弈——被掩盖的真相

第一节 谎言和实质

第二节 是扁平化还是金字塔?

第三节 霸权面临的永恒忧虑

第四节 不战而屈人的经济战争

第五节 攻心为上，攻城为下

第六节 独立自主的崛起战略

第四章 另类“一体化”——通向“新殖民主义”的道路

第一节 资本、技术和体制——“三位一体”的专政

第二节 弱国的经济安全

第三节 被肢解的经济主权

第四节 丛林里的自由法则

第五节 “程序控制”一一对多数的统治

第六节 制度寻租的“铁三角

第七节 是“普世价值”还是“新殖民主义”?

第五章 被美化的抱残守缺——崛起的陷阱

第一节 固守落后=发挥优势?

第二节 国家崛起的十一大陷阱

第三节 两个虚假的历史命题

第四节 穿越历史的交锋

第五节 统治世界的权杖

第六节 踢掉使自己变得伟大的梯子

第七节 争论的焦点

第二篇 美国——在博弈中走向帝国

第六章 剑与火，从自由贸易到闭关自守(1775一1808年)

第一节 欧洲、国家和海盗

第二节 无发展的增长陷阱

第三节 弱国：浪漫的强国之梦

第四节 夺回金融自主权!让债务变成权力

第五节 汉密尔顿——孤独的保护主义诉求

第六节 杰弗逊——“把我们的工厂留在欧洲

第七节 路线之争：两种民族主义

第八节 霸权剑锋下的繁荣

第九节 开放和主权——自由贸易和不平等的贸易条约

第十节 闭关自守

第七章 战争和贸易。从民族主义到保护主义(1808-1816年)

第一节 荣誉、梦想和民族主义

第二节 没输家的博弈：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

第三节 战争、草根和崛起

第四节 商业利益和国家利益

第五节 大英帝国开辟的另类战场

第六节 叩击新时代的大门

第七节 推动保护主义的是曾经反对保护主义的人

第八节 理想、利益和“三执政

第八章 掌握自己的未来，通向帝国之路

第一节 贸易基础上的二元经济结构

第二节 1819年——美国感受到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寒冷

第三节 “美国体制”和保护主义的第一次浪潮

第四节 利益绑架的政策之争

第五节 美国的反分裂法

第六节 自由贸易再次遇到危机的挑战

第七节 林肯、内战与保护主义的第二次浪潮

第三篇 拉丁美洲——失落在全球化中的奇迹

第九章 拉美是如何走向全球化的?

第一节 自由贸易为拉美套上了债务咒语

第二节 土地集中导致二元经济结构

第三节 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利益

第四节 流血的梦想

第五节 资本拥抱输入的改革

第六节 走上新自由主义的不归路

第十章 金融全球化带来的新债务陷阱

第一节 金融资本如何将拉美推向国际资本市场

第二节 债务泡沫下面的大国战略

第三节 美元流动的双向记

第四节 泡沫破裂以前的狂欢

第十一章 1979年秋。新自由主义小试牛刀

第一节 1979年美元利率的金融颠覆

第二节 格林纳达效应

第三节 债务危机削弱了拉美国家的经济主权

第四节 惨痛的后果

第五节 几点反危机教训

第四篇 日本——来自盟友的全球化战争

第十二章 盟友之间、权力财富和竞争

第一节 谁托起了“日本奇迹”?

第二节 权力和市场：美国大战略下的日本

第三节 日本经济：跑在别人轨道上的火车

第四节 跪着的反抗：日本的宿命

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1）

危局和机会--站在历史的分界点

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一场体制性危机。只有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才能理解这场危机本身和反危机措施的历史含义。在人类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多种原因，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实践在人类历史上逐步兴盛。在苏联垮台以后，新自由主义作为与政府干预相对立而存在的选择，几乎成了人类唯一有效的经济体制。许多国家先后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验。美国不仅积极实践新自由主义，而且充分利用其庞大的国际干预能力，大力向其他国家推行这种经济体制，利用IMF、世界银行和WTO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更是把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化，当成在新世纪里能够独霸世界的体制性基础。

第三节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

美国的经济霸权与历史上的其他一切霸权不一样，与其取而代之的大英帝国也不一样。他不是通过殖民地统治，而是通过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和机构为自己的霸权建立了一个坚实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这个世界经济模型的制度框架就是WTO、IMF和世界银行，加上华尔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充分利用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前述三大机构的原型或前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按凯恩斯主义建立的国际经济机构。美国在这三大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主导下，它们逐渐演变为美国干预别国经济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

在这个框架下，美国依靠渐变和危机两种方式推动新自由主义。

渐变的方式主要是通过WTO来实施的。美国对有些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国家，和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经济体制，在进入WTO的过程中设立了很高的门槛。申请国不仅必须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做出最大的让步，还必须对自己的经济体制做出最大的让步；不仅入会前必须进行大部分改造，还必须承诺入会后还会有更深刻更广泛的改造。入会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被美国用来获取战略利益、重塑别国经济体制的过程，重塑别国决策者价值取向的过程。美国常常有选择性地为某些申请国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这是美国惯用的战术手段。被贴上标签的国家往往因此而自觉地站在被告席上，拼命地证明自己。这个证明的过程往往就成了一个自我放弃的过程。这些国家要想加入WTO就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彻底的改造。美国市场经济设定的标准和衡量的标准，不外乎是那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开放民族市场、开放金融体系。于是被贴标签的国家纷纷将这些药方作为改革的目标。能在短期实现的被列为短期目标，不能在短期实现的被列为长期目标。这是一个通过WTO将新自由主义推行到世界各国的和平演进战略。

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2）

进入WTO不仅取决于申请国是否达到WTO定义的“市场经济原则”，而且还取决于申请国给予其他会员国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从1986年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到2001年正式加入WTO，花了十多年时间。在这一过程的开始，中国就被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实质上）由美国主导的WTO“中国入会工作委员会”，和国与国双边会谈中的对手，为中国入会设立了很高的门槛，不仅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还要中国大规模地私有化，还要中国大幅度地减少政府干预。中国被要求订立改革的时间表。在每次“中国入会工作委员会”的年会上，中国像被告一样被严厉检查和质询。

仅就市场开放而言，对方的价码越加越高。从最初的产品市场，到服务市场；从一般产业，到金融产业，到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的要求直指中国的核心产业。要价的领域从单纯的关税同盟，扩展到非关税手段、法律，甚至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力图通过市场开放达到控制中国关键产业和经济命脉的目的，达到把中国改造成市场经济的目的。这漫长的十多年是中国大批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私营化的十多年，是政府干预大幅度削减的十多年，是社会福利开支相对降低的十多年，是传统社会服务功能被产业化、市场化的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大批国有企业职工被迫提前退休和下岗，大批社会成员失去医疗退休保险，大批贫困家庭不堪教育的负重。这些巨大的社会代价是中国加入WTO的入场券。

中国在WTO的入会文件中承诺了超过既成会员国和其他入会国所承诺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加入WTO的入会文件是一个不公平的文件。这些过度的让步，将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外部隐患。我每次读到有关文件，都不得不扼腕叹息。这个文件，立下了撤除中国经济保护的一个时间表。

在重温中国入会历史时，我发现中美两国的一些人之间有一种惊人的相似：都希望通过开放，通过WTO推动中国内部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和私有化。这一点令我十分不解。中美当然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是也有自己独特的彼此矛盾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的国家利益方面，在事关中国经济体制和长远经济利益方面居然有如此相同的里外一致的共识！

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我有时候会突发奇想，也许正是这种共识导致了(中国)有些人自觉地做出了关于巨大利益让步和放弃自我保护的承诺。也许有人认为这种不平等的责任是推动中国跳上市场改革的快车道的唯一途径；也许有人认为这种签署国际文件的方式是强制性克服内部市场改革阻力的最佳方法。

不过这种让步带给中国的危害将是长远的。阅读美国历史，我还没发现，美国在什么时候在非战的情况下，这样大量地放弃国家利益。这一纸文件，无疑会给今天的中国对付世界金融危机带来许多困难。

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3）

后来在俄罗斯入会的过程中，对方打算复制俄版的中国过程，企图压迫俄罗斯开放石油和金融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允许外资进入。这些要求显然不符合普金的治国理念，于是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俄罗斯发现以对方开出的条件加入WTO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决定将加入WTO从国家的政策优先选项上删掉。纵观俄罗斯的战略思路和历史教训，这种选择不是以退为进的战术手段，而是看穿对方底牌的战略调整。俄罗斯要改革世界经济秩序。

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战略就是危机介入。在这方面IMF和世界银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作为人类经济体制的一种实践，尽管曾创造过短暂的繁荣，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那些不遗余力和被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其中影响深远的有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和长期的经济停滞。美国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推行者，每一次都将危机当成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绝好机会。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宣言的“华盛顿共识”就是针对拉美危机而提出的。在过去三十几年里人类发生了许多金融经济危机。这些危机的发生根源各异，而美国和IMF为危机国开出的药方却千篇一律：进一步市场化，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彻底私有化，大力削减公共支出，削减政府开支。这是一个让危机国通过进一步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方式，来处理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虽然这些药方往往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更替，危机国迫于经济的、政治的压力而别无选择。对美国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动荡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并不带来体系性威胁，反而为外力介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加速植入。

谎言和实质（1）

第一篇

谎言崇拜--一个时代的通病

几十年以后，当人类谈论21世纪初期的这场大衰退的时候，人们将会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终结，作为这场大衰退的历史定位。人类历史往往在灾难中走出迷途。一种误导人类的观念，在与财富和权势的结合下，可能被包装成人类的终极真理，从而成为一段时间的主流意识。这种短暂的主流意识往往具有长久统治历史的愿望。只有当这种主流意识演绎出了一场历史性灾难的时候，这种主流意识才会从崇拜的神龛上跌落到世俗的尘埃里。

人类现在就处在这样一种大灾难之中。这场灾难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的全面破产，是人类抛弃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开始。在过去几十年里，历史的钟摆被一部分人强制性地推向灾难的一方。现在历史正在用自己不可抗拒的规律，将它的钟摆向另一方矫正。

但是，历史毕竟不是钟摆。历史的法则需要人的实践来实现。为了矫正历史潮流的方向，我们必须首先反思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谬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宣扬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是全球化崇拜。其核心都是丛林原则。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基础，而全球化又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自然延伸。了解全球化要从了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入手。

全球化是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资本将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整合成世界市场经济的过程。了解全球化的历史，要从了解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历史入手。历史是现实的最好诠释。忘记了历史的人，最终要被历史惩罚，要被以历史的名义推销自己利益的那一部分人戏弄和惩罚。

第三章国家博弈--被掩盖的真相

第一节谎言和实质

全球化掩盖了国家实力博弈的事实。几千年以来的人类历史是融合交流和博弈竞争并存的历史。商业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伴随着强者的征战讨伐；强者的兴盛往往伴随着弱者的衰落。国家博弈，兴亡更替。构成国际社会的、具有理性行为特点的国家主体，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虽然每一个国家在追求自己的利益中，由于许多主观客观的限制，在许多情况下不得不自我约束，但是在条件允许时一个国家追求的是可能的最大利益。国际社会的本质是彼此竞争。人类发展到今天，技术的进步、经济文化及其他交往的增加、信息传播的加速，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融合和彼此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资本、货物和要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事，几分钟就可以传遍世界。华尔街的地震很快就会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海啸。但是，这种融合和依赖并没有改变国家间利益竞争的实质。在国家博弈中，在世界政治、经济、贸易、文化、交流中，只有牢记国家利益的民族，才可能是成功的选手。

谎言和实质（2）

支配国际竞争或自由贸易的关键因素是国家实力。不同国家间的综合实力从来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是国际竞争的事实前提。实力不同的国家通过竞争而完成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分配和再分配，那些在国家博弈中有意志有能力实现自己利益的国家脱颖而出，处于主导地位。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就向这些国家倾斜和集中，并最终形成了权力的垄断。历史上那些因综合实力和权力垄断而远远超越其他竞争对手的国家，就是当时的超级大国。这些超级大国拥有高度垄断的权力，能在国际“竞争”中自由地获取自己的利益。这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是不平等的。国际关系的不平等是迄今为止国际关系的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的现实。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因特网在世界范围的普及，全球在服饰、饮食、市场和娱乐方式的某种趋同，波音飞机和空中客车对于世界旅程的缩短，贸易官员在各种世界机构和首府的谈判折冲，并没有改变这种不平等的本质。

全球化合理化了丛林原则。国家的实力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国际竞争是以实力说话的。所谓弱国无外交，强国不要外交。弱国讲不起话，而强国不想讲废话。比拼的是实力。实力有多大，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就有多大。在这样一个实力主导的国际竞争关系中，所谓平等基础上的自由只是一种幻觉。没有实力就没有自由。在丛林原则下，一些国家的自由和另一些国家的不自由是并存的。自由是强权的仆从，不自由是弱国的宿命。强国的自由往往以弱国的不自由为代价。这种自由和不自由的例子在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比比皆是。这种丛林征伐的影子，你可以在许多头条新闻中看见，无论是让世界财富倒流，还是在中东遏制伊拉克；无论是世贸谈判，还是针对俄罗斯的东扩。在这种国际关系里提倡全球化，提倡资本权力超越国界的扩张，提倡融入不公平的现行秩序，改变追求公平的历史潮流，实际上就是将这种建立在丛林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合理化。

全球化赋予强权随意界定国家利益的自由。在这种国际关系中，强权的国家利益和弱者的国家利益是不一样的。强权总是要在别的国家身上，自由地寻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从历史上看，罗马帝国的军队、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英帝国的皇家舰队在世界各地寻求和捍卫帝国的利益。他们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由不受国界地域和历史的限制；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不允许受到其他国家自我保护的限制。在他们实力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享有随意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权力，享有用实力打开其他国家自我保护大门的自由。而许许多多被兼并、被征服、被殖民的国家和民族由于实力的差别而被剥夺了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自由。他们的利益必须从属于帝国的利益。在19世纪鸦片战争中及以后，大清朝与大英帝国对各自国家利益的界定是不一样的。大英帝国认为用战争敲开大清帝国的门户是英帝国利益所在；而中华民族则认为保护这些门户是民族利益所在。这种国家利益界定上的差别最后通过实力的博弈来解决。在这场博弈中，中华民族失去了在这个问题上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自由。失去界定自己利益的自由，就是失去主权；而依靠实力界定国际利益格局的自由就是侵犯他人的主权。这种侵犯主权的行为在今天被称为“规则制定权”。实力不仅是争取和实现国家权力和利益的手段，还是独立界定自己国家利益的话语权或规则制定权。强权可以通过坚船利炮来在别国身上界定国家利益，也可以通过全球化、自由贸易来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

谎言和实质（3）

全球化不承认国家的特殊性。在国家博弈中所谓的平等自由的竞争是不存在的。名义上的自由竞争对实力不等的国家具有不一样的意义。强权处于攻势，希望世界开放，希望它的实力运作和利益扩张没有国界的限制，希望拥有在全世界所有领域实现自己利益的自由，希望其他国家的主权受到限制；而弱者处于守势，需要自我保护，希望自己的利益受到严格的捍卫，自己的主权受到严格的尊重。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强权和弱国共赢的自由，以及体现这种自由的经济政治体系。世界越开放，竞争越自由，强权就越能攫取更多的权力和利益，而利益和权力就越是集中或垄断在强权的身上。一个开放的世界符合强权的利益。实力不同的国家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当然有不同的战略。不同国家发展战略应由每个国家自身的国情决定，有多大实力就有多大的开放。而全球化则推销同一个世界、同一种价值、同一种体制，认为全球化是世界不同国家走向繁荣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在这种“同一”的背后，是提倡这种价值和体制的强权的利益。有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历史现象：许多人在民族特色的口号下放弃20世纪50-70年代流行的另外一种“普世价值”的同时，却全面接受了全球化这种“普世价值”。全球化告诉你，这种“共同”的全球化为每个国家提供了自由竞争的平台。共同繁荣的起跑线就在这里。然而，全球化没有告诉你的是，这个平台是一个挂满了关于共同繁荣的标语的拳击场。这个自由搏击的拳击场，与几千年以前的罗马帝国的竞技场同工异曲。强者可以任意挥洒，弱者必须任人宰割。全球化已经成为特殊集团推销自己利益的工具，是强权实行国家博弈的手段。

全球化掩盖强权主导的利益实质。这种由实力界定的世界权力和利益体系通常体现的是强权的利益。政治体系是这样，经济体系也是这样。经济体系包括贸易体系、经济体系和金融体系。这种权力和利益格局是人类历史上所有国际秩序的共同点。在古罗马主导的世界体系里，国家间的权力分配集中在罗马帝国身上；在古代中国主导的世界体系里，权力集中在中华帝国的身上；在西班牙主导的世界秩序里，权力集中在西班牙身上；在大英帝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里，权力集中在大英帝国身上。后来的苏联体系，今天的美国体系，莫不如此，权力集中在超级大国身上。在这些体系里，没有自由平等竞争而言。而全球化模糊了这种世界体系的实质，将自由贸易、地球村包装成一个利益共享的“大同世界”。

全球化是掠夺财富的手段。权力的垄断和不平等是这个世界体系的实质，所有的竞争都是不平等、不自由的竞争。而不平等、不自由的竞争从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政治竞争是这样，经济竞争也是这样。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推动的自由贸易的实质--在权力垄断的基础上推行的自由贸易。这种自由贸易如果不是强权通过坚船利炮的迫胁，就是利益诱惑的陷阱；不是用看得见的特权敲开你的大门，就是用看不见的手让你自己把大门打开。无论是迫胁还是陷阱，无论是敲开还是打开，都不是后起国家崛起的道路。罗马帝国用军队敲开国门，与全球化用市场和资本敲开国门在本质上没有差别。金融资本突破国家主权，在世界横冲直撞，在全世界疯狂地寻租；国际金融资本主导的拉美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对拉美和亚洲诸国的财富打击和攫取，如此等等远远胜于一场又一场有硝烟的战争。

谎言和实质（4）

全球化倡导的是强者的自由。全球化提倡自由，但那是强者的自由。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里，强权拥有随意界定自由的自由。以自由贸易为例，发达国家一边大力推动自由贸易，一边按自己利益来随意解释这种自由。自由贸易提倡者说，自由贸易就是产品、要素、资本在国际自由流动。它一方面要你把国门打开，让你介入国际分工，另一方面基于国家利益而限制许多高技术产品的自由流动；一方面推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实行技术封锁；一方面提倡全球化，另一方面实施高端产业的自我保护。这种随意界定自由贸易的自由是发达国家的特权，是发展中国家的不自由。别人有技术封锁的自由，你就失去了引进技术的自由。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享有为其他国家界定自由贸易、界定经济体制的自由。以中国进入WTO过程为例，发达国家通过入会谈判的过程为中国详细界定了自由贸易、内部改革和开放程度的范围和时间表。当今世界，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曾经这样广泛而深刻地为发达国家制定过市场开放程度和经济体制改革进程表？强权WTO有随意给中国内部经济改革定下目标和时间表的自由，中国就失去了自主掌握经济主权的自由。

这是一个自由和不自由并存的世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过程，选择的融合过程就是一个失去自由、失去保护的过程。融合越深自由越少，融合越广保护越少。对后起国家而言，想要在国际关系中赢得自由，首先要自我强大；而想要强大，则先要有自我保护的自由。这种自我保护的自由，不是强国施舍的自由，不是融合中获得的自由，而是通过自己解放自己，通过独立自主获得的自由。只有在自我保护中，后起国家才能获得充分界定自己国家利益和权力的自由。

穿越历史的交锋（1）

第五章被美化的抱残守缺--崛起的陷阱

第四节 穿越历史的交锋

纵观近代以来的人类历史，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强国的崛起是通过自由贸易而崛起的。大英帝国、美国、德国、日本、苏联、1949-1978年间的中国，无一不是如此。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韩国也是通过长期的保护主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强权利益主导的世界利益格局里，希望通过融入国际市场而崛起是一种回避历史事实的选择。在世界大国崛起的历史上，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是唯一的一个曾经把崛起的希望寄托在自由贸易上的国家。在独立初期，曾经努力探索过这条道路，希望通过在超级大国间保持中立和平衡实现与所有国家的自由贸易，并通过这种自由贸易而实现国家的崛起。但是，当时的国际权力和实力结构无情地打断了这条道路，迫使美国走上依靠保护主义实现战略崛起的道路。

一个大国的崛起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贸易保护的战略和自由贸易(或全球化)。前者追求的是通过保护和政府介入建立完整独立现代化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及其带来的政治上的真正独立，最终实现大国崛起，实现一个国家全面富裕；后者追求的是通过自由贸易和国际市场来选择性地定义自己的经济体系，放弃对自己经济和产业的保护，放弃经济体系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力图通过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经济的崛起。这两条发展战略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前者强调的是经济体系的国民性，后者强调的是经济的世界性；前者强调经济独立和完整，后者强调经济对外部的融合(和依赖)；前者强调长远的经济发展，后者注重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前者强调的是经济总体素质的提升，后者强调的是GDP的数量扩张。发展中国家究竟应该选择哪条道路？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所有的后起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面临这种选择。近代以来，关于这条道路的争论有200多年的历史。其中对世界历史进程有巨大影响的争论有五次。这些争论的实质是要不要在落后的情况下，不甘于落后，拒绝所谓的国际分工，迅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第一次争论是美国独立以后到19世纪60年代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产生了影响美国经济政策100多年的“美国学派”，甚至是美国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在争论的过程中和以后实施了100多年的保护主义政策，催生了一个新的世界霸权。从世界范围看美国是当时世界保护主义的旗手。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德国。出生于德国的弗里德里希&#8226;李斯特（Friedrich Liszt）在移民美国后，详细研究了汉密尔顿的经济讲话和文章。回到德国后在“美国学派”的基础上创立了“国民经济体系”的学说。这套学说强调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特殊性，与大英帝国提倡自由贸易的普遍性相反，他提出每个民族在发展经济时要结合自己的情况。结论是在德国这样的后起国家中发展经济，不能照搬“自由贸易”，要实施政府的强力推动和保护主义。李斯特的政策建议为德国政府采纳。这场争论催生了欧洲大陆的大国--德国迅速工业化，形成了新的世界强权。

穿越历史的交锋（2）

第三次争论是在苏联建立后斯大林和布哈林间关于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布哈林与斯大林的经济政策之争实际上是经济发展道路之争，是关于要不要通过国家保护迅速实现工业化之争。布哈林要把苏联建设成“生产布匹”的国家，强调苏联要慢慢地发展。斯大林强调运用国家权力的强力推动，在国际强权的围困面前实施保护主义，通过工农业剪刀差迅速积累实物资本，尽快实现苏联的工业化。有文件表明，斯大林在苏联工业化的进程上有迫切感和危机感。他感到有一场即将强加在苏联身上的战争，为了给打赢这场战争做好物质基础的准备，他铁腕推行大规模工业化。在这场争论的基础上产生了苏联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学说。这场争论在20几年中催生了工业化的苏联，为后来的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基础。假如苏联走布哈林的道路，没有迅速完成工业化，假如苏联的经济体系不能在战争中将现代化的重型军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不会是后来这种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迅速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并得以与美国竞争。在西方面临滞胀的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依然发展迅速。这场争论催生了曾经存在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而且，苏联的成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独立的许多国家指明了发展道路。鉴于苏联的成绩，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纷纷采用政府干预的保护主义体制。

第四次争论就是1949年以后发生在中国的争论。中国究竟是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改造，还是从单纯的会计成本出发，实行“造不如买”的战略，依靠购买来实现中国现代化。毛泽东以前无古人的战略家的历史眼光，洞察到经济独立、经济安全与国家独立和安全的密切关系，决定走自己的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面对贫困和落后，毛泽东没有气馁自卑，没有寄希望于人，没有走贸易立国的道路。毛泽东带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自信和清醒，雄视世界，目烁古今，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八个字，掷地有声，铿锵有力，气吞河山。既道出了国家博弈的现实，又道出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境遇；既道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又道出了不可违背的历史真理。艰苦创业和事实上的保护主义政策是当时经济政策的特点。在强敌环生的国际环境下，假如没有毛泽东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假如没有完整的经济安全，中国凭什么在美苏争霸中推动大三角战略？中国凭什么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和美国逐步实现正常化？中国凭什么能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中国凭什么能享有近60年的和平？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终于成了世界上的一个重要强国，尼克松才会从大洋另一边把交往的手伸向周恩来，才会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尊敬地说：“主席，您改变了整个世界”。那不仅是对毛泽东个人的尊敬，也是对崛起了的中华民族的尊敬。国际博弈是实力较量的结果。对手心悦诚服的承认，是对毛泽东经济战略的服气。中国的这些成就，是对中国实力的佩服，是对站在背后的中国经济体系的佩服，是对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的佩服。历史才是最好的裁决者。假如中国在1949年以后，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自由贸易的道路，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穿越历史的交锋（3）

在国际资本的自由竞争下，中国的民族产业和民族工业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中国也许能依靠低端出口推动数量增长，但是中国不会是今天这样的强国。那个时代是民族产业蓬勃兴起的时代，一个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生，如汽车、机械、重型机械、飞机等；那是一个创新喷发的时代，一个又一个奠定中华民族战略实力的创新不断推出，如核武器、人造卫星、中国载人飞船的基础、杂交水稻等。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在20几年里，创造过那么多的辉煌。发展不是以多少贸易计算，创新不是以多少篇论文衡量。独立自主不是全球化，自力更生也不是全球化。当然那个时代有探索中的失误，有失误导致的损失。那些损失，有没有对外投资损失的800多亿美元多？那个时代我们曾经勒紧裤带，支援了许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些援助有的改善了中国的战略环境，有的帮助我们打破了别人对我们的孤立。中国广交朋友，朋友把中国抬进联合国。有没有人，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把这些援助和借给别人的数万亿美元低息贷款做一个比较？

放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怎么崛起？通过全球化，通过别人的市场，通过将经济战略的主动权交给别人，就能崛起？

第五次争论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美国推动发轫于拉美诸国继而蔓延于全世界的争论。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兴起。其实，那不是一场真正的争论，因为反对的一方在这次经济危机以前几乎完全被新自由主义的浪潮淹没。这场争论，催生并导致了GATT向WTO的转变，导致了IMF的转型，导致了全球化。不过30多年来新自由主义除了催生了拉美经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还有许许多多的货币危机，以及目前这次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外，尚未真正催生一个新强权的产生。

几百年两种发展道路的大争论表明，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争论是一个国家经济战略的争论。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需要争论。拥有真理的人，不怕争论。没有前五次争论，有些国家也许会失去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的历史机遇。保护主义是后起国家崛起的道路，而自由贸易是世界强权扩张经济霸权的经济战争的旗帜。历史上提倡自由贸易的强权们，从自己和别人的历史，应当深知自由贸易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误区。为什么他们还要提倡自由贸易？

欧洲、国家和海盗（1）

第二篇美国--在博弈中走向帝国

历史长河，兴衰更替；潮涨潮落，强权叠起。

18世纪70年代末期，一个几乎没有历史的共和国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中间的那块大陆的北边诞生了。在此之前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光彩夺目的许多强权和古代的文明，大部分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欧洲君主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分分合合，合纵连横。英法两霸为了争夺霸权的历史接力棒而长期兵刃相向。这个尚不为欧洲君主们看重的国家，在远离旧大陆的海外孤域开始了自己的崛起过程。欧洲那些有历史眼光的预言家们，做梦也没想到，在100多年以后，这个被欧洲的宫廷排斥在外的国家，将成为一个比罗马帝国、比大英帝国更为强盛的帝国。

在人类进入20世纪以后，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崛起了一座新的金字塔，诞生了一个新的帝国。这个帝国凭借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实力，像拿破仑一样，自己将帝国的皇冠加冕到自己头上。

美国是如何在群雄竞逐的世界中登上世界权力顶峰的？

在独立以后的100多年里，美国通过保护主义的阶梯而建造了人类权力场上最大的金字塔。保护主义和摆脱英国的控制是贯穿美国100多年发展历史的主线。连接这两条主线的是民族主义。通过保护主义实现经济的独立和强大，从而达到“不战而屈英国”的目的是数代美国人的梦想。美国走向帝国的道路是艰辛的，美国一诞生，就必须与超级大国拔拳相向。

美国在独立以后，选择了自由贸易的道路，希望游弋在大西洋上面的商船能承载美国繁荣的梦想。在这种梦想面前，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部长--汉密尔顿所提出的保护主义的政策，无奈地消逝在自由贸易的沙漠之中。自由贸易的梦想最终被大英帝国皇家舰队的铁拳无情地击碎，美国开始认真考虑保护主义的战略。与大英帝国的冲突最后导致了美国闭关自守的政策和1812年战争。闭关自守和战争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民族工业的迅速发展。同大英帝国的冲突和民族工业的发展让过去那些倡导自由贸易的人逐步改变了立场。随着1812年战后，英国对美国实施的掠夺性竞争战略，美国朝野的保护主义的呼声开始高涨。1816年，美国通过立法，开始实施部分的保护主义政策。1819年美国第一次尝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寒冷。工业凋敝，失业上升。保护主义的浪潮进一步高涨。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南北方达成共识，实施了以保护主义为特色的“美国体制”。

1812年战争后，美国走上了内向发展的道路，开始了国家崛起的孤独之旅。美国没有从欧洲列强和旧式君主那里寻求自我价值和承认，而是一心一意从实力发展中寻求自己的战略价值。信奉实力的美国相信，信奉实力的世界，必须以实力去交往。美国在此后的100多年中，专注内向发展，专注综合实力提升。

从那以后，美国关于发展战略的争论，开始为利益集团左右。发展战略与南北关系交织在一起，与蓄奴和废奴交织在一起，引发了许多政治危机。这种争论是导致内战的原因之一。内战以后（1860年），美国国内再也没有倡导自由贸易的强大利益集团。美国从此走上了保护主义道路，开始了把美国推向世界强权的工业革命。

欧洲、国家和海盗（2）

在美国走向帝国的道路上，大英帝国一直是美国经济独立的最大威胁，一直试图在战略上限制美国的发展。大英帝国对美国进行了数次经济战争。第一次是美国独立以后开始的自由贸易战略，到后来英法战争中对美国海外贸易的限制。这次禁运彻底打破了美国依靠自由贸易发展自己的想法。第二次是1812年战争中对美国的全面封锁。第三次是1812年战争后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的打击。第四次是大力介入美国南方和北方关于开放和保护主义的利益争论，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大力支持寻求自由贸易的南部一边，最后达到分裂美国的目的，并在内战中站在南部一边。第五次是内战以后，英国再次诉求自由贸易的经济战略。

面对大英帝国的这些接连不断的经济战争，美国就实行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开展了激烈的争论。先是基于理念的意识形态之争，后是基于利益的利益集团之争。其间由于利益集团的绑架，导致贸易战略的几次偏移，但是从1812年以后，美国经济发展的主线是通过保护主义战胜英国对美国的经济控制和限制。内战以后，美国更是实施了长达60年的保护主义，而最终成为世界最先进的经济实体。

美国通过保护主义，在国家博弈中脱颖而出，成了20世纪的冠军，向历史交出来一张亮丽的成绩单。最后成了把大英帝国从帝国宝座上推下来，并取而代之的新的强权。

第六章 剑与火，从自由贸易到闭关自守（1775-1808年）

1808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分水岭，美国开始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年，美国实行了闭关自守的政策。

1776年独立以后，美国的遭遇颇似20世纪许多新独立国家的遭遇。大英帝国的战略和国内对自由贸易的迷信，使旧有的国际分工、旧有的世界秩序，像两条加在未来巨人身上的锁链。从独立以后到1808年这30多年间，美国奉行的是自由贸易。蓝色的大海把美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农业资源带到世界各地尤其是英国，再把英国的制成品带回美国。缔造美国的那一代人，有许多熟读亚当&#8226;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崇尚自由贸易，希望按照国际分工的原则，把美国建设成一个没有现代工业的农业国家。美国几乎没有试图建立自己的制造业。

这种自由贸易使独立后的美国和英国继续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两个极端：世界工厂的英国及原材料基地和制成品市场的美国。其间虽然有汉密尔顿提倡保护主义，但是他的超前而孤独的声音要在几十年以后才得到回响。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几乎没有关税。假如历史只根据这30多年来检验这种贸易战略，真理将在自由贸易一边。这30多年给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

然而，历史没有只根据这30多年的实践来检验一种发展战略。

欧洲、国家和海盗（3）

随着欧洲战争的发展，美国商业规模的扩张和商业船队的迅速扩大，使大英帝国感受到海洋霸权的威胁。大英帝国开始打击美国海洋力量的上升，大肆侵犯美国的海洋权利和主权。自由贸易带来的这种商业繁荣遭遇到了大英帝国霸权的挑战。当时美国的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在对英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杰弗逊和其他民主共和党人面对霸权挑战，逐步改变他们几十年的自由贸易的立场而倾向于保护主义。然而有些曾经提倡保护主义的联邦党人则基于亲英立场而从保护主义立场后退。美国公众对英国种种侵犯主权的行径相当愤怒。英国的霸权行为，最后导致了1808年的美国禁运法案。

经过30多年的演变，在剑与火的较量中，美国从完全开放走向了闭关自守。

第一节欧洲、国家和海盗

国家博弈，利益至上。15、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后，人性苏醒，物欲上升，群雄并起。谁会在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成为欧洲的霸主？历史花了几乎200年的时间，通过剑与火、进攻和防卫，通过不同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差别，才把这个谜底告诉了人类。

人们在财富的刺激下，铤而走险，重商主义盛行。商业和贸易为控制着商业和贸易的人们和君主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海外的探险、海外关于财富和金银的传说，刺激了欧洲的探险家们远走世界各地，许多探险家迅速暴富，海外贸易几乎成了财富的主要源泉。当时的欧洲，谁控制了海外贸易，谁就控制了财富。而谁控制了海上交通，谁就控制了海外贸易。为了控制海上贸易，有的国家建立了强大的海上舰队，试图成为海上霸主；而有的国家则通过支持海盗行为干扰海上霸权。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海上贸易线上，海盗频出，私人海盗和国家海盗混杂在一起。

国家的海盗行径是当时欧洲的普遍现象，是许多欧洲国家奉行的国家博弈战略。

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上，为了国家利益，国与国之间忽敌忽友，合纵连横。有时候化敌为友，有时候反目成仇。丛林法则支配着欧洲的国家博弈。当时欧洲国家之间的分合就像海盗间的聚散一样，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财富，那就是经济。

在16世纪，欧洲的海上强权先是葡萄牙，后是西班牙。到了16世纪中后期，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下，英国开始建造强大的皇家舰队，专门在西班牙帝国范围内从事远距离的海上强掳。这种海盗行径受到英国宫廷和贵族的大力支持，利润丰厚。后来由于西班牙加强了自己的舰队并改善了情报体系，英国的这种海盗行径出现了一系列成本昂贵的失败。这种失败为英国与西班牙战争提供了借口。1585年伊丽莎白一世开始支持西班牙内部17个低地省份的叛乱（1568-1648年），这场叛乱导致了荷兰的诞生。

在两场英国与西班牙战争期间，荷兰后来居上，成了欧洲最强大的海上霸权。它击败了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取代葡萄牙控制了东印度公司，成了欧亚主要的交易者。权力的改变导致了游戏的改变。英国在几乎长达100年（1533-1628年）的海上霸权争夺中，结果看到荷兰的崛起。英国对历史的不平可想而知。英国开始与西班牙修好。1631年查理一世与西班牙签订了一系列针对荷兰的秘密条约，同时大规模建造皇家舰队。但是，英国同西班牙的联盟是脆弱的，查理一世一方面与西班牙秘密联盟，另一方面与强大的荷兰维持友好关系。1636年，他曾要从荷兰手中夺回北海道捕鱼权。1639年，他不敢保护向他寻求保护的西班牙船队。随后的海战荷兰摧毁了西班牙的海上力量，也摧毁了查理一世的声誉。

欧洲、国家和海盗（4）

随后的十几年，英国陷入了内战，国家分裂，实力衰退。欧洲无人可以与荷兰争雄。作为陆地和海上的超级大国，荷兰大规模地吞食英国利益，甚至抢夺了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的海上贸易。

导致荷兰盛极而衰的是两大历史事件。

1648年荷兰终于与西班牙签订了和平协议。荷兰挤走了葡萄牙，打败了英国，屈服了西班牙，打遍欧洲无敌手。新兴而强大的荷兰，感到了没有对手的孤独。没有想到通过实力获得的强权与和平，需要实力来维护，荷兰开始了裁军的过程。裁减陆军，遣散海军。结果导致许多国内冲突，几乎滑进内战。

与此同时，格伦威尔重新统一了英国，开始了卧薪尝胆，大规模地建造海军，重新武装自己。

英国已经准备挑战荷兰。165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份“航海条例”。1660年通过了第二个“航海条例”，与荷兰的海上争夺战正式开始。接下来两国进行了多次战争，最后荷兰完全屈服。随后英国在保护主义政策下，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大英帝国建立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提供了物质基础，大英帝国从而崛起为欧洲无可争辩的霸权。大英帝国皇冠上有两颗璀璨的明珠：金融和霸权。而帮助大英帝国攫取这两颗明珠的是帝国的一纸自私的条例--航海条例。这是一个典型的保护主义条例。这个法案是后来英美冲突的导火索之一。

从伊丽莎白一世1558年继位，寻求海上扩张开始，到18世纪末期成为超级大国，英国走了200多年。

国际关系，既分合无常，又分合有道，利益原则是纲。1756-1763年，欧洲发生了七年战争。曾经在英荷相争中联手的英国和法国在欧洲为争夺霸权大打出手，血流成河，国竭民穷。

美国就是在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崇尚实力，海盗和国家并存的历史舞台。这个新兴的共和国面对的是海盗一般的列强。

无发展的增长陷阱（1）

第二节无发展的增长陷阱

18世纪中叶欧洲经历了七年战争，欧洲的大陆霸权和海洋霸权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结果两大霸权都筋疲力尽。战后的大英帝国出现了财务危机，帝国的领袖们为了解决财务危机，绞尽脑汁，最后决定走传统帝国的老路--让殖民地输捐。为此，帝国的决策阶层通过了一系列针对殖民地的税法。

1765年，大英帝国的议会通过了第三个印花税法案，也是第一个直接向殖民地征税的法案，是一个典型的掠夺殖民地的法案，是对殖民地的经济宣战。支持这项法案的议员们没有想到，在帝国的议会大厅里，催生了一个强大的未来对手。这个对手将是把大英帝国从帝国的宝座上推下来的人，是一个最终颠覆大英帝国并让大英帝国俯首称臣的人。

欧洲战争导致帝国财枯力竭，帝国财枯力竭导致印花税，印花税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

战争中诞生了美国，从而大英帝国踏上了衰亡的历史。

历史事件环环相因。

新生的美国是大英帝国国际分工政策的直接受害者。在殖民地时期，通过对殖民地的直接控制，帝国对殖民地实施了长时间的经济战，限制殖民地在经济上的独立。大英帝国通过航海条例，严格控制殖民地对外贸易的运输和市场，并通过对市场的直接控制达到对北美殖民地经济的控制。在大英帝国直接控制的国际分工体系里，北美殖民地只不过是原材料和农产品的出产地。在殖民地时期，大英帝国严禁在北美殖民地兴建炼钢高炉和轧钢厂；不允许殖民地居民哪怕为自己消费而从事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英国还有效地防止了殖民地居民为建立以远距离销售为目的的日用品制造业的种种努力。在帝国经济政策的支配下，美国的“制造业”基本上是家庭作坊。当时美国的主要职业是木匠、铁匠、鞋匠等。如果美国还有什么“制造业”的话，按英国的话说，那就是为英国“制造铁坯”。

帝国用尽一切办法保证殖民地既是英国的原材料提供基地，又是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市场。

在殖民地时期，北美殖民地没有自由贸易，帝国的政策制定者也不允许殖民地有自由贸易。所有的贸易，都在帝国的掌握之中。国民经济的关键环节都在帝国的世界分工体系内：殖民地的产业结构、国际贸易的运输、国际市场等。

在独立战争前和战争之中，自由贸易不是英国而是北美殖民地的旗帜。美国独立的主要要求之一就是摆脱大英帝国控制，实现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在美国独立初期非常流行，是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发展战略或贸易战略。而大英帝国为了自己的目的也开始向美国推销自由贸易。

独立以后，美国国门大开，殖民地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关系几乎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英国对美国的种种产业歧视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尚未消失，自由贸易这只看不见的手则开始强化着旧有的分工格局。自由贸易现在成了大英帝国对前殖民地的经济诉求，成了大英帝国对新生共和国的经济战争手段。一方面，大英帝国大量向美国倾销制成品；另一方面，又严格限制美国的海外贸易，尤其是美国与英国殖民地的贸易。大英帝国控制着几乎所有主要的海上运输。

无发展的增长陷阱（2）

走上自由贸易的道路的美国希望英国废弃殖民时期的“航海条例”，使美国能自由地与世界各国各地通商。但是，大英帝国还依旧顽固坚持“航海条例”，限制美国与英国殖民地之间的自由贸易，把美国和英国殖民地的贸易控制在自己手中。美国独立后，就要不要废除“航海条例”，英国有巨大的争论。1783年谢菲尔德伯爵（Earl of sheffield），大英帝国著名政治家，就此写道：“航海条例，我们伟大的海洋强权的基础，为我们带来了全世界的贸易。假如，我们改变了这个条例，允许任何国家和我们的殖民地进行贸易，或者允许其他国家把非其自己制造的产品带到英国，我们就放弃了航海条例，就牺牲掉了英国的海洋权利”。帝国决定维持“航海条例”的效力。推行自由贸易的英国，念兹在兹的是保护帝国自己的利益。

大英帝国与美国的自由贸易是由大英帝国的国家利益界定的自由贸易。帝国有人希望通过控制制造业和金融，通过垄断高端产业（当时是制造业）和提供长期信用的方式（类似于投资），控制美国。

随着自由贸易的实施，一方面美国对英国工业品的进口大大扩张，以满足美国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英国对美国的农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日益加剧，以满足英国日益发达的工业生产的需要。

面对强大而先进的英国制造业的竞争，独立后的30几年里，美国几乎没有涌现自己的制造业。在自由贸易的竞赛中，强者和弱者的竞争在本质上是不平等的。英国完善的工业体系、富裕的资本、大量的机器和熟练的工人、价廉质优的产品，像贪婪的羊一样温和而从容地啃食着美国民族工业的幼芽。美国在国际分工中出现了畸形的商业繁荣。

三十几年没有发展的增长。

弱国：浪漫的强国之梦（1）

第三节弱国：浪漫的强国之梦

一个训练无素的选手和一个久经沙场的冠军之间的自由竞争，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比赛。不仅如此，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和独立后的自由贸易，还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货币金融混乱和对大英帝国的金融中心的依赖。伦敦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英镑是世界货币。美国几乎没有自己的货币、自己的金融体系、自己的银行、自己的信用市场。大英帝国的金融体系控制着美国。美国不断繁荣的进出口业务，主要由欧洲，尤其是英国资本资助。

美国在财政上则更是雪上加霜。公共财政几乎破产。在独立战争期间，殖民地武装一无所有，一边要打仗，一边要筹钱。许多士兵必须自己花钱武装自己，许多军官变卖家产以装备自己的部队，而美国政府则主要依靠举债来筹措军费。独立后的美国外债内债一大堆，联邦政府负债5 600万美元，各州总计负债2 500万美元，总共8 100万美元。

独立战争时期政府发不了军饷就发了许多的承诺，诸如关于军饷、退休金的承诺等。独立以后，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只能继续用新的承诺来支付旧的承诺。欠饷问题十分复杂而棘手，当士兵们不愿再接受新的承诺时，就爆发了骚乱。最严重的一次，骚乱的士兵结队向费城浩浩荡荡地进军，欲图包围国会索取欠饷。

当时费城是美国的首善之地。国会被迫移驻普林斯顿。

可见联邦政府穷到了什么地步。

货币秩序上则类似于中国的战国时期。美国刚独立时，由于自由贸易、市场开放和金融开放，十几个州，流通着大约50来种货币，英镑、法郎、西班牙货币和各州的货币。美国成了世界货币的逐鹿地，成了货币投机者的天堂。而且通货膨胀严重，战争期间发行的大陆货币几乎不值一文。

美国没有自己的金融自主权，几乎没有自己的银行体系，没有自己的证券市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司。美国除了拥有独立外，其他可是什么都没有。

经济上如此不振，政治上也十分脆弱。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1781年独立获得英国承认，1788年美国宪法得到批准，1789年美国第一届国会和总统才就职。此时美国宣告独立已经长达13年。美国政府体制的探索经历了漫长和艰难的过程。

当时世界上几乎只有美国实行的是共和制和联邦制。欧洲几乎都是君主制。年轻的美国几乎没有现成的样本可以学习借鉴，必须依靠自己的探索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立国初期，联邦权威不振，州权和联邦权在实际运作中界定不清。联邦几乎没有国防，没有常备军。联邦各部间的职责划分不清。第一任财政部部长的职权不仅涉及财政、金融、信贷，还涉及外交、军事等。国会与行政部门的互动方式尚在摸索，而国会自身则几乎成了争吵的场所，当时国会主要代表各个州的利益。在国会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当国会就某一问题的讨论进行不下去的时候，有的州扬言要退出联邦。从独立以后直到内战结束，时有州权对抗联邦权的现象。联邦的权威、法律常常受到自发的和有组织的蔑视和挑战，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不明。

弱国：浪漫的强国之梦（2）

在国际上，欧洲的君主们几乎没有认真看待美国，没有认真对待美国关于主权的要求。当时的世界霸权英国、法国都曾经有侵犯美国主权的行为。外交似乎并不十分重要，弱国无外交，早期的美国对此一定深有体会。国务院在今天无疑是美国最重要的部门之一，然而华盛顿统治下的国务院只有国务卿外加一位临时工。

美国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正在寻求自己的政治经济的生存方式。

与这种现实形成巨大反差的是美国的勃勃雄心，是在《独立宣言》中表现出来的优越感和使命感，是美国的民族主义梦想。创建美国的那一代人，在落后的现实上挥洒的却是浪漫的梦想。早期的政治家，如杰弗逊等，强调美国民族的独特性，认为美国民族将走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路。这种优越感后来发展成“美国民族的优越性（exceptionalism）”。在美国早期政治家的国家蓝图里，未来的美国是一个横跨两洋的大国。美国缔造者之一，富兰克林希望把美国建设成大西洋经济圈的经济中心。

落后没有成为美国丧失民族自尊的借口，也没有成为自暴自弃的借口，没有成为盲目崇拜别人的借口。当时的美国是一个落后但充满自豪感的民族。只有一个充满自豪感的民族才可能崛起。落后并不意味着软弱，先进也不意味着强大。软弱和强大首先是民族意志的区别，先进而软弱的例子比比皆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也许比几十年以后相对落后，但是谁敢说中国软弱？

一个后起的落后的国家，如何才能托起强国之梦？

自由贸易为拉美套上了债务咒语（1）

第三篇 拉丁美洲--失落在全球化中的奇迹

从北美沿着加勒比地区的狭窄带南下，就是南美洲，人称拉丁美洲。

保护主义的潮流被堵在了加勒比海北部，没有像美国的金融资本一样成功南下。拉丁美洲，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70代中期的几十年，长期在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暴风骤雨中。

历史是通过选择完成的。拉美的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发生了几次历史性的转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自由贸易到以保护主义为核心的进口替代战略；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再度回到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出口导向战略。

最初推动拉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是精英集团和军人独裁者。这场改革最终导致了拉美的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期间及其后，经济体制选择的主导权，转移到了发达国家、IMF和世界银行、国际金融资本手中。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浪潮开始席卷拉美大陆。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拉美长期在危机和低迷中徘徊。

全球化是作为征服世界的经济战略而提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盛行。在美国的推动下成为风靡世界的经济模式，成为美国按自己的利益和面貌改造世界的战略武器。这种武器的最早实验场就是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这场实验表明，全球化改变着国家之间的权力、财富和安全格局。全球化的结果往往是权力和财富更加集中，经济安全严重倾斜。一场几乎打翻拉美经济航船的债务危机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失去的不仅是财富，失去的还有掌握自己经济命运的主权，得到的是长期的停滞和更加脆弱的经济安全。在全球化浪潮中，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现代版的双城记：一方面美国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得全世界的财富以支撑其前所未有的霸权；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误入全球化陷阱而陷入低产业低技术陷阱，甚至几十年的发展成果毁于一旦。全球化托起了帝国的权力金字塔，却拒绝托起发展中国家致富的梦想。拉美国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拉丁美洲是一块美丽的土地，有丰富的矿藏和智慧的人民，有长期的反殖民统治的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经创造过让世界惊异的经济奇迹--拉美奇迹。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20几年里，拉美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以巴西为例，在20~30年中，其经济以10%的速度增长。拉美当时的这些经济奇迹甚至超过后来亚洲“四小龙”。遗憾的是曾经为人称道的拉美奇迹，后来为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至于今天许多拉美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前辈在几十年前曾经创造过这种奇迹。对大多数人而言，那场奇迹真是一场遥远的旧梦。

自由贸易为拉美套上了债务咒语（2）

拉美奇迹是如何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的？ 拉美经济危机对我们有什么启示？中国要不要避免全球化陷阱？在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打开似乎与我们不太相关的历史，重新理解我们也许误解了的历史，拂去掩盖住那段历史事实的历史浮云，探究历史的真谛。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我们一定要抛开所有的陈见，暂时不要让那些也许我们曾经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左右，抱着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在历史老人面前，虚心求教，在历史的真理面前，甚至不惜局部矫正自己。历史是永恒的，而个人是短暂的。在无垠的历史面前，矫正我们短暂的偏颇，是一项值得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们骄傲的壮举。为了我们民族的崛起，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站在历史一边？为了我们不走别人的弯路，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从别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经验？归根结底，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让我们打开那一段历史吧！虽然是别人的历史。

第九章拉美是如何走向全球化的？

第一节自由贸易为拉美套上了债务咒语

19世纪初叶，许多拉美国家获得独立。大多数新独立的拉美国家和美国刚独立时一样，采用了自由贸易的国策。那是自由贸易思潮开始兴盛的时期。亚当&#8226;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通过世界经济霸权大英帝国的传播开始到处流传。独立后的拉美自愿当了一次自由贸易理论的实验场。

这种政策使拉美门户洞开。当时的拉美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经济体。为了推动国际贸易，实施了市场开放政策；拉美资源丰富，为了吸引外国资本，开放了自己的投资领域，为外国投资提供极为优惠的税收条件。这种发展战略，为其北方邻居和大英帝国创造了一种将拉美融合于世界分工中的历史性机会。通过这种机会，美国和大英帝国成了支配拉美经济的主要投资者和出口者；而拉美则成了原材料产地和出口市场。拉美被成功编制在19世纪版本的全球化体系里。不仅许多一般产业，甚至拉美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外国资本的手中。

虽然独立后的拉美和美国都是从自由贸易开始，但是美国后来成功抛弃了自由贸易而走上了保护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拉美则长期在自由贸易的陷阱里徘徊。

这种自由贸易政策，摧毁了拉美民族工业产生的基本条件。拉美从19世纪初叶独立到20世纪30年代，几乎没有产生自己的有现代意义的工业。严格地讲，拉美的自由贸易、开放国门的政策抑制了民族产业的发展。拉美在独立后的100多年里，在自由贸易的道路上，陷入了没有发展的增长陷阱。历史最终告诉人们，没有发展的增长，最后是没有增长。

虽然时下有许多人把发展和增长混为一谈，甚至用增长取代发展，用经济增长的数字来代替发展的内涵。似乎只要经济增长了，也就发展了；似乎GDP增长了百分之几，经济也就发展了百分之几。其实，真正的经济学家，都知道增长和发展的差别。

自由贸易为拉美套上了债务咒语（3）

拉美经济长期在无发展的增长中徘徊。读者也许要问，这么简单明了的问题为什么拉美国家当时没有发现？答案很简单。拉美当时选择了经济增长的国策，而不是发展的国策。自由贸易推动了商业的发展，推动了进出口的发展，拉美经济在自由贸易的国策下取得了令人满意的增长（不是发展）。以智利为例，虽然经济总体上比较落后，但是智利在19世纪后期一跃而成为世界第13大经济体。

假如你用经济数量来衡量拉美的经济政策，那无疑是正确的。假如历史是用短期的经济增长来检验经济政策，那自由贸易无疑是正确的。不正确，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第13大经济体？

但是，历史进程似乎不是这样来检验经济政策的。历史要比简单的数字丰富得多；历史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要比短暂的浮华深刻得多；历史也要比轻易地自满要谦卑得多。历史是一位苛刻的老师，不轻易给予被裁决者及格的分数。不仅如此，历史还会挑战你，就如一位苛刻的老师挑战学生一样。假如你不能回答历史的挑战，历史会无情地抹去那些暂时的浮华。

历史对拉美发展道路的挑战，是从经济结构开始的。

这种没有发展的增长和长期的自由贸易，给拉美带来了独特的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又导致了债务问题。这种结构性危机是怎么产生的？

1.外贸赤字

自由贸易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质量和产业结构没有得到提升；经济长期扁平化单一化。拉美经济主要集中在农业和矿产业这些“符合其资源国情”的初级产业，几乎没有产生自己的工业体系，没有建立多样化的经济体系，经济不能独立，制造品完全依赖进口。

在国际资本控制下的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和制成品价格长期出现剪刀差，低端产品和高端产品间的剪刀差。由于拉美经济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两极，这种剪刀差导致拉美国家的国际收支长期恶化。随着人口的增加，需求的增加，进口大量增加。进口大量增加的结果使拉美长期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面临严重的外贸赤字。

简而言之，这条自由贸易政策使拉美一方面成了别人的原材料和农产品基地，另一方面成了别人高端产业（当时是制造业）的销售市场。国际市场的价格剪刀差，通过市场交换，实现了发达国家对拉美国家的掠夺。这种不公平的市场掠夺导致拉美国际收支的进一步恶化。

这种经济结构自身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没有国内制造业，原材料只好外销（市场在外）；原材料大规模外销的结果又抑制了民族制造业的发展。由于没有国内制造业，拉美诸国只好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制成品的大量进口又进一步抑制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这种恶性循环，强化了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使拉美陷入外贸赤字陷阱，而难以自拔。拉美的这种市场和制造业两头都在外的经济战略，是拉美这种恶性循环的内因。

自由贸易为拉美套上了债务咒语（4）

2.财政赤字

为了吸引外资开发矿产，拉美国家纷纷推出许多优惠政策，对外资减税。减税的结果导致了政府收入的下降。与此同时，由于没有完整的民族制造业作为独立的税收基础，政府税源枯竭。外资优惠、民族工业的缺乏，外加庞大的国防和公共支出（政府为土著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导致拉美国家长期出现财政赤字。

自由贸易产生了长期困扰拉美的双赤字问题。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面临双赤字问题。但是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可以通过发行钞票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当时的拉美货币不是世界货币（后来也不是），不能像美国一样，靠发行钞票来解决双赤字问题。

拉美的唯一出路就是：借债。双赤字被转变为外债，双赤字问题演变成了拉美的外债问题。

3.外债

到了1822年，迫于外贸和财政双重赤字的压力，拉美国家开始向外国银行借债，用外债解决财政和外贸赤字问题。这就是外债的开始。随着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的大幅度增加，外债也随之增加，国际资本对拉美经济的控制从此加强。国际资本对拉美的掠夺不再局限于通过操纵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价格剪刀差来实现，而且通过操纵国际资本市场来实现。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国际资本通过国际市场的价格机制和国际市场的资本运作，实现国际财富的再分配，实现对拉美大规模的、长期的历史性财富掠夺。债务从此成为长期笼罩在拉美经济天空上的乌云，使拉美经济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

外债和双赤字相互作用，加剧了拉美经济的内在不稳定性。外债增加到一定程度，使拉美的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对出口市场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大规模的外债，使拉美面临偿还能力的挑战；而大规模的外债利息支出，又加剧了政府的赤字和国际收支的困境。这种经济结构增加了拉美经济对国际经济变化的敏感性，降低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国际市场价格的些微变化，就会导致拉美国家外汇收入的变化，导致其还债能力的变化，导致其在国际市场上融资能力的变化。

外债强化了拉美经济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依赖性，是国际资本为拉美经济掘下的债务陷阱。国际经济的某些震荡，往往会催生拉美的债务危机。比如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会使拉美国家的出口收入锐减。而出口收入的锐减又会导致债务偿还能力的降低；又比如国际金融形势的恶化会导致信用收缩，而信用收缩又会导致拉美国家无法实现债务滚动，而出现债务危机。自由贸易就这样为拉美经济准备好了一副沉重的债务枷锁，一旦套上了这个枷锁，拉美国家的经济稳定、经济安全就完全交给了别人。

经济安全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宏观经济稳定往往取决于外生因素。外部的扩张和萧条往往带来拉美的扩张和萧条。在世界经济扩张时，拉美政府往往过度举债；而在世界经济萎缩时，拉美又往往出现债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说拉美拥有完全的经济主权。

自由贸易为拉美套上了债务咒语（5）

从19世纪20年代以后，拉美经济长期在扩张和持续的衰退交替产生的历史进程中徘徊，而每一次这样的震荡和危机的高潮都是债务危机。拉美这种以债务危机为特点的扩张-萧条的经济走向成了拉美经济的重要特色。

这种债务危机的循环往复使拉美国家认识到经济独立和完整是解决债务危机的关键，而要实现经济独立就必须从国际分工的陷阱中跳出来。进入20世纪以后，拉美国家为了摆脱这种债务循环，开始放弃自由贸易的增长战略，转而实施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力求建立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自立，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外贸赤字和财政赤字的问题，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增长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拉美走上了保护主义道路，开始谋求发展。

在完成从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的历史转变的同时，拉美还完成了从完全依赖“看不见的手”向依赖“看得见的手”的历史转变。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江河日下，而以政府干预为特色的凯恩斯体制在西方日渐盛行。大萧条给人类带来的漫长而广泛的巨大灾难和痛苦，向人类演绎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黑暗的一面。从此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段时间，以政府干预为特色的计划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政府干预体制曾经创造了傲人的成绩。苏联曾在短短的20几年内建立起了完整而强大的工业体系，正是这个体系为苏联打败法西斯德国提供了物质基础。假如苏联没有迅速完成工业化，假如苏联的经济体系不能在战争中将现代化的重型军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不会是后来这种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迅速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并得以与美国竞争。

苏联在短短20几年内走过了发达国家100~200年走过的历程，为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条迅速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纷纷采用政府干预的体制，拉美尤其如此。拉美在20世纪50-70年代这20多年里，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是部分国有化和政府干预。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实行强大的政府干预和价格管制。为了保证进口替代战略的顺利实行，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和政府支持等手段来支持发展民族工业，对民族工业实施大量补贴；在对外贸易方面实施外汇管制，实施高币值政策，并以高关税和许多非关税手段保护国内市场。

在历史老人的指导下，拉美实现了两个转变：从自由贸易到保护主义；从市场至上到政府干预。这两个转变说明，拉美的门户开放和市场至上的道路选择，被历史老人打了个不及格。

日本--来自盟友的全球化战争（1）

第四篇日本--来自盟友的全球化战争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有许多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反复研究的奇特现象。日本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迅速恢复，然后强劲发展，创造出曾经让盟友都深感畏惧的“日本奇迹”。在那些视自己为人类经济体制的完美化身的国家里，有人开始谈论日本是“另一类资本主义”、“日本威胁”、21世纪将是“日本的世纪”。正当日本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赞誉和警惕中高歌猛进的时候，日本经济列车骤然降速，进入低速度甚至零速度的状态。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进入了长期的通缩。日本政府和金融当局频施重拳力图把日本从漫长的通缩中拉出来，但通缩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日本所有的反通缩政策吸纳得无影无踪。十几年过去了，日本依然在通缩中徘徊。

日本的奇迹，就像夏日夜空的流星，灿烂而短暂。

日本发生如此漫长的通缩的原因在哪里？日本曾经非常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戛然而止，而难以重新启动？通过日本现象，历史想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假如你捡起“日本奇迹”的历史碎片，反复磨洗，仔细辨认上面的历史基因，你会发现，日本经济的忽然衰退乃至以后漫长的通缩，源于一场来自盟友的经济战争。那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在自由贸易或全球化旗帜下的经济战争。这场战争的前哨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刚刚起飞的时候。这是一场从产业、体制、金融、货币等各个方面发起的全面的经济战争，这是一场盟友间的不平等的战争。战略上的依赖、经济上的依赖和价值体系上的依赖，注定了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进退失据；注定了日本在软弱的抗拒以后，只能按对手的要求出牌，按对手的要求进入指定的阵地，按对手规定的动作进行反击。一方是凌厉的进攻，一方是规定动作的抵抗，这是经济依赖带来的宿命。日本想说“不”，结果不得不说“是”。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体制失守，高科技失守，财富失守，金融失守，产业失守……“日本奇迹”在国家博弈中轰然倒下。在它的废墟上，是一个财富不断外流的二元经济，一个负债累累的企业体系，一个几乎破产的银行体系，一个将日本经济卷入通缩的经济体制，一个不断膨胀的债权账号。

美国对日本的这场全球化战争主要集中在产业、货币和金融三方面，而核心就是推动日本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拆散曾经推动日本经济起飞的经济体制。日本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日本银行体系的改革。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人类有两种银行体系。法国经济学家圣&#8226;西蒙（Henri de SaintSimon）曾经提出，银行的作用是为工业化（经济发展）动员资金。而欧洲曾经长期存在两种银行体系：大陆体系和英格兰体系。

日本--来自盟友的全球化战争（2）

在欧洲大陆银行体系中，银行是为经济发展服务；而在英格兰体系中，银行独立于工业资本。前者的金融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后者发展到金融资本统治工业资本。欧洲大陆银行体系对后来的许多实施计划体制的国家有巨大影响，日本改革以前的银行体系同样受大陆体系的巨大影响。银行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工具，金融资本的盈利动机同经济发展一致。但是，这种思想和体制在受芝加哥学派统治的美国大学中被彻底排除。日本银行体系的改革，导致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分裂、金融资本的逐利动机同经济发展分裂。结果金融资本在追逐利润的同时，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在内先是催生资产泡沫，后是紧缩对实体经济的贷款；对外则在追逐利润的动机下大量对外投资，资本大量外流。结果导致了日本的外向经济繁荣和内向经济萎缩的困境。

考察新自由主义下的金融资本主义我们发现，这种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资本主义，只有美国出现资本流入，其余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资本流出。日本也没有避免这种宿命。

金融资本的盈利冲动同经济发展的需要背离，导致资本大量外流，导致对内货币供应不足，导致日本内向经济的空心化，导致内需不足，导致GNP的繁荣和GDP的萎缩并存，是了解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关键。金融资本异化带来的虚拟增长和内向发展抑制，是日本最大的结构性危机。假如日本不对这种以金融资本主义为特点、以寻求虚拟增长为目的的改革进行改革，日本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走出困境。

2008年第四季度与第三季度，日本GDP下跌33%，年下降率达121%。尽管日本经济在第二季度出现稳定的征兆，但是在世界经济进入长期的缓慢增长期的背景下，如不改弦更张，日本难以进入持续增长。

日本在国家博弈中将权力和财富送给了盟友，将漫长的停滞留给了自己。日本的教训表明，经济战略或贸易战略只是国家大战略的一部分。一个国家经济博弈的胜负，取决于这种大战略下的战略格局。对别人的战略性依赖、对别人的经济依赖，也许会在短时间内带来某种财富以及由财富带来的对权力的幻觉，但是，这样的财富和权力的感觉完全建立在别人的仁慈之上，这样的国家最终要在国家博弈中失败。

大战略，大博弈。总体战略势态的优劣，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竞争的成败。日本对美国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国家博弈的这种历史演义，不能不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思考。

谁托起了“日本奇迹”？（1）

第十二章盟友之间、权力财富和竞争

第一节谁托起了“日本奇迹”？

1989年10月31日，美国各大报争相登出一条牵动美国人神经的消息：“日本三菱财团购买洛克菲勒中心”、“日本买下了纽约的风景”，等等。这一天日本三菱集团宣布以8.46亿美元的巨资收购洛克菲勒中心51%的股权。1939年11月1日洛克菲勒中心正式开张。差一天，就是50年。对处于大萧条漩涡深处的美国人来说，这项建筑的成功是美国信心的标志。这座位于纽约最豪华、最昂贵地段的建筑群，是美国人的骄傲，是纽约的标志性建筑，它于1987年被宣布为美国国家历史性标志，是现代建筑风格和资本主义精神结合的产物。这项建筑现在落入躲在美国保护伞下的日本手中，这对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来说，是一件难以沉默的事。这项交易是一连串日本购买美国企业的高峰。日本的这些购买行为，使许多美国人惊呼“日本购买美国”。

“日本购买美国”是美国在日本攻势凌厉的经济进攻面前，发出的民族主义口号。

1989年是日本在国家经济博弈中盛极而衰的转折点。盛极一时的日本，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就迅速黯然失色，风光不再。然而1989年却是日本极盛的一年。这一年，有人预测日本经济将在20年间赶上美国；这一年，有人认为日本将在未来几十年中以4%的速度增长。尽管这些预言成了禅语，当时的日本经济的确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经济是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迅速崛起的？谁托起了“日本奇迹”？

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带有强烈的保护主义色彩。市场保护、政府干预、汇率管理是日本经济现代化过程的基本特色。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日本一方面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又实施了保护主义政策；一方面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高度保护国内市场。日本长期实施了不对称的发展战略，开放和保护并存，矛和盾并用。一方面高举出口的矛，在世界上四面出击；另一方面竖起保护的盾，捍卫自己的市场。日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得益于三大因素，分别是产业保护、金融服务和企业制度。三者相互依赖，核心是保护主义。

1.日本的产业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的经济一片凋零。许多产业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远远逊于欧美的竞争对手。从汽车到电子产业，许多后来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产业还处在摇篮阶段。假如没有保护主义，这些幼小工业将会被外国竞争扼杀在摇篮里。日本在1953年实行过短期的自由贸易，像洪水一样涌进日本的外国汽车，几乎把日本的汽车工业全面摧毁。为了推进民族产业的发展，日本最终从自由贸易后退，选择保护主义发展战略。通过高关税、非关税手段、大规模的政府补贴、推动产业联盟等方式实行民族产业的赶超。日本的这些经济政策成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使日本经济以世界上前所未见的方式迅速起飞。1973-1979年，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基础工业，日本实施了更严格的保护主义。

谁托起了“日本奇迹”？（2）

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的产业保护，尤其是对高科技和金融产业的保护相当严格。日本对许多关键产业实施严格的政府控制，严防外国资本进入。例如，日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晶片产业，实施强硬的保护政策：一方面日本不允许外国资本独立进入相关产业；另一方面，又运用进口许可、进口指标等方式限制外国相关产品进入日本市场。在生产和市场两个环节上实施保护。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通过政策推动、财政银行支持等方式，大力促进相关产业的研制开发和发展。这些保护和政府干预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电子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日本电子产业的纵向产业链和横向的多样化。日本电子产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独立于美国电子产业的产业群体。它既不是美国电子产业的组装地，也不是美国电子产业的直接或间接市场。正是由于日本电子产业的成功，挑战了美国电子产业的世界霸权，美国才要运用市场开放的武器来打击日本电子产业，并最终使日本电子产业从昨日之星而沦为明日黄花。就此我们将有专门叙述。

2.日本的企业制度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企业制度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它是以银行为中心的体系。在日本经济崛起的年代，日本没有所谓的“现代金融体系”，银行居于主导地位，资本市场极其不发达。日本企业主要是以银行贷款的方式筹集资本（美国企业主要是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本）。日本的银行在日本企业体制中居于中心的地位，在企业管理体制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的企业集团（银团）是以大银行为中心的企业群体。这些企业集团一般是“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群。这个产业群体往往覆盖一个或几个产业链条里面的所有环节，有时甚至包括某些横向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财团”。在企业集团内，银行作为企业主要的资本来源，是企业的主要监督者。而其他企业集团成员则自动协调彼此的关系。同一集团内的企业间呈现高度的交叉持股，形成错综复杂、相互监督的利益关系，一种合作而不是竞争的关系。在这种企业体制上，管理层面临一个严密的监督网。

这种企业体系与美国的以股东为主导的企业体制不同，它避免了美国企业体制的一个致命弱点--“代理人冲突”。美国企业有两大利益主体：管理层和股东。二者利益上的差别不言而喻。美国企业虽然名义上归股东掌控，但是股东分大小，千千万万的小股东对企业管理层的监督，既缺少时间和资源，又缺乏必备的知识训练。就算是大股东，除非大到能控制企业日常管理的地步，否则其对公司的监督也力不从心。有些持股达10%以上的大股东，为了改变管理层，常常在耗费巨资以后，不得不与管理层妥协，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谓产权软约束，在美国上市公司是一个普遍现象。所谓董事，基本都是管理层提名（除名）由股东大会通过。许多董事和管理层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作为董事又享有许多优越的报酬。在许多情况下，董事会实际上是橡皮图章。所谓股东大会，基本都是由管理层掌控。管理层不控制议题，而控制投票权。

谁托起了“日本奇迹”？（3）

千千万万的小股东，从成本效益的角度看，由于股份少，没有多少利益冲动详细研究企业的发展和管理，往往不会参加股东大会。这些股东要么通过书面投票，要么事实上“弃权”。许多公司规定，只要股东不反对就是支持。这些股票就因而被管理层控制。千千万万的小股东加在一起，有时候分量很大。美国企业的股权软约束问题，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推行更加严重。由于这种软约束，美国企业往往出现违背股东利益、过度追求风险的现象。美国在2000年出现了高科技泡沫，不到10年又出现了金融危机。股份制不是解决“产权虚化”和“产权软约束”的成功之道。在这场金融危机和上一次的高科技泡沫中，股东损失数以万亿记。管理层欺骗股东、炮制假账虚账、追求过度风险的案例时有发生，例如世界通信公司、安然、贝尔斯登等。上市公司的管理、股东利益的保护在美国是一个公认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监督和控制管理层，是美国企业体制的一个严重问题。股市和股票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万能钥匙。

日本的财团制度，也许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日本的财团还是一个多样化的企业联合体。以购买洛克菲勒中心的三菱银行为例，它是日本三菱集团（财团）的成员。三菱财团是日本一个庞大的企业集团，由许多企业组成，这些企业分享三菱品牌和商标。三菱集团的企业间，有广泛的交叉持股、人员交换和战略合作。集团里最大的25家企业还成立了一个“星期五俱乐部”，每月聚会一次。三菱集团还分享共同的网页，以方便集团内部之间的交流。三菱集团的中心是三菱银行。三菱集团横跨许多产业，集团的企业群就是围绕不同产业而形成的一个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以三菱汽车为例，三菱集团包括一个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条，从零配件到整车。三菱财团同时是一个产供销结合的财团，它还包括三菱贸易公司。

日本的这种企业体制的优点是：一个龙头企业的发展，能够带动集团内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有利于建立和形成完整的经济体系。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产业纵深，没有出现产业“扁平化”，没有成为别人的加工厂，在很大程度上要拜这种企业体制所赐。这种企业制度在国际竞争面前尤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集团内部基本实现“自给自足”，具有强大的排外性。外部企业尤其是外国企业，很难打入集团内部。企业集团的这种内在的、基于利益关系的保护主义，加上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在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中，为日本经济筑起了一道严密的保护主义围墙。在这道围墙面前，许多欧美企业深感无奈。为了打开日本市场，最后不得不运用破解日本企业体制的政治手段。

为了培育国内竞争，日本政府在同一产业内支持和培育几个相互竞争的财团，从而在一个产业内部形成几个相互竞争的产业链。如汽车产业的三菱、日立、马自达、日产等；电子产业里的松下、东芝等。由于这些财团的中心是大银行，日本政府往往可以通过控制一家这样的银行，达到控制整个企业群体、控制一个或几个产业链的目的。在实际操作中，日本政府往往就产业政策与这些银行进行密切的协商，并通过对这些银行下达指导性意见的方式，推动产业政策。这样的企业体系为日本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体制性基础。

谁托起了“日本奇迹”？（4）

3.日本的金融服务

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的银行体系是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中心的。整个金融体系以银行为基础，银行和产业间有密切的联系。金融资本和金融体系还没有异化为完全独立于实体经济、占支配地位的主宰，金融资本还没有统治实体经济。日本银行归属于财政部，在财政部的指导下为经济发展服务。日本的银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利润中心，它的目的不是创造利润，而是服务经济，利润只是日本银行许多目的之一。实现政府的经济政策、推动财团内部的技术进步、支持财团的发展等，都是日本银行的目标。在日本金融改革以前，银行和财政都是政府调动资源、实现产业政策和发展目标的经济手段。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通过100多年的发展，到了1964年才实行日元的自由兑换。与此相对应的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走完日本100多年的路，在20世纪70年代或80年代相继开放货币兑换，并最终滑入货币危机的陷阱。日本所谓现代中央银行或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则来得更晚，日本现代中央银行是“改革”的产物。1997年6月，日本迫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压力，通过了《日本银行法》。该法第一次规定日本银行独立于内阁财政部。该法于1998年4月生效后，才有了所谓的中央银行。在日本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市场保护和政府介入是保护主义政策的两个侧面。日本政府的介入并不止于宏观干预，还充分运用微观管理介入资源配置。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不仅日本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是政府和企业互动的结果，而且政府还通过资源的微观配置来实现其战略目的。这种微观介入主要是通过政策偏好和财政金融手段来实现的。

在金融改革以前，日本资本市场很不发达，金融体系相当封闭，企业筹资主要依靠银行而不是资本市场。在这种体制下，金融资本的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国际国内的游资不能在日本大规模自由流动，华尔街对日本金融体系的影响处于最低限度。国际金融资本，尤其是美国金融资本，很难伸进日本金融体系。这种不符合金融自由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曾受到华尔街利益集团的不断指责。这种金融体制把金融风险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日本的保护主义体制和保护主义政策，保护了日本的产业发展，托起了日本的经济奇迹。日本开始了与美国的竞争。

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面临漫长的“滞胀”，日本经济一枝独秀。美国感受到的日本威胁就是在那时达到高峰。

“日本在购买美国”。

“不一样的资本主义”。

“日本威胁”。

“日本奇迹”。

“日本经验”。

“日本体系（Japan Standard）”，等等。

这些是那段时间在媒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

70-80年代是日本雄心勃勃赶超美国的年代。日本不仅在经济上、技术上成为或正在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且在经济体系、企业制度、发展道路上也正在成为美国道路的竞争者。美国人开始谈论日本威胁，谈论日本体制的威胁。美国人开始以为，日本的经济模式优越于美国的经济模式。经济实力的变化开始让有些美国人感到，国家间的权力分配将会发生变化。“日本奇迹”开始影响到日本和美国间的权力结构。美国经济学家、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顾问劳伦斯&#8226;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于1989年12月写道，“今天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所有这些增加了这种可能：感到日本对美国的威胁比苏联对美国的威胁更大的大多数美国人是对的。”Richard Katz， Japan， The System That Soured: The Raise and Fall of Japanese Economic Miracle， New York， 1998， pp9在许多美国人眼中，美日的经济竞争成了制度之争（所谓日本体系和美国体系之争），威胁到了美国的霸权。

日本轰轰烈烈的挑战对美国无疑构成了威胁。日本的挑战会成功吗？

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1）

第五篇中国--要避免被全球化打断现代化进程

第十五章美国大战略和中国经济的全球化

第一节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

美国在国家博弈中，国家利益至上。美国不是一个从“普世价值”出发的国家，任何价值都必须符合国家利益。为了强大，美国曾经从自由贸易走向保守主义；强大以后，为了寻求世界霸权，又由保护主义走向自由贸易；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维持和扩大霸权，又大力推行全球化。国家利益是美国战略选择的支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家博弈场上，美国创造了人类的奇迹。兵不血刃，收编欧洲，演变苏东；在全球化旗帜下席卷拉美，折服日本，冲击东南亚，左右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反恐战争中，推翻萨达姆，进入南亚；通过“橘色革命”进入俄罗斯战略腹地，通过巴尔干战争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美国不仅在实力博弈上攻城略地，而且在价值体系上也时髦非常。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化成了世界潮流，成了不分国情、不分历史条件的普遍真理。以推销美国体制为特点的全球化，在许多国家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精英”们的狂热。美国体制和美国价值，对许多人产生了迷信一般的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有些人在反对一种形式的绝对真理时，却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当成绝对真理而顶礼膜拜，甚至到了不顾自己国情和国家利益的地步。对许多人而言，那些“普世价值”、那些绝对真理高于国家利益，高于大多数人的利益。

美国是如何取得这种战略成功的？美国的这种成功是来自于幸运还是战略？还是二者兼而有之？美国有没有大战略？

美国能够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既源于历史提供的机会，也源于深谋远虑的战略。美国的大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是国家利益。正如有位美国总统指出的，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是“神圣的使命”。在美国崛起以前，美国的大战略是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专心地搞好自己的事情，霸气地拒绝欧洲列强对美国和美洲事务的干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大战略是建立和维持其世界霸权。这种战略有两个方面：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不管是实用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国家利益是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了解了这一点，那些常让有些人疑惑的所谓“多重标准”现象就有了答案。有许多人指责美国在民主、贸易和反恐等方面表现出多重价值观。其实，美国的战略从来就不是多重的，只有一把价值尺度，那就是国家利益。同一类型的现象对国家利益影响不同，就有不同的态度，采取不同的行为。美国值得学习的地方，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这种捍卫国家利益的一贯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许多国际框架。在这些框架里美国没有放弃国家主权，不仅如此，在所有的国际框架内都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这两种战略，如同拳击家的两个拳头，彼此配合，组合出击。在国家博弈场上，这两个拳头不仅用于对手，也用于盟友。

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2）

实用主义战略建立在权力制约的基础上。在一个权力相互制约和平衡的国际体系中，霸权能得到最有效的运用，享有不可挑战的地位。实用主义战略强调权力平衡和实力计算，关心的是实力的此消彼长，是战略态势的相对变化。这种战略在尼克松的许多著作中有很深刻的阐述。尼克松认为，两个对等的强手在一起，才有和平；以强抑弱必然导致战争；（美国）建立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是防止战争最有效的手段；和平必须是有尊严的和平，妥协退让换来的和平不是持久的和平；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国际关系是由利益和实力，而不是由友谊和意识形态来界定的。基于这种实用主义的大战略，美国在任何时候都把练就一双铁拳当成国家利益的基本保障。在两霸对抗时是这样，在冷战以后也是这样。那种自毁长城的事，例如荷兰在1648年大规模裁军的行为，不会发生在美国身上。基于实力计算，美国对那些足以对实力消长带来长期影响的战略之争寸步不让。在关键问题上，不会因为对手强大而畏惧退缩，也不会因对手弱小而掉以轻心。

实用主义大战略主张对对手实行对抗和围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苏联采取对抗战略，同时通过提供安全保障、援助、市场进入和技术等，换取西方盟国对其在后勤、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支持和协同。

实用主义不仅针对对手，也针对盟友。在盟友之间维持平衡和制约，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和区域内挑战美国的地位。在日本挑战美国时，按下日本；在老欧洲有些不太顺从时，大力拉捧新欧洲；在欧洲大陆和英国之间，长期和英国维持特别的战略关系，分化欧洲。以日本为例，冷战以后，日本依然是美国在东北亚的主要安全支点，是美国针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支点。一个军事上弱小的日本不符合美国利益，然而一个强大的日本同样不符合美国利益。冷战以后，日本的政治企图越来越强烈，既想成为亚洲地区的经济盟主，又想合法地重新武装自己，还想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利益是维持现状。任何试图改变现有秩序的要求，无论来自对手，还是来自盟友，都是对其霸权的挑战。对日本的诉求，美国大力推动日本的金融全球化，打击其高科技，全面削弱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对其联合国的愿望，先是口惠而实不至，后来干脆消极对待；对日本重新武装的企图，允许甚至鼓励日本加强防卫力量的要求，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到后来鼓励日本出兵伊拉克。由于历史原因，日本这些步骤导致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强烈反弹，日本在亚洲更加孤立。这种孤立加深了日本对美国在政治上和安全上的依赖，日本进一步成为美国的战略棋子。日本想成为亚洲经济盟主的想法、想成为政治大国的想法从此成了泡影。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长期控制日本，孤立日本，将日本牢牢拴在美日双边关系中，美国就一直利用日本和亚洲国家的宿怨，时不时放松一下对大日本情绪的控制，让日本和亚洲邻国摩擦不断。再以英国为例，昔日的大英帝国常常陶醉于过去的权力梦幻里，希望在国际舞台上重温旧梦。英国的外交战略是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来增加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分量，美国也长期与英国保持这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既分化了欧洲，又削弱了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昔日帝国在与今日帝国的联姻中，实际上部分失去了独立的影响力，成了美国的小伙伴。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力越下降，越需要借助与美国的关系。

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3）

这种围堵对手、制衡盟友的实用主义战略，是现代帝国术。

自由主义战略侧重于改变对手。通过将对手融入互动的多边关系中，让别人接受现存的秩序和规则，推动别人的市场化、民主化改革，通过改变对手达到维持现有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目的。在容纳对手时，通过修改游戏规则来进一步约束对手。在这些国际秩序、机构和多边关系中，美国利益占主导地位。这种自由主义战略的目的，是将对手引导到符合自己利益的发展道路上。交往是为了达到对抗达不到的目的；融合是为了实现围堵实现不了的目的。当对抗和围堵不能消灭对手时，就用交往和融合消化对手；当飞机和坦克不能摧毁一种竞争性体制时，就用资本市场和全球化来拆散那种竞争性体制；当只靠实力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时，就依靠“普世价值”。有人认为，自由主义战略有三个方面：“开放（opening up）”、“融入（tying down）”和“捆绑（binging together）”。

“开放”是自由主义战略的第一个特点。早在19世纪，美国就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这种“门户开放”政策，在围堵战略失败以后，再次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开放”战略，就是全球化。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讲，就是要通过全球化，在对手国家中培养独立利益集团，通过这种利益集团实现战略目的。具体的讲：（1）通过“开放”和全球化（贸易、市场和投资等）在对手的国家中培养和建立独立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随着实力的增加，为了自己利益而寻求经济政治上的权力，从而成为冲击甚至摧毁对方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主要力量，成为推动经济政治全面自由化的主要力量。（2）通过全球化培养特殊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与国际金融资本和美国有多种利益相关，从而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些开放程度很高的国家就形成了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大量掌握各种资源，成了改变现行体制、推行新自由主义、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甚至成为某些大国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伙伴。在这种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关于要不要实行全球化、要不要实行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争论，不再是理念之争，而是利益之争。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从攻击体制，到攻击体制代表的公平和正义，到攻击追求公平和正义的弱势群体。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把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把全球化推崇为绝对价值或绝对真理，当成“普世价值”。正如当年美国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后来成了美国保护主义的障碍一样，这种利益成了国家经济独立自主和社会公平的障碍。

“融入”是自由主义战略的第二个特点。其核心就是有条件地将对手纳入各种国际框架内，使其接受和承认既存的国际规则和规范，承认现有的国际秩序，承认这种秩序代表的权力和利益结构，接受这种国际秩序的价值基础。

“捆绑”是自由主义战略的第三个特点。这个战略的特点就是在多边关系中，将有竞争关系的不同国家彼此融合在一起。NATO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法国和德国这样的传统夙敌，终于走到一起。

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战略，彼此配合，相辅相成，双管齐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大战略。在这种大战略下，交往和对抗并用，容纳和围堵结合。在冷战以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就是这种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相结合的大战略。了解这种战略全景，是了解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了解中国国际经济环境的关键。

实用主义的对华战略（1）

第二节实用主义的对华战略

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这种“最开放”的格局究竟符合谁的利益？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中国是如何被整合进世界的，必须了解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大战略，必须了解中国是在什么样的国际环境中“开放”的。冷战以后，美国对中国的大战略包括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有些人往往只看到交往的一面，而无视别人真实的战略意图，陶醉于别人故意营造的两国一体化的幻觉中。

1.实用主义的区域战略

冷战以后，维持亚太地区现状和防止潜在对手，是美国利益的根本要求。巩固和扩大现有的安全机制，建立以双边和多边关系为特点的多轨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安全机制是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主要特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设想包括建立“自愿的联盟（aliance at will）”和“安全社区（security community）”。在继续深化与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的双边军事同盟的同时，以多种形式恢复和加强与泰国、菲律宾、越南和新加坡等国的军事关系，建立涵盖台湾的导弹防卫系统。这种排斥中国的安全机制，形成了从日本开始，顺太平洋南下，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安全网；事实上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围堵链。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寸步不让，从战略上长期牵制中国。例如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在东南亚大力渲染中国威胁，无视中国主权，鼓励有些国家侵犯中国南沙群岛，阻挠中国以果断措施解决南沙问题，增加与东南亚各国的军事合作和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在中国西边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可以看见其战略意图。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跨入核门槛后，该地区对中国的地缘安全非常重要。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印度，进行核合作谈判。随后国务卿赖斯与澳大利亚和日本进行安全方面的谈判。在离开华盛顿前，她指出中国是该区域的“负面力量”。在缅甸则力图推倒现政权，左右缅甸局势，压迫中国西南部战略空间。

2.实用主义的粮食和石油战略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谈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时曾经这样讲道，控制了石油，你就可以控制整个大陆。控制了粮食，你就可以控制人民。粮食、石油和货币是如此重要，以致基辛格亲自为美国制定粮食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有许多推动发展中国家粮食自足的计划。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体系里，在新的世界粮食战略中，粮食自足的计划被世界粮食市场所取代。美国推动建立了世界粮食市场。发达国家一方面大规模实施农业补助；另一方面，限制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农业实施补助。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粮食市场的依赖加深。粮食变成了一种用来帮助朋友、对付敌人的武器。卡特总统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1997年出版了一本书（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实用主义的对华战略（2）

在这本书中他指出，只能让中国成为区域强权，坚决不能让中国成为世界强权。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强权的要素是，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限制对中国的能源供给，推动中国对粮食进口的依赖，增加中国内部的紧张和冲突。他认为，能源、粮食和内部动荡可能成为防止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布热津斯基是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关键人物。然而，正是他不希望中国统一。中国统一“将降低美国在东亚的政策存在”。他主张美国必须介入未来的台海冲突。那些相信美国条约的诚意的人，以为中国和美国可以变成“中美国”的人，应当读一读布热津斯基的书。布热津斯基指出，对付中国的武器，还包括人权、民主和投资。布热津斯基在同一本书中指出，由于中亚地区的石油、天然气和矿藏资源，它对美国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他认为，在中亚应当防止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利益的妨碍。美国通过反恐进入了中亚。美国可能会从伊拉克撤军，却会加强在阿富汗的存在。

对美国来说，控制石油是控制世界的手段。世界上两个巨大的发达国家都是资源贫乏的国家，依赖石油进口，这两个国家就是日本和德国。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这两个国家。美国希望中国步他们的后尘。美国入侵伊拉克，压制伊朗，控制中东，涉足中亚，其长远战略目标十分明显。以伊朗为例，伊朗是中国主要石油来源之一。中石化（Sinopec）于2004年与伊朗签订了700亿美元的合同，开发伊朗石油。布什总统时期的伊朗政策中的中国因素，非常明显。

3.实用主义的核战略

2002年1月8号，美国布什总统呈递给国会一篇题目为“核武器展望（Nuclear Posture Review）”的报告。在这篇报告中，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和中国交往以来，第一次将中国单独列为潜在对手。报告指出，在中国和台湾的冲突中，美国可能会对中国使用核武器（America and China）。美国在大规模发展战略核武器的同时，还大规模发展战术核武器和精确武器，建立特殊部队收集核打击目标的信息等。公开表明在必要的时候，在美国利益和美国朋友的利益受到威胁时，将首先使用核武器。

为了压制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连串大规模侵犯中国主权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一次又一次试探中国的战略底线、反应方式和压力极限。随着这种总体战略底线的试探，同中国打交道的姿态越来越高；对中国入世谈判的价格越来越高；对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条件越来越苛刻；对中国提出的单方面合作的要求越来越多；其在亚洲的安全布局，越来越不顾忌中国的反应。这一系列事件就是银河号、李登辉访美、美国航母开进台湾海峡、轰炸中国南斯拉夫使馆、海南撞机等。

实用主义的对华战略（3）

“银河号”事件发生在1993年。“银河号”是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广州远洋运输公司所属的全集装箱货轮。1993年7月7日，该船按计划在天津新港上货后起航，途经上海-香港-新加坡-雅加达，预计8月3日抵达位于波斯湾的迪拜港卸货，然后去沙特阿拉伯的达曼港和科威特港。美国从7月23日起，指控“银河号”货轮装有硫二甘醇和亚硫酰氯两类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否则，就要制裁中国。“银河号”被迫长期漂泊在公海上。其间美国军舰、战斗机、直升机和侦察机不断近距离示威。中国对美国的无理要求提出了强烈抗议。最后，美方得以登上相当于中国领土的“银河号”，不仅检查了中国货物，还检查了第三国货物。结果证明，美方指责没有根据。美国通过实力压力，终于达到侵犯中国主权之目的。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银河号”事件还表明，建立在海外贸易基础上的经济，是脆弱的经济；自由贸易基础上的繁荣，是脆弱的繁荣。“银河号”事件彰显了“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战略弱点。

“银河号”事件不到2年，美国批准当时的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美。这是中美建交后，台湾最高层领导第一次访美。李登辉在出任台湾领导人以后，独立的倾向日趋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李登辉和美国都想挑战中国的台湾底线，测试一下李登辉有多大战略空间。为了捍卫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中国中断了两国高层次的工作关系，在台湾海峡进行了导弹演习。美国为了表明捍卫台湾安全的决心，派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虽然事后中美两国修复了关系，但是美国并没有承诺不再批准台湾领导人访美，反而进一步强调和平解决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要求。鉴于统一台湾对中国的重要性，阻挠中国统一台湾，是遏制中国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美国处理台湾问题，颇类似美国内战时期英国和欧洲列强对南方邦联的态度和方式。不同的是，在美国的坚决反对下，英国和欧洲没敢公开出售武器给南方。美国坚称这是内部事务，坚决反对英国的介入和调停等。

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炸弹扔到了中国（使馆）头上。再下来就是海南撞机。与这一连串事件相应的是，美国制造了许多干预中国内政的牌：不仅有台湾问题，还有西藏、新疆、人权、贸易和投资等。美国西藏历史学家汤姆&#8226;格伦费尔德（Tom Grunfeld）指出，美国从1950年就开始策划西藏的秘密叛乱。后来又通过大量提供训练、提供资金和装备的方式推动西藏叛乱。在1959年，还多次对西藏空投军火。1959年达赖出逃以后，美国每年给达赖集团和达赖个人提供大量的资金。

这就是实用主义战略的核心。只有在这个大战略下，才能准确理解所谓交往政策的实质，才能理解经济战略。经济战略只是国家战略的一个部分。在围堵的大战略下，可不可能存在一个扶持中国发展的经济战略？有没有真正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存在？全球化符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所谓的“中美国”的实质是什么？美国经济战略的目的是什么？只有把交往政策、把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把中国加入世贸的条件、把全球化放在这个大战略的图景中，我们才能看清它的实质，才不会犯瞎子摸象的错误，才会有效地捍卫国家利益。

贫困的繁荣（1）

第十六章金融体系和发展抑制

全球化体系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是金融全球化的核心。在交往的战略中，将中国金融体系融入世界，使中国金融自由化，是发达国家的重要战略目的。在世贸条约中，中国被迫承诺开放金融市场。中国金融体系是国际金融资本期待已久的最后一块待开发地。金融体系的改革关系中国经济安全，关系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很少有搞金融自由化成功的，而失败的例子倒是不少。全球化是美元“制度寻租”的方式，是美国霸权的经济支柱。全球化有两个相互配合的过程：出口导向和金融全球化。它们是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实物和财富的方式。国际金融资本通过残酷的金融危机，使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出口导向道路。全球化一方面通过出口导向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美元储备；另一方面则通过金融全球化把这种美元储备循环回美国。全球化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实物和财富的循环过程，使美国得以用全世界的资源和资本来维持它的世界霸权。金融越全球化，资本越自由流动，金融资本的统治越强，美国金融机构的权力越大，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上越从属于金融资本。金融全球化改变了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金融全球化的结果，是民族国家金融主权部分丧失。国际金融资本在资本自由流动中拥有越来越多的决策权，而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则越来越被边缘化。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质和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权力，极大冲击着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稳定，导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出现危机倾向。这种危机倾向迫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实施出口导向，进一步走向美元循环。金融自由化把发展中国家推向了这种恶性循环。金融自由化不是历史的必然。金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决定，金融自由化注定要走向危机，走向“繁荣—破裂”的危机周期。摆脱这种危机的根本出路是国有化，或者严格的政府监管，或者兼而有之。然而，金融全球化却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把金融自由化当成历史的必然。金融自由化不是历史的道路，更不是中国崛起的道路。全球化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虚拟增长和发展抑制”。出口导向和内向发展竞争资源，导致中国发展抑制。发展抑制导致实物和财富被大量无偿输出，导致内向发展受到抑制，是民族之痛。推动与主权脱钩的世界货币的关键是“去出口导向”。

第八节贫困的繁荣

去出口导向，许多人不能接受。

出口导向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选择的经济起飞之路。

出口导向毫无例外催生了发展中国家，甚至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二元经济。出口的繁荣建立在内需的萎缩上；出口产业的繁荣建立在内向发展的萎缩上。

谁不能感受全球化的魅力，请到中国沿海地区走一圈。许多人这样讲。

谁不能理解全球化的残酷，请到中国内陆和农村走一圈。

沿海地区那些摩天大楼同中国内陆和农村30多年失修的农田设施之间，有一条无形的线。富裕和贫困、繁荣和凋敝是全球化创造的一对双生子。

贫困的繁荣（2）

许多人不能接受出口导向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看法。他们首先会指出中国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出现的那些高速增长的奇迹。这些朋友会质问，那些成功例子难道不是全球化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真理似乎在这些朋友一边。

笔者对这个问题也曾经非常疑惑。后来走遍天下，了解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特区才发现，疑惑来源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来自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来自于忘了毛泽东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告诫。调查研究，可不是走马观花转一圈。毛泽东最反对那种走马观花就下结论的方法。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解构这个问题。

假定我们在某个地方圈一块地，实施特殊政策。通过出售土地、出售存量资产或私有化等方式来吸引外资，发展经济。由于有利可图，大量外资涌入，注入了许多美元。这些美元在变成投资或消费以前必须换成人民币。

问题就在这里。

假如外资投入了100亿美元。我用这100亿美元，按目前的汇率，换回了600多亿元人民币。这是什么含义？假定中国货币发行总量不变，这相当于我从全国其他地方吸走了600多亿元人民币。我的货币增加600多亿元，别的地方就要减少600多亿元；我增加了600多亿元的投资，别的地方就减少了600多亿元的投资。结果，我的经济发展导致了其他地区的投资不足和相对萎缩。

出口创汇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完全一样。我出口创汇100亿美元，存入银行，换回600多亿元人民币。这同样相当于从其他地方吸走600多亿元人民币！

所以，我的经济高增长，是以其他地区的低增长为代价的！

所以，这些外资和出口产业实际上成了推动中国内部货币配置和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成了同内地、内需产业争夺资源的方式，是导致经济二元化和不平衡的一种方式。

以上我们假定，为了遏制通胀，中国货币供应总量不变。

假如我用100亿美元换回600多亿元人民币的同时，央行不“清洗（sternization）”，结果央行增发了600多亿元人民币。这600多亿元的新增人民币会带来通货膨胀。我的货币供给比其他地方增加了600多亿元；其他地区的货币供给量表面上不变，由于购买力下降了，从资源的角度看还是减少了，资源还是从别的地方流向我这里。总之，这个特区或沿海地区吸引的外资越多，出口创汇越多，从内地或内需产业吸走的货币或投资越多，内地发展越慢，内地越贫困。

鼓励出口的战略，实际上就是鼓励这种牺牲内向发展的战略。

贫困的繁荣（3）

所以，如果划一个专区吸引外资，出口创汇，从内地吸走大量的货币和资源，那么这个特区的经济增长一定高于其他地区，其他地区一定相对萎缩。道理就是如此简单。过去笔者没有弄明白这种货币供应的变化，把特区的发展归结于这个特区的体制，这是一种误判。在这种误判的基础上，有人把特区的那一套东西，把小政府、市场经济、全球化、引入外资、出口导向和其他特区体制概括为普遍真理而推广到全国。这必然南辕北辙，当然无效。

30多年来，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产业，通过这种方式从内地吸走了多少资金！那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被出口导向吸走这些天文数字一般的资源，就是内地发展相对落后的真正原因。内地发展落后不是不搞全球化的结果，内地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内地投资和内需不足、农村的投资不足、内地的相对落后、不断扩大的贫富悬殊、内地许多弱势群体的贫困，就是这种圈走资源的全球化的后果。假如中国不纠正这种发展战略误区，中国内地和内需的发展会进一步萎缩。

这种全球化或出口导向，还是导致中国出现低技术的数量扩张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将资源从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从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内需产业里大规模挤出以后，将其大量集中在发挥落后优势的产业上，集中在利用别人技术的产业上。全球化举中国之力，使中国变成别人产业链底部的加工厂。在这种发展道路上，中国如何脱离低技术陷阱？这些资源本来是可以用来建立门类齐全的产业，用来推动新兴产业，用来办教育、办科技的。

全球化浪潮把中国内地或内需的资源卷到沿海，再从沿海卷到美国，换回美元，再把美元卷回美国。今天中国沿海地区的繁荣和奇迹，不是全球化创造的，不是同世界市场接轨的结果，不是市场化、私有化带来的，而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其他地方投资相对萎缩带来的。全球化卷走了中国的财富，却留给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内陆、受到抑制的内需产业和一个巨大的贫困阶层。

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几乎所有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也是日本长达几乎20年停滞的根本原因。

这种牺牲内向发展和内需发展的全球化战略，不能带来全中国的繁荣，不能带来中国的崛起。而新自由主义忽视全球化和世界市场对中国资源配置的扭曲，他们认为，全球化、同世界市场接轨、国际资本的介入、市场化、私有化等，是导致沿海地区繁荣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沿海地区的发展是新自由主义“点石成金”的结果，从而得出结论，中国要繁荣必须全球化，必须搞新自由主义。

这是一种符合帝国利益的偏见，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国际经济学。

让我们在拥抱树木的时候，放眼整个森林吧！

出口导向已经完成了阶段性任务，应当淡出。

自由和危机（1）

第十九章危机、选择和出路

从文艺复兴开始，欧洲国家间的暴力和外交，战争和贸易背后，站的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而不是市场法则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实质，支配着世界经济金融体系。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崛起要有大战略，经济交往要有战争意识，贸易战略要置于国家大战略以下。有人讲，“中国越开放越强大”。不分条件？不分结果？一定要破除这种绝对化的，几近迷信和崇拜的观点。融合进世界经济体系，不是如有人宣称的是一场向“农贸市场”的进军。有些高明的先生们，不希望中国停留在“全球化”的农贸市场以外。但是，哪一个农民愿意进入一个打“白条”的“农贸市场”？持这类观点的人应当向农民学习。“卑贱者最聪明”。中国要崛起，必须扔掉财富流失的包袱，丢掉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幻想，开动自主创新的机器。

走自己的路，其实是我们的老本行。当年打天下的时候，不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吗？假如我们在经济战场上，按别人的军令、军规和战法布局，我们能无往而不胜吗？历史为我们提供了选择的时机。

听过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吗？

那史诗一般的乐章如同流动的雕塑，向我们描述了英雄同命运的搏斗。与命运的不可一世相比，英雄是多么的安详坚定。无论命运是如何的不可战胜，英雄最后都战胜了命运，走向光明。

贝多芬在交响曲的开头写道：“命运在敲门”。

在过去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显赫得如同命运，威风凛凛，敲击着弱势国家和弱势阶层保护自己的大门。但是历史才是真正的英雄。而创造历史的是人民。在这部由历史导演的“命运交响曲”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没有逃过生产过剩和危机，金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正处于总爆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处于大爆发。命运正在变得无可奈何，命运低沉的脚步已经渐行渐远，命运再也阻挡不住历史前进的潮流了。历史真理那辉煌、明亮的主题已经再次响起，正以排山倒海的气势，在人类的天空里回荡。

历史的机会就在眼前！

中华民族将如何与历史的主题共鸣，化危机为机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中华民族一定要同历史的主题，踏着历史的旋律，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前世界范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生产普遍过剩、劳动者普遍贫困和资本的自由放任导致的。不能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框架中反危机。中国有2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万多亿美元投资中国要创造多少就业岗位，解决多少贫困问题？但是，由于出口导向把这2万多亿美元的货物循环到了国外。投资这2万多亿美元会引起通货膨胀，不得不循环到国外。出口导向和财富外流，导致中国内向发展缓慢，贫富悬殊扩大。中国必须跳出全球化的圈子，直面自己的挑战，解决自己的问题，走自己的路，走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千万不要钻进全球化的口袋里，导致战略上的被动。

自由和危机（2）

第一节自由和危机

第十六章演绎了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的逻辑过程。现在我们要演绎，金融资本内在矛盾走进这场金融危机的历史过程。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内在矛盾的经典演绎。放任自流的金融资本必然走向“繁荣-破裂”的周期。然而，金融全球化推动了金融自由。在这种金融全球化体系中：（1）IMF、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大力推动金融自由化，用权力的拐杖强制性敲开其他国家金融保护的大门，将“华盛顿共识”、将金融自由化，推销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2）美国的赤字或美联储成为世界流动性的终极来源，美国的债务成了世界经济的动力，美联储成了世界中央银行的银行，而世界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通过同美联储的合作将美元储备换成美国国债。（3）全球化加强了大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权力，通过各种方式将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手中的资金吸收到美国。

这是一种霸权和金融资本共同治理的体系。全球化不仅推动了世界金融自由化，还推动了美国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是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它们认为金融自由能自动带来金融市场的均衡，能推动创新，能创造大量财富，能带来高回报。在新自由化的教条里，自由就等于均衡，均衡就是效益，效益就是利润。从里根时代开始，美国进行了一系列金融自由化的制度改革。主要在六个方面：（1）放开商业银行。在80年以前，美国商业银行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商业银行基本是地区性银行，很少有跨州的大型银行。里根上台以后，推行了商业银行的自由化，打破商业银行的地域限制。在二十几年中，通过合并和收购，美国产生了一大批大型的商业银行。其中有的银行，拥有的存款高达全国存款总量的10%以上。（2）减少对华尔街投行的监管。（3）放任影子银行的发展。影子银行的发展是美国金融自由化的重要方面。这种影子银行几乎不受政府监管，然而它们在金融体系中的份额越来越大。到了2007年，影子银行提供的贷款，相当于美国贷款总额的75%，而美国传统银行提供的贷款只占25%；这种在传统体制之外另搞一套的做法，是新自由主义的普遍特点。（4）放任金融创新，拒绝监管创新产品，导致“创新”成了欺诈的天堂。（5）人治。美国其实有一些20世纪30年代遗留下来的金融监管机构以及监管条例和法律。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候，许多不愿实施管制的人被任命掌管许多金融监管机构，导致许多监管名存实亡。（6）废弃将投资银行和传统银行分隔开的法律。

自由放任的金融体系带来了两个巨大变化：金融创新和杠杆扩张。这两项是金融资本制作“高回报率”的点金术，也是美国金融资本控制世界金融市场，大规模吸引世界资产的主要手段。

创新和杠杆扩张对美国霸权同样如此重要。

自由和危机（3）

美国作为发达国家，资本充沛而且经济增长率低，正常情况下资本回报率相对低下；而有些发展中国家，资本非常稀缺而且经济增长率高，正常情况下资本回报率相对高。追逐利润的资本应当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但是，为了维持霸权，美国需要推动世界范围内财富的逆向流动。要实现这种逆向流动，将世界财富吸引到美国：一方面是让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购买美国国债，另一方面是金融资本必须创造出高回报、高收益。如何在低收益或没有收益，甚至负收益的资产上创造出让世界惊异的高收益，是美国金融资本向不可能进行的一场挑战。回答这项挑战不仅是金融资本的冲动，也是霸权的冲动。回答这种挑战的秘密，就是创新和杠杆运作。所以，从里根以来，美国长期推动金融自由化，以鼓励创新和杠杆运作。

但是，杠杆运作需要一个基本条件：廉价而充足的信用。

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面临两大挑战：科技泡沫的破裂和“9&#8226;11”。美国出于霸权的需要实施前所未有的赤字战略，将大量的赤字美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注入世界；而世界金融体系又将这些赤字美元循环回美国，使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廉价资产。为了对付高科技泡沫破裂带来的股市疲软和经济衰退，为了弥补恐怖袭击对经济带来的冲击，美联储实施了低利率政策和信用扩张政策。廉价的资本、低利率和信用扩张的政策，为过度的杠杆运作提供了信用基础。美国金融资本既拥有了自由，又可以利用廉价而几乎无限信用，从此进入了一个创新和杠杆运作不断增加的扩张时期。

创新和杠杆导致系统风险或社会风险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迅速集中。

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扩张（杠杆）在政府的放任自流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许多金融创新本身就带来杠杆倍数的扩大。例如，信用违约对置（CDS）是一种典型的创新产品。CDS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AIG就是被CDS击倒的。CDS最初本来是银行之间的一种用于对冲某些贷款风险的手段。这种衍生工具后来被标准化，成了金融投机者赌博的手段，发生了爆炸性增长。世界CDS合同的名义价值从2000年的1万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42.6万亿美元！CDS这种创新还以夸张的方式提高了杠杆倍数。CDS合同需要的头款（Margin）只需要1.5%，其杠杆倍数远远高于其他投资工具。很多类似的创新，五花八门。根本对实体经济没有任何意义，却给金融资本带来了巨大的回报。创新带来扩张，扩张需要创新。金融资本进入了一个贪婪而不受约束的扩张时期。这段时期美国金融资本的回报率大幅度上升，美国几乎形成了一个一条龙的金融出口产业，向世界各地出口高达几十万亿美元计的各类金融证券。

自由和危机（4）

这一轮金融扩张的支点是房市泡沫。

但是，房市泡沫遇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限制（参考下一节）。为了突破这种内在限制，许多金融资本在这场向不可能的挑战中，开始模糊了创新和欺诈的界限。金融资本开始通过创新，人为提高房屋可承受性（affordability），以刺激虚假需求，缓解房屋市场过剩的压力。这一系列创新包括推出可调整利率房贷和次级房贷，甚至所谓“你选择支付方式房贷”等创新产品；在具体房贷过程中，为了将贷款发放出去许多贷款公司和代理人开始大量弄虚作假，等等。这一系列创新，推动了房地产投机浪潮。许多这类的金融创新实际上类似于欺诈。许多购房者实际上根本无承受能力。房贷资本的这种“创新”制造出许多金融垃圾。这些金融垃圾，又由华尔街通过另一番创新，变废为宝，打包成高回报、低风险的优级资产。以处理这些垃圾为中心，逐步建立了一个大规模的门类齐全的产业群，专门包装、评估、推销和担保这些垃圾，形成了完整的资金链条和激励机制。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金融产业链，进一步推动了房市，推动了金融泡沫，将世界各地的资金更大规模地吸纳进美国。

在金融资本走向危机的过程中，金融全球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贷款公司制造贷款，然后将贷款卖给华尔街，用换回的资金从事新一轮房贷；华尔街买进房贷，通过证券化将其同其他贷款混合打包，变成优质债券（CDO），卖给遍布世界的投资者，将世界各地的资本吸收回美国，变成手中的资产，华尔街再用这些资产买入新的房屋贷款，进入新一轮证券化打包过程。

世界资本的这种大循环支撑着美国的房屋泡沫。

但是金融资本无节制地追求风险，导致系统风险的高度集中和积累，为美国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风险。从2000年开始，美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先后对许多所谓的“金融创新”发出警告。其中包括前政府官员、前美联储成员、知名学者等。但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制定者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继续实施金融自由化政策和对“金融创新”的放任自流的政策。结果导致了这场危机。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金融自由是“金融共治”的基础。有人不愿意抽走金融共治的这一块基石。这种自由放任政策不仅基于格林斯潘对金融产业的看法和哲学，也基于美国霸权的需要。美国霸权建立在赤字基础上，而赤字战略得以持续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将世界上过剩美元吸纳回美国。这是美国霸权对华尔街的依赖。美国需要华尔街和金融资本创造出高回报。美国的赤字战略有一个最低条件，那就是有人愿意接受一文不值的美元。如果美国金融体系可以“创造”出巨大财富和高回报率，世界其余国家就愿意接受美元，然后长期投资美国金融产品，等待财富的增长。世界各地的资本就会源源不断流入美国。美国金融体系越有吸引力，美元就越有吸引力，美国就越有能力将赤字美元循环回美国，赤字战略就越能成功，美元霸权越牢固。否则，世界上将没有人愿意将财富循环回美国。那时候，美元将成为真正的白纸，为世界所弃。

自由和危机（5）

美国要用债务统治世界，华尔街就必须能点石成金。

不仅如此，金融自由带来的财富创造，会让其他国家看到金融自由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美国金融体系的成功，是美国推动金融全球化的前提。这就是霸权、金融资本和自由的三重奏。

霸权需要华尔街的高回报；高回报来自于金融创新；创新又需要放任的自由。新自由主义相信金融资本的自我监管和金融市场的自我规范。他们认为这种自由放任的金融市场具有自我均衡的能力，而政府的有效监管将扼杀创新。

所有的警告都被忽视，所有提倡加强监管的建议没被采纳。

金融风险继续以超高速度大幅度集中，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不断积累。

为了维护“金融共治”，确保金融自由，美国金融资本大规模介入美国政治，提供大量的政治捐款。以2008年为例，虽然面临金融危机，美国有家金融机构依然提供了高达几亿美元的政治捐款。美国的政治有许多特色。美国是选举政治。选举需要钱，需要捐钱的人。美国政治将政治献金合法化，将权钱交易合法化。政治家可以拿别人的钱。这种选举同捐款的关系使许多利益集团得以用政治捐款介入政策。这种捐款当然不是慈善事业，捐款的背后是利益。假如你打开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往往都有金融行业的背景。

长期以来金融资本一直在为自由而奋斗。

这种放任自流的金融政策导致了“繁荣”，导致了金融风险越来越高的集中，导致许多金融资本带有越来越大的系统风险。系统风险的高度集中同金融资本私人占有的矛盾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以越来越大的系统风险为赌注，来追求越来越贪婪的私人利润。金融资本以系统风险进行的豪赌，终于导致金融资本的内在矛盾总爆发，“繁荣”终于导致了金融危机。

金融自由的各种神话终于破裂，霸权和金融资本都受到了重创。

摆在世界面前的三张大账单（1）

第三节摆在世界面前的三张大账单

要理解不同国家在发生危机中的不同发展战略选择，必须了解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些危机和结构性问题。目前，这个世界上至少面临三张大单：反危机一张；美国经济结构调整一张；美国婴儿潮退休费用一张。由于篇幅限制，我们只简单看一看这三张大账单。

第一张单:反危机账单。这一点我们在第十七章有所涉及。现在从不同角度来解析一下。美国反危机的重点是拯救金融机构和挽救房市。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根源是房市过剩。只要房价持续下跌，美国金融系统的坏账就会持续上升，金融危机就不会过去。美国必须同时治疗金融体系和房屋市场，而治疗房市是关键。为了达成这两个目的，美国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压低短期利率，最大限度地压低长期利率，尽可能地扩张信用（发行货币）。我们将会看到，这三个政策目标是有矛盾的。

要治疗金融体系，政府必须制造一个让银行可以通过赚钱而消化不良资产的自愈环境。为此，美国做了三件事：（1）降低短期利息，甚至零利息，使银行能在短期和长期利息差中大量套利，用盈利冲销坏账；（2）改变会计规则，使管理层能自己“估计”不良资产的价值，以减少会计损失；（3）大量扩张信用，同时创造条件避免不良资产因信用收缩而大量减值。要拯救房市，政府必须大力降低长期贷款利息，大幅度扩张住房信用，增加房屋的承受性。对此，美联储和政府都有不少的举措。

这种依靠印刷美元和扩张信用来反危机的方式，其前提是美元不能崩盘，美国国债不能崩盘（危机过去以后，另当别论）。问题是，大量注入钞票的行为恰恰可能导致美元和国债崩盘。大量注入货币，可能导致通胀预期，导致美元贬值，导致长期利率上升。长期利率上升会抑制房屋需求，抑制消费，抑制投资。房屋需求不足，房价将持续下跌；房价持续下跌，银行的坏账将不断上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反危机很难成功。

这就是美国面临的反危机两难：既要大量发行货币，又要降低长期利率。这是两个矛盾的政策目标。在美国现有体制下，长期利率由市场决定，美联储作为不大。貌似权力庞大的美联储，在反危机的关键问题上颇为无力。

这就是美国的困境：要同时实现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这是一种向不可能的挑战，而美国必须回答这个挑战。美国回答这个挑战的一个重要战略选择，就是让中国买单。

其实，自21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这种两难困境中徘徊。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为了打赢两场战争，为了扩张霸权，为了对付科技泡沫破裂和经济衰退，一直推行信用扩张和赤字政策。美国大规模的货币发行和信用扩张之所以没有导致长期利率的上升和通货膨胀，完全依赖于中国持续不断地大量买入美国国债。没有中国的持续买单，美国早就出现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利率上升。

摆在世界面前的三张大账单（2）

在目前的反危机中，让中国继续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务，为美国国债护盘，维持美国国债价格的稳定，甚至推动美国政府债券的价格上升，降低长期利率，是美国反危机成败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既大量发行钞票又降低长期利率的效果。由于中国是当今世界几个可以大量购买美国债券的国家之一，中国也是美国主要的战略选择。其实，中国是美国的唯一选择，像日本这类美国的铁哥们，为了自己利益，开始打起了自己的小九九，2009年6月减持部分美国国债。

没有这一招，美国反危机的这些措施，就可能会带来货币大幅度贬值和利率大幅度上升，房屋需求、消费者消费和工商投资受到巨大抑制。到了那时候，美国就会面临总需求大幅度萎缩，经济进入长期衰退，甚至出现崩盘的局面；美国的货币霸权和金融霸权可能受到真正的动摇，美国霸权从此将进入一个长期衰退的时期。假如那种情况发生，这次金融危机也许会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第一页。

“中美国”对美国至关重要。这是目前中美关系的战略关键点。

第二张单:结构调整账单。美国金融危机以后，为了恢复长期的增长，面临结构调整。在现有结构下，假如反危机成功，美国将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正常时期”。放任自流的金融自由化，过度的杠杆运作，成本低廉和几乎无限制的信用，低水平的失业率，等等，将不复存在；美国金融资产的损失将高达13万亿美元左右，金融财富大幅度缩水；美国此一轮周期由房市推动，房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面临供过于求的压力；美国金融资本依然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需要漫长的时间消化；降杠杆过程还没有真正开始；过剩产能将长期存在；消费者在高失业率带来的恐惧下，将改变消费行为，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昔日的繁荣已成记忆，美国将进入一个长时期的低增长、低利润、低投资回报的时期。美国经济增长可能长期维持在1.5%～2%左右。美国最初的经济复苏可能出现周期性反弹，高于1.5%左右的增长率。但是，将很快被新的“正常增长率”所取代。不仅美国如此，发达国家都将面临这种“新正常”的挑战。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美国几乎在衰退中徘徊了10年，最后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帮助美国重现繁荣。

以消费者为例，美国消费者的债务同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在危机爆发时高达133%以上，目前依然为130%。这种杠杆倍数超过了消费者的承受能力。而美国在80年代以前相当长时期，这个比例一直在60%左右。在未来十多年里，美国消费者将逐步降低杠杆比例。

以企业为例。生产过剩导致大量产能过剩，企业的现金流同债务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不得不去杠杆，通过减少投资、减少债务，使现金流同债务的比例恢复到正常水平。通过这种减少投资和折旧的方式，压缩产能，而实现产能与低水平的需要平衡，将是企业必须面临的选择。投资是经济中活性的需求，消费是经济中被动的需求。投资萎缩的结果，失业率将长期偏高，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将长期下降。

摆在世界面前的三张大账单（3）

以金融体系为例。银行在自愈的过程中，与周期共振，不仅不会增加对经济的投入，反而会将资金和利润从实体经济中抽走。经济低迷，将增加投资的风险预期，导致银行减少贷款、提高利息。工商信贷、消费者信贷面临长期萎缩和利息提高的困境。

即使反危机成功，美国也将繁荣不再，美国GDP的潜在增长能力将下降，而且其GDP的实际增长将长期处于这个压缩了的潜力之下。这是好的预期。不好的预期是，美国出现日本那种长期的停滞。

危机以后的这种低增长陷阱很难突破，非得有结构性调整。目前的经济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内在矛盾和金融资本内在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总爆发。美国要想恢复经济增长，必须吸取日本的教训，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美国今天的主要结构性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别太大，导致生产过剩。美国要走出长期低迷的陷阱，必须“革”新自由主义的“命”，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这包括更多的监管和局部改变新自由主义的分配体系。如改革市场化的医疗、卫生、保险体系，实施某种程度的全民保险，将低收入劳动者的一部分医疗成本社会化，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间接提高可支配收入，从而推动消费。其他可能的选择还应当（笔者认为）包括：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某种程度上增加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的作用；提高税收，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财富转移给低收入者；增加其他社会开支；等等。这些结构调整的效果是滞后的。在经济缓慢增长时期，推动这些调整将会导致大量的赤字。美国出现第二、第三个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不是不可能的。

假如所有这些都不能使美国经济走出停滞或缓慢增长，美国还有一种选择：通货膨胀。一场持续的高通货膨胀，一场类似于1971年的另一次美元震荡将彻底解决美国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债务问题，将整个系统清洗干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面临类似的问题，日本、德国和法国纷纷要求改造国际货币体系。美国最后逆向操作，实施了一次超常规的货币战，让对手措手不及，只得接受现实。

第三张单：谁来养活美国婴儿潮出生的退休者？美国1946-1964年出生的人，统称婴儿潮。这些人在未来20～30年里将退休。美国人寿命变长，而出生率却长期下降，人口严重老化。婴儿潮退休面临一个巨大问题：谁来养活婴儿潮退休者？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从实物生产方面看，人口老化导致从事生产的人大幅度减少，而消费的人大幅度增加，打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如果没有净货物输入，将出现实物短缺，价格上涨。第二，从金融资产方面看，婴儿潮的各种退休计划(包括机构退休计划、个人401k、政府社保和退休计划等)，大都投资于股市、债券、不动产和其他投资工具。为了支付退休以后的生活费用，这些婴儿潮必须出售金融资产。个人是这样，政府也是这样。比如李大妈要退休了，李大妈的退休费用可能由两部分构成：政府退休金和自己的投资。假如退休金不够（在美国比较常见），李大妈可能会卖掉房子，可能会出售手中的股票和债券。

摆在世界面前的三张大账单（4）

李大妈的退休金来自哪里？来自政府。政府同李大妈一样。比如某个州政府一般要用尚未退休的公务员新缴纳的退休金来支付已退休的公务员的退休金，假如新缴纳的退休金低于必须支付的退休金，政府必须出售股票、债券或政府债券（比如美国的社保金主要投资于政府债券；到时候社保金必须出售政府债券）。由于人口老化，将来新缴纳的肯定低于必须支付的。在未来的20～30年中，大量的金融资产将这样不断地被出售。由于美国出生率低，人口严重老化，美国将没有足够的“年青一代”来承接这些资产。基于供求关系，这些资产将会大量贬值，如股市贬值，债券贬值，房市贬值；等等。这将给整个婴儿潮整体退休后的财务状况带来巨大问题。

如何解决这两个问题呢？要解决实物生产不足的问题，美国必须找到愿意长期对美国实施出口战略的国家。要解决婴儿潮急于脱手的这些金融资产问题，必须由外国人购买。总之，养活婴儿潮的这张单必须由外国人承接。否则，美国就必须降低消费水平。这些国家可能是谁？其他发达国家？不是，其他发达国家面临同样的问题。养活美国婴儿潮退休者的这张单，只能由发展中国家来接受。美国必须寻找实力足够强大的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数量足够多的实物产品，然后再用换回来的美元来做这些退休者整体的下家，把他们欲脱手的金融资产接过来。

以上三张大单，都是以万亿计量，会落入谁家呢？

美国在21世纪内，必须是财富和货物净流入者，美国需要有人长期、不间断、持续地买单。财富和货物必须从穷国逆向流出，必须以世界各国之物力，支撑美国21世纪之霸权。而要实现这种货物和财富的逆向流动，出口导向和金融全球化是关键。

简而言之，全球化。

中国面临战略选择的临界点（1）

第四节中国面临战略选择的临界点

中国必须去出口导向。而且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去出口导向的临界点。一个国家要想长期迅速地发展，中央政府不可挑战的权威和社会稳定非常重要。今天中国影响社会问题的最大隐患是什么？是分配不公和腐败。中国长期生产过剩，长期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根本原因是财富分配不公。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很多，除了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以外，主要是出口导向。

出口导向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资源配置上，同内向发展争夺资源。出口导向撕裂了中国，将中国撕裂为内地和沿海、内向和出口。在第十六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出口导向和发展抑制的关系。内地和内向发展抑制，导致工作岗位不足，就业不足，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新自由主义强调过程公平。其实，出口导向使内向发展同出口产业，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例如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以优惠政策推动出口，实际上就是将内向发展放在不平等的位置上。同时出口导向还导致教育投资不足。出口导向将资源和财富循环到其他国家，严重抑制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导致贫富悬殊。

第二，出口导向推动导致“铁的工资定律”死灰复燃，导致发展中国家普遍贫穷化。全球化通过“三位一体”的专政，保护了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垄断，使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更加严重，更加牢固，在发达国家高科技垄断产品和发展中国家低端可替代产品之间，建立了一条体制和法律的鸿沟，形成了不断扩大的价格剪刀差，带来了不断扩大的剥削，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加速向发达国家流动，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贫富悬殊加速扩大。假如有竞争的话，发达国家在高端（高技术领域）竞争，发展中国家在底部竞争。

在这种竞争中，中国大量的资源被导向到“发挥落后的优势”的产业上，大量的出口产业处于世界产业链的底部。中国的出口产品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高度的替代性，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在世界产业链底部形成激烈竞争。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资本总是从利润低的国家向利润高的国家流动。在发展中国家间，这种资本的流动就表现为向工资水平低的国家流动。资本的这种逐利，最大化了资本的利润，却导致发展中国家劳动者工资的普遍下降或停滞。为了获得海外的低端市场，增加出口份额，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竞相压低工人工资，降低劳动保护标准。以中国为例，一旦中国工资水平上升，出口产品价格上升，海外市场的订货就会向工资水平更低、价格更低的国家或地区流动。全球化使中国劳动者必须同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的劳动者竞争，同工资收入最低的国家竞争。这种迈向底部的竞争，导致中国出口产品面临价格下降，劳动者面临真实收入下降或停滞的困境。这种产业链底部的竞争越激烈，发展中国家劳动者越贫困。在这种荒谬的体制下，从理论上讲，只有当全世界都实现了充分就业时，当全世界由市场形成的“自然最低工资”相当于中国劳动者的工资时，资本才无法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中国低端出口产业劳动者的工资才会稳定或上升。全世界的充分就业几乎永远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全球化体制使中国劳动者面临没有止境的工资和收入压力。在这种迈向底部的竞争中，出口导向越发达，世界市场的竞争越激烈，劳动者的工资压力越大，收入越低。

中国面临战略选择的临界点（2）

全球化所推动这种向底部的竞争，使原始资本主义的“铁的工资定律”在21世纪重新上演。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劳动者不仅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反而是经济增长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由政府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保护最低工资水平。但是，新自由主义者却强调，工资作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必须由市场决定。所谓市场决定，在这种向底部竞争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使中国劳动者的工资在国际竞争中由世界上最低工资水平决定，实际上就是要劳动者为出口导向战略买单。

新自由主义对世界市场的无知和对劳动者的歧视不言而喻。

这种向底部的竞争不仅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利润下降（加剧了剥削），而且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夺发达国家开放的低端市场，而面临博弈论里面的所谓“囚犯难题”。在这种竞争中，几乎每个发展中国家都知道，低工资是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方式。但是，每个发展中国家都担心，假如只有她不维持低工资政策，在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的过程中，她会大量失去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市场，出口导向战略将面临困境，经济增长将会放慢，失业就会增加。在这种难题面前，最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选择低工资政策，结果导致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贫穷。如果说，前全球化时代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共同利益联合奋斗的时代，那么全球化时代就是发展中国家被分而治之彼此竞争的时代，共同面向贫穷的时代。破解这种共同贫穷的关键，是改造全球化。在罗马帝国为奴隶们准备的竞技场里，结局是竞技者的共同毁灭。那是一种面向共同毁灭的竞争。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像不像罗马的国度竞技场？

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这种危害中国崛起的隐患，必须将国民储备用于内向发展，必须用国民储备创造大量的新的工作岗位，必须提高工人工资，必须大量推动内向发展，必须去出口导向。

以上是从贫富悬殊的角度看。

从世界经济的现实来看，中国也应当去出口导向。长期以来，出口尤其是对美出口，实际上是拉动中国GDP的主要引擎之一。现在，即使中国帮助美国反危机成功，这支引擎已经疲软无力，救不了中国经济。雨过天晴，并不是艳阳天。中国希望通过美国反危机成功，帮助自己恢复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很难逃出失望的阴影。

要在出口导向的战略下解决中国经济过剩的问题，恢复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是一种向不可能的挑战。这种战略越成功，内需越萎缩，生产越过剩。在结构不调整的情况下，出口的疲软，将使中国经济同样进入一个新的“正常增长”时期，一个远远低于过去的增长时期。中国反危机的出路，必须以发展战略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为中心。而调整的核心，是去出口导向和培养内向发展的生长点。

中国面临战略选择的临界点（3）

中国必须调整出口导向战略，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内向和内需发展上，放在调整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上。将反危机和发展战略调整结合起来，是中国经济彻底走出危机的需要。结构调整和去出口导向是中国恢复长期高速增长的唯一出路。

中国目前的反危机举措没有体现这种思路。反危机的着力点放在刺激短期需求而不是结构调整上。依然把中国经济发展和走出危机的希望放在世界出口市场的强劲复苏上；依然放在外向发展或虚拟增长上面。大量的资产继续不断地投向海外，没有过紧日子的打算，没有下力气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没有体现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优化内需经济结构的思路。出口导向战略惯性依然可见。

目前反危机在刺激短期需求上是相当成功的。4万亿元振兴计划、10多万亿元的新增贷款，有利托起了短期需求，使中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一枝独秀。中国2009年，甚至2010年，极有可能实现7%~8%的增长目标。

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反危机思路隐含危机：这种刺激短期总需求的反危机措施，没有回答出口市场将长期疲软所带来的挑战。短期的政策目标，无法解决长期结构性问题，无法解决中国经济将长期面临的过剩难题。不仅如此，许多新增的贷款流向了房市、车市、股市有可能催生一次微型泡沫。在经济衰退期间出现这种泡沫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第一，它表明经济刺激没有起到刺激低收入阶层消费的目的，而这是生产过剩的根源；第二，一旦实体经济没有实质改进，泡沫就会破裂。

假如世界经济真的在相当长时期内繁荣不再，假如世界出口市场真的在相当长时间内繁荣不再，假如出口真的面临长期疲软，中国怎么办？目前的政策目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短期刺激以后，2011年中国怎么办？

解决长期经济问题，必须调整战略，调整结构。

假如中国不利用今天相对宽松的财政状况，不利用相对充裕的外汇储备，不利用相对良好的银行资产状况，不利用用于刺激计划的几万亿元投资，不利用几十万亿元的贷款去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在经济刺激计划以后，在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将有可能在世界经济缓慢增长的大背景下，滑入漫长的低水平增长时期，失业率将长期高居不下，大量的产能将无法实现。那时候生产过剩，利润下降，房价下跌，股市下跌，税收减少等等，不是不可能。

在那种情况下，今天银行体系发放的大量贷款，就有可能成为不良资产。在那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税收状况，政府债务状况，银行贷款和资产状况，消费者个人的债务状况，就业状况等等，都将不如现在，中国大量的外汇储备要么已经套牢，要么大量消耗掉。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再进行内需和内向为主的结构调整的空间将大大缩小，难度将大大增加，中国将面临因经济长期缓慢增长带来的许多社会经济问题。

中国面临战略选择的临界点（4）

如果不改变出口导向战略，中国有可能滑入日本的困境。出口产业、对外投资和虚拟资本相对繁荣，进一步同内向发展争夺资源，导致内向发展进一步抑制，导致二元经济严重恶化，导致经济的低速增长。日本的情况同中国还不一样：日本当时的人均GDP高于中国，日本的收入分配不公没有中国这么严重，日本有良好的福利政策。假如中国陷入日本那样长期的低增长陷阱，出口导向对内向发展的抑制将进一步加重，中国的贫富悬殊将进一步加重，从而产生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要调整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中国应当从刺激总供给的圈子里跳出来，进行微观干预。日本在总需求这个圈子里转了几乎20年，依然陷在经济停滞的迷宫。中国政府要认真研究头三十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发挥传统优势，直接投资创新企业，投资技术，投资改造，大量改造老企业，大量投资中部和西部，以创造出持续的就业，等等。这些年，出口导向代替了产业政策。中国要在反危机中，制定调整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不能再让出口市场来决定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一句话，组织起来，妥善运用行政干预，眼睛向内，就可以渡过难关，还可以比较迅速地改变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提升持续的内需。政府干预是必须的，政府的微观干预有时也是必需的。政府不只是服务员，政府也是名正言顺的参与者。同时反危机的重点要放在弱势群体身上，通过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要大幅度增加社会公共福利项目，通过对弱势群体提供医疗、退休及其他福利等方式将他们的一部分支出社会化，由政府承担。

中国要旗帜鲜明的以社会主义来反危机。

经济管理和反危机，要实施风险管理。对那些出现概率高的风险，必须未雨绸缪。否则，就太迟了。